饱经风霜的老广钟：在时光流逝中记录流逝的时光

　　深研清代钟表的广州博物馆老专家黄庆昌先生曾说：“(西洋)钟表在中国传播和被接受的速度是其他任何西方物品无法比拟的。”他还说：随着西洋钟表在宫廷、官府、官吏及贵族家庭中普及，中国多处地方出现专门的钟表制造，成为清代手工业颇为独特的一行，“而广州则成为钟表制造之翘楚，所制造的钟表世称‘广钟’”。

　　9月20日在越秀山广州博物馆新鲜开幕的“匠心神巧——广作特展”中，几件精工细作的“广钟”吸引了许多目光。弦轮密运，华贵精准，它们是中西文化与技术交流的成果，也是时代造就的特殊产品。

　　饱经风霜的老广钟

　　现在还能走

　　沿着“匠心神巧——广作特展”展厅的左手边往里走，从规模宏大的“錾胎珐琅太平有象”侧经过，不几步，就是四座漂亮的钟表，高低错落，五彩斑斓。温暖柔和的灯光从周遭打过来，将它们的每一个细节都照得清清楚楚。

　　那件“铜镀金珐琅瓶变字转花开花钟”是其中最醒目的一件。它共分三层，底层内置机械装置，正面居中为三针时钟，钟盘左右两侧各设一朵料石转花。二层箱体正面为四字横幅，横幅内容可变换为“喜报长春”“福与天齐”“福禄万年”“太平共乐”，平台四角各设一瓶转花。上层为蓝珐琅双兽耳扁瓶，瓶体饰金色八宝图案和卷草纹，瓶腹中央圆形窗口内嵌料石变色转花，其花瓣形状、颜色均可变换，有红、绿、黄、蓝四色。瓶中插一花树，顶花可开合，花心落一蝴蝶。上弦启动后，在音乐伴奏下，底层正面钟表两侧的料石花旋转，二层四字横幅轮换，上层瓶体腹部转花变换形状及颜色，顶花花瓣开合有致。博物馆专家指出，此钟的机械原理、造型风格、复合工艺集中体现了乾隆时期广匠高超的技艺。

　　这件广钟，是上世纪60年代故宫博物院调拨广州博物馆收藏的。同一时期调拨而来的，还有展览中展出的“铜镀金转人水法奏乐钟”。它底层内置机械装置，正面下方为三针时钟，钟盘四角绘珐琅花卉。表盘上方布景台内置人物山水风景。第二层为八角亭，报时之际有音乐伴奏，亭内门帘卷起，红衣女郎绕行一周。经由这些令人惊叹的作品我们不难推测，当时最好的广钟，绝大多数都进入了宫廷。去过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人，多半应该知道那里有一个专辟的“钟表馆”，陈列着经年积累起来的清宫旧藏钟表，当中“广钟”的比例不小。此外，沈阳故宫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等也藏有不少广钟。广州博物馆的广钟收藏也很有特点。

　　与同时的西洋货相比，广钟体现出非常鲜明的中国特色。广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帅倩指出，其造型多为以祝寿、年节祝福等为主题的亭、台、楼、阁建筑或葫芦、盆、瓶等具吉祥寓意的器形，最突出的特点是表面饰以颜色鲜艳的黄、绿、蓝各色透明珐琅与细密繁缛的西洋花纹，以及大量配置水法、转花、变花、跑人、转鸭、鸟音等新奇巧妙的变动机械装置。

　　那么这些饱经风霜的老广钟还能走吗?帅倩告诉记者：可以走，但需要专业人员上发条。在故宫博物院中，有不少钟表修理专家。古老的计时器在他们的呵护下，依旧能够记录下时间的流逝。

　　西洋钟最早从广州登陆

　　对标准时间的追求，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它既与农时、日程等生活需求密切相关，也与祭祀、礼仪的精神层面活动密不可分。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精确计时仪器的国家之一，至少在2000多年前，就出现了“土圭”“日晷”“漏壶”等仪器。这些古代的精密仪器与发达的天文观测技术互为促进，为古代中国的社会运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虽然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认为，现代机械钟表中使用的擒纵器源自中国古代苏颂的发明。但毋庸讳言，真正意义上的机械钟表，的确是一种地道的舶来品。而广州，就是它登陆的第一站。

　　黄庆昌等专家指出，从16世纪中期开始，为了能够获得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官方的认可，不断受到抵制的一些西方人员另辟蹊径，以赠送西洋新奇物品为突破口展开“公关”。这当中，除了“千里镜”(望远镜)、“万花筒”(三棱镜)、地图、地球仪之外，很重要的就是钟表，“钟表几乎成了外国人给中国人送礼的最佳之选”。

　　最早将西洋钟表带入中国的是意大利的罗明坚，“明万历九年(1581年)春，罗明坚由海路至广州，送一机械表给总兵黄应甲”。当时人记载，“这是一种用许多小齿轮安装成套的计时工具”。收到这些新奇的西洋物品，当时的海道副使不顾朝廷海禁政策，安排罗明坚在广州居住了三个月。万历十年(1582年)12月，罗明坚、巴范济来到肇庆府，向时任两广总督的陈瑞献上包括自鸣钟在内的许多贵重礼物。陈瑞非常高兴，把他们安排在肇庆东门天宁寺内居住。为了适应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罗明坚还亲自调试自鸣钟，把一日24小时改为12个时辰，同时把阿拉伯数字改成中文。黄庆昌指出：“此举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1601年，中西文化、科技交流史上的著名人物、意大利的利玛窦利用两座自鸣钟，敲开了中国皇宫的大门，也得到了在宣武门内居住的许可。

　　广钟是西方技术中国化的典型代表

　　中国官方文书记载，西洋商人将西洋钟表运到广东售卖，开始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至乾隆时期，中西钟表贸易达到鼎盛阶段。西洋钟表的便利与准确，在民间也刺激了消费欲望，尤其在广州、苏州、上海等重要商埠大受欢迎。清人昭裢《啸亭续录》记载：“近日泰西所造自鸣钟表，制造奇邪，来自粤东，士大夫争购，家置一座为玩具。”在官民两界的需求驱动下，南方各地尤其是广东对西洋钟表的仿制也越来越多，其中的精品也被地方官员用作贡品。

　　广州是中国最早接触自鸣钟的地方，由于大量西洋钟表在广州集散，广州成为清代民间机械钟表制造的重要中心之一。首先是洋人在广州开设钟表作坊，如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长马金图斯、18世纪伦敦著名的钟表匠詹姆斯·考克斯的后人都在广州开设了钟表工场。乾隆时期访华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成员、钟表工匠珀蒂皮埃尔后来也居留广州，为本地的钟表商工作。同时，一部分广州本地工匠也开始创业。

　　目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广州的钟表行业至少在康熙时期即已形成。但直到乾隆早期，技术方面与西方同行相比仍有不小差距，“未及西洋之精巧”。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帝传谕两广总督：“从前所进钟表、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进钟表、洋漆器皿、金银丝缎、毡毡等，务必要洋做者方可。”可见这位每年订购价值高达3万两到6万两白银顶级钟表的超级“发烧友”，对当时的“广钟”还是不太满意的。到了乾隆中后期，特别是“一口通商”之后，经过长期的生产工艺和技术经验积累，擅长变化革新的广州钟表工匠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所制浓缩了东西方艺术、工艺精华的广式钟表，深受人们的喜爱。马戛尔尼使华团成员约翰·巴罗在其《中国行纪》中有这样的记载：“现今他们在广东，像在伦敦一样，以三分之一的成本，生产科克斯和梅林(Coxe and Merlin)仓库曾经大量输往中国的各种精巧机械装置。中国人头脑灵活、颖悟，纤细的手天生用来干巧妙的工作。”

　　黄庆昌指出：“延至嘉庆时期，广东粤海关每年都要向宫中进献2至4件广钟。故宫博物院的几百座广钟都是乾、嘉时期广东的贡品和经典之作，也因此成为保存广钟最多最为集中的地方。”从档案中看，乾隆朝有相当多的广东钟表匠进京服役，称为“南匠”，由广东督抚挑选进京，技艺高超者还可携带家眷。

　　广钟融会了中西的工艺和技术，可谓是“西方技术中国化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