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屈原《诗经》

　　写诗怎样写得好，怎样把诗写得出神入化，不外乎是以烂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而功夫则是在诗外，在现实社会中，在一事一物中，在你对世界的一向理解之中，诗中功夫则是发挥你的想象。榜样作品是毛主席诗词，李白诗歌，他们是烂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顶峰诗作诗人，顶峰是还没人超过他们。烂漫主义的典型作品是屈原，现实主义的典型作品是杜甫，《诗经》，他们也是顶峰诗作诗人，顶峰是还没人超过他们。李白疑似发扬了屈原烂漫主义精神，杜甫疑似发扬了《诗经》现实主义精神，则有了李白惊世骇俗的诗歌，有了杜甫不同凡响的诗作。

　　屈原是烂漫主义源头，《诗经》是现实主义源头，烂漫主义源头被李白引导发扬光大，现实主义源头被杜甫引导发扬光大。屈原与李白都是浪漫主义者，区别在于屈原纯烂漫主义，他的烂漫主义之中很少存有现实东西，他几乎不面对客观的社会现实，不介入社会现实的内部，一味的抒发他愤懑和哀怨的情怀，漫游于他的梦幻和想象之中，把香草喻美人，把美人指代楚怀王，或别的他所比较崇尚的贤君或神灵，完全游离于客观世界之外，驰骋在他虚拟的另一个世界之中。他不愿面对他个人的穷途末路，不愿面对社会现实，不愿把他个人的和整个社会的关系牵扯在一起，要是牵扯结合起来是变成现实主义了，加以他的想象是变成现实主义与烂漫主义相结合了。他个人经历扎痛心灵，现实社会太令他绝望弃世，他都不愿意面对，面对太痛苦，要解脱痛苦，必逃避现实，痛苦是在现实之中，逃避现实即解脱痛苦，这是他倾向纯烂漫主义的原因，把精神寄托在对贤君神灵的仰慕上，纵情于虚拟世界的想象和幻想。李白没有屈原的经历，他关注的不是社会，是行乐要及春的美景，天地中的美景，人生美景，是欢乐中的烂漫主义，不像屈原是痛苦中的烂漫主义，要撇弃痛苦必一同撇弃了社会现实，撇弃了天地美景，撇弃了人生美景，痛苦中的人眼中心中没有美景，屈原是以梦幻般的烂漫主义驱除心中的苦闷烦闷痛苦，李白是以眼中有景的烂漫主义给他的欢乐插上腾飞宇宙的翅膀，他对着美景纵情歌唱，对着客观事物抒发情感，以眼前所见作为他现实主义的依据，以他奔马不拘的想象增强他烂漫主义的欢乐，在眼中有物心中有情的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发挥他尽善尽美的烂漫主义。李白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烂漫主义思想。

　　杜甫与《诗经》都是典型现实主义，杜甫是批判现实主义，《诗经》也存在批判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是揭露客观社会的黑暗、不公平不正义，《诗经》典型的有《伐檀》、《硕鼠》，次为《载驱》、《株林》等。杜甫为什么不是烂漫主义，杜甫是关心社会现实的伟大诗人，社会现实冷酷无情，黑暗腐朽，杜甫是有良心的诗人，他人生坎坷，现实生活和客观社会牵扯着他的灵魂，他不能漠视社会，违背他的感知和良心，违背等于漠视他的人生，抛弃他的人生，同流合污，甘愿堕落。人生是与社会息息相关的，社会黑暗，人生黑暗，除非你与社会划界线，拒绝这个社会，批判社会，抨击社会。否则，人生一样黑暗，你是向社会妥协，助纣为虐。杜甫的认识观是正确的，面对这样的坎坷人生龌龊的社会，是龌龊社会造成了坎坷人生，他没有愉悦心理，他烂漫不起来，他不能以烂漫主义的心态去记录冷酷肮脏的人吃人的社会，唯一选择的是以诗歌形式如实地记录下这个万恶社会。《诗经》是周朝时期的作品，生产力低下，科学没有萌芽，围绕在四方的山川湖泊都是神灵居所，祭祀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联想和想象力都还在恍惚蒙昧的状态，能突破这个恍惚蒙昧状态的便能吟诗写诗，这种人自然不多，不多的这种人还不能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没有丰富的想象力烂漫不起来，遇事只有一五一十地记录下来，以歌吟歌唱的形式修饰辞藻，成为民歌，或直接吟唱以后不断修改成为民歌。这就是众多诗人作品组成的《诗经》，《诗经》的一首诗也许是众多人参与创作修改的集体作品，《诗经》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多姿多彩，很多诗的敷陈组合似乎都闪耀着集体的智慧，说不定《伐檀》、《载驱》、《株林》是集体创作的结晶。《诗经》比较正面地反映了社会面貌。杜甫也许苦读过《诗经》，他正确地发扬了《诗经》的现实主义思想。

　　诗是灵性与高度概括整合的产物，缺乏灵性，诗不优美，缺乏概括力，诗内容不丰满。李白杜甫屈原《诗经》没有那样的缺乏，一直是中国历史诗领域的最高峰，毛主席后来居上，备受一代代人仰望。他们只懂得仰望，懂得背诵，不懂得创作。当今人类，铜臭的过度熏染而失去了灵性，长期习惯性模仿的简单思维失去了高强概括力和创造力，社会堕落，人性堕落，诗堕落沉沦遭际灭绝性灾难。最“进步”的是还有一些人对几千年前一两千年前的诗领域辉煌高峰的崇拜和死记硬背。

　　2019-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