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忠泰长篇自叙《一路跋涉》连载（七）

七、初二下学期

　　迁居柏林供销社的第二天，即1981年阴历正月初九，早晨七点钟的时候，父亲带着我去三里外的新的学校——柏林中学。进入校长办公室内，校长李家坤、教务主任刘仁松都在，老校长兼书记陈少修也在(父亲的老熟人)，当着他们的面，父亲介绍了我的以往和转学情况。看那样子，父亲早已经告诉他们有关我的情况。根据我的学习成绩，应该进入柏林中学初二年级(一)班即快班。在校长李家坤的吩咐下，教务主任刘仁松起身带我进入另一间办公室里面，交给一位四十出头的细个瘦脸的中年人，即初中二年级(一)班的班主任兼物理老师徐某。物理老师徐某先是坐着瞟了我一眼，一声不吭，慢慢啃着馒头看着我递上的成绩单，过了半天才站起来不吭声带我走到后面的一排教室内。教室内正在上课，一位青年教师教着语文。在班主任徐某的安排下，我坐到了教室内后面一位姓冯的男同学旁边空着的座位上面。

　　语文课上完以后，按理应该休息五分钟，接下来的，是一堂数学课。上课铃响起之前，一位头发稀疏、灰额土脸黑牙，约五十岁的中年男教师腋下夹着一大摞书本走进教室，嘴边叼着一支燃着的香烟，不停地自言自语什么内容，更加奇怪的是，他不遵守上课下课时间规定，来了即开始上课，延时下课，讲课中间抽烟也很厉害。上课时候他的声音高低不等，没有规律，其间还要接连反复更换眼镜，他常带着两副眼镜。他布置练习喜欢题海战术，学生作业一般由他当场批改，谁做错了作业或者不认真听讲都能遭到他的大声辱骂，有时殃及学生的父母甚至祖先。当然，他高兴的时候，也没大没小地谈天说地开些玩笑，嘻嘻哈哈。总之，他给人的印象是，习惯随心所欲，喜怒无常。

　　我来这里上了几天学以后，从同桌那里得知了数学老师陈某的部分情况。同桌悄悄说道，数学老师早期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之后不久回来了老家，现在还是单身，可能有点神经病。我很奇怪，神经病人怎么能够做老师教书。后来，我又得知，数学老师陈某1957年毕业于著名的清华大学物理系，核工业部的部长宋任穷亲自动员他去大西北参加核研究工作，他立即加以拒绝，因为不愿意白白送掉性命。据说，周恩来总理也曾经亲自来做动员，同样遭到他的断然拒绝，总理实在忍无可忍生了气，进行了严厉批评。结果，他因固执己见而被遣送回了老家柏林镇附近乡下务农。1978年，由于落实有关知识分子政策出台，当地教育部门觉得他是一位名牌大学生，国家也需要人才，继续长征进行现代化建设，就招他进入附近柏林中学教书。

　　数学老师陈某的形象，是由他自己造成的。我心里想，数学老师竟然不听周总理的动员，而且惹周总理生气(须知周总理很宽容大度，不会轻易生气)，可以想见他的德行，必定是非常差劲。事实上在柏林中学全体教职员工里面，无人愿意亲近他。看来，他的人品确实是有些问题的。

　　在数学课堂内，数学老师陈某多次讲，自己想起宋任穷就要咬牙切齿，留在脑海里面的恶劣印象不可磨灭。数学老师还说世道要变，上面很快就要公开评价已故毛泽东主席的功过是非。听那话音，他每天晚间都在单人宿舍里面通过收音机中新闻节目获取相关政治信息。

　　有几次上课时，数学老师陈某说，当年自己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许多著名演员都来学校里面进行慰问演出，那些女演员实在漂亮，皮肤细腻白嫩秀色可餐。还说，柏林公社这个地方的官员级别小得可怜不屑一顾，如果自己那时不回来，现在就会以坐小轿车代步，那种屁股后面冒烟的小轿车，也许，还有漂亮的女秘书陪着提茶递烟。显然，陈某存在人格缺陷。

　　几乎在每节数学课堂里面都可听见老师陈某那声色俱厉的骂人声音，每位同学都挨过他的骂：什么成绩好的翘尾巴，成绩差的像蠢猪，调皮的男学生是强盗，穿花衣裳爱掠头发的女学生是贱人。总而言之，学生们都不好，仿佛世界上的人都很坏，只有他自己好。

　　因为数学老师陈某的烟瘾大，在课堂内一根接着一根地抽，咳嗽接连不断，污染教室。一次，那位坐在第一排紧靠讲台的女同学，被烟雾熏得难受，皱眉用手扇了一下。数学老师立即骂女同学的父亲是肺结核痨病患者，样子更加让人厌恶。他骂人的口气，简直无所不用其极。

　　我也被数学老师陈某骂过，就是“好牛好马不出栏”。找我的茬，他是有办法的。我心里想，自己挨骂原因，主要还是由于我的父亲担任着柏林供销社负责人(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当初父亲送我来上学，没有主动接近他。而他自己曾经吃过共产党的亏，心里有气，自然，他对于共产党的干部也就没有什么好感了。

　　在柏林中学内，初二年级共有两个班。数学老师陈某除了教初二(一)班即快班，还教初二(二)班即慢班。他能够大骂快班的全体同学，更能大骂甚至动手打慢班的同学。柏林中学之所以愿意留着他，是因为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生，这个响亮的招牌，可是无价之宝招牌。话说回来，其余中学多数不会要他。

　　物理老师兼初二(一)班的班主任徐某，是个细线条的人，与数学老师陈某不合，管教学生方法不同。如果说数学老师陈某是急性子，那么物理老师徐某就是慢性子。

　　物理老师徐某比较阴，笑里藏刀笑面虎类型人，通常不会公开教训学生，然而他如果盯着谁，谁就会有麻烦了。他不打也不骂你，只是让你跟他一起去办公室或者他的单人宿舍，叫你站着写检讨，不停地写，反复加工修改，直到他觉得满意为止，否则的话，你就休想回家里去。很多同学吃过这种苦头，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初二时期记忆非常深刻的，有这样的一次：

　　那天下午，正要放学的时候，几个高大调皮的男同学见我面相斯文秀气，就一起过来逗我“羞姑娘”。情急之中，我脱口说出了一句“我又不是女伢”。恰巧被班主任兼物理老师徐某过来巡视的时候听见，这不得了。物理老师立即说我的思想意识道德品质有问题，让我跟着他去物理办公室接着去他的单人宿舍里，要我写出深刻反省，挖掘思想根源，触及灵魂。我只得拿出纸笔写检讨书，然而总是过不了关，直到天色逐渐暗淡下来，他才允许我回家里面去。物理老师之所以这样整我，主要是因为转学那天上午父亲没有亲自带我去物理办公室专门会见他。物理老师徐某也不太看好共产党的干部，有一次在课堂里面说过，陶斯亮所写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这篇课文让人落泪，说明了已故共产党领袖犯了错误，过段时间，功过是非就会公开，领袖尚且如此，一般党员干部更甚。物理老师这种思想觉悟，似乎等同数学老师。

　　可笑的是，这位班主任兼物理老师徐某的独生儿子(与我同龄)，学习成绩较差，初中毕业以后走上社会，因犯流氓罪而被判刑关进监狱长达数年。也许儿子失足让徐老师改变了部分思想，能够宽容理解别人。

　　那时的初二(一)班里，有一位与我一样转来的男同学吴某，每次放学以后，我们一起走在学校附近一条公路上面。一天中午，我们两人正走着，忽然看见物理老师徐某骑着自行车从旁边过去赶往亲戚家里办什么事，那位性格外向的男同学吴某随口朝着物理老师背影喊了一句“老朋友再见”。(那种叫法，很像罗马尼亚电影《桥》里面的歌词。)下午上物理课时，物理老师站在讲台上面公开指责那位男同学：“我可以当你爹，什么朋友。你真是没有教养，今后小心……”

　　教师如果缺德，就会耽误别人子弟，甚至带给学生心灵创伤，从而危害全社会。谁欲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自己首先内心世界必须纯净，否则，就是造孽害人。

　　当然，在我心中那个学期的老师并非都不好。由于父亲是柏林供销社负责人，我在这个新班级里面受到老师们的注意。

　　语文老师夏振国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当地年轻人，县师范毕业不久的，发现我在一篇作文《笔的作用》中写了这么段话“鲁迅先生手里的笔，是匕首是投枪，就像战士握紧武器，把子弹射进敌人的胸膛……”，感到十分吃惊，就在课堂上面当众问我是不是抄写了什么文章。我听了很气愤，觉得受到极大侮辱，从座位上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声称自己没有抄袭。其实，作文里面那段文字我是非常自然地发挥出来的，记忆之中，以前我也确实在什么地方读过类似文字但是绝非抄袭。(那是中学时代我的唯独一次顶撞老师，以后在校从未发生，说实在的，我也再无这种底气。)记得当时我的顶撞，引起同学们的一阵笑声。语文老师受到反抗，也很生气，但是他尽量克制着，让我坐下，说了一句“你别自以为了不起，我只是觉得在哪里见过这段类似的文字。”当时，我还是暗自不服气。语文老师比较聪明，两天以后在语文课堂上，讲授课本里面郭小川先生的诗歌《甘蔗林——青纱帐》，特意点名让我朗读。我站起来用普通话朗读了那首诗歌，语文老师很满意并且当场表扬我读得很好。这样，我和语文老师关系不致恶化。从那以后，语文老师对我刮目相看。很巧的是，那个时期他的弟弟夏建华就是我的同桌。

　　英语老师肖元珠是一位三十出头的当地妇女，中等个子，体态丰满比较健康，有点脾气，但是心地善良，爱岗敬业。我的记忆之中，她在教完我们初二下学期以后就调往汉口她自己的丈夫那边去了。

　　政治老师肖运权身材魁梧高大，三十多岁的样子，正直善良待人和蔼，平日言语不多。一次他在教《青少年修养》课程的时候，看见我接连小声向同桌嘀咕什么，比较生气，但他只是说了一句“姚忠太你也太啰嗦了，我本来是不想说的”。听到老师这句话，我顿时羞愧得满脸痛红。那位政治老师忠厚善良理智冷静的高大形象，一直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生物老师蔡贤杰五短身材，二十多岁，一笑两个酒窝，逗人喜欢。也是除非万不得已，他才批评学生。初夏一天在讲解《生理卫生常识》课程时，发现我向同桌说话，就不温不火地笑着喊了一声“姚忠太你不遵守组织纪律，今天下午放学以后到我的宿舍里面写检讨书”。生物老师宿舍与物理老师宿舍相邻，曾经看见我在物理老师宿舍里面写检讨书。那天下午放学以后，我直接走向生物老师的宿舍那边，奇怪的是，生物老师站在门口笑脸相迎。他让我走进去，小声说道，“我不是罚你写检讨书，而是请你帮我誊写学生鉴定。我已经注意了，你的字写得不错。”我听了后，心里非常高兴，于是坐下，非常认真地开始了誊写。从那以后，我很喜欢那位生物老师。人若敬我一尺，我就愿意敬人一丈。古人所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就是这个道理。那时，蔡贤杰老师兼任柏林中学初一年级某班的班主任。

　　这个学期，初来异乡的我学习成绩属于中上等，在柏林中学初二年级排名第八，与在姚家林中学初二年级时持平。然而在心理上，我自己感到深受刺激和伤害，内心变得非常敏感和压抑，从学校回家后还不敢说，因为父母总是严格要求儿女，如果回家以后说了，多半可能受到父母斥责，那样，回家以后不如不说。在那无比寂寞中，我经常去柏林小镇东南方向二里处的独山上面登高远望故乡的方向……

　　偶尔，我吃过晚饭以后去柏林供销社办公室内看报纸。那时，我经常看见柏林小镇一个身体结实的张姓三旬男子也进供销社办公室内看报纸，他还喜欢唱那首《牡丹之歌》，嗓音不错。据说，他是武大毕业生，在汉工作，因为患了精神病，暂时离开妻子儿女，独自回到老家柏林小镇休养。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比较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

　　迁居柏林以前的那段日子里面，我对故乡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和向往，然而本年以来的现实却是如此无情。我很失望，变得十分困惑和茫然，忧伤极了，无处可以倾诉心思。父亲由于自身工作繁忙和经历坎坷，从来不愿主动过问儿女的内心思想，总是保持那种不苟言笑，偶尔在家里面聊天，也是多半谈些国家大事，而且是泛泛而谈。母亲没有文化，腰身有伤，封建思想严重，尤其迷信鬼神一类事情，只是一个善于洗衣做饭的家庭妇女，更是无法理解儿女内心，不能交流沟通。当时，父母最着急的是户口农转非。我家境况比较差，户口问题没有解决的机会。那时我家除了大姐已经正式参加工作，二姐仍然在张湾供销社做临时工，父亲一人挣的工资要养活我的母亲、哥哥和我，而且还要供我和哥哥上学。父母的脸上整天只有忧愁，很少显露笑容。平常的穷人家里，柴米油盐都显得格外不容易。

　　(次年春末，柏林公社得到县政府分配过来的一批农转非指标，这是很长时间难得的一次机会，而且名额有限。父亲是老资格的基层供销社负责人，在柏林公社里比较知名，平常日子比较受公社党委书记尊重，书记答应尽快解决我家户口农转非问题。本来我家确实已被早先列入这批农转非的计划之内，不料节外生枝，公社副书记即书记的老师为了照顾自己的年轻亲信，把原计划分给我家的农转非指标转分给他的年轻亲信家里。父亲虽然据理力争，都是徒劳枉然无济于事。胳膊再粗，也拧不过大腿。公社是政府机构，管辖着基层供销社。)

　　那个时候我家首次迁居柏林小镇，人地生疏。身为家庭妇女的母亲，由于没有文化，只能想出一些简单而又笨拙的办法，勤俭度日。户口没有农转非，必然需要高价买粮。为了节省一点菜钱，每天早晨母亲不去附近的柏林小镇集市，而是不惜花费时间精力步行去十多里路程距离的县城集市，向那些即将收摊的菜贩半价买下快要扔掉的残次蔬菜，再转身步行赶回家来烧火做饭。没有文化的母亲，不会动脑算账，她那样辛苦来回奔走节省下来的几分钱，根本不能抵来回步行所用力气和衣服鞋袜磨损费用，这也难怪，母亲习惯穿打着补丁的衣服鞋袜。那时候的萝卜白菜价格，每斤也只需要两分钱就够。另外，母亲也许太寂寞了。

　　(直到我家迁居柏林小镇一年之后，在父亲的争取下，经过有关人员同意，母亲在我家住处的旅店后即西面院子内开垦了面积三十平米左右的小块空地，撒下买来的种子，注意浇水施肥，不久终于长出了绿色蔬菜，基本解决了我家日常食用蔬菜问题，这样一来，无疑节省了一点生活费用。开荒种菜，可是母亲平生比较擅长的本领。在耳濡目染中，我也养成勤俭节约习惯……)

　　另外，平生忙惯了的母亲闲不住，做完家务事情以后，稍有空闲就会走到附近乡间路上，捡起农民掉下的一点稻穗，回家以后用手搓出米粒，作为家里粮食补充。母亲从来不敢捡别人失落在路边的钱(无论多少钱母亲都不敢捡，一辈子都是如此。我在幼时偶尔从路上捡回一支缝衣服用的小针，都会受到母亲的严厉打骂。)却愿捡农民掉下的一点谷。唉，这就是母亲所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泱泱中华普天之下，也许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母亲，愚昧无知而又勤劳善良，平凡而又伟大。

　　整个世界都在时刻不停歇地变化，普通百姓如果想过好日子就必须主要运用智慧，我的母亲那种埋头拉车不知看路方法早已经落伍，辛勤付出收效甚微。母亲在家烧火做饭没有什么问题，这是长处，出门办事简直不行，这是短处。

　　(因为没有文化，母亲一生吃了无数的苦，同时在无意之中，深深伤害了儿女们，这是母亲自己的不幸，也是儿女们的不幸。虽然血浓于水，但是每人都有痛苦的记忆，那时可能忘了，此时可能突然想起，这种生命误区，谁也无法逃避过去的。人与人之间的伤害，经常是互相的，但愿世间会有那么时候，人与人之间永远不再互相伤害……)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