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忠泰长篇自叙《一路跋涉》连载（五）

五、初二的上学期

　　1980年8月底，我们这些中小学生都还在家里面度暑假，外面不时传来本地即将分洪遭灾的消息，村里男女老少惊恐不安。(智力正常的人，都有记忆，大人们想起建国不久那次出门离家上山躲水的困难经历，往往深感可怕得很。)那些日子，可以看到每家都把贵重物品用大小车辆运载到地处高山附近的亲戚房屋里面。我家也不例外，请人用汽车把稍微值钱的东西运载到了二十多里外的新农公社马鞍山姨妈家里。一段时间过后，上面传来可靠消息，根本没有分洪之事。所谓分洪，纯粹属于无聊闲人造谣生事。经过一场虚惊，人们总算安定下来。(世间就是这样，总有无事生非兴风作浪乐此不疲者。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9月初姚家林中学开课了，我被分到初二(一)班里面，在姚家林中学里，没有分快慢班。在初二(一)班教室里面，我看到了一些新面孔，一部分是从附近另一个中学(高庙中学，因为那里人满为患)分流而来，一部分是本校留级生。姚家林中学这届初二年级共有两个班，我被分到初二(一)班，并且担任班长，不久转任学生会成员。所谓学生会成员，只是每天早上连续走动监督检查全校各班朝读自习纪律情况。这种事情，我在过去的村里小学时期做得太熟了。小学里面还要检查下午放学后各班的清洁情况，中学里面不需要检查了。

　　刚开学的时候，我的心情就很不好，必须承认，自己经常神经过敏。仔细想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客观原因：其一、我们班的新任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姓曹，四十出头的妇女，是我读初一年级时候某位男同学的母亲，全家都住在姚家林中学里面，而我与那位男同学有过矛盾，关系不睦，心里想着他的母亲可能也不会友好待我;这位曹老师一直戴着近视眼镜，态度严肃，说话比较有气势，很像男人作风，平日两只眼睛给人一种极其冷漠刻薄的感觉，让人产生很重的心理压力，这些情况她自己也不否认，首次上课时就专门郑重其事地讲过;曹老师也许人不坏，但是多半存在心理阴影，这个判断，可以从她的日常言行以及为人处事方式推导而来。其二，我的同桌，是从高庙中学那边转过来的，家住四里以外的一个村子，性格野蛮面目可憎，时常留着鼻涕，十足的愤青，大我两岁，习惯恃强凌弱，几乎每日与我争执，最可恶的，是他经常偷偷用钢笔在我的各门课程书本里面乱涂乱画;想起自己要与这样的人同桌一个学期，我的心中苦不堪言，那个时候，我又不敢告诉班主任曹老师;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没有见过这种无赖同桌，以前也有个别调皮同桌，然而看在我的学习成绩优异上面，能够避让而且敬我三分，多数同桌，都和我关系好，而这无赖同桌，他根本不知道为别人着想。(这个无赖同桌，长大以后人到中年仍然流着鼻涕做泥瓦匠。)

　　搭上这种同桌，我很难受，然而即使心情不好，我也无处可以倾诉出来，因此，更加无人帮我。看来，我的心理障碍已经开始产生。

　　那一学期，初二(一)班教数学的最初是姚贤喜老师，后来换成新分配来的徐有荣老师，两人都很不错。教英语的是刘长珠老师，非常精明然而爱发脾气。教历史的是姚名开老师，很有涵养，他的妻子是我们村小学里的王竹先老师，是我的第一个恩师。教政治的是班主任曹老师，课程为《科学社会主义》。

　　学习方面，我也遇到问题。在初中二年级，增加物理这门课程。首先可能是我没有物理课程的天分，加上物理课程老师也是一个脾气欠佳的农民，喜欢吹胡子瞪眼睛，喜怒无常，他自己还不觉得，总之我不喜欢他，这样一来，我的物理成绩较差。物理成绩差，使我更加觉得难受。从小到大，我没有得到父母在功课方面的帮助，母亲自己就是文盲，父亲没有时间辅导。痛苦只能独自承受，那时我也没有想过责怪父母。

　　我是带着这些精神包袱在班上学习，同时回想家里母亲经常由于腰痛难忍而不断呻吟，自己非常郁闷，心中忧愁无法倾诉。如果听课时候精神分散，学习自然就出问题。初二年级开学不久的第一次考试，我的物理成绩本是五十六分，物理老师还错误地算成了四十七分，是我认真计算分数并且让他纠正过来的，阅卷老师判断打分是用红笔，学生不能作假。由于对物理老师印象不好，我的物理成绩也好不起来。诸如此类情况，也许很多同学都曾遇到。除开物理，我的其余功课成绩还好，例如语文、数学、英语等都还不错，但因物理成绩较差的低分牵扯，总分必然受到影响，在初二整个年级只能算中上水平。总而言之，初二时我的学习成绩不容乐观。(如果任凭消极情绪日积月累，就会形成严重的心理障碍。)

　　初中二年级上学期结束前的一天，班内按照学生期末考试成绩评选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名额三个，我因总分排名全班第四，物理功课不及格，而不在“三好学生”之列。那次全班评选“三好学生”的时候，落选的我恨自己不能迅速钻入地下去。作为全班唯一的学生会干部成员，我的内心羞耻可想而知。

　　从那以后，我的功课学习成绩再也没有取得改善，再也没有能够当上班干部，永远告别了“三好学生”。过去的光荣已经成为了历史，接下来的便是平庸乃至耻辱。

　　俗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放了寒假的那个下午吃完了饭之后，我应本家一位放牛的堂哥之邀去了四里距离的外村湖边，学着骑牛玩耍。那个地方，我以前没去过。这次去了，突然我见到一片从未见过的水篙笆，可以吃的，于是挽起裤子，走下水去，想着要摘水篙笆。然而由于水深人小，尽管我忙了很久，还是无用，不仅没有摘得水篙笆，反而满身污浊泥巴。当时天色渐暗，远处传来母亲的喊叫和责骂声，显然是母亲没有看见我在家里做作业或者拿走篼箕外出拾猪粪，判定我是外出玩耍去了，顿时怒火满腔气不打一处来，开始大声叫骂。母亲没有文化，这种举动习以为常，她的思想逻辑就是儿女不打不骂不成人，否则长大以后就会因为杀人放火而被枪毙。(记得我读小学四年级时，一天中午，我放学回来后肚子很饿，母亲正在做饭，我说了几句气话，转身上学去了，没有吃饭。下午开全体少先队员大会，我参加了，其间母亲走了过来，破口大骂……母亲的内心想法也许是，当众骂了儿子，儿子牢记，以后就会不犯错误。)

　　在惊恐中，我带着满身污泥闻声跑回家里，母亲怒不可遏，冲过来一手揪住我的一只耳朵，一手使劲打我的嘴巴，一边动手，一边大声叫骂，直到掌灯时分，还不停歇……如果儿女犯了错误，母亲会咬牙切齿地惩罚，打要打得儿女叫饶，骂要骂够，否则没完没了，她也不会辨明错误的缘由和种类。例如，我幼时在夜间不小心踩死了家里的一只小鸡，即使自己已经害怕得像一只惊弓之鸟，也会遭到母亲的一顿打骂。当年我的大姐在挨母亲打骂的时候，只是流泪哭泣，从不讨饶，也会遭到母亲的加倍惩罚。在母亲的眼里，儿女不讨饶也是错误。母亲可能认为，儿女不讨饶就是不会保护自己……(也许，我的大姐正是因为小时候被母亲打得过多，所以逐渐长大参加工作以后缺乏自信，只有适应能力而没有创新能力。)有的时候，儿女犯了什么小事，母亲不忍心动手，却进行恫吓。她的目的，在于让儿女引以为戒。然而这种做法，也会带给儿女身心伤害。中医认为，多恐会伤害人体肾脏。

　　( 勤劳善良却又愚昧无知的母亲，思想认识总是受到局限，加上从小出身贫困家庭成长期间经受生活磨难形成的心理阴影，根本没有正确教育孩子的文明方法，而且更加可悲的是，她还有严重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母亲对我尚且如此，对我的姐姐更加严厉，不顾场合骂出的话，更加伤人。那个春季周末，刚满十五岁的大姐跟随母亲在生产小队湖边远处水田里面插秧，挣取工分，干得非常辛苦。二姐在家简单做了中饭并且出门送去，大姐由于太累不愿意吃饭，母亲立刻怒不可遏，当众打骂大姐。而大姐呆立在那里没有躲闪，只是流泪……。在此，我要称赞我的大姐，从小在家受苦最多，长大以后却是最孝顺的。我爱母亲，然而有时也怨，唉，这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母子情……。我幼小时的那个岁月农民黄昏之前放工回家，大多在七八点钟以后吃饭。记得在一个冬天晚上，我因身体过于困倦，没有吃饭，就上床睡着了。母亲煮熟饭菜以后，就过来喊我吃饭，那时我才三四岁，睡得正酣不愿吃饭，母亲就端着碗趴在床前强行喂饭，我实在不愿吃，母亲却一边大声叫骂一边扒饭到我的口中，我被呛着迷迷糊糊拒绝，母亲依然边叫骂边喂饭，直到喂完了那碗饭，我很快又睡着了过去……母爱若不科学，就是非常失败的母爱。我的母亲平生很爱儿女，然而不懂得如何科学进行，她总是想帮忙，却往往起了负作用。为了儿女，母亲愿意毫不犹豫奉献一切乃至生命，然而她的思维方式，非常陈旧而不自知。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接着，几天后的一个黄昏，伯父的二儿子，也就是我的二堂哥，村里驻汉口搬运队中的成员(1977年秋季由村里派去的)，那几日正在家里休假，酒瘾犯了，自己又不愿动身去买，坐在自家小屋门口东张西望，见我路过，就掏出一张十元大钞和一只空酒瓶，让我去两百米远的村中分销店里替他买一斤白酒。我高兴地答应了，接过那十元大钞和空酒瓶，连走带跑，兴高采烈地奔向分销店。到了分销店门口，我发现十元大钞不在手上了，慌忙转身往回走，焦急地一边走路一边找那十元大钞。但是，没有能够找到十元大钞。我只好提着空酒瓶回来，哭着告诉二堂哥十元大钞不见了。二堂哥一脸气恼，欲言又止的那种样子。

　　由于知道自己又闯下了大祸，我不敢立即回家，而是慢慢走到生产小队水塘边大树下，坐下来苦思冥想……直到夜幕完全降临下来，我才畏畏缩缩回到家里，只见母亲瞪着双眼，显然她已知道我丢了十元大钞的事情。母亲快步走来，双手同时提起我的两只耳朵，接连不断打骂，完全一副歇斯底里的模样。接着，母亲拿起一双竹筷，用劲抽向我的后颈和双手，边打边骂。我痛得哇哇喊疼，持续了一阵子……母亲松开手后，我还痛得在屋内地上直打滚。在母亲打骂我的时候，伯父的二儿子在我家窗外偷看过……对于我的挨打，他几乎无动于衷。母亲打我的时候，她自己的心里也在淌血……

　　实事求是而言，我从小就爱憎分明，这种性格，可能贯串我的一生。

　　对于伯父的二儿子，我确实很厌恶。这种厌恶，是逐渐积累而成的。他较阴险，在背后挑拨离间说人坏话。作为一个年龄较长的堂哥，不知多少次伤害年幼的我。例如那时二姑妈的大女儿，就是我的表姐作为汉口知识青年，1977年春末至1978年夏初下放农村住在我家，与我们家里难免发生一些日常矛盾，二堂哥不是积极劝和，而是添乱，他借自己经常往来于汉口和家里的机会，多次到汉口我的二姑妈家里搬弄口舌，说我们家老少坏话，特别是我如何暗地害表姐……那时，我还不到十岁。二堂哥不如我的伯父忠诚厚道，而喜欢耍小聪明，占小便宜，目光极其短浅，没有担当精神和责任感。

　　人与人的关系，投缘则亲，不投缘则疏，古今中外都是这样。

　　那一年多的平常日子，家里只有我和母亲。在那个寒假中，我学会了在家里烧火炒菜煮饭。每天傍晚母亲从生产小队地里那边放工回来，看到锅里面热腾腾煮熟的菜饭，疲惫的脸上能够露出笑意。每天吃了晚饭，我会拿起心爱的收音机，安静地听梅兰芳老师播讲的长篇评书《岳飞传》，乐在其中并且深受教育。另外，那个寒假里面，我还先后在稻场上观看了电影《燎原》《阿娜尔汗》《摩雅傣》《傲蕾一兰》，那些凄凉悲伤的故事和音乐扣人心弦久久难忘。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全国放映老电影《燎原》是为刘少奇平反做铺垫。那段时间，首都北京那边上层在组织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集团成员，由于电视没有普及，绝大多数老百姓还不知道那件事。话说回来，老百姓知道了也没有用，只不过是茶余饭后增添话题，甚至还有可能幸灾乐祸。只有少数明白人心里知道，所谓审判只是一种政治闹剧，奸佞手里掌握着权可以指鹿为马，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那个腊月里的一个周末，父亲从工作单位柏林供销社回家休息，告诉母亲，过完春节全家迁居柏林供销社。母亲听了很高兴，觉得离开农村住镇子上面好。母亲还想，再也不用担心自家房顶被人夜间扔石砸瓦了。原来，母亲与本家我的一个堂婶不睦，偶尔发生争吵。堂婶的小儿子(大我三岁的堂哥)就常在深夜溜到我家屋后，把石子扔上我家屋顶。我家屋顶盖着的是多层小黑瓦片，这样夏季房屋显得比盖一层大红瓦块凉快一些。小黑瓦很薄，极容易被石子砸破却不容易看出来。如果小黑瓦片破了，屋子里面就会漏雨。因此，每次我家屋顶小黑瓦片被石子砸破，母亲就必须花钱专门请人爬梯子登上房顶认真翻找小破瓦，并且换上从别人家里买来的完整小黑瓦。这样，势必非常麻烦，需要整天时间，费钱费工。那时，夜深人静大家都在熟睡的时候，那位堂哥经常偷偷做这种下三滥的坏事情，使人心惊肉跳，防不胜防。(那位堂哥长大成年以后，似乎变得好了，如果他还继续像昔日那样损阴丧德，结果不会好的。人小时候不懂事可以谅解，长大以后如果不懂事就不可谅解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