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忠泰长篇自叙《一路跋涉》连载（一）

一、　个人身世

　　在武汉市蔡甸区(原汉阳县)中部巍峨耸立的玉笋山东麓，横亘着一条像白练似的大湖，湖的东面，有一个叫作西屋台的大村庄。村庄里分布着一百多户人家，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姓姚，是军姚，而非民姚。据说，这里的姚姓人家几百年前是由江西搬迁并且繁衍开来。之前某代姚姓祖宗两人，其中一个是从军归来的，他的家族称作军姚;另一个则是终身务农的，他的家族称作民姚。可能是因为西屋台村附近既有高山又有湖水的缘故，这里民风剽悍而又淳朴。

　　公元1968年5月2日清晨接近五更时分，随着一阵婴儿的啼哭声，西屋台村三十五岁的农妇章芸香生下了她的第四个小孩，也是第二个男孩，最小的孩子，那就是我。章芸香，自然就是我的母亲。在当时重男轻女等封建传统观念比较严重的乡下，人到中年方能够怀孕并且生育男孩，可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虽然家里面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相应地也要加重不少的家庭经济负担。刚刚经历分娩阵痛的母亲，脸上总算露出了一丝舒心的笑容，天色明亮的时候，赶紧叫人去告诉在十多里外的地方，即玉笋山西北方向的艾联公社工作的丈夫姚名高，我的父亲。父亲得知我出生的消息，自然喜上眉梢。

　　在家里面亲戚们商量着给我取名的时候，众说纷纭不断。我的奶奶，即父亲的继母朱氏(没有生育儿女)，一位身材高挑，精明干练的老妇人见大家各持观点，就摆摆手，示意众人不要继续争论，她自己一锤定音，“给小伢起名字，还是随便一点好些，依我说啊，就叫他随吧!”随，就是我的乳名。我的奶奶，可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老太太。

　　然而，世间万物不会遵从主观意愿。我从小到大的言行举止，却与我的乳名恰恰相反，很不随便，凡事一板一眼。这种个性，经常造成不合群。

　　六岁时候，应该去村里的小学识字念书了。父亲前思后想，决定给我取学名姚忠太。忠，是辈分字派。太，指红太阳。忠太，就是忠于红太阳。而红太阳，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我的这个学名，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很合适，可谓千真万确。在我眼里，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值得广大老百姓无比崇敬。直到现在，我都坚定不移地这样认为。

　　那个“太”字，有一点女人味。少年时期，很多同学喊我“太太”。我是一个要强的人，听着很不舒服。高中毕业走上社会，我觉得改成“泰”字比较合适。

　　到了后来，我长大参加工作时，就在单位登记表的姓名栏目中间填上“姚忠泰”三个字，以后坚持使用此名。

　　我的父亲姚名高，公元1933年5月出生于高庙乡西屋台村，两岁时生母因为难产而亡，七岁时上私塾，学习成绩一直优异，深受老师喜爱，十四岁时刚在汉阳县新民中学读完初中二年级的上学期，由于家贫而辍学，十五岁半时由塾师姚欣安(汉口“九千年药店”创办者)介绍到汉口交通路建国书店当学徒，十六岁时恰逢武汉解放，按照政策规定回到原籍高庙乡，土改时家里被化作中农成分，二十岁时考取高庙乡政府文书，三十岁时才被吸收加入共产党，三十一岁时担任艾联公社的社长，四十一岁时担任奓山供销社主任，四十六岁担任柏林供销社主任，五十岁时担任汉阳县供销联社职工学校校长，直至六十岁时退休。父亲早年曾经去汉口交通路建国书店当学徒，未料那个书店是国民党三青团外围组织秘密交通站，因此成为特务嫌疑，加上家庭成分是中农，正式参加工作以后虽然成绩突出，但是入党提干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幸亏两位南下的老八路干部挺身而出联名保举，才被吸收入党并且迈步走上基层领导岗位，能够更好地为党和人民服务。

　　我的母亲章芸香，公元1933年9月出生于高庙乡华利村，是一个贫困的农家女，仅上过解放初期的扫盲识字班，结婚以后属于典型的农村妇女(进城以后成为家庭妇女)，勤劳善良的同时，难免愚昧。母亲的责任感非常强烈，很有牺牲精神。为了儿女的幸福，母亲心甘情愿付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我的父母是在1953年结合的，之前经过我的奶奶外婆(她们老家都是在东西湖)介绍认识。我的大姑妈活着时，曾经亲口告诉我和姐姐：外婆早年经常背着篼箕串乡捡粪积肥，由华利村走到几里外的西屋台村，遇见我的奶奶，她们是同乡，走到一起就喜欢闲聊，包括双方儿女情况，那时恰巧我的父亲是少男，我的母亲是少女;经过我的奶奶和外婆的撮合，我的父亲母亲开始恋爱了，大约在一年后，我的父母就结婚成家了;当年，我的母亲是身穿新衣坐着花轿，被我的父亲从华利村风风光光迎娶到西屋台村的。然而，父母婚后多年没有能够生儿育女。(按照科学解释，那主要是由于父母知识局限以及心理因素之故。)大姑妈告诉我们的时候，脸上总洋溢着称心如意。在大姑妈的眼里，我们姐弟都是迟到的天使，正因如此，我们幼时都曾受到了家族里面长辈们的细心呵护。

　　母亲婚后最初数年没有能够怀孕，这带给她很大的心理压力，常常遭到我的奶奶的冷脸责骂，甚至还受过我的伯父的讥讽。因为没有孩子，丈夫又在外面工作，母亲在村子里面常被当作单身壮劳力使用，派往外地去开山挖河，因为那些年里，我们国家大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那时我的爷爷还在。每当我的母亲身背简单铺盖行李在凄风苦雨中跟着村上壮劳力们出门远行时，我的爷爷都会站在自家门口悄悄抹泪，心里想着，儿媳如果有了孩子，就不会这样被当作壮劳力顶风冒雨背井离乡去干重活。那几年里，每逢节假休息日，母亲为了自己能够怀孕，多次让我的外婆陪着步行去远方的大山深处跪拜菩萨，求赐孩子。最远的地方，母亲和外婆曾经去过几百里外的黄陂木兰山，一路往返行走十几天，夜里借宿人家屋檐下面。

　　我的父母婚后多年里面没有孩子，在经济方面就帮着我的伯父养家活口。我的伯母一共生了八个孩子，四男四女。那时，整个家庭十几口人，同在一口大锅里面吃饭。直到1962年我的大姐出生，我家才与伯父家分开烧火做饭但是仍然同住在老屋子里面。当时奶奶单独过日子，爷爷已经不在人世间了。我的爷爷是1961年去世的，源于饥饿，那正是我们国家普遍发生自然灾害的时期，粮食特别的紧缺。之前我的父亲特意找关系从外面买回了几个大红薯，交给因为饥饿而生病无力行走的我的爷爷滋补身体，然而爷爷舍不得吃，慢慢挪动着脚步，悄悄把那几个大红薯藏在了自己床底下面，指望给儿媳即我的母亲增加营养。那个时期，我的母亲正在怀孕。爷爷虽然病入膏肓，心里却有寄托，觉得小儿媳怀孕了，生育就有希望，即使他自己饿死，也是甘之若饴。直到爷爷去世以后，我的父母清理老人遗物之时，在爷爷的床底下面发现那几个大红薯，都已经腐烂发霉，不禁嚎啕大哭泪如雨下……

　　1962年春天，我的大姐出生，母亲刚要舒展一下愁眉，却遇见奶奶的一双冷眼。那里寒光闪闪，伴随奶奶尖酸刻薄的揶揄：“等了这么多年，却只能生一个女娃，咱姚家的香火，就要断在你的手里。”身为媳妇，母亲只能暗自抹泪。1963年秋天，我的二姐出生，母亲本已自责无能，奶奶却开口骂了一句话：“真是没用，又生了一个女娃。”直到1966年春天，我的哥哥出生之后，母亲才敢吐出一口气，感觉总算是天亮了。母亲含辛茹苦生儿育女，是合格负责的农村劳动妇女。平心而论，奶奶也不是存心恶毒，她也是期盼姚家人丁兴旺，只不过封建思想太严重。至于婆媳关系不合，另当别论。我的母亲和奶奶，都是旧社会封建思想的受害者。

　　1968年春天，我的降临，虽给拮据的家庭带来经济负担，但终归是喜胜于忧，因为在家人眼里，男孩意味着前途光明，特别是对于我的母亲而言。我出生时，是一个白白净净的婴儿，以后逐渐长大，也是白白净净的，乖巧得逗人喜欢。我的母亲，把我视若掌上明珠，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碎了，关爱有加。父亲也同母亲一样宠我，只是他常在外面上班，繁忙的工作，坎坷的遭际，使他变得过于刻板持重，不愿轻易流露出自己的感情，有时近乎冷漠。但我从小就有所察觉，父亲对于我的将来，寄予了无限的期望，那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能够光耀门楣。自从我上小学以后，每到寒暑假期，父亲都会带着我去他工作的地方，以便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童年时代的我，确实曾是全家人的骄傲。

　　大约1971年春节以后，我家开始单独建房，老宅留给伯伯一家，相距两百米。也许是长期习惯了受帮助的原因，伯父非常不愿分家。我的父母下决心分家的时候，伯父几乎痛不欲生。由于那时我只有两岁多，我说话走路不是很利索，没有办法，行动只能受到大人约束。那是一段风霜雨雪接连不断的日子，除了本族一些亲戚来帮忙之外，母亲娘家的许多亲戚都来帮忙，特别是我的外公、舅父、姨妈，手脚不停地干活，倾尽全力。我的外公是一个六旬木匠，腰绑草绳亲自爬上房梁上面忙着干活。就在那一年前，我的勤劳善良的外婆不幸病故。外婆的去世，一度曾使我的母亲悲痛欲绝。外婆活着时有一副菩萨心肠，受到人们交口称赞。外婆每次来我们家时，都会带来红桃绿柿甘蔗一类好吃的东西给伯父的儿女们。外婆深知，血浓于水的亲戚弥足珍贵。外婆虽然不幸早逝，却也有点幸运，可以瞑目于九泉，因为看到了自己的大女儿即我的母亲生了四个孩子。

　　我记忆中的童年，是无比幸福美好，其中有父母的疼爱、姐姐哥哥的呵护，天真烂漫，欢乐无穷无尽……有的时候，母亲去集体生产队地里干活前，把我放在田埂边，让我看着大人们劳动，一次，我溜到小塘边想抓小鱼，差点淹死，是伯父从水中抱起了我。有的时候，大姐去村外上学时牵着我，她自己走进教室内读书之前，轻轻扶我坐在教室外面的石凳上面，我翻看着连环画图书，那是父亲从单位那边回家休息前，特意去书店买的。记忆中有一次，一个稍大的陌生男孩抢走了我手中崭新的连环画图书，无奈之余，我大声哭泣着……更多的时候，我独自待在家门口，放眼望去，村庄田野前方的湖水波光粼粼，远处的山岚连绵起伏，这些都能引发我内心里的无尽遐思，许多幻想……

　　显然，我自幼就是一个性格比较内敛的人，对于世间万事万物，习惯仔细思虑。每个人的性格优点必然同时伴随缺点，我也如此。有时优点就是缺点，缺点就是优点。俗话说习惯形成性格，性格影响命运。由此，我想起自己整个家族先辈的性格。我的父辈有兄弟姐妹四个(二男二女)，祖父辈有兄弟姐妹八人(六男二女)，曾祖父辈有兄弟姐妹四人(二男二女)，大多习惯于埋头种地，不喜深思，宁可披着星星出门干活，戴着月亮回家休息，尤其是祖父辈人，目光都很短浅，只知勤劳苦干攒钱买地，不懂投资儿女识字读书学习文化知识，而且大多常说：“人间只有用筛子借谷的，没有借字的……”类似陈词滥调溢于言表，未能跟上时代前进步伐，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干农活，坐井观天，遇到世事巨变，他们就会变得茫然手足失措。比如我的祖父辈继承前代勤俭家风，勒紧腰带买地，待到新中国搞土改，兄弟六人里面三个被划作富农，两个被划作地主，成为贫农斗争对象。而那些贫农里面，部分人是好吃懒做，挣了钱就花掉，没有买地，恰逢新社会搞土改，被划作农村的革命领导阶级。虽然上述例子并不代表全部，但是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个人家庭命运，总是不能离开社会历史的变迁。人既要低头拉车，也须抬头看路，否则，就会发生事故甚至车毁人亡。这话扯得有一点远，总而言之童年的我比较幸福。

　　从幼时起，我也受着严格的家庭教育。 在我的记忆深处，总留存着进入小学读书之前那次被母亲用竹筷抽打的情景：

　　连续数日的滂沱大雨，让人呆在家里没精打采。这日下午，眼看天气渐渐放晴，我们几个顽皮的小孩便相约出门，一起兴高采烈地跑到村口队部周围捉迷藏，玩累了后，就都坐在粮仓屋檐下的石阶上，朝旁边满地泥泞的大路上东张西望。

　　这时，我们之中的一个小伙伴突发奇想(大概是受到电影镜头的启发)，提议在路的中间做一个小陷阱，偷看过往的行人“踩地雷”，我们听后竟都神差鬼使地齐声叫好。于是，大家开始行动起来，用瓦片挖土坑，捡来几根树枝和一块尼龙布。等别的伙伴挖好坑之后，我就过来蹲下身子，小心翼翼地在坑口架上树枝，铺上尼龙布，正当我嘴里哼着儿歌，洋洋得意之时，忽然听见母亲喝问“你们在干什么”。原来是母亲找我回家吃饭，恰恰发现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小伙伴们赶忙纷纷撒腿跑开。我哆嗦着站了起来，只见平日慈善的母亲此刻瞪着眼睛，过来用力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怒气冲冲地把我拽回家里。

　　母亲让我跪在堂屋地上，她使劲用一双竹筷不停抽打我的两只手，骂声夹杂着哭音，说道：“旧社会一些有钱人还修桥补路积德行善，今天你却这样害人作恶，要遭报应的，长大了可怎么办哟!”并且责问我以后还做不做如此坏事，我哭着 连连答应再也不敢了……

　　后来我上学了，方才知道“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