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犹太人：到得了远方，回不去故乡

　　离开古巴的时候，她只有5岁，跟着全家，先到了以色列，几个月后又到了纽约，在皇后区的一所小学上一年级。迁徙是不得已的选择：1959年1月，卡斯特罗在古巴建立了西半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她的父母都是犹太人，和许多古巴犹太同胞一样，加入了离开的大军。然而记忆并不是那么甘心消失的，在纽约，每个暑假，她都随父母到迈阿密海滩去看爷爷奶奶，而那里的热带风光也让她梦回故乡——古巴的哈瓦那。

　　《到得了远方，回不去故乡》是一部有关乡愁的回忆录。露丝·贝哈，本职是密歇根大学的人类学家，专长是“研究乡恋”，工作方式是“到异国他乡旅行”。为了重温自己5岁之前的记忆，她足足准备了将近30年。1991年“冷战”落幕后，她第一时间返回了古巴，后来又频频回去。不过，《到》的重点不在于通过描绘地方风物来“寻根”，也不在于分析政治问题，而在于写那些对她来说十分重要的人。

　　“我独自来到哈瓦那，寻找那些留在岛上的犹太人。”这句平平常常的叙述，却需要很多文字来解释。新政府提倡无神论，对私人财产实施国有化，宗教学校纷纷关闭，促使犹太居民大量迁居国外，那些留下来的人，又是如何想的?是想走而走不了，还是能够接受新的意识形态，心甘情愿地留下来?

　　在书中，作者写了一位名叫琼斯·乐维的“留守”犹太人。一开始，他属于前者，对政权“不抱任何幻想”，想移民而未成。到了80年代中后期，社会氛围开始宽松，岛上犹太人与外界有了联系，犹太教堂也在哈瓦那重建了起来，乐维便放弃了移民的想法。

　　乐维有两个女儿，次女丹爱达1989年生——露丝见到4岁的丹爱达时，觉得如遇当年的自己。丹爱达跟父亲学希伯来语，在犹太教堂感受共同体的存在，同时也感受着来自加勒比海的热带海风的抚慰。

　　然而，犹太人终究都要听到来自耶路撒冷的召唤的。2007年，丹爱达跟着父亲移居以色列，就此也拥有了“移民”这一身份，成为乡恋病的重度患者。这对父女在以色列这陌生的“祖国”奋力打拼，忍受着平凡的工作，以及婚恋挫败等琐碎的烦心事。乐维的电脑里存满了古巴的音乐和风景照片。丹爱达的愿望是攒足了钱，把母亲也从哈瓦那接来。

　　书中有一段十分耐人寻味的文字。丹爱达离开古巴后，露丝带着学生去哈瓦那时，去看丹爱达的旧居，就像1993年去看自己的旧居一样。她告诉学生，有一个女孩曾住在这里，现在她离开了，“就像我小时候离开古巴一样”。

　　但18岁时离开，与5岁时离开毕竟不同了。不难体会丹爱达身上的矛盾。久居一地，再不喜欢也会产生某种感情。人们很难真正把一段记忆从自己的生命里抹去，因为不能抹去自己留在某处的激情与期待，何况它们常常代表一段货真价实的青春。

　　背负如山倒，放下如抽丝。

　　丹爱达后来又去过西班牙，最后追随着自己的真爱来到多米尼加——又回到加勒比海地区了。这真是一个奇妙的循环。她看到别人上传的有哈瓦那风景的视频时，总是会流泪，可又坚定地告诉露丝，她永不回去。

　　这本书里写到的人还很多，一个不太内行的读者恐怕单是辨别清楚作者的家人，谁是父亲一方的，谁又是母亲一方的，就得花很大工夫。因为犹太人本就以家族关系盘根错节著称，且犹太人对于家族史、对于记忆，又都有着深耕的热情。他们相信，一个人是不可能撇下记忆走进未来的。这种记忆，除了私人记忆之外，还有集体的文化记忆——来自最古老的圣经和其他经典，以及其中所记载的虚实难辨的历史。

　　不论是身在古巴还是美国，露丝幼年时的移民、成年后的旅行，种种滋味难辨的时刻，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都可以说是犹太人“大流散”的历史延续至今的一部分。因为她也是希伯来圣经里所说的公元70年之后被彻底逐出家园的犹太人祖先的后代，只要她没能回到祖先的故土，她就是一个无家的犹太人……

　　如此，我们便能领会到，为什么在这本书中，露丝在写到第一次接吻，写到学英语、生孩子等等私人事件时，笔触都那么沉重，就好像要将文字刻进石头那样。我们也更能明白这本书的英文原名《Traveling Heavy》有着怎样一言难尽的意味。

　　露丝说，她相信叙事的力量：故事一旦写下来，它就一直在那里。而她所讲的故事，也符合已故以色列大作家阿摩司·奥兹心目中故事的标准：它们是用赤诚的情感写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