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来的故事（二）——领导干部作风的变化

　　郑老伯很健谈，思路清晰，记忆力也很好，说话也很有条理。听朋友说，平时郑老伯也喜欢到他家里串门，郑老伯觉得和他有共同语言，觉得他能理解郑老伯，郑老伯喜欢和人交流。这些天郑老伯有空就过来坐坐。聊了很多话题。这一天郑老伯和几个上了岁数的村民一块过来闲聊，说到了领导干部，郑老伯很有感慨，他觉得自己接触到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绝大多数干部与群众能够同甘共苦，血肉相连;近二三十年，能够保持好的传统的干部还有，但是就是很少了，属于凤毛麟角。甚至有的干部与群众成了水与火、水与油的关系。

　　从1976年毛主席去世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现在回过头来看，就又能够看清楚很多的问题。不管别人怎么说，古今中外至今没有人能够与毛主席相比，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毛主席那样把全国人民凝聚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毛主席那样真正的做到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能够培养出当时那么多清正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

　　六七十年代，有很多的干部经常到村里下乡，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很多时候单从穿衣打扮上以及干活的特点上分不出领导与群众，因为当时的干部已经融化成劳动者的一员了。他们很多人都是干农活的好手。他们的手上也和经常在村里下地干活的人一样，磨起厚厚的老茧。郑老伯和其他一些年轻人，在干活休息时，有时还和下乡的领导掰手腕，下棋，做游戏。那时领导和群众没有隔阂。大家在一起随便聊天，说东道西，天南海北。不同的是，领导们的思想理论水平高，总会引导大家正确认识一些政策性的问题，让大家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有时也给介绍一些国际上的事。那种融洽的关系，是水乳交融，相辅相成的。

　　当时，县里有一个派出机构叫工委，管着好几个公社(乡)。工委里有一个周书记，来郑老伯村下乡，在村里一住就是一个月或者几个月，与大家一起下地干活，收秋收麦，扛石头筑大坝，冬天里下到冰冷的河里挖污泥，清理河道。到群众家里吃饭，与群众一样，群众吃啥他吃啥，不搞一点特殊。由于郑老伯在村里是很好的石匠，干活精细，乡里、县里让从村里抽石匠，经常让郑老伯去出工。有时公社里或者县里负责工程的领导就直接点名让郑老伯去出工。郑老伯就与这位书记很熟了，在修水库等好多地方出工时常打交道，像朋友一样，书记见了郑老伯总是喊“老郑”。这天书记被派到郑老伯家吃饭，郑老伯就用白面给书记烙了两张饼，炒了一盘肉菜。因为郑老伯自己过去吃过周书记好几次饭。有一次郑老伯到工委的所在地村里办事，正好被在村里搞调研的周书记看见了，就把郑老伯请到工委里他的住处，在食堂给郑老伯打饭，还特别让食堂的师傅多炒了两个肉菜。食堂的师傅说，周书记今天也大方了，平时经常吃老咸菜，吃大白菜，大萝卜，很少吃肉。今天由于郑老伯来了特意用自己的工资炒肉菜招待，像见到了自己家的亲人一样。在工地干活，有几次派郑老伯和几个年轻人到外村拉东西，路比较远，赶不回工地吃饭，如果路过周书记的村，或者离周书记的村不远时，周书记就把他们带到自己家里，让妻子给他们做饭吃，总会想法给做点肉菜，或者炒鸡蛋。自己家如果没有，就到邻居家借点，说他们出来拉东西很辛苦。一定要用白面做面条或者烙饼。这在当时当地就是最好的招待亲戚的饭食。可是他自己平时却节衣缩食，非常简朴。这天周书记从地里收工回来到了郑老伯家，他看着是准备的白面做的烙饼，是细粮，就不肯吃。郑老伯本来想着等周书记吃完了，自己再吃窝窝头。没想到书记说了，不让他吃粗粮，他今天就不吃饭。郑老伯就央求书记：“你在别人的家里谁也不敢给你做细粮，知道你们有规定，谁给你做了细粮，做了好吃的，你就会做检讨，做饭的人家也要作检讨。可是咱们俩是老朋友，何况你管过我多次饭，平时你吃村里的派饭，我也不往家里叫你，怕影响不好。可是今天是轮到我家了，我给你烙两张饼不过分。”

　　书记说：“正因为是朋友，就要像自己家人一样对待，如果搞特殊了，那就不是朋友了。”然后书记说，“因为是老朋友了，我就不客气了，我就把你家当成自己家了，我自己动手找。”

　　最后拗不过，书记自己找到了窝窝头和老咸菜。烙的饼和肉菜给孩子吃了。晚饭书记自己找到了郑老伯家的炒面，现在有的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炒面，或者会认为是饭店里的面条煮熟了之后再炒上肉或者鸡蛋之类的那种像炒饼条一样的炒面。我说的是当时农村里很多人家常吃的那种炒面。条件好的家庭主要用玉米、黄豆、还有的用板栗;条件差的家庭，用比较少量的玉米、黄豆，主要是用谷子糠，或者其他一些能够食用的杂物配合，在铁锅里炒熟，再在当时的碾子上磨成面，存放起来，随时可以干着吃，也可以用水或者饭汤拌起来吃，或者用熟透了的软柿子拌起来吃。如果有急事来不及做饭，或者急着外出没有干粮拿，或者像抗日战争时候到外边躲避日寇扫荡，经常就带着这种炒面。不用烧火，随时就可以吃。只要不受潮，可以存放很长时间。虽然当时粮食够吃的，但是庄稼人受过解放前的没吃没喝的苦，即使粮食再多，也要存几年的余粮。每家每户都有几个存放粮食的大缸，或者是用荆条编制的囤，后来又发展了用水泥抹成的缸，用来存放粮食。如果谁家没有存上几缸能够预备灾荒年的至少支持三两年的粮食，村里人就会笑话这家不会过光景。那时不是没有吃的，而是不浪费。家家都有个长远的打算。不会把每年分的粮食吃光的。因此很多家庭，还是会充分利用各种能够做补充性的食物的东西搭配着食用，尽量节省粮食。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传统。很多家庭每年都会炒些炒面，以备应急。但是当时村里人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谁家也不能用炒面招待客人，招待亲戚。有亲戚朋友来了，必须用纯粮食做的食物招待，以小麦面为主的馒头，包子，饺子;也可以是大米;或者特殊加工成的配有玉米面的年糕、油炸糕之类，算是吃稀罕，不能用纯玉米面做的窝窝头之类。领导下乡当时有规定，不能用小麦面招待，必须用粗粮。可是看着书记有滋有味的吃着自己家主要用谷糠炒的炒面，郑老伯的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感受。

　　有天下雨了，生产队说大家这几天也累了，让大家在家休息，缓解一下疲劳。书记便到郑老伯家串门，他看见郑老伯家里堆着做粉条用的下脚料，就是红薯被提炼了芡粉之后剩下的那种东西。周书记问郑老伯这些做什么用。郑老伯告诉他，是留下喂猪用的饲料。他说可惜了，这渣也能吃。郑老伯说，自己知道能吃，旧社会的时候吃过，那时实在饿得没有东西吃，就把红薯渣做成窝窝头，可是看着表面白挂挂的，放到嘴里就是不愿意往下咽，又粗又难吃。书记说，你的做法不对，把红薯渣洗净，蒸熟，配上点蔬菜或者野菜，在锅里炒起来就好吃了。郑老伯想周书记可能是随便说说，没想到他就真的要做着吃。这要是让乡亲们知道了，还不笑掉大牙。书记来自己家，郑老伯不让书记吃粮食，让书记吃用来喂猪的红薯渣。这不是丢人吗?可是没想到这书记还是个很有主意的人，怎么劝都不行。他说自己好些年没有吃过这东西了，只有在你这朋友家才能吃到。最后还是拗不过书记，只能按照书记的话去做。做好后，是比郑老伯过去的做法好吃一些，但是毕竟是提炼了芡粉的精华后的没有营养的东西，没有纯红薯和窝窝头好吃。周书记吃了这红薯渣，还照样给郑老伯留规定的饭费和粮票。郑老伯觉得这说什么也不能要，可书记比郑老伯有主意，他说：“吃了饭就得给钱，这是组织上的规定，你老郑可不能让我破坏制度。”周书记决定的事，谁也改不了，最后还是得丢下书记给的粮票和钱。

　　周书记没有架子，他比郑老伯大五六岁。可是见了郑老伯都是喊“老郑”，他也不让郑老伯喊他“周书记”，而让喊他“老周”。有时闲了来郑老伯家下几盘棋，他不能看到郑老伯走棋时让着他，必须实打实的走棋，必须走到最后没有步走了才行。每一盘棋下完，他都会和郑老伯认真的复盘，研究哪一步走得对，走得好;哪一步出现了失误，怎样走才对。那种认真劲，就像小学生写作业一样。他不在乎输赢，但是他说，输了也好，赢了也好，并不重要。关键是要知道：输了，输在什么地方，哪个地方是致命的输着;赢了，主要是赢在了什么地方，是赢在了对方的失误疏忽上，还是赢在了心理上，还是赢在了出奇制胜上。这就像打完了仗，要认真总结经验，找到可以继续发扬的克敌制胜的法宝;也要找到疏忽的地方，或者是造成失败教训的地方;今后不能再犯第二次这样的错误。这种下棋的态度他一直坚持着，不管是水平比他高的，还是水平不如他的，每次下完，不是马上再下第二盘，而是要认真地复盘后再下下一盘。所以大家跟他下棋，总能学到很多的东西。

　　他把这种下棋的方法，也用到了工作上，他不是把下象棋看作是一种单纯的娱乐和消遣，他觉得在下象棋的过程中，可以训练自己的思路，让自己多角度、多方面的思考问题。他认为凡是自己出现失误的时候，或者自己没有找到合适的走法的时候，都是自己的思路出现了问题，或者自己思考的问题的方向根本就是错误的。就需要调整思路，调整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向。最后才能找到最佳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他不管在哪里下乡，总会帮助当地的领导和群众，想出很多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一年郑老伯村在两个山坡间有几十米宽的山沟里造田。这里的山坡上有土有石头，能够长庄稼，如果把这个沟能够利用起来，就会增添好几十亩地，村里决定了这年农闲时治理这个沟。这年冬天，群众忙碌了一冬天，顺着地形，分成了很多的小型的梯田，每处地块在外边垒了向外环的环形的堾子。修好的地，层层高起来，很壮观。大家都很高兴，认为第二年可以多打很多粮食。春天播了种，由于这些地里的土，是生长过植被的熟土，春天庄稼长势很好。眼看着一个丰收的年景到了。可是夏天一场大雨下来，把垫好的地全都冲毁了。大家都很泄气，伤心。周书记看了被冲毁的地，也很伤心。可他觉得在这里造田应该没有错，土质很好，阳光也很充足，日照时间长。可是怎么才能不被冲毁呢。它反复思考着。他和干部认真的总结，为什么结实的堾子会冲垮。想了几天，找不到答案。有一次在一处山坡上偶然看到有一处环形朝里边的一处天然形成的石头堾子，多年了，也没有毁坏。他就认真的琢磨，然后启发大家，与大家一起商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改成地边的堾子，往里边环绕，形成石拱桥一样的形状，这种造田形式决定后，他让先在一处坡沟里实验，结果夏季雨水到来，新修的田地安然无恙，于是就进行推广，至今这些地还在发挥着作用。

　　郑老伯的邻居住着一位烈属，他家的一个儿子在抗美援朝的时候牺牲在了朝鲜战场，周书记多次到家慰问过。每次到了村里总会对村里的军烈属的生活情况进行过问。这天又到郑老伯家串门，无意中看到了烈属家临街的房子，由于最近雨水多，房子有点变化。他就进到烈属家查看，发现房子上的一个檩条坏了，就急忙找到村支书、大队长，研究给这位烈属换檩条的事。大队从林业队里找到一个合适的可以做檩条的已经干燥的木头，大队里派专人把檩条给换下来。周总书记一直在场帮着把檩条换好，一切都收拾停当。他对村干部说：“老人家的儿子为了保家卫国牺牲在朝鲜战场，为我们国家的和平与安宁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要让烈士们安心。要照顾好他们家人的生活，这是我们的一项任务和责任，也是我们应有的义务。”

　　在座的有位赵老伯接过话，谈了自己感受深的往事。上世纪1963年夏天，遇到了三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下得面积很大，华北中部地区多个地方发水。

　　邢台西部山区连下七天七夜，山洪暴发，河水陡涨，道路被冲断，很多田地被冲毁，特别是有不少村民的房屋出现坍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当时赵老伯自己家住在村子比较低的地方，离河滩有二百米远，可是当洪水下来后，河滩的堤坝被冲毁，水势到了离赵老伯家四五十米的地方，由于，河滩中被刮到的树木、石块不断堆积，河床抬高，对赵老伯以及其他几十户地势低洼的群众造成了威胁。由于大雨来势猛，事先没有防备，村干部便组织民兵，把地势低洼的几十户人家转移到地势高的人家里去和村委会的办公室。大家帮着搬东西，在地势高的地方的乡邻们主动腾出多余的房子，让给地势低的乡亲们住，村干部不停地走街串户，查看群众的住处生活情况，当时村里还没有磨面机，大家吃饭磨面都是在村里仅有的几个碾子上磨。有几个碾子还是露天的，村里先安排在房屋子里的碾子一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进行磨面。当时村里有六个生产小队，每个队里喂养着几十头牲畜，村里让几个队里把最好的牲畜贡献出来，碾子不停，人和牲畜换班，不停地碾面，先保证大家有饭吃。虽然遇到了大灾，但是大家在村干部的有力安排下，人人有地方住，有饭吃。在解放前，这里也闹过灾荒，发过水，很多人被迫逃荒要饭，流离失所，民不聊生。现在群众看着心爱的地被冲毁了，有的房子倒塌了，很伤心。村干部对大家说，现在大家先吃好饭，等雨停了，我们一定会把冲毁的地重新修好，把小块地变成大块地。比原来的地更好，更容易种。把冲毁的房子建好，让大家住上更好的房子。民兵和青壮年在村外疏导河流，对于一些没有冲坏的地，加固堾子，把地里的积水排出来，村里安排专人在村里进行巡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在水灾面前，大家不慌不乱，，生活安定、有序。上级政府及时抢修了很多道路，派车运送救灾物资，对于远处山区道路交通不便的地方，派牲畜拖运，人挑肩扛把粮食面粉运过来。平时大家勤俭惯了，一般舍不得吃白面，可是政府给运来了大批的白面。群众说，现在遭了灾，生活比平时吃的还好。所以在以后别的地方出现灾情需要支援时，大家往往是争先恐后，尽其所能。很多人说，过去我们遇到困难时政府支援帮助我们，其他地方的群众支援我们，我们要懂得感恩，要回报社会。当时的公社的书记和其他工作人员，都分散到各村去帮助指导救灾，真的就像电影《焦裕禄》里边演的一样，干部一心为群众着想，为群众服务。那时的干群关系亲密无间，真的是鱼和水的关系。大家有什么困难了都愿意给领导说，常常是有的时候自己还没有说，领导就知道某个群众有什么困难，需要进行帮助。

　　洪水过后，村领导带领大家抗洪救灾，恢复生产，重修土地，统一规划，经过几年的努力，新修几百亩水浇地，把原来的小块地改造成了大块地，又兴修水利，筑大坝造水库，改善了环境，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改天换地，真的上演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壮丽的动人的场面。这些地、这些水利设施，在今天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养育着这里的人们。

　　那时的战斗场景，至今让赵老伯回忆起来，觉得仍然动人心魄，令人难忘，觉得有价值。

　　上世纪1966年，邢台地区发生了罕见的大地震。地震也波及到西部山区，地震发生后，公社领导和村领导非常重视，积极组织群众进行防震工作，领导挨家挨户进行检查，动员群众到外边搭建防震棚里住，积极安置动员岁数大的群众离开危险的居住环境。村里把群众安置在空旷的场地上，晚上还有人值班，随时防止和应付出现意外情况。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某县开会，召集离退休的老领导参加，有一个长期在该县工作，在六七十年代当过县长的领导说，我们县东西长200里地，过去，我们就靠一辆旧自行车，，跑遍了全县30多个公社，几百个自然村，很多村里有什么典型的人物，包括先进的人物、劳动模范、军烈属，有什么有特色的产品，地形地貌，现在你们问起来某一村的情况，我什么资料也不用看，就能说上来很多，你们现在县里五大班子成员，主要领导都配有专车，甚至是豪华的车，你们到过几个乡镇，到过几个村，了解多少民情，能够说上来多少具体的情况。对下边群众有什么反映，需要解决什么问题，群众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你们知道吗?你们现在有的领导知道哪里有高级宾馆，哪里有特色的饭店，特色的吃的，知道的一定比知道群众的情况多。你们只在办公室看看资料、文件，听听汇报，这样是与群众割裂开来，不知道群众的疾苦，不了解群众的呼声，怎么能有针对性地去解决问题，怎么能够把一些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就会犯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就会脱离人民，就会被群众唾骂，甚至就会丧失立场，就会走向群众的反面，应该引起高度的注意。

　　没想到这位领导说完不久，就在全国各地爆发了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腐败的活动，以至于发生了1989年的不平静的震惊世界的动荡。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六七十年代的领导干部整体比较清廉，那时遍地都是焦裕禄式的干部。别说是贪污受贿，哪里出现一个干部多拿多占了集体的东西，人们就会自发地起来，揭发检举。不用怕打击报复，领导干部也不敢打击报复，他们是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下工作。并且县里、乡里的领导经常下乡劳动，与群众在一起。那时群众与干部是鱼和水的关系，水很清澈，鱼很欢畅。干部与群众经常拉家常，访贫问苦。现在有不少的地方的领导和群众成了水火的关系，上下尖锐的对立;或者成了水和油的关系，上下分离，永远融不到一块。有些领导干部贪污受贿成了家常便饭。多吃、多占、多拿，似乎成了合情合理的事。

　　过去生产队里把最好的粮食交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交公粮是很光荣的事。交公粮前，晒了又晒，簸了又簸，拣了又拣，里边不能有一点尘土、杂质。上世纪八十年代，分田单干后，乡里每年要到村里收征购，就出现了群众不交、抗交的现象。催的实在是太急了，有的以次充好，甚至往麦子、黄豆里边掺土、掺沙子的。有的群众公开说，你们当官的一天到晚吃香的喝辣的，整天不干一点正事，对群众的疾苦不闻不问，就知道到时候来逼着群众交征购，你们不像领导干部，倒像是黄世仁家的狗腿子。过去领导见了群众像一家人，现在领导见了群众像仇人。有的村里的领导不干正事，欺压群众，胡作非为。气愤的群众便偷偷地把他家的庄稼苗给踩倒在地里;把他家的树给偷砍了;还有用炸药炸村干部的房子的。群众用对付土匪、日本鬼子的方式对付干部，说明有的干部太不得民心了。某村支书，不给群众划分宅基地，自己先把一块好地方给占了，群众强烈不满。后来给群众划分宅基地，都是一些不太好的地方。过去村里每年或隔一两年给村里需要盖房子的人家统一划分。需要盖房子的，或者想盖房子的村民先给村里报名，然后要经过村民大会讨论，谁是急需房子的，谁是不急需的，谁家的房子已经比较宽裕了，不符合要宅基地的，最后确定下来需要给划分宅基地的人家的数字，然后再讨论需要在什么地方划宅基地。一般的原则是，尽量不占用耕地，但是又要适合盖房居住的地质条件，然后让需要宅基地的人家抓阄，在这里还需要优先考虑村里的军烈属家需要盖房子的，要征求军烈属家的意见，经群众大会讨论或者让军烈属家先挑;或者让军烈属家先抓阄。都是在很公平很透明的条件下进行的。宅基地是无偿的分给村民的。可现在有的村里的领导自己先挑，还默许某些给自己送礼的人偷偷盖，造成既成事实。一切都抛开了群众的讨论和监督。在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分宅基地问题上的腐败，就能看出有的农村的基层政权已经变质。还有的村干部变成了黑社会色彩。培养起一些混混，或者与社会上的一些混混纠结在一起。

　　还有表现很突出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有的村干部、乡里的干部，不是积极宣传计划生育政策，把工作做细致，而是采用暴力的、非法的手段，对当事人进行拘禁，关黑屋，非法扣留，把人铐在树上、电线杆上。甚至有的找不到当事人，把当事人的年岁已经很大的父母，拘禁起来，铐起来。再有把当事人家的粮食给弄走，把当事人家的房顶给拔了。群众说，毛主席给穷人分房分地，给吃的给穿的，把群众尊为上帝，永远站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边。你们现在的干部把老百姓的吃的、住的、用的给弄走，给毁坏，甚至欺压打骂群众，还有一点共产党的味吗?还是人民的政府吗?更为可恶的是，打骂当事人，还让坏小子往当事人身上放虫子，蝎子，简直到了惨无人道的地步。

　　郑老伯举了一个例子，在邻村里有他一个亲戚，妻子已经怀孕七八个月了，乡里和村里要强迫引产，当事人躲起来了，就把当事人的七十多岁的父母给铐在了村口的电线杆上，不让吃饭，不让睡觉，有乡亲们看着可怜就去送点吃的，结果把送吃的村民也给扣起来。其父母由于年岁大晕厥过去，这才让抬回家。

　　还有一个熟人，乡里、村里给女方强迫做绝育手术，结果留下了后遗症，女方身体浮肿，经常不能干活。找村里，村里不管;找乡里，乡里又推给村里，以至于后来精神有些失常，经常半夜游走外出，还出现多次赤身裸体行走在大街上。有时就随便躺在别人家的放柴、放杂物的屋子里。她的丈夫需要经常看护着，不能好好干活。孩子上学需要钱，妻子治病需要钱，家里只能东凑西借，两个孩子早早就辍学了。这一下子把整个家庭给害苦了。至今乡里村里也没有给个说法。这一家在贫困线上挣扎。乡里的领导换了几任了，找现在的领导，领导说，造成这样的事，是前任领导造成的，与自己没有关系。让他们找前任领导去。群众说，这些领导就是不讲人话，政府不管换了哪个人做领导，都应该为群众办事，关心群众的利益，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现在这家就是人们对有关领导不作为、乱作为、胡作为造成不良后果的活教材。不管有的人说的再天花乱坠、冠冕堂皇，群众的眼睛是亮的，揉不得沙子的。

　　在座的一位王叔说了自己知道的一件事。某村的支书，通过贿选上任，上任后在村里欺男霸女，村里很多年轻的妇女受过欺凌和蹂躏;私自砍伐集体的树木，进行倒卖;大肆挥霍集体的财产，把上万亩的山坡私自决定卖给了某个商人。不光群众不知道，连村委会里的干部有的也不知道。怎么签的合同，卖了多少钱，没有账目。支书自己的子女被安排进了政府机关，成了公务员，群众意见很大。村里很多村民举报，没有人过问。有一名党员写举报信，向上级反映，不知道上边把举报信给了支书，还是告诉了支书是谁举报的，该位党员受到了支书的迫害，威胁，殴打。而对于支书的违法犯罪行为至今没有人过问和追究。而有村民修剪自己家的山坡上的树木，却被当地派出所进行了治安处罚。

　　党在过去几十年一直保持的优良传统，党在人民心目中树立的美好形象，，全让这些个钻进党内的蛀虫、败家子给败坏光了。

　　郑老伯接过话头说，过去在战争年代，人民群众舍生忘死救党的干部，帮助这些干部转移隐蔽到安全的地方，甚至为了保护领导干部的安全，不惜牺牲自己。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这里就有很多人帮助、保护过抗大学员和抗日干部，救治过八路军伤病员。现在要是再有了危难，群众还会像过去那样救现在这些祸害百姓的干部吗?

　　听了郑老伯的发问，我不由得想起了在前几年看到的一篇报道，写的是老一辈革命家、解放军高级将领耿飚之问，与郑老伯的问话很相似。我在网上搜到了这篇文章，现在摘录在这里：

　　“也许很多人都知道“钱学森之问”，但想必有不少人并不知道“耿飚之问”。不过，后者同前者一样发聋振聩、令人深思。如果说前者是对我国教育制度的反思，那么后者则是对干部是否理解党群关系的拷问。

　　近日，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官方网站上刊发了《革命理想高于天》一文，文中开篇提出“党群关系的耿飚之问”——“如果再遇到危急关头，人民群众会不会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舍生忘死来保护我们的党员干部?””

　　1991年，老一辈革命家耿飚重返陇东某县。一批告状的群众向其诉说了对一些县乡干部的不满。耿飚于是召集当地干部讲了一件往事，提了一个问题——50年前他任副旅长的八路军129师385旅就驻扎在这里，一个战士损害了当地群众的利益，旅部决定枪毙他。 但当地的老百姓集体下跪，为这个战士求情。最后，耿飚只好含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故事讲完了，耿飚大声问道：“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耿飚一问惊人，全场鸦雀无声。”

　　我不由想到，在某些地方，有的人依仗自己家里有人在政府做高官，就在村里鱼肉百姓，为所欲为。萨达姆、卡扎菲有了危难，还知道往自己老家躲，以求得家乡人民的帮助。现在我们的某些官员将来往哪里躲，被他们的家人、亲戚害惨的乡亲们还会帮助他们吗?南开大学教授艾跃进老师讲到过一件事，在某地遇到某位高官的一个乡亲。艾跃进老师很羡慕地对这位高官的乡亲说，你们那里出了某某高官，你们会很自豪的吧?没想到这位高官的乡亲却说，要是有一天某某高官垮台了，自己会大加庆祝，要吃三天捞面。这位高官的乡亲说，这个高官的家人、亲戚在家乡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人人愤恨，人神共怒，乡亲们光盼着他早点下台，早点倒霉呢!

　　和郑老伯一块来的一位从县中退休的李老师，讲起了学校的事。有一次李老师参加某个朋友的孩子的婚宴。这位朋友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全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师范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当地当老师，由于教学成绩突出，从乡中调到县中，后又调到重点县中任教，他在当地教育线上熟人很多，人缘也很好。这天来参加婚宴的多数都是他在不同学校任教的同事。席间闲聊，说到了一所普通县中的学校的前任领导。在李老师印象中，这位领导口碑很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所县中很出名，当时县里每年都要让县教研室对七八所县中进行抽测，这个学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这位校长知人善任，关心老师们的生活。有一个老师家里的老人身体不好，好几年了不能干活，家里的顶梁柱妻子也病了，并且病的很厉害，这位老师很为难的给校长请假，这位校长对这位老师说，好好把病人照顾好，学校的事你就放心吧。到了麦收时节，这位校长跑到老师家里，问这位老师家地里的麦子到什么时候可以收割。当时村里都是人工收割，还没有收割机。割麦子、脱离麦子是很辛苦的活，常常过完几天麦收，人会累瘦一大圈。麦子不同于秋天的玉米，早两天收晚两天收没什么大碍。麦子熟了，不及时收割，麦子的穗子就会自己掉下来，麦粒就会自己脱落，造成损失。校长与他定好时间，让他准备好收割麦子的镰刀、绳子和脱粒机。到了预定的时间，校长让学校体质弱些的老师在学校给学生上课，亲自带着学校几十个身体壮实的老师，到这位老师家帮忙收割并脱离麦子，让两个女老师帮着做清米汤和馒头，大家忙活了一天，把几亩地的麦子收回来，并且用脱粒机给脱粒出来。这件事在当地被传为美谈。

　　还有一位老师，家里条件不太好，但是个实干家，业务能力很优秀，他教的课非常受学生欢迎。并且辅导学生在省市级大赛中屡屡获奖。这位校长便召开校务会，并且向县级领导打报告，特殊照顾这位老师的没有工作的妻子安排成学校的正式职工。这两位受到帮助照顾的老师更加热爱学校，拼命地钻研业务，努力的教学。

　　由于这所学校是寄宿制学校，师生吃住在校。为了改善老师们的伙食，这位校长还把学校周围闲散的空地开垦成菜园，不怕脏，不怕累，经常义务在菜园里忙活，老师们课余时间也主动到菜园里帮忙。学校食堂的很多菜都是在学校的菜园里老师们自己种出来的，学生和老师食堂，吃得好，费用低。在当时很受师生们欢迎。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天，县教研室在这所学校召开教研会议，李老师和他们学校的几个同事也到这所学校参加了活动。这是李老师第一次到这所学校，一进校门，就看见好几片菜园子，当时是阳历十一月份，菜园子里的大白菜长得很茁壮，绿油油一片，还有萝卜，蔓菁，梅豆角向周围串开茎蔓，豆角红色的皮与绿色的茎叶相间，看得很是惬意，这里就像是一片世外桃源。上午听课，下午进行研讨，这位校长也礼貌的列席了会议，但是没有发言。正在县教研室主任讲话时，学校的拖拉机拉着蔬菜进来了，这位校长起身就从楼上开会的屋子里走出来，到下边与开拖拉机的师傅一起搬蔬菜去了。拖拉机停车的地方，正好与开会的地方冲着，李老师坐在挨着窗户的位置，看得很清楚。这位开车的师傅原来是李老师所在的学校里的一位正式职工，由于离家远，后来调到这所学校，中午吃过午饭，李老师和几个来参加活动的老师，到这位曾经的同事的屋里坐了一会，这位师傅对这位校长非常佩服，说校长经常与工人师傅一起干活，菜园子里的菜，主要是校长管理，老师们课余时间帮些忙，他还经常劝老师们休息，当时这所学校的伙食费用在几所县中里是最低的，但是吃的最实惠。

　　当时学校风气正，老师们干劲足。李老师不由得赞颂起这位学校的原来那位领导。没想到同桌坐着的一位李老师熟识的朋友马上止住说：“你可不要给他唱赞美歌了，他后来变得心黑、财也黑，现在很多人都在骂他。”

　　李老师感到很意外，同桌坐的另一位也很熟悉的朋友也很赞同刚才那位朋友的话。李老师便想问个究竟。他们介绍说，原来这位校长确实不错，一心一意为师生们办好事，也因此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好评。可是后来这位校长调到了挨近市区的某所学校，就开始变味了。有人说是他看到很多人不干正事，光耍嘴皮子，假话空话连篇，甚至鬼话连篇，下边老师们恨得咬牙，可是，这样的人在上边还很吃香。什么好处都有。只知道傻干的人，不光不得好处，还受到排挤。学校有个伙食管理员，有一次把伙房刚进的一头猪肉，取走半匹子猪肉拿着给教育局某领导送去了。在学校就这样一个管理员，谁都不敢惹。以后这位校长家里也是吃的花的有人送，慢慢就开始学会念生意经了。给学生私自定资料，最典型的是有一个学期给学生每人订了四套资料，就是学校里最优秀的学生也根本就做不过来，到学期结束，很多学生的资料还是崭新的，一个字没写。有的老师心疼学生，就给学生从中选定一种让学生做。在得好处的过程中，尝到了甜头，胃口也越来越大，做校服，招进高价学生，在学校进行建筑时，违规招标，收承包商的好处费几万元。时时处处围着好处动脑筋。老师和学生家长意见很大，但是又无可奈何。过去大家见了这位校长，主动去打招呼，后来正直的老师们都是躲着他走。现在退休了，到他家去的，和在街上主动与他接近的还是在原来的学校的老师，他后来工作的学校的老师都是骂他的。包括从他那里得到好处的人，也一样的在骂他。

　　听了他们的介绍，李老师很惊讶，真的没有想到，一个令人尊敬的廉洁的口碑很好的校长，竟然也会变到令人唾骂、让人憎恨的程度。简直是天地之差!

　　李老师说出自己的惊讶，同桌的朋友说，我们学过鲁迅的《故乡》，里边的“豆腐西施”杨二嫂的势力、巧取豪夺，她是当时那个社会土壤的产物。这位校长也是当时特定的社会土壤的产物。“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嘛!看来是诚哉斯言!

　　李老师不由得又想到了有一次在一个朋友家里，一位在李老师的乡里曾经当过当时的公社书记的人，闲谈时说过前几年单位里“一支笔”的事。这位在六七十年代，是村里的民兵连长，他们的村里是当时县里的模范村，他也很有能力，后来被调到当时的公社里当领导，从办事员、秘书、副书记一路发展起来，成为国家正式干部。在上世纪末，中央曾经让单位里实行财务“一支笔”时，这位正在任上。“一支笔”就是单位里的财务大权，就最高领导一人签字有效。李老师问：“那不是为了严肃财务纪律，避免下边随便开发票，随便进行财务报账吗?”这位退休的官员说，最初可能有这个意思，但是后来就变味了，就是一人说了算，没有了人监督，于是很多单位的财务报单，别人谁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只有握“一支笔”的领导明白。很多公家的钱，都流进了单位“一支笔”领导的腰包。李老师开玩笑地问：“你也掌握过一支笔，也得捞点吧?”这位没有正面回答，却不失幽默地说：“这个政策，想不贪都难。这个政策就是给主要领导创造充分的机会和条件让发家致富的。这应该也符合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精神。”在坐的几个人都笑了。

　　想不贪都难，没有了监督，所以就培养了一大批合情合理的甚至被认为合法的贪官。

　　郑老伯的一个孩子现在在某政府部门工作。他孩子给郑老伯讲了2016年某地抗洪救灾的事，郑老伯把他听到的又给我们说了一遍。2016年夏季的一天夜里，华北地区突降暴雨，造成很多地方受灾，有的地方道路被冲毁，有的村子部分村民房子被淹。地方政府派很多公务员去村里救灾。某村的群众在树荫下打扑克，玩麻将。参加救灾的工作人员顶着烈日，挥汗如雨，口干舌燥，渴了，向在树荫下或者路边纳凉的有的在玩扑克、打麻将的群众讨杯水喝，群众置之不理。还有地方的领导，把上级拨给群众的救助物资，矿泉水、饮料、面包拿到小卖部卖，不发给群众，谋取私利。

　　某村有不少人家被洪水淹没，是因为村干部和部分村民，在河道里建厂房，挤占了用于泄洪的河道造成的。过去就有群众多次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私搭乱建、挤占河道的问题，可是政府的有关部门碍于村干部的关系和势力，，没人出面给予解决和处理。有人施工时把泄洪河道的桥洞堵了半个，有人反映无人过问。所以群众对政府部门某些人的不作为很是气愤，便对前来参与救灾的人员，不积极配合，反应冷淡。过去村里有人受了灾，大家自力更生，互相帮助，团结协作;而现在很多村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漠不关心，麻木不仁”。人民群众有些心灰意冷。参与救灾的政府工作人员，原来在政府里未必是不作为的，也许是很优秀的，认真履行职责的。但是由于有些不作为的部门的某些人的表现，冷了人民群众的心，群众便把对政府的某些失望的怨愤，转加到了现在的救灾人员身上。救灾人员可能是冤枉的，但是由于政府部门中有坏肉，于是坏了满锅汤。

　　郑老伯说，现在经常听到有的领导干部抱怨，现在的群众不好管，甚至说群众是“刁民”，很多干部没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过去有一句话，有人说是领袖说的，“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干部”。郑老伯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领导干部应该检查自己的工作是否做细致了，做到位了，自己工作的方法是否对头。只要真正的把工作做细致了，人民群众是通情达理的。

　　李老师接过话说，毛主席五卷上曾经说过一件事，国家打算在河南某地建飞机场，开始没有给群众做好工作，引起了群众的对立情绪，后来与群众好好沟通了，群众就理解了支持了。李老师说，毛主席第五卷上有，你可以查查看。

　　朋友家就有毛选五卷，在上高中时，朋友曾经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学校奖励了一本当时刚刚出版的毛选五卷，朋友一直珍藏着、我查到了原文。

　　摘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13-329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风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

　　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李老师说，古人讲“公生明，廉生威”，“民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是很有道理的。只要领导自己行的正了，就有了威严，群众就信服。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毛主席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每个领导干部能够做到这几句话，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李老师顺便讲到了一件事。在上世纪90年代，很多单位干群关系紧张，学校里边也出现了很多不正之风，，有的学校人心浮动。在山区里有一所中学，由于单位领导以权谋私，，管理混乱，教师队伍也出现不稳定，私拿多占学校的东西，在很多事上行的不正，对老师的奖惩不是看工作能力和业绩，而是搞圈圈，再有能力，不是自己圈圈里的人，什么好处也得不到，是自己圈圈里边的，或者是上边哪个领导的亲属，，就什么好处也能得。还有很多老师对学校领导有意见，上访告状。县教育局也很头疼。经过调研，决定重新派一位校长。当时新派的校长五十多岁，姓姚。这位校长在某中心校区做负责人，原则性强，口碑很好。经过上级领导的工作，走马上任。他了解了学校的状况之后，上任之初，就对全体教师公开承诺，我做校长的敢拿学校一根草，你们就可以拿一只椽;我敢拿一只椽，你们就可以拿一根檩条;我敢拿一根檩条，你们就可以往自己家拿一架梁。我向大家郑重地提出来，向我姚某看齐!如果我以权谋私了，多贪多占了，你们可以公开骂我，指责我，如果我不贪，你们谁沾公家便宜了，我要用制度处理你，也绝不留情。姚校长说到做到，既廉洁自律，又时时处处关心教职工的生活，在荣誉上、待遇上先人后己，一切问题摆在桌面上，做到公平公正，老师们看在眼里，打心眼里佩服。原来工作不安心的老师情绪也稳定了，原来有怨气的老师也不闹事了，没有了人为的摩擦，很快这个学校上上下下凝聚成一个团结战斗的大集体，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个人心涣散、勾心斗角的单位，很快走上了正规，迈进了先进的行列。到这位姚校长要退休的时候，很多人眼含热泪，围着老校长依依惜别。大家感谢姚校长的光明磊落，这是很多年没有见到过的如此动人的场面。李老师说，他听说有很多单位的领导，要退休时，往往偷偷离开，不敢见群众。有一个单位的领导要离开单位，被群众围起来，一顿臭骂，在群众的唾骂声中灰溜溜的如丧家之犬。李老师引用了一段歌词，老百姓的爱

　　谁没有真情 谁没有真爱

　　老百姓的爱 简单又实在

　　最敬父母心 最盼子成才

　　家国天下事 常挂在心怀

　　谁对百姓亲 百姓都明白

　　谁对百姓亲 百姓都明白

　　谁为百姓好 百姓给谁爱

　　百姓给谁爱

　　李老师说，贪腐问题必须自上而下的彻底加以解决才行，前几年有个顺口溜流传很广：

　　腐败就在前三排

　　重点坐在主席台

　　中间一个最厉害

　　两边也可抓起来

　　开会能坐前三排

　　手中有权尊严在

　　腐败根源权力来

　　无职无权难腐败

　　只要混进前三排

　　财源就会滚滚来

　　有权方坐主席台

　　各领风骚数十载

　　既管人事又管财

　　公权私用准腐败

　　当官如戏捞钱财

　　装腔作势像彩排

　　中间坐着一把手

　　党政权力他全有

　　干部升迁说了算

　　财务大权他独揽

　　贪婪之心一旦有

　　腐败数他有来头

　　两边坐着是副手

　　部分权力经他手

　　私欲一旦大开口

　　中饱私囊伸黑手

　　渎职弄权受贿赂

　　当然也会被抓走

　　各级开会装辉煌

　　主席台上神采扬

　　高谈阔论大道理

　　西装革履好衣裳

　　开会就像进课堂

　　领导总把道理讲

　　观众无奈鼓鼓掌

　　主席台上喜洋洋

　　正襟危坐前三排

　　八股文章念起来

　　心中揣着小算盘

　　腐败时机盼着来

　　“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还在主席台”。这虽是席间玩笑，但李老师说，自己听到这个顺口溜后却久久未能释怀。这里虽然戏谑、说笑成分居多，但若往深处想，却也蕴含着很深的道理。平时有句俗话，叫做“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垮下来”。这是源于百姓生活的一个俗语。原来人们居住的房屋大多都是土木结构，要由掌握建房技能的木工师傅来建造完成。这种房屋形式多样，有的华丽雄伟，如宫殿寺庙，有的简陋朴素，如居民住房。但无论其大小好坏，都要有柱(直立的起支撑作用的构件)、栋(脊檩，正梁)、梁(顺着前后方向架在柱子上的长木)、檩(架在山墙或屋架上用来支撑椽子的长形构件)、椽(檩子上架着屋面板和瓦的直径较小的木料)等构件组成。一般两间房屋要有三梁六柱，但有的是多梁多柱。木制结构的房屋结构严密，具有很深奥的科学原理。所以一旦上梁安放不正，就会影响整个房屋结构，下梁自然也不正了。后来用"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句话比喻起主要作用的人如领导和长辈做事违背法律和道德准则，其余的人就会跟着这样做。上梁:指上级或长辈。

　　古人就很懂这个道理。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意思是季康子向孔子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回答说:"政的意思就是端正。您带头端正，谁敢不端正呢?"对于这个问题，孔子曾三番五次地论说:"自身的行为端正，就是不发命令，下面的人也知道该怎么做;自身的行为不端正，即使三令五申也没有人听从。""如果自身行为端正，从政治国有什么困难呢?如果自身行为不端正，又怎么能够去端正别人呢?"孟子也说:"自己不正直是不可能使别人正直的。"其实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垮下来”。儒学的政治学强调领导人的表率作用，这与我们今天所推行的廉政建设思想是一致的。

　　大家知道，但凡能在大会上坐前排，乃至主席台的，都是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单位的主要领导啊!这些年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反腐倡廉的旗帜，以雷霆之势“打老虎，拍苍蝇”，党风、政风为之振奋，各级党政机关清廉之风日益提升，党风、政风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不可否认，与人民群众的期望仍有距离，反腐败工作依然任重道远。都说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通过这句“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还在主席台”的戏语，其实已经找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反腐倡廉的根本在于抓好“关键少数”，即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也就是那些“前三排”和“主席台”上的干部，只有加强了对“前三排”、“主席台”的监督，才能真正做到以上率下，为台下的人们树立榜样，只有“前三排”、“主席台”的自身身正了，才会使得下面影子不歪。 当然，抓好对“前三排”、“主席台”的监督，离不开制度的建设。因为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真正约束那些“前三排”、“主席台”的作为。当前，反腐倡廉正在大力推进，但在制度建设方面，特别是针对“前三排”、“主席台”的监督制度，尚有更加细化、深化的空间。记得前段时间大火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那位省纪委书记在和省委书记的一次谈话中就说道，关于“谁来监督一把手”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我觉得，是到了在这方面花更大力气的时候了。

　　李老师很关心国家的政治，每天都要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他说，这两年抓了不少的贪官、坏官，铲除了一些黑恶势力，大快人心，看看公布出来的一个个贪官聚敛的不义之财，动辄上亿，这些国家的蛀虫早该收拾。这也说明前几年国家对干部缺少必要的教育，管理不严，组织涣散，对干部的任用把关不严，才使这些害虫不顾后果，从小贪发展成了大贪、巨贪，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也损害了政府和共产党的形象。如果早点健全制度，严格管理，让人民行使监督权力，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不良风气的发展。看到一个个党培养多年的高级干部走向腐败的深渊，替他们感到痛心。有的人据说很有能力，不往正道上用，，害自己、害国家、害人民。以自私者治国必盗国，逐利者为官必殃民。在座的几位都希望国家严格吏治，真正的让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参与监督，就会使局面好起来。大家非常希望共产党的组织能够纯洁起来，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把国家建设好，使国家富强，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廉洁、最高效、最受人民欢迎的政府!让党的优良传统能够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