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太奇艺术星空中的璀璨信仰--电视剧《风筝》观后感

　　2018年3月下旬，我在网上浏览我老师的一篇时评，其中提到电视剧《风筝》。于是，我打开网上的视频，看了前面免费的两集就情不自禁了。为了全部看完，我临时注册了爱奇艺，但它当时也只提供了二十来集。于是，我又临时注册了腾讯视频接着看。就这样，我用了2晚3昼的时间，连续看完了柳云龙执导的这部谍战剧，看完后花了些时间在网上搜索了相关讯息。看到有讯息说，该剧2012年9月开机，2013年5月杀青，原定2014年播出，但临播出突遭遇撤档。我不知道此讯息真假与否。还看到有评论说，该剧反映了精英史观。当然，也看到了万计观众对该剧有泪奔观感的点击记录和豆瓣里的评析。我也是这些普通的泪奔者之一，现从第43集和第44集展开谈谈。

　　一、理性蒙太奇的创作手法

　　我想，弄清楚《风筝》的创作手法和叙事方法，可以正确理解这部电视艺术作品。传统上，电视剧的创作手法，或是浪漫主义，或是现实主义。从全片来看，一方面，该剧有积极浪漫主义的一些特点，比如，对比、夸张和想象，蒙太奇手法随着叙事主题、创作思想而走等;另一方面，该剧也有一些现实主义的特点，比如形象的典型性，叙事的客观性，不是纯粹的抒发个人感情，而是意蕴深刻的理性传达等。这样看来，不能按照单一标准来审视该剧了。我感觉到，一部让千万人泪奔而“委身”的作品，一定有其相应的创作手法。以下尝试从视觉元素、听觉元素和声画关系上寻找。

　　其一，视觉元素。整体上看，该片写意的多，写实的少。而且，其写意具体到了叙事单元。在叙事单元的色彩配置上，更多的是注重表现力而不是形式美，即注重表意或隐喻。在构图方面，遵循的多是内容原则而不是形式原则，即服从剧情的原则。其二，听觉元素。在人声、对话和画外音方面的处理上，该剧重在对话，画外音的运用也很突出;它的音乐，无论是场内还是场外，都以烘托思想、营造意境为主。其三，声画关系，即在剪辑技巧上，该剧既不完全属于表现蒙太奇，也不完全是叙事蒙太奇，其声画关系的处理，注意力放在人的内心活动表现上，有着鲜明的思维蒙太奇或理性蒙太奇的特征。理性蒙太奇原本是属于前苏联蒙太奇学派的一种电影艺术理论，后来也运用于电视艺术。这种理论主张在剧中通过画面内部的造型安排，促使观众将视觉形象变成理性认识;这种理论还认为视听艺术不在于形象地表现现实，而在于表现概念。《风筝》的创作正是这样的，我想以第43和44集为例看看。

　　在第43和44集中，有三个叙事单元，一个是秋荷一家的场面，一个是郭志文审问郑耀先的场面，一个是徐冬秀审问韩冰的场面。这些场面的叙事，其镜头剪辑重在依靠心理逻辑进行连接，视听逻辑的连接只是辅助。比如郭志文审问郑耀先的过程中，当郭志文拿出宫门倒这枚特务接头所用的邮票时，镜头转到了郑耀文的脸上，给出了面部特写，并呈现出了联想回忆画面。对郭冬秀审问韩冰的剧情，也采取了同样的剪辑手法。这一手法的叙事，达到了“影子在找风筝、风筝在找影子”效果，塑造出了“证据”、“真相”的概念。这样的声画剪辑手法是贯穿全片的，属于连续叙事。这一手法的叙事，从艺术表象上看，是按一定意图和逻辑关系将镜头内容剪辑在一起;从创作本质上看，是根据现实生活的逻辑和人们正常的思维方式来提升艺术思维高度，塑造不同于现实的视听时空。换句话说，是通过视觉元素、听觉元素和声画关系的的运用，塑造出概念、思想和哲理，从而构建作品与观众共同的思维时空。这，可概括为三个特征：概念性、思维性和连续性。理性蒙太奇的这些本质或特征，形象的表达就是：作品塑造了概念境域，观众获得了现实观感。

　　由于理性蒙太奇是《风筝》主导性的叙事手法，决定着全剧的思想内容和文化意义，是始终贯穿全剧的艺术思维方式。因此，我把它提升到全剧创作手法的高度，而不是仅指其中声画关系的技法或镜头画面的组合。以理性蒙太奇看《风筝》，我想可以避免一些“细节的真实”误区，有助于全面和深入理解该剧的思想内容和文化意义。

　　二、以信仰为核心的系统性构思

　　《风筝》的剧情构思和叙事是全面的。比如，剧中的人物语言、事件场景、场景背景都能符合当时社会与人们生活的实际，音响、色彩、对白、场景也是相互烘托、互相呼应;还有，该剧做到了人物的结局符合人物的历史发展规律，事件的发生符合事件的历史发展规律等。不过，我认为这些是表象的、工具性的、形式的，它的本质的、目的的、内在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认为是理性蒙太奇所塑造出来的概念和思想系统。概念是三个：个体的血缘亲情、群体的忠义伦理和社会的阶级信仰。思想系统是指围绕这三个概念间的矛盾冲突而动态呈现的视听时空。三个概念之间不断地冲突或交融，构成了全片的主旋律。可以说，所有的叙事单元都是围绕这个主旋律进行的，所有蒙太奇技法都是为了实现这些概念、旋律和其中的主题。

　　(一)信仰及其对信仰的执著。信仰是《风筝》最核心的概念，也是最高的概念。而灵魂中的灵魂，又是无产阶级者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执著。

　　首先，我们看看军统特务韩冰身上信仰概念的实现。韩冰这一典型人物形象的叙事，传达出了民主信仰这一概念。例如，第39集，她宣称“以民主的名义”与郑耀先共舞。三十多年来，她潜伏于中共公安机关内部，百折不挠地想要完成军统交给的任务，与她的这个信念是有关的。民主显然也是崇高的，只是由于她的信仰是建立在没落组织的基础上，所以她的命运必然以悲剧告终。这在第46集的叙事很好地传达出来的，也就是风筝郑耀先去抓影子韩冰的剧情。影子韩冰说，“在延安，我想抓金默然;在山城，我想抓周志乾;可是，直到现在我都没抓到郑耀先。”

　　其次，我们看看中共侦察英雄郑耀先身上信仰概念的实现。第38集对这一概念的叙事细微而生动。马小五已学习和训练多年了，但无论学到了多少侦察本领，郑耀先都认为他未出师。因为，在郑耀先看来，只有当马小五从内心树立起了共产主义信仰之时，才是出师之时。“小五啊，该教的都教给你了，按理说，你已经是个出类拔萃的侦察员了，可在我看来，你确实还缺少了点什么，这就是我说你不合格的原因。”“我少了些什么?”“对理想的执著，也可以说是一种信仰，那是一种甘愿为理想献身的信念，情报人员如果缺少了这一点，就等于没有了灵魂，你懂吗?”“如果以我们的角度，是不是应该有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信念?”“对!”(第38集)而马小五终于没有辜负郑耀先的期望，成为了优秀的中共侦察员。

　　最后，我们还可以看到，信仰及其无产阶级者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执著，这一主题是贯穿全剧的，其叙事是首尾呼应的。第1集，郑耀先把自己的同志送上刑场，用军统的语气问：“年纪轻轻的就死了，图个什么呢?”回答：“信仰。”在最后的第46集，郑耀先去世前向组织提出的仅有的要求是“我想看一次升国旗”，救护车停在天安门广场的旗杆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的国歌响起，字幕同时呈现，躺在救护车里的郑耀先颤颤巍巍举手向国旗敬礼，他在先进组织的信仰中得到了永生，谱写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格言。

　　(二)个体情感与阶级信仰的概念，以及两者的关系。个人感情、个人生活与阶级信仰、国家事业的关系，这是《风筝》主旋律的又一重要主题。这主要是通过风筝郑耀先、影子韩冰，以其两人自始至终的矛盾关系得以塑造和表现的。在剧中，郑耀先与韩冰两人有着深沉可贵的人间真情，却始终是针尖对麦芒的敌人，“他们俩，从来都针尖对麦芒，除了你死我活就没有别的了。”(第37集)全片在这方面的叙事也是相互照应的，从第8集开始，直到最后的第46集都反映了这个主题。以下我们来看看两段精妙绝伦的对白。

　　第8集，延安舞会剧情的对白。韩冰，“金先生，怎么?不请我跳一曲吗?”金默然(郑耀先)，“韩小姐好象不是太喜欢我，我呢，是个知趣的人，胆子又小，不好意思请你跳舞。”韩冰，“你怎么看都不象是没有胆识的人哪，没关系，让我们以民主的名义共跳一曲吧。”金默然(郑耀先)，“你在此山，我在彼山，你在崖上，我在川底，看似很远，其实很近。”“老汉跟女娃，其实他们本来不认识，却因为信天游打得火热，志趣相投，可是一到了饭点，又各奔东西，这像不像你和我?”韩冰，“我和你?你来我往有之，情投意合绝无，你我本是陌路，偶然相遇，也是你在此山，我在彼山。听着很近，其实很远，一旦曲终，必将人散，你我依然还是陌客。”

　　第46集，风筝郑耀先与影子韩冰共餐诀别这一剧情的对白，其实是所谓的“民主”信仰与共产主义信仰的较量，最后以前者失败而告终。郑耀先对韩冰说，“你终于像个女人了。”郑耀先是在说：你是我心中眷念着的女人。韩冰答，“遇见你，我是没有侥幸的。”在此之前，无论对其他追求者还是郑耀先，韩冰的回答一直是“我干嘛要象个女人”，但此刻，她真诚地回答了郑耀先：我是你的女人。郑耀先说，“这个世上，没有比我们俩更针尖对麦芒。”郑耀先是在说：我俩本质上是阶级敌人。韩冰说，“我抓郑耀先干什么?他是我的伴儿。”韩冰是在说：在阶级性上，我承认我失败了，但在人性上我获得了女人的幸福。郑耀先说：“慢，我想看看你，……我想好好看看，找找特点，来世在人堆里面，一眼能把你认出来。”郑耀先是在说：无产阶级者也是有人性的，也是食人间烟火的，我深爱着你。韩冰说，“我想抓的是风筝。”这是在说：我作为社会人的意义是，要完成我的特工职责。郑耀先说，“你能够等着我回来，我领情了，我成全你。”这一方面是说，你作为我的阶级敌人，是注定要失败的;另一方面是说，我虽是你的阶级敌人，但也是人，人是能理解人的，我能理解你。韩冰说，“我本来早该以死谢罪于民众，只是想再见到你。”韩终于承认，没落阶级是不可能战胜先进阶级的，但承认自己如同郑耀先一样是人，也渴望拥有相恋相伴的人间真情。

　　(三)忠义伦理与阶级信仰的概念，以及两者的关系。《风筝》对此的塑造是细腻而丰满的，是大手笔。从群体的塑造上看，“军统六哥圈子”与“山城公安情报组”是两者及其关系的充分体现;从个体的塑造上看，如果说郑耀先的得意弟子宫庶是忠义伦理的化身，则他的关门弟子马小五则是阶级信仰(共产主义信仰)的化身，而郑耀先是两者的统一。这里，我们就以马小五这个典型形象的塑造为例，而这，又具体表现在马小五既称呼郑耀先为“师父”又称为“同志”这个细节上。第38集，马小五按照组织的安排，到劳教农场守护郑耀先，当郑耀先问为什么时，马小五不能说，只得回答：“师父，你就别问了，行吗?”马小五为了安慰处于困境中、心境愤懑的郑耀先，喊到，“周志乾同志!”又比如，在第44集，马小五想一直随车护送昏迷着的郑耀先逃离山城，但被负责的解放军战士要求下车时，马小五呜咽着呼喊昏迷的郑耀先，“师父，你还能不能活过来?”“中国这么大，我到哪里去找您?师父，您给我出个主意啊。”(第44集)当郑耀先告诉马小五，韩冰就是影子时，马小五不敢相信，说到，“周志乾同志，你胡说。”(第45集) 当昏睡了一天一夜的郑耀先苏醒过来，一直守候在床边的马小五说，“周志乾同志，你醒了。”并告诉他说，“周志乾同志，组织已经给你落实政策，从今往后，你再也不是囚犯了，是中华人民共和一个公民。”(第46集)

　　《风筝》的前半部分，重心是忠义伦理，忠义伦理是通过“军统六哥圈子”，即郭伯川、宋孝文、赵一简、宫庶等几人为核心的群体来塑造的。所塑造的忠义伦理，整体上否定着阶级信仰而具体地继承了阶级信仰(民主信仰)。郑耀先在军统头子戴笠的要求下收宫庶为徒弟的叙事反映了这一点。《风筝》的后半部分，重心是阶级信仰(共产主义信仰)，此阶级信仰是通过“山城公安情报组”，即以郑耀先、陈国华、袁牧、马小五等几人为核心的组织来塑造的。不仅如此，《风筝》的可贵之处还在于，所塑造的阶级信仰(共产主义信仰)，整体上否定了忠义伦理而具体地继承了忠义伦理。郑耀先在中共组织要求下收马小五为徒的叙事反映了这一点。

　　为什么说郑耀先身上集中体现了忠义伦理与阶级信仰的统一呢?先看第36集关于郑耀先爱徒心切的剧情。当郑耀先听说陈国华派自己学艺未精的徒弟马小五到香港执行任务时，与陈国华吵了起来，说：“我不管那么多，反正我徒弟的命就是金贵，就是值钱。”这是忠义伦理的反映。马小五继承了忠义伦理的的精神，这也在第36集得到了塑造。当马小五见到郑耀先可能因“二罪并罚”而受难时，在办公室给自己的领导陈国华跪下，“我求求你，救救我师父。”“你就把我师父的那些罪过给我扣上，我来替他顶罪。”作为中共党员，这样的举动显然是不妥的，但却是马小五继承忠义伦理的反映。忠义伦理与阶级信仰在整体上是矛盾的，但在具体的对象上是可以统一的。这个理念是通过郑耀先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与叙事传达出来的。第39集集中反映了这一点。

　　在第39集，马小五为了不暴露自己，跳楼而身受重伤，郑耀先去见上级领导钱副部长时的剧情，我们来看看其中的对白。见到郑耀先因徒弟受伤而生气，不与自己握手，钱副部长说，“与其尴尬相见，不如不见省心。”郑耀先伤心地说，你们“对不住的就我一个人么?我郑耀先代表牺牲的陆汉卿，代表为革命献身的曾墨怡、江心、程真儿，代表千千万万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捐躯同志。请你回答，对得起那些同志吗?”钱副部长生气地说，“怎么还弄出个你们我们的，难道咱们不是同志么?”郑耀先痛苦地说，“我们还是同志么?”“你敢说我是你的同志吗?我是什么呀”。这里，为什么郑耀先对于徒弟马小五的受伤那么痛苦，反应如此激烈，甚至当面数落他的最高领导呢?以前，我们可能会认为郑耀先培养的是徒弟，但看了第39集之后，我们就知道了，他要培养的是同志，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他的痛在于，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是多么不容易。这样的剧情与叙事，再造了阶级信仰高于忠义伦理的理念。阶级信仰高于忠义伦理的另一个表现是，郑耀先无论有多大的伤痛，最终也服从了钱副部长的安排，亲自去抓大特务宫庶，也就是自己以前的徒弟。让我们看看对白。钱副部长说，“你带出来的宫庶，你自己造的孽，你还想让别人替你去还吗?”郑耀先说，“你是让我去抓宫庶?”钱副部长说，“你以为马小五是谁害的?为了马小五，你还敢对任务推三阻四吗?”“我就给你一晚上的考虑时间，记住，国家利益高过天，人民才是我们最深厚的情感。因为你是个共产党员，是一切属于国家的特殊职业者：胜利了，不能宣扬;失败了，不能解释;誓言无声，英雄无语。”(第39集)至此，忠义伦理与阶级信仰的冲突达到了高潮，也得到了解决。此后，剧情的重心就主要为塑造阶级信仰(共产主义信仰)这一旋律而展开了。

　　总之，我认为《风筝》正确诠释了个体、群体与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即：国家利益以个人利益为基础，但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阶级信仰以群体意识为基础，而阶级信仰高于群体意识;群体意识以个体意志为基础，而群体意识高于个体意志;阶级信仰以个体意志为基础，而阶级信仰高于个体意志。就此而言，《风筝》无愧为新时代创新性的谍战片，柳云龙被大众誉为“谍战剧教父”是不为过的。网络上，“百度TA说”里的一个网贴说，《风筝》“被禁5年终于播出”。此讯息无论真假，其实都可以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三、历史与现实交融的深刻意蕴

　　根据理性蒙太奇的创作特征，以全面的眼光透视《风筝》第43和44集，在深层次上应当能够产生这样的观感：渣滓洞革命者们《狱中八条》剧情和叙事，可以引发人们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这一人民组织健康发展的思考;关于一场反常规历史运动的剧情和叙事，推开了思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窗户;典型人物形象及其活动所表现出的人性与社会性矛盾的剧情和叙事，无形中激发人们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思考。

　　(一)危世给盛世的危言。《狱中作条》是如何得来的?第43集开头，山城公安局政委袁牧的对白，“这不是我写的，我只是一名幸存的记录者而已，当年关押在山城渣滓洞看守所的同志，他们预见到国民党政权在溃败前夕很有可能会进行疯狂的大屠杀，大家有话对党说。这狱中八条就是他们以生命和鲜血为代价，披泣赤诚的诉说，是集体意志和智慧的结晶。”《狱中八条》的内容是什么，在第44集前半部分，袁牧上吊自杀前，自言自语，念出来了：“一防止党员干部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经验;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尤其领导干部经济、恋爱以及生活作风问题;七要严格执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狱中八条》的性质是什么?有何历史意义?“狱中八条是难友们在牺牲前留给党组织的一份遗书，从党的建设、组织发展和党员教育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是献给新中国的一份礼物，是危世给盛世的危言。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难友们真心热爱党，热爱已经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剧中，人物的声音和字幕同现，声画同步，很鲜明，叙事所营造出来的思维观感很有震憾力。今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可以看到这样的讯息：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这样看来，《风筝》的艺术创作与现实政治生活似乎是同步的。这一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我认为应该也只能用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来说明，不能是别的。

　　(二)反常规的历史活动才是质变的历史活动。“这场运动呀，是反常规的运动，好些问题也就有了反常规的结果。”(第44集)反常规的运动，当然不是常规的运动。但是显然，常规的运动是一种运动，反常规的运动也是一种运动。而且，反常规的运动常常促使着事物产生质的变化，甚至是质的飞跃。既然是质的飞跃，那当然没有持久性，但这正是反常规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事物发展持久性的表现是常态，而其跃迁式的短暂性的表现是反常态的，这样“好些问题也就有了反常规的结果。”这就是辩证法。反常规的结果是什么?在第44集中，是影子寻找风筝三十年都没有结果的结果，是风筝寻找影子三十年都没有结果的结果。没有这场反常规的运动，无论是影子还是风筝都只能各自带着任务到地底下了。

　　历史的真相，竟然是一场反常规运动中的革命小将揭示出来的，这是值得深思的。在第44集中，当郭文志狠狠地拽着郑耀先的衣领怒吼到，“我们不光能找到你是郑耀先的证据，我们还能找到韩冰是反革命的证据”时，这是如此地让人震憾!所谓“郑耀先的证据”，就是郑耀先真实的历史，即曾经是军统身份的郑耀先，亦即是长期潜伏于军统阵营中的中共地下党员这个真正的郑耀先。这个剧情所引发的思维时空是如此震憾人心。人心的震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实与历史的反差。现实为当下，历史不在眼前，所以我们常受的困扰是，历史的真相是什么?这是值得进一步反思的。第43集和44集的构思与叙事，其实为我们推开了窗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早已吹响，为着明天，我们还能回避那历史的真相么?

　　我想，以上这些，就是这两集电视剧剧情和叙事所呈现的境域了。这或许就是理性蒙太奇这一视听艺术的魅力吧。

　　(三)革命和建设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但革命者应当保持乐观主义精神。陈国华与郑耀先，一个被斗了七八回，一个被斗了二十多回。两个老头，在羁押室里，乐呵呵分享着被斗的经历，交流着在被斗中避免痛苦的法门：“二十多回呀?那你没被打死啊?”“我有招”“什么招?赶快教教我”“他打他的，我唱我的”“你都唱什么?”“有这个，小二黑结婚，霸王别姬，空城计。”这些对白，以及相关的叙事，导出了乐观主义精神的概念。确实，历史地看，这一精神是老一辈革命家的本质，是创业时代革命家的本质。为什么能乐观?因为敢于直面革命的残酷，因为勇于牺牲自己，因为有共产主义信仰，因为对这一信仰执著。

　　当然，革命队伍的同志也有差别，《风筝》在这方面的塑造是丰满的。典型的人物形象就是袁农，他是一位什么样的革命者呢?是常常犯莽撞主义错误的革命者，是时常主观盲动的革命者;更是滓子洞死人堆里侥幸逃脱的无畏的革命者;是在发现公文包的绝密文件被别人动过后，主动报告组织的无私革命者;是念念不忘给牺牲的同志报仇，狠狠扇着自己心目中反革命分子郑耀先耳光的嫉恶如仇的革命者;是在暴风骤雨的革命运动中也没有向柔弱女子泼污水投暗箭的善良的革命者。他，在一场反常规的运动中自杀了。历史地看，组织里的成员不是都一样地觉悟。这就意味着，组织必然会有领袖，来自群众也始终在群众之中的领袖，无论风和日丽，还是惊涛骇浪，都能带领团队和群众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风筝》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剧中的郑耀先并没有被塑造成超凡脱俗的个人英雄，“我没长三头六臂，没这么能，是我错了。”(第45集)《风筝》所塑造的他，或者存在于忠义团队之中，或者存在于陆汉卿与陈国华常常给他“擦屁股”的组织之中。显然，没有那忠义团队，就没有军统六哥郑耀先;没有那时常喝斥和护持着他的组织，就没有中共侦察英雄郑耀先。在第39集中，钱副部长说，“你以为你每次平安无事，都是你自己的本事啊?要不是有我们这些老家伙在暗中保护着你，你这把骨头，早就化成灰了。”还有，第44集中，知道自己可能会被组织安排诈死，临死前，郑耀先对一直呵护自己的陈国华说，“老陈，你跟老陆一样，为我擦了不少屁股。还有钱副部长，一并谢了。”因此，还不能说《风筝》宣扬的是精英史观，虽然它在塑造群众力量方面还有不足。

　　四、正能量的哲理之思

　　《风筝》这部视听艺术作品，人们议论得最多的，阐发得最为深刻的是其中的人性与信仰问题。人性善恶问题是千古之思，也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受困扰的问题。比如，血缘亲情是纯粹的么?何为社会性，它只是一种抽象么?人性是善的么?社会性是恶的么?阶级信仰就抽象或无情得那么让人难以理解么?《风筝》在这些问题上有着形象的塑造和生动叙事，它以蒙太奇再造的艺术形式传达出了正能量的答案。在我看来，其中还蕴含着思考这些问题的认识论基础。

　　(一)实事求是的认识原则。这一认识原则，在《风筝》里的表现是“掌握直接证据”。掌握直接证据，这是情报事业的灵魂，“表面现象并不能给一个人定罪，关键是要拿出证据来”(第43集)。我们看到，1946年春以来，影子韩冰一直想抓住风筝郑耀先，但都没能完成此任务，就是因为一直“没有掌握直接的证据。”还有，早在被造反派羁押时，郑耀先就推断出了韩冰就是中统特务影子，但没有上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还没掌握直接的证据，剧中的对白是：马小问，“怎么不向上级汇报啊?”郑耀先答，“我没直接证据。”马小五问，“那您现在就有直接证据吗?”郑耀先答，“证据，我有。”(第45集)可贵的在于，这些蒙太奇叙事，传达出了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意蕴，“我虽然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但是党教育过我，凡事一定要实事求是。”(第44集)

　　第43-44集的重头戏是审问郑耀先和审问韩冰两场剧情，其叙事显示出了特定的思维时空：一是塑造着“实事求是”这一情报事业的灵魂，一是塑造了一场反常规运动的特别历史意义。前者的塑造，着眼点不仅在于影子韩冰间谍技能的登峰造级，还刻画了无论解放前还是前放后，她都曾是公安机关高级人员的角色。通过对此角色及其活动的叙事，《风筝》进一步把观众引向后者，建立起新的思维时空，那就是：长期以来，敌特分子“影子”真实存在，很深地隐藏于人民内部，这是事实;如果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透视这个事实，则那场反常规运动的本质就可能得到揭示。不过，《风筝》似乎也注意到了还原那场反常规运动真实性的艰难，“你到底能不能说实话?怎么让你说实话，比杀了你还难。”(第43集)。作为一部电视剧作品，它的文化功能可以到此了，不能苛求它能进入那哲理世界。那哲理世界就是：革命时期，敌我阵营是泾渭分明的，推动社会发展的矛盾双方是外化的，因而是明显的;建设时期，敌我阵营是水乳交融的，推动社会发展的矛盾双方是内化的，因而是不明显的。这一点，研究历史的人们，或者没有认识到，或者认识到了却回避。但如果“凡事一定要实事求是”，则是回避不了的。

　　这里，我倒是简单地认为，分析和回答人性善恶问题也罢，置疑社会的阶级信仰性质也罢，实事求是是认识的基础。

　　(二)人性与家庭伦理是可以统一的。对于家庭伦理，无论剧外的观众，还是作品的塑造者，都知道它应当是什么，这是观众与塑造者之间的默契与共识。然而现实中的家庭生活常常未如应当那样应当，于是塑造者通过作品(《风筝》)塑造了既不是应当的时空，也不是现实的视听时空，并以这一视听时空“剥夺”着观众的身心。让我们来看第43集所塑造的关于人性与家庭伦理的视听时空。

　　秋荷、高君宝、周乔，此三人组建的家庭，她们之间有血缘关系么?没有。她们分别来自三个不同的家庭，而且秋荷解放前是妓女，高君宝的父亲是大特务，周乔的母亲也是特务。她们来到这个世上，也都是赤条条的来，无所谓善恶。然而，她们之间的亲情是那么的浓烈。哥哥以关爱之情，拽着小妹的辫子带到门外训斥，我们会责备哥哥不应当拽妹妹，但如此兄妹之情让剧外的我们羡慕;秋荷喝斥女儿，一句“小祖宗，你慢点喝慢点喝”的母女之情，让剧外的我们嫉妒。再看，秋荷对儿子君宝的训斥，“你这当哥，就不知道让着妹妹?”不听话的女儿要去北京，秋荷说，“我给你备点衣服”，而哥哥则把平时瞒着母亲积攒的零花钱给了妹妹，而当妈妈生气举起木片要打女儿时，哥哥拦着妈妈护着妹妹。这就是秋荷、高君宝和周乔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亲情。我们现在的家庭是否也都还有如此浓烈的亲情?我不知道。但愿是这样!如果真是并且一直这样，是常态，那么，我相信就不会有多少人在这个剧情前泪奔了。这个家庭亲情的塑造，使得《风筝》成功地俘虏了观众，是观众心甘情愿地“委身”的一个重要原因。

　　难能可贵的是，对于人性与家庭伦理的矛盾问题，《风筝》最终给予了回答。这个答案是通过最后一集的最后字幕赋予的。该字幕可以说是画龙点睛，神来之笔。“二十年后，郑耀先的女儿周乔出版《他的军旅生涯》，扉页上写到：此书谨献给我最亲爱的爸爸。”(第46集)这短短的约43个字，是这部视听艺术品对于人性与家庭伦理可以统一的回答。在此之前，《风筝》的叙事都是在传达人性与家庭伦理的矛盾，例如父亲应当扶养女儿，可是，女儿四岁以后，郑耀先仅见过她三次，更谈不上抚养。而女儿呢?当郑耀先在敌人的枪口下救出自己的儿子时，仍然没有原谅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带着儿子漠然离去。

　　(三)人性就在人的活动中，人性与社会性可以统一。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看第46集，风筝郑耀先与影子韩冰共餐诀别这一剧情，其中的对白是意味深长的，是惊天泣地的。郑耀先对韩冰说，“你终于像个女人了。”韩冰答，“遇见你，我是没有侥幸的。”这些，是这对真心相恋相伴老人身上共同的人性。风筝说，“这个世上，没有比我们俩更针尖对麦芒。”这是郑耀先身上的社会性。影子说，“我抓郑耀先干什么?他是我的伴儿”，这是韩冰身上的人性，她最后是心怀着此人性死去的。这样的“感觉剥夺”，观众是无法抗拒的，泪奔是必然的。风筝说：“慢，我想看看你，……我想好好看看，找找特点，来世在人堆里面，一眼能把你认出来”，这是郑耀先身上的人性。影子说“我想抓的是风筝”，这是韩冰身上的社会性。风筝说：“你能够等着我回来，我领情了，我成全你。”这里，郑耀先身上的人性与社会性得到了统一。影子说，“我本来早该以死谢罪于民众，只是想再见到你。”这里，韩冰身上的人性与社会性得到了统一。《风筝》所塑造的人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在第46集还有体现，即：中共无名英雄郑耀先孤身进京见首长，并在国旗下国歌声中去世的剧情。当老首长钱重文颤颤巍巍地接过病床上郑耀先递给“我想看一次升国旗”纸条时，当郑耀先在天安门广场国旗杆下的救护车里听到国歌、颤颤巍巍地举手向国旗敬礼而去世时，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情报员，其毕生种种的个人情感、忠义伦理就这样融入到了国家信仰之中。

　　结 语

　　《风筝》放映以后，对它的赏析，各种议论都有，尤其是它所塑造的思想内容，人们更是各持己见。比如有的说，该剧中，信仰摧毁了信仰者人性中最基本的东西，信仰至高无上而人性一毛不拔。此外，还有的说自己更认同未删减的送审版，并发帖载明，未删减版的最后结语是“信仰至高无上，到底至高无上到什么程度?到底要高到什么层次，才能够让你有一个决心，能够牺牲到你最纯朴人性中的那种基本关系。”而不是放映版的“二十年后，郑耀先的女儿周乔出版《他的军旅生涯》，扉页上写到：此书谨献给我最亲爱的爸爸。”我不知道这是真是假，但很不以为然。在我看来，无论是基于最后一集还是基于全剧，也无论是文字的所指还是叙事艺术的需要，这两段结语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上，放映的远比送审的高明得多。因为，诚如豆瓣上有位网友说的“文化艺术作品说到底是整个社会的精神产品”，我认为电视剧《风筝》说到底是整个社会的精神产品。百家争鸣，这是好现象，我也这样争一争，鸣一鸣。

 

　　(李惟悟，2018年清明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