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解丨豫中老书记口述：一个与集体村庄失之交臂的故事

1976年的一个社办企业生产车间 

　　食物主权按：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提到要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但对很多资源匮乏的地区来说，发展集体经济并非易事。本文以豫中一个偏远村庄的历史发展为例，试图通过其村办企业的兴衰，讨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条件和可能。

　　在集体时代的塑造下，中国曾有过诸多有潜力发展成为集体经济的村庄。在一些结构性条件和偶然因素的影响下，这些村庄终究与集体经济失之交臂，但他们的故事为我们理解并探讨今天的集体经济提供了参考。

　　今天，南街村、华西村、周家庄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集体村庄代表，其成为集体村庄尽管有偶然性，却也有必然的因素。集体时代的大环境，造就了这批集体村庄的发展环境。在同样的环境下，事实上曾有过诸多有潜力发展成集体经济的村庄，只是因为一些偶然因素失去了发展机会。在豫中一个远离县城的普通村庄，机缘巧合之下遇到了一位年过八旬，却依然耳聪目明、神思敏捷的老书记，他在整个集体时期几乎都在村任村干部，并从1967年开始任村书记。这个如今已默默无闻的小村庄，集体时期曾轰轰烈烈地发展过村办企业，名动一时，无奈却在种种不利条件下，最终与集体村庄失之交臂。不过，我们依然能在这个小村庄的历史故事中，一窥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可能的困境。

一、作为“能人”的老书记

　　老书记生于1934年，在集体时期一直是大队干部，1967年开始当大队书记。兴庄村有两个自然村，东庄和西庄，原是两个独立的村庄，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时合并为一个大队。

　　从年轻时开始，老书记就是当地的“能人”，头脑灵活，敢想敢干。1958年底，老书记曾外出当工人，1961年回村。1962-1966年，他在家发展生产，除了种地外，还养了蜜蜂。1967年他被指派为书记时，正养着80箱蜜蜂。这些蜜蜂在当时是一笔绝对不菲的收益。正是因为看中了他的经济能力，公社在1967年指派他为大队书记。老书记提到，那时割资本主义尾巴，他在当书记前，将蜜蜂以75元/箱的价格卖给了集体。这样的“能人”在任何时期任何村庄都不少见，他们常常成为村庄的富人，其能力往往只为自己服务。只有在集体时期，他们的能力才会调动起来，在整个村集体中发挥作用，带领全体村民致富。

　　值得一提的是，在华北，村干部的人选往往出自兄弟多、势力大的家族。家族势力之间的竞争，构成整个华北地区村庄的底色。尽管家族势力在整个集体时期受到国家力量的压制，但无论在集体时期，还是在后集体时代，家族结构都普遍地影响了当地村庄的村干部结构。老书记提到，从解放到现在，西庄都没有出过正职干部（指村书记、村民主任），所有的正职干部都出自东庄。“西庄零碎，单家独户的多，娶不来媳妇。（家族）越大的越大，越穷越寻不来媳妇，人越少。”东庄有三个“护院”大的家族，以老书记的父亲辈来算，有一家有六个男孩（与老书记的父亲同辈），第二大家族有五个男孩，第三大家族就是老书记的父亲，有三兄弟；老书记的父亲与另外两个家族之间还没有出五服。他父亲排行老三，父亲的大哥有三个儿子，二哥有四个儿子，老书记自己有两兄弟。老书记提到，解放后的主要干部都是出自这几大支。这样下来，老书记背后就有一个庞大的家族力量支撑。他直言，“我当时’护院’大（老书记提到当地的一句俗语，‘人生护院虎生山’，意思是有人帮衬，就如老虎生在山林），经济头脑好，不选我选谁？”家族势力的庞大，也是其“能力”的一部分，它意味着老书记在地方有足够的动员能力：本家族的人会支持他，那些家族势力小的姓氏，在其无需刻意展现的暴力威慑下，往往选择顺从而非对抗。

　　这样的“能人”，在集体时代的大环境引导下，通过进入到村干部队伍中，将其自身能力转化为村集体的建设能力。

二、一个村庄村办企业的兴起与衰败

　　在老书记的回忆中，1975年国家开始抓乡村工业，鼓励办厂，不能只发展农业。老书记头脑灵活，在1973年就已经开始考虑过办厂。他看到那时算盘几十块一把，所以想办厂生产算盘。但因为没有技术，最初的尝试失败了。1975年，借着国家的号召，他又开始重新尝试。这一次，他先到新华书店，看算盘是哪儿生产的，计划先学习技术。算盘上的生产地点是温州，一把算盘的价格是18块钱。在交通的发达程度远不如今天的集体时期，对于地处豫中的一个普通村庄，要派人去温州学习技术，绝对是需要决断、眼光和勇气的。

　　老书记派出的人选是当时村小学的校长，他解释说，这个校长是村里的“十三能”，人聪明，学习快。但最初，这位校长因为家庭和经济方面的顾虑并不愿意千里迢迢地去往温州。外出学习的成本由谁承担、外出学习期间经济收入如何保障、家庭成员的照顾，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困难并未影响老书记的决断和决心。“我说我照顾他这个家庭，还给他记工分，让他啥时候学会啥时候回来。”在这样的保证下，这位校长被说服。以记工分的方式来鼓励外出学习技术，实际上相当于以集体的力量来共同承担技术员的学习成本，这也是集体灵活性的体现。正是因为技术学习的成本是集体共同承担的，也就意味着所学成的技术也是集体共享的，最终这次学习的技术成为村办企业至关重要的技术支撑。

　　在成功动员了小学校长后，老书记给他开了证明信，让他带着算盘去了这家位于温州的国企。小学校长不负众望地在3个多月后学成归来。尽管中间的学习过程不得而知，但从结果来看，当时的国企对“技术”并不是以今天对商业机密的态度一般严防死守的。类似的故事，在全国其他地区访谈时也时有所闻，国企在乡镇企业的创办时期，在技术上曾给过这些地方企业巨大的支持。正是在国企的支持下，各地在几乎零基础的情况下，乡镇工业才得以快速地在全国席卷开来。

　　不过，事情的进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在小学校长学成回来以后，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没有生产算盘珠的机器。老书记说，因为他们从未进行过这类物品的生产，因此无论在材料上，还是在打磨工艺上，都需要从头开始摸索。在老书记指挥下，社员进行了多次试验，最终自己做出了生产算盘珠的机器。解决了这一问题，算盘厂的成立又推进了一大步。

　　此后，大队调出了10来亩地，建成了算盘厂。建厂所需的土地根本未成为一个问题，这与土地的集体所有直接相关。由于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使用权也由集体掌握，集体因此有足够的空间发挥统筹作用，以最低的成本迅速发展起工业。建厂的花费不到10万，大队从信用社贷了一半的款，另一半的资金是村集体原先的积累。这一方面体现了集体的灵活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集体公积金所能发挥的作用。　　算盘厂一成立，就吸纳了村里30 多个劳动力就业，进算盘厂的工人由各生产队按人口比例推荐，既保证公平，由在生产队内部实行民主。当时，算盘厂里安排了3个人负责采购和销售，他们将生产的算盘销往全国各地，老书记说，那时候，他们的算盘最远销售到了新疆。这家算盘厂当时一年的纯利润能达到20多万，这在70年代的中国农村，完全是天文数字。即便以今天村集体经济的指标来看，能发展起这样企业的村庄，也多半是个明星村了。

　　在算盘厂的兴旺下，老书记再次从长远考虑，进行了扩大再生产的投资。1976年，村里在没有贷款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自己的资金办起了制药厂，从上海进购原料，生产鱼腥草、输液瓶。那时，两个红火的村办企业，让兴庄村很快远近闻名。

　　有了村办企业后，村里的各项活动也丰富起来。老书记提到，“其它大队没钱，从生产队’提钱’，我们大队不这样，不从生产队‘提钱’，还给群众提供文化活动。比如，一个月两次电影，全公社都来看。一年在文化活动上的开支是500元。年底开个群众大会，给老百姓发压岁钱，一个人一块钱。这些钱花下去，一年前后得1万元。”1977年，大队将集体企业的收入投入到了水利建设上，村内所用燃油、电等都由集体开支。一旦集体力量强大起来，村庄内部的活力也被高度激活。如果没有此后的变故，老书记原本的规划就是将集体积累用于村庄内部基础设施建设和村民生活的改善上，这个村庄很可能就走向了南街村等集体村庄的方向，在当时，老书记已经开始对村庄道路、村内建设进行了设计和规划。然而，这一进程却突然被打断。

　　1978年，老书记因为村内派性斗争，被整下台，两个村办企业在老书记下台以后迅速倒闭了。老书记说，自己下台主要是吃了“四人帮”的亏，因为他是“四人帮”期间提拔起来的，是突击提干、突击入党。

　　老书记分析，村办企业倒闭的原因，一是因为没有好的接班人，二是因为国家形势，国家没有再如以前一样抓村办企业了。1979年接手算盘厂财务和物资采购的村民提到，到分田到户时，算盘厂的物资卖的卖、被盗的被盗，慢慢地就不行了。谈及此，这位村民也十分懊恼，表示自己当时就是缺乏远见，否则那时自己把厂子接下来，说不定早已是另一番光景。可知当年老书记被迫下台以后，接管企业的人的确缺乏管理能力，缺乏长远眼光。

三、村集体经济的反思：制度环境与民主参与

　　不可否认，在集体时期，集体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否，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其中，“能人”的作用尤其不可忽视。在兴庄村，老书记的个人能力、眼光，对该村村办企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缺乏这类能人的村庄，可能难以把握住发展机会，正如老书记下台以后，村办企业的迅速衰退所呈现的一样。同时，需要强调的是，今天中国乡村并不缺乏“能人”，却缺乏使“能人”为村集体服务，而不仅仅只为自己服务的动员机制。

　　然而，集体时代的特殊性在于，在国家力量的主导下，集体经济的发展有良好的制度保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人民公社的制度安排，确保了村集体实实在在的统筹能力。这一统筹能力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集体土地所有权基础上，尽管今天土地在名义上也为“集体所有”，但在土地承包关系不可轻易变更的情况下，集体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丧失了对土地的实质权力。在整个集体时期，村集体通过对土地经营的统筹，通过公积金的提取，通过对工分的设置和安排，有相当程度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使得兴庄村这样的普通村庄，能在内部调节的基础上，派出村民外出3个月学习技术。第二，国企对乡镇/村办企业的大力支持，也是尤其重要的制度背景。它体现了城乡关系、工农业关系的良性互动。国企不仅在技术上对乡镇/村办企业给予支持，也通过将部分产品外包给这些企业的方式，解决其产品的市场销售问题，这些无疑为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非常友好的环境。今天的村集体经济之所以发展难度大，正是因为这些小的经济组织面临着无处不在的市场竞争，且在技术壁垒日益森严的情况下，乡村工业几无立足之地。

　　更重要的一点，集体经济若需要持久的发展，除了制度环境外，还需要尤其强调大多数村民的民主参与。兴庄村村办企业的迅速衰落，尽管村内派性斗争是直接原因，但缺乏村民的参与，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在兴庄村村办企业的建立始终，老书记的个人能力和个人决策都占主导，普通村民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参与者。如果在企业创建过程中普通村民有更多的参与，企业的成败或可不受制于少数人的派性斗争。

　　在这个意义上，今天讨论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无论在制度环境上，还是在村庄内部动员上，都需要有更多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