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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晚年不提淮海战役及平反艰难的原因

作者:军事人物档案库 发布时间:2017-08-12 09:45:16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后粟裕蒙冤被撤了总参谋长,降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一位中央领导专门和粟裕谈话,要他到军科搞学术研究,“以后就不要再下部队了!”一代战神从此被剥夺了接触野战部队的权利。那位“中央领导”,就是邓小平。

  粟裕1984年逝世后,有人公开对外宾讲:“淮海战役是毛主席让我指挥的”。讲这话的人,也是邓小平。

  中央军委在粟裕追悼会上的悼词中,绝无仅有的用了一句话:“尤其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这在其他将帅的悼词中都找不到。时任军委主席并主持粟裕追悼会的,还是邓小平。

  粟裕一生的坎坷,是中国社会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造成的,和他自己的性格为人没有关系。中国共产党在几十年战争中形成的山头文化,终究会造成一些人的悲剧。历史上,粟裕起码得罪了三个山头。

  第一:八路军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和新四军的实际一把手刘少奇,在“文革”中的对决,已经宣布,八路军是中国的领导力量。在这个大背景下,在新四军土生土长的粟裕,政治生涯不可能平坦。

  第二:1958年批“教条主义”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彭德怀主持,整倒粟裕,整垮刘伯承。表面口号是总参谋部在解放军训练中有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争部队指挥权。粟裕一倒,彭德怀提了自己红3军团的黄克城当总参谋长。

  第三:邓小平,“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句话写进“邓小平文选”。尽管粟裕和邓小平没有爆发矛盾冲突,但是,邓给粟裕完全平反是不可能的。就是杨尚昆说的那句话,“这件事,我只能办到这种程度”。邓小平并没有故意整粟裕,而是为了“第二代”的形象,必须要有战功。争辽沈平津太难了,打的时候都没去过,只能是淮海了。如果给粟裕完全平反,那句话就得找橡皮从文选里面擦除了。

  于是,就有了粟裕不平坦带有悲剧色彩的后半生……

  粟裕,离我们很近。因为,他是被毛泽东誉为共和国的“第一大将”,是众所周知的常胜将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四大野战军之一的华东野战军(后改称第三野战军)的实际最高指挥官。军史扬名的“准海战役”,即是粟裕最先提出战役构想的初级蓝图、尔后又奉中央指令积极发展组织为超级大战役,并在准海战役中指挥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并肩作战,取得了辉煌胜利的。1949年9月《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人民政协代表访问记——常胜将军粟裕》的文章,以事实盛赞粟裕是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文中还引用了刘伯承对粟裕的高度评价:“智深勇沉、百战百胜,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有古名将风,有古大将风,是中国的战略家。”

  粟裕,又离我们很远。因为,这五十年来,特别是1958年至1994年间,他的形象常处于云遮雾罩若显若隐的状态。共和国第一大将,突然而基本消失于公众眼前,消失于报刊之中。要么,偶尔出现在媒体中时,却在他的名字后面,挂上的是“国务院业务组成员”或“中央军委负责人”这类模糊不清、使外人根本读不懂其内涵的职务名称。

  最令人不解的,是粟裕晚年之际,他竟然坚决地远离“淮海战役”那段光辉历史。“准海战役”本应是粟裕革命与人生的最大亮点,但是,自1958年7月之后,“准海战役”一事,竟然却反演变成了将军的一个忌讳。1958年之后,每当有人建议粟裕对“准海战役”作一些回忆、总结时,他都予以坚决推辞。他还对他的夫人楚青说:“准海战役的文章我不读,准海战役的书我不写,准海战役的戏我不看!”

  粟裕辞世后,解放军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的《粟裕战争回忆录》,洋洋近40万字,是粟裕对他几十年戎马生涯、特别是他指挥经历的各大战役情况的回顾。按理说,准海战役是粟裕参入指挥的最重要一次战役,但原稿之中,却居然没有关于准海战役的半点内容!致使价值重大的《粟裕战争回忆录》一书,留下了份量如山的遗憾。

  虽然,1989年在粟裕逝世五周年之际,他的夫人楚青将粟裕以前曾即席回答他人关于淮海战役的一些提问,整理为《粟裕谈淮海战役》一文,发表在当年第6期的《党的文献》杂志上。解放军出版社则于2007年作为附录,补入再版的《粟裕战争回忆录》(改名为《粟裕回忆录》)一书。但是,以粟裕即席回答提问而整理的《粟裕谈淮海战役》,毕竟只是粟裕对淮海战役看法的片断,而不是他有系统的对那场大战役所作的全面回顾与思考。因此,人们便仍无法从中全面准确了解到,常胜将军粟裕对此战役的思索、判断、决策与指挥过程。而这一切,都是解放军军史中极为宝贵的思想与精神遗产,也是军事学武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宝。而今,斯人已长逝,这些重要的内容,也均随鹤西去,永无再现之可能了!然而,在这个令世人无不叹息的遗憾后面,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呢?共和国第一大将的粟裕,为何如此决绝地要使自己与“淮海战役”的光荣予以隔离?

  遗憾,源于那次军委扩大会中的一次错误批判。

  1983年2月2日晚,时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的杨尚昆,在他的住所接见粟裕的夫人楚青时,对楚说:“粟裕同志1958年的事我了解,当时我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的事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得罪了两个半元帅,两个是彭和聂,半个是陈。”其实,还有一个,杨没有说也不能说,就是邓小平。

  1958年军委的那次整风,最主要的领导者,是邓小平和彭德怀。陈毅、聂荣臻则都不是领导者。但是,这四个人每个人和粟裕都有一本帐。

  聂荣臻是在1954年担任总参谋长时,与粟裕发生了矛盾。因为,毛泽东当时对总参的工作不满意,说聂没有及时向他毛泽东汇报,开军委会时,聂往往又没有什么话说,毛就指责聂说,“我又不是要请一个木头菩萨来开会”。因此,毛便经常直接问任副总参谋长的粟裕,而粟也能回答得令毛放心。由此,粟便得罪了聂,他认为是粟蓄意越权,令他难堪。

  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后,粟裕仍是总参谋长,不过,这时彭让黄克诚做了新设立的军委秘书长。这样,军队的指挥系统实际有了两个中心。鉴于两个中心这个弊端,所以后来自粟裕下台了,黄克诚起,总参谋长就大都兼军委秘书长了。黄克诚是彭德怀的老部下,自然关系密切些。而毛泽东却又只认为是粟裕在管总参,因此,他仍然要粟直接向他报告军队的事。由此,彭德怀便认为粟作为参谋长不向他这个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汇报,而直接通天,是对他的不敬。粟左右为难,只好每每于毛要的报告上,在前面写上“彭副主席并呈中央、毛主席”,但彭却又退回,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因而,彭、粟关系相当不好,但彭在上,粟处下,粟只能无可奈何。

  陈毅与粟裕的关系之中,说来原本更没有什么事。只是,粟裕在华东野战军期间,由于陈毅与时为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的饶漱石关系紧张,加之他的一些军事方略不为毛泽东看好,而改令由粟裕实际指挥了华东野战军,并将陈毅从“华野”调开,去了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处。此事,无疑极令陈毅不快,但由于是毛泽东的意思,他也无奈。于是,陈毅不敢怨毛,当时也尚不能怨饶,但迁怒于粟裕是不可避免了。此事中,毛为军事大计,任命粟裕取代陈毅,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但粟裕可能认为自己资历不如陈毅,故两次拒受,而请毛仍命陈毅为司令员、政委,他只在实际中代理。粟裕这样做,想必是以为照顾了陈毅的面子,殊不知,陈不是这样想的,而是反认为毛泽东两次要粟裕担任司令员一事,是粟裕搞了名堂,是粟“阴”的表现,以此猜度之怨气,在心中积了十年,直到1958年粟裕挨批之际,才喷发出来。

  邓小平与粟裕的关系则比较微妙,表面上,谈不上什么过节。然而,对于奠定中共军事战史辉煌之一的淮海战役之功劳,邓小平却显然有他个人的某种认为。淮海战役后期,邓小平虽然曾有一个负责领导“华野”与“中野”的“总前委”书记头衔,但实际上,包括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等五人在内的“总前委”,实际只在淮海战役胜利后召开过唯一一次会议,而在整过战役中,“总前委”并没起什么作用,十分之七的战役任务,是由粟裕指挥“华野”独立完成的。并且,“中野”的军事指挥官还是刘伯承,并非是政委邓小平。对此,毛泽东、刘伯承都始终认为,淮海战役的头功,非粟裕莫属。刘伯承就说了:“淮海战役这个仗,主要是三野(华野)打的。”然而,肯定了这一点,就等于是否定了“总前委”书记对淮海战役功勋的第一地位。因此,看到粟裕倒下去,不排除邓小平会有惬意之感。

  有两件事可以证明这个猜度:

  其一,淮海战役展开之初,其实邓小平、陈毅也如很多人一样,是认为粟裕对此战的构想是“贪大、贪多”,并不积极。当时粟裕电请刘、邓及当时在“中野”的陈毅统一指挥两个野战军,邓、陈可能想事先避免承负战败责任,便以电台联络不便,要粟直接听命于中央与毛泽东。所以,粟裕就只好直接与毛泽东汇报、并单独指挥战役。而战役打胜后,邓小平便说,淮海战役是两个司令员指挥的。陈毅则用大而化之的评价,说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削弱粟裕的影响。但到了1989年,其他当事人都不在了,邓小平又说:“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此话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成为目前的定论。对于邓小平的政治作风,叶剑英曾有过评价:“小平是很擅权的”。叶帅的这个看法,不会是空穴来风。

  其二,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交代首任驻华大使尤金,要他到中国办的一件事,就是研究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在《纪念粟裕大将百周年大会文件汇编》一书里,原“华野”干部马苏政说:“尤金到中国后,向毛主席转达了斯大林的要求,毛主席说:‘这个战役是粟裕同志在济南战役快结束时提出来的。’后来尤金又问过陈毅同志,陈老总说:‘你去问邓小平就知道了。’邓小平却不说。”邓小平为何不愿向尤金谈淮海战役?怎么谈?谈粟裕的功劳,他没兴趣;而说是他这个名义上的“总前委”书记指挥的,却又难以说圆。有此前由,所以,1959年军委扩大会上粟裕陷入挨整境地时,作为会议主持人的邓小平,便完全站在了支持彭德怀、陈毅、聂荣臻三个人的立场,推波助浪。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代表中央宣布1958年的“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为刘伯承、肖克平了反。但是,却没有对当年一道挨整的粟裕给予什么新说法。显然,若邓小平不发话,是没有谁敢为粟裕平反的。何况,1980年时,另一位事主聂荣臻还健在。因而,直到此后又过了十四年的1994年,邓小平基本上从政治上退下了,聂荣臻也于此前早两年去世了,刘华清、张震两位军委副主席才得以用《人民日报》文章的形式,为已去世十年的粟裕平了反,但尚不是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宣示。大概,因当时邓小平虽已近90岁高龄,不管事了,毕竟尚在人世。

  导致粟裕遭到的这个不幸,固然有许多原因。但从人际关系角度分析,显然,粟裕本人也存在一个大错误。什么大错误?他不应该两次推掉毛泽东提拔他的机会,从而,致使他在此后的人生道路上,被埋下了定时炸弹。

  从粟的一生看,他显然是一个想干事,也极能干成事的人才。然而,在政坛、官场或职场中,要能干成事,仅凭个人的才干,还是远不够的,而必须具备干事的合适平台。并且,干大事的人,还不能是小平台,而必须是相应的大平台,这样,人的才干,方能有得以无碍而施展的天地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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