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土地与蒋介石——九一八不容忘记的史实

　　说起“九一八事变“当然不能不提到蒋介石，因为这是他统治中国（虽然是名义上）期间发生的大事，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端。关于”不抵抗“与他的关系，此前笔者已有多篇文章论述，有兴趣的网友可在我的微博里搜”《评杨天石《九一八不抵抗命令确实发自张学良》“或”《致杨天石老师：九一八不抵抗真是张学良下的命令？》两篇文章，在此就不再赘述。本篇文章我就做一件事，那就是罗列史料：

　　让你清清楚楚地看到一个铁了心要抛弃那片黑土地的蒋介石。一个从头到尾都高度认同日本所谓的“满蒙利益”的中国人。

一、青年蒋介石的东北方略

　《陈述欧战趋势并倒袁计划书》

　　1914年，蒋介石有一次十分神秘的东北之行：“夏间奉国父命………赴哈尔滨，视察东北形势，及革命进行情况。居月余，仍赴日覆命，并上书国父，述欧战趋势及讨袁计划“。（《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1 ，第20页）

　　回来后，他向孙中山递交了一份《陈述欧战趋势并倒袁计划书》，内中第一次谈到了他对东北的战略构想，节选如下：

　　“本党今日之进行，以统一各省革命计划，确定全盘整个之方案…..是故多方起事，不足分袁军之兵力，徒堕本党声威，且丧本党之元气耳。此介石今日所陈之计划，是以不敢超出于军事范围之外，以力矫过去不规则之弊也。……兹据表中所列者，如原动力之各省，以为发动之地，惟浙江、黑龙江、山西三省。……由此观之，山西、黑龙江，皆难急进。其次则为浙江。浙江地势，虽不能如山西、黑龙江，直捣京师，然可独立持久（略）。

　　笔者注：蒋介石在此《计划书》中建议孙中山放弃以华北（含黑龙江在内）为革命之地，建议先选取浙江，但在他出发前，孙中山却是这样对他说的：“记得我在民国三年到东北去考察的时候，总理曾告诉我：“日本人如果不将东北和台湾交还我们，并保证朝鲜的独立，我们国民革命运动是不能停止的。你要将这个意思告诉日本将领”。（《总统蒋公言论思想集》卷21，第84页）。“

　　那么，蒋介石为何要违背孙中山的意愿而“弃用”东北呢？仅仅只是一次调研结果而已吗？（理论上来说，蒋见识了日本人对东北的野心后劝孙中山放弃东北与华北倒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1921年《上阵总理条阵军事意见书》

　　一月上书国父，并分致诸同志，条陈应付时局，出师北伐，乃处置四川、与外交诸问题。嗣又电复国父，允于出师期定后即行赴粤。盖国父来电促行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1 第40页）。蒋此段记事说到的“上书国父“即《上阵总理条阵军事意见书》，其中第（七）条这样写道：

　　（七）关于外交之意见：不宜以东北军阀为目的敌，须视中国东北之作战，以为解决东方问题之导线；故我军作战计划，不能不慎重出之。

　　笔者注：从以上《陈述欧战趋势并倒袁计划书》《上阵总理条阵军事意见书》两篇蒋的意见书可以看出，不管任何原因也罢，但已经可以看出，青年蒋介石对东北的战略定位是：绥靖。然而正如前文所强调，众所周知，东三省在日俄两强的觊觎与争夺之下，作为弱者的一方（即革命党），不宜先招惹这两大豺狼当然是正确的，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日军培植的军阀张作霖。

　　因此，需要证实蒋是一个高度认同日本“满蒙利益“的人还需要有更多的例证，下面就继续推进。

三、1926年中山舰事件：蒋与日本“满蒙利益“之秘辛首次曝光

​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相信大家都已有所耳闻，在此笔者亦不再赘述，但需要强调一下它的历史定性，在我们传统的历史观里，它是一起“反革命事件“，是”蒋介石破坏孙中山的大革命（即国共合作）路线“的一次阴谋行动，关于蒋发动事变的动机，本来一直是清晰的，但由于近年来某位号称”研究《蒋介石日记》第一人发表了一篇《中山舰事件之谜》，用繁不胜烦的诸多资料得出结论，称“蒋介石只是一时多疑”，说得好像老蒋是被共产党与苏联顾问以时党内的一把手汪精卫给吓着了才发动政变的，但笔者对此观点表示怀疑，于是我也展开了深究，结果发现了与他完全不一样的结论，这里也将牵出中山舰事件中蒋与日本就“东北利益”的秘辛。

　　《蒋介石日记》

　　1、【1926年1月28日】

　　晚，与季山嘉研究北方军事政治，谓：“余（即蒋自己）若在北方觅得一革命根据地，所成就功业，其必十倍于此也，岂仅如今日而已乎“？

　　2、【1926年2月22日】

　　呈请解除东征总指挥职。下午四时，回东山寓休息，叹曰： ”政治生活，诚非人所过耳，处境若此，万万想不到也，道德云乎哉，感情云乎哉“。晚，赴俄顾问宴，席终坐谈多主北伐从缓。

　　笔者注：从这两条日记里，可以看出蒋介石因为要被苏联顾问委派去北方闹革命，以及北伐计划的暂停，他选择了辞职。对此他自己的解释是：“季山嘉提议，派兵由海道运往北方，此为其儿戏欺人之谈，实为其根本打消北伐之毒计，弟即知其无北伐之诚意。劝弟往北方练兵之计，实为“使弟离粤，以失去军中之重心，减少吾党之势力。”（1926年4月9日《复汪精卫书》（节选））。

　　真的是按他所说，是苏联顾问要阴谋排斥他吗？按理来说，依苏联顾问的建议在北方先建立（当时苏联意向的北方革命领袖是冯玉祥）革命根据地再与他在南方率领的国民革命军联合夹攻，那革命成功岂不是更有把握？

　　因为毕竟他不去北方但也没人能逼他去，他完全犯不着辞职。那也就是说蒋辞职是因为要急欲发动北伐才了？那他又是为何那么着急了？

　　若说他只是想由自己来揽权、自己独造革命之成功吧~这倒很符合他性格，但是我们来看看下列两条史料，你会发现一些隐藏得更深的答案，一个亲日的蒋介石终于首次浮出水面…….

　　【中山舰事件后即与张作霖取得联系（众所周知，张是日本的代言人】

　　1、张蒋两人1926年秋天就开始秘密接触，两人分别派唐生智和杨宇霆作为代表，展开秘密会晤，达成了共同驱逐共产国际势力的协议，因此翌年震惊中外的“南京事件”后不到两周，张作霖便在4月6日得到了公使团的同意，派遣军警突袭北京的苏联大使馆、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公处，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人。（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St.John’s Universtity1981)p.189，纽约圣约翰大学根据《蒋总统秘录》的内容于1981年出版的《常凯申的日常》（笔者译）第189页）。

　　笔者注：此段开头的“张”即张作霖，此处就与蒋1921年的“不以东北军阀为目的敌”的历史连接上了，这就证明蒋早期对东北的“绥靖“思想不是偶然的，而是从始至终的。上文中所指的“张蒋协议”就是指清党，即“四一二政变”。

　　【中山舰事件后即与张作霖取得联系（众所周知，张是日本的代言人】

　　2、“蒋介石的下野，对我国的外交有重大影响。然而，蒋的下野正是为他日后飞黄腾达奠定基础，真了不起。蒋于广东起事之际，即派使者前来致意称：不久即与共产党断绝关系，尚祈关照。我当即答：如勉强摘下面具，恐怕连面皮也一起被剥掉吧！后来他果然同共产党断绝关系并努力消灭共产党。（《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第三章，第144页）。

　　笔者注：说这段话的人叫田中义一，当时的日本首相。众所周知，他是日本侵华方案中所谓的“大陆政策“与《田中奏折》的始作俑者，是铁杆的侵华分子。

　　至此，基本上肯定了笔者在本人的原创连载故事《日本之恩公——蒋介石》中得出的观点：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表明上看起来像是其性格一时之多疑而造成的，但深层次的原因是他因为要选择与日本合作，所以他拒绝北上，目的就是阻止苏联“染指“北方，破坏日本的”满蒙利益“，所以他坚持要在南方起事，而且坚持要在自己的带领之下，因为他一早就有预谋，与日本政界商量好了。所以他必须要发动政变，因为要做成以上的事，他首先得完全掌管兵权。（关于蒋与”中山舰事件“的来龙去脉详请参见区区拙作《日本之恩公——蒋介石》之《1912-1929蒋介石出卖东北的前罪：蒋介石与日本满蒙利益》）。

　　对于笔者的这一推测，蒋介石自己亲口承认了：“总理(孙中山)曾有言不得牺牲日本之利权，我亦相信日本在中国的利益安全即中国之国利民福之安全……故日本欲帮助吾人同志早日完成革命,则必一扫国民之误解。事如若如此，满蒙问题应容易解决,排日亦能绝迹……俄国因这层意思已加干涉于中国,日本岂有任何干涉援助不予之理。”（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A.1.1.0.10)，同时收录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

　　于时，一个亲日的蒋介石走上历史舞台，这就注定了7年后东三省那片黑土地的悲剧…….

​

四、1929年“绕道北伐“——身体力行维护日本的”满蒙利益“

　　1928年4月，蒋介石在徐州誓师二次北伐，誓师前他特意宴请北京与上海以及南京等中国境内的一众日本记者，在餐会上他说到：“日本与我国关系最深，与我国民党交谊最久，故吾人确信在友邦中必最能谅解我中国国民革命之意义，而不愿意加以妨害，日本与我国辰齿相依，休戚与共，故我敢信日本国民对于我之北伐，不特不加阻害，且必进而乐观我之成功”。（《蒋总统秘录》第6册，第320页）。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当蒋率领的北伐军抵近山东济南时，从青岛登陆来到济南的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济南惨案“。

​　　日军6000人于1929年4月26日进入济南，此时北伐军早已占济南城，日军只得在商埠码头日侨的聚居区设置警戒区，此后便开始不断挑衅北伐军，指死指伤多人。蒋于当日即电告部下：“各军到达胶济铁路， 须切实保护外侨， 并勿妄谈日本邦交， 随地表示和平态度为要。” （《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卷3 ， 第147 页。）

　　并同时紧急派遣在日本军政界公认的他的私人代表张群前往日本，带上一条“相当贴心”的秘令：“与田中面说，以公私关系，只要其不妨碍北伐，不损失中国国权与中日邦交，则其它如投资招商与汉冶萍等，当无问题，即其在华既得之权利，亦必如常保护，总望与中日亲善一线之希望，由其旋转而实现之也”（《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卷， 第210 页）”

　　以上两条史料已经完全可以证实蒋是无意率领北伐军进入华北（含东北）的，当然，也许有些人会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当时日军强横，“绕道北伐“是明智的，最终成功统一全国（就差东北三省）。

　　然而，且不说当时济南及附近的北伐军是日军的十倍，尽管蒋后来在撤退时也确实安排过小规模的反击，但是他的真实想法还是由他自己说了出来——5月4日晨，蒋介石逃离济南，同时他按照日军的要求，撤掉了济南守军第40军军长贺耀祖的职务，并向日军指挥官福田彦助去电：“本月三日不幸事件发生， 本总司令以和平为重， 严令所属官兵全数撤离贵军所强占设防地域。现在各军已先后离济， 继续北伐， 仅留相当部队， 藉维持秩序。本总司令亦于本日出发， 用特通知贵师团长查照， 并盼严令贵军立即停止两日以来之一切特殊行动， 藉固两国固有之睦谊， 而维东亚和平之大局。（《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卷3，第275 页）“　　

　　可见，他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力求“中日亲善”。

五、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蒋彻底扯下摭羞布，向日本递交了投名状

       2012年3月30日，黑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黑瞎子岛公安边防正式对黑瞎子岛中方区域实行常态化治安、边境管理。离开祖国怀抱的黑瞎子岛和银龙岛以及阿巴该图洲渚（湿地，60%）终于回归了。但是，似乎很少人知道它其实是蒋介石弄丢的……

　　如前所述，自1914年起，蒋在长达十几年里的时间里，对东北的方略都是“绥靖“政策，这里面相信他有客观原因，即东北是日俄两大列强觊觎并控制着的地盘。主观原因在前面也讲过了，他是高度认同、且用行动表示他对日本”满蒙利益“的认可的，但尽管笔者已经运用了那么多史料，但相信还是会有人以”蒋是韬光养晦“或”忍辱负重“来应对时局。若是如此，则下面要说的这件事不该发生——”1929年中东路事件“。

　　这场由东北当局张学良政府与苏联远东陆军发生的交战，最终以张学良惨败为结局，张少帅屈辱地签下了不平等条约《伯力协定》，其中就割让了上述的三个地方。

　　也许有人会问： 张学良跟苏联干仗关蒋介石啥事？居然还能扯到亲日这事？

　　话是这么说，可问题就在于张学良向苏联宣战，蒋介石起了决定性作用。

​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以“苏俄意图使东（三）省赤化”为名而派人查封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并扣压了苏联公使引起的，同时，张也以武力收回了铁路的管理权。

　　对此，苏联作出强硬回应，不仅向南京国民政府提交了严厉的抗议措词；还扣押了苏境内的华侨以及在东北边境增加军力以武力威慑。对此“大事件“，作为刚刚改旗易帜的张学良，自然要请示蒋介石了，同时也可以从苏联找南京政府交涉看出，此时的张学良，其行动是受蒋介石所主导的（听不听一回事），于是，一个无比强硬的”硬汉蒋介石“史无前例地出现了……

　　1、蒋指示张学良应对：”不必与苏交涉，而按节强制执行。如不服从，撤换局长亦在所不惜“。（《张学良年谱》(上)，第371页）。

　　2、“收回中东路权，以防止苏俄赤化东省。”他并强调，中苏事实上已经断交，故不必怕与苏联绝交，且以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亦不必担心中苏开战。纵使万一中苏开战，中央也可出手相助，出兵10万，拨几百万元军费不成问题。”（《张学良传》，第60页）

　　3、紧接着，苏联于7月13日提出“最后通牒“。蒋在7月14日的 《日记》中写到：“外传所谓最后通牒，限三日答复者，今观其辞句强辩而含恫吓，余不愿与之直接交涉，以非正式答之，力辟其为不正行动与不顾事实耳。”

　　4、7月17日，苏联与南京政府断交，然而蒋在《日记》中继续体现出异乎寻常的强硬：“详察牒文末句，有苏俄政府声明保留一九二四年中俄所订协定之权利一语，是其意在保守，或不敢用兵，即用兵，余必以全力赴之。而我内政或因此反易解决也”。（《蒋介石日记》之《困勉记》卷12）

　　5、后又电令张学良（此时已在交战）：“中东路事件赤俄迄无觉悟。铣日向我通告，召还驻在我国之使领人员及中东路俄员，断绝中俄铁路交通，并请我国召还在俄使领。赤色帝国主义者充分表现其蛮横之态度，本无足异。且中俄绝交已非一日，苏俄至今宣告等于滑稽。况据其国内形势及国际关系观察，亦未必遽敢向我宣战。中央对于此事早经决定方针，务须保我主权，决不受其胁迫。“

　　6、断交都在所不惜，相比较之下，蒋公对日本的态度，亲眼目睹1000名自己的部下（济南惨案时，因蒋愚蠢的不抵抗政策，致1000名国军被日军缴械进而虐杀）被日军残忍杀害与全城6000多人被屠杀他眉头都不绉一下，还给刽子手发电报称：“藉固两国固有之睦谊， 而维东亚和平之大局。“

　　连一句抗议都不舍得说一下，如此冷漠，简直让人怀疑他到底有没有人类情感——显然，蒋亲日反苏，使他并不介意与日本共享东北或就让日本拥有东北，明显得不能再明显。

　　“中东路事件“最后结局也不用多说，反正张学良被揍得很惨，蒋怂恿张的”要钱给钱，要人给人“没半点实现，最后张学良被迫停战后蒋居然意犹未尽——“苏俄离间我中央与地方之感情，张作相不察，竞提条件，恢复苏俄之权利，而张学良既恐苏俄开衅，又畏日本乘机议和，惟恐不及，毫不知权衡轻重利害，以致摇动中央方针。呜呼”！（《蒋介石日记》之《困勉记》卷12）
​　　张学良与东北军的这一次惨败，使在旁观察的日军参谋石原菀尔，“九一八事变“的主谋极度兴奋，原因无它，因为东北军如此糟糕的表现使他无比坚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决心，并积极付诸实施。

　　把这些技梢末节通通都与蒋的亲日联系起来，当然略显牵强，但由以上蒋亲日之事实， 我们也不难理解，1931年日军全面侵略东北时，蒋介石的不抵抗和浑然不知了（当时正积极剿共），冥冥中，都是有注定的，蒋毫无疑问有难辞其疚的主要原因。

蒋与日本的“满蒙利益”进程

　　​一句话：一个亲日分子在那个民族存亡之秋走上历史舞台，实在是近代上最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