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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风云激荡,中国如何从亡国边缘跃居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十八)

作者:空旷的心 发布时间:2017-07-17 08:16:44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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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9月30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代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右起:郭沫若、李济琛、宋庆龄、毛泽东、朱德、贺龙、粟裕、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薄一波。

  周恩来代表主席团致词:“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接着军乐队奏哀乐、全体脱帽默哀,哀毕由毛泽东主席宣读纪念碑碑文,带头执锹掀土,各单位首席代表紧随其后,庄严地奠基了这座新中国——开国标志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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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9月30日晚间,毛泽东主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上,宣读他亲自撰写的碑文。

  这一碑文后来经周恩来手书,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百年国耻,在此做个总结。

  中国人擦干身上的血迹,踏上新的征程。

  我们落后世界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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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9月30日晚间,毛泽东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上宣读碑文后,率全体政协委员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基石陪土奠基。

   纪念碑于1952年8月1日正式动工修建,1958年4月22日落成,同年5月1日隆重揭幕。碑身是一块长14.7米、宽2.9米、厚1米、重达60多吨的花岗岩。碑身正面(北面)镌刻毛泽东题写的八个鎏金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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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1日,首都30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0月1日清晨,激动得整夜没有睡觉的人们,怀着兴奋的心情从北京的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集中。10月1日中午,首都各工厂、各大专院校、各机关的代表,有市民、近郊农民和城防部队等,共约30万群众陆续汇集到了天安门广场,人群和旗帜、彩绸、鲜花、灯饰,汇成了喜庆的锦秀海洋。当天天气也在帮忙,早晨是阴天,上午和中午还下了一点小雨,但下午却放晴了。

   下午2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毛泽东就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就职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周恩来就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朱德就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下午2点55分,刚刚就职的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副主席,一前一后沿着天安门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最先登上了城楼。其余观礼人员陆续登上城楼。举行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修葺一新,城楼上横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正中悬挂毛主席的巨幅画像(40年代着冠照)。两旁的标语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没有国徽,因为9月25日、26日政协的座谈会及审查委员会上认为还要修改,所以27日全体会议上只通过了国旗、国歌、国都、纪年4个决议。天安门两侧没有现在的观礼台,但搭了两个简单的台子,一个供大会指挥用,一个给惟一的外宾观礼团,也就是前一天刚到的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受检阅部队则站在东长安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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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整,盛大而隆重的开国大典正式开始。当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后,在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就位。随后毛泽东主席向4.75亿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这个洪亮的声音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随后,毛泽东亲手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与此同时,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共54个民族的54门礼炮齐鸣28响(当时还未有现在56个民族之说)。28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奋斗的28个春秋。

   升旗之后,毛泽东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申明:“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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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按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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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方阵通过天安门广场,其中有部分原来是国民党军队。

   1949年10月1日下午4点35分,开国大典阅兵分列式正式开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雄壮节奏声中,海军军官方队和水兵方队昂首率先走过天安门,他们代表着新中国最早的海军。当战车师进至天安门广场时,新中国空军17架飞机分别以双机、三机编队,一批批接连飞临上空。现场气氛达到高潮。他们代表着新中国最早的空军,几乎也是当时中国空军全部家底。

   按照国际惯例,任何国家在举行大的庆典活动的时候,接受检阅的军队不能携带实弹参加。但是,为了防止国民党空军的袭击,在飞过天安门上空的机群里,有四架P-51战斗机上破例装满了弹药。当年5月4日,国民党就曾从青岛派出6架B-24型轰炸机轰炸北京南苑机场,投弹30枚,毁伤飞机4架,房屋196间,死伤24人。

   而开国大典选择在下午3时进行,也是经过反复考虑的问题。当时成都、广州、重庆还有国民党的飞机停留着,国民党拥有的美制B-24轰炸机主要集中在舟山群岛。B-24轰炸机时速488公里,能装载4吨炸弹,航程3380公里。而舟山群岛距北京的直线距离是1230公里,也就是说,从那里起飞的B-24,轰炸北京之后,还能返回舟山岛。为此,北京四周的高射炮阵地严阵以待,防止敌军空袭,所有受阅战机都做好了空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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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装甲部队通过天安门广场。

   受阅坦克多数为日本制造的97式坦克,其中包括董来扶所驾驶的这辆“功臣号”97式坦克。部队以四野战车师、华北战车团、等为主。这支正宗“万国造”的杂牌,虽然经过一遍遍检修保养,但是检阅途中,还是有辆装甲车驶到天安门西侧西华门牌楼时,因机械故障熄火,后车驾驶员急中生智,开上前去把它顶到了西长安街上。这也是多少带点尴尬的时代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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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1日下午,朱德总司令正在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汽车为1941年款右舵版美国别克Convertible Sedan敞蓬轿车。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开国大典中的汽车、坦克、飞机、高射炮、甚至普通枪械,几乎都是“万国造”,就差——中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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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朱德总司令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号召全军彻底消灭残敌,解放全中国。右起贺龙、刘伯承、陈毅、罗荣桓;左一林伯渠。

   开国大典阅兵式历时两个半小时,共1.64万余人的受阅部队陆续通过检阅台。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乘坐敞篷轿车,由聂荣臻陪同,检阅肃立严整的三军部队。朱德总司令检阅完部队驱车回到天安门城楼后,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要求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及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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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宋庆龄望着广场对面树立的孙中山巨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她激动得热泪盈眶。对她来说,为了这面旗,牺牲了太多志士的鲜血,其中,有很多是她的知交,她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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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开国大典的晚会。(中央档案馆资料)

  阅兵结束后,接下来是群众游行。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工人,京郊农民紧随其后。后面是机关干部、青年学生的游行队伍。这时天已经快黑了下来,天安门楼上的灯光突然照亮,上面是一串红橙色的灯,再加上巨大的探照灯光射向全场。群众手里举的纸灯、纱灯也都点亮了,广场成了灯的海洋。晚上9时25分,无数彩色的礼花向广场四周发射出来。首都军民载歌载舞,尽情地欢度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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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报道。(中央档案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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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11日,解放军举行入城式,进驻广州。10月21日,叶剑英、方方率领华南分局机关进驻广州。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

   1949年10月2日进军广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和两广纵队共22万人,以一部兵力沿东江向广州以南在湖南衡阳到宝庆(即邵阳)一线进攻,解放了东江两岸和珠江三角州地区;主力则沿粤汉路两侧南进,先后攻克曲江、英德等城,歼灭国民党白崇禧部4万7千余人。10月14日,解放广州。敌主力向西南逃窜,第四兵团乘胜追击,将逃敌围歼于阳江、阳春等地。潮州、汕头之敌由海上逃窜。此役至29日结束,共歼灭国民党两个兵团及其他残部6万2千余人,除海南岛、雷州半岛等岛屿外,广东全部解放。

  作为国民党在华南最后撤退的一个大城市,广州的形势出现罕见的混乱。广州解放后,国民党中央政府就迁回重庆,并将重庆设为西南防御作战的指挥中心。蒋介石希望依托西南的险要地形,以图东山再起。

   重庆是西南诸省最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3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人口达110万,是陕、甘、川、康、滇、黔等地商货进出长江的枢纽之地,商贸十分繁荣,有600多家以机械(兵工)工业、化学工业、造纸印刷业为主的企业。重庆还有7所专科以上学校、80余所中学、师范及职业学校和279所小学。

   解放军并没有给蒋介石机会,随即向国内仍未解放的地区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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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950年元旦,重庆军民游行庆祝西南解放。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不断向成都溃退,其他杂牌军及地方部队集结在成都平原一带,计有60万人之众。在国民党逃离重庆前夕,开始了溃退前的大破坏和大屠杀。9月2日,国民党特务在山城市中心陕石街纵火,大火整整延续了12个小时,焚毁了30多条大街小巷,16个大小仓库堆栈,20多家银行钱庄,死伤人数多达2万余人。从9月6日开始,直到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分几批秘密处决了囚禁于“中美合作所”的革命志士、爱国人士331人。发动西安事变迫蒋介石抗日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和黄显声,以及杨将军的幼子、幼女,秘书宋绮云夫妇及其幼子,中共地下省委负责人罗世文、车耀先,民革重庆负责人周均时等等,都殉难于这次血腥的屠杀中。

   在人民解放军进军重庆的隆隆炮声中,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于11月28日由重庆飞往成都;重庆各“政府”机关亦紧急疏散。11月2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迁至成都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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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政府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军邓锡侯、潘文华等率部起义,云南、西康遂告和平解放。图为刘伯承(背影)同卢汉握手。

   卢汉,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1895年生,云南昭通人,彝族,著名抗日爱国将领,1949年12月9日在昆明率部起义,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1974年病逝北京,终年79岁。

   刘文辉,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1894年生,四川大邑人,1949年12月9日率部起义,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1976年病逝北京,终年82岁。

   邓锡侯,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1889年生,四川营山人,1949年12月9日率部起义,曾任四川省副省长,1964年病逝成都,终年75岁。

   潘文华,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1885年生,四川仁寿人,1949年12月9日率部起义,1950年病逝成都,终年64岁。遗体覆盖国旗,殡葬于成都武侯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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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2月,白崇禧残匪在我军追击下逃至广西中越边境深山中,被我43军歼灭,图为43军129师386团战士在中越边境深山中搜剿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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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2月5日上午8时,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长子李幼邻、次子李志圣乘包机从香港飞往美国。李宗仁以国民党代总统的身份定居美国,自此流亡美国16年。图为李宗仁夫妇抵达美国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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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1月30日,解放军兵临重庆,当天上午,蒋介石父子从重庆逃至成都凤凰山机场。在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川康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的陪同下,住进了北较场国民党中央军校内。此时共军已经逼近成都。

  1949年12月4日,蒋介石还在日记里考虑“迁都”位于四川省西南边陲的西昌,但因泸州失陷,两天后(6日)他即断定西昌绝不能作政府驻地;又说定海较稳,所以12月7日发表政府迁往台北的声明。

   12月9、10两天是非常关键的两天,蒋介石还留待成都观望局势,一度还打算去昆明,幸好没去,因为云南省主席卢汉9日那天忽然宣布投共(难怪前几天蒋日记里提及要见卢汉,卢却一直避不见面,推说在戒烟身体不适),随即扣押了刚飞抵昆明的张群,同时发出通缉令要各地“活捉蒋匪”(蒋氏在日记里以“军”字取代了“匪”字)。在最后一刻,蒋介石险险逃过卢汉的追捕飞往台北。

  12月9日,行政院长阎锡山率政府要员,从成都乘飞机逃至台北。蒋介石父子于12月10号下午2时,在瑟瑟寒风中,由成都凤凰山机场直飞台北,晚上8点半抵达台北机场。但10号日记里竟不见提及详情,直到12月16日的“上星期反省录”里才看见“接十日记事”,这是蒋氏写日记少有之现象,也可见那两天有多匆忙紧张。

   他在16日反省录中详述经过:文武人员都要求他尽快离开成都飞台湾,而不要先去西昌了;可是他一再拖延了五天之久,为的是胡宗南的部队尚未如期集中,他认为自己能多留在成都一天,就可以多掩护胡的部队一天;不料卢汉叛变,而四川省主席邓锡侯、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双双“避不晤面”(其实也是投降起义了) ,他对胡的掩护作用已失,乃决定回台处理政府迁台的要务。

   “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十四时起飞途中假眠三小时未能成寐二十半到台北与辞(缺“修”字,应是陈诚) 入同车入草庐回寓空气轻清(?)环境清静与成都晦塞阴沉相较则判若天渊矣廿四时前就寝”(1949-12-16上星期反省录)。蒋氏日记中多半会在最后记下一笔几时就寝,通常是10点30分左右,12月10日这天太过漫长,以致直到午夜方才睡下。

   ——蒋氏父子,从此终其一生再也没有回过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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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和国民党集团是逃到台湾了,逃的时候带去了大量“嫁妆”,连用金圆券从老百姓手里骗来的黄金银元,都被卷到了台湾。

  给中国人留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金融瘫痪、饥民遍地、人心惶惶的境况。

   ——中国该怎么办?

   1949年,上海,携带着金圆券上下班的“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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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路边啃食树皮的老人,可能是在上海。

   国共内战到底对这个国家造成了多大的创伤,这个问题怕是永远也说不清。那么,它给中国人造成了多么深的苦难呢?透过这组照片,我们可以略窥一斑:除去源源不断向南方逃去的难民,即便身在南方,市民也感觉到了饥饿的逼近,甚至,有人当街就开始吃树皮。——中国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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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的中国,又走到命运的十字路口。针对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新政府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老百姓要吃饭,工人要工作,农民要土地,失控的金融状况要稳定下来。只有解决了生存问题,才能去考虑怎么发展这个浴火重生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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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1月2日,深圳罗湖桥,内地与香港边界,难民过罗湖桥进入香港。罗湖桥建于1911年8月14日,为广九铁路(广州—九龙)中英两段交界处。通车仪式两天后,满清王朝被推翻。这条铁路的总工程师是詹天佑。

   1949年10月19日,新中国诞生后的第18天,解放军的一支先头部队打到深圳河畔的罗湖桥头,离被港英政府统治的香港仅一桥之隔。对岸的港英当局从东南亚频频调兵。时任香港总督的葛量洪事后回忆,他们当时不断向伦敦咨询,尝试预测“共产党军队抵达边界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深圳河北岸,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对率军南下的叶剑英说:“不用动用四野的其他兵团配合,单靠我们两广纵队就足以解放香港。”叶剑英回答:“你也知道这个情况,没有交给我们解放香港的任务啊。”据史,毛泽东曾向叶剑英面授机宜,明确提出南下大军必须止步于罗湖桥以北40公里的樟木头一线。9个月后,在周恩来的亲自批示下,深圳公安检查站(罗湖边防检查站前身)成立,罗湖桥成为新中国唯一的“南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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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9年10月2日,由中国人设计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举行通车典礼。京张(北京至张家口)铁路全长449里,由总办詹天佑负责设计建造经营,始建于1905年。这是京张铁路修成时,詹天佑(车前右第三人)与同事合影。

   修建广九铁路的詹天佑,是中国近代工业化历史上值得一书的人物。他于1861年生在广东南海县。这一年清政府推动“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工业化起点)。1872年(清同治11年),年仅12岁的詹天佑,考入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1878年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中学的课程,考取美国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铁道工程学。1881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

   这一年,中国正好开始修建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唐山到胥各庄),李鸿章筹办,1881年5月开工,11月完工,全长9.7公里。唐胥铁路建成后,清政府以机车行驶震及皇帝陵园为由,只准许以骡马曳引车辆,所以被世人称为“马车铁路”。直至1882年始改用机车牵引,用于为开平煤矿运煤。

   唐胥铁路的技术负责人是开平矿务局总工程师,英国人金达(Kinder Claude William)。铁路修建之处,有人为省钱,主张修建窄轨铁路(米轨)。金达力主应该采用英国标准规矩铁路(轨距1435mm),以便将来与其他铁路网联通。这一主张虽然有为英国争夺中国筑路权的考虑,但也使中国避免了像日本那样,为准轨/窄轨改建而争执几十年的弯路。

   詹天佑从耶鲁毕业后,于同年回国,到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学习,后派往福建水师旗舰“扬武”任炮手,参加了马尾海战。 战后被调入黄埔水师学堂任教习(老师)。由于当时的满清政府保守势力仍反对修建铁路。以至于詹天佑英雄无用武之地,被迫改学驾驶海船,耽误了七八年。直到1887年天津成立中国铁路公司(原开平铁路公司),詹天佑才由老同学邝孙谋推荐,到中国铁路公司任工程师。开始负责修筑塘沽到天津的铁路,仅用70多天就完成铺轨工程。后又参加修筑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出色地完成了全部工程。

   1905年,詹天佑担任京张(北京——张家口)铁路总工程师。这条路穿山越岭,全长200多公里,工程之艰巨为它处所未有。他亲自勘察,选定路线。在北京青龙桥东沟,采用人字形轨道,用两台大马力机车调头互相推挽的办法,解决坡度大机车牵引力不足的问题。又与工人一起,采取各种措施,解决隧道工程中渗水、塌方等困难。 京张铁路于1909年竣工,比原计划提前两年,总费用只有外国承包商索价的五分之一。京张铁路建成典礼后受聘川汉、粤汉铁路会办或总理兼总工程师。辛亥革命后,任汉粤川铁路会办兼总工程师、督办等,克服种种困难,修建了从武昌至长沙365公里铁路。

   1919年4月24日在汉口病逝,终年58岁,可谓早逝。其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可惜,在他逝后三十年,中国的工业水平,并没有比清朝末期出现本质性的变化。中国近代工业化,就在中华民国时期活活憋死了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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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对于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来说,是一段充满崎岖和挫折的时光。5月21日,他因广州护法军政府完全被滇桂系军阀把持,愤而出走,途经汕头、台北,取道日本,最终于6月26日回到上海,开始了在法租界1年零5个月的蛰居生活。这段赋闲岁月,孙中山撰写出了《建国方略——物质建设》这部架构中国现代化发展方向的纲领性巨作。

   1919年2月始,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物质建设》以《中国的国际发展,帮助战后工业再调整所设计的计划》为题,在其挚友乔治·布朗森雷出版的《远东评论》上,陆续连载至1920年11月。在这部洋洋10余万言的建设计划中,孙中山为中国未来的工业发展设想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宏伟大纲——修建10万英里的铁路、100万英里的公路、修建三峡大坝。开辟全新的北方、东方、南方三大商用港口,从这些港口出发的铁路将远抵西藏、新疆、蒙古和满洲。发展新的钢铁冶炼、矿业与企业,在中北部造林以及移民于东三省,屯垦新疆与西藏。

  促使孙中山提出如此庞大的实业设想的外因之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孙中山认为,这将使西方列强开足马力造成工业生产力与庞大的金融资本过剩,而中国“即使不能全消费此一年299万之战争生产剩余,亦必能消其大半无疑……”具体说,孙中山当时更看重美国模式,看重美国生产剩余对中国发展的利用。1920年,美国《独立周报》全文刊出了孙中山《中国人的直言》,宣言明确说:“美国的资本家们与中国人联合,共同开发中国的实业,合作的基础建立于平等互惠的原则上,美国资本家当可获得应得的利益,但非过度的报酬……”

   在各项建设规划中,孙中山频繁地以美国建设的轨迹、模式为借鉴。他在《建国方略——物质建设》序言中曾说,‘若吾国人能晓然于互助之利,交换之益,用人所长,补我之短,则数年之间,即可将中国之实业造成如美国今日矣’。比如论及北方大港时,他预言其作用将与纽约等大。在谈到目的在于引导沿海稠密省区过剩人力物力以开发西部的西北铁路计划时,也套用美国开拓西部的实例。

   但在当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却从来没有获得过这个太平洋彼岸国家的承认与支持。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参赞丁家立(Charles Tenny)和亚洲舰队司令梅铎,曾于1912年1月与2月访问南京,与王宠惠、孙中山进行非正式晤谈,晤谈中表示:“所有说英语的民族都对你们(中华民国)友善,同时你也知道,他们都急于证实中华民国能否立稳脚步。

   美国绝无可能主动去发掘一个落后国家有潜力的政治明星,何况孙领导的革命,自始即与列强在华利益所依附的保守安定需求相抵触。民国初建时,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一是帮助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掌权,二是阻止日本在中国过度扩张权益,他们根本无意为中国内政承担无谓的政治风险以及虚耗成本。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任大总统后,曾致信沃伦哈定总统,信中称“视美国为民主之母和自由与正义之战士,在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之时,美国对于中国的无私友谊和援助,已经多次向我们显示出来……民主在中国之成败,几乎取决于美国的态度”。6月16日,这封信由华盛顿的代理人马素交与总统办公室,被远东事务司毫不留情地留在了档案柜里。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借助外援,启动《建国方略——物质建设》中宏伟建设蓝图的设想遭遇了残酷的挫折。1919年3月,孙中山将《物质建设》的副本,送交美国商业部与英国内阁,结果依然音信全无。1920年4月初,孙中山在会见JP摩根公司董事托马斯·拉蒙特时,向对方提出在中国投资铁路的可能性,并保证,只要JP摩根公司能提供2500万元的财政援助,革命军队就可以迅速打垮腐朽的北洋政府军,实现中国的和平与统一。拉蒙特当时只表示了道义上的同情。1921年1月,孙中山与美国芝加哥企业家乔治·尚克合作,试图以“中华民国政府”名义在美国发行1亿美元利息为8%的债券,以图“在中华民国国内各省发展工业”,结果被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麦克默莱博士以官方名义否决,理由是“美国政府禁止人民与反对北京政府的政权合作”。同年9月,广州政府又与纽约詹姆斯·A。拉比特工程公司达成一项协议,以码头税收和一笔1000万元的债券担保,建造一座连接广州市与珠江南部地区的桥梁以及系统配套公共工程。驻广州总领事伯格霍尔兹也以“不批准它的公民与广州政府进行任何商业交易事务”为由驳回了申请。

  毫无疑问,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具备高瞻远瞩的伟大特性,然而他忽略了当时的中国几乎缺乏施行这种宏大建设的一切条件。同情孙中山的美国驻京公使芮施恩博士在1919年初收到《建国方略——物质建设》的最初章节时,就曾委婉地在回信中提及这个计划在财政资金上的不现实性。1916年的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相加,也只有国民生产总值的3%至5%,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初级产品出口导向。而按照沃尔特·罗斯托的计算,“工业起飞”需要动用GDP的10%以上投入工业投资。即使经历了“一战”期间短暂的发展春天,中国的现代工业产值在20年代初也只占据工农业总产值的5%左右。

   一个没有实现民族解放,掌握国家主权、金融主权、海关主权、贸易自主权的国家,想要实现《建国方略》的蓝图,如同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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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野高炉”遗迹,是日本第一个西洋式高炉。1874年5月,日本工部省设立釜石支厅,将桥野(Hashino)、大桥(Ohashi)、佐比内(Sahinai)和栗林(Kuribayashi)矿山国有化,筹建官营釜石制铁所。由英国人设计英式高炉,1880年9月13日建成出铁。1885年商人田中长兵卫仅以57000元的价格买下釜石铁厂,后设立釜石铁山田中铁厂。

   谈中国近代工业化,必然会牵扯到日本。自近代以来,中国与日本几乎同时启动工业化进程——1861年,清政府内的洋务派掀起“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建设中国第一代近代工厂,如江南制造总局(江南造船厂前身)、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大冶铁矿等。1868年日本启动以“废藩置县、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为主的明治维新,进行土地、税制、金融改革,由政府主导兴建日本第一批近代工厂。如釜石制铁所(新日铁前身)、釜石铁矿、高岛煤矿、大坂炮兵工厂、关口制作所(东京炮兵工厂前身)、横须贺制铁所(横须贺海军工厂前身)、横滨制铁所、石川岛造船厂、鹿儿岛造船所、富冈第一所模范制丝工厂、新町丝纺厂、爱知纺纱厂、广岛纺纱厂、东京千住呢绒厂等。应该说中国的工业化历史比日本起步还要早,但其后的发展,却与日本出现了天壤之别。

  到1880年前后,日本已建成一大批以军事工业为主的国营企业,形成两大陆军工厂——东京、大坂炮兵工厂及其附属厂,两大海军工厂——筑地、横须贺海军工厂及其附属厂。但此时的日本工业体系,仍受到欧美进口商品的冲击,国营工业产品成本高昂、缺乏竞争力。国家每年要拨付巨额财政维持工厂运营。于是1880年起,明治政府为压缩财政支出,将国营企业廉价变卖“处理”给私人资本。同年11月颁布处理国营企业条例,将大部分国营企业廉价处理给一大批官僚资本家(即政商)。日本财阀势力由此兴起。

   如三井财阀在明治维新初期有功,给予货币发行特权,1876年开办起三井银行和三井物产公司,1882年以后,在政府廉价出售官营模范工厂中,三井先后收买了新町纺织厂(1887)、三池煤矿(1888)和富冈制丝所(1889),从银行和商业领域向产业部门扩展势力,开始成为多种经营的实业财阀。到1909年成立的三井合名公司,统辖分立的商业、保险、银行、信托、矿山、运输等直系企业,还拥有煤炭、造纸、纺织、铁路、制糖、水泥、机械、电气等一系列旁系大企业,在直系和旁系大企业之下,又有大批直系子公司和旁系子公司,建立了一个包括200多个大企业的金字塔型的庞大统治网。

  三菱的岩崎弥太郎,由于废藩置县有功,政府将13条轮船无偿交给三菱经营,1877年前后,政府还买下因营业不振而解散的邮政轮船公司的18艘轮船,无偿交给三菱经营。同时规定每年补助25万日元,连续补助15年,政府负责监管会社经营。在国家大力扶植下,三菱轮船公司先后挫败了美国的太平洋邮政轮船公司和英国的半岛与东方航海公司,独家经营日本沿岸和日本至上海的航运业务。(同时期中国的轮船招商局虽为官督商办企业,但限于桎梏,民国后衰败。)之后,在日本政府廉价出售国营工厂企业时,三菱又收买了长崎造船所、佐渡金矿和生野银矿,成为实业财阀。三菱在1908和1911年进行改组,形成了包括矿山、造船、运输、银行、信托、钢铁、商业、地产等直系企业,以及航运、制糖、化学、纺织、保险等旁系企业的大型实业集团。

  从1874至1890年,日本的工业平均增速为12.1%,远高于欧美国家。明治维新后短短15年时间里,日本已经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但其工业技术水平和规模,与中国相比并不占优势。从经济上看,在1894年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1.7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

   然而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败给了军事、经济、工业实力都不如自己的日本,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被逼割让台湾,赔款白银2.3亿两。这笔巨额战争赔款,相当于日本政府四年的财政收入总和,让日本瞬间成为暴发户,进一步充实了其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确立起对中国的战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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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4年11月21日,旅顺沦陷,李鸿章经营近20年,耗资达数千万两白银的战略重镇落入敌手,渤海门户洞开,直接威胁到津京要害。落入敌手的旅顺大坞。

   甲午战败如同其后国民党败给共产党一样,都不是败在军事力量和工业力量上,政治腐朽、只图私利的官僚阶层才是罪魁祸首。甲午一败不但割地赔款,而且摧毁了清政府的财政能力。由于巨额赔款都是以海关关税、盐厘税做抵押,向欧美国家借的长期贷款,使得中国的海关主权、财政主权被西方国家控制。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高达4.5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彻底摧毁了中国的金融根基。

   日本与中国,一个在大量补血长肌肉,一个在工业化关键时期大量失血,连海关贸易都被外国控制,使得中国基本丧失了以发展轻工业补血,维持重工业发展的基础。到中华民国时期,清朝时期遗留下来的庞大重工业基础,大部分由于失去经费维持而难以为继。只有少数几家由于地方军阀扩充军备的需要得以发展。如清朝留下的奉天机器局,在张作霖手里发展为中国最大的兵工厂——东三省兵工厂,员工达1.7万人。清朝留下的山西机器局,在阎锡山手里发展为规模庞大的太原兵工厂,员工达1.5万人。

   其他重工业企业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如清朝留下的亚洲最大钢铁厂——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在民国时期由于失去政府支持而衰败,在1925年停产后荒废了12年,直至1937年才被国民党迁至重庆建设兵工署第29厂,生产钢铁。大冶铁矿则被日本人控制占领。中华民国时期中国重工业的衰败,导致国家陷入亡国灭种的边缘,在抗战中付出了死伤3500万人的代价,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军工能力,是全面展示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窗口。尤其是二战以前,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谁的钢铁产量、铝产量、铜产量、煤炭产量、橡胶产量、汽油产量、化工产量、发电量越高,谁就能造出更多的步枪、机关枪、坦克、汽车、飞机、大炮、以及各型弹药。去抵御敌人进攻,或者去侵略别人,抢钱抢粮抢女人。

   ——很不幸,中华民国就是被人抢劫强奸的那一位。

   二战时期,中华民国与主要参战国军工产能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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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1945年,苏联坦克/自行火炮产量104000辆。

  1941-1945年,美国坦克产量86500辆。

  1939-1945年,德国坦克/突击炮产量47021辆。

  1939-1945年,英国坦克产量25600辆

  1939-1945年,日本坦克产量5086辆

  1937-1949年,中国坦克产量——0辆。

  1937-1949年,国民党进口美国坦克108辆,苏联坦克88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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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美国飞机产量96318架

  1944年苏联飞机产量40300架

  1944年英国飞机产量26461架

  1944年德国飞机产量39807架

  1944年日本飞机产量28180架

  1949年中国飞机产量——0架。

   1937-1949年,国民党进口美国飞机1394架,苏联飞机885架,英国飞机36架,法国飞机24架,德国飞机12架。(美国飞机含援华航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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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美国生产步枪348.9万枝

  1944年苏联生产步枪245万枝

  1944年日本生产步枪88.5万枝

  1937年-1945年,国民政府军工企业,累计生产步枪837273枝,不足日本一年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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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美国生产机枪79.8万挺

  1944年苏联生产机枪43.91万挺

  1944年日本生产机枪15.6万挺

  1937年-1945年,国民政府军工企业,累计生产轻重机枪11.1217万挺,不足日本一年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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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美国生产各型火炮10.3万门

  1944年苏联生产各型火炮12.24万门

  1944年日本生产各型火炮8.44万门

  1937年-1945年,国民政府军工企业,累计生产各型火炮1.54万门(主要为迫击炮),不足日本一年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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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7月-1945年7月,美国累计生产子弹414亿发,炸弹528万吨,炮弹385万吨。

  二战期间,苏联军队消耗子弹170亿发,炮弹4.2亿发,手榴弹1.21亿枚。

  二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消耗子弹17.09亿发,炮弹959万发,手榴弹/枪榴弹2359万枚。(总量不足20万吨,仅相当于美军一次冲绳战役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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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那组军火统计数据,换来了下面这个数字。

 

  假如上面的国军武器产量里能多个零,

  下面这个屠杀遇难者数字里,也许能少个零。

  ——可惜,历史没有假如。造不出就是造不出,你能等待的,只能是以死反抗,或者被屠杀。

  有的国粉,一直喜欢给失败找理由。说是清政府给中华民国留下了一个烂摊子,所以民国才会一败涂地。

  事实如何呢?晚清政府虽然腐朽,还不算太无能。他给中华民国留下了大量重工业遗产。只是民国经营不善,才会沦落到亡国灭族的边缘。

   下面,我们将一一展示,清政府给中华民国留下的那些重工业遗产,以及他们那些凄凉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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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1年,苏格兰人约翰•柯拜在长洲修建了柯拜船坞,是外资在我国兴办的第一个企业,也是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开端。在19世纪60年代,柯拜船坞曾被称为“远东最大的石船坞”。如今,绿树掩映,一弘碧水环绕的古老船坞,见证着中国造船工业的发展历史。

   中国部分近代工业企业源流节略【以清代洋务运动企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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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5年,柯拜船坞,中国近代第一家外资企业,中国第一家近代修造船厂。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取得五口通商权,敲开中国国门。大英轮船公司(即1837年获英国政府特权经营印度航线而成立的铁行轮船,2006年被迪拜环球港务并购)派遣职员,苏格兰人约翰·柯拜(John Couper)到广州任公司代表负责监修船只。柯拜到黄埔后,暗中从当地的中国人手里租了几个泥船坞,雇用一批中国人从事修船业,很快便由1个监修变成1个工业资本家。1851年,为了扩大经营,他与人合伙投资7万元,在广州黄埔长洲岛扩建一座石船坞,后人称之为柯拜船坞(Couper Dock),1854年建成。船坞水泵用蒸汽机带动。此时美国人詹姆斯·诺维(James Rowe)和汤马斯·肯特(Thomas Hunt)也在黄埔设船坞,广州修船业已经被西方人控制。1856年柯拜建成一艘自行设计的轮船“百合花”号。船总长179英尺,宽22英尺。这是当时在中国建造的最大的外国轮船。

  1856年10月,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挑起亚罗号事件,由此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当年12月愤怒的广州民众捣毁柯拜船坞。柯拜由于是亚罗号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本人也被当地人民所虏,后来不知其下落。1860年,柯拜家属以船坞受到损坏为借口,向清政府勒索赔银12万两。1861年柯拜的儿子约翰·卡杜·柯拜(John Cordew Couper),利用这笔赔款修复和扩建了在黄埔的船坞设备,还成立柯拜船坞公司,拥有4座船坞。其中录顺船坞于1862年建成。船坞现位于黄埔造船厂内,东征阵亡将士纪念坊西侧的20米处,坞长167.64米,坞口宽24.38米,深5.19米,四周用花岗石砌成,坞的两边叠着一级级石阶梯。坞口向着正北方新洲河道,此坞有两道浮门,分内外两区,可供2艘小中型船只同时入坞,或1艘5000吨的轮船入坞修理。这个船坞在当时被称为“远东最大的石船坞”。1863年7月小柯拜将船坞公司转卖给英商怡和洋行等财团,结束柯拜船坞的历史。该船坞转属黄埔船坞公司。(即现在李嘉诚旗下的香港和记黄埔集团前身)。

  此后黄埔船坞经营不善,于1873年4月歇业,转至香港发展。1876年两广总督刘坤一以银8万元买下了三座船坞,主要修造军船(因为购买船坞时限定今后25年不能用黄埔各坞修理外国船只),黄埔船坞也显现出广州军事工业的雏形。此时的黄埔船坞,已经成为当时洋务派学习仿造洋人“坚船利炮”,然后用这些仿造炮艇抗击侵略的一个平台。1885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黄埔船坞设船局,制造浅水炮艇。这是继福建船政后的第二家官办专业船局。他还将船局扩充,续制铁胁、钢壳、铁甲炮舰,以便能出远洋。从1889年起,黄埔船坞开始造广金、广玉两舰。1909年,广金号到西沙巡视。同年,清廷成立筹办海军处,黄埔船坞被列为属下四大船坞之一。从1879年到1891年间,黄埔船坞建造船28艘,虽然船厂规模不及“津、沪、闽厂局面恢宏”,但是没有雇用任何洋员、洋匠,“全都是中国人自己做的”。

  1914年,广东都督龙济光委派刘义宽任黄埔船坞局局长。该局当时占地面积6.6万多平方米;有石坞2座,泥坞1座;有发动机、车床、刨床、蒸汽搥机、钻孔机等机械设备160台。该局以修船为主,雇用临时工近千人。1915年至1916年,曾为粤海军建造“东江”、“北江”两艘浅水炮舰,排水量各200余吨。1916年秋,黄埔船坞局由广东省实业厅接管,改称黄埔船厂。因粤、桂军阀争夺,船厂费用不足,只能勉强维持修船业务。到1925年,工厂停办。1931年,部份设备拆迁至海军广南造船所。1934年,广东军阀陈济棠决定由广东省建设厅,将黄埔船厂扩建成为可建造万吨轮船的广东造船厂,并成立筹办处。后因广东江防舰队有异议,1936年初停办。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日军在黄埔船厂内设立“第八野战船舶修理所”和制造8马力单缸柴油机的“仕上制作所”。抗战胜利后,该厂作为临时战俘营。同年11月改名为黄埔海军造船所,仅修理小型船艇。国民政府海军总司令部要求造船所“自给自足”,不拨常年经费,导致该厂艰难维持。

  1949年6月,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亲自到黄埔海军造船所,向职工训话,着令将大型机器装上三号浮船坞,拖往台湾。10月16日解放军接管该厂。至1949年年底共修好14艘船艇,年底有员工86人。1950年8月,周恩来总理指示要集中力量搞好青岛、上海、黄埔三个造船厂。对黄埔船厂进行大规模整修,至1955年基建工程竣工。1955年5月,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201工厂。今天的广州黄埔造船厂,拥有职工3000余人,为军民两用船厂。1862年修建的录顺船坞,至今仍在使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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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面的章节里,我们将会经常看到“迁往台湾”这个字眼。

   国民党这个政权,对于发展大陆工业非常不感兴趣,反而对建设1945年才回归中国的台湾,非常卖力。以至于把中国的老底,都掏到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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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2年,安庆内军械所遗址(照片左上角),现为人民路小学,旁边为迎江寺和振风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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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1年9月,安庆内军械所,曾国藩筹办,中国第一家近代兵工厂,制造出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轮船。1864年迁南京,改名金陵机器制造局,由李鸿章主办,月拨银10万两,制造枪炮,供淮军使用,1888年仿制成功马克沁重机枪。民国时期进行了扩建,1937年内迁重庆,成为抗战时期重庆最大的兵工厂。1949年迁往台湾。

   现留下三个分支——南京的晨光机器厂,重庆的长安汽车集团,台湾的高雄前镇联勤第205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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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5年(光绪元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龙华分局枪子厂。1937年8月该厂经杭州、河南巩县,辗转武汉、株洲内迁四川,1938年4月迁至重庆西北郊詹家溪(今双碑)嘉陵江畔,后改称兵工署第25厂。1946年4月16日奉命裁撤,并入兵工署第20工厂。1949年12月7日,解放军攻占重庆后,由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工厂。1953年4月1日,该厂更名为国营451厂,仍然是军工企业。1958年6月,工厂对外名称定为国营嘉陵机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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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5年9月,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李鸿章筹办,当时亚洲最大的兵工厂,花费白银百万两,有十几个分厂,雇员近3000人。民国时期衰败,1932年停办,分拆并入南京金陵兵工厂、汉阳兵工厂等处。1937年淞沪抗战后被日军占领,由日本三菱重工接办改为江南造船所,直至1945年。1946年国民党接收后做局部扩建,1949年国民党败逃前,对厂区进行爆破摧毁。1949年5月28日被中共接管,现为江南造船厂,已迁至长兴岛,现存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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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7年马尾造船厂的船政轮机厂,“马尾船政”创办于1866年11月,其创始人左宗棠为清末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第一任马尾船政大臣沈葆桢系洋务派务实人物,1869年造出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辛亥革命后,马尾船政改为福州船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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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6年11月,福州船政局,左宗棠筹办,费银47万两,月拨5万两,由铁厂、船厂和船政学堂三部分组成,是中国第一家近代造船厂,当时亚洲第一大造船厂。辛亥革命后衰败,人事动荡,经费不继,制造业务无所建树。1918年制造出我国第一架水上飞机,后飞机厂搬迁至上海。福州船政抗战后屡遭日军轰炸并占领洗劫。

  1949年国民党败逃时,将大部分设备拆运到到台湾高雄左营海军工厂,320多人去台湾,福州船政几成废墟。1954年改组为福建军区水兵一厂,投资恢复重建,命名为马尾造船厂,现有职工1300人,拥有15万吨级船坞。马尾海军学校的人员,后来成为台湾各领域的骨干,如池孟彬(阳明海运董事长)、梁序昭(海军总司令)、何树上(海军参谋长)、林濂藩(海军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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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7年3月,天津机器制造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筹办,后由李鸿章接办,花费白银48.3万两,规模仅次于江南机器局。主要生产枪械、枪弹、炮弹、水雷。1893年筹建炼钢厂,铸造钢制炮弹。1896年建火药厂,制造无烟火药。1896年1月27日正式改名北洋机器局,有员工2000余人,八家分厂,有1200吨冲压机,4个20吨铸造熔炉,年产毛瑟枪弹400万发,火药40万公斤。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后,天津机器局遭到毁灭性破坏。

  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后,于1904年在山东德州建厂,仍用北洋机器局之名,1907年又进行扩建,设备全部从德国和英国进口,主要制造枪弹,经费来自海关关税。1912年11月被中华民国陆军部接管,定名为德县兵工厂,员工达5000余人,后经营不善,仅剩千余人。1926年德县工厂停办。张宗昌将该厂机器拆迁至济南新城兵工厂(济南兵工厂)。济南兵工厂1938年迁重庆,改为兵工署第30工厂,1949年2月迁广西柳州,被解放军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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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1月,李鸿章在上海筹办轮船招商局,照片为招商局旧址,上海外滩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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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3年1月,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李鸿章筹办,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同年开辟上海—日本航线,在南京、汉口、香港等地设立19个分局。1877年以220万两白银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拥有30多艘轮船,颇有盈利。1911年有轮船29艘,运输能力5万吨。辛亥革命后几经改组,1930年被国民党收归国营,运输能力并没有增长,反而改投房地产,占其总资产的80%。1945年抗战胜利后,招商局接收敌伪轮船332艘,购买外国轮船106艘,有员工1.6万人,总资产1.5亿美元,1948年8月改组为股份公司。1949年国民党将招商局大部分船只掳至台湾基隆港集中,有13艘船只539名招商局船员,在香港起义返回祖国。

  1950年2月,招商局上海总公司改组为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同时在香港的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得以保留。1978年,香港招商局集团获准开发深圳蛇口工业区,创办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成立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合股兴办的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

  1949年逃到台湾的招商局,由于管理混乱、加上军事征调被击沉等原因,船只大量减少计58艘,共17万载重吨。与鼎盛时期招商局在大陆时拥有448艘、40余万载重吨的船队相比,已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1951年2月,台湾“伪行政院”将已撤台的中国油轮公司划归并入招商局。其后经营恶化,陷入困境。1963年开始整顿,重组台湾招商局,经营状况转好。到1970年底,台湾招商局船队拥有船舶21艘,载重49.6万吨,盈利1亿元新台币。1971年中国大陆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台湾招商局为避免与大陆招商局可能的矛盾,于1972年设立阳明海运公司,将资产转移至阳明海运。台湾招商局则为承修阳明公司的船舶的修船厂。1995年3月台湾招商局并入阳明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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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船招商局,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三菱几乎同时起步,三菱的实力远弱于招商局。结果到了中华民国时期,三菱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实业财阀之一,成为日本工业机器的核心。而中华民国时期经营的轮船招商局,反而去搞房地产了。连航运的老本行都是苟延残喘。

   实在是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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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2年,甘肃机器制造局,陕甘总督左宗棠筹办,位于兰州南关。民国十七年(1928年),甘肃军务督办刘郁芬题写的“甘肃制造局”石刻。刘郁芬后来投靠汪精卫伪政府,成为汉奸,1943年病死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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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2年,甘肃机器制造局,陕甘总督左宗棠筹办,位于兰州南关,左宗棠收复新疆、清朝西部局势稳定后,该局于1882年停办。1883年兰州织呢局停办后,曾于其旧址恢复机器制造局。1907年兰州道彭英甲迁机器制造局于小仓子,即今武都路兰园东侧城关区运输队院内。1917年,督军张广建将机器制造局改迁于萃英门内(即今兰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的东部。此后该局生产情况随甘肃军事形势的变化而起落,1937年西安事变后,生产完全停顿。1938年又恢复生产,改为制造厂。1941年9月改为甘肃机器厂,1943年后迁至土门墩新厂,遭军阀马步芳洗劫一空,设备运往青海,仅剩97名工人。1949年人民政府接管后,改名为兰州人民机器厂,经过大规模改扩建之后,1952年正式更名为兰州通用机器厂,如今拥有3000名职工,改组为兰通集团,生产石油工业成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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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广东兵工厂大门,前身为1885年,清朝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原广州机器局基础上创办了石井兵工厂。1933年陈济棠在该厂基础上,扩建为广东第一兵工厂,抗战后辗转迁入广西贵州等地,改称兵工署41厂,1946年后工厂裁撤,人员遣散,企业历史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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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3年,广东机器局,两广总督瑞麟筹办,生产抬枪、步枪、机枪、枪弹、黑火药,并修理轮船。1876年,两广总督刘坤一向英商购得黄埔船坞,用以扩充该局。1875—1879年间,仿制成功10管加特林机关枪,成为我国最早自制的多管式机关枪。1879年,造水雷,但其质量欠佳,制造数量亦不多。又造开花弹和旧式火箭。1886年1月,两广总督张之洞将该局迁增步,与广东军火局合并,改名广东制造局。黄埔船坞划出独立建制。1891年,改称广东制造东局。1903年,造单响毛瑟步枪,日产5支。此后该局主要生产步枪、枪弹、黑火药。1907年,并入广东制造西局。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该厂改称广东兵工厂,年产5响步枪6200枝,机关枪62枝,无烟子弹300万颗,机关枪子弹120万颗,毛瑟子弹180万颗。1924年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约500人,创校时孙中山命广东兵工厂拨79毛瑟枪300枝,但因军阀作梗,到了开学只拨到30枝,后来就再也没有了。开学三个月后,由俄国运来步枪8000枝,每枝子弹500发,手枪10枝。构成了黄埔武装的主力。

  1925年2月1日, 蒋介石率东征军讨伐陈炯明。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左路滇军杨希闵部和中路桂军刘震寰部,却暗中与陈炯明以及云南的唐继尧相勾结。6月6日,黄埔军回师广州,6月12日平定叛乱,但兵工厂已遭焚毁。重建后更名为广东兵器制造厂,元气大损。1930年陈济棠控制广东。1933年7月,陈济棠透过德国人克兰(Hans Klein),与德国合步楼公司(Hapro)订约,购买设备建设广东第二兵器制造厂,即琶江炮厂。1934年组建毒气及防毒面具厂。

   1935年,广东兵器制造厂改称广东第一兵器制造厂,开始专造捷克ZB26式轻机枪。1936年7月,陈济棠因余汉谋倒戈,败逃香港,广东被国民政府控制。11月由兵工署接管兵工厂,改称广东第一兵工厂,琶江炮厂改称广东第二兵工厂。抗战爆发后,1937年12月广东一厂奉命迁至广西融县,改称兵工署41厂,1939年12月迁贵州桐梓(1946年撤销,并入兵工署21厂);广东二厂奉命迁至重庆郭家沱,改称兵工署50厂(现为重庆望江机器厂)。1947年1月,日军占据的广东兵工厂原址,被兵工署接收后组建第80工厂,1950年迁往台湾台北南港,现为台湾联勤第202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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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5年5月,山东机器局,山东巡抚丁宝帧筹办,占地300余亩,由美国订购设备,1877年开工生产。照片为山东机器局公务堂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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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5年5月,山东机器局,山东巡抚丁宝帧筹办,占地300余亩,由美国订购设备,1877年开工生产。同时开采章丘、长山煤矿,用做燃料。共有员工400余人,主要制造枪械弹药。1894年甲午战争后,该厂拨银12万两,扩充机器,加盖厂房,员工增加至千余人,月产枪弹10万发。1897年,向德国购进既能制造抬枪又能兼造毛瑟枪的机器60余部、各种配件和工具170多种,建起了新式枪厂、枪弹厂、熟铁广、轧钢厂、化钢厂,建筑形式和布局,全按西式建造,使机器局规模扩大。还在机器局西南的无影山建成火药库房30座,可储存火药18万公斤。山东机器局从1876年至1907年的32年间,制成黑色火药238.3万公斤、各式后膛枪弹2279.8万发、各式后膛炮弹23万余发、各式后膛枪1489支,修配各式后膛枪6.34万支。其中1901年至1992年黑色火药平均年产16.4万公斤,1905年至1907年各种后膛枪弹平均年产174.32万发。马梯尼亨利、坚利远等后膛枪虽试制成功,但末大量生产。1905年,工厂曾利用自己的设施开办雷电学堂,开设水旱雷、火药、电线等科培养所用人才。1908年厂内火药库发生爆炸,工厂由此蒙上阴影。民国初年山东军阀更替,工厂发展遂陷于停滞。1928年济南惨案时厂内设备及所存枪、炮、弹等产品均被日军用火车抢走,从此元气大伤。韩复榘主政山东时虽略有恢复,但因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迁至重庆,并入兵工署第30兵工厂,1949年2月迁广西柳州,被解放军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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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7年11月,四川机器总局,四川总督丁宝帧筹办,位于成都东门内下莲池,是四川近代第一座机器制造工厂。至1879年5月,共建大小厂房188间。照片为现在的成都“白药厂”(火药厂),是当年四川机器总局下属的分厂,这幢办公楼建于1906年,由德国建筑师设计,布局呈“凹”字形。足见当年之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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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7年11月,四川机器总局,四川总督丁宝帧筹办,位于成都东门内下莲池,是四川近代第一座机器制造工厂。至1879年5月,共建大小厂房188间,制造前后膛枪148支、水轮机和其他机器25部、半成品枪161支、应用工具和机器零部件12069件。1879年3月20日,四川机器局被告发在用人、用款等方面存在弊端,清廷下旨停办。后经朝野人士疏通和丁宝桢本人的力辩,清廷又同意续办,于1880年5月26日重新开局,在原有的基础上逐渐扩充。至1882年9月,共造成前后膛枪4815支、枪弹2000发、铜帽2万枚、黑火药2.48万公斤,生产能力已较初期大有增长。1884年至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为满足云南前线军火的需要,机器局又从英国购买了价值2万余银两的机床、汽锤、锅炉等设备,并购地扩建,加紧军火生产。1884年,造成各种枪3050支,枪弹18万余发,铜帽628万枚,铅弹53万发,黑火药3万余公斤。这是丁宝帧督川时期,四川机器局的最高年产量。四川机器局从1877年开办至1911年共生产各种枪3.9万余支,枪弹1502.5万发,炮弹5420发,黑火药80万公斤,修枪4.95万支,试造火炮3门,制造机器和机件共7万余台(件)。经费开支,每年由成绵道库土货厘金项下拨给。1877年至1908年共开支330.14万银两。1910年6月新建四川兵工厂, 占地260亩,制造枪械。

  1912年民国成立,四川军政府成立四川造兵局, 下属两厂。 原四川机器局为第一厂, 四川兵工厂为第二厂。1913年四川造兵局裁撤,原四川兵工厂改名陆军部四川兵工厂,原四川机器局称为兵工分厂。1918年3月军阀熊克武占据兵工厂,整顿扩建,开始生产毛瑟手枪和重机枪。1924年军阀杨森占据兵工厂,1925年撤离时烧毁工厂。其后军阀刘文辉占据该厂,改称24军枪械修理厂。到1932年四川军阀混战,兵工厂关闭停产。1933年刘湘控制成都,将四川兵工厂设备运到重庆武器修理所安装。1935年2月刘湘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后,将四川铜元局改为川康绥靖主任公署子弹厂,有工人700人,年产子弹800万发。1935年四川归附南京国民政府,结束军阀混战局面。1937年,川康绥靖公署子弹厂改为四川第一兵工厂,1938年3月改为兵工署第20厂,现为四川长江电工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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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8年7月24日,开平矿务局,李鸿章派唐廷枢筹办,1881年全面投产,雇工3000人。照片为1901年的开平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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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8年7月24日,开平矿务局,李鸿章派唐廷枢筹办,1881年全面投产,雇工3000人,产煤供给北洋舰队。1882年产煤38000吨,1898年达730000吨,获利丰厚。历年扩充设备,改善运输条件,备有运输煤轮,设有专用码头和堆栈。到19世纪末,总资产已近白银600万两。1892年唐廷枢死后,由江苏候补道张翼接任督办,管理陷入腐败混乱。张翼为建设秦皇岛码头,向英国采矿巨头墨林(Biwick Moreing)公司借款20万英镑。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开平矿被俄军占领,张翼为躲避战乱躲进天津英租界,英国人以疑他放信鸽给义和团送信为由,将他逮捕。张翼向当时的天津海关税务司英籍德国人德璀琳(Detring Gustav von )求助(也是开平矿的英籍顾问)。德璀琳即与当时任开平矿务局总工程师的胡佛(Hoover Hetbert,后任美国第31任总统)合谋设下圈套,以中英合办煤矿,才能保全开平矿为由,逼张翼就范。德璀琳由此获得全权处理开平矿事务的授权,实际控制该矿。

  1900年7月30日,胡佛以英国墨林公司总代理身份,在塘沽与德璀琳签订契约,把开平矿的产业和权益完全卖给英国墨林公司,由此一桩倒卖中国资产的恶性事件在清政府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发生了。墨林公司考虑俄法势力可能会阻扰其侵吞开平矿。于是将资产移交给英商组成的“东方辛迪加”投资公司。1900年12月21日,由墨林公司、东方辛迪加、和比利时商人蔡斯,在伦敦注册成立“开平矿务有限公司”,由胡佛出任公司总经理。

  1901年2月,胡佛依据契约接管开平煤矿,要求张翼移交财务资产,张翼未敢应允。在胡佛的威逼利诱下,订立了如下条款:“张翼仍为开平驻矿督办,并有权委派一中国总办,管理开平事务;华洋股东议事之权无异;华洋各股平沾利益等。”由此以新股票兑换旧股票的模式完成了资产的转移。开平矿沦为“中外合办”企业。

   事发后,袁世凯三次参奏开平矿被盗卖事件,举国舆论沸腾,声讨之声不绝。在清政府的严饬下,张翼于1904年11月被迫启程赴英国伦敦,为开平矿股权与英国墨林公司诉讼,1905年胜诉,实际英国法庭的审判完全是在承认卖约有效的前提下展开的。1906年清政府在收回开平煤矿无望的情况下,批准了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同一开平煤田内筹建滦州矿务公司。1912年,在英商开平煤矿的挤压下,滦州煤矿与开平煤矿合并,成立了开滦矿务总局。此后的近半个世纪,开滦煤矿一直被英国人掌管。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国民党政府接收。新中国成立后收归国有,即为今天的开滦煤矿集团,有员工9万人,年产煤炭3000万吨。当年的煤矿小镇,成为今天的唐山市。

  胡佛在1902年被挤出开平矿,被迫到天津发展。1904年,他组织华工到南非金矿做劳工,赚取43万美元巨额佣金,由此发迹。他在伦敦组织了一个空头的“中国工程矿务公司”同南非特兰士瓦矿业公会签订合同﹐取得包揽在华招工的专营权。所有联系招工的具体事务均由开平代办(此时开平已落到英国财团手里)。所谓代理招工﹐无非是假手洋行﹑买办﹑奸商﹑拐匪﹑人贩等层层立约﹐分途拐架﹐按期如数交人。这些招工人员取得天津关道“保工局”颁发的执照﹐深入内地﹐肆行掳掠﹐1904年至1906年,南非德兰士瓦共招华工63811名,胡佛因此发了横财。

   直至1913年胡佛夫妇离开中国,携大量财产返回美国,在旧金山开设公司,成为商界精英。1914年,他已经拥有了400万美元的财产,并以这些财产为后盾逐步步入政界。1921年任商业部长。1928年11月6日,胡佛在美国经济大萧条中,踏上权力的顶端,当选为美国第31任总统。1932年大选中被罗斯福击败,1964年死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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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末期至民国时期,中国有近千万契约劳工,被贩卖至东南亚、欧洲、非洲、美洲,足迹遍及世界各地。贩卖至南洋的华工被蔑称为“猪仔”。贩卖至南非的华工多达10万人,他们如同牲口一样,在煤矿、铁矿、金矿里服苦役。包括美国、加拿大第一条太平洋铁路,都是中国华工所修,其间死伤无数。工程完毕,即被白人赶出美国、加拿大。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战场有近20万华工帮助盟军挖战壕、运物资,死伤一万余人。

  ——中国近代的苦难数之不尽。

  ——中华民族不相信眼泪。像台湾人那样玩悲情的把戏,在大陆人眼里算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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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8年8月,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试办邮政,发行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这套邮票共3枚,主图是清皇室的象征——云纹五爪蟠龙,由上海海关造册处印制。邮票面值用银两计算:“一分银”(绿色,寄印刷品邮资)、“三分银”(红色,寄普通信函邮资)、“五分银”(桔黄色,寄挂号邮资)。发行量约100万枚,设计者和发行日期无考。照片为1882年第二期发行的薄纸阔边大龙,极为珍罕,价值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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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8年8月15日,清政府海关试办邮政。首次发行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一套3枚。大龙邮票的发行,标志着中国近代邮政的开端。1896年3月20日,光绪皇帝批准开办大清邮政官局,中国近代邮政由此诞生,但仍受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管辖。1906年设立邮传部,专管邮政事务,接收全国邮政。1911年邮政脱离海关系统。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改邮传部为交通部。1922年各国在华所设邮局一律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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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8年8月,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试办邮政,发行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这套邮票共3枚,主图是清皇室的象征——云纹五爪蟠龙,由上海海关造册处印制。邮票面值用银两计算:“一分银”(绿色,寄印刷品邮资)、“三分银”(红色,寄普通信函邮资)、“五分银”(桔黄色,寄挂号邮资)。发行量约100万枚,设计者和发行日期无考。照片为“中国邮王”清代孤品珍邮薄纸阔边大龙5分银全张,价值千万。被誉为“西半球最罕贵之华邮孤品”。1991年9月11日在英国苏富比公司拍卖中,以37.4万英镑的高价成交给了香港收藏家林文琰。2010年林文琰将其转让给上海邮王丁劲松。

  2010年,丁劲松以1.3亿港币,从林文琰手里购得另外一件国宝级珍邮“红印花小字当一元四方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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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9年,天津电报总局,李鸿章筹办,委派盛宣怀总办。1881年11月架设完成津沪线(天津—上海),正式命名为中国电报总局。照片为1924年在赤峰道兴建的天津电报总局(原杨家大院)旧址位于东门内大街4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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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9年,天津电报总局,李鸿章筹办,委派盛宣怀总办,用于军事。1881年11月架设完成津沪线(天津—上海),正式命名为中国电报总局。1884年总局由天津移至上海。1885年沿海各省都架设了海底电缆。由此开始到甲午战争前,东北、辽东半岛、长江上下游甚至陕甘的主要城市和国防要塞,大都架通了电报线。到1908年共有电缆线4.1417万公里,还帮助朝鲜建设电缆线上千公里。1911年上海电政局移至北京,为电政总局;原上海电政局改称上海电报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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