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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党政分开”

作者:识丁老头乙抄 发布时间:2017-05-12 08:40:04 来源:《年谱》 字体:   |    |  

  一,“执政党”

  1975年《宪法》

  第二条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

  第二十六条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1978年《宪法》

  第二条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第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国家大力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加强民兵建设,实行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第二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四)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议,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

  第五十六条 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遵守宪法和法律。

  1980年2月29日

  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在谈到关于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时指出:三中全会确立了或者说重申了党的思想路线。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考虑,不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证。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全会讨论了党章修改草案。修改党章是要进一步明确党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1982年11月16日

  上午,和王震①会见小柳勇②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友好之翼访华团领导成员。指出:社会党的朋友是我们的老朋友,对许多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最近,贵党在教科书的问题上,反对复活军国主义的斗争精神,我是非常赞赏的。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是得中日两国人民的心的,是有深厚的基础的。教科书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只在于问题的本身,重要的是在于教育后代的问题。在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历来是存在的。我们不是讲执政党、政府,但作为一种思潮,战后是一直存在的。既然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就不能不对这种思潮、这种倾向提高警惕。中日关系在我国对外政策中占重要地位。希望日本不管哪位执政,都要把中日友好关系发展下去。发展两国人民的关系,不仅是官方和执政党的事情,也包括所有在野党和日本人民。

  1987年6月12日

  上午,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斯特凡·科罗舍茨。指出: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画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如果他们犯了错误,由他们自己去纠正。

  1987年10月25日

  上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主持大会开幕式。赵紫阳受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托作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包括:……;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观点;……,等等。

  二,“党政分开”“政社分开”“政企分开”

  1982年《宪法》正文中没有中国共产党。

  1981年9月2日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赵紫阳汇报经济情况和黄华汇报外事工作。在陈云作关于经济问题的讲话时插话:责任制,肯定会见效。农村还有一件事,就是政社分开,这件事情要做,不能太迟。

  1982年2月17日

  上午,在住地同彭真、胡乔木、邓力群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的意见。指出:从一九五四年到现在,原来宪法已有近三十年了,新的宪法要给人面貌一新的感觉。同意把“权利与义务”放在“国家机构”前面的意见。政社分开问题要说,现在的宪法草案没说,只说人民公社是经济组织。保护国家名誉、保守国家机密要单独设一条。现在许多人一到香港、国外,什么话都说,宪法里要专门有一条讲这个问题。要抓紧修改,几天内就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然后开人大常委会。三月公布,讨论半年,再修改。

  1983年5月22日

  上午,会见阿内罗德·贾格纳特①率领的毛里求斯政府代表团。在谈到农村人民公社问题时说:人民公社制度的试验也不那么理想。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与我国农村目前很低的生产水平不相适应。我国农村过去是“政社合一”,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治组织。现在我们把农村的经济和政治分开,但在实行过程中,要进行充分试验,逐步进行。凡是已进行试验的地方都证明,政社分开是正确的。

  1986年6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乔石①关于端正党风工作情况的汇报。在谈到党和政府的关系时指出:党政分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个讲话已收入《文选》第三卷,题为《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

  1986年9月3日

  上午,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在客人问到中国将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说: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

  1986年9月13日

  上午,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赵紫阳、姚依林、田纪云等汇报当前经济情况和明年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在汇报到目前企业工资改革已有一些新的办法时说:解决工资问题,关键是企业有自主权。管理权力下放,涉及厂长负责制。现在中国环节多,有些行政公司要改,不搞厂长负责制不行。要搞负责制,首先厂长要负起责任,要明确企业的第一把手是厂长。企业党委的机构太大,人数太多。这两条要下决心予以解决。厂长负责制不要只是试点。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党政要分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党委如何领导?应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党委不要设经济管理部门,那些部门的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现在实际上没有做到。汇报结束后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明年党的代表大会要有一个蓝图。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文选》第三卷,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第二部分。

  1986年11月9日

  内容 上午,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谈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和内容时说: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效率不高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搞四个现代化不讲工作效率不行。现在的世界,人类进步一日千里,科学技术方面更是这样,落后一年,赶都难赶上,所以必须解决效率问题。当然,提高工作效率不仅是党政分开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也需要解决。这个谈话已分为两篇收入《文选》第三卷,一篇是《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一篇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第四部分

  1986年12月19日

  内容 上午,听取赵紫阳、姚依林、田纪云等汇报当前经济情况和明年改革设想。指出:我们的改革到底要走几步?多长时间完成?请你们研究一下。在谈到解决农业后劲和企业改革时说:从长远看,粮食问题很重要,要通过改革解决农业发展后劲问题。企业改革,主要是解决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调动企业积极性,这是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要搞企业联合。形成企业集团,就形成力量,信息也就比较灵通了。在谈到金融改革时强调: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对金融问题,我们知识不足,可以聘请外国专家做顾问。对借外债要作具体分析。有些国家借了很多外债,不能说都是失败的,有得有失。他们由经济落后的国家很快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要借鉴两条,一是学习他们勇于借外债的精神,二是借外债要适度,不要借得太多。借外债不可怕,但主要要用于发展生产,如果用于解决财政赤字,那就不好。在谈到非生产性建设时说:为了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基建规模特别是非生产性建设规模不能过大,有些开支不能完全由中央承担。要把地方上和社会上的钱,转一部分用于基础建设。我们只能走这条路。还要注意消费不要搞高了,要适度。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

  1987年4月6日

  上午,会见瑞典首相、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席英瓦尔·卡尔松。指出:你们是发达国家,我们是发展中的落后国家,但仍可以相互合作,而且合作领域很广泛。在回答现在中国强调经济效益和市场的作用会不会影响党的领导的问题时说:不会。我们正在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党要善于领导,党政要分开。这件事我们没有经验,但又必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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