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毛泽东情系民生解民忧

　　“一定要使他们设法就业”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就业问题，是民生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事关人民幸福、社会稳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十分关心民众的就业问题，在1954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中，就明确规定：“劳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的事情。”在日理万机的工作中，毛泽东十分重视就业问题，多次就此作出批示。

　　1952年6月16日，原国民党军官费帖致信毛泽东，反映就业困难的问题。信中说，一些原国民党下级军官陷于失业的困境，要求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到文教局办理失业知识分子登记和请求劳动局介绍工作等，都遭到拒绝，走投无路。费帖在信中要求国家予以收容和改造这些下级军官，不使其流浪社会。

　　6月25日，毛泽东将这封信批转给周恩来，并写下批语：

　　周总理：

　　此信代表失业旧军官，值得注意。请交失业救济会议处理。

　　毛泽东

　　六月廿五日

　　根據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责成相关部门负责人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当年冬天，就举办了一次“失业军人就业”活动，使一大批军人得到了安置。

　　1956年1月25日，在审阅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呈送的《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说明稿》 时，毛泽东对其中的就业问题作了集中修改。改毕，他将说明稿批示给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尚昆同志：

　　此件请即付印，校对勿讹，印350份，于一月廿五日下午三时带到勤政殿，发给到会的人，每人一份(共有320人左右)。

　　毛泽东

　　一月廿五日零时

　　次日，《人民日报》 发表了这件说明稿。其中，经毛泽东修改的有关就业问题的全文是：“许多人感觉短期内难于解决的城市一百多万失业人员问题，现在也出现了新的情况，浙江省嘉兴专区就要求从上海移入十万个劳动力，江西省也向上海要求把能从事农业生产的失业人员移五十万人到那里去。至于地多人少的边远地区迫切需要劳动力，就更不待说了。解放以前遗留下来的这个一百多万尚未就业的失业人员，由城乡两方面去作安排，就可以在几年内使他们就业了。”

　　1963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编印的《群众反映》 第84期上登载了《上海有很多人迫切要求给予生活出路》 一文。该文说，近年来，上海地区要求解决工作、生活问题的来信有显著增加。从目前趋势看，来信还在逐步增加。来信的人，以被精减的职工为最多，其次是未能升学就业的社会青年，再次是其他各类无业人员。精减职工中，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已经回乡的老、弱、病、残职工，他们一般小孩比较多，本人劳力不强，农事不熟，工分挣得少，往往入不敷出;另一种是家在上海市区，被精减后断了生计，现在只好“坐吃山空”。一些未能升学的社会青年，或者是家里人口多，收入少，或者是父母双亡，本人无依无靠，他们都要求就业。从来信看，有一部分人情绪极为不满，也有些人要求去香港谋职，或者写信给苏联大使馆，要求接受他们去苏工作或学习，还有些人搞投机倒把等，少数人甚至参加或组织了反动团体。

　　文中提到的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12月13日，他将这期《群众反映》 批转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和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并在首页写下批语：

　　柯老、丕显同志：

　　此件请阅。此事必须解决。一定要使他们设法就业。即使暂时不能就业，也要支出一笔救济费把他们养起来，以待逐暂〈渐〉设法就业。上海共有失业者多少?是否有几十万?请查告。你们对此问题的解决意见如何，请考虑见告。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随后，他又将这期《群众反映》 和自己的批语批转给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

　　刘、邓、彭真同志：

　　我在《群众反映》 第84[期]上写了几句话给上海柯、陈二同志，送上请阅。如以为不妥，请退回修改。如以为可用，请交尚昆加封寄去。此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三日

　　1975年9月7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就对在押的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作了批示。报告说，我们对各地在押的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进行了调查摸底，并于最近召开了清理工作会议。现将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一)全国现押的这类人员有三百四十一名，刑满就业的有六百一十二名。(二)在现押的这类人员中，拟对其中以历史罪或主要以历史罪判刑的二百三十二名予以清理释放。因现行罪逮捕判刑的一百零九人，这次不予清理。(三)对清理释放人员，要给予妥善安置。1.发给释放裁定书，同时宣布摘掉帽子，给公民权。2.有家的回家，无家可归的、自愿留下的由原劳改单位安置。愿回台湾的可准予回去，并提供方便。3.释放时发给衣被和零用钱，安置回家的发给路费，回家后生活有困难的酌情予以补助。4.生活和教育问题由当地民政部门和基层组织负责，其中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的，由统战部门负责，并酌情安置工作。(四)对刑满就业的人员，拟同时清理。除表现很坏的以外，均可摘掉帽子，给公民权。清理后的去路同对待在押犯的原则一样。(五)对因历史罪判刑在押的三千三百多名和已刑满就业的一万名相当于县团级以上人员的清理，将经过调查研究，参照上述精神予以考虑。

　　9月9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写下批语：

　　建议一律释放。本地不能就业的，转别地就业。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九月九日

　　毛泽东关注就业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体现。在他的关心下，早在1950年，各地就相继成立了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开展失业登记和失业救济工作，通过政府介绍就业、转业训练、以工代赈生产自救、自谋职业和回乡生产等多种措施解决就业问题。这些政策的实施，稳定了当时的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树立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必須重视人民的通信”

　　毛泽东十分重视群众来信，将其视为了解基层情况、密切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渠道。他认为，从群众来信中可以了解百姓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知道党和政府各级机关的工作情况，检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施行效果。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杜绝党和政府各级干部堕落为脱离人民群众而高高在上的官老爷的现象，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重视群众来信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几乎对每一封来信都亲自阅示处理。后来，由于来信太多，才由田家英等秘书先行筛选一部分后再送他处理。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中，就收录了数量众多的毛泽东对群众来信的批语。

　　1950年5月上旬，北京市委收到了清华大学张景鑫转来原该校学生鲍洁如写的一封信。鲍洁如参加过南下工作团在中共浙江省宁波地委的工作。信中反映了该地区农村工作中的一些违法乱纪情况。北京市委随即把这封信转呈毛泽东。5月11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写下批语：

　　华东局，并转浙江省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委、区党委、地委：

　　接北京市委送来浙江工作同志张景鑫(鲍洁如)一信，特转给你们。这种违反政策及命令主义的工作作风，是不能忍耐的，必须实事求是，彻底检查，切实纠正，并以结果报告中央。各省各县有同样情形的，必须检查纠正，并厉行整党整干，彻底纠偏。

　　中央

　　五月十一日

　　1951年2月，《新民报》 编辑部写信给毛泽东，反映纺织工业部漠视北京市田建发明的浆纱剂，使其得不到推广应用一事。23日，毛泽东将这封信批转给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同时写下批语：

　　富春同志：

　　此事请你处理一下，查明纺织工业部为什么采取那样的态度，并请该部负责人给我写一报告。

　　毛泽东

　　二月二十三日

　　1952年3月25日，上海市劳动局干部蒋立致信毛泽东，就私营企业中工人监督生产问题提出了建议。毛泽东认为建议提得非常好，于4月3日写下批语：

　　这是上海劳动局一个同志关于工人监督生产问题的意见。请尚昆同志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全总党组、中财委及其所属各部门党组，并从陆地寄送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作为研究这一问题的参考材料。

　　毛泽东

　　四月三日

　　1958年9月5日，毛泽东收到一封匿名信，反映安徽省灵璧县有些乡谎报亩产，多报种植面积以致于发生饿死人的灾情的问题。10月2日，毛泽东将这封信批转给安徽省第一书记曾希圣，同时写下批语：

　　曾希圣同志：

　　是否属实，请派人去那里查一下，酌量处理。

　　毛泽东

　　十月二日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安徽省委派出检查组进行了调查，并于12月23日报告毛泽东，说信中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对此省委作了自我检查，并采取措施，进行处理。

　　1962年2月12日，上海市普通工人金祥根给毛泽东写信反映物价上涨，工人们节衣缩食多年积蓄的钱一天天地贬值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政府尽最大努力稳住物价，使人民对币值有充分的信心。二、每月公布物价总指数，存款采取保本保值的办法。3月4日，毛泽东将信批转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时写下批语：

　　先念同志：

　　请你找几个内行同志在一起，研究一下，看这个文内所提两项办法是否可能做到，怎样做到，何时做到。如有结果，请告我。

　　毛泽东

　　三月四日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正在插队的孩子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信中说，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停发后，孩子劳动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年都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靠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加上又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因此生活很困难，请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信中还反映了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工、招生、招干工作中存在的拉关系、走后门等情况。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了一封信，并寄出300元钱。之后，毛泽东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在开党委扩大会议时认真研究这个问题。1973年六七月间，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拟定《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要求认真改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

　　1975年8月5日，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我到延安、大寨、红旗渠参观学习，发现那里的食盐卖得太贵了。太原食盐是1角1分1斤，林县卖1角3分，昔阳县皋落大队卖1角6分，其他有的地方还卖到了1角8分。山区的盐比城市贵那么多，我觉得这是对待山区，特别是老解放区的态度问题。像食盐、布匹这类人人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必须照主席历来关心群众生活的教导去办。因此，僻野山区的盐价就是要比城市低廉才对。”8月13日，毛泽东指示将该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各同志，并议一下”。后来，这封来信和毛泽东的批语，作为中共中央1975年9月23日至10月21日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文件印发。

　　毛泽东不但自己重视群众来信，还要求各级党和政府机关认真对待这件事情。这从1951年的一份批示中就可以看出。这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反映某些领导同志对人民来信来访不够重视的情况。16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写下批语：“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