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工程“两弹一星”基地建设

　　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在《历尽沧桑的岁月》中的慨叹：“由于当时的特殊背景和严格的保密制度，这支队伍默默地开进戈壁滩，又默默地撤离戈壁。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业绩从来没有人提起过。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只知道从事两弹研制的科技工作者和发射试验部队，而未闻那个特殊的名字即代号7169的特种工程部队。想到这里，我内心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内疚和怀念。”但是，历史从来又是公正的，那些“两弹一星”基地建设者们曾经感人的伟业和故事，今天讲来却是历久弥新。

　　“两弹一星”在军史上最初指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后来将“两弹”中的原子弹、氢弹合称核弹，另一弹指早期研发的导弹。于是便有了今天“两弹一星”的特定含意：导弹、核弹、人造卫星。

　　“两弹一星”试验发射基地主要是指位于甘肃省酒泉的综合性导弹卫星试验发射基地，简称A基地(0029工程);位于新疆马兰的原子弹武器试验发射基地工程，简称B基地(0673工程);位于青海金银滩的221核武器研制和核弹生产储存基地，简称C基地(0674工程)。也即今天的20基地、21基地、22基地三大发射基地。

　　“两弹一星”在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是一个特定词汇，它代表着中国国防高科技的崛起，代表着新中国自力更生方针下卓越的民族智慧，代表着中国人民积极投身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精神。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杰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江泽民将“两弹一星”精神概括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伟大的事业，产生伟大的精神，他强调“两弹一星”精神集中体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

　　斗转星移半个多世纪后，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元勋的事迹才在人们关注的目光里聚焦，可这些杰出代表的背后，则有更多有关“两弹一星”鲜为人知故事。毛泽东曾风趣地比喻“两弹一星”研制成功，包括不可或缺的“下蛋”与“造窝”两个方面[①]。这里，笔者围绕“造窝”即“两弹一星”综合性导弹试验发射基地的最初建设情况，对当年参加基地建设者进行采访，现将有关口述资料，参照相关档案，进行整理耙梳，奉飨读者并致敬当年的建设者们。

　　在笔者关注“两弹一星”基地建设这一主题时，找到了原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以下简称“特工指”)党委组建的原始档案。这份档案为研究“两弹一星”基地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总政1958年8月18日批复：

　　特种工程指挥部党委委员名单通知

　　同意以陈士榘、黄文明、曾旭清、赵东寰、张贻祥、胡天兰、李基、王义忠、霍天茂、张少华十同志组织7169部队党委，由陈士榘同志为书记，黄文明同志为副书记。

　　7169部队党委直属工程兵党委领导。部队党委行使兵团级职权。

　　凡调到7169部队执行任务的部队，在执行任务期间接受7169部队党委的领导。

　　7169部队在执行任务中，应与兰州军区和当地党委密切联系，取得他们的帮助。

　　﹡以后又增加了姚国民和马苏政两同志为党委委员。(黄文明注)】

　　这份档案标志着7169部队以文件形式确立的建制存在、党组织的完善、领导班子成员的基本构成，以及有关7169部队的权限和相应的军地关系。

　　这份名单中的党委成员以及他们有关基地建设的奋斗史，随着时间跨入千禧年，均已成为历史。名单中的7169部队政委黄文明，实际上是综合性导弹试验基地建设的现场最高首长或组织者，7169部队参谋长赵东寰，实际上是现场施工的最高指挥者。马苏政时任7169部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后来调任工程兵所属54师师长兼政委，实际上是原子弹试验发射基地建设前线指挥部最高首长。故他们留下的有关基地建设的回忆录、保存的资料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笔者很高兴地得到了黄文明政委亲属黄信万同志、赵东寰参谋长亲属赵东滨同志的积极支持和帮助。黄信万同志提供了个人收藏、研究有关父亲及其老战友的很多资料，其中包括黄文明政委在1985年整理的油印本《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他为官方撰写将领传提供的未刊发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黄文明将军传记(1908-1995)》，他还慷慨地赠阅有马苏政撰写并签名赠送给他的反映“两弹一星”基地建设情况的珍贵书籍——《西部之光》，这本书在海潮出版社首印已经没有库存，他同时介绍我们采访了黄文明政委的秘书吕若平同志。赵东滨同志提供了赵东寰参谋长撰写的文章《对导弹试验靶场定点勘察和工程建设的回顾》手稿复印件，以及个人整理的20章赵东寰将军的电子版传记资料，并引荐笔者多次采访赵东寰参谋长的秘书杨志民同志。这两位秘书前辈虽说年龄都在80岁以上，但精神矍铄，开朗健谈，他们保存的文字回忆资料成为笔者行文的重要参考。笔者采访总参工程兵54师某部副总队长兼总工程师杨文礼时，得到由他主编的赠书——《神秘的八三四二部队：为两弹一星做窝的工程兵建筑第54师》，这本书是在54师撤编30年后历经5年4易其稿完成的，该书全面回顾了许多原参加原子弹试验基地建设者们回忆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故事，真实感人且参考价值大。此外，我们还得到了解放军档案馆提供的有关这段历史档案的大力支持，在此特作说明一并致谢!限于篇幅，本文仅力图展现“两弹一星”综合性导弹试验发射基地(今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最初建设情况，其他基地建设情况将另文再述。

　　一、“两弹一星”基地建设决策过程

　　美国在二战后期向日本投下的两枚原子弹，使人类第一次感受到原子武器威力的震撼。毛泽东在批评《解放日报》1945年8月9日以“战争技术上的革命”为题引的报道后，约谈了胡乔木、余光生和陈克寒等同志[②]，指出不能夸大原子弹的作用，强调人民报纸“宣传上要以我为主”。[③]随之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④]的经典评述传向世界。但这些表象背后，却是作为伟大战略家和政治家的毛泽东，对原子武器的高度关注。抗美援朝战事犹酣时，法国科学院院长、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让人传话：

　　【“请转告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⑤]】

　　来自国际科学家的善意提醒加强了中国高层决策者们对核武器的重视。在朝鲜战场指挥志愿军作战的彭德怀等将帅，对现代战场有刻骨铭心的感受。1953年10月23日，彭德怀在审阅修改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稿时，对高岗说：

　　【“请对国防工业安排一下吧!现在从苏联进口的海军船只和飞机，这只能作为训练培养干部用，不能作为海、空军基础，军事技术是技术科学的总和。”“要赶上美国的军事技术，可能要十五年至二十年。我们可不可以快一点?在十年左右赶上美国。美国有的武器我们都要有(包括原子弹)。”】

　　这是中央军委领导人首次提出我国要搞原子弹。[⑥]

　　1954年秋，我国发现铀矿。同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提出能否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给中国以援助，得到了积极回应，蜜月期的中苏关系为中国发展原子技术创造了条件。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1956年4月，中央军委召开会议，专题听取火箭专家钱学森关于发展我国导弹技术的规划和设想。5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再一次用其特有的幽默说：

　　【“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⑦]】

　　此后，随着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展，苏联156个援助项目的落实，中国在重工业和军工领域的积累为中国发展导弹和核技术的条件日渐成熟。中共八大召开前，毛泽东对中国多领域发展进行了广泛调研，在1956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

　　【“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⑧]】

　　为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研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⑨]，聂荣臻宣布中央关于发展导弹武器的决定，同时成立国防部导弹局。标志着导弹、核工业建设的开始。1957年冬，聂荣臻元帅率代表团赴苏访问，经过谈判，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苏方决定援助我国火箭导弹技术，这个项目的实施，由国防部五院承担。就此，中国决策大力加强导弹、核武器研制，与此同时，对综合导弹发射试验基地、核武器试验基地的建设也提上日程。

　　据陈士榘上将回忆：

　　【“原来两弹工程都不是工程兵的事。开始军委决定由炮兵担负导弹基地建设任务，炮兵司令陈锡联建议还是由工程兵来搞合适。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个意见。核基地建设任务本来是国防科委负责，但他们也认为困难很大，要求工程兵帮忙。后经上级批准，导弹试验基地与核基地均由工程兵负责建设。导弹试验基地代号为20基地，核试验基地代号为二十一基地。这样我的肩头压上了两个沉重的担子。”[⑩]】

　　于是，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大西北戈壁荒滩上，演绎了一场感天动地改变中国有国无防命运的大会战。

　　二、“两弹一星”基地建设的主力军：7169部队组建情况

　　黄文明[11]曾这样回忆自己到任7169部队的情况：

　　【我于一九五七年一月志愿军党委选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正当我即将毕业的时候，一九五八年八月十日，接到总政的通知，让我到徐立清副主任那里去一下。

　　在一个陈设简朴的会客厅里，徐立清副主任接见了我。他拉着我的手说：“老黄啊，组织上决定你提前毕业，接受一个新的重要任务。”我忙问是什么新的任务，徐副主任严肃地说：“目前，我们的国防现代化技术和装备都很落后，特别是一些尖端项目几乎是个空白。历史告诉我们，落后是要挨打的。所以，毛主席指示：我们也要搞原子弹。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军委的部署，决定调19兵团改编为特种工程指挥部开赴西北，在戈壁滩上建立起我国的导弹、原子弹试验发射基地，并任命你为特种工程指挥部副政委、党委副书记。”……由于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突然接受这样大的工程任务，感到非常吃惊，担心地说：“我从来没有接触这方面的工作，对此工程一点也不熟悉，要完成这样艰苦而规模宏伟的工程任务，能行吗?”徐副主任笑着说：“革命就是要我们去学习不会的东西，以前不会打仗，经过战争，我们会了，现在搞建设，也要象(像)打仗那样，重新学习新的东西，并且要掌握它。”此后，徐副主任还向我介绍了“特工指”主要领导干部，陈士榘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曾旭清为副司令员，我为副政委，赵东寰为参谋长，姚国民为政治部主任，李基为后勤部长。还谈了该工程的情况、重大意义以及戈壁滩的恶劣环境等，并要我三天后就到指挥部就任。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四日，我怀着喜悦的心情，乘飞机到了西北甘肃省酒泉市，与工程指挥部的领导曾旭清、赵东寰、胡天兰、李基等同志汇集在一起，大家全都很高兴，能一起在特种工程建设战线上工作战斗，非常荣幸。

　　……

　　0029工程任务是党中央毛泽东、周总理、中央军委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工程任务。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初，进行了战术技术勘察，同时经中央军委批准定位，并决定由工程兵负责，以19兵团机关为基础，组成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代号七一六九部队)统一组织指挥基地工程建设。】

　　赵东寰[12]的到任情况有所不同。中央军委批准了陈士榘从工程兵机关中挑选助手的请示。陈士榘作为军委工程兵司令员，既要负责陆军最大兵种几十万人的领导工作，还要担负两弹工程的最高指挥任务，确实需要一个在陈士榘具体领导下，坐镇西北靶场具体实施现场指挥的优秀领导班子。工程兵党委连续几天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抽调工程兵高层领导干部赴大西北一线指挥的人选，工程兵所有将军几乎都参加了会议，但始终确定不了合适人选。有的没有独立指挥过大部队作战的经验，有的表示自己长年患慢性疾病，不适合去条件艰苦的大西北，有的对完成如此巨大工程心中无底，不敢贸然承担。会议持续进行了一周陷入窘境，主持会议的陈士榘司令员不免为这个迟迟定不下来的人选着急万分。

　　当时身为工程兵政治部副主任，后来成为工程兵政委的刘月生回忆说：

　　【我当时列席了这次工程兵党委扩大会议，这个国家重大保密工程一线指挥的人选本应该由除工程兵正职司令员和政委以外的其他几位副职中产生的，可会议持续了将近一周还是定不下来，这天会议还在僵持中，这时赵东寰副参谋长站起来说:如果组织信任，认为我还可以，我愿意去!”一如战争年代每每面临硬仗赵东寰总是主动请缨一样!只是这次他是越级请缨，他无法忍受这种大战面前的推诿和会议的无休止拖延。只是作为一个副参谋长，一个曾经有过旧军人历史的他在国家重点保密工程面前，难免顾虑组织对他缺乏足够的信任。此刻，陈士渠司令员眼前一亮，他把目光落到赵东寰身上，他曾研究过每一个领导班子成员的档案，他了解赵东寰，无论战争年代的战绩还是解放后从高级工校到工程兵担任组织指挥各项军事工程和训练任务的成绩，他的指挥能力和人品，赵东寰都应该是最佳人选!尽管他是工程兵副参谋长，同时是工程兵将军中年龄较大的，他还患有胃病、气管炎等慢性疾病，然而面临时间紧任务急的现状，最后党委通过了作为坐镇大西北现场指挥的最后人选。】

　　时任特种工程指挥部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马苏政，在所著《西部之光》[13]中这样回忆组建7169部队的最初情况：

　　【“满载着首批从朝鲜战场回国的19兵团机关干部和战士的列车于4月24日驶入北京，汽车将这批“祖国最可爱的人”拉到西郊总参第三招待所。四五天内，总参、总政、总后，各大单位宴请招待，总政文工团专门为“最可爱的人”作精彩的演出，大家心花怒放，喜气洋洋……一个星期后，军委下达命令，向大家宣布：撤销19兵团，其机构改成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准备向大西北开拔。

　　除司令部作战处调军委工程兵作战处，情报处、装甲兵办公室调济南军区、炮兵办公室调兰州军区、防化办公室调陕西省军区外，司令部各处和政治部、后勤部及直属的通信营、警卫连、报社、印刷厂、服务社等都很快地转入向西北酒泉开进的准备工作。

　　兵团领导没有一位被任命为去西北的特种工程指挥部的成员。大家议论纷纷，有的同志觉得抗美援朝艰苦作战，回国本想作一休整，过几天安稳幸福的生活，想不到马上又要开赴人烟稀少的戈壁滩，一时脑子转不过弯来。兵团首长、政治部领导没一个去大西北，政治部的部、处长大部分都留下，这更增添了大家的想法。

　　……

　　1959年1月，我是在南京军事学院接到调令后启程去西北的。[14]”】

　　采访中，吕若平同志作如下回忆：

　　【(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当时领导说，回到北京了，可以探探亲，会会老朋友，休息休息，我们挺高兴的。大概过了十几天的样子，就通知我们到工程兵24号礼堂开会，开会的时候大家不知道会议是什么事。出席会议的领导有两个人：一个是赵东寰参谋长，一个是李大同政治部副主任。两个人宣布军委命令：19兵团改编成7169部队，担负一项机密的非常重要的国家工程，没说具体的。同时宣布保密制度，上对父母不准讲，到哪儿去不准讲，搞什么工作通信中不能说，具体的我们当时也不太清楚，只知道是国防尖端工程。参会人员主要是19兵团的机关干部，几百人座了半个礼堂。有一部分探亲休假的没有回来，再一部分审查不合格没能参会。当时的情况是：到朝鲜打仗可能合格，进7169部队不一定合格，政审要查三代。

　　5月15号从北京乘火车出发，17号到酒泉。住了两三天后，坐十几辆卡车，从早晨八点钟出发，大概走了四个多钟头下午才到。这次19兵团机关去的这些人都拉过去了(内蒙古额济纳旗)。

　　……

　　我与黄文明政委接触是在1958年7月。我原来在19兵团司令部机要处当秘书。……黄文明被任命为7169部队副政委(后提升为政委)到职后，上级分配我负责黄政委的文件、出差以及下去调研等事务性工作。从开始接触直到1969年底离开，共跟着他工作了11年。】

　　杨志民秘书这样回忆几十年前的情景：

　　【我在19兵团机要科当译电员，之后当了两三年机要秘书，再后来首长秘书回国休假结婚，首长说机要秘书这个事不能搁下，但你也得给我当秘书，“机要秘书”去掉机要就是“秘书”嘛!这样我就当了四年秘书。我当时跟的首长是钟国楚参谋长，老红军，原来是23军军长调到我们那当参谋长，他是江西兴国人，老资格，当过贫协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间当过江苏省省委书记，江苏省军区司令。回国以后，首长说要回南方休息了，我是北方人不愿意去南方，这样当秘书的生涯就结束了，等待分配。1958年4月回国后，我们到了总参三所，就是沙窝那个地方，在那儿宣布19兵团解散。解散的时候，原本我们这些干部都分到济南军区(当时杨得志在济南军区当司令，我们想跟杨司令去)，结果工程兵陈士榘司令员和赵东寰参谋长说他们正要组建“特工指”，说“特工指”“有19兵团的机构”，希望我们能到他们那里去。

　　实际情况是：19兵团进入朝鲜后，兵团后勤部成为志愿军后勤部的一部分，兵团架构中就没了后勤部，19兵团就负责督促检查指挥作战，兵团的军队建设和供给由志愿军后勤部(实际上是19兵团后勤部)统一组织，所以我们回国的时候就没有后勤部。所以，现在说7169部队以19兵团机关为基础组建的，也可以这样说，但它不完全是19兵团机关为主。19兵团65军195师调入7169部队，后改编为工程兵52师。当时组建7169 部队的时候，由志愿军19兵团机关、志愿军工兵指挥所，志愿军后勤部三分部(原来19兵团后勤部)这几个单位合成组建了7169领导机关。另外其他干部，当时从全军抽调，“特工指”仅有空架子，19兵团有些干部政审不合格(当时要求比较严，政治上要求三条：第一，没有复杂的海外关系，港台美国等这些海外关系;第二，家里没有被杀、被关的;第三，本人思想比较进步，没有反党言论执行党的政策好。)不满足这三条的就不能调入7169部队。再有工程兵不接收军种的人，要了用不上，情报处、炮兵、装甲兵、防化兵的人不要，都调到济南军区，这样19兵团剩下的干部就不多了。我们去“特工指”时，后勤部已经有了，即志愿军三分部已经回国了早就到酒泉做筹备工作去了。当时三分部副部长肖大荃，原来是志愿军三分部的领导(原19兵团的)，他带人驻酒泉负责接待。我们在北京临行前工程兵开了一个欢迎会，由工程兵政治处副主任李大同主持，赵东寰副参谋长致词并讲话。他说：我刚从西北那边回来，到什么地点，执行什么任务，我不能说，你们也别问，问了我也不会说。那个地方比较凉快，也比较安静，咱们去了就是战友。咱们从朝鲜回来，什么苦都吃过了，大家又将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他讲得挺风趣。在北京呆了近半个月，最后，让干部带上东西弄上车就都走了(去西北执行任务)。

　　……

　　我们到的那个地方，叫内蒙古额济纳旗，是旗政府(县政府)所在地，一共有四个房子，是王爷(也就是县长或书记)住的地方。所谓四个房子，就是两间一套，里面住房，外面办公，陈士渠、黄文明、曾旭清、赵东寰，四个人在那儿住，我们这些人都在前面的平房里面住。那还有一个没有盖好的礼堂，有十几栋房子吧。不够住了，就在附近支帐篷。这就算指挥部机关到前线工区了。7169部队指挥部设司、政、后、器、营五个部，但是那会儿机关很不健全。司令部就赵参谋长一个人，政治部只有副主任胡天兰，后勤部只有李基部长(后勤部驻酒泉没有进工区)，器材部只有王义忠副部长。黄政委是7月份去的，慢慢地机关才完善起来。一共五六个将军吧，陈是上将，其余都是少将，都是老资格，都是老红军。后来调来的政治部主任姚国民，是朱德总司令的警卫班长，老红军，老少将。后勤部长李基，是老少将，四川人。黄文明是老红军，曾旭清是四川老红军，李基是四川老红军，姚国民是江西老红军，这都是老红军老战士。他去了以后才抓紧把这个机关健全起来，原来不太健全。机关健全起来以后，工作走上正轨转的就快了。】

　　由此可知：志愿军19兵团从朝鲜战场撤回国后，在北京仅做了近半个月停留。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进行了严格的审干工作，尔后，兵团番号撤销。中央军委命令以志愿军19兵团机关、志愿军工兵指挥所，志愿军后勤部三分部(原来19兵团后勤部)合成组建“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对外番号7169部队，执行0029工程施工任务，即中国第一个国防尖端工程——综合性导弹试验发射基地建设。7169部队党委直属工程兵党委领导，部队党委行使兵团级职权。

　　7169部队组建后，部队对执行新任务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且没有做充分的思想动员即派往大西北。大多数干部战士并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执行什么任务;即使部队在奔赴西北戈壁荒原前的欢送会上，执行任务情况仍处于保密状态。

　　7169部队派往西北执行“两弹一星”基地建设任务的广大将士，是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根据建设需要陆续进驻基地的，包括7169部队的党委成员和机关干部，也是在基地边组边建中逐步完善起来的。这从黄文明到职时间可以得到印证。

　　三、关于第一个综合性导弹试验发射基地的工程勘察

　　1957年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导弹、原子弹研制的进展情况，决定筹建综合导弹试验靶场。1958年初，先后由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和海军训练基地副司令员杨国宇等偕同苏联专家，分别对陆上和海上进行勘察选址，经中央军委批准，导弹试验基地选址在酒泉地区。3月，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国防委员聂荣臻召集副总参谋长黄克诚和陈士榘等人开会，明确导弹试验场的设计、施工由工程兵承担。

　　赵东寰曾留下了较详细的选址勘察细节：

　　【0029工程地面勘察定位和设计，是在苏联专家帮助下进行的。靶场总体工艺、设计和特种工程的初步设计由苏联专家在苏联国内完成，铁路、公路、发电及其设施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由工程兵国防工程设计院、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四设计院和有关单位设计的。

　　1958年3月11日-4月10日，我们根据中央批准的靶场选择和设计的战术、技术要求，对场区的配置进行了现场勘察,提出具体配置方案。地面勘察由陈士榘任主任，万毅、张令彬、孙继先、李寿轩、张贻祥、赵东寰、高万祥(兼秘书长)等任副主任。当时保密要求非常严，勘察人员出发前除少数领导知道执行什么任务外，大多数人事先都不知道去干什么，只要求带几件换洗衣服，乘飞机执行一项特别任务。到了酒泉住下后，大家才知道是在酒泉以北进行导弹试验靶场的工程勘察。勘察队伍中有20多名苏联专家，有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来的人，有工程兵司令部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翻译，还有陆续参加地质勘察、地形测量人员。

　　地面勘察人员分甲、乙、丙、丁及营房5个组。甲、乙、丙、丁各组，除苏联专家外，都有我们的技术人员参加。甲组负责1、2、3、4、5、6、7、8、9号场区，技术人员有工程兵司令部设计处的符敏、伍仲勋等。乙组负责14号场区，技术人员是空军派的。丙组负责15、16、17号场区及弹着区，技术人员有工程兵司令部设计处的杨士明、张臣权等。丁组负责海上部分，主要去葫芦岛勘察，技术人员是海军派的。营房组负责0号场区，技术人员是总后勤部营房设计院派的。

　　勘察时，我们乘直升机和汽车到达场区后，踏勘每个点、号的具体位置。参加勘察的20多名苏联专家，大部分是试验场的技术专家，只有一位施工专家。每个场区、工号的具体位置主要由苏联专家发表具体意见，使用单位同意，才定下来。专家主要从技术上考虑，必须满足战术技术要求。场区与场区，工号与工号，既要便于互相联系，又不能互相干扰。如7号场区与发射场隔山定点，与发射场的联系，通信站与发射场的联系，各场号区等具体位置，都是首先考虑能不能满足战术技术要求，保证安全。风向问题，各场号与生活区的距离等也是考虑的因素之一。在勘察过程中，苏联专家在技术上还对我们进行保密，我们的技术人员只是跟在他们后面打桩，他们让往哪儿打桩就在哪儿打桩，打了桩就算定的点号。为什么定在这里?有哪些优越性?我们的技术人员并不完全清楚。

　　野外勘察是很辛苦的，场区地处戈壁沙漠，人烟稀少，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草木不生，有些地方没有水源，喝的水要从上百公里以外的地方运来。记得在勘察一个地空导弹航区站时，一连几天的饮水都是随身带的。当时，苏联专家说我们一些同志不讲卫生，早晨起来不洗脸，饭前不洗手。他们哪里知道，我们每天都是用少得可怜的饮用水来供他们洗脸、洗手，而我们怎么舍得用这些生命水洗脸、洗手呢。勘察中，吃苦最多的要算是道路桥梁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每一条公路，每一座桥梁，都是他们用两条腿反复来回勘察，不知走了多少遍，最后才选出最佳方案。】

　　四、0029工程：综合性导弹试验基地建设成就

　　0029工程是一项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军事工程。赵东寰曾回忆工程特点突岀：

　　【第一，高、精、尖项目多，工程量大，点多面广，高度分散。陆上部分分甲、乙、丙3个区，41个场地，2555个建筑物，分布在南北140多公里，东西90公里的1.3万平方公里地区内。有特种营房、普通营房、机场、铁路、公路、桥梁、电厂、高低压输电线路，送变电工程，也有通信线路、台、站和各种电缆，还有发射阵地、技术阵地、测试厂房、特燃厂房、特燃仓库、掩蔽部、各种跟踪测量台、站及仪器、设备，供油供气系统以及各种公用、民用生活设施、给排水管线等。第二，工程结构复杂，技术要求高。有砼结构、钢结构，钢筋石仝结构、砖木结构等。各种建筑物都有特殊要求，有的建筑物为保证精密仪器安装，要求达到二级精度;有的要求防爆，不起火花;有的要求耐酸耐碱;有的要求密封防尘;有的要求必须是不锈钢材料，铝焊接等。这些要求在今天看来并不算高，但在50年代末期工业水平还相当落后的情况下，施工难度是很大的。第三，机密性强，施工条件差，自然环境恶劣。整个工程要求绝对保密，全部建在远离城镇，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的戈壁滩上。场区植被稀少，大多是裸露的戈壁沙漠，风沙大，气候干燥，夏季酷热，冬季严寒，春秋季短暂。场区除了卵石、沙子和待开采的地下水可以利用外，无其他建筑材料。部队吃的一粒米、一滴油、一两菜，施工用的一钉一木一砖一瓦，都要从几百公里甚至几千公里以外运来。最后，建设这样大规模的现代化军事尖端工程，在我军历史上是第一次，上下都没有经验，这对指挥员和施工人员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

　　另一份重要的资料参考是1959年5月有关特种工程指挥部所属各部队序列表。

　　参加施工的部队和单位是从全国全军选调的，甘肃省河西水文地质勘察大队和总参测绘局大地测量大队，于1958年3月底4月初最早进入场区，进行地质钻探和大地测量。紧接着，施工部队陆续进场，投入的施工总人数6万余人。这些部队和单位，有的是来自大中城市;有的刚从朝鲜撤军回国;有的是守卫辽东半岛的部队;有的参加修建川藏公路、鹰厦铁路;有的在东南沿海、山东半岛、海南岛执行国防工程施工任务。中央军委一声令下，很快从祖国各地集中到戈壁滩，投入紧张的施工。

　　基地开工后，“特工指”认真分析工程特点和施工地区的特殊环境条件，采取“精心计划，全面规划，统一部署，齐头并进，突出重点，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措施组织施工。首先抓铁路、公路、电厂、机场、通信等重点工程的施工。因为施工现场没有建筑材料，主要建筑材料要从外地购买，运输是个大问题。铁路、公路不通，建筑材料运不到工地，就无法施工;大型设备、机械也要靠铁路、公路运输，所以必须首先抓铁路、公路建设。其次因为有些重要设备仪器，要运进现场，保证绝对安全，需要飞机运输，又必须抓紧机场建设。场区与北京、发射场与弹着区的通信联络也非常重要，要求及早开通。没有电，施工机械就开不动，特别是焊接用电量很大，所以电厂建设，通信线路、台、站建设都要先行。

　　14号机场是0029工程一项重点工程，需建4公里长，60多米宽的跑道。两侧还有各两公里的保险道以及停机坪等。这是当时设计的亚洲最大机场，它全部要用混凝土构筑，需要大量的碎石。“特工指”集中守备3师、步兵195师(即原19兵团65军195师)、工兵4团、5团的部队碎石备料，碎石机不够就用人工。为了把大量的碎石从祁连山脚下的碎石场及时运到工地，还修筑了临时专用铁路支线。机场建成后，飞行员评价说在空中几十公里以外都看得很清楚，没有指挥都可以降落。苏联专家也曾感叹这样大的机场在苏联也没有。施工中用水量是很大的，高潮时，每天需要6000〜8400吨水。为了满足施工和部队生活用水的需要，“特工指”打机井143眼，挖土井32 眼。

　　0029工程，从1958年4月开始施工准备，到1960年竣工，完成各种营房48 万余平方米，修筑铁路?公里，砼道路185公里，钢筋砼桥6座，水池、水塔75 个，污水处理场6个，场坪道路324. 48万平方米。填挖土石540余万立方米，浇制混凝土 55万余立方米。建成2X6000千瓦电厂和2X450千瓦备用柴油机电站各一座，35000伏变电站4座，6000伏变电站17座，安装各种变压器105台，各种发电机组61部，高低压输电线272. 8公里，场内外明线4803. 728公里，架设无线电天线8副，各种电缆(包括通信、动力)近990公里，各种管线163. 2公里，安装锅 炉、鼓风机、冷冻机、油罐、水泵、吊车860台(套)，修水库1座。整个工程用工达 1025万个劳动日，先后投入施工的主要机械、设备1728部(台)，运输车辆1678 台，各种物资19500多项，火车运输254万多吨，汽车运输 399万多吨，消耗各种钢材53100多吨，水泥2249万多吨，木材1589万立方米，工程经费预算5. 5亿元，实际开支4. 18亿元，节约24%。整个工程，提前半年多时间完成，争取了时间，保证了试验。

　　在如此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提前完成基地建设任务，军队政治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部队初进工区后，情况不熟，任务不明，组织不健全，机关与部队之间互不了解，工区自然环境和生活艰苦引起官兵思想波动。“特工指”党委组建后，针对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和部队思想情况及工程特点，对整个部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广大干部战士对形势与任务的认识，统一思想和行动，对提振精神面貌起到巨大作用。当时，政治工作借鉴了战争年代的做法：首先，深入宣传施工方针，“特工指”党委为贯彻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和工程任务特点，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安全保密”的施工方针，在全体人员中树立“一切为工程任务”的一盘棋思想;其次，进行光荣传统教育，树立以艰苦为荣的思想和战胜困难的信心。许多单位开展“三比”活动进行宣传教育。即：“比革命前辈的艰苦和革命烈士的牺牲精神;比红军过草地爬雪山的艰苦;比志愿军一把炒面一把雪的艰苦”。这些思想教育活动唤醒了将士们“自古英雄不怕难，克服困难是好汉，决心平地起高楼，誓把戈壁变乐园”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奋斗精神。第三，把具体的任务向群众交底，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想办法解决困难。

　　1960年9月10日，聂荣臻元帅、张爱萍副部长、陈士榘司令员亲临试验发射现场，我国仿制的第1枚“东风1号”(苏制P-2近程弹道)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1月5日，我国自主研制的导弹呼啸腾空，准确命中目标。两次实弹发射实践考验了工程质量，标志着基地建设圆满完成建设任务。

　　1960年10月10日，基地完工移交后，黄文明政委挥笔写下《戈壁宏图》以志念。

　　毛主席令，搞原子弹。七一六九，建设基地。

　　史无前例，任务艰巨。数万雄兵，进军戈壁。

　　安营扎寨，破土兴工。冲天干劲，分秒必争。

　　艰苦创业，群策群力。全国支援，各部关心。

　　二年半后，提前完毕。导弹上天，刺破寰宇。

　　科研技术，书写新篇。

　　这首诗反映了黄文明作为一线最高首长在基地建设后的激动心情，它通俗易懂，用非常浅显的文字概括了基地建设的发展的基本过程。

　　0029工程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天字1号”国防工程。7169部队的党委领导成员包括1个开国上将和5个开国少将，领导组织阵容强大。基地建设高潮时期投入使用兵力总额约6万人。7169部队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克服重重困难，完成这项尖端复杂的工程任务，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中央军委及各总部的正确领导，全国有关部委和26个省(市)自治区及715个厂矿(企业)，各军种、兵种，勘察队，设计院，各部队，各单位进行大协作和支持的结果。必须承认，基地的建成与苏联在50年代给中国的极大援助密不可分，苏联对我国工业体系的建设和科技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苏联政坛的震荡，尤其是赫鲁晓夫当政时期的错误指导，至使1960年7月[15]公开照会中国政府，撕毁合同，撤走全部专家，停止一切援助。另一方面促成了基地建设加强贯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方针的自觉，进入了科研新阶段，并收到良好效果。7169部队党委领导班子，根据工程特点，边勘察、过备料、边施工、边使用，将工程区分主次先后，分清轻重缓急，有效地组织指挥施工。期间，充分发挥广大战士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技术革新对提前完成工程任务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据统计，工程建设期间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项目共达2950多件，推广使用1580多件，提出 合理化5.2万条，采纳使用1.86万条。[16]第一个综合性导弹发射试验基地的建成，为发展我国导弹、卫星事业创造了条件，同时为我军组织指挥大规模现代化施工摸索了经验，培养了干部，锻炼了部队。

　　五、口述与回顾：综合性导弹建设的艰苦岁月

　　口述一：参谋长丢了!

　　在戈壁滩迷路是极其危险的，戈壁滩没有地标、参照物，汽车开出百十公里，几乎见不到人影，严重的缺水缺食物，昼夜的极大温差，瞬间掩埋人的飞沙走石，若不幸碰到荒原上穷追不舍饥饿的狼群或在茫茫无边的戈壁上迷路，往往因为绝望会造成迷路人心理防线的崩塌。

　　一次，赵东寰在绿园十号检查工作，本来想暂住一晚，警卫员顾文林想让首长休息好，和司机商量后决定赶回条件好些的绿园八号。汽车艰难地行进在崎岖的戈壁上，但很快迷路了，只能停下来。赵东寰参谋长让大家不要紧张，派顾文林去找水、问路。顾文林不知跑了多远，幸运地找到一个蒙族骆驼队，把他带回了绿园八号。副政委黄文明了解情况后，急得大发脾气：“怎么搞的?把参谋长丢了?”于是派几辆汽车带上食物和水，由牧民带路，终于把赵东寰参谋长找了回来。从此，“特工指”规定单车、单人不许私自外出。因公出行必须两人以上，做好食物、水等必要装备的准备，还要配备熟悉地形的向导，能设立路标的路口都设立醒目的路牌，自此部队外出人员再没有因迷路出事的了。

　　口述二：(7169部队通信营政治干事 李兆林)：三桥一路的修建

　　工程兵109团是1958年5月中旬从广州向酒泉开进的。这是一支有光荣传统和战斗历史的团队，几个工兵营原都是红军时期、抗战时期的老部队，特别有战斗力。……这个团担负的是从基地火车站到发射场40多公里“三桥一路”的修建任务。当时，一部分兵力修公路，一部分兵力建设“五一桥”，之后建“八一桥”。这两桥之间是5公里的沼泽地。它靠近黑河，下雨时水漫地面，晴天时就晒成了乌龟背，皱裂坚硬，一到春天这段路就翻浆。车辆无法通行，可这里是导弹通向发射场的必经之地，路面要求必须平整光滑。为这，部队下功夫深挖路基，再用石头填满夯实，使它坚固，然后上面再辅中小规模的石子，最后用高纯洁度的沙子再打筑混凝土，彻底解决了路面翻浆问题。修好 “八一桥”，导弹就要再过一桥进入发射场，好像要走向鲜红的太阳。于是“特工指”把即将开修的桥称作“向阳桥”。为了高标准完成“三桥一路”建设任务，团长杨先平、政委黄鹤寿等领导跟班作业，召开5次现场会，纠正忽视质量的倾向。从1960年9月10日我国第一颗导弹发射成功到今天的40多年里，我国一次次导弹发射、卫星上天、神舟腾飞，都是经过“三桥一路”到发射场的。

　　马苏政回忆：

　　【“(守备三师李冠智师长)带领几位先遣组人员从东北海滨城市庄河直奔特种工程指挥部报到……(他们)一行人到达指挥部，由我带着他们到戈壁滩上去找他们的营地。……李冠智他们随身带来了粉笔，他们想为大部队来号房子的。到茫茫戈壁滩上，我指着一片深褐色的乱石沙土说：‘这一片就是你们师部驻地!’李冠智不禁叫出声来，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就连堂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师部，到了导弹试验发射基地，竟然没有一间房屋，没有一块挡风之地。”】

　　杨志民口述：

　　【那个时候我们每天就想着干工程，没想过个人的事。7169去的这些人素质比较高，在那个地方靠什么生活?我们心里懂得全国一盘棋，全军一盘棋，举全国之力搞工程，全国都支援你，大家都感到组织信任你，能到这来那是个荣誉啊!那时我们提的口号是“以场为家，以苦为荣”，“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大家从来没有考虑待遇啊。当时给16块钱补助，没有不满意的，像酒泉地区(没进工区)只给5块钱。基地从干部到战士一样，大家没人提意见说我不够啊，当时那个地方是十一类地区，按国家规定工资要涨45%，但当时没有人提出这个要求，大家都是一心一意干工程。】

　　六、逐粮而居：基地的建成与移交

　　工程兵党委于1960年9月29日向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呈报了《导弹试验基础工程完成情况报告》。10月30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到基地视察，11月4日，聂荣臻元帅再度视察工作，张爱萍、陈士榘等领导陪同。6日，聂荣臻在特种工程指挥部和试验基地的干部大会上讲话，高度赞扬在两年半时间里建成基地的功绩和意义。

　　吕若平回忆道：

　　【“1961年1月，我记得是7号，在新建招待所会议室开了一个总移交会。会议由张爱萍主持，承建单位7169部队参会人员有：陈士渠、黄文明、曾旭清、赵东寰、高万祥等。接收单位(20兵团为主组建的0029部队)参会者有：孙继先司令，栗在山政委，张逸祥、李福泽副司令，还有作战处处长(名字忘记)，此外还有两三个秘书。我是7169的秘书，负责做会议记录。后来记录都上交了，但首长们讲的话我都记得呢。陈司令发言讲得比较长，他介绍了施工的整个过程，接着，高万祥处长根据边建边交的实际情况，对相关工程进展情况作了说明，最后把已经准备好的总交接资料递交会议，请0029部队签收。之后是0029部队孙继先司令发言，他很客气地感谢7169部队为基地后来者创造了良好的生活及试验条件，双方就后续基地设施维修组成部队达成一致。会议持续到晚上六七点钟才结束。”】

　　杨志民回忆了7169部队撤销的重要原因和移驻地选址情况：第一期工程搞完以后，1960年初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我们基地最后吃饭都成问题了，有粮票大家分餐了，用个罐头盒一人几两米蒸一下，吃饭时把罐头盒一领打上菜就走了。当时粮食很紧张，经常以瓜菜代饭，早上喝稀饭，两个月都领不到油。后勤部想了很多办法，戈壁滩的骆驼刺捋了放稀饭里，很难喝。那时真的已经很紧张了。后来，周总理批示要立即撤回来，不能再在那(基地)住了。当时出现两件事，一是工程移交完后，没事做，几万人在那待着很成问题啊。后续工程怎么建设，上边没指示，基地任务不明确。移交会议1960年10月就开完了，11月就交给20基地了(和)。第二个，甘肃省出问题了，大跃进的时候，甘肃省委书记张忠良头脑发热，搞浮夸，本来甘肃省粮产量很低，他报得很高，结果征公粮征得过头了，老百姓没有粮食吃，已经饿死人了。周总理发现问题后，指示所有部队和建筑工程处不能犹豫，限期撤出来。周总理批示要求“依粮而居”，我们就商量，河南、陕西、山西有三个地方可选，主要是找有粮食的地方驻扎，当时洛阳气候比较好，有红薯吃，赵参谋长曾在洛阳剿匪，人地都熟，经调研后就撤到了洛阳。

　　据赵东寰后来总结：1962年初，国家还在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还在继续调整，中央军委预计除原子弹试验基地还要继续建设外，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国防尖端工程不会再有大的工程项目。为减少指挥层次，减少部队员额，决定撤销特种工程指挥部，适当加强工程兵领导机关。组建四个工程兵师，以师为单位，执行施工任务。当时的干部分流情况是：凡工程兵领导机关需要，调工程兵机关工作，其余处长以上中层领导干部分别调兰州军区和济南军区分配工作，团以下干部，大部分调河南武警总队工作。以“特工指”司令部为基础，组建工程兵工程部，成为工程兵机关的一个业务部门，负责检查指导施工部队继续完成承担的特种工程施工任务，不再负责部队建设、军事训练、后勤供应、行政管理等任务。施工部队整编组建4个师(195师改编为52师，守备三师改编为53师，其他部队分别组建51师、54师)。直属部队(舟桥营、装卸营、木材加工厂、汽车修配厂等)工程技术部队合编组建工程技术总队(师级单位)由工程兵直接领导。1962年底，“特工指”整编工作全部结束。

　　1961年，黄文明写下了《0029基地建成有感》

　　戈壁无边，地无人烟，气候恶劣，变化瞬间，

　　特产丰富，取之不竭，零零二九，改地换天。

　　良田万亩，水库满盈。楼房林立，街道井然。

　　公路纵横，铁路运转。四通八达，来往方便。

　　银光闪闪，雄鹰飞展。通信联络，全国通畅。(倡)

　　全区绿化，沙海变颜。昔称戈壁，塞外江南。

　　多少年后，基地建设仍然让那些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建设者们魂牵梦萦。接受采访时，杨志民这样总结酒泉基地建设的教训：

　　【20基地建设的经验教训我们现在还没有总结。20基地这些单位要不要把家属弄去?这在国外是没有的，这是苏联人的办法，那个地区家属随军去了，单位就变成了大而全的半个社会了，吃喝拉撒都在这里，老婆孩子都在这里，孩子毕业后就业无法解决。所以社会上有“献了青春献子孙”的说法，事实证明是不行的。后来再搞基地的时候，离大城市可以远一点，但生活区、家属区不能放在基地，要有社会依托，这个很重要。……再有，当初我们在戈壁滩建基地，上马快，标准低，有些工业项目要求很严，生活设施标准低，中央明确生活设施向后放一放，先把工程项目建设起来，这为后期改扩建造成困难。还有一些项目我们没经验，比如说20基地的公路 ，180多公里公路都是水泥打起来的，设计时没考虑到那个地区冬天冷得很夏天又热得很，热胀冷缩使路面板块翘成了桥，只能撬了再打，改造起来很困难，经验告诉我们，在沙漠地区修公路，水泥路不如柏油路好。】

　　第一个综合性导弹试验发射基地建设完成后，7169部队也完成了历史使命，尔后进行了改编，撤销了部队番号，犹如黄沙淹没了曾经辉煌的楼兰古国一样，这段历史也随着时间的推移，7169部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当初基地建设者们感动天地的奋斗史也在后继者的伟业中显得微不足道。这正如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在《历尽沧桑的岁月》中的慨叹：

　　【“由于当时的特殊背景和严格的保密制度，这支队伍默默地开进戈壁滩，又默默地撤离戈壁。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业绩从来没有人提起过。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只知道从事两弹研制的科技工作者和发射试验部队，而未闻那个特殊的名字即代号7169的特种工程部队。想到这里，我内心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内疚和怀念。”[17]】

　　但是，历史从来又是公正的，那些“两弹一星”基地建设者们曾经感人的伟业和故事，今天讲来却是历久弥新。

　　注释：

　　[①] 参见张胜：《两代父子的对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②] 胡乔木，时任毛泽东同志秘书;余光生，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陈克寒，时任新华社编辑科科长。

　　[③]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5页。

　　[④]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71页。

　　[⑤] 葛能全：《钱三强年谱长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82-183页。又见边东子：《从居里实验室走来：杨承宗口述自传》，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页。

　　[⑥] 王焰：《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63页。

　　[⑦]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74页。

　　[⑧]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08页。

　　[⑨] 1956年4月1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为了能够 统一地和有计划地领导利用原子能的工作和发展航空工业，拟分别成立原子能委员会和航空工业委员会”。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批准周恩来提出的两个委员会领导成员名单。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64页。

　　[⑩] 《陈士榘回忆录》

　　[11] 1908年12月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桐溪乡，1930年入党，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政治部组织科长、第二团政委，第三分区二团政委，中共完县县委书记兼支队政委、第三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冀晋军区四纵四旅、十一旅政委，第三纵队九旅、八旅政委，六十三军一八八师政委，第一野战军十九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六十四军副政委，政委。志愿军十九兵团干部部部长。志愿军干部部部长。回国后任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副政委、政委，工程兵副政委，通信兵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2] 个人简介……

　　[13] 马苏政，王贤根：《西部之光》，北京：海潮出版社，1995年，第

　　[14]马苏政，王贤根：《西部之光》，北京：海潮出版社，1995年，第25页。

　　[15] 《苏联解密档案》，上海：东方出版社中心，第-页。

　　[16] 黄文明：《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油印本，第101页。

　　[17] 转引自于庆田，崔秀敏：《天骄：我与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