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现民：钱学森的艰难归国路

　　1955年6月10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与国务卿杜勒斯就双方侨民归国举行会谈。艾森豪威尔认为，应该让所有的中国人都回去。杜勒斯指出，两个人不能走，“一个就是钱学森，另一个是从事奈克火箭研究的王大卫，国防部对他们持怀疑的态度，因为他们都掌握非常高的涉密信息。”

　　导语：1950年至1955年五年间，钱学森克服重重阻力，忍辱负重，不畏艰难，回到祖国。这五年是钱学森人生轨迹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也是钱学森爱国主义的重要体现。目前对钱学森归国过程及细节的研究仍存在很多盲点、疑点，以及被误解的地方。作者利用新近解密的大量中美档案及采访与钱学森同船归国人员的口述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全景式梳理，努力还原钱学森回国的全过程。

　　从惨遭怀疑到身陷囹圄

　　1935年，钱学森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1936年9月获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并成为著名科学家冯·卡门的学生。1938年7月至1955年8月，钱学森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研究，并与导师共同完成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建立“卡门-钱近似”公式。36岁那年，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38岁成为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担任“戈达德”教授。1945年，钱学森随冯·卡门到德国、瑞士等欧洲国家考察军事情况。考察期间，钱学森写了大量调查报告。回美国后，完成了美国航空规划《迈向新高度》的很多章节。12月21日，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哈瑞·阿诺德签署嘉奖令，表彰钱学森的杰出表现。嘉奖令称，钱学森对这个国家及欧洲的喷气以及火箭推动作了优秀而全面的调查，同样还有对喷气机、火箭性能原理所做的宝贵的原创性理论工作。钱学森还着手应用原子能来进行推进的可能性研究。1946年2月1日，美国陆军兵工署署长坎贝尔签署嘉奖令，表彰钱学森。

　　这些都是美国对钱学森在二战期间及战后一段时间的表现给予的充分肯定。但就在荣誉接踵而至时，怀疑也悄然来临。

　　美国对钱学森的调查最早可追溯至1944年底。这一时期对钱学森的调查是美国“忠诚调查”(“忠诚调查”是美国政府对居住在美国本土的本国公民及外国侨民对美国忠诚情况所开展的调查，是美国有关部门颁发证件或审核有关人员从事某一活动所履行的手续)的一部分。因战争需要，钱学森被允许参加涉密研究，因此，美国政府需要对其进行“忠诚调查”。

　　如果说之前的“忠诚调查”是例行公事，那么随后的“忠诚调查”则明显带有怀疑成分。

　　1946年、1947年，美国对钱学森进行了详尽的调查，留下了海量档案资料。美国很多国家机构，特别是中央情报局，通过各种渠道试图了解钱学森。但这时候对钱学森的调查结果大多是正面的，都对钱学森的性格、能力、“忠诚”等方面给予了肯定。只有一位名叫阿尔布雷克特的人，说看到过钱学森出席共产党小组的会议。

　　1949年，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些事件使得美苏双方对峙气氛更加浓厚，加深了美国国内的戒备和恐慌情绪。11月，美国爆发间谍希斯事件，美国高级外交官艾尔杰·希斯突然宣称，他在作为美国国务院工作人员期间，曾是一名共产党的间谍。这在美国激起轩然大波，美国社会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进一步加剧。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对钱学森的调查也升级了。

　　从前期调查看，基本没人怀疑过钱学森对美国的“忠诚”及当时他对政治活动的淡漠。但在当时，一份档案使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疑虑重重。档案表明，钱学森是美国的共产党员，曾使用约翰·戴克的化名参加加州理工学院122共产主义小组的会议。他们还发现，一位共产党小组的组织者威因鲍姆和钱学森关系密切，并且是钱学森将其推荐到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实验室工作的。

　　司法部为证实阿尔布雷克特以前的说法，在1950年又专门拜访了他。但这次阿尔布雷克特的说法与之前截然不同。他表示，他过去曾说过他从1938年以来同钱学森关系密切，那是因为他们俩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但并不意味着钱学森曾经参加过共产党的会议。

　　但在当时的“红色恐惧”时代，美国对怀疑的“共产党分子”“亲共产党人士”及“有共产主义思想倾向的人员”等的任何证据，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特别是他们调查时发现了一份党员登记表上有钱学森的名字，这使他们得出结论：钱学森是共产党员，并且推荐了威因鲍姆到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实验室工作。就这样，灾难落在了钱学森头上。

　　1950年5月18日，美国陆海空三军人事安全会议召开，专门研究钱学森的问题。最后于6月6日，三军正式签署了禁止钱学森接触涉密研究通知，并吊销了他的涉密研究许可证。

　　6月6日当天，联邦调查局人员到加州理工学院造访钱学森。调查人员称，钱学森曾是一名共产党员，并使用了“约翰.M.戴克”的化名。钱学森断然否认，表示自己不是任何政党的党员，不知道他的名字以及别名是怎样出现在共产党记录簿上的，更不知道约翰.M.戴克这个名字的由来。此时，钱学森还未收到被吊销涉密研究许可证的通知，但他已感觉到事情不妙，他说：“‘怀疑的魔掌’正在投向我。”

　　6月16日，加州理工学院人事部门将军方关于禁止钱学森从事机密研究决议的书信转送给他，并让钱学森写确认书。钱学森签收后，便向加州理工学院领导递交了辞呈，决心返回祖国。

　　6月17日，一告密者向联邦调查局报告说，他从一政府机关了解到钱学森已经从加州理工辞职，计划返回中国。当天，联邦调查人员威滕伯格通过电话联系钱学森，询问他辞职的情况。钱学森声明：只是向加州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系主任弗雷德·林德瓦尔博士提出辞职的想法，当时林德瓦尔博士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后来也不知道辞职请求是否得到准许。威滕伯格追问钱学森，倘若辞职被批准，打算干什么?钱学森回答：“打算返回中国。”

　　6月19日，钱学森和联邦调查局人员在办公室二次会面。钱学森发表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声明：“在过去的10余年时间里面，我的确是一位受欢迎的客人。为此我还引以为荣，诚实地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相信我的到访对双方都有利，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我对这个国家的科学发展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现在最初受欢迎的地位不复存在，一股疑云笼罩在头上。接下来唯一能做的绅士一点的事情就是离开这里。”

　　这次会谈后，钱学森积极筹备各项回国前的准备工作，包括预订机票、托运行李、听证申诉等。

　　首先，关于听证申诉。加州理工学院希望通过听证申诉，为钱学森重新获得机密研究许可证而努力。经加州理工学院与国防部工业就业审查委员会的多次交涉，最后确定8月23日在华盛顿举行听证会。

　　其次，关于预订机票。钱学森原计划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回国，但他从洛杉矶英国领事馆得知从这方面取得签证非常困难。这时有朋友告诉他，西雅图的国际贸易服务协会可以帮助他取得香港签证。于是钱学森购买了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的机票。

　　第三，关于托运行李。7月24日，钱学森致电白金斯搬运和仓储公司，告知行李托运事宜。25日，公司经理来到钱学森家中查看需要打包运输的行李，商定8月18日打包家中行李，8月19日打包办公室物品。8月19日，钱学森早早来到办公室，先初步进行整理，后因有事需要外出，他要求打包人员先将材料放进箱子里，然后再带回公司仓库完成打包工作。20日下午，打包员在整理这些资料时发现“涉密”字样，随后报告给公司经理。21日早晨，公司经理将情况报给洛杉矶海关。21日下午，海关规费征收办公室行政助理陪同联邦调查局、海军情报办公室、空军和国务院相关人员到打包公司的仓库抽样检查，发现一些资料标有“内部”“绝密”字样，领域涉及原子能、火箭、导弹、喷气推进及相关领域。他们在现场达成了初步意见：由于这些资料具有上述性质，所以不应返还给钱学森，而应置于政府机构的控制之下，以等待全面的调查。最后海关人员向公司经理交代，要求公司将钱学森的所有物品严格控制起来，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得接触。

　　这一切，钱学森全然不知，他一心准备着即将在华盛顿召开的听证会。8月21日，钱学森从洛杉矶飞往华盛顿，次日上午拜访了海军部副部长金波尔，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但在金波尔看来，钱学森作为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有能力也有可能向美国的敌对势力—苏联提供有价值的资料。因此，他对钱学森说：“你不能离开美国，你太有价值了。”他劝说钱学森留在加州理工学院继续从事科研工作，还给钱学森介绍了一位辩护律师保罗·鲍特。

　　8月22日下午，钱学森会见了金波尔介绍的辩护律师鲍特。鲍特指明8月23日听证会时间过于紧张，建议钱学森第二天再见一下金波尔，推迟听证会。第二天，钱学森又见了金波尔。就在钱学森离开后，金波尔马上打电话给司法部，告诉他们，以钱学森的学识，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离开美国。

　　于是，23日晚上9点半左右，钱学森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滞留。司法检察人员出示给钱学森一个命令：不准离开美国。8月24日，钱学森打电话要求退票，但夫人蒋英和孩子的机票保留。25日，蒋英也取消了她和孩子的航班，留在美国和丈夫一起面对困难。

　　美国司法部加大了对钱学森的监视，派遣特务跟踪他。钱学森足不出户，但威因鲍姆等朋友被捕的消息相继传来，钱学森觉察到，离自己被捕的日子不远了。

　　9月6日，两名移民局官员来到钱学森家。两人首先让钱学森发表了关于个人基本情况的声明。钱学森在声明中指出，他从来不是美国共产党成员，也没有允许共产党和任何组织用他的名字;回国是因为父亲和岳母需要他的帮助和支持。即便如此，移民局官员依然出具并宣读了已准备好的逮捕令。由于此时行李审查尚未完成，因此对钱学森的逮捕没有涉及到行李问题，他们依然在共产党身份上做文章，控告钱学森违反了《移民法》。下午5时许，钱学森被这两名移民局官员带走，先被囚禁于洛杉矶监狱，后迁至特米诺岛。

　　钱学森被逮捕后，蒋英立即向加州理工学院求助。加州理工学院设法营救，包括聘请律师、派实验室主任米利肯到监狱看望、校长杜布里奇通过自己的关系和军方进行交涉等。杜布里奇致函金波尔，请他来洛杉矶处理此事。金波尔从华盛顿飞往洛杉矶，首先同杜布里奇和米利肯见了面，然后又同钱学森的辩护律师见面。金波尔的到访也让洛杉矶了解了华盛顿对钱学森被捕的态度。实际上，金波尔不希望钱学森离开美国，但也并不希望将他逮捕。

　　金波尔回华盛顿后，同司法部副部长福特进行了沟通。福特同意释放钱学森，遂电话通知驻洛杉矶检察长。检察长召集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等人，具体商谈释放钱学森的事宜，但要缴纳1.5万美元保释金。

　　关于这笔保释金，很多人撰文说是集资得来的。但其实是钱学森一个学生的未婚妻捐助的。1.5万美元在当时不是笔小数目，蒋英正准备筹集钱款时，钱学森一位学生的未婚妻波琳·里德贝格·米勒斯表示愿意出这部分资金。但她不愿意公开身份，保释金是委托加州理工学院林德瓦尔协办的。林德瓦尔并没有将1.5万美金以现金的形式直接交给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或其他政府部门，而是购买了面值1.5万美元的美国债券，但买入价是15251.43美元，差价由林德瓦尔垫付。

　　从被判驱逐到获得假释

　　经多方努力，钱学森被释放，但钱学森案件并未终结。随后，司法部在1950年11月15日—16日、1951年的2月15日—16日、1951年的4月11日、1951年的4月16日召开了四次正式听证会。司法部根据这次四次听证会的证词对钱学森作出判决。四次听证会的记录多达282页，其中一次听证会的记录就有143页。从听证内容看，美国移民局官员时常变着法儿地刁难钱学森，甚至设置圈套让钱学森去钻。针对检察官的刁难，钱学森利用他学者的风骨、胆识与学养，与检察官进行了巧妙睿智的论辩。以第一次听证会为例，这次听证会的内容包括钱学森出生、来美经过、是否参加共产党组织的会议等。以下是主审官古尔丘和钱学森的部分谈话摘录：

　　古尔丘：“你想怎么处理你随身带走的那些资料—有关航空和喷气推进的资料?”

　　钱学森：“那是我知识的一部分，是属于我的。”

　　古尔丘：“你想怎么处理它?”

　　钱学森：“那就保留在我心中。”

　　古尔丘：“你会让它对中国有用吗，共产主义中国?”

　　钱学森：“这是我的财产。我有权决定给任何人。就像把我的能力卖给任何人一样。”

　　古尔丘：“但是你没有想过要去国民党政府的台湾吗?”

　　钱学森：“因为我回中国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家庭问题，碰巧我父亲不是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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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尔丘：“一旦战争爆发，你究竟是否会为美国向红色中国作战?”

　　钱学森：“我未曾考虑到这个问题。”

　　古尔丘逼问钱学森，是不能答复这个问题，还是不想答复这个问题。这让钱学森非常气愤，他硬生生地说：“我现在能够答复这个问题了。我已经讲过，我忠于中国人民，如果美国和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发生战争，如果战争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我想这很有可能—那么我将会站在美国方面作战，这是没有问题的。”

　　古尔丘：“你想要先作出决定，决定究竟这战争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吗?”

　　钱学森：“是的，我要作出这样的决定。”

　　古尔丘：“你不准许美国政府替你决定这个问题吗?”

　　钱学森：“不，当然不。”

　　随后又召开了三次听证会，都没能证明钱学森是共产党员。但就是在没有确凿证据的前提下，1951年4月26日，美国移民归化局还是选用了不利于钱学森的证词，最终作出了驱逐钱学森的判决。

　　5月3日，钱学森收到判决书。5月23日，钱学森的律师代他提出申诉，抗议美国法院证据不充分，没有遵循公正的原则，侵犯了个人的民主权利。

　　次年2月8日，美国司法部作出裁决：驱逐出境但暂缓执行。2月26日，钱学森提出上诉，11月26日上诉被驳回，移民归化局致函钱学森：“你还获得不准离开美国的命令。根据驱逐令，你离开美国的行动将因此暂缓执行。”后又改为假释，要求他每个月到司法部报到。钱学森活动被限制在加州一隅。

　　被滞留期间，钱学森的生活十分艰苦。他的研究工作受到移民局的监视和随时的调查谈话，电话也被窃听。虽然身心都在遭受折磨，但钱学森的创新精神和他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却没有磨灭。期间，他完成了两大成就：创建了物理力学和出版了《工程控制论》。

　　《科学美国人》想专题报道钱学森的科学成就，被他拒绝了。钱学森复函《科学美国人》杂志说：虽然我对美国的很多科学家充满崇敬之情，但如果把科学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我很难有同感。换句话说，如果把我确定为美国科学家团体中一员，我感到很耻辱。事实上，我不是美国科学家，我是一名中国科学家。

　　正当钱学森泛舟在科学的苦海时，一场有关中美侨民归国的谈判在日内瓦拉开帷幕。

　　从等待时机到解除禁令 关于钱学森回国，有这样一种说法：在周恩来指示下，中方代表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利用钱学森写来的一封求援信与美方代表交涉，最后要回了钱学森。经研究，这与史实不符。

　　事实上，中方利用那封求援信与美方代表进行交涉是中美大使级第四次会谈即1955年8月8日的事情，而美国司法部正式签署同意钱学森回国的通知是在1955年8月4日。也就是说，美国作出释放钱学森的决定时，我国政府是不得而知的。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苏、美、英、法、中五国外交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国联大厦举行。在这次会上，钱学森回国问题成为美国考量的重要问题之一。美国非常清楚钱学森的分量，所以坚决反对放钱学森回国。6月17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电报给日内瓦美国代表团：“国务卿已经口头和书面请求司法部部长逐步向那些想回大陆的中国学生发放离境许可，国防部的意见是他们离开美国不能违背美国的安全利益，司法部部长口头同意。根据非正式的审查，国防部迄今只发现一个人不能离境，那就是钱学森。”

　　随着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临近，美国国内给国务院及国会的压力与日俱增。因为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俘获了美方大量战俘和军事人员，那些被俘的美国人的家人纷纷向国务院施加压力，要求国务院争取解救被扣在中国的亲属，宗教界、报界和国会的压力也纷至沓来。

　　1955年6月10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与国务卿杜勒斯就双方侨民归国举行会谈。艾森豪威尔认为，应该让所有的中国人都回去。杜勒斯指出，两个人不能走，“一个就是钱学森，另一个是从事奈克火箭研究的王大卫，国防部对他们持怀疑的态度，因为他们都掌握非常高的涉密信息。”总统回答说：“这不应该成为障碍。他们所掌握的信息现在已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有价值了。”第二天，国务卿把同总统沟通的情况向美国国防部进行了传达。当天，美国国防部就滞留钱学森及最终决定放回钱学森的经过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份书面报告：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约有五千多名中国学生来美国学习，其中有110名学生可能掌握了不利于美国安全的信息。在这110名学生中，除两名同学外已全部释放。现把这两名同学的信息提交如下：钱学森，空气动力学的著名权威，喷气推进专家。他目前担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戈达德教授。在1951年他从事机密研究的许可证被吊销前，他在喷气推进实验室从事高级机密的国防项目。……现在看来，他那个时候掌握的涉密信息可能被最新研究所超越，并且这些信息在苏联阵营看来也可能成为基本常识。

　　这样，美国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前夕就释放钱学森达成了原则意见。

　　1955年8月召开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只是为释放钱学森提供了一个机会。会谈进行中，美国国防部于1955年8月3日，由国防部部长助理威廉.W.戈德尔给美国国务院写了一份备忘录，指出：“国防部撤回了反对意见，如果钱学森要求出境签证，同意释放他。我们理解，美国国务院正在和社会主义中国进行政治谈判，在合适时候可以作出释放的决定。”8月3日，美国国防部将这份发给国务院的电报抄送给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局长。经美国国务院及司法部最终确认，8月4日，美国移民归化局洛杉矶分局局长艾伯特·德尔·古尔丘签署了同意钱学森归国的正式通知。当天，移民归化局官员电话通知了钱学森可以离境的消息。

　　从身处异域到回归故土 接到可以离境的通知后，钱学森迫不及待地开始进行回国的各种准备。当天，他就致函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希望他们协助行李转运。然后订购回国的船票，即使是三等舱，他依然买了下来。从售票处到停车场的路上，钱学森被两名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叫住，要钱学森回中国后做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并说随时会与钱学森联系。钱学森毫不客气地说：“你们可以随时联系，但要自冒风险。”

　　9月17日下午，钱学森一家来到洛杉矶港口，等待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在洛杉矶港，一位记者追问钱学森是否还打算回来，钱学森回答：“我不会再回来，我没有理由再回来，这是我想了很长时间的决定。我打算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以便他们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当有记者问钱学森是否憎恨美国时，钱学森说：“我并不恨美国人民。当你被一条狗咬的时候，你不能够恨那条狗，只能够恨那条狗的主人。”当有人问他是否将帮助中国政府重整军备时，钱学森说：“这是一个我拒绝加以答复的假设性问题。”还说：“我相信我的前途寄托在中国，全世界人民都是一样，都在谋求和平和追求幸福。”下午3时许，船开始向夏威夷进发。

　　9月22日，“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停靠檀香山。回国留学生都被美国警察看押在轮船休息室内，不准上岸。下午4时44分，钱学森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发出一封电报：想到回到祖国，很是高兴。“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船十月八日到达香港。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阻碍。

　　在夏威夷停留后，船驶向日本横滨。在那里，他们在船上举行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周年的简单而隆重的活动。之后，“克利夫兰总统号”驶向菲律宾。10月5日，承载着40余名中国乘客的轮船抵达马尼拉。在马尼拉港，一名美联社记者到船上找钱学森，问他是否是在美国从事火箭或喷气式飞机的设计，钱学森没有回答;问他是不是共产党，钱学森回答：“我还不够格做一名共产党员!共产党人是具有人类最崇高理想的人。”10月6日晚，船离开菲律宾前往香港。“克里夫兰总统号”抵达九龙港湾后，由小船将他们安全送到尖沙咀警察码头。钱学森等一行在九龙火车站等了两个多小时，中午时分，搭乘11时25分的火车赴穗。下午1时许，钱学森等归国人员到达了罗湖桥火车站，在英国警察监视下通过罗湖桥，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为迎接钱学森一家回国，国务院做了大量工作：责成中国科学院负责本次迎接工作，派朱兆祥到深圳迎接，还指示广东和上海协助做好接待和安全保卫工作。

　　钱学森一家在朱兆祥陪同下，在广州短暂逗留后一路北上，首先到达上海，然后去浙江，再返回上海，最后于10月28日抵达北京。一家人当天入住北京饭店256、257房间，第二天去了天安门广场。11月1日，郭沫若代表中国科学院在北京饭店7楼宴请钱学森。11月4日，陈毅代表国务院会见了钱学森。钱学森正式投入了祖国的怀抱，开始了人生新的征程。

　　【张现民，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