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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暨红西路军失败七十五周年祭(下)

作者:郭建波 发布时间:2019-11-05 15:23:46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从目前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看,中央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征询西路军领导人东进意见,到十二月二十七日电示西路军放弃东进,前后不过五天时间。可是,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却停留了四十天左右,由此看来这次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进并非西路军在此地长期停留的主要原因,也不会对西路军在甘西的行动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这次东进与西退的斗争中,我们看到中央在征求西路军领导人东进意见时,从当时的大局考虑,是明确表示希望西路军东进的,而西路军领导人在表示执行中央东进指示的同时,又迫切希望中央考虑他们的西退主张。鉴于他们强调东进的困难,执意于西退,这样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央才又同意了西路军的西退主张。这次斗争的结果表明西路军领导人的主张又占了上风,左右了西路军的行动方向。

  这个时候,西路军已经在河西征战了近两个月,既有古浪血战的教训,又有永昌、山丹地区长达一个月的阵地战和消耗战的经历,西路军领导人已经对西路军在河西的处境、民情、地形及马家军的战斗力等情况有了切实地认识,在中央一再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情况下,他们就应该对西路军到底能否战胜马家军,在甘西生存下去,以及西路军的发展前途做出一个理性的判断。这个时候如果他们决定东进,又有东北军的策应,那么还可以保存西路军的主力,但是我们却看到他们还是执意于西退,这是令人惋惜的。这样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就第二次放弃了东返的机会。

  (3)高台陷落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就西路军东进西退进行的斗争。

  我们首先分析在高台陷落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东进西退问题上斗争的文献资料,而后再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评析。

  ①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高台陷落后就东进西退问题进行斗争的概况。

  一月二十日,高台陷落,董振堂率领的二千八百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185]这让西路军领导人极为震惊。高台陷落后,西退的道路已被堵死,马家军又从西面席卷而来,鉴于河西走廊的地形,在这种情况下,东进就成为西路军领导人的唯一选择。

  一月二十一日一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以乘绥东进击敌,相机配合凉、古,接通兰州,增加抗日联军之目的,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186]

  我们现在虽然还未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给西路军领导人的回电,但是我们可以从下面这封电报中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同意西路军领导人东进要求的。

  一月二十一日二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足,西进有穷十八站,‘二马’步骑又向西堵击,二十日晨攻破高台,董振堂同志牺牲,五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187]

  我们从这封电报中可以断定,毛泽东是同意西路军东进的。并且要周恩来利用与东北军及国民党的统战关系,为西路军东进创造有利条件。

  一月二十一日二十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彭德怀、任弼时:“西路军东进,徐、陈电士气尚旺,十天可达古浪。如该军不再遭挫折,尔后当位于文、武、成、康地区。如此,我主力在陕南、甘南,便可破坏南京把联军围困在渭水以北的计划。”[188]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连西路军东进后驻地都安排好了。徐向前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鉴于河东形势的紧张,为了打破国民党中央军把联军围困在渭水以北的计划,才命令西路军东进驻扎于甘南的文、武、成、康地区的,[189]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真实的情况是在西路军领导人要求东进的情况下,中央从打破国民党中央军把联军围困于渭水以北的要求出发,才要西路军驻守在这个地区的。由此看来,西路军这次东进不是中央命令的,而是在西路军领导人自己的要求下中央同意的。能否正确认识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归属问题。

  那么,在西进过程中,西路军的情况又如何呢?

  一月二十三日九时,西路军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敌正防我东进,马禄骑旅防守山丹,韩旅固甘州及沙河堡防堵,马配合民团固高台,余一团及马彪旅、步康一步旅,现兵力分散,骑兵行速。我快行不易,部队需稍整,决在基本东进行前争取在现地或路上乘机击敌,以利东进。现直指仍三四千人,妇女小孩占千人,新病号增加,行动笨重,当求轻便。现在全军发扬士气,团结杀敌,克服任何困难,学习血的教训,虽受部分挫折,但所有指战员均极团结,照军委给予任务斗争到底。”[190]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马家军兵力分散,有一部分马家军还在西路军的西面,东面已有马家军兵力堵截。西路军行进缓慢,但是士气还是高涨的。

  如果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决心东进,在西路军尚有一万四千兵力的情况下,还是有可能在负出重大代价后东归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又对东进产生了动摇。

  一月二十四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东进按原定计划,本以急行军先敌抢到永昌为口号,但因抚彝部队撤退,五军部队急需整理,未能脱离敌人,反被敌拦头。现西路军全集中西洞堡,进行整理动员行动。”“我方基本上坚决执行东进计划,但因情况变化,可能折转西退,或取民勤抢占定远营,或绕道大通再到西宁或平番。”[191]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认为敌人已经拦头,西路军失去东进先机,对东进产生了动摇,他们提出西路军可能折转西退,或向定远营、西宁、平番行动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是什么态度呢?

  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一)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二)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当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过河。(三)为便利作战计划,彩病、小孩、妇女望设法就地安置。”[192]

  从电报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西路军的安全着想,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只要有利于保存西路军的实力,西路军领导人可以自主选择西路军的行动方向。同时,中央又表示赞成西路军东进,届时会派河东红军到靖远河边策应西路军过河,中央同意西路军东进的态度是明显的。鉴于西路军领导人在来电中说西路军行动笨重,进军迟缓,中央才指示将彩病、小孩、妇女设法就地安置,以加快行军速度,提高西路军的机动能力。

  鉴于西路军领导人在来电中谈到东进的困境,可能在行动方向上出现的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向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下放自主权的时候,也在利用与国民党的统战关系为西路军在甘西的生存争取条件。

  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徐向前部如在河西,可照蒋意在凉州以西,但请蒋电劝马步芳让出凉州、肃州等城,以便就食,并令马部停止攻击徐部,如向河东来,则另外指定防地,此点望速复。”[193]

  虽然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致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中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在尽力为西路军在甘西争取立足之地,以尽可能减少西路军的损失。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已命西路军在甘肃附近停止两天,请蒋速命马军让出甘、肃二州,即可停止东进。”[194]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与国民党的交涉中取得重大进展,于是迅速将这个消息通报给西路军领导人。

  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四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万万火急)

  (甲)因红军主力进入西安地区,积极团结张、杨,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御侮的和平解决,现在获得相当成效,蒋已允红军主力驻陕北,一部驻陕南,西路军驻凉州以西,事实上停止剿共,但此种允诺,尚待充分保证。蒋仍有分化张杨,继续剿共战争可能,特别是西路军所处现状,估计“二马”仍不会停止对你们的追堵。

  (乙)我们虽以各方用力设法援助西路军,但惟一的仍须依靠你们,用自力在战胜“二马”条件下完成你们的东进任务。

  (丙)在骑兵追堵下,欲图急行避战达到东进,危险较大,集结全军,切忌分散,用坚决的战斗,来完成东进。

  (丁)杨旅只一个团余在永登,难能给你们大的阻碍,在兰州附近渡河,于学忠亦给你们相当的渡河援助。据调查,黄河在靖远中上段和兰州上游都是结冰的,解冰当在一个月以后,但你们仍须自己确实查清。

  (戊)行进中,讲求集团秘密,埋伏,诱敌,迷敌,依敌来击敌,是最重要的。深入的政治动员,坚决不依靠外力,使人人具有誓死必胜的决心。在困难环境中,严肃红军纪律,争取群众赞助,是重要的保障。[195]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告诉西路军领导人虽然蒋介石已经同意红军主力驻陕北,一部驻陕南,西路军驻凉州以西,但是中央敏锐地意识到这并没有得到确切保证,于是特别提醒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仍在甘西的情况下,二马不会停止对他们的进攻。从电报中看,中央向西路军领导人传授了东进的战术要领,指出了东进的有利条件,要求西路军领导人集中兵力,通过坚决战斗,依靠自我力量战胜二马,完成东进任务。由此可以看出中央希望西路军东进的意向是明显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看到,中央在与国民党谈判时为西路军争取甘西驻地,是为改善西路军的生存创造条件,而并非是不要西路军东进。

  通过前面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中央为西路军在甘西争取有利处境的同时,还在极力为西路军的东进创造条件。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在东进过程中出现动摇,又产生西退或向定远营、西宁、平番行动的意向。这个时候,西路军在西洞堡歼灭了马家军的青海宪兵团。以马家军青海宪兵团的被歼灭为导火线,西路军由东进转为西退。

  一月二十七日二十一时,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万万火急)

  甲、敌已备于东,马上东进不利,宜在甘州以西周转一时,求各个击敌。……万一东北地区受阻,可否即在现地区争取时间。东进外(援)必不可靠,可否再从远方、从新疆方面应援。

  乙、实情望今夜速实告,以便可东则东,可西则西,接济无望即不能到安西。[196]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鉴于这是西路军行动方向的重大变化,也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会议后的决定,因而这封请示电是西路军领导人用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名义拍发的。在电报中诉说了敌人已备于东,马上东进不易,因而要折转西退,在甘州以西各个击破敌人,再次向中央要求既然东进得不到河东的援助,是否再请远方从新疆方向提供援助。由此也可以看出西路军领导人还是希望西退能够获得苏联援助的。现在中央的答复电尚未公布,但是我们从中央已经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的角度来分析,在西路军领导人表示东进困难,要求西退的情况下,中央也只好同意他们的决定。

  一月二十八日二十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西路军东进至山丹之沙河堡,敌集中防堵,又不能东进,在该地回旋一时期,相机消灭敌人。近日打一胜仗,缴枪二百余枝。(并告彭、任)”[197]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通报了西路军停止东进,要求在该地回旋歼敌的消息。这样西路军就放弃了最后一次东返的机会,折返西退,终于酿成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

  西路军西退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有什么新的想法呢?

  二月七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军政委员会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长久根本大计,当在奠定甘北抗日根据地,接通新苏区,必速灭‘二马’,始能实现。”“目前东进,在击敌有利条件下较易做到,如果延搁根本大计,反长‘二马’之力,尔后击之更加不易。”“西路军暂在原地区行动,重要的是灭敌西进,不过目前实难实现,还须由抗日方面给敌实际威胁,以分散敌力,使我方击之更易,或在可能条件下,以四军一部西进夹击,则加速歼灭该敌。否则,不但对西路军,而且对整个抗日局面均有妨碍。”[198]

  我们在这封电报中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认为在目前击敌有利条件下,西路军东进是较易做到的。但是他们认为目前不宜东进,西路军的任务是“灭敌西进”。为了革命的根本大计,必须建立河西根据地。要建立河西根据地,就必须消灭二马。但是目前单靠西路军是难以实现的,必须由河东予以配合,否则会妨碍根本大计。

  由此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自己有机会东进的情况下,他们放弃了东进,却把创建河西根据地,接通远方,作为革命的根本大计。这样他们就把河西看得比河东还要重要,仍然希望接通远方,获得援助,并要求河东提供援助,显然没有树立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决心和信心。这进一步表明西路军领导人仍然受到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

  二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最好能抽出这样兵力过河,以归还建制名义向凉州进攻。我们适时夹击,可彻底消灭此敌,夺取甘北,奠定抗日后方,实现根本大计,无论对西安之和平、战争计,无论对中国红军及西路军计,此为上策,望军委考虑,希予采纳。”“究竟战略后方是否此地,究竟战争前途是否存在。如果甘北必须占领,战争前途不免,望即实现此议,不然我们只有抱全部牺牲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而已。”[199]

  我们从这封电报中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仍然认为建立河西根据地,奠定抗日后方,是关系中国革命发展的根本大计。无论对河东之友军,还是河东红军及西路军都是“上策”。也就是说,当时不论友军,还是整个红军都应该围绕建立河西根据地这一战略后方而奋斗。这表明西路军领导人仍然认为河西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其地位要远远高于河东。

  这样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先后三次放弃东返的机会,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他们认为从当时的形势及敌我力量对比出发,河西的地位要远远高于河东。只有建立河西根据地,接通远方,奠定抗日后方,才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大计。这恰恰就是张国焘西退路线的主要内容。

  ② 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高台陷落后就东进西退问题斗争的评析。

  通过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高台于一月二十日陷落。一月二十一日凌晨一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东返。当日二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他利用统战关系,让东北军协助西路军东返。又向蒋介石说明西路军东进是为了抗日。如果蒋介石不同意西路军东进,就在河西划出西路军驻地,马家军不得进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通过这种方式尽可能地为西路军东进创造有利条件。这是中央为西路军东进与国民党斗争的一个策略,其目的是为东进创造条件,而绝不是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有人认为是对蒋介石的幻想,这是一个误解。

  随后中央又电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切实查清黄河结冰地段,东面就一个杨德亮的补充旅,难以给他们造成大的危害,届时中央将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到靖远河边去接应西路军,东北军也在西路军渡河时给予必要的协助。并告诫他们东进时不要一味避战,要注意设伏,采取变幻不定的战术,善杀“回马枪”,要将妇女、小孩、病号就地安置,加快行进速度。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东进中又出现动摇,认为前面敌已截头,向中央表示可能经民勤向定远营,或经大通向西宁、平番,也可能再次西退。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西路军自身安全出发,于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只要有利于保存西路军的实力,他们可以自主决定行动方向。这样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就以东进有敌重兵拦阻为由,以西洞堡歼灭战的胜利为导火线,决定西路军再次西退,重返倪家营子,铸定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高台之战后的西路军,还有一万四千人,其中尚有近六千人的战斗部队。[200]由于马家军集中主力先攻高台,后打临泽,对倪家营子西路军主力仅用牵制力量。占领高台、临泽的马家军主力部队,此时尚在倪家营子西路军主力的西边。当倪家营子的西路军主力急速东进的时候,还有不少马家军被甩在后面。马家军的骑兵就是已经拦头,拦头的部队充其量又有多少人呢?

  西路军还有一万四千人的部队,马家军要想将这支部队歼灭掉,就必须一次集中四万以上的兵力,否则的话是难以把西路军歼灭掉的。在西路军急速东进的情况下,马家军是难以一次集中起这么多的部队。马家军正规军中的骑兵约占其兵力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五,高台、临泽之战后还有大量步兵被甩在后面,西路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取得了西洞堡战斗的胜利。如果马家军重兵云集,已经把西路军团团包围,又怎能取得西洞堡歼灭战的胜利呢?

  从保存实力的角度考虑,如果西路军不是向二马腹心地区攻击,甘、青二马是不会把他们的老本全部拚上去的。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在与西路军的对拚中实力耗尽,蒋介石的中央军随时可能西渡黄河,接管甘、青。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特别是在西路军还有较大兵力,相当的战斗力,离开甘西对他们的威胁在减少的时候。马步青在西路军西退时一度想和西路军搞统战工作,西路军当时在凉州曾经解围西退。这样在西路军东进路过他的防区的时候,他的反击力度不会高于马步芳。当时西路军刚打了一个西洞堡歼灭战,灭了马家军的气焰,为东进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东进过程中,有东北军提供帮助,同时红三十二军、二十八军又到靖远河边接应西路军。东返的有利条件是存在的。只要人人树立拚死作战的决心,采取变幻不定的战术,是有可能冲破重围,返回河东的。就是在返回途中损失一半人,还可以保存七千多人的队伍,其本骨干尚存。

  在东进存在有利条件的情况下,他们又以有重兵阻拦为由,选择了西退,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的电报中看到,他们多次表示依靠西路军自身力量无力战胜敌人。西路军在河西的作战主要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几乎没有歼灭战的战例。就是这种“乞丐”与“龙王”比宝的作战,[201]也会把西路军推向绝路的。高台陷落后,经过近三个月的河西征战,在西路军兵力锐减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应该认识到要是像过去那样作战,西路军是难以战胜敌人的。在这种情况下停留在河西,只能是坐待灭亡。可是他们却选择了西退,没有继续东进。他们折返西退的原因,或者是认为西路军能够打成歼灭战,或者是希望获得外力援助。

  过去西路军在河西作战主要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没有打成歼灭战,这到底是河西的敌情及地形状况根本打不成歼灭战呢,还是属于西路军领导人指挥上的问题?如果是属于河西的敌情及地形根本打不成歼灭战,就应该及时离开河西。如果属于西路军领导人指挥上的问题,他们就必须在战术上予以改变,否则是必然要失败的。高台陷落后,在西路军兵力又遭巨大损失的情况下,究竟依靠西路军的力量还能否再打成歼灭战呢?这需要西路军领导人作出判断,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西路军的行动方向,也关系到西路军的前途和命运。

  当时,西路军领导人对以后西路军在甘西的作战只能有两种估计:或者在甘西能够打成歼灭战,或者打不成歼灭战。

  那么,西路军领导人到底是那一种想法呢?

  我们先从西路军领导人认为能够打成歼灭战的角度考虑。

  我们看到,西路军在东进时确实取得了西洞堡歼灭战的胜利。但是西洞堡歼灭战的胜利具有偶然性。因为这个歼灭战不是西路军领导人通过调动敌人,创造战机造成的,而是他们及时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战机取胜的。青海宪兵团的装备虽然较强,士兵却是入伍才几个月的新兵,实战经验不足,缺乏战斗力。[202]当时青海宪兵团孤军冒进,属于运动之敌,没有坚固的工事作为依托,又与马家军主力相隔较远。这次战斗的胜利是由这几个条件造成的,具有偶然性。

  我们看到当时西洞堡歼灭战的胜利确实有不少偶然因素,难以引为常例。西路军领导人将这样一个偶然性的因素,当成了普遍性的因素,认为西路军能够通过歼灭战灭敌,这是他们判断上的失误。我们从西路军西退后,凭借倪家营子,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为作战方式,再也没有能够打成歼灭战的经历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这种判断上的错误导致了他们错误的决策,成为折返西退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我们再从西路军领导人认为打不成歼灭战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西路军领导人这个时候在河西已经进行了近三个月的战斗,对河西的敌情、地理状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又有沉痛的教训。在中央多次要求他们集中兵力进行歼灭作战的情况下,他们过去的作战却是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主要作战方式,难以打成歼灭战。现在在兵力锐减的情况下,果真能够打成歼灭战吗?西路军领导人已是身经百战的高级指挥员,不会不考虑这些问题。打不成歼灭战,在甘西就只能是死路一条。虽然西洞堡战斗的胜利提高了西路军领导人打歼灭战的信心,但是处于河西的险恶环境且在兵力锐减的情况下,他们对于以后能否打成歼灭战是忧虑的,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他们却选择了西退,那只能说他们还有别的企盼,也就是外力援助了。

  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希望获得外力援助。外力援助包括河东援助和苏联援助。他们希望获得河东援助,也就进一步说明他们对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中的不同作用,红军在黄河两岸的分布及河东河西敌我力量对比缺乏清醒地认识。正是由于他们对东进路线缺乏深刻的认识,他们才没有意识到在河东红军面临国民党中央军重兵压力的情况下,如果河东红军援助河西,就可能丢失河东根据地。一旦丢失了河东根据地,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被局限于河西,那将会极大地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

  从一月二十七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的电报看,他们仍然寄希望于苏联援助,这显然是对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缺乏清醒地认识,没有意识到将战胜敌人的希望寄托于苏联援助上会给西路军带来的严重危险。

  这样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不论是要求河东援助,还是寄希望于苏联提供援助,都反映出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将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直到这个时候,他们仍然没有确立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信心,而是对外力援助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正是这种幻想,在西路军处于危难之际,才导致了他们错误的决策,折返西退,最终酿成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

  因而西路军领导人或者认为西路军能够打成歼灭战,或者认为西路军打不成歼灭战。如果认为西路军能够打成歼灭战,那是西路军领导人对西路军作战方式判断上的失误;如果认为西路军打不成歼灭战,那是西路军领导人寄望于外力援助。在中央一再强调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要依靠自我奋斗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寄望于外力援助,这是西路军领导人对中央的东进路线和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错误认识所致。不论是对西路军作战方式上还是对外力援助上的错误认识,最终变为西路军领导人的决策,化为西路军的西退行动。由此也就可以看出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对西路军由东进转为西退的行动中起着主导性作用。

  由此我们进一步分析。高台陷落后,导致西路军由东进转为西退的原因是复杂的。马家军的拦头是导致西路军折转西退的外部因素,而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作战方式上和对外力援助判断上的失误则是内部因素。显然内部因素是主导因素。在内部因素中,既有西路军领导人自身判断上的失误,也有西退路线的影响。依靠外力援助,而没有将战胜敌人的出发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对东进敌人没有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而是以东进敌人已经拦头为由折转西退,这恰恰是自信心不足的表现。而战胜敌人自信心的不足又是西退路线形成的原因。因而我们说西路军之所以由东进转为西退,到头来还是因为其领导人受到西退路线的影响所致。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在高台陷落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关于东进西退方面的斗争,最初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首先提出西路军东进的要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仅同意了西路军东进的要求,而且为西路军东进进行战术指导,并采用多种方式极力为西路军东进创造条件。同时,鉴于西路军处境之危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保存西路军的实力出发,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东进过程中又发生动摇,以东进有敌重兵阻绕为由,以西洞堡战斗的胜利为导火线,又转而西退。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意了西路军的西退要求。

  从中我们看到,在这次东进西退的斗争中,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处于主导地位,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处于从属地位,最后又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西退主张最终化为西路军的西退行动,重返倪家营子。这是西路军最后一次返回河东的机会,如果这个时候他们果断东返,还会保留西路军的基本骨干。可是他们却选择了西退,这也就奠定了西路军最终近乎覆没的结局。

  从西路军在河西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东进西退问题上的三次斗争来看,如果徐向前、陈昌浩命令西路军第一次东返,西路军可以全师而归;命令西路军第二次东返,西路军可以保存主力;命令西路军第三次东返,西路军还可以保存基本骨干。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先后三次放弃了东返的机会。这表明他们是执意于西退,不愿意离开甘西,返回河东的。在他们执意西退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保存西路军的实力出发,最终还是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没有严令西路军返回河东。

  由此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西路军先后三次放弃东返机会的主导力量,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是在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放弃东进折转西退方面处于从属地位,不过是同意了他们的决定而已。西路军领导人先后三次放弃东进,转为西退,尽管有外部因素的制约,但从根本上则是认为河西比河东更为重要,西路军不宜离开河西。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对在河东战胜敌人,建立根据地以及依靠自我力量东进信心的不足所致。对河东战胜敌人和东进信心的缺乏,才使得西路军领导人滞留河西,不愿意返回河东。而对河西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信心的缺乏,才导致西路军领导人对外力援助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显然受到了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这样,西路军既不愿意离开河西,又无法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情况下,也就难逃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了。

  4、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式之四:在援西军组建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进行的斗争。

  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后,处境日益恶化,特别是进入二月中旬后,西路军领导人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多次请求救援。在河东红军仍然面临国民党重兵威慑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西路军的安全出发,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着手组建援西军。

  一九三七年二月下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河东红军总指挥彭德怀、政委任弼时、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并告周恩来:“极秘密准备派出三分之一力量向西增援,并准备能在一星期内行动。”[203]当时河东红军占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二,如果将河东红军的三分之一组建援西军,过河救援西路军,这实际上就是红军一半以上的兵力向河西发展了,河东河西平分兵力了。这当然是与中央的东进路线相抵触的。

  二月二十二日十三时,毛泽东致电河东红军总指挥彭德怀、政委任弼时、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并告周恩来:“增援西路军尚未作最后决定,但已局势严重,考虑时机,因西路军已至极危险时候,其原因正如彭、任所述,如该军失败,则影响甚大”“增援军拟以十五军团、三十一军(或四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第一团组成之,以伯承任指挥,张浩同去。”[204]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要求组织援西军,并就援西军的组成部队及主要指挥员向河东红军前线指挥员征求意见。

  二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欲战胜此敌,只要八个足团,一两千骑兵,带足较强火力及山炮、迫击炮一部即可。最好能速抽出这样兵力过河,以归还建制名义向凉州进攻。我们适时夹击,可彻底消灭此敌,夺取甘北,奠定抗日后方,接通远方,实现根本大计,无论对西安之和平、战争计,无论对中国红军及西路军计,此为上策,望军委考虑,希予采纳。”[205]当时,西路军的处境是危险的,西路军领导人的心情是急迫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到底是河东还是河西关系到我党发展的根本大计呢?在西路军已经带走红军三分之一力量的情况下, 河东又面临着国民党的重兵压力,中央能够不顾河东的安危而去冒然援助河西吗?

  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三时,毛泽东致电河东红军总指挥彭德怀、政委任弼时、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并告周恩来:“增援军决以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一团充之。立即准备完毕。”[206]

  二月二十八日二十三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告河东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委任弼时、叶剑英:“增援应在军队开始移动后告顾,过早恐危险。为避免平分兵力及准备万一时东面作战,一方面军全部不动为宜。”[207]

  我们看到,中央担心一旦援西军过河援助西路军,河东红军力量减弱,国民党军队可能会乘机向我河东根据地发动进攻,因而为了准备作战,捍卫河东根据地,避免平分兵力,决定一方面军全部留在河东。

  三月二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河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指挥员彭德怀、任弼时、刘晓、左权并告周恩来:

  昨日电悉。

  甲、中央与军委决定增援西路军的理由如下:

  (一)西路军已完全丧失自信心,处在极危险地位,一切(措施)都无效力,只有增援一举可以稳定军心,撑持时日,以待问题之解决。

  (二)西路军如根本失败,影响极坏。

  乙、但增援及施行之程度,必须服从下列原则:

  (一)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始行动时,周即告顾祝同,请其谅解。如不影响和平,则施行增援,否则中途停止,而将增援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固原区域。

  (二)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一段,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更向西进,因为现在已经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

  丙、上述决定请向军师干部解释明白。

  丁、政治上解决及收买“二马”与军事增援同时进行,如收效即停止增援。此项请周注意。[208]

  我们看到,在这封电报中讲了增援的理由,增援的原则,要政治上解决、经济上收买二马与军事增援同时进行,一旦有了收效就立即停止增援。

  如果国民党对增援提出异议,就停止增援。这是为了防备河东国民党中央军趁着援西军西进,河东红军防御薄弱的时机,进攻河东。因为河东事关我党的根本利益,河东红军本来在敌人的重兵压力下已感兵力不足,援西军西进后,兵力更嫌紧张,因而中央要求一旦影响和平大局,援西军就停止增援,随时准备保卫河东。

  同时,因为援西军毕竟不是由河东红军主力组成,鉴于河西的特殊情况,西路军以二万多人的兵力最终困于河西的严峻现实,还要确保增援军的安全,防止增援军又陷入困境。

  我们看到增援军的组成及行动是在东进路线的指导下进行的,是在维护河东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实施的。

  三月九日二十三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徐、陈所部在沙河堡仅占地十里,被敌包围,粮水均缺,不能持久。全力用政治方法解决,并须速解,免去军事增援为上策。”[209]

  从电报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还是希望政治解决为上策,军事增援为下策。究其原因还有由于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地位造成的。从中国革命发展的大局出发,党中央不可能舍弃我党在河东的根本利益,而以河东主力去增援西路军。援西军的兵力小,就容易陷入困境,援西军的兵力大,则又会导致河东根据地的失守,这将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

  三月十三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军政委员会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西路军现不足三个团,虽精神团结,斗志坚决,但子弹几尽,日夜连续血战,受挫极大。附近皆高山险路,转移困难,在这紧急情况下,望援西军火速前进,估计援军全部或大部若能于五日内渡过黄河,先头部队渡河后即向凉州进逼,则围可立解。西路军现存的大批干部及积极分子可以保存,并可协同援军解决‘二马’,否则全部危险性极大。时迫词切,望即复示,并争取白天与我们通报。”[210]

  从电报中可以看到,西路军不足三个团,且已退入祁连山中。西路军领导人仍然在急盼援西军前来解围,这个时候援西军就是星夜兼程,也已无济于事,西路军败局已定。

  三月十三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你们现在已处于特殊情况之下,已不是一般方法的解决问题,必须立即采取特种(殊)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分力量之目的。因此我们向你们提出下列事项和方法,请你们考虑决定一种:

  率现存之三团人员向外蒙冲去;

  率现存之三团人员打游击战争。

  以上方法不论采取那一种,均需将伤病兵员安置民间,仍需采取自主自动姿态,均需轻装,均需取变化不测战术。”[211]

  我们看到,在西路军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保存西路军余部出发,指示西路军领导人或率兵向外蒙突围,或就地进行游击战争。

  鉴于西路军已经失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停止了援西军的行动。

  三月十三日,毛泽东致电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张浩及河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领导人:“援西军全部在镇原、青石嘴线停止、待命,加紧训练。”[212]

  我们通过业已公布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在西路军处于危难之际,中央向西路军派兵增援是困难的。河东物资缺乏,粮食、弹药要从兄弟部队中筹措,开拨费用还要多方筹借,又要准备造船器材,……。[213]尽管这样,在西路军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毅然派出了援西军。

  中央除派兵救援外,还为援救西路军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比如,同国民党谈判解决问题,赎买、恐吓甘、青二马,利用东北军与甘、青二马的矛盾,派与甘、青二马有联系的人士进行疏通,[214]还意图通过共产国际来进行工作,[215]等等。这些措施虽然对缓解西路军的困境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西路军的处境,保存西路军的基本力量。

  当时西路军的处境是艰难的,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什么没有派出河东红军主力增援西路军呢?在援西军的组成及行动上又受到那些因素的制约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援西军问题上的分歧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从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中的不同地位出发,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因而红军主力必须置于河东。当时红军三分之二的兵力在河东,三分之一的兵力在河西,从东进路线的要求出发,河东难以再向河西派兵了。西安事变后,河东形势波谲云诡,国民党重兵(四十个师)屯于关中地区,虎视眈眈,形势极为严峻。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河东要比河西严重得多。

  如果我党不顾后果从河东派红军主力向河西进军,那么河东国民党中央军就会趁我河东主力西进之际,进攻河东根据地,留在河东的红军是难以抵挡住国民党中央军的。一旦失去河东根据地,红军主力被压向河西,国民党沿河封锁,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会被拘限于河西地区,这将会极大地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因而援助西路军是在确保河东根据地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样就不可能派出红军主力来救援西路军,只能派出一定数量的援西军。这一定数量的援西军如果遭到国民党的反对,国民党军队一旦露出进攻河东的迹象,那么援西军就要停止行动,以备保卫河东之用。

  由此我们看到援西军的组成与西进是在东进路线的指导下,在维护河东根本利益基础上的行动。中央在援助西路军方面坚持党的东进路线,从我党的根本利益着眼,是慎重的,理智的,而没有情绪化地行动,不顾后果地出兵河西,损害我党在河东的根本利益。

  应该说,在西路军处于危难之际,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多次向中央请求援助,发出措词恳切感人肺腑的电报,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在情急之下发出中央应负西路军损失的电报,[216]从他们在河西的处境来看,也是可以谅解的。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如果真正理解了中央的东进路线,从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分布状况出发,着眼于河东河西敌我力量对比的差异,难道还会一再要求中央提供援助吗?还会因为中央不能及时提供援助而责怪中央吗?

  从他们一再要求中央迅速提供援助,认为中央应该对西路军所受损失负责的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并不理解中央的东进路线,没有认识到河东关系到我党的根本利益。如果一旦失去河东,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被压向河西将会极大地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他们要求中央不顾河东的安危来援助西路军,向河西进军,显然是从河西的局部利益出发,认为河西比河东还要重要,这本来是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内容。因而我们才说他们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鉴于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地位,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河东河西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的巨大差异,从东进路线的要求出发,认为河东难以再向河西提供援助。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无视这些实际情况,要求河东红军主力开往河西,要求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归还建制,要求援西军火速救援,先后三次放弃东返的机会,在处境险恶的情况下,仍然滞留河西。这是由于他们认为河西是接通远方,奠定抗日后方的战略要地。[217] 从他们一再要求河东红军主力向河西发展,河东红军应该援助河西来看,显然他们认为河西比河东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这恰恰是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内容。

  因而我们认为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反复要求河东红军提供援助却始终不愿意离开河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央的东进路线,而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所致。

  (五)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张国焘路线中的军阀主义对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的关于西路军安危的重要指示上的影响。

  西路军在河西转战期间,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确实不断将西路军的战况、行动计划及相关要求电告中央,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发出请示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及时给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发出指示电。如果单从形式上看,西路军确实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转战的。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时期的档案文献资料进行系统考察后却可以看到,虽然从形式上是这样,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发出的关于西路军行动的关健性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始终难以执行,反而不断提出中央难以满足的要求,结果处置失措,最后被打败。

  西路军失败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致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电报中,批评西路军领导人“西路军目前所以陷入危险境地”“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西路军的领导者没有依靠自己力量战胜一切困难,消灭敌人,完成自己的任务,自信心因而扫地,希望寄托在外力的援助上。”[218]

  西路军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致西路军工委的电报中,批评西路军领导人“靠人而不靠己”、“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致陷西路军于今日地位” [219] ,那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的批评到底有没有事实根据呢?是不是就像有些人说得那样在西路军失败后中央就一塌括子将西路军失败的责任推到了西路军领导人的头上呢?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依据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来考察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做出了那些重要指示,中央做出的这些指示又会对西路军的安危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到底执行了中央的指示没有?又是如何执行中央指示的?

  人们不禁要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甘西转战期间到底向西路军领导人做出了那些关健性的指示呢?

  1、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甘西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

  西路军作为一支深入外线,独立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从西路军自身的安全出发,必须把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以此作为制定行动方针和战略战术的出发点。因而在西路军开始西退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的党中央就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甘西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致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中多次要求他们不要依赖外力,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下面我们选择几份这样的电报。

  十一月二十三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220]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告诉西路军领导人远方正在讨论帮助西路军,但是坚决反对西路军进入新疆,这样西路军就只有在甘西一带活动。

  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四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221]

  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明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三个月内不要依靠苏联援助。从电报要求看,也就是在二月二十五日以前不要依靠苏联援助,实际上西路军领导人后来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二月二十五日的时候,西路军败局已定了。

  十二月十八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除开远方,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援助你们。”[222]

  这是西安事变后,中央发给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由于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中央军大兵压境,河东形势动荡不安,因而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河东暂时是不可能援助西路军的。

  一月五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及军政委员会:“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223]

  这是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中央发给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在电报中中央又一次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来打开局面。

  一月六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来电所谓不依靠任何外力,是否包含远方与统一战线,究竟前电所称远方货物到达时间是否属实,抗日联军方面对‘二马’有无争取可能。”“负完成任务使命,但停止太久消耗实力,全靠自力不能解决‘二马’,奠定抗日后方。如必须先机或同时完成奠定抗日后方的任务,既不能希望任何外力援助,则建议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224]

  虽然这是用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名义拍发的电报,但是它反映了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在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对中央不要依靠外力的指示发出疑问,问不要依靠外力是否包括远方和统一战线,又问抗日联军对二马有无争取可能?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就是说要西路军领导人依靠西路军自我奋斗来战胜敌人,在甘西生存下去。这个外力当然包括苏联和河东援助了。

  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出,西路军领导人对中央不要依靠外力的指示,存在模糊认识,仍然没有确立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决心和信心。至于要河东争取二马,西路军领导人作为一个斗争的策略手段是可以的,但是必须把立足点放在歼灭二马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有备无患。西路军领导人表明依靠自力不能解决二马,既然依靠自力不能战胜二马,我们看到他们采取的方式不是令西路军离开河西,而是向中央要求让红四军、三十一军以归还建制的名义来增援西路军。

  一月七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二马’根本反对西安事变,希望同‘二马’成立统一战线是不可靠的。远方物资只送到安西,送到肃州是不可能的。四军、三十一军已集中长安附近,也不可能策应你们。因此,你们目前只有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详容另告。”[225]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电报中解释了因何难以争取二马及提供外力援助的原因,再一次明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依靠自我奋斗来战胜敌人。

  一月十六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西路军在这一时期艰苦奋斗中,虽然表示了惊人的英勇,但也形成自信心降低,应在全军中向高级干部以至战士进行坚决不懈的宣传鼓动,提高胜利信心,克服丧失信心的有害情绪。”“远方货物是只能在约定时间送到安西的。最近两个多月没有电报来,也许西安形势的发展,能够给你们有利的配合,我们正在争取对西路军的帮助。但你们必须从提高信心,努力军事政治的转变,求得自己的力量,战胜二马,才能保证创立甘北根据地,及在可能时派一部占领安西的胜利。”[226]

  从电报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一次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战胜二马,只有战胜二马西路军才能求得生存,指出了西路军领导人存在缺乏自信心的弱点,告诉西路军领导人中央正是争取力量帮助西路军,远方两个多月没有电报来,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西路军即使到达安西也是获得不了援助的。

  一月二十四日十二时,洛甫、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博古:“(西路军)领导机关缺乏自信力,不把中心放在战胜敌人、创造根据地上,而放在依赖外力援助上,要求我们把‘二马’弄好,并要求四军、三十一军西去援助。军委已屡电指出其弱点,但一方面我们应尽一切可能援助之。”[227]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曾多次致电西路军领导人指出他们存在的弱点,没有把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创立根据地,而是寄望于外力援助。我们试想,中央又有什么办法能够把二马弄好呢?当时国民党中央军大兵压境,河东的敌我力量对比要比河西严重得多,我党的根本利益又在河东,河东的兵力尤感不足,又如何能够派兵援助西路军呢?

  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四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我们虽以各方用心设法援助西路军,但唯一的仍然依靠你们,用自力在战胜‘二马’条件下完成你们的东进任务。”“深入的政治动员,坚决不靠外力,使人人具有誓死必胜的决心。在困难环境中,严肃红军纪律,争取群众赞助,是重要的保障。”[228]

  这是高台陷落后,西路军在东返途中,中央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央告诉西路军领导人虽然中央在以各种方法援助西路军,但是西路军领导人不要心存幻想,要把完成东进任务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力上。

  二月十七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依据你们自己与当前敌人力量对比的情况,依据国内与西北的环境,如果蒋介石不能或不愿停止‘二马’向你们进攻,又不愿主力红军派兵向你们增援,则你们的唯一方针是调动敌人,寻求机会,逐渐消弱之,各个击破之,以便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例如你们有一次缴获敌人二百余枪,这样的胜仗多打几个,则情况便起大的变化,此外不能有任何别的方针。”[229]

  这时的西路军已经在倪家营子战斗了一个月,元气耗尽,开始突围向祁连山中转移了。中央告诉西路军领导人在河东红军难以增援的情况下,西路军只有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从河东我党的根本利益着想,河东主力红军是难以不计后果地去援助西路军的。因为在和蒋介石没有达成谅解的情况下,河东主力红军一旦向河西行动,河东国民党中央军是随时有可能向我河东根据地发起攻击的。

  三月四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但中央认为西路军目前所以陷入危险境地,一方面固然由于地形、给养与客观的困难条件,但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西路军的领导者没有依靠自己力量战胜一切困难,消灭敌人,完成自己的任务,自信心因而扫地,希望寄托在外力的援助上。”[230]

  这个时候,西路军正在向祁连山中转移,中央明确指出了西路军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依靠自我力量来战胜敌人的信心,而是希望寄托在外力援助上。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中央对西路军的批评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呢?是不是就像有些人说得那样在西路军失败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将责任一塌括子推给了西路军领导人呢?

  三月十七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工委领导人李先念、李卓然:“你们应以主动的游击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及发展,反对过去靠人而不靠己,被动而非主动的机会主义路线,过去领导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致陷西路军于今日地位。你们应该坚决反对此种错误路线,而在新的精神上执行主动的依靠自己与群众力量的方针。”“顾祝同已电‘二马’停战,但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因此,你们行动应完全放在独立自主的方针上面。”[231]

  我们看到在电报中,中央又一次严厉批评西路军领导人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没有将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力量来战胜敌人上,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而是依靠外力援助,靠人而不靠己,致陷西路军于今日之地位。中央明确要求西路军工委领导人要汲取这一惨痛教训,将行动放在独立自主的方针上面。

  通过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曾经反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这里的外力既包括河东红军的援助,也包括苏联援助。我们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的电报中也可以看到,他们要求河东红军主力向河西发展,到达高台、临泽地区以后,他们多次提出要河东红军提供援助,要“远方物资用外力送下”,这表明他们没有真正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这个指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什么一再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而要依靠自我奋斗来战胜敌人呢?

  作为一支远离后方,深入外线作战,悬军甘西的部队,不管外力援助可靠与否,首先必须要把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必须把应付最困难情况作为布置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使全军指战员具有在失去援助的情况下孤军作战的心理准备,更要有战胜困难局面的信心和勇气。这是自身生存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备无患。即使艰难状况一旦出现,也能够沉着应付,冷静对待,化险为夷,而不致于惊慌失措,束手无策。否则的话,一切寄望于外力援助,要是外力援助一旦不至,又没有依靠自己力量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当时的外力援助并不可靠。外力援助包括河东援助和苏联援助。根据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中的不同地位,红军主力必须置于河东。西路军已经拉走了红军三分之一的力量,西安事变前后,国民党重兵压向河东,河东的敌我力量对比要比河西严重得多,从维护河东我党根本利益的要求出发,河东红军是难以为河西提供援助的。

  虽然共产国际(苏联)表示从新疆提供援助,并将援助送到安西,但是他们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方式来提供援助,又能否能像他们保证的那样及时提供援助呢?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没有十足把握的,也是难以左右的。共产国际(苏联)既然能够在红军过河的情况下突然改变从宁夏提供援助的计划,谁又能够保证他们不会改变从新疆援助上的承诺呢?尽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共产国际(苏联)“确实无误”的从新疆提供援助,并获得了他们的保证,但是从西路军的自身安全出发,中央还是要求他们立足于自我奋斗。这样即使苏联的援助不到,由于西路军有充分的准备,也不会给西路军带来多大的损失,更不会带来“致命”的影响。

  正是由于中央从维护处于外线作战的西路军的安全出发,同时也鉴于不论从东进路线的要求,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还是两岸敌我力量对比的巨大差异,河东已经难以出兵援助河西了,而苏联尽管已经保证“确实无误”的从新疆方面提供援助,但是由于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中央也是没有十足把握的。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反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

  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对中央的这个指示又是什么态度呢?

  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对共产国际(苏联)的援助抱着几分天真的想法,似乎他们打到安西就能够立即获得苏联的援助,没有认识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232]在没有与苏联就援助约定好的情况下,西路军即使到达安西也是获得不了援助的。如果西路军深入肃州、安西荒凉之地,苏联的援助又不至,马家军再蜂拥而来,那将会给西路军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当时西路军已占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一,如果河东再向河西出兵,实际上就是平分兵力了,或许还可能导致河西的红军兵力占有优势,而这是与中央的东进路线相背离的。如果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真正理解了中央的东进路线,认识到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发展中的不同地位,又鉴于西路军的力量已占红军的三分之一,同时河东红军面临的压力要比西路军大得多,他们又怎么会再三向中央提出要求河东红军提供援助呢?他们又怎么会说出西路军损失应该由中央负责的话呢?[233]

  因而我们认为他们之所以一再向中央提出要河东出兵援助,从根源上看还是由于他们没有深刻理解中央的东进路线。同时,他们对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缺乏清醒的认识,他们认为苏联的援助已经准备好了,到了安西就可以获得援助,因而直到几十年后还在为之叹息。[234] 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当时限于其视野的局限,如果认识不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再指示他们不要依靠外力,要依靠自我奋斗来战胜敌人后,他们仍然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不是他们的责任了。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要把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反而对外力援助抱有幻想。正是由于他们对外力援助抱有幻想,因而才没有将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才导致他们没有从河西敌我力量的对比出发,汲取西路军西退以来的经验教训,立足于西路军悬军甘西的险恶处境,对西路军在甘西的发展前景做出准确判断,在不能战胜马家军的情况下,及时采取果断措施,撤离甘西。

  如果他们像中央要求的那样不要依靠外力,将在河西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那么他们就会将外来援助作为意外之事,将西路军自身力量作为部署作战的出发点,根据甘西敌我力量对比状况,总结西路军西退以来征战的经验教训,在西路军依靠自我力量不能战胜敌人的情况下,如果不能撤离甘西,只能是最终导致全军覆没的结局。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又怎么会不离开甘西呢?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是为了从维护西路军的自身安全出发,立足于依靠自我奋斗摆脱困境,使西路军领导人把最困难的条件作为部署西路军工作的出发点,作好充分准备,以便于应对各种不测局面。

  如果西路军领导人坚决执行了中央的这个指示,从立足于自我奋斗的前提出发,来部署西路军的一切工作,制定应变的几套方案,这样在出现危局的时候,就能够从容应对,避免大的损失。

  可是我们却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没有把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因而他们在马家军的进攻面前,没有从自身力量出发去积极谋势,创造战机,作好充分的准备,反而依托据点,被动防御,一再要求外力援助,结果举措失当,导致严重损失。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正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没有将在甘西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因而才导致他们没有将西路军在甘西孤军奋战作为制定作战计划和工作部署的出发点,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做好应付最困难局面的充分准备,也影响到他们对西路军在甘西处境及发展前景的准确判断,没有采取果断地措施撤离河西。这对西路军的发展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

  既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甘西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那么,为了这一指示的贯彻落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又进一步作出了那些指示呢?

  2、要在甘西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建立巩固的甘西根据地是落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到自我奋斗上的重要举措。在西路军向西退却,悬军甘西的情况下,从西路军的自身安危着想,必须要建立根据地,以解决西路军的生存问题。因而,不论西路军在永昌、山丹期间,还是在高台、临泽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都向西路军发出了建立根据地的指示。

  十一月六日,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纲领:我四方面军北渡之主力,遵军委电令,有首先消灭平番、大靖间马步芳野外部队,进取大靖、平番、古浪、凉州一带地区,发展创造甘北(应为甘西,即今河西走廊—编者注)抗日后方,配合主力行动之任务。”[235]

  这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根据张国焘的授权制定的向西退却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纲领。在这个计划中我们看到,他们要在大靖、平番、古浪、凉州一带活动,要把这里建成抗日的后方基地。至于电报中说的“遵军委电令”并不符合事实,因为根据前文的考察我们知道,这个计划是在张国焘授权下制定的。

  这个战役计划制定后,上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虽然没有立即批准这个战役计划,但是却初步考虑了他们的西退建议,将其纳入了拟定的《作战新计划》。

  十一月八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了征求意见的《作战新计划》,其中规定了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的任务:“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236]

  这个《作战新计划》尚在征求意见之中,还未最后确定,但是在新计划中关于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任务的规定,表明张国焘及徐向前、陈昌浩的西退建议进入了中央的决策程序,开始纳入中央的战略计划。

  在中央授予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路军番号后,又就东返西退征求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237]十一月十二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议:此方第一步,以主力迅速进到凉州地区,以一部尽量控制土门、古浪,迟滞南敌,占领凉州地区后击敌;以一军进占永昌、大靖,扫清后路。我第二步,如受着南敌压迫时,或后路受威胁时,即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州地区,并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现决在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永。”[238]

  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这封电报中,闭口不言东返有什么困难,而是表示西退能够完成任务。在电报中提出了西路军的行动计划,首先占领凉州、永昌、大靖、古浪一带,如果遭到马步芳部的压迫,或西路军的后路受到威胁,在这个地区站不住脚,就将西路军主力向甘州、肃州前进,打通远方。我们看到,以后西路军就是在永昌、山丹地区待了一个多月,最后是在难以立脚的情况下,才向高台进军的,西路军的行动基本上是按这个计划行事的。

  (1)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

  在西路军绕过凉州,向永昌进军的时候,十一月十七日八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我们决以打通远方与争取在甘、凉、肃地区建立根据地之任务,主力须速西进,迅取甘州。”“估计时间约十一月二十五日先头部队到甘州,十二月五日到肃州。”“以当时情况,是否我们控制肃州、甘州在手,由远方负责与我们打通,还是我们主力进到玉门、安西,或到新疆,才有办法。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别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请速详示。”[239]

  我们从这封电报中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改变了十一月十二日电报中的计划,向中央请示打通远方与建立根据地,那一个优先的问题。虽然是向中央请示,但是我们却看到他们主张迅速攻占甘州、肃州,打通远方的意向是明显的。

  十一月十八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十七日电悉,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留住一时期”。“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拒毛炳文。”“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间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绝无人房,货物要用汽车送,正办交涉中。”[240]

  我们从电报中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由于苏联无论从援助的准备上,还是运输上都来不及,安西、肃州一带又甚荒凉,不利于西路军生存,同时也为了使西路军在东面保持广阔的回旋余地,因而主张西路军在这个地区“留住一时期”,也就是在这个地区建立根据地。

  关于在这个地区建立根据地,后来徐向前回忆道:“陈昌浩满有把握,劲头十足,要建立永凉根据地。我呢?不以为然,对中央要我们停止西进的意图,百思不得其解。我对陈昌浩说:现在可得好好估计形势哩!九军被搞了一家伙,马家军整天进攻我们,毛炳文部又要西进,形势和过去大不相同,弄得不好,我们还得吃亏。陈昌浩却漫不经心地说:现在形势大好,马家军被我们基本击溃,有什么可顾虑的?!我听了这话,真是火冒三丈。我说:什么叫‘基本击溃’?基本击溃敌人有个标志,就是我们转入进攻,敌人转入防御。现在恰恰相反,敌人在进攻,我们在防御;敌人是优势,我们是劣势;敌人有后方,有补给,我们没有。你这个结论,根本站不住脚。

  和陈昌浩共事几年,我从来没有与他面红耳赤地争吵过。这次破了例,吵得很凶。他强调形势大好,能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我强调形势困难,在这里被动挨打,无法周旋,要吃大亏。我俩住在间民房里,围着炭火盆,边烤火,边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天气很冷,门窗都是破的,寒风嗖嗖地往屋里灌。我的脚尖烤得暖和,脚后跟却冻得生痛。大西北的冬天,就是这般滋味。

  争来争去,陈昌浩固执己见,拿‘尚方宝剑’压人。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我拿他没办法。就说:你说能建立根据地就建立吧,给部队作动员,我可以照你的口径讲,但保留自己的意见。陈昌浩认为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事后曾找军政委员会的成员做工作,准备召开会议,向我‘开展斗争’。因曾传六他们反对,只好作罢。”[241]

  从徐向前的回忆看,陈昌浩主张执行中央的指示在这个地区建立根据地,而他认为由于敌人没有被消灭,因而在这里被动挨打,是建立不成根据地的。他们争论的结果最后还是因陈昌浩以权压人要在这个地区建立根据地而告结束的。

  那么,当时徐向前的主张又是什么呢?据徐向前回忆:“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有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242]

  徐向前的这种主张能不能行得通呢?

  我们看到,徐向前主张西路军一直西退,获得苏联援助后,再挥师东进,消灭马家军,建立根据地。徐向前的主张实质上就是继续向西退却,待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这样他就把战胜甘、青二马的希望寄托在苏联援助上了。

  徐向前这种主张的正确性是建立在西路军西退能够及时获得苏联援助的基础上的。从前文我们引用的中央十一月十八日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可以看到,当时苏联的援助还没有准备好。在与苏联就援助的时间与运输方式没有约定好的情况下,西路军到达安西是获得不了援助的。如果获得不了苏联提供的援助,西路军身居肃州、安西荒僻之地,马家军再蜂拥而来,这个地方又远离河东,那么西路军的处境是危险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极为冒险的行为,因而徐向前的主张也是难以行得通的。

  陈昌浩后来回忆说:“西路军当前任务之如此巨大,不击灭‘二马’至少给予严重与基本打击,迫其一时停战是不能完成‘接通远方之任务’的,然在当时我们有着这样的估计:A、以敌力及地形对敌之优势,毛炳文部之继进,不愿在凉州以东与敌作不利之决战;B、以为相当团聚兵力接次或集结前进,在极力讲求避免决战条件之下,可以先进入甘肃、玉门、安西,先接通远方得到补充再与二马决战;C、企图执行限期占领甘、肃二州与安西之任务,而惟恐损失实力不能按期完成任务。这样观念,若有相当根据,然在实际上既不能逃避决战,在敌人紧迫进攻之下,不先求击退敌人是不能达到目的地的。这一战略估计的不正确,结果不能在古浪地区集结兵力打敌,不能在凉州到永昌、山丹地段集结全力打敌。”“即使进入肃州以西,‘我能往寇也能往’,不击退敌人又如何能取得东西到手呢?”[243]

  我们从陈昌浩的这段回忆可以看出,当时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认识到如果不给甘、青二马以歼灭性打击,是难以完成打通远方,建立根据地任务的,因而在作战方面确实存在着避战行为。正是这种避战行为,才导致古浪保卫战中红九军的惨重损失,在永昌、山丹地区不能集中力量击敌。在没有给予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的情况下,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

  这样我们看到,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问题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同意见。那么,从今天的角度上看,应该如何来认识他们之间存在的不同意见呢?

  建立根据地是贯彻中央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举措。如果不建立根据地,西路军悬军河西,又如何能够生存呢?永昌、山丹地区到底能不能建立根据地呢?

  徐向前在回忆录里对建立根据地过程中,在集中兵力消灭敌人与分兵发动群众的关系上,着重阐述了这两者之间对立的一面,虽然也说明了他们统一的一面,但是却没有指出当两者出现矛盾的时候应以那一个为主。[244]在这两者的关系上,战胜敌人是建立根据地的前提,只有消灭敌人才能建立根据地。当消灭敌人与分兵发动群众出现矛盾的时候,必须以消灭敌人为第一原则。

  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确立依靠自我力量来战胜甘、青二马的决心与信心,在获得苏联援助前,为了保存西路军实力,就要尽量避免与马家军决战。这样为了避免决战,减少西路军的伤亡,就不得不将西路军分散于各个堡寨,以堡寨为依托来抗击马家军的进攻。由于甘西堡寨分散,各堡寨之间又距离较远,因而西路军也就分散在东起凉州西北四十里铺,西至山丹三百余里的战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徐向前认识到以西路军当时在永昌、山丹地区的分布态势,是难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的。在消灭不了敌人的情况下,是建立不起根据地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徐向前的认识是正确的。

  虽然徐向前的认识是正确的,但他却没有能够找到西路军的正确生存方式。他反对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主张向西退却,是建立在到达肃州、安西后就能获得苏联武器装备的基础上的。他显然对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缺乏清醒地认识,他没有意识到在和苏联就援助的具体时间和方式没有约定好的情况下,西路军到达安西地区是获得不了苏联援助的。在获得不了苏联援助的情况下,西路军身处安西、肃州荒凉之地,远离河东,苏联又反对西路军进入新疆,马家军再席卷而至,那将会给西路军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由此看来,徐向前反对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主张向西退却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打击马家军的主张也是不切实际的,难以行得通的。从这个角度上讲,他的主张又是错误的。

  陈昌浩要建立根据地,并不仅仅是要执行中央的命令,因为他还认识到作为一支担负独立作战任务的军队,建立根据地对西路军在甘西生存的重要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讲,陈昌浩的主张是正确的。

  但是陈昌浩没有认识到建立根据地的前提是消灭敌人,如果不能给予马家军以歼灭性的打击,在马家军尚有较强进攻能力的情况下,在永昌、山丹地区是难以建立起根据地的。不仅建立不起根据地,而且还会无谓地损耗西路军的力量。可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在获得苏联援助前,为了保存西路军的实力,尽量避免与马家军决战,因而才将西路军分布在东起凉州西北四十里铺西至山丹三百余里的战线上,分兵固守据点,难以集中起必要的机动兵力来消灭敌人。陈昌浩没有认识到以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的作战态势是消灭不了敌人的,而消灭敌人是建立根据地的前提,在消灭不了敌人的情况下在永昌、山丹地区是建立不成根据地的。从这个角度上讲,陈昌浩的主张又是错误的。

  这样我们看到,在执行中央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指示方面,陈昌浩是正确的,但是在只有消灭敌人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方面他又是错误的;而徐向前在不消灭敌人就难以建立根据地方面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他想通过西退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进行决战的主张又是错误的。在建立根据地方面,徐向前和陈昌浩虽然各有正确与错误的方面,表面上看确实存在着矛盾和分歧,并为此发生了两人共事以来的第一次争吵,但是从本质上看,他们则是一致的,也就是都存在着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甘、青二马进行决战的意识,没有把西路军在甘西的生存放在自我奋斗的基础上,依靠自我力量通过歼灭性作战来消灭敌人的决心和信心。这样在获得苏联援助前,从保存西路军的实力出发,就不得不采取尽量避免与甘、青二马决战的行为。这对西路军在甘西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2)建立高台、临泽根据地。

  西路军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夜全军撤离永昌、山丹地区,向西退却。在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发现高台以下人粮极富,以上甚荒凉,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西路军的安危着想,才让西路军集结于高台、临泽地区,暂时勿在前进。

  一月八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并军政委员会:“你们就应从依赖本身力量,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区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因为消灭敌人创造根据地,正是接通远方,建立抗日后方的实际行动。”“依现时敌情、地理、经济、粮食、气候条件,西路军须全部集结临、高地带,执行上述任务,并求休补,现勿分兵去安西。”[245]

  我们看到,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依赖自身力量,在临、高地区,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在西路军领导人暂时难以继续西退,他们又不愿意返回河东的情况下,中央从西路军的自身安危着想,才指示西路军领导人要依赖自身力量,以消灭敌人,创建根据地为中心任务。这是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贯彻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的根本保证。

  一月十六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情况下,应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但你们必须从提高信心,努力军事政治的转变,求得自己的力量,战胜二马,才能保证创立甘北根据地,及在可能时派一部占领安西的胜利。”[246]

  我们看到,中央还是希望西路军向东发展根据地。在西路军身处甘西,中央难以派兵增援,而苏联的援助又捉摸不定的情况下,中央除了要西路军领导人依靠自我奋斗,把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作为中心任务外,还是希望西路军向东发展根据地的。

  西路军领导人实际上是在永昌、山丹地区由于没有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最后在敌人的进攻下,在无法立脚的情况下才向安西、肃州方向退却的。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才发现高台以上甚荒凉,根本不适于西路军的生存,因而才暂停于高台、临泽地区。在这个地区他们又犯了在永昌、山丹地区同样的错误,将西路军兵力分布于高台、临泽和倪家营子一百多里的战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西路军主力集中于倪家营子周围,而红五军及若干直属部队分布于高台、临泽。马家军将西路军分割包围,首先集中优势兵力进攻西路军的“软肋”高台、临泽,而后再总攻倪家营子。 这样在高台、临泽失守后,西路军领导人才决定东进,撤离这个地区。

  由此我们看到,虽然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要依赖本身力量,把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作为中心任务,但是他们显然没有执行中央的这个指示。因为这个时期的文献资料显示,他们反复要求苏联和河东红军提供援助,而且从西路军的兵力分布上看,分兵把守据点,兵力分散,最易于被敌人各个击破。他们又没有主动造势,创设战机,歼灭敌人的行动。虽然西路军领导人这样做有一些客观因素的限制,但是从作战的主观指导上来说他们显然应该负有主要的责任。这样在没有消灭敌人的情况下,是难以建立起根据地的,西路军也就难以逃脱被打击的命运。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曾经两次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在甘西建立根据地,一次是在永昌、山丹地区,一次是在高台、临泽地区。那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什么要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甘西建立根据地呢?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之所以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建立根据地,采取流寇主义的方式,难以获得补充和给养,因而才导致最后失败的。根据我党过去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红军只有依托根据地才能得到发展和壮大。西路军作为一支在河西独立行动的部队,在河东援助极为困难,苏联援助存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从西路军的自身安危出发,在难以获得外来援助的情况下,如果不建立根据地,西路军悬军河西,进行流动作战,难以获得必要的补充,进行休养生息,又如何能够生存得下去呢?

  有人说在永昌、山丹地区根本就建立不了根据地,是由于在这个地区建立根据地才延误了西路军西退的时机,西路军才最终失败的,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我们认为是不对的。

  在河西建立根据地,是在永昌、山丹地区好呢,还是在肃州、甘州地区更合适呢?如果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不了根据地,那么继续西退就能够建立根据地吗?

  我们认为永昌、山丹地区的经济条件、人口规模、民情及社会情况比较好,而安西、肃州地区则较荒凉,因而这个地区显然优越于肃州、安西地区,同时这个地区距离河东较近,如果情况不利时,可以随时返回河东。因而我们认为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更合适一些。

  如果不建立根据地,西路军孤悬甘西,又如何能够生存得下去呢?将西路军的命运靠在获得苏联援助上,能靠得住吗?

  至于说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是延误了西路军西退时间,造成了西路军的失败,这种判断如果能够成立的话就必须有这样一个前提,也就是苏联已经在安西准备好了武器装备,西路军去了以后就可以获得。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如果没有和苏联约定好,西路军就是急速西退到了安西,也是获得不了苏联武器装备的。这样西路军到了安西,那里更为荒凉,苏联的援助又没有到,西路军更不能向新疆进军,马家军再蜂拥而来,西路军的处境只能比在永昌、山丹地区更为险恶,这又何谈延误了西退的时机呢?事实上当时根本就不存在西退的时机问题。

  我们知道,中央指示西路军要把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以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为中心任务。如果西路军建立不了根据地,解决不了物资的供给问题,西路军在河西是无法生存下去的。现在我们进一步分析,在河西西路军到底能不能建立根据地呢?没有建立根据地,到底是西路军领导人自身的问题,还是河西的具体情况根本就不可能建立根据地呢?

  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消灭敌人,是建立根据地的前提。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却始终没有能够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因而也就难以建立起根据地。没有能够消灭敌人,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到底是西路军领导人指挥上的问题,还是河西的敌我对比情况根本就难以消灭敌人呢?如果是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状况根本就难以消灭敌人,西路军就必须及早撤离河西,否则不仅消灭不了敌人,建立不起根据地,而且还会给西路军带来灭顶之灾。如果是战术指挥上的问题,西路军领导人就必须改变作战方法,否则就是这种战略战术也会把西路军推向绝境的。从西路军在甘西转战的整个历程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不论在战术的改进上,还是在脱离甘西,返回河东的行动上,均没有出现大的突破,这也就铸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结局。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是在永昌、山丹地区难以消灭敌人的情况下,最后不得不放弃这一地区的,尽管这种放弃是在他们主动西退的要求下进行的。他们没有对甘西地区能否建立根据地及自身作战方法问题进行深入地分析,并得出科学的结论,结果他们在战略战术上的失误在高台、临泽地区再次重犯,那里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更为不利,导致作战上更为被动,酿成最终近乎覆没的结局。

  因而,我们认为中央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并没有错,关健是西路军领导人在执行上出现了问题。退一步讲,如果在这个地区他们既难以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又建立不了根据地,就应该果断决策,返回河东。可是我们看到他们不仅自己始终打不开局面,且又不愿意离开河西,在河西走廊转来转去,直至被打败。这不能不是他们的严重失误。

  3、以消灭敌人为中心任务,集中优势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力戒消耗战,避免击溃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反复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以消灭敌人为中心任务,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力戒消耗战,避免击溃战,这是贯彻落实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的又一重大举措。作为一支深入外线,担负独立作战任务而又处于劣势的部队,必须以歼灭战为主要作战方式,而不能以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主要作战方式。因为只有集中兵力才能打成歼灭战,只有通过歼灭战才能消灭敌人,从战场上获得补充,而消耗战和击溃战则是处于劣势的我军难以承受的,也是打不起的。如果处于劣势的我军长时期以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主要作战方式,那就非失败不可。

  下面我们首先从当时的文献资料中来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作战方式上的分歧。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作战方式上产生严重分歧。

  从西路军开始西退之际到西路军失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就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的作战方式上存在着严重分歧。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十一月二十一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若毛(指国民党军队毛炳文部—引者注)未到,二马来犯,可以而且必须与之作部分决战于凉州、永登间。若马未受基本打击而毛、马同进决战,实属不利,难收各个击破之效。不与战极难在永、凉间立足,决战则我精锐损失必大。现正准备击马,各个击破,争取甘、永间胜利。但根据现时我方情况,我们有以下意见:与马、毛全力决战不利。竭力在永、肃间创立根据地,以接通国际,如永(昌)、甘(州)间决战不利时,主力可以而且必须移甘(州)、肃(州)间再战。如取得接济,可以回击甘、凉,便合力配合主力行动。”[247]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如果毛炳文部未到,西路军领导人认为可以在凉州、永昌间与二马作部分决战,如果毛炳文部与二马共同进攻西路军,要是与他们决战,西路军损失必大,而不决战又难以在永、凉间立足,那么西路军就转移到甘州和肃州间再战,获得援助后,再回击二马。实际上,毛炳文部在河西始终没有参加与西路军的战斗,最后还是河东山城堡大捷,迫使毛炳文部东渡,减轻了西路军的压力。

  十一月二十三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作战方法应改变一下,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牵制敌之余部。如此方能从敌获得补充,方能予敌以重创,根本消灭其战斗力,方能使敌知所警戒。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如此方能解决问题。”“着重在凉州、永昌之间,各个消灭马部,西面仅以五军占领之。”[248]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针对西路军领导人想脱离凉州、永昌,继续西退,在甘州、肃州创立根据地的想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明确指出着重在凉州、永昌间创立根据地,并指出了西路军领导人在作战方式上存在的弱点,要求他们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只有这样才能给敌以重创,并获得补充。

  十一月二十四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马敌战术以骑兵四处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前仆后继。黄昏后畏我夜战出击,即退守堡寨。反复攻某点不得手时,即又集兵猛攻另一点。敌大部乘马,进退均速。我方胜利难缴获,败则无生还。”“这一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木、房屋,尽有堡垒,不便迂回抄击。”“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如何速示。”[249]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认为难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因而也就难以在甘东地区消灭敌人。从“如何速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甘东难以消灭敌人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希望中央同意他们向甘州、肃州西退的。

  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 “关于作战方面:(一)集中两个主力军于一个有利阵地打马部,不管敌是两三个团还是五六个团,概用此法。(二)敌少,则主力从两翼包围,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敌后。(三)敌多,则以一部钳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围其一翼。(四)不论敌多敌少,正面不使用主力。(五)两翼包围时,不可平分兵力,应置最大兵力于一翼。(六)凡打两团以上之敌,二兄均宜亲自指挥,亲自看地形,亲授干部以机宜。惟须十分注意荫蔽,一切高级干部均应教育他们荫蔽,避免无益牺牲。(七)估计不能胜利之仗不打。(八)总之,不打则已,打则必须有所缴获。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望酌行之。”[250]

  我们看到,毛泽东还是没有同意西路军领导人向甘州、肃州行动的建议,而是要求他们在打破马敌之后,进一步向东发展,策应河东。西路军要在永、凉间站稳脚跟,就必须消灭马敌,要消灭马敌就必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为了使西路军领导人能够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毛泽东又具体传授了进行歼灭战的战术要领。

  这里让人深思的是,西路军领导人在甘西作战中为什么没有实践这些战术要领呢?这到底是因为河西的情况限制西路军领导人根本就不可能进行歼灭性作战呢,还是他们存在战术指挥上的问题呢?如果是他们指挥上的问题,为什么在毛泽东指出了他们存在的问题,又传授了进行歼灭战的战术要领后,他们在指挥上仍然没有改观呢?

  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就其二十五日关于作战部署的来电,提出:“接二十五日部署电,感觉你们部队仍不集中。我的意见,把全部一万八千人集中于四五十里内,进则集中的进,退则集中的退,打则集中的打,不打则已,打则必包围消灭一部。如此打两三次,问题就解决了,教育训练也方便些,只要粮房不缺,似以此法为好,望酌行之。”[251]

  我们看到,毛泽东根据西路军领导人的来电,看到他们在作战部署上兵力不够集中,这样要打成歼灭战仍然是困难的,因而告诫西路军领导人,要“齐进齐退”,不打则已,打则必须消灭其一部,如此打两三次,就能够在河西站稳脚跟了。

  在西路军西退高台、临泽地区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继续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

  一月五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及军政委员会:“全军集结于二、三点,一天左右行程,能集中作战,大力训练补充,伺机消灭敌人。”[252]

  我们看到中央还是要求西路军领导人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

  一月六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此地村落尽是堡垒,分兵即不能灭敌,集结则缺粮,易被敌困,攻则伤亡甚大,所以补充训练事实上不易做到。”[253]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名义致电中央,此地村落分布状况,实难集中兵力灭敌,表示难以执行中央的指示。

  一月八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并军政委员会:“你们当前之情况,西路军且多系骑兵,特别是在冬季作战,便于你们抓几支点,集结强有力的突击队,窥敌弱点,出敌不易而各个击破之。”[254]

  我们从这封电报中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创造战机,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电报中“西路军且多系骑兵”的文字可能有误,我们怀疑其中的“西路军”,可能是“马家军”之误,或者其中的“骑兵”可能是“步兵”之误。

  一月八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现已集九、三十军及我们于沙河堡,坚决灭敌。敌主力集此,五军仍回高(台)、抚(彝)。再次请求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开进,以便彻底夹击此敌。不然,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255]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电报中虽然表示坚决灭敌,但是又表示单靠西路军难以完成任务,必须要红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进与西路军共同作战才能完成任务。从五军仍回高、抚的部署中我们看到他们的兵力仍然是分散的,这种分散就构成高台保卫战红五军严重失利的一个重要背景。

  一月八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并军政委员会:“……据以上情况,西路军仅‘二马’大部尾追,已离其策源地甚远,粮、弹、人、马接济均必困难,趁此机会已占高台、临泽有粮地区,集中全力反攻追敌,消灭其一部,即可创肃、甘、安根据地,远方亦自然打通,寒候亦渡过,接济亦必到手。否则不趁此良机决心消灭敌人,前途困难更增。望你们早下决心,集中全力,击退尾追之敌,创造肃、甘、安根据地。”[256]

  这封电报中,中央通报了河东的形势(即该电前面删节部分),从电报中列举的河东的敌我力量对比来看,河东红军面临的压力要比河西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河东是难以为河西提供援助的。而西路军仅二马大部尾追,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比河东还要好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以此来鼓舞士气,坚定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依靠自我力量进行作战的决心和信心,以便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在此基础上完成打通远方的任务。

  一月九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你们集中主力,坚决歼敌,才是出路。马敌只是善打游击战,如能诱敌伏击,缴械一部,有可能停止其进攻。而自己部队应紧缩编制,每人能拿一样武器,刀矛也好,能人自为战,即可灭敌。”[257]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要求西路军领导人要通过集中兵力来歼灭敌人。

  一月九日十六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九、三十军今夜可全部集中主力在沙河堡,决在此灭敌。”[258]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虽然向中央表示要通过集中兵力来消灭敌人,但是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打成歼灭战,却在高台陷落后,组织兵力急速东进。后来,西路军领导人又以东进有敌重兵阻挠为由,折转西退,重返倪家营子。

  一月二十四日十二时,洛甫、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博古:“(西路军)领导机关缺乏自信力,不把中心放在战胜敌人、创造根据地上,而放在依赖外力援助上”[259]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出了西路军领导人存在的缺点,也就是没有把中心放在消灭敌人、创造根据地上,而是依赖外力援助。

  二月十七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你们的唯一方针是调动敌人,寻求机会,逐渐消弱之与各人击破之,以便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作战行动时注意,须坚持集中兵力,包围(消灭)敌人的方法,切忌准备不充分,分散兵力与仅仅击溃敌人的打法。总之,你们应在一切可能中寻求取得决定胜利的道路,而坚决抛弃过去作战上的主观弱点。”[260]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抛弃过去作战上的弱点,调动敌人,创造战机,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但此时的西路军由于兵力的损耗,进行歼灭性作战已经日益困难了。

  三月四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中央认为西路军所以陷入危险境地,……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为据敌我力量的对比结果,我们是有完全可能战胜‘二马’。”[261]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明确指出西路军领导人战略战术错误是导致西路军陷入危险境地的重要原因,因为据河西敌我力量结比结果,西路军是完全可能战胜二马的。中央的这个判断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呢?我们下面还要做具体的分析,此处从略。

  三月十四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全体成员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过对敌情、我力、地形的特情,西路军原力并不能单独战胜二马。望重新估计各军和客观事实。”[262]

  从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显然不赞成中央的这个判断,认为西路军依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战胜二马的。这是和中央相反的判断,因而他们才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全体成员的名义给中央发了这个电报。

  从以上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甘西转战期间要以消灭敌人为中心任务,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则认为依据当时甘西的实际情况,无法集中兵力,打不成歼灭战,光靠西路军是战胜不了敌人的,因而难以执行中央的指示。这样西路军在甘西日益消耗,难以得到有效补充,逐渐陷于被动,直到最后被打败。

  (2)痛心的悔悟—陈昌浩在检查报告中如是说

  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回到延安,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写了长达六、七万字的检查报告。在检查报告中谈到西路军领导人没有执行中央要他们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力戒消耗战,避免阵地战的指示时,陈昌浩回忆道:

  “未能开始就实行‘齐打齐进’与回旋的战略路线,集合最大兵力来实行包围与决战灭敌人之一部,此时,我们确是犯了‘分兵攻防’、‘分兵进击’的严重分兵之错误。一条山时未多集兵击敌;甘、红、古浪时集兵不够,主力分开;永昌时期未能‘齐打齐进’;水泉子伏兵嫌弱;高台时未将主力迅速靠近五军。‘分兵’恶果,使攻时不能实行包围,守时失利消耗,行时被敌袭击,驻时单纯防御。不错,在大量敌骑进攻之下,是不易作完全脱离阵地之运动战,但这不是说在永昌时期以及前时期没有依据部分之阵地战来实行集兵包围与歼敌一部之运动战之机会。不错,甘北地形限制,不便于大兵集行一处,但这不是绝对不可以一时‘挤住’甚至一部偶然露宿,来集兵迅速打敌,因为迅速打退敌人,正好解决粮房之困。不错,在甘州守×时期(指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倪家营子保卫战—引者注),我们虽然实行‘齐打齐进齐守’但亦无结果,这并不是此战略战术之失败,而刚刚是未在高台未失败前行此战术战略,致实力亏损,后行此策亦不可能。不错,我们在高台失败以后,也迫于作消耗战,而刚刚是我们在高台失败之前未能行此战策,至实力大减,尔后亦不得不行此消耗之故。最后是说在敌骑紧迫之下,实行□□运动,无论行进攻防都是不利的。这一失策,是我们最痛苦之经验。”

  “因为不能集中兵力,实行包围战,故不能不走到单纯防御。而单纯防御结果,不能不使我们只有与敌人拚消耗,高台以后之持久防御是实迫于此,而高台以前之单纯防御是自取其祸。”

  “分兵去抢占要点诚属不妥,在甘北地形敌情及我力实况,可以不分兵抢占要点。因为主要方面不能歼灭敌人,虽抢到要点(如永昌、高台……)亦无所用,而正因为抢了要点,兵力单薄,给予敌人各个击破之机(如高台……),如果主要方面击胜敌人,要点不打自占,即有敌人占据,通过之亦不为难,并不绝对有所妨碍。”[263]

  从陈昌浩的这段检讨中我们看到,虽然甘西的地形、村落分布对集中兵力进行歼灭性作战是不利的,但是也并非根本就打不成歼灭战,只要指挥员善于调动敌人,创造战机,还是存在着进行歼灭战的可能性的。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却没有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他们做出的“齐打齐进”,集中力量进行歼灭战,立足于消灭敌人的指示,却分兵抢占要点,这样导致西路军兵力分散,恰恰为马家军提供了对西路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正是由于兵力分散,所以才不得不实行单纯防御,这样就难以进行歼灭战,而不得不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比如一条山战斗没有集中兵力消灭敌人,西路军兵分两路向西退却,主力与红九军策应不利,导致红九军在干柴洼、红凉山和古浪的孤军奋战,永昌、山丹期间西路军分散在东起凉州西北四十里铺西至山丹三百余里的战线上,难以集中力量消灭敌人,高台、临泽期间又是分兵把守据点,主力没有及时援助五军,导致惨重损失。高台失落前,西路军尚有打歼灭战的实力。高台失落后,由于红九军、红五军惨遭重创,西路军兵力锐减,进行歼灭战的条件逐渐失去,因而长达一个月的倪家营子保卫战,西路军即使兵力集中,也没有能够打成歼灭战。

  我们看到,这种用西路军指战员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是沉痛的,陈昌浩在检查报告中对西路军作战的反思是深刻的,他在写这个检查报告时的心情也是沉重的。但可惜这种醒悟来得太迟了,西路军失败的悲剧已经酿成,再也无法扭转,只能是长歌当哭,抱恨终天,将永久的悔恨,留在人间……。

  (3)对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三次保卫战及其作战方式的评析

  西路在甘西转战期间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战斗:古浪保卫战,损失二千四百人,红九军元气大伤;高台保卫战,损失二千八百人,红五军元气大伤;倪家营子保卫战,又损失三四千人,三十军元气大伤。这三次保卫战,西路军损失近万人,西路军的精锐部队已经损耗待尽,西路军败局已定。我们通过对这三次损失惨重的保卫战的分析,可以发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作战指挥上的严重失误,从而使我们能够对西路军在战略战术上存在的问题作出深入的分析,这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

  ① 古浪保卫战。

  我们知道,古浪保卫战使红九军损失二千四百人,这占红九军兵力的三分之一,导致红九军元气大伤,以致于干部再难提起。那么,这次作战失利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西路军是兵分两路向西退却的。右路红三十军、总部直属部队和红五军为西路军主力,左路红九军为支队。右路主力在西退过程中,异常顺利,围大靖,降土门,困凉州,不战而得永昌,乘胜占领山丹,而左路红九军却遭袭镇虏堡,血战干柴洼,激战横梁山(红凉山),鏖战古浪城,遭到惨重损失。从西路军左右两路的不同遭遇看,马家军显然是避开右路西路军主力,集中力量对付左路红九军的。

  红九军的惨重损失固然有红九军指挥员的责任,但是从平大古凉战役指挥的角度来分析,显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应负主要责任。

  由于对马家军兵力的集结和侦察不实,导致西路军领导人判断失误,在西路军兵分两路向西退却的战役计划中就已经埋下了红九军失利的种子。按说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兵分两路向西退却时就应该想到,红九军是支队,兵力较小,马家军有可能避开西路军主力,集中力量对付红九军。同时,西退过程中,两路红军应该保持联系,并要作好相应的策应和配合工作。根据两路红军面临敌情的不同,西路军领导人应该敏锐地意识到马家军正在避开西路军主力,集中力量对付红九军,从而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不仅对红九军的行动进行指导,而且还要提供必要的援助。在西路军主力不能及时增援的情况下,就应该及时命令红九军撤出古浪,避免无谓的损失。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红九军是一路苦战,孤军奋斗,最后是经过激烈的鏖战后他们自己决定撤离古浪的。

  西路军领导人对红九军在古浪的损失“出人意料”,[264]他们撤掉了红九军军长孙玉清的职务,而没有从战役指挥的角度对红九军的失利做出深层次的思考,也没有对西路军的向西退却重新进行审慎评估,仍然执意于向西退却。这样他们这个时候的失误以后又在永昌、山丹期间和高台、临泽期间重新出现,终于酿成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② 在永昌、山丹期间的作战方式

  从战略上看,西路军处于进攻态势,马家军处于防御态势。但是在具体的战术行动上西路军又处于防御态势,而马家军却处于进攻态势,这又是为什么呢?

  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将兵力分布在东起凉州西北四十里铺,西至山丹三百余里的战线上,以据点为依托,摆成了“一字长蛇阵”。这样不仅导致西路军分兵把守据点,分散了西路军的兵力,使得西路军难以集中力量,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反而恰恰为马家军提供了对西路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正是由于西路军的这种兵力分布态势,才导致西路军由战略上的进攻转变为战术上的防御;而马家军则利用西路军战线过长、分兵把守据点而导致兵力分散的有利时机,集中兵力,向西路军防守的据点发起攻击,将战略上的防御转变为战术上的进攻。

  在永昌、山丹期间,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没有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他们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的指示,虽然西路军没有遭到大的损失,但是却因为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没有能够给予马家军以歼灭性打击。这样西路军也就难以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最后还是在马家军的进逼下不得不放弃了永昌、山丹根据地,向西退却。

  ③ 高台保卫战

  我们知道,高台保卫战是西路军西退以来第二次遭到惨重损失的战斗。为了坚守高台,董振堂率领两千八百余名指战员壮烈牺牲,这使“西路军上下极为震惊和悲痛”。[265]高台失守后,马家军乘胜东下,围攻临泽,临泽守军经过艰难的鏖战向主力靠拢。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决定东进,撤离高台、临泽地区。

  那么,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高台保卫战中又出现了什么样的失误呢?

  西路军领导人的失误之一,是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兵力分散,孤悬据点。

  徐向前、陈昌浩将西路军摆在高台、临泽、倪家营子一百多里的战线上,西路军主力驻守倪家营子,而董振堂率红五军一部及部分总部直属部队驻守高台,黄超率红五军一部在临泽城外,郑义斋率供给部驻守临泽县城。这样就将西路军分散在几个孤立的据点上,很显然高台、临泽地区是西路军的“软肋”。这样的兵力分布客观上为马家军对西路军各个击破提供了条件。于是,马家军先集中主力猛攻高台,而对临泽和倪家营子进行分割包围,防止西路军从这两个据点增援高台守军。

  西路军领导人的失误之二,是没有准确判断出马家军的重点进攻目标。

  当时红五军仅一部电台,在驻守临泽的红五军政委黄超手中,而处于最西边驻守高台的红五军军长董振堂部却没有电台。为了能够及时了解高台战况并作出指导,从而使西路军各部之间进行必要的策应,西路军领导人就应该为董振堂部配备一部电台。正是由于董振堂部没有电台,因而打了两天西路军领导人还不知道,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增援。[266] 从西路军兵力的分布上西路军领导人也应该敏锐地意识到马家军可能首先向西路军的“软肋”高台、临泽发起攻击,而高台孤悬西部,则可能成为马家军进攻的首选目标。可是他们在对马家军重点进攻目标的判断上出现了失误。

  西路军领导人的失误之三,是在高台弃守问题的决策上出现严重失误。

  在马家军进攻高台的时候,在坚守还是撤离高台问题上西路军领导人出现了严重失误。在马家军主力进攻高台的情况下,高台守军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就由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一比二的相对劣势变为一比七的绝对劣势[267],仅靠红五军是无论如何也守不住高台的。就是守卫高台的指挥员没有出现失误也不过是再多坚持一些时日罢了,高台的失守是必然的。

  要想守住高台的话,西路军主力必须增援,否则的话,董振堂就只有放弃高台,率军与主力靠拢才是上策。

  但是我们却看到,在整个高台保卫战期间,西路军领导人除去派出一个仅有五百人左右的骑兵师外,没有派出主力增援。这个骑兵师也因为兵力单薄,在增援途中大部受损。[268]当时马家军集中兵力攻击高台,虽然将临泽和倪家营子已经分割包围,但是进攻的重点不在这里。当时西路军主力面临的压力并不大,如果西路军领导人以主力增援,高台保卫台的惨重损失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西路军领导人以主力增援,倪家营子的据点就有可能失去,西路军领导人或许有此顾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要是西路军主力不去增援,西路军领导人就应该让董振堂根据战况在撤守问题上自主决定,而不应令董振堂死守高台。可是我们看到,当董振堂从高台北城墙下挖好了突围的通道,就在决定突围的关健时刻,红五军政委黄超派人送来了西路军领导人的命令,说高台是西退的战略要地,要董振堂坚守高台,[269]这样董振堂就放弃了突围,率领二千八百余名指战员为坚守高台壮烈牺牲。

  当然,这可能是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准确判断出马家军进攻的重点,以及由于红五军董振堂部没有电台他们不了解高台守军的战况所致。但就是这样,我们也不能不说他们在这方面决策的严重失误。要么以西路军主力增援高台,要么令董振堂撤离高台,西路军领导人只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董振堂率领的高台守军就有可能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可是令我们痛惜地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既没有要西路军主力增援,也不允许董振堂率领守军撤离高台,这样就最终造成了守卫高台的二千八百余名指战员全军覆没的悲剧。

  西路军领导人的失误之四,是在高台保卫战期间没有及时令驻守临泽的部队东进与主力会合。

  在高台保卫战期间,由于马家军的进攻重点是高台,因而对临泽使用的是牵制力量,当马家军向驻守临泽的红五军一部及西路军后勤机关发起防御性攻击时,这是便于驻守临泽的西路军突围的。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却命令临泽守军坚决守住临泽城,等待西路军主力救援。[270]令人遗憾的是直到攻陷高台后的马家军向临泽县城蜂拥而来的时候,西路军主力也未赶来救援,最后还是驻守临泽的部队经过激烈的战斗,在负出巨大代价后才历经艰险向西路军主力靠拢的,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西路军领导人为什么没有及时命令驻守临泽的部队东进突围与西路军主力会合呢?

  我们经过分析认为这可能是他们对董振堂进行的高台保卫战还寄予着希望,担心驻临泽部队的撤离会使高台守军陷于孤立,也许是由于他们对临泽守军充满信心,认为他们能够守住临泽,以便临泽和倪家营子互为犄角,使驻守倪家营子的西路军主力有一个策应力量,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能够及时派遣主力进行增援,因而在马家军的进攻下,临泽守军不必急忙撤离,而是要坚守待命。

  这样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的判断上出现了失误:

  这种失误之一就是西路军领导人要求坚守临泽是建立在董振堂能够守住高台的判断之上的。否则的话,他们是不会要求坚守临泽的。因为一旦高台失陷,占领高台的马家军就会席卷东下,围攻临泽,临泽县城驻守的是西路军后勤机关,没有什么战斗力,而城外的红五军一部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挡得住马家军的攻击的,临泽的失陷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驻守临泽县城的西路军后勤机关及防守县城的红五军一部就难以顺利东进与主力会合,必然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我们由此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对高台防守判断上的失误直接导致了他们做出了坚守临泽的决定。

  这种失误之二就是西路军领导人认为能够派出主力增援临泽。我们通过前面的引文可以看到,在临泽守军向西路军领导人请示的时候,他们要求坚守临泽,以待主力增援。他们要求坚守临泽是建立在主力能够及时增援的基础上的。可是后来主力却没有能够及时增援临泽,而攻陷高台后的马家军乘胜东下包围了临泽,临泽守军是在经过艰难的鏖战后才奉西路军领导人的命令东进与主力会合的。[271]

  我们看到,驻守临泽的西路军后勤机关及守军是在负出巨大代价后才突围东进与主力会合的。西路军后勤机关遭到极大损失,大批的辎重及物资被丢弃,这严重消弱了西路军持久作战的能力,同时,临泽守军撤离的迟缓,也对随后西路军的东进产生了不利的影响。[272]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高台保卫战期间,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兵力的分布上,在马家军重点进攻的目标上,在高台的弃守上,在临泽驻军东进与主力的会合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这些失误不仅使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率领的二千八百名指战员为守卫高台壮烈牺牲,而且也使驻守临泽的西路军后勤机关及红五军一部遭到了巨大损失。如果指挥得当的话,本来象这样的损失是可以避免的。

  ④ 关于倪家营子保卫战。

  在高台失陷的次日凌晨一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返。毛泽东迅速批准,并于二时电告周恩来,要他利用统战关系,为西路军东返创造条件。并且从西路军安全考虑,只要有利于突围,保全西路军的有生力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向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

  当时,西路军尚有一万四千人的兵力,主力集于倪家营子,马家军刚刚攻破高台,在西路军急速东进的条件下,马家军主力还被甩在后面,即使有骑兵拦头,兵力也不会太大。况且东进及渡河又有东北军与河东红军的策应,西路军刚刚打了一个歼灭战,挫了马家军的气焰,为东进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我们随后惋惜地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又对东返表示动摇,以西洞堡战斗的胜利为导火线,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最终放弃了东进,转为西退,这样就最终酿成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当时西路军东进是存在有利条件的。如果这个时候果断东进,即使损失一半的兵力,也还可以保存七千人的队伍,基本骨干尚存。可是他们却以东进有敌重兵阻拦为由,又放弃东进,折转西退。正是这种决策上的错误才导致了西路军最后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显然对此负有主要的责任。

  西路军虽然取得了西洞堡歼灭战的胜利,但是这个歼灭战的胜利具有偶然性,因为这是在东进途中由于西路军兵力集中,西路军领导人发现战机后“拣”来的,而不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调动敌人,创造战机取得的胜利。这个胜利是由于西路军集中了兵力,而所遇到的青海宪兵团是运动之敌,自身战斗力又不强,[273]还处于孤立地位,在这个背景下西路军才取得了歼灭战的胜利。

  这就要求西路军领导人通过对西洞堡歼灭战的分析,对西路军以现有的兵力能否再调动敌人,创造战机,集中兵力,打成歼灭战做出准确的判断:能够打成歼灭战,西路军还可以留在甘西;如果不能打成歼灭战,西路军必须离开甘西。否则的话,如果还像以前那样打成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西路军就非失败不可。从西路军折转西退来看,他们还是认为能够打成歼灭战的。这就成为他们放弃东进,折转西退的一个重要原因。

  重返倪家营子后,西路军集中于四十三个村庄内,只能以阵地战、消耗战与马家军拚杀,就连击溃战也难以打成了,由于兵力的损失更打不成歼灭战。这样又战斗了几乎一个月,在损失了三四千人,[274]耗尽了储备的物资,再也无法立脚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撤离倪家营子,经三道流(柳)沟,从犁园堡向祁连山中转移。这时的西路军败局已定。

  从西路军在倪家营子的作战方式上来分析,西路军领导人的判断是错误的。这种判断上的错误成为导致西路军领导人放弃东进,折转西退,并最终导致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直接原因。

  我们通过对这三次损失惨重的保卫战及西路军在甘西作战方式的分析,可以发现西路军在战略战术上存在严重问题,不是以消灭敌人为根本目的,而是分兵冒进,抢占据点,结果导致兵力分散,客观上为马家军提供了对西路军各个击破的条件。这样也就难以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而打成了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西路军也就难以通过战场缴获来获得补充,武器弹药日益损耗,物资储备越来越少,直到最后被打败。这方面的问题无疑应该由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负有主要的责任。

  (4)关于歼灭战在西路军甘西转战期间的地位及其影响

  下面我们从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为什么要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到底能不能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为什么西路军打不成歼灭战以及打不成歼灭战对西路军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对西路军的作战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知道,处于外线作战的西路军,只有通过歼灭战才能给马家军以巨大的杀伤。因为只有歼灭战,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所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就是这个道理。同时,身处外线作战的西路军,只有通过歼灭战,才能获得战场缴获,并得到有效补充。由此可见,进行歼灭战是西路军消灭敌人,获得战场补充的充分条件。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早在西路军开始西退之际,就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并且传授了歼灭战的战术要领,强调不打无把握之仗,打则必有缴获,否则不打。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多次指出了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作战指挥上的弱点,要求他们纠正这种弱点,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

  我们从西路军领导人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来往的电报中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多次强调河西敌人兵力众多,骑兵行动迅速,补给便利,而西路军却兵力不足,物资匮乏,弹药奇缺,补给困难,抱怨中央不能给他们以援助。

  其实,从当时黄河东西两岸面临的敌情来看,河东的敌我力量对比要比河西严重得多,同时河东红军也同西路军一样弹药匮乏,捉襟见肘,极为窘迫,根本难以增援西路军。当时我军没有兵工厂,又获得不了外来援助,所用的武器弹药是通过歼灭战从战场上缴获的。在西路军打不成歼灭战的情况下,是难以从战场上获得缴获的。在难以获得战场缴获的情况下,就会严重消弱西路军的战斗力和在甘西持久作战的能力。

  但是我们纵观西路军在河西的作战,除去西洞堡战斗以外,始终难以集中兵力,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而是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这对于身处外线孤军作战的西路军来说,即使别的因素不论,单是这种“乞丐”与“龙王”“比宝”的作战方式也会把西路军推向绝路的。[275]

  我们知道,只有通过歼灭战才能消灭敌人,西路军在河西却始终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主要作战方式,难以打成歼灭战,这到底是因为甘西的敌我力量对比状况、地理环境及社会情况的限制根本就打不成歼灭战呢,还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战略战术上的失误所致呢?那么,从今天的角度上看,西路军到底能不能打成歼灭战,有没有取胜的可能性呢?

  我们承认,西路军处于外线作战,河西地区没有我党的群众基础,这个地区的天候、地形也不利于西路军作战,马家军凶悍野蛮,骑兵机动性强,补给便捷,西路军是步兵,机动性差,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进行歼灭战确实存在着不少困难。

  但是存在困难并不等于打不成歼灭战,我们从前文引用的陈昌浩检查报告中的话也可以看到,当时西路军在甘西存在打成歼灭战的可能性,问题就出在西路军领导人的作战指挥上。

  我们现在再来引用张国焘对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甘西转战期间战术指挥问题上的一段评论,来进一步分析西路军领导人在战术指挥上的失误与西路军失败的关系。

  张国焘回忆道:“一班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化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朱德当时的立场偏袒毛泽东,但对西路军的失败,持论还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应当认定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犯了战术上的错误。四方面军只半数渡过了黄河(第四和三十一军则被隔断在黄河这一边)自然减低了西路军的战斗力,但不能说因为半数渡河就注定了会失败,第九和第三十两军,加上董振堂的第五军团对付马步芳部,应当游刃有余。他批评陈昌浩勇猛有余,稳当不足,徐向前虽较稳当,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员的意见。他慨叹像红军这样一支破破烂烂的队伍,只要指挥者稍有失算,即使是多消耗了几枚子弹,都要易招致灾祸。他相信如果张国焘同志过了河,决不会有古浪的惨败。因此,朱德肯定的说:西路军骤然没有老练指导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当,不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而且对骑兵作战技术不够熟练,这些才是失败的主因。”[276]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张国焘的这段评论呢?

  关健的问题是张国焘转述的朱德对西路军领导人战术责任问题的评论,到底是不是真正出自于朱德之口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直接的文献依据。不过,经过考证后我们认为,总的来看,张国焘在这段评论中讲了一些实话,但自我吹嘘的成分也不少,同时回避了自己在西路军失败上的责任问题。

  张国焘引用朱德和红四方面军一些高级干部的话作论据,说如果他过了黄河进行指挥,则不会有此失败,这明显具有自我夸耀的成分。他没有想到,当年自己率军南下,光百丈一战红四方面军就伤亡近万,不是他指挥的吗?最后八万多红军损失一半,他不是亲征了吗?要不是他最后同意北上,红四方面军在川、康一带损耗下去,后果怎么样还真是不可预料。红四方面军的保存,还是得益于他的北上的。

  至于张国焘借用朱德的话说“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则明显具有为自己主张的西退路线辩解的成分。张国焘主张的西退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意的西进具有本质性的差异。张国焘主张的西退是指红军主力向河西发展,而中央同意的西进是指在红军主力向河东发展的基础上,可以派一个红军支队向河西进军。这种关于红军主力发展方向上的分歧,是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争论的焦点。虽然进军方向的错误不见得会导致全军覆没,但遭受巨大损失则是必然的。红四方面军南下的巨大损失难道就不是进军方向的错误吗?

  同时,中央主张“适时”向河西发展,向河西发展的部队必须将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而且在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可是我们看到西路军西渡、西退的时候正是河东形势极为紧张的时刻,是在中央迫切希望红军三大主力联合作战的情况下他们主动要求西退的。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将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而且在战局不利时也不愿意返回河东。西路军领导人如果能够及时果断东进的话,也是会避免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的。

  至于张国焘引用朱德的话说,红军由于武器装备落后,更凸显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对战争胜负的重要性,对当时西路军两位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性格及相互关系的评论,对当时西路军战斗力及西路军领导人作战指挥上的评估,应当说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与现在已经公开的档案文献是基本吻合的。因而我们认为张国焘转述的朱德对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战术责任问题上的评论,从总体上来看还是有见地的。

  那么,从西路军与马家军的兵力对比上来看,当时西路军到底有没有取胜的兵力基础呢?

  我们看下面西路军与马家军兵力对比的相关史料。

  西路军全军是二万一千八百人,其中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约占百分之四十,这样西路军作战部队约为一万三千余人。[277]

  甘、青二马正规部队三万一千七百余人,其中正规军中的骑兵约为八千四百人,青海、甘肃河西民团为八万九千三百余人。[278]

  我们从以上史料中看到,马家军并非像有人说得那样主要是骑兵部队,以上数据显示马家军正规军中的骑兵约占其(指正规军)兵力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五,西路军与马家军总兵力对比约为一比六,西路军与马家军正规军兵力对比约为一比一点五。如果考虑到西路军的机关、医院、病号及勤杂人员占百分之四十,这部分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把他们抛除在外,西路军作战部队与马家军正规军的兵力对比约为一比二点四。马家军包括正规军和民团,马家军民团的战斗力要远远逊于其正规军,将民团等同于其正规军,从而得出西路军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是一比六的绝对劣势是不确切的。

  由此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说的“因为据敌我力量的对比结果,我们是有完全可能战胜‘二马’”[279]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是有依据的。

  马家军虽然具有相当的战斗力,骑兵突击能力很强,能造成较大的杀伤力。但是从战斗作风、组织纪律性、战略战术和指挥水平上,是没法与西路军相比的。西路军的指挥员从鄂豫皖到川陕,再经过长征,都是身经百战的指挥员,作战经验丰富,不论从战略战术还是从指挥水平上应该是远远胜过马家军的。我们的这个判断还可以从当年马家军的团长刘呈德的回忆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280]

  马家军确实具有相当的战斗力,但是马家军再有战斗力,能比得上河东国民党的中央军吗?当时河东红军占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二,面临的是以国民党中央军为主力的几十万大军,[281]西路军占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一,面临的是有大量民团协助的三万余人的马家军。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河东红军面临的压力要比西路军大得多,而国民党中央军的战斗力又是强于马家军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河东红军能够通过巧妙设伏,以歼灭战的方式,取得了山城堡大捷,不仅打退了国民党中央军的进攻,而且还迫使已经西渡的国民党毛炳文部回援,减轻了西路军的压力。而西路军领导人在作战经验、指挥水平和战略战术方面远远胜过马家军指挥员,西路军在敌我力量对比上优于河东红军,且拥有红四方面军两个主力军(红三十军、九军),在战斗力上比它在红军兵力中所占的比重还要强,而马家军的战斗力又逊于河东国民党中央军的情况下,却打不成歼灭战,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通过分析后认为,这里尽管有客观的因素,但是西路军领导人的主观因素则是起主要作用的。

  那么,导致西路军领导人不愿意进行歼灭性作战的主观因素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西渡后,不论是景泰一条山的战斗,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期间的分兵西退,古浪保卫战的损失,还是永昌、山丹地区的作战,高台保卫战的损失,西路军实际上都存在着兵力分散的问题。西路军分兵行动,抢占据点,这样也就难以集中兵力,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而不得不打成了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

  集中兵力是进行歼灭战的前提。从西渡后到高台陷落前,西路军始终是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难以打成歼灭战,还是因为兵力分散的问题。在兵力分散的情况下,是打不成歼灭战的。

  为什么西路军兵力分散呢?而没有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的那样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呢?

  从前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从保存西路军的实力出发,希望在西退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这表明西路军领导人存在着避战意识。这样在获得苏联援助前,为了尽量避免与马家军决战,减少损失,西路军领导人就不得不命令西路军抢占据点,以据点为依托,来抵抗马家军的攻击,以求达到保存西路军的目的。由于甘西的城市、村落分布松散,距离较远,西路军以据点为依托,来抵抗马家军的方法,就分散了西路军的兵力。在集中不了兵力的情况下,是打不成歼灭战的。要是打不成歼灭战,西路军不仅从战场上难以获得补充,而且也消灭不了敌人,最终也无法达到保存自身的目的。这就给西路军在甘西的生存带来严重威胁。

  从西路军领导人多次表示单靠西路军自力不能战胜甘、青二马,并结合他们寄希望于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同时西路军领导人在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一再要求河东红军援助西路军来进行综合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没有像中央要求的那样将在甘西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而是寄望于外力援助。

  当时苏联援助能否及时提供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难以左右的,如果西路军领导人真正理解中央东进路线的话,他们就不会提出河东援助西路军的要求。因为河东红军面临的压力要比河西大得多,而河东又关系到我党的根本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是不会置我党在河东的根本利益于不顾而不计后果地去援助河西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对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缺乏清醒地认识,也没有深刻理解中央的东进路线,这样他们也就难以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他们一再要求的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的指示,难以确立依靠自我力量来战胜甘、青二马的决心和信心。

  这种依靠自我力量战胜二马决心和信心的不足,与他们对在河东战胜国民党中央军信心不足,认为在河东难以建立根据地如出一辙,[282] 是他们对在河东战胜国民党中央军,建立根据地信心不足的继续。这种信心不足正是张国焘西退路线形成的原因。

  高台失陷前,西路军尚有打歼灭战的实力,而在高台失陷后,西路军打歼灭战的实力逐渐失去,西洞堡歼灭战具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难以引为常例。这个时候,西路军领导人就是想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西路军在甘西打的是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就是这种“乞丐”与“龙王”比宝的作战,也会把西路军推向绝境的。

  东进固然有着困难,但是也存在着机会和条件,而西路军在不能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的情况下,留在甘西就只有死亡。从保存西路军的角度来讲,就必须离开河西。可是,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却既打不成歼灭战,又不愿意离开甘西,这样也就难以避免西路军失败的结局。他们不愿意离开甘西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们认为河西比河东还要重要,红军主力在河东难以建立根据地,应该向河西发展。这显然就是张国焘西退路线的主要内容。

  西路军领导人一开始轻视甘、青二马,后来又多次表示单靠自力难以消灭甘、青二马,这种患得患失、忽左忽右的心态表明他们始终对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状况缺乏准确地认识,其根源还是因为他们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所致。这样西路军领导人自己打不成歼灭战,在处境不利时,又不愿意离开河西,才最终导致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4、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

  西路军西退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对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作出了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的指示,那么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是如何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作出的指示的呢?

  (1)从历史文献资料中来看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如何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重要指示的。

  我们从西路军开始西退后(十一月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获得苏联(共产国际)将援助运抵安西的时间后(十二月份)和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一九三七年一月份)三个阶段的文献资料中来进行考察。

  ① 西路军开始西退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如何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重要指示的?

  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十一月十二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议:此方第一步,以主力迅速进到凉州地区,以一部尽量控制土门、古浪,迟滞南敌,占领凉州地区后击敌;以一军进占永昌、大靖,扫清后路。我第二步,如受着南敌压迫时,或后路受威胁时,即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州地区,并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现决在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永。”[283]

  这是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开始西退之际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电报。从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决定在甘、凉、肃、永、民地区创立根据地,如果受南敌马步芳部压迫,或后路受威胁,西路军就西退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接通新疆和远方。我们从后来西路军在甘西的转战历程来看,他们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设想行动的。不过,当西路军西退到高台时,才发现高台以上甚荒凉,而以下则人粮俱丰,才不得不止步于高台。在高台保卫战失败后,又折返东进的。

  十一月十四日,朱德、张国焘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并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夺取甘、凉、肃根据地和打通远方任务,是你们独立可能完成的。但是,兵力仍须集结梯次行进,后卫必须强大,相机消灭尾追之敌,便能完成根据地的任务。”“远方正设法接济你们,还调查甘、凉、肃以北地区可通远方有几条路,以何处可能最大,速报。”“你们须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284]

  十一月十七日,朱德、张国焘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万万火急)“毛炳文本日开始渡河,十八日可渡完,先集结锁罕堡、大小卢塘,再向大靖进。”“你们兵力应相当集结,以迅速打通远方为要着。”[285]

  从这两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张国焘认为西路军可以独立完成打通远方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在毛炳文西渡后,张国焘又要西路军以迅速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

  十一月十七日八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我们决以打通远方与争取在甘、凉、肃地区建立根据地之任务,主力须速西进,迅取甘州。”“估计时间约十一月二十五日先头部队到甘州,十二月五日到肃州。”“以当时情况,是否我们控制肃州、甘州在手,由远方负责与我们打通,还是我们主力进到玉门、安西,或到新疆,才有办法。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别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请速详示。”[286]

  从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改变了十一月十二日电报中第一步的设想(也就是要放弃凉、永),直接实施第二步的设想,也就是要将主力置于甘州、肃州和安西地区了。其原因还是因为毛炳文部过河后,他们觉得河西的局势恶化了,因而希望西退,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毛炳文部及二马决战。

  十一月十八日十八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十七日电悉,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留住一时期”。“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拒毛炳文。”“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间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绝无人房,货物要用汽车送,正办交涉中。”[287]

  我们从这封电报中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不同意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西路军主力西退甘州、肃州地区的,因而主张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其原因一是苏联援助没有准备好,这样即使西路军到了肃州、安西地区,也是获得不了援助的;二是如果东边被毛炳文部占有,西路军在甘西回旋余地狭小不利;三是肃州、安西地区环境险恶,西路军久屯此地,会对其生存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十一月十九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恩来同志昨到洪德城,对你方行动有如下意见: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的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向凉州、永昌前进;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288]

  我们知道,当时周恩来代表中央的意见。他主张西路军主力应位于凉州、永昌一带,可以一部向甘州、肃州和安西行动。这显然与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是不同的。

  十一月二十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持保持东边回旋地区,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邓发同志从迪化来电,安西、敦煌两县仅有民团,且无枪,更无军队。”[289]

  我们看到,中央仍然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将西路军主力布置在永昌、肃州之线,保持东边回旋余地,以小部向安西、敦煌发展。中央在电报中虽然加了肃州一线,这并非是同意西路军主力可以向西发展,而是给了西路军领导人根据敌情从容处置的选择空间,从西路军的安危着想这是必要的。同时,我们从中央要求西路军保留东边回旋余地和以小部向安西发展中可以看出中央是不会同意西路军主力向甘州、肃州地区发展的。

  十一月二十一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若毛(指国民党军队毛炳文部—引者注)未到,二马来犯,可以而且必须与之作部分决战于凉州、永登间。若马未受基本打击而毛、马同进决战,实属不利,难收各个击破之效。不与战极难在永、凉间立足,决战则我精锐损失必大。现正准备击马,各个击破,争取甘、永间胜利。但根据现时我方情况,我们有以下意见:与马、毛全力决战不利。竭力在永、肃间创立根据地,以接通国际,如永(昌)、甘(州)间决战不利时,主力可以而且必须移甘(州)、肃(州)间再战。如取得接济,可以回击甘、凉,便合力配合主力行动。”“竭力在永、肃间创立根据地,以接通国际,如永(昌)、甘(州)间决战不利时,主力可以而且必须移甘(州)、肃(州)间再战。”“五军全部约十二月五日前可到安西。国际接济最好先期或按时到达,无论如何皮衣、子弹速来。”[290]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如果毛炳文部未到,西路军领导人认为可以在凉州、永昌间与二马作部分决战,如果毛炳文部与二马共同进攻西路军,要是与他们决战,西路军损失必大,而不决战又难以在永、凉间立足,那么西路军就转移到甘州和肃州间再战,获得援助后,再回击二马。

  由此我们看到,在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将主力置于凉州、永昌之间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鉴于要将主力置于这个地区,就要和毛炳文部及二马决战,从保存西路军实力,避免决战考虑,他们还是倾向于向甘州、肃州地区发展的。

  十一月二十三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着重在凉州、永昌之间,各个消灭马部,西面仅以五军占领之。”[291]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将西路军主力置于凉州、永昌之间,消灭敌人,创立根据地,而将红五军置于西部地区。

  十一月二十三日二十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我们目前战线甚长,人少弹虚,有减无增,必要时决集主力在甘、永线上,甚至肃、甘线上击敌,不然敌向我拦阻,顾虑实大。”[292]

  我们从电报中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还是申诉作战的困难,要求将西路军主力向甘州、肃州地区发展。

  十一月二十四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马敌战术以骑兵四处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前仆后继。黄昏后畏我夜战出击,即退守堡寨。反复攻某点不得手时,即又集兵猛攻另一点。敌大部乘马,进退均速。我方胜利难缴获,败则无生还。”“这一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木、房屋,尽有堡垒,不便迂回抄击。”“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如何速示。”[293]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认为难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因而也就难以在甘东地区消灭敌人。从“如何速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甘东难以消灭敌人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希望中央同意他们向甘州、肃州西退的。

  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九时,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现正寻机用伏击战击敌,拟将山丹、甘州敌消灭一部后,即乘胜向甘州袭击;我受永昌正面之敌压迫不便灭其一部时,即将三十军直转到甘州以西袭临泽、肃州,五军及九军留山丹阻敌。”[294]

  我们从电报中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还是希望脱离凉州、永昌地区,向甘州、肃州地区退却的。

  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四时,毛泽东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295]

  由于河东取得了山城堡战斗大捷,迫使毛炳文部东渡,因而中央认为毛炳文部东撤后,利于西路军向东发展,因而指示西路军在打破马敌后,向东发展,策应河东。由此我们进一步看到在苏联援助没有准确信息的情况下,从西路军的安危着想,中央是不愿意让西路军深入甘西荒凉地带的。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电报中可以看到,在西路军开始西退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将西路军置于凉州、永昌一带,保持东边回旋余地,而西路军领导人却执意于向甘州、肃州一带退却。在西路军驻扎甘西的位置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显然存在着不同意见。

  ②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获得苏联(共产国际)将援助运抵安西的时间后,又是如何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呢?

  进入十二月份后,西路军领导人对西路军的行动方向又有什么想法呢?

  十二月六日,陈昌浩、李特、李卓然、王树声、曾传六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我们拟主力回山丹,永昌及二十里铺据点驻四个或六个团,骑师直出凉西四十里铺,迫近凉州,毁其飞机场,迫马元海主力后退,夹击之,至尚能开展地区,迫敌改变进攻计划,在此争取时间过冬,适时策应主力。如主力不来,我们再移主力向甘州逼进,总要争取在甘、永、凉线过冬。”[296]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有使西路军主力向东行动的意向,但是这主要还是为了策应河东红军主力西渡而展开的行动。如果河东红军主力不来,西路军主力再向甘州逼进。由此我们还不能说西路军领导人是为了执行中央要西路军领导人将西路军主力置于凉州、永昌地区,保持东边回旋余地的指示而展开行动的。

  十二月六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远方可于二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你们第一步相机夺取甘州,第二步夺取肃州,并调查肃州到安西道上冬天是否便于行军,计算占领甘、肃两州,包括休息补充时间在内,共需多少天?并计划西路军全部,包括五军在内,在甘州地区集中训练一二星期,休息体力,恢复力气。”[297]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明确说明苏联可于两个半月后将货物送到安西,应该是此前接到了共产国际的电报。

  根据业已公布的文献资料,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准备提供给中国红军的一千六百吨箱装物资,派部队经新疆护送到中国。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组织一个代表团前往新疆,负责接送武器有关事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在得到苏联大力支持后,陈云率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前往阿拉木图(今哈萨克斯坦首都),准备前往新疆迎接西路军。十二月中旬,陈云一行从阿拉木图抵达靠近新疆的霍而果斯,看到了苏联(共产国际)援助西路军的坦克、大炮和其他武器弹药。[298]

  因而我们认为虽然现在尚未发现共产国际致中央的电报,但是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应该是中央在获得共产国际两个半月后将援助运抵安西的电报后才要西路军占领甘、肃二州及安西的。

  我们从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致彭德怀“徐、陈西路军力量虽减至一万八千人,但面前无大敌,打通远方局面大体已定”[299]的电报中可以看到,中央认为当时甘、青二马对西路军已不再构成威胁。(当然这种判断与此前西路军领导人致中央的电报中对马家军的轻视和对西退的乐观态度有密切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向西相机占领甘州、肃州的。

  十二月九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我们拟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争取三十到四十天休息。一月中旬须以九军、三十军移甘州以西,抢占抚、高,以此带为根据地。建议五军届时直出安西,连休息时间约二月十五日以内到达安西。无论情况如何变动,五军可按时到达目的地。”[300]

  从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根据苏联援助两个半月后运抵安西以及中央要求他们相机占领甘州、肃州的指示,表示西路军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休息三十到四十天时间,届时必将赶到安西接收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

  我们不禁要问,西路军领导人表示要在永昌、山丹地区休息三十至四十天时间,在马家军的战斗力尚未受到根本打击的情况下,他们能够休息得成吗?他们为什么不趁机集中兵力,创造战机,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呢?难道他们忘记了中央要求他们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的指示吗?

  我们对此间的文献资料分析后认为,西路军领导人在苏联援助已经“有望”的情况下,希望在获得苏联的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这样就把战胜马家军的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而在获得苏联援助前,从保存西路军的实力出发,就要尽可能避免与马家军决战。为了避免与马家军决战,西路军就不得不以据点为依托来抵抗马家军的进攻,这样就不仅难以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而且又分散了兵力,恰恰为马家军提供了对西路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十二月十八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301]

  我们看到,西安事变发生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并没有变更西路军的任务,仍然是要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以打通远方为基本任务。

  十二月二十二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西路军为按期完成任务,决逐渐西移。”“拟于明年一月中,九(军)、三十军抢占临泽、高台,五军全部约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远方货是否按时能到,请示。如不能按时到,则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渡过严寒之三月。”[302]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表示西路军要逐渐西移,如果苏联援助不能及时运抵安西,西路军将在甘西休整几个月,渡过严寒的冬季。由此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仍然是寄望于苏联的援助,而没有依靠自我力量,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的行动。

  但是当河东形势进入紧张关健时刻的时候,我党应张学良的要求调西路军东进策应河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此征求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西路军领导人仍然倾向于西退,而对东返顾虑重重。此间文献资料显示,[303]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征求西路军领导人东返意见,到最后因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取消了西路军的东进行动,前后不过五天时间,不会对西路军的行动造成重大影响。

  十二月二十七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304]

  我们看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仍然要求西路军执行占领甘、肃二州的任务,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西路军领导人依据情况自主决定。这里我们看到中央实际上给了西路军领导人一个机动选择的机会。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在接到电报的当夜就全军撤离永昌、山丹地区,向西退却。[305]

  ③ 西路军进入高台、临泽地区后,西路军领导人又是如何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的?

  西路军西退后情况又怎么样呢?

  一月四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高台以下人粮极富,以上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灭敌不易,驱敌不易。”[306]

  从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西退后,西路军领导人从高台以上甚荒凉的境况中也感到继续西退的困难,因而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反映情况。

  一月五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及军政委员会:“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在西进。”“全军集结于二、三点,一天左右行程,能集中作战,大力训练补充,伺机消灭敌人。”[307]

  根据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西路军暂勿前进,并指示西路军领导人集中力量,消灭敌人。

  西路军领导人对中央的指示不解,因而一月六日,西路军领导人以军政委员会的名义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此地村落尽是堡垒,分兵即不能灭敌,集结则缺粮,易被敌困,攻则伤亡甚大,所以补充训练事实上不易做到。”“近来各方情况此间甚不明,究竟整个战略企图如何,西路军基本任务怎样,据历次来电变更很大,致西路军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并影响到今后行动。”[308]

  西路军领导人在电报中不仅对中央的指示发出疑问,而且还表示依靠西路军自身无力集中兵力灭敌。

  一月七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休整,这是根据你们四日来电所述的情况而指定的。”[309]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面对西路军领导人的疑惑与不解,复电西路军领导人中央要他们暂停于高台、临泽地区是根据他们四日来电所述的情况决定的。

  一月八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现已集九、三十军及我们于沙河堡,坚决灭敌。敌主力集此,五军仍回高(台)、抚(彝)。再次请求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开进,以便彻底夹击此敌。不然,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310]

  我们看到,虽然西路军领导人表示坚决灭敌,但是仍然表示单靠西路军难以完成任务,要求将红三十一军、红四军开往河西与西路军夹击灭敌。

  一月八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并军政会:“你们应从依赖本身力量,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区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因为消灭敌人创造根据地,正是接通远方,建立抗日后方的实际行动。”“依现时敌情、地理、经济、粮食、气候条件,西路军须全部集结临、高地带,执行上述任务,并求休补,现勿分兵去安西。”[311]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仍然是要求西路军领导人用自力灭敌,建立根据地,暂时不要分兵去安西。

  一月十六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情况下,应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312]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同意西路军向东发展根据地的。这也就又一次说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西退持谨慎态度,而侧重于西路军向东发展的。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西路军开始西退时,由于苏联就援助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尚未落实,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西路军的安危出发,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个时期,保持东边回旋余地,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则认为在永昌、山丹地区与敌决战不利,希望继续退却,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敌决战。

  当着苏联(共产国际)表示两个半月后可以提供援助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同意西路军相机向甘州、肃州地区发展。期间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央确有调西路军东进策应河东的想法,但是前后仅五天的时间,况且没有见之于行动,对西路军并未产生重大影响。

  西路军全军西退后,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发现高台以上甚荒凉,并不适于西路军生存,这时马家军又蜂拥而来,西路军领导人这才将所遇到的实际情况电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才指示西路军暂停于高台、临泽地区,趁机往东大大扩展根据地。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什么对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作出了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的指示?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执意要求下,同时也是由于他们表示可以完成建立根据地和打通远方的任务,苏联又表示确实无误地将援助送往安西,又与中央的东进路线和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没有根本性冲突的情况下,才同意了西路军的西退行动。由此看来,中央对西路军西退是存在忧虑的,也是极为慎重的。这种忧虑和慎重不仅表现在中央直到十一月十五日,也就是西路军先锋部队到达凉州,直逼永昌的时候,才最终同意西路军的西退行动,也表现在十一月十八日为西路军安全计,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

  人们不禁要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什么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呢?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的原因之一,是当时苏联的援助尚未准备好。

  由于共产国际(苏联)是十一月三日才表示从新疆提供援助的,在十一月八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表示如果他们将援助运往安西的话,可以考虑让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向哈密前进。[313]由此可以看出直到十一月八日中央尚未答应共产国际,派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前往新疆接受苏联援助。十一月十二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电报中表示可以独立完成任务,执意于西退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于十一月十三日致电共产国际要求他们“切实无误的”将援助运抵安西。在获得共产国际的保证后,才于十一月十五日最终同意了西路军的西退行动。由此看来,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无论如何苏联是准备不好援助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的原因之二,是在中央与苏联就援助运送的具体时间和方式没有确定下来之前,西路军即使到达安西也是获得不了援助的。虽然苏联(共产国际)表示“确实无误的”将援助运送到安西,但是在中央与苏联就提供援助的准确时间,用什么方式将援助运送到安西,以及又如何交接等问题没有具体确定之前,西路军冒然前往安西,是获得不了援助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的原因之三,是为了保持东边回旋余地,使西路军在甘西处于有利的态势,以便在不利时能够返回河东。我们从中央十一月十八日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可以看到,为了不使东部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保持东边回旋余地,使西路军不向西部深入过远,靠近河东,能够与河东红军互相策应,以便西路军在甘西处境不利时能够返回河东。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的原因之四,是肃州、安西一带远离河东,环境险恶,人口稀少,难以供养大军。我们从十一月十八日中央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可以看到这一点。西路军如果处于此地,别说发展壮大,就是生存也会面临严重困难。同时,肃州、安西又远离河东,如果西路军处境不利,在返回河东问题上就会面临重重困难。因而中央才在没有苏联援助的确切消息的情况下,从西路军安全计,让西路军暂时留住在永昌、山丹地区,没有让西路军冒然进入这个地区。

  由此看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让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是从西路军的安危出发,在苏联援助没有准备好,中央与苏联就援助的时间、运输方式及交接手段尚未确定的情况下,为了使西路军保持东边回旋余地,在甘西处于有利态势,避免深入西部荒凉地区,以便在不利的条件下能够返回河东所采取的重大行动。这说明中央对西路军的行动是慎重的,也是深谋远虑的。

  那么,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为什么指示西路军向甘州、肃州进军呢?

  这是因为十二月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收到共产国际两个半月后将援助运抵安西的电报后,才又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向甘州、肃州相机行动,占领甘、肃二州及安西的。不论是在此前还是此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都是指示西路军领导人要将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将中心任务放在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上。但可惜的是,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能够给予马家军以歼灭战打击,消灭其有生力量,那么不仅会在永昌、山丹地区站稳脚跟,而且在退往甘州、肃州途中,马家军也不会紧追不舍,给西路军造成重大杀伤。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西路军在甘西的安危出发,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持东边回旋余地,以便在不利时能够返回河东。只是在获得苏联将援助运抵安西的确切时间后,才指示西路军领导人相机占领甘、肃二州及安西的。不论是要求西路军留在永昌、山丹地区,还是指示西路军占领甘、肃二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都是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将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以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为中心任务,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可惜的是,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3)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是如何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的要求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的指示的?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而西路军领导人却极力主张向甘州、肃州退却,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以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为中心任务,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而西路军领导人从保存西路军的实力出发,希望在获得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后再与马家军作战。如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就要和马家军进行决战,因而西路军领导人希望撤离这个地区,西退甘州、肃州,避开马家军。这样西路军领导人在没有撤离永昌、山丹地区的情况下,就从这种避战意识出发,将西路军分布在三百余里的战线上,摆成了“一字长蛇阵”,依托据点,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被动应付,处处抵抗。从占领永昌、山丹地区到最后撤离这个地区,西路军在这里待了一个多月,却始终难以集中兵力,给马家军以歼灭战打击,这就为以后作战的被动和损失留下了严重隐患。

  由此可以看到,西路军如果要留在永昌、山丹地区就要和马家军进行决战,否则就难以在此站稳脚跟,而西路军领导人在获得苏联援助前从保存西路军的实力出发,不愿意和马家军进行决战。正是从这种考虑出发,西路军领导人才希望避开马家军,向西退却,占领甘州、肃州地区。他们没有想到,这是避不开的,我能往,敌也能往,马家军很快蜂拥而来,不消灭敌人又如何能够在河西站稳脚跟,接通远方呢?陈昌浩在检查报告中承认了这一点。[314]虽然陈昌浩和徐向前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但是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前尽量避免与马家军进行决战上则是意见一致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希望西路军领导人在保持东边回旋余地的条件下,相机占领甘州、肃州和安西,而西路军领导人却让西路军全军撤离了永昌、山丹地区。这是由于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没有给予马家军以歼灭性打击,反而在马家军的分割包围中,处于被动地位,最后是在永昌、山丹地区站不住脚的情况下,匆忙西退的。这样就不仅不能坚守永昌、山丹地区,而且也难以避免西退过程中的重大损失,[315]又给以后的作战留下了严重隐患。

  (4)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示的实际效果及影响。

  西路军西退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个时期,西路军在这个地区停留了一个多月。后来在获得苏联(共产国际)将援助运抵安西的确切时间后,才又指示西路军领导人相机占领甘州、肃州和安西,于是西路军又向西进军。这样单从形式上看,确实容易得出西路军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示的结论。我们对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考察后,不禁发出疑问,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吗?

  我们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中央要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并不是让西路军在这个地区消极防守,而是要求西路军领导人要立足于自我奋斗,建立根据地,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为此,毛泽东还专门致电西路军领导人传授了进行歼灭战的战术要领,并且说 “如此打两三次,问题就解决了”。[316]可是我们看到,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了一个多月,却始终没有能够打成歼灭战,而是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这样也就难以给敌人以巨大杀伤,消灭其战斗力,使西路军获得有效补充。

  西路军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能够打成歼灭战,到底是甘西的地形、敌情根本就打不成歼灭战呢,还是西路军领导人自身指挥上的问题呢?

  这是西路军领导人必须做出准确判断的问题。

  如果是甘西的敌情、地形根本就打不成歼灭战,他们就应该果断决定离开甘西,返回河东。但是我们看到,在十二月下旬中央在征求西路军东返的意见时,西路军领导人还是一致愿意西退,而对东返顾虑重重。

  如果是西路军领导人自身指挥上的问题,他们就必须改变战术,把歼灭战作为在甘西作战的基本作战方式。否则的话,如果继续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像这种“乞丐”与“龙王”“比宝”的作战迟早会把西路军推向绝路的。

  我们通过前文的分析知道,虽然由于甘西的地形、敌情的特殊性,进行歼灭性作战确实存在着困难,但是还是可以打成歼灭战的。没有打成歼灭战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当时存在着避战心理,希望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的一个多月里,并没有给马家军以歼灭性的打击,在没有消灭敌人的情况下,是建立不起根据地的。像这样的消耗战,西路军是拚不起的。因为马家军是内线作战,其人员和物资可以及时得到补充。而西路军是外线作战,补充主要依靠战场缴获。在没有打成歼灭战的情况下,是获得不了战场缴获的。

  在没有给予马家军歼灭性打击的情况下,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是难以建立根据地的。西路军实际上就是在永昌、山丹地区站不住脚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放弃这个地区的。在西路军向西退却的过程中,马家军又蜂拥而来,紧追不舍,使西路军不仅在西退途中遭到重大损失,而且随后在高台、临泽及倪家营子保卫战期间,又给西路军带来巨大损失。我们试想,如果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能够给予马家军以歼灭性的打击,还会发生这种情况吗?如果那样的话,西路军不仅可以在永昌、山丹地区站稳脚跟,而且也可以避免在西退途中及随后的损失。

  由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从表面上看,西路军领导人似乎执行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使西路军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但是实际上却没有能够按中央要求的那样依靠自我奋斗,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在永昌、山丹地区站稳脚跟。西路军在这个地区停留了一个多月,损耗了西路军的实力,却没有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给西路军以后在河西的发展埋下了严重的阴影。

  (5)西路军在向西退却过程中到底存在不存在西退的时机问题?当真发生过延误西路军西退时机的事情吗?

  有人说,正是由于对河东形势的策应,才严重束缚了西路军的行动,使西路军丧失了西退的时机,成为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下面我们分析到底存在不存在西路军西退的时机问题。

  徐向前说:“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有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可惜的是,当时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317]

  徐向前在这段话中讲的西退的战机到底存在不存在呢?

  我们经过分析后认为,要是单从前往安西来讲,当时确实存在着西退的战机问题。因为西路军刚刚渡河,甘、青二马惊慌失措,如果西路军直插过去,不在河西走廊逗留,迅速西退,确实可以以较小的代价到达肃州、安西。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认为存在着西路军西退的战机问题。

  但是这种战机的存在还必须具备一个前提,就是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已经运抵安西,就等着西路军去拿。而西路军由于在河西走廊逗留时间太长,延误了到达安西的时间,才导致西路军没有拿到苏联的武器装备。

  实际情况果真是这样的吗?

  我们从文献资料中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之所以在十一月十八日让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主要原因还是苏联的援助没有准备好。在没有获得苏联援助到达安西的确切时间的情况下,西路军即使到达安西也是获得不了援助的。这样西路军一旦到达肃州、安西,苏联的援助又没有到,这个时候马家军再蜂拥而来,肃州、安西环境又极为恶劣,这个地区又远离河东,西路军就会面临空前严重的危险。正是从西路军的安全考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让西路军暂停于永昌、山丹地区。从这个角度上说,并不存在失去战机的问题。既然不存在西路军西退的时机,那么也就谈不上延误西路军西退时机的问题了。

  徐向前讲的西路军丧失西退的战机恰恰是建立在苏联能够及时提供武器装备基础上的,也就是西路军只要到达安西,就能够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而这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如果离开这一点而去谈论西路军西退的战机,就显得言不及义。西路军领导人还是应该像中央要求的那样把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而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来消灭敌人,才是稳妥可靠的。

  (6)要正确认识和估价西路军在甘西转战过程中对河东形势的策应问题。

  有人说,西路军西退之际,为了策应河东红军主力转移,中央才要西路军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西安事变期间,为了策应河东,中央让西路军待命行动;西安事变结束后,河东形势又趋恶化,西路军又奉命止步于高台、临泽地区。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所谓西路军对河东形势的三次策应问题。

  ① 关于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转移问题。

  徐向前说:“看了前述中央十一月八日的‘新计划’就不难明白,当时令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要企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河东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318]

  从徐向前的回忆看,他认为中央是处于配合河东红军主力的转移才让西路军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的。

  我们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的分析中看到,中央之所以让西路军暂停于这个地区,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苏联援助没有准备好,同时又鉴于安西、肃州环境恶劣,远离河东,从西路军的安危出发才做出的这个决定。

  那么,到底中央要西路军留在永昌、山丹地区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

  我们承认,西路军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确实有可能造成蒋介石误认为河东红军主力要西渡黄河,与西路军会师河西,从而使河东国民党军队加强黄河防守,以利于河东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但是我们要分清到底是中央为了配合河东红军主力的转移才要西路军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的,还是中央要西路军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后才造成了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会师的假象,进而在客观上起到了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转移的作用。

  我们看到,徐向前根据黄河两岸的敌情、红军的分布状况及河东红军的战略动向作出了中央要西路军留在永昌、山丹地区是为了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转移的判断,这种判断的正确性是建立在中央十一月十八日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所说的要西路军留在永昌、山丹地区的原因不真实的基础之上的。[319]可是我们通过对中央在十一月十八日电报中讲的原因,并结合后来苏联提供援助的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我们不能不说当时中央做出的判断是准确的,采取的方式也是慎重的。

  徐向前判断上的失误在于他把西路军留在永昌、山丹地区客观上起到的策应河东红军主力转移的作用当成了中央要西路军停留在这个地区的原因,造成这种误判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他没有意识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没有意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西路军到达安西也是获得不了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的。这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已经流露出来了。[320]

  我们的这个判断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上予以证明。如果是中央要西路军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策应河东红军主力转移的,那么在十二月初,当中央得知苏联两个半月后,将援助运抵安西的消息后,[321] 在尚未彻底放弃《作战新计划》,还未决定河东红军主力不再进行战略转移的情况下,[322]又为什么就指示西路军领导人相机占领甘州、肃州呢?[323]

  由此看来,徐向前说中央要西路军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是为了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转移是一种误解,而没有反映当时中央的真实意图。这是由于他没有认识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造成的。

  ② 西安事变期间配合河东形势问题。

  从西安事变爆发到十二月二十七日夜西路军撤离永昌、山丹地区,我们看到一共才十五天时间。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在这十五天中,西安事变发生后十天内中央并没有变更西路军的行动。只是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七日最后这五天里,中央有调西路军东进配合河东形势的要求,实际上最终也没有实行。这五天对已经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了一个月的西路军来说不会造成重大的影响。

  ③ 西安事变后西路军止步高台配合河东形势问题。

  从前文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中央电令西路军暂停于高台,是根据一月四日西路军领导人致中央的高台上下甚荒凉的电报作出的,而并非是因为河东形势恶化中央才要求西路军停于高台,待机策应河东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确实是在一月十六日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说同意西路军向东大大扩展根据地,但这是鉴于高台以上甚荒凉的现实情况,西路军不可能再向西扩展,而南北则有雪山大漠,因而只有向东扩展根据地,才能够维护西路军的生存与发展。

  至于一月二十一日凌晨一时,西路军领导人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东返的电报,则是在高台陷落后,使“西路军上下极为震惊”,[324]因而西路军领导人才向中央要求东返的。同时在西路军领导人认为敌人已占先机,对东进产生动摇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保存西路军的实力出发,向西路军领导人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

  如果是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进配合河东形势的话,在西路军已经到达高台、临泽地区的情况下,像西路军东进这样关系到西路军行动方向转变的大事又怎么会不征求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呢?又怎么会在西路军业已开始东进,河东形势又没有好转的情况下就向西路军领导人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呢?

  因而我们认为当时并非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进,而是西路军领导人鉴于高台以上甚荒凉,同时又难以战胜敌人,在高台保卫战遭到惨重损失的情况下主动要求东进的。所谓中央命令西路军东进配合河东形势,纯粹是后人的附会之说,难以获得文献资料上的印证。

  我们认为应该根据当时的文献资料正确评价和认识西路军对河东形势的配合作用。在这方面要是拿不出中央明确要求西路军配合河东的电报来,是没有说服力的。即使有了一封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进策应河东的电报,也要结合中央此前与此后所发的电报来进行综合分析,理解中央的主旨和意图。在这方面望文生义,抓住只言片语就轻易作出判断是不可取的。

  由以上我们对西路军在甘西三次配合河东形势的分析可以看到,除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安事变后期十二月下旬的五天内应东北军张学良的请求要西路军东返外(实际上没有执行),其余时间中央并没有因为河东形势的变化而改变西路军的任务。从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所做指示的总体意图看,中央要求西路军不要向西部深入过远,保持东边回旋余地,以便在不利时能够返回河东。至于十一月十八日,中央要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一个时期,也是鉴于苏联的援助尚未准备后,从西路军的安危出发才作出的决定。至于有人说是因为河东形势恶化,中央才命令西路军止步于高台,进而东返的,纯粹是后人的臆会之说,难以获得文献资料上的印证。

  由此我们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确实在西路军甘西转战期间要求西路军策应过河东,但是这对西路军在甘西的生存与发展并没有造成重大影响,更没有对西路军造成实质性损害。因而有人认为是因为配合河东形势的需要,才导致西路军长期滞留在河西走廊,贻误了西退的时机,丧失了战场的主动权,成为西路军在甘西失败的重要原因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7) 从历史的角度来准确界定西路军在甘西转战过程中对马家军的牵制作用。

  有人说,西路军在河西牵制了甘、青二马十几万人,减轻了河东红军的压力,否则的话,甘、青二马的十几万人就会东渡黄河,压向河东,给河东红军带来莫大的危害,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夸大了西路军在河西对马家军的牵制作用。这是由于主张这种观点的人没有认识到旧中国是一个军阀林立的国家,各派军阀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地方军阀之间虽然有着重重矛盾,但是在维护自身利益及防范国民党中央军方面则是一致的。军阀之间存在的这些矛盾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在四周面临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能够生存和发展壮大的重要条件。[325]否认各派军阀之间存在的严重矛盾,将国民党各派军阀看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不能利用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通过灵活的政策和炉火纯青的斗争策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创造条件,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幼稚病”,必然会给革命造成损失。

  马家军作为地方军阀,只要红军不向其腹心区域前进,他们是不会倾其全力作战的,更不会以其主力东渡黄河,到河东作战。一般来说,即使他们到河东作战,也是象征性的。但他们会以其主力守卫黄河渡口,防止红军西渡。这是地方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使然。因为甘、青二马知道,如果一旦他们在与红军的作战中拚杀待尽,蒋介石的中央军是随时可以渡过黄河,占领河西的。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下场就提供了前车之鉴。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对于红军的作战是有利的。其他地方军阀也是这样。比如中央红军长征时,两广军阀之间的“让路”和“敲梆式的堵截,送客式的追击”,云贵川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的勾心斗角,不是为中央红军所用吗?因而我们觉得从自保角度上讲,甘、青二马主力是不会越过黄河的。我们的这个判断还可以从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进攻陕北时,即使在胡宗南拿下延安的情况下,甘、青二马也没有出重兵配合胡宗南在陕北的行动中得到验证。

  从这种判断出发,即使没有西路军在河西作战的情况下,马家军也不会以其全部力量东渡黄河,赴河东作战,因而有人说西路军牵制了甘、青二马十几万军队,减轻了河东红军的压力的观点,似有夸大之嫌,造成这种误断的原因还是由于没有认识到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以及甘、青二马的势力范围所致。

  5、在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

  我们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西路军是在徐向前、陈昌浩的执意要求下,在形成了西退的既成事实后,同时也由于其他复杂的原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同意了西路军的向西退却。西路军在河西转战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始终没有对西路军关闭东归的大门,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西路军领导人放弃了东归的机会而已。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来就是根据面临的敌情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行动方针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策的东征就是这样。本来这次东征,是中央政治局随军出征,当时就是准备一旦红军东征在山西站稳脚跟,党中央就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不再返回陕北了。阎锡山难以抵挡红军的凌厉攻势,不得不请求蒋介石调国民党中央军入晋,协助他“剿灭”红军。于是蒋介石命令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派遣国民党中央军十个师入晋,这时连上阎锡山的晋绥军,红军面临的兵力陡然增大。毛泽东提出:“东面情况已发生根本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326]这样为避免在不利形势下和国民党军作战,保存革命力量,经过研究后,决定结束东征,西渡黄河,返回陕北,保存了有生力量。

  这次东征,本来是要开辟河东抗日根据地的,但是由于东征后形势的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及时改变了行动方针,在东征达到一定目的后及时返回河西,避免了在不利条件下和国民党中央军与晋绥军的作战。这种根据我军所面临的形势变化及时调整作战方针的思想方法,在北路军行动方向的改变上又一次体现出来。

  我们知道,在十一月八日中央草拟的《作战新计划》中,将红军三大主力分为三路军,以红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以河东红四方面军两个军组成北路军,以河西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原先计划北路军第一步占领安边地区,第二步占领横山、榆林地区,第三步占领神府地区,与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沿岸。[327]

  但是由于绥东抗战事起,如果北路军再按原定计划行动,就会吸引抗战的国民党军队回援,妨碍绥东抗战。在这种情况下,十一月十二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北路军之行动,有妨碍绥东抗战及吸引汤军回堵之政治上、军事上不利。”“因此,我们觉得除徐、陈之西路军外,其余全部向南为有利。”[328]这样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由于形势的变化就主动改变了《作战新计划》中关于北路军的行动路线,让北路军与南路军一起向南行动。

  从以上我们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形势变化后及时调整红军东征及北路军的行动方向中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总是在敌情变化后及时调整红军的行动方针,而没有胶柱鼓瑟,墨守陈规,抱定过去制定的计划而不知变通,强令红军执行。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做出判断,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出现困难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怎么会不允许西路军返回河东呢?

  这还可以在毛泽东的一次讲话中得到证明。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现在我们的行动,都是脚踏两边船,最好是,向西的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如果向西不能达到目的,当然还可以转向东。”[329]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并没有封闭西路军东归的大门。既然西路军领导人愿意西退,在西退遇到困难时,当然是可以东返的。

  从前文的分析看,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先后三次放弃了东返的机会。

  第一次是在西路军开始西退之际,十一月十一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330]

  十一月十二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依据现在敌我力量估计,我们可以单独行动,完成任务。”[331]

  在西路军领导人的回电中,闭口不谈西路军东返有何困难,而是表示依靠敌我力量对比,有单独西退完成建立根据地和打通远方的任务。这样他们也就放弃了第一次东返的机会。

  第二次是西安事变后期,西路军在永昌、山丹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征求西路军领导人对东进的意见。

  针对中央对东进征求意见,十一月二十三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李卓然、曾传六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

  “迅速取得远方接济,成为目前红军,张、杨及整个抗日阵线的迫切与极大要求。西路军经过很大代价基本上已无问题。”

  “即令我们二十天内到兰,至少只有达到巩固兰州的作用,策应主力行动作用不大,且需很大代价,而基地放弃,再打通远方,时机又过,若‘二马’退,我进迫兰州更不合算。”

  “我们建议:西路军仍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打通远方的任务,不过为牵制‘二马’,可以设法在兰、丹线上多活动一时。永昌城重要,惟现存粮极少,只要粮食有法,可尽力控制。如果必须我们东开,则必可东移。

  1、兰州友军至少以六个团及其骑兵进到古浪,与我方先夹击消灭‘两马’于凉州地带。

  2、促新疆以抗日名义至少出六个团,并带货物,一直进到甘州,以维持后方及远方交通。”[332]

  从电报中我们看到,在中央征求西路军领导人东返的意见时,他们反对东返,是极力主张西退的。如果必须东返,他们提出由兰州友军出兵接应和新疆盛世才部出兵护送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当时难以满足的。

  十一月二十四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从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内到达静宁、隆德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箝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333]

  从全局利益考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要求西路军东进,但是后来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路军领导人又竭力主张西退,才又中止了西路军的东进行动。这样西路军失去了第二次东返的机会。

  第三次是高台陷落后,西路军领导人要求东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迅速批准,并指示周恩来利用统战关系来策应西路军东进。[334]但是西路军在东进途中,又以敌已拦头为由,对东进产生动摇。

  一月二十四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我方基本上坚决执行东进计划,但因情况变化,可能折转西进,或取民勤抢占定远营,或绕道大通再到西宁或平番。”[335]

  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当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过河。”[336]

  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保存西路军的实力出发,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中央在电报中明确表示赞成西路军的东进行动。后来,西路军领导人又以东进有敌重兵阻挠为由,以西洞堡战斗的胜利为导火线由东进转为西退,这样他们就失去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东返的机会。

  由以上我们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到,从红军东征和北路军行动方向的改变中彰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作战计划的决策风格,这又怎么会在西路军西退遇到困难时中央不允许西路军东归呢?同时从毛泽东十一月十三日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到西路军向西达不到目的时是可以东归的。我们从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西路军领导人与中央来往的电报中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中央征求他们东返的意见时,总是执意于西退的。特别是最后一次,当时西路军的处境业已危险,在失败的阴影已经显现的情况下,他们又放弃了东进,转而西退,最终酿成了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这就说明当时西路军没有能够返回河东,并不是中央不要西路军东进,而是西路军领导人不愿意离开甘西,东渡黄河。究其原因,不仅是西路军领导人缺乏东归的决心和意志,也是由于他们认为河西的地位高于河东,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所致。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作出了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持东边回旋余地,在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的重要指示。这些指示不仅关系到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与发展,而且也关系到西路军的安危与命运。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可是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获得苏联援助前尽量避免与马家军决战,希望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一再要求河东红军提供援助。这样就不仅使他们对河西敌我力量的对比状况及西路军的发展态势缺乏清醒地认识,难以采取果断措施撤离河西,而且也影响到他们对西路军作战方式的选择,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难以打成歼灭战。这样他们也就难以执行中央做出的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的重要指示。即使别的不论,单是这种“乞丐”与“龙王”“比宝”的作战方式,也会把西路军推向绝路的。

  在消灭不了敌人的情况下,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在河西如果建立不了根据地,那么西路军就没有一个巩固的根基来休养生息,获得补充,这就会给身处外线作战的西路军的生存带来很大困难。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持东边回旋余地,我们从双方来往的文电中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是与中央有不同意见的。虽然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了一个多月,但是却没有给予马家军以歼灭性打击,消灭其有生力量。最后还是在马家军的进攻下,西路军不得不放弃永昌、山丹根据地而全军向西退却的。在永昌、山丹地区西路军没有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不仅给他们随后的转移,而且也给他们以后的作战留下了严重隐患。

  退一步说,就是西路军在甘西难以集中兵力,打不成歼灭战,消灭不了敌人,建立不了根据地,在甘西难以生存下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为西路军领导人留下了一条后路,也就是可以返回河东。可是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虽然多次申诉在甘西难以集中兵力,打不成歼灭战,建立不了根据地,多次要求外力援助,可他们就是不愿意离开河西,返回河东。这样也就难以避免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了。

  通过对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来往的电文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西路军领导人确实不断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西路军的重大行动也及时报告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他们的行动也总是希望获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批准或同意,如果单从形式上看,西路军领导人似乎执行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命令;但是从本质上来看,他们不仅没有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的关于西路军安危与命运的重要指示,而且他们的行动往往还朝着这些指示相反的方向发展。这里的主要原因除了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认识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没有深刻理解中央的东进路线,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以外,就是西路军尚未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因而时时表现出一些“独立性”的缘故。这种“独立性”是张国焘路线中军阀主义的残余,而这毕竟导致了西路军领导人没有真正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的这些重要指示,成为导致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主要因素之一。

  (六)要正确认识和准确界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甘西转战期间所起的作用

  从以上我们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军主力的行动方向、河东红军的援助、东退西退和组织援西军方面的斗争的分析可以看到:

  从西路军领导人要求河东红军主力向河西退却来看,他们没有认识到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具有不同的地位,河东的地位要远远高于河西,因而对中央的东进路线没有正确地认识;

  从西路军领导人多次要求河东红军援助和组织援西军来看,他们不仅没有认识到河东关系我党的根本利益,而且也没有从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和河东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上着眼,切实认识到西路军已经占有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一,河东在敌我力量对比上要比河西严峻得多,从维护我党在河东的根本利益出发,中央已经难以再为西路军提供援助。这表明他们对中央的东进路线缺乏深刻地认识;

  从西路军领导人先后三次放弃东返的机会,宁可让河东提供援助,也不愿意离开河西来看,他们没有认识到从东进路线的要求出发,河东已经难以再为河西提供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西路军难以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再继续留在河西将会面临空前严重的危险,甚至会出现全军覆没。这表明他们对中央的东进路线缺乏清醒地认识。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认为河东在国民党重兵压力下,建立不了根据地,红军难以在河东生存下去,因而红军主力应该向河西进军,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的地位要比河东重要得多。这本来就是张国焘西退路线的主要内容。

  由此看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的批评“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是有原因的。[337]可惜的是,西路军领导人直到西路军失败也没有认识到他们的行为实际上违背了中央的东进路线,恰恰与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相契合,因而在失败之际仍然说“西路军坚决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338]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因而我们说,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是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而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在起主导性作用。

  同时,我们通过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的关于西路军安危的重要指示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反复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从西路军开始西退到高台陷落前,在能够打成歼灭战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却采取避战行为,希望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他们始终难以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在消灭不了敌人的情况下,是建立不了根据地的。这样也就难以贯彻执行中央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的指示了。

  中央又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向西深入太远,保持东边回旋余地。西路军虽然停留在了永昌、山丹地区,但是却没有能够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这样也就难以在这个地区站稳脚跟,最后还是不得不放弃这个地区,全军向西退却。退一步说,就是西路军在甘西难以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建立不了根据地,他们还是可以返回河东的,中央始终没有封闭西路军东归的大门,而且还几次征求他们东返的意见。可是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却是多次放弃了东归的机会,直到最后近乎全军覆没。

  从西路军在甘西转战的轨迹看,西路军是在永昌、山丹地区难以歼灭敌人的情况下,西退到高台、临泽地区;西路军领导人发现高台以上甚荒凉,才不得不止步于高台;高台陷落后,他们要求东进,随后又对东进表示动摇;西洞堡歼灭战后,又以东进有敌重兵阻挠为由,折转西退,重返倪家营子;在倪家营子困守了一个月后,才突围向祁连山中转移。这时的西路军已经元气大伤,难以抵御马家军的进攻,最后被冲散,只有四百余人的左支队到达新疆。

  从西路军在甘西的行动轨迹看,西路军不论是止步于高台,还是从高台东进,亦或停止东进,重返倪家营子,西路军领导人对西路军的行动起着主导性作用,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并没有强行决定西路军的行动方向,往往是在提出指导性意见后,同意了西路军领导人的行动。

  我们由此看到如果西路军领导人贯彻执行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重要指示,西路军本来是不至于失败的,至少不会败得那样惨。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有关西路军的指示难以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也就在客观上说明甘西转战期间是西路军领导人而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对西路军起着主导性作用。

  由此我们看到,西路军在甘西转战过程中,是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而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在对西路军起着指导作用,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而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对西路军起着主导性作用。

  五、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下面我们分析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以及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

  (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准确界定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我们要研究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就必须首先找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找到了这个主要原因也就基本上揭示了西路军失败的真相。而要找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必须探究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及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339]

  我们要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从苏、日、国、共这四大力量的角逐中,从东进路线与西退路线的斗争中,从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中,从河东河西敌我力量对比中来研究西路军失败的原因。

  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无疑是复杂的。这里既有孤军深入,缺乏后援的因素,也有敌强我弱,马家军骑兵机动性强,来往便捷的原因,也有我党在甘西缺乏群众基础,天候、地形等条件的限制,又有苏联没有及时提供援助的因素,还有党内东进路线与西退路线的斗争,当时西路军尚未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更有张国焘的干扰及西路军领导人自身指挥的失误,……,如果我们把这些原因不分轻重地罗列起来,就会变成一本流水帐,这又怎么能够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呢?

  要想弄清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相,就必须找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要想找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必须发现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因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340]“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的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341]

  由此可见,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由于主要矛盾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事物发展变化中起着主导性作用,决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发展,因而我们在研究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时,就要寻找到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只有找到了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才便于发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只有发现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才能够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相。

  那么,我们又如何来寻找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呢?

  我们在寻找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的时候,就要把目光投射到事物的内部,因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342]这样我们要想发现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就只有从我们党和红军内部来寻找,而不能从外部来寻找。从这点上来说,敌强我弱,敌处内线,补给便捷,我处外线,补给困难,苏联援助不至,天候、地形的限制等等因素充其量不过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重要矛盾,远非主要矛盾。

  那么,在我们党和红军内部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又是什么呢?

  根据上文的考察我们看到,由于对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中的地位及在河东能否建立根据地的认识上的分歧,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两条路线的分歧和斗争关系到红军主力的行动方向。坚持东进路线必然要求红军主力向河东发展,主张西退路线必然要求红军主力向河西发展。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认为,红军主力要向河东发展,但不排除在此基础上可以派一个支队向河西进军。从当时红军兵力在河东河西的分布来看,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一在河西,三分之二在河东,而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河东要比河西严重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河东已经难以再为河西提供援助。同时又鉴于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才多次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持东边回旋余地,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

  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认为,红军主力要向河西发展。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正是由于没有深刻理解中央的东进路线,深受西退路线的严重影响,才多次主张河东红军主力向河西进军,一次又一次地要求河东红军提供援助。同时也没有认识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他们希望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因而在获得苏联援助前,就尽量采取避战行为。为了保存实力,不得不以据点为依托,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这样也就难以执行中央要求的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的重要指示。在消灭不了敌人的情况下,在河西是建立不成根据地的。这就使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面临极大风险。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却又不愿意离开河西,致使西路军在河西日渐消弱,直到酿成了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

  我们也注意到不论是在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还是在西路军西退及转战甘西期间,张国焘及徐向前、陈昌浩往往是在首先付诸于行动后,才去争取中央的认可,没有真正贯彻执行中央做出的关于西路军安危的正确指示,表现出一些独立性。这说明当时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尚未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而是受到张国焘军阀主义的影响。

  由此我们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正确路线和张国焘路线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通过前文的考察我们看到,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红四方面军西渡、西路军西退和西路军在甘西转战过程中已经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我们知道,“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已如上述。但是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343]

  这样我们看到,在找到主要矛盾后,事情还未完结,因为构成主要矛盾的双方在发展中并非处于平衡状态,其中必有一方处于主导地位。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中处于主要方面的一方决定的,因而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在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只有发现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找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找到主要原因后,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的归属也就一目了然了。

  那么,在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一主要矛盾中,到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正确路线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呢,还是张国焘路线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呢?

  通过前面的研究我们知道,不论从红四方面军西渡时期,还是西路军西退以及在甘西转战期间,均是张国焘路线占主导地位,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正确路线则是处于次要地位。这样红四方面军西渡,西路军西退和甘西转战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应该是张国焘路线造成的,而主张这条路线的张国焘及没有克服这条路线影响的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也就应该对此负有主要责任。

  由此我们认为,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344]的结论是正确的,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二)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而张国焘路线则处于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张国焘路线的提出者张国焘以及受这条路线严重影响的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无疑应该对西路军失败负主要责任。那么,张国焘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责任的归属上又有什么不同呢?除此之外,在革命阵营内部是否还有应该承担责任的对象呢?

  1、张国焘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负有首要责任。

  我们认为张国焘在西路军形成、西退和在甘西转战期间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产生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在西路军的形成、西退上张国焘直接参与了决策和指挥,在甘西转战期间张国焘主要是通过其路线对西路军发生着作用,影响着西路军的行动。

  在西路军的形成、西退上张国焘先后采取了四次行动,不仅导致了西路军的形成和向西退却,而且给后来西路军的发展造成了严重隐患。

  第一次是在红四方面军北上途中,到了甘南,中共西北局在岷县三十里铺召开会议,决定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但是随后张国焘又联合了一些红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召开了中共西北局漳县会议,推翻了岷县三十里铺会议的北上决定,决定从永靖西渡黄河,向西退却。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坚决斗争,也由于西北局内部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等人的斗争,再加上当时天候不佳,最后才又在中共西北局洮州会议上取消西退,继续北上。但是这已经耽误了时间,使得国民党军队从容集结,给战局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345]

  第二次是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在张国焘已经知道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要求红九军留在河东的情况下,却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批准了红九军的渡河行动。[346]随后又要求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347]这就给中央击破南敌方针的实行带来很大困难。如果不能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南敌,那么就难以实行宁夏战役计划。

  第三次是在海打战役实施的关健时刻,张国焘命令红四军、三十一军撤出阵地,[348]从而导致海打战役流产。如果当时在海打战役中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还是可以停止南敌进攻的。彭德怀后来的回忆也证明了这一点。[349]这样南敌猖狂北进,红军被迫向东转移,宁夏战役被迫中止,红西路军最终形成。

  第四次是在红西路军的西退上,张国焘在十一月五日的电报中要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350]这样就率先打开了西路军西退的“闸门”,对西路军的西退负有主要责任。

  十一月下旬,张国焘离开河东,前往保安,就失去了西路军的指挥权。这个时候,他主要通过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领导人发生重要影响。

  有人把张国焘是不是在西路军中作为判断张国焘是否对西路军失败应负责任的依据,这显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认识,唯心的看法。张国焘是没有在西路军中,但是通过前文的考察我们发现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领导人有着严重的影响,张国焘难道就不应该对此负有责任吗?

  由此我们认为,张国焘在西路军的形成和西退上负有主要责任,在西路军甘西转战期间的失败上负有间接责任。从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其失败的总体考察中,尽管在不同阶段张国焘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是张国焘路线却自始至终影响着西路军的行动,张国焘显然应该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首要责任。

  2、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负有主要责任。

  在明确了张国焘应该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首要责任后,那么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该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

  我们看到,在红四方面军渡河及西路军西退期间,虽然有时候是出自徐向前、陈昌浩的提议,但真正决策的是张国焘,因而这个时候徐向前、陈昌浩对此只负有直接责任。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西路军领导人虽然受到了张国焘路线的严重影响,但是毕竟他们是西路军的指挥者,此间的文献资料显示了他们的一系列失误,因而他们应该承担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

  我们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徐向前、陈昌浩是在知道中央要击破南敌,[351]要求红九军留在河东的情况下,[352]却奉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一百五十八号电令开始了渡河。随后,他们又提出红四方面军不论执行宁夏战役与否都要西渡的要求,[353]这样就使击破南敌遇到很大困难。

  西渡后,他们还一再要求红四方面军河东两个军向河西进军。[354]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在西退问题上出现分歧的情况下,他们奉张国焘的命令,制定了向西退却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在中央尚未批准的情况下,他们又奉张国焘的命令开始了向西退却。

  因而我们说在西路军的形成和向西退却问题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负有直接责任。

  在西路军甘西转战期间,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深受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没有深刻理解中央的东进路线,对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怀缺乏清醒地认识,因而也就难以执行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做出的不要依靠外力,要将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持东边回旋余地,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的重要指示。一开始他们轻视马家军,后来又说依靠自身力量难以消灭敌人,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的错误,特别是在高台失陷后,西路军处境危险,失败的阴影已经显现的情况下,他们又没有果断决策离开河西,返回河东,终遭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西路军领导人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

  第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依靠自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陈昌浩也承认在高台失陷前西路军是有进行歼灭性作战实力的,也是有可能打成歼灭战的。 [355]在有可能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的情况下,却没有能够打成歼灭战,这不能不是西路军领导人的失误。这种失误不仅导致西路军在甘西难以生存,更难以发展和壮大。在打不成歼灭战的情况下,是消灭不了敌人的。在消灭不了敌人的情况下,是建立不了根据地。建立不了根据地,西路军又如何能够生存呢?打不成歼灭战,就不得不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就是单靠这种“乞丐”与“龙王”“比宝”的作战方式也会把西路军送上绝路的。

  第二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果断决策离开河西,返回河东。西路军在甘西难以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对他们畅开着东归的大门。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除了要求外力援助外,却不愿意离开河西,返回河东。这样西路军也就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了。

  当然,西路军的西退并不必然会导致近乎全军覆没。正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没有接受中央的东进路线,这样在河西歼灭不了敌人,建立不了根据地的情况下,却又不愿意离开河西,返回河东,终遭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同时他们在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及西路军西退问题上也负有直接责任,因而我们认为西路军领导人应该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主要责任。

  3、苏联(共产国际)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负有重要责任。

  我们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苏联原先表示从宁夏为我党提供援助。当红四方面军三个军渡河后,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苏联又表示担心会引起日苏冲突的可能,中止了从宁夏提供援助,又表示从新疆为我党提供援助。[356]当西路军深入甘西的时候,由于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苏联实际上又中止了对我党的援助。

  苏联的两次违约当然是为了维护其民族利益,也就是对我党援助的阶级利益与其民族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就以民族利益为首选原则。这对于朝思暮想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返回头来打击马家军的西路军领导人无异于望梅止渴,给他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通过对西路军失败的考察我们发现,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希望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的行为,致使苏联没有能够及时为西路军提供援助而在西路军失败上的影响显得尤为突出,但是我们运用唯物辩证法内外因相结合的原理来进行分析,苏联没有及时为西路军提供援助仅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外部条件,而不是导致其失败的内在原因。如果西路军领导人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的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的指示,即使苏联没有能够及时为西路军提供援助,也不会对西路军造成致命的影响,更不会导致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因而我们认为苏联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只是负有重要责任。

  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负有一定的责任。

  我们从红四方面军西渡、西路军西退及在甘西转战期间的整个历程来进行考察,从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原理上来进行分析,两条路线的斗争既然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张国焘路线处于支配地位,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起着主导性作用,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正确路线则是处于辅从地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处于次要地位。这样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就应该由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而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来承担。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虽然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多次违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但是西路军毕竟是中央命名的,向西退却最终也获得了中央的同意,中央一度也对西路军在甘西的处境比较乐观(尽管这种乐观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电报的影响所致),[357]也没有强令西路军返回河东,因而我们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还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六、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永放光芒

  七十五年过去了,当年西路军在河西战场上响彻云霄的金戈铁马声早已淡去,浴血奋战的硝烟也已散尽,西路军悲壮的征战已经汇入历史的长河,正在离我们渐渐远去。但是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碧血染黄沙,白骨筑青山”的革命斗争精神却长留于天地之间。七十五年的风云动荡,大浪淘沙,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亦然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史册上熠熠生辉,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斗争的历史是光荣的。西路军并不因为曾经受到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也不因为其遭到失败,就泯灭了广大指战员为了革命而英勇献身的斗争精神。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人民军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为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

  据统计,牺牲在战场上的西路军指战员有七千余人;被俘的有九千二百余人,其中五千六百余人被敌惨害;流落在甘肃、青海、宁夏(包括被俘后逃跑出来的部分)或历尽艰辛回到鄂豫皖和四川老家的有四千余人;经党中央、兰州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当地群众营救(包括进抵新疆部分)回到陕甘宁边区的有四千七百余人。[358]

  西路军从西渡黄河到失败,共有七千余名西路军指战员在西征中壮烈牺牲。他们转战河西,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戈壁滩,用自己的累累白骨筑起了生命的青山,以自己浴血河西的实际行动书写了西路军历史上的悲壮画卷。

  我们对西路军在河西转战中英勇牺牲的七千多名指战员,表示深切的缅怀和悼念。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中国革命进行了艰辛的播种,却没有参加收获,他们以自己在河西的牺牲铸就了人生的辉煌,他们以自己在河西的壮举演绎了生命的绝唱,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即使在七十五年后的今天,每当想起他们当年的流血和牺牲,在我们心里就会涌起无限的崇敬和怀念。

  每当我们回忆起这些牺牲的先烈,他们当年在河西战场上表现出来的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壮烈捐躯的斗争精神,就使我们油然而生敬意。当年在疆场上捐躯的先烈,他们时刻听从党的招唤,发扬革命军人的无私奉献精神,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革命理想的实现,前仆后继,先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不求得任何回报,大多数人连名字也没有留下。他们这种无私无畏英勇牺牲的斗争精神永远成为鞭策我们前进的强大动力。七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向在河西牺牲的英烈们致以深深地敬意!

  这里面有古浪保卫战中壮烈牺牲的红九军参谋长陈伯稚,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血染高台壮烈捐躯的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红十三师政委朱金畅,师长兼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在梨园堡英勇牺牲的红九军政委陈海松,……;在祁连山中宁可饮弹而死却不愿被俘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西路军失败后在祁连山英勇牺牲的红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在祁连山中饮弹自杀,却因子弹卡壳不幸被俘,而后从容就义的西路军敌工部部长曾日三。[359]被俘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的原红九军军长孙玉清……;……。

  他们的浩气充溢于天地之间,雄魂涤荡;他们的壮举永载于史册之中,青史流芳;他们的英名闪耀在军史之上,永放光芒!

  西路军失败后,近千名指战员心向延安,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奔赴陕北。他们冒黄沙,行戈壁,闯过了路途上的千难万险,遭受了百般的凌辱,终于回到了革命队伍。他们这种对革命誓志不移的坚定信念,在困难时刻毫不动摇的坚强决心,成为今天我们前进的精神动力。

  对于被俘的西路军指战员,他们在监狱中时刻准备着越狱逃亡。其中有五千六百余名指战员被敌惨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利用各种关系组织营救,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先后有四千三百余人脱离了马家军的监控,回到了革命队伍。

  还有四千余人流落在甘肃、青海一带民间,或转回鄂豫皖及四川老家。这些人中有的属于在马家军的监控下错过了返回陕北的时机,致使难以回到革命队伍,而不得不流落民间。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有的属于负伤后被安置在民间而后脱离革命队伍的。对这部分指战员的境遇我们深表同情。我们也看到还有流落在民间的一些人,是在西路军失败后,在有可能重新回到革命队伍的情况下,他们却开了小差,在革命的中途离开了队伍,而没有坚持到底。这令我们深感惋惜。

  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也在不断淘汰那些意志不坚定者,见异思迁者,而留下来的则是经过艰难困苦锤炼的革命志士。一个革命者只有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历经生死考验,才能百炼成钢,锻炼成为成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我们看到在西路军失败之际,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有着形形色色的表现,在西路军斗争史上写下了色彩斑斓的一页。

  通过前文的考证我们知道,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是正确的。中央在做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这个结论的同时,又充分肯定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革命斗争精神。西路军并不因为曾经受到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就消弱了她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地位,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他们在雪山戈壁间进行的悲壮战斗,惊天地,泣鬼神,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所具有的气壮山河的斗志豪情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每当想起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悲壮人生,这种沉痛和忧伤的感觉就会涌上我们的心头。

  有人认为张国焘路线的“帽子”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给西路军“扣上”的,似乎只有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才能凸显西路军的光荣与伟大,因而对烈士最好的怀念就是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

  我们认为对西路军烈士最好的怀念就是依据现存的档案文献资料,从历史的角度不仅立足于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党内斗争的实际情况,也要从苏联、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这四大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实际出发,通过历史的考察找到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汲取西路军失败的沉痛教训,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这是我们对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最好的怀念。

  如果违背历史事实,处心积虑地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这样不仅歪曲了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同时也亵渎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在河西英勇奋战的斗争精神,使在河西牺牲的先烈即使在七十五年后的今天也会死不瞑目,抱恨终天。这才是对西路军广大指战员英雄事绩和革命精神的严重损害。

  因而我们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西路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与受张国焘路线影响的问题,通过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揭示与分析,对西路军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我们在分析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对西路军作出评价时,既要看到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英勇奋斗,迭克强敌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也要看到张国焘路线以及西路军领导人战略战术失误对西路军失败的严重影响。只有对二者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和正确处理后,才能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对西路军做出准确的评价。

  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是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战强敌、抗严寒、冒霜雪,在荒凉的戈壁大漠上奋斗了一百五十天,展现了我工农红军同仇敌忾与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她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豪情壮志。身临严酷的自然环境,立足于雪山大漠中,行走在戈壁荒滩上,面对强敌的进攻,敌人骑兵的集团冲锋,西路军广大指战员英勇无畏,浴血河西,气冲霄汉,这种无私无畏勇于奉献的精神是我革命军人之天职,是我军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高度体现。这种精神不因西路军的失败而萎缩,反而正因为西路军的失败更凸现了这种精神的高尚与伟大,使这种精神更为鲜明的展现在世人面前。

  我们这支军队是一个大学校,是一个大熔炉,她将来自各方的人们予以改造,把他们培养成为具有坚定的信念,优良的作风,顽强的战斗意志,舍生忘死的战斗精神,无私无畏的革命品格,把他们塑造成一个真正的人民子弟兵,以此铸造了一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雄师劲旅。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却是永放光芒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将张国焘与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区别开来,将积极追随张国焘的高级干部和一般执行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高级干部区别开来,充分肯定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战斗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人民军队战胜敌人的强大动力,也是我军区别于其他军队的主要标志之一。

  虽然在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和西路军领导人战略战术失当的情况下,西路军最终失败了,但是却丝毫不能抹杀这种精神的无尚价值。我们既不能因为西路军领导人因受到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和自身的战略战术错误而最终导致西路军的失败就否认这种精神,也不能因为要肯定西路军的这种精神就否认西路军曾经受到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和自身战略战术存在的错误,打着为西路军“正名”“申冤”的旗号,要摘掉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顶“帽子”。 前一种方法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历史研究上的体现,后一种方法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历史研究上的体现。这两种方法都是错误的。我们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这个问题,既要指出西路军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和自身战略战术方面的错误,又要充分肯定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对西路军的失败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回想起七十五年前在河西戈壁大漠中奋战的广大西路军指战员,对他们最好的怀念,就是弄清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使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沉痛教训永远成为历史的鉴戒,而不要在将来以任何方式重演。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工作。我们应当努力。

  二0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文献索引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201],[275],第237页;[325],第49页;[339],第326页;[340],第320页;[341],第322页;[342],第302页;[343],第322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4],第531页。

  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二○○二年八月第一版。

  [7],第599页;[15],第602页;[31],第601页至602页;[34],第604页;[73],第602页;[84],第 602页;[92],第604页;[127],第609页;[322],第607页;[329],第609页。

  4、《毛泽东传》(1893—1949),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326],第383页。

  5、《彭德怀回忆录》,彭德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

  [349],第216页至217页。

  6、《历史的回顾》 徐向前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十月第一版。

  [17],第412页;[35],第410页;[83],第414页;[97],第414页;[104],第420页;[128],第420页;[131],第419页;[132],第420页;[141],第420页至421页,第448页;[157],第435页;[171],第434页;[174],第420页;[177],第431页;[189],第435页至436页;[232],[234],第448页;[241],第423页;[242],第448页;[244],第449页;[264],第421页;[265],第434页;[277],第419页;[281],第406页;[317],第448页;[318],第424页;[320],第448页;[324],第434页;[352],第412页。

  7、《欧阳毅回忆录》,欧阳毅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359],第220页。

  8、《烽火年代》,程世才著,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

  [99],第56页至57页。

  9、《我的回忆》(第三册),张国焘著,东方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69],第310页至311页;[276],第352页至353页。

  10、《红西路军史》,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

  [5],第57页至58页;[6],第62页;[10],第65页;[13],第69页;[37],第65页;[77],第69页;[80],第69页;[111],第92页;[124],第80页;

  [130],第116页;[136],第146页;[146],第14页至15页,第55页;[148],第80页;[149],第145页;[150],第237页;[151],第298页;[215],第216页;[266],第183页;[267],第176页,183页;[268],第181页至182页;[269],第177页;[270],第184页;[271],第186页;[274],第206页;[298],第297页至298页;[305],第149页;[313],第80页;[315],第161页;[345],第31页至48页;[356],第80页。

  11、《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郝成铭、朱永光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版。

  [8],第315页;[9],第315页;[11],第320页;[12],第324页至325页;[14],第327页至328页;[16],第329页;[18],第313页;[19],第318页至319页;[20],第332页;[21],第337页;[22],第349页;[23],第346页;[24],第358页;[25],第356页;[26],第352页;[27],第359页至360页;[28],第344页;[29],第355页;[32],第315页;[33],第327页;[38],第330页;[39],第340页至341页;[40],第361页;[41],第315页;[42],第327页至328页;[43],第329页;[44],第332页;[45],第337页;[46],第316页至317页;[47],第318页至319页;[48],第330页;[49],第330页;[50],第330页;[51],第331页;[52],第327页;[53],第332页;[54],第335页;[55],第339页;[56],第340页至341页;[57],第343页;[58],第333页;[59],第344页;[60],第345页;[61],第349页;[62],第343页;[63],第324页至325页;[64],第330页;[65],第331页;[66],第335页;[67],第337页;[68],第340页;[70],第373页;[71],第327页至328页;[72],第329页;[74],第338页;[75],第318页;[76],第324页至325页;[78],第322页;[79],第324页;[81],第335页;[82],第327页,352页;[86],第330页;[87],第337页;[88],第335页;[89],第340页;[90],第333页,341页至342页,343页;[91],第339页,340页至341页,362页;[93],第341页;[94],第361页;[95],第362页;[96],第288页;[98],第391页;[100],第397页;[101],第398页;[102],第400页;[103],第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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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第397页;[331],第400页;[332],第496页至497页;[333],第503页;[334],第539页至540页;[335],第553页;[336],第554页;[337],第576页;[338],第612页;[346],第313页至317页,330页;[347],第340页至341页;[348],第362页;[350],第375页;[351],第313页;[353],第335页;[354],第373页;[357],第454页。

  12、《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郝成铭,朱永光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版。

  [1],第37页;[2],第20页至21页;[3],第35页至36页;[30],第172页;[36],第171页至172页;[85],第18页;[135],第234页;[142],第180页; [147],第226页;[243],第180页;[263],第181页至182页;[314],第180页至181页;[344],第37页;[355],第181页。

  13、《悲壮的征程》(上),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著,一九九一年出版。

  [358],第28页。

  14、《悲壮的征程》(下)、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著,一九九一年出版。

  [202],第371页;[273],第371页;[278],第321页至329页;[280],第364页至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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