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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与阶级状况的认识

作者:王工 发布时间:2018-11-05 08:26:34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摘要:正确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对于确定不同时期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战争形势下,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是显然的,容易认定,但在和平时期,这种矛盾转化却不易及时认清。我国在1956年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判断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其中的经验教训尤其值得记取。现阶段,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改变,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现实表明,我国现阶段最大的不平衡发展就是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实际降低,最大的不充分发展是农村的贫困人口和城市里的困难群众等所谓弱势群体。要解决这些发展起来后的问题,应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评价私有经济的影响和作用,制定正确的新时代的对私有经济和资产阶级的政策。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各种矛盾。分析其中的主要矛盾,对于确定不同时期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早在1936年,毛泽东就写了《矛盾论》一文,论述了认识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和文章,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各种矛盾,和必须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谈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但是没有谈到社会主要矛盾。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所造成。因为就在上一年,我国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认为,在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几年过渡期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然而后来由于出现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到六七十年代对社会主要矛盾都没有作出明确的判断,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表明实际上是把阶级矛盾作为了主要矛盾。

  既然“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了阶级的产生和灭亡。”那么发展生产力就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和与国际资产阶级斗争方面,就国内来讲,发展生产力对于取得上述两个方面的斗争胜利也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集中注意力于经济建设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进一步讲,认为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或者“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应该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另一方面,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甚至转化为主要矛盾。这不仅可以用矛盾运动的规律来认识,从国际共运历史上看,这种矛盾转化实际上多次发生过。典型的例子,例如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于白卫军反叛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必须消灭国际国内的资产阶级敌对势力才能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再者,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反抗德国法西斯侵略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战争表现为反对世界法西斯的形式,实质也是与国际资产阶级的武装斗争,因此这个时期苏联社会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矛盾。除此之外,1950年的朝鲜战争,1965年美国扩大对越南的战争,在战争期间,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都是要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其主要矛盾都是转变为激烈的与国际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对这种战争形态下的国内社会主要矛盾与转变的认定比较容易,甚至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和平时期,这种矛盾转化却不易及时认清。一种情况,忽视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在阶级斗争已经激化,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仍然缺乏认识和有力的应对,以致遭受颠覆性失败。

  1956年匈牙利事件表明,如果不能正确的进行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激化时处置不当,甚至会出现反革命复辟。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已发生变化,阶级斗争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如果不承认这一变化,那么试问:党的领导地位为何会失去?多党制为什么出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什么会失去?政府为什么会被彻底改组?这一切难道不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发生的吗?当党和国家政权处于危急之中,当社会上“反攻倒算”打砸抢不断,还怎么能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必须应对危机。所以,匈牙利党内以卡达尔为首的坚持社会主义的一批领导人采取断然措施重建新的共产党组织,成立“工农革命政府”,在自身力量有限的情况下,依靠苏军平息了反革命暴乱,匈牙利社会主义制度才得以坚持下来。然而,我们在苏联东欧巨变中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情形,当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国内资产阶级的进攻面前妥协退让,当苏共修正主义领导人放弃马列主义指导思想,放弃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放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候,苏共没有人领导党员和群众同党内外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最终导致亡党亡国的历史性悲剧。在这一过程中,阶级斗争实际上也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以上两个事例中,都没有出现遭到敌对国家大规模侵略,但社会的主要矛盾却发生了转变,即阶级斗争上升为了主要矛盾。和平时期的另一种情况,就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不准确,对阶级斗争的起伏变化或某种激化,应对不恰当,甚至对主要矛盾判断失误,导致严重损失。上世纪七十年代,柬埔寨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抗美战争中取得全国胜利,迎来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机遇,但由于对国内阶级状况的错误估计,阶级斗争极端扩大化,结果在内外敌对势力的进攻下,迅速失去全国政权。我国在1956年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其中的经验教训尤其值得记取。

  1952年6月6日,毛泽东在统战部一个文件的批语中明确指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这是正确的认识。毛泽东并没有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范围而去掩盖或忽视这一矛盾,而是及时的,明确的判定这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因为,如果这不是主要矛盾,何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只有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建立起来。事实也是如此,我国不久后迎来了社会主义高潮,在党中央正确政策指引下,到1956年初,我国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从此进入了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充分显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和为最大多数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召开。大会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是正确的。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还提到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而这一点后来证明并不是准确的恰当的。因为这忽视了在国际资本主义存在条件下,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长期存在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作出这一结论,一方面是缺乏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深刻认识,没有可借鉴的经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自己对这些问题就认识不清。二是还没有受到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所造成。现在看来,如果只说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就比较符合实际一些。八大结束后仅仅不到一个月,国际上发生了匈牙利事件,短短十几天时间,党的领导地位被推翻了,政权被改变了,军队也瓦解了,多么触目惊心!

  实际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一个一个取得胜利,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取得胜利的,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取得了胜利,又面临新的主要任务,或导致主要矛盾发生转变,这是符合逻辑的。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八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论断是正确的,但对这一认识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识得那么深刻,那么充分,因而也出现了反复。实际上,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并没有关于主要矛盾的明确表述,这个论断是在起草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案中提出来的,在最后表决通过的决议中,又表述为“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表述虽然从理论上看并不很准确严谨,但与“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表述一样,都是着眼于发展生产力,因此论断的思想认识是正确的。据说毛泽东当时就觉得“这句话不好”,几天以后又对刘少奇说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是错误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刘少奇回答:“但是决议已经通过了。”联系八大政治报告与决议起草过程来看,毛泽东不赞成八大提出的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并不是不重视发展生产力,也不是要一直否定主要矛盾的转变,而是同他认为到社会主义完全建成还有几年过渡期有关。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对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指出:“我国的社会性质,目前还是一种过渡的社会。一方面,它已经基本上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因素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几年才能建成。它正处于迅速变化的过程中。”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也提到了这一过渡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还只是达到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须在将来适当时机转变为国营企业,才彻底的解决了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可见毛泽东(包括党内其他一些人)对于主要矛盾的转变还处于一个加深认识的过程中。

  八大后不久国际上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又对这一思想认识产生了影响。1956年11月10—15日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刘少奇在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中,对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原因做了分析。在谈到应吸取的教训时,刘少奇没有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总结,而是着重从如何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尤其是从制度层面谈了如何防止党和国家领导人脱离群众。刘少奇上述讲话中很多意见和想法是正确的,有远见的。但是匈牙利事件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事实上最初的学生游行就是反革命势力煽动起来的,在匈党中央应对失措,被趁机发展为反革命复辟,这是不可不察的要害问题。

  10月15日,毛泽东在总结发言中,讲:“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这又是从另一个侧面总结匈牙利事件的教训。

  鉴于在社会主义改造这样的历史大变革背景下,在国际事件影响下,我国出现了一些新矛盾及社会稳定方面的问题,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并思考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致黄炎培信中说到:“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1956年1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认为,波匈一方面已经出现否定苏联的一切以至否定十月革命的倾向;另一方面,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照搬苏联经验、阶级斗争不彻底等方面错误的恶果也逐渐暴露出来,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在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极为重要。ƒ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开始系统的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其后又对讲话稿进行修改补充,6月19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重要文献,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第一次阐述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毛泽东在文中还谈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是没有谈到社会主要矛盾。在谈到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时候,却没有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这使人感到有一点缺憾。究其原因,可能是,一方面毛泽东还不赞成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但是决议已经通过了,也不便公开否定。第二,毛泽东只是认为在当时的一个过渡期内,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并且这个过渡期只需要几年时间,“它正处于迅速变化的过程中”。在同一文中,毛泽东正确的指出了:“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提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④这显然是涉及到发展生产力了。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中谈到:不赞同再提以阶级斗争为主。3月17日,毛泽东在天津党员干部大会上说: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结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现在全党要学会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3月19日,毛泽东在上海讲话时草拟了一个提纲,提纲开始写到:“(一)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转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⑤

  这些讲话表明,虽然毛泽东还不赞成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但是他认同“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也即他并不否认主要矛盾的转化,对此点是处于一个加深认识的过程中。但随后开展的整风反右斗争,又对这一认识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针对在社会主义改造后,社会大变革背景下,我国出现的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及吸取匈牙利事件的教训,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中共中央于1957年4月开展整风运动。运动中,中共主动邀集民主党派和各界党外人士提出批评意见,帮助整风,改进工作。这一过程中,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借机越来越猖狂的向党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右派分子的煽动性言论影响到青年学生,学生鳴放时出现一些激烈的观点,出现的停课,请愿,自发组织小团体等行为影响到社会,且与社会闹事汇合的趋势,已构成对共产党执政地位和社会安定的威胁。这种情势,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警惕,并决定坚决反击。但是这一有必要进行的反击右派的斗争,在实际工作中却严重扩大化了,而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就是动摇了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举行的中共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会议中就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出现两种不同看法。10月7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表明了自己的见解,他说:这次右派分子猖狂进攻,就应该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的;但在策略上不马上公开重提两个阶级是主要矛盾;两条道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暂不在报上讲,讲了有可能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冲淡了。八届三中全重提国内主要矛盾问题,实际上是受到反右斗争的影响,把暂时性的阶级斗争激化,估计过于严重,以致认定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表明党内左倾思想开始抬头。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举行,刘少奇在作工作报告中说:“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至此,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就被公开否定了。并且报告中还提出了此前不久毛泽东关于我国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的观点,这就给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依据,表明党内左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1958年3月成都会议和4月上旬武汉会议上,毛泽东认为我国存在两个剥削阶级,认为第一个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国民党残余,地富反坏及右派;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这样的认定在当时不恰当的把大批知识分子划为剥削阶级,而且从理论上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剥削阶级依然存在的左倾论点。与前一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比较,这一问题上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大的偏差呢?这从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的讲话中或可找到一些原因。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当时他们服服帖帖,所以说基本解决了;今天强调这个矛盾,是因为他们要造反。⑥可见反右斗争对党内思想认识影响之大,确实是导致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出现左倾认识的历史性原因。

  匈牙利事件和国内右派的猖狂进攻,毛泽东多次讲是“完全没有料到的”。这一方面使党开始认识到,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存在,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对这个在一定范围(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存在的阶级斗争,对一时激化的阶级斗争,对社会阶级状况不能做出正确的估计和判断,甚至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要矛盾,也就难免左倾错误了。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毛泽东或者刘少奇在谈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时,都提到一个前提,那就是所称的过渡期。从这一点来看,从逻辑上讲,当这个过渡期结束,社会主要矛盾还是要转变的。但是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不仅没有使得在这个问题上向正确的方向转变认识,反而使得在左倾思想认识上越走越远。

  由于缺少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又急于求成,1958年推行的“大跃进”遭到了严重挫折,加上天灾的影响,我国遇到了三年困难时期。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在国际共运中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分歧和论战,两党关系破裂;苏联单方面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撤走在华工作的专家,使两国关系破裂公开化;美国采取扩大侵越战争的步骤,有可能把战火烧向中国;印度当局对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在中印边界制造事端。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集团趁机发出反攻大陆的叫嚣。1962年3月间,蒋介石下达“征兵动员令”,4月间,通过了“国防特别预算”,建立了“战地政务局”,准备登陆后建立政权机构。而国内一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分子也想入非非,做起了变天的迷梦。

  由于国内外严重形势的影响,阶级斗争被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1962年8月6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上讲话说: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国外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像我们的国家是否也适用?如果承认国内阶级残余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地、富、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

  现在看来,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阶级,强调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存在,因为国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就相应存在,并且一定的条件下,还会产生新生资产阶级,这已为当今现实所证明。但是在当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把剥削阶级的残余存在认为剥削阶级存在,在地主阶级已被推翻多年,本应在适当时机改变地富分子身份的时候,却因为个别地富分子的反动言行应予打击而变成长期对地富分子实行阶级专政,年复一年的监督改造,这些确实是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不正确估计和作法。

  50年代后期,美国杜勒斯连续发表和平演变的讲话,认为这种演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苏联发生了。当记者问到,你是否看到或预见到共产党中国也有任何这样的演变吗?杜勒斯说:当然。毛泽东对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予与高度的警觉。1959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的华东各省市第一书记谈话时,第一次明确提出和平演变问题。毛泽东说: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杜勒斯搞和平演变 ,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1959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就国际形势写了一份讲话提纲:

  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坚决干下去?

  可能是这样;可能还有改变。

  1963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 。会议提出了“全民国家” ,“全民党”的论点,进一步谴责斯大林。后又以公开发表“公开信”的方式,将中苏两党分歧完全公开。中共随后陆续发表了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就行了抨击。同时毛泽东也开始提出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1963年2月,中共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刘少奇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报告,毛泽东插话说:“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能防止修正主义。”

  1964年2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谈话中,毛泽东认为中国已出修正主义。毛泽东说:中国是要搞社会主义的,这一条不能变。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我们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1965年8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汇报会上说:“修正主义也是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性在党内。他在同各大区的第一书记谈话时讲:“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⑦

  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讲话和观点,表明了他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的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前景具有重大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尤其是他在这一时期的实践工作中,在我国遭到严重经济困难的时候,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力排众议坚持农村集体化道路不变,不仅使得国民经济只用三年时间得以恢复,而且使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逐步发展壮大。到1975年,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第一次写入宪法,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得以确立。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行了40年后的今天,农村还有近4000万贫困人口,还需要依靠国家的力量去帮助扶贫。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农村那样落后的条件下,如果倒回去搞分田单干,贫富分化迅速产生是必然的。在国家工业化还没有建成的情况下,面对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国家拿什么去帮助他们?如果农村不稳,整个国家都将面临更加困难的局面,绝非一些人所想象的倒回去还可以再倒回来那么简单。在那个历史的关头,是毛泽东坚定的掌握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确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并且在农村集体经济的支持下,我国工业化基本建成。这两方面的成就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毛泽东的这一历史功绩大于天。

  正因为60年代初期党的领导人在工作中的不同意见有一些实际最终涉及到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加上又看到苏共修正主义对苏联社会主义前途的危害,毛泽东认为党内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来光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需要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揭批来打到走资当权派。历史事实证明,党内会出走资派,但在当时,将大批领导干部当作走资派,是斗争对象的错误。党内工作中的不同意见,固然有对错之分,但应该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不能都上升到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解决这些不同意见的矛盾,应当通过党章,宪法和法律的途径来解决,不能通过大规模群众运动来解决,这是斗争方法的错误。由于这种斗争对象和斗争方法的错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而这些左倾错误从一开始就被林彪一伙野心家,投机分子所利用,把这些左倾错误推向极端,包括刘邓在内的大批领导干部当作走资派打倒,造成极大的混乱。尤其是1967年的派性武斗,严重干扰和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秩序,连续两年国家经济下降5.7 %和4.1 %,造成极大的损失。

  值得注意的是,文革时期的九大,十大,以及1977年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虽然都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却都没有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明确论述。分析一下,是否因为以下原因呢?一是八大期间提到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完全建成的几年过渡期已经过去;二是客观的看,60年代后期,资本家已不再拿定息,原资产阶级确已不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明确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理论上也难以说得通,实践上也不可能存在工厂的工人同已成为普通职工的原资本家的对立的矛盾。农村也是如此。因此,那时强调的阶级斗争,就是主要针对走资派,就是防止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这里之所以要提出注意这一点,目的是想进一步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包括文革十年在内,党领导人民最主要的,还是在干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想当然的认为就是主要在搞阶级斗争。只有这样看问题,才能解释我国的工业化体系为什么能基本建立起来,农业生产为什么能有较大发展,人口为什么能增加几亿,才能解释前30年的一切成就和改革开放的所有的物质基础。所以习总书记指出,前后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

  只是,在否认了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情况下,全党的工作重心就不能始终坚持放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虽然毛泽东也曾在《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一文中一再谈到发展社会生产力,也曾在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一位,文革中提出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是,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存在,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经济建设不可能不受到严重干扰,甚至文革武斗那样的严重破坏。

  在吸取文革左倾错误经验教训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始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随后的平反冤假错案,给地富分子改订成分,妥善的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1981年《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比较规范的提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表明党对主要矛盾的判断回到了八大的正确论断上来。党深刻认识到中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改变原来过于单一和僵化的经济体制,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农村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从80年代初恢复发展个体劳动和个体企业,到开办中外合资企业,设立经济特区允许成立外资企业,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逐步解决了经济失调,就业困难的问题,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1978年~1987年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14%。

  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部分有了一定积累的个体户和个体企业主进一步发展的问题需要解决。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国家放开了对私营经济的限制,1988年出台了《私营企业管理暂行条例》。条例规定突破了个体企业投资自然人的限制,即放开了对私有资本的限制,使私有资本营利合法化,无限制雇工合法化。这显然是采取了右的政策,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必然会给经济体制及社会阶级状况带来深刻变化。尤其是在1992年以后,在进一步加快发展速度的说法下,更加对私有经济采取鼓励支持的政策,在所谓“抓大放小”的口号下,大量国有集体企业倒闭,被贱卖,私有企业迅速发展,资产阶级迅速产生,剥削大量出现。这已经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理念相违背,必然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们看到:一方面,放开了对私有经济限制后的1988~1997年十年间GDP平均增长率10.01%也并不比前十年快。即使是92年以后对私有经济采取鼓励支持的政策,包括08年4万亿投资强刺激,1992~2011年GDP年平均增长率10.49%与之前也相差无几。而强刺激后便是迅速回落。可见所谓进一步加快发展又真能见到多少实效呢?另一方面,但是私有经济发展带来的弊病却日益明显,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两极分化产生,短短几年时间,到1994年,收入基尼系数就超越了0.4的“警戒线”,2010年达到0.481。2012年三连降后小幅下降,2016年又小幅反弹,仍在0.465高位上。而以财产计的基尼系数仍然是增加不已,2017年达0.73。因此,不难理解,改革开放近40年后,全国还有4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农村60岁以上老人每月只有七,八十元微薄的养老金,还要在地里劳动才能维持生活,城市里还有为数不少的“低保户”,和“啃老族”,很多低收入群众还面临住房难,看病难,教育难的问题。不难理解为什么消费不足和畸形消费同时存在,至于行贿受贿,官商勾结的危害更是触目惊心。这些现实难道不应当认真反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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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也表明,我国现阶段最大的不充分发展是农村的贫困人口和城市里的困难群众等所谓弱势群体,他们自身技能低,收入低,住房难,看病难,教育难最突出,并且出现代际传递趋势,与美好生活差距最大。

  上述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当然可以认为是发展起来以后出现的问题,也需要在发展中去解决,而这里就必须首先清楚造成这些发展起来以后出现的问题的主要的原因。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那种为了加快发展速度,可以不论姓社姓资,放弃了对私有资本的限制,鼓励私有经济发展的右倾思潮和政策。

  在改革开放初期,党纠正了过去追求所有制纯而又纯的左倾思想,鼓励个体经济和三资企业等非公经济发展是正确的。邓小平多次谈到个体经济甚至外资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必要的补充。80年代后期,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放开了对私营经济的限制,而这其实是一个有重大影响的问题。因为发展个体经济,是放开了对个体劳动的限制,而发展私营企业,其实质是放开了对私有资本的限制,其性质和后果都有重大的不同。

  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胜利完成的时候,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在与民建,工商联负责人座谈时说到: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只要有原料,有销路,私人可以开厂;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⑧毛泽东把这称作: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并不绝对化的看待消灭资本主义,同时也着眼于满足社会需要,有利于生产来考虑政策问题。但这一政策考虑是有明确前提和限制的,一是社会需要,二是在过渡时期。因此这样的考虑决不意味着要去维护资产阶级的存在,相反,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一再希望资本家认清社会发展规律,走社会主义道路。更不会认为私有经济是过渡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而去鼓励发展。毛泽东的这一谈话,显示了他对革命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掌握,与他坚定的领导我国完成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制度,并无自相矛盾和不可理解之处。

  80年代中后期,在对待一部分经营有道的个体户和个体企业主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政策,一种设想政策是,引导个体业主的资金与技术与行业内国有集体企业合营,按比例分红,其本人可以参加或不参加企业的工作,以发挥其技术和管理才能,这样既可以增大公有制企业,也可以使得这一部分人得到收益。第二种政策是,放开限制,允许开办私营企业,无限制雇工。遗憾的是,改革采用了后一种政策,给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这固然是为了发展生产而采取了右的政策,既然如此,就更应该注意必要的限制,就像毛泽东当年说的那样:允许私人办大厂,订协议,20年不没收。即有明确的限制。然而实际情况却与之相反,尤其是在1992年以后,在进一步加快发展速度的说法下,却进一步转向鼓励私有企业发展,在“抓大放小”的口号下,大量国有集体企业倒闭,被贱卖,数千万职工下岗,私有企业迅速发展。1989年当年共登记私营企业9万余户,从1993年到2013年的二十年间,私营企业就增长了33倍多。截止2016年上半年,私营企业已达到334万户,从业人数由1993年底的372万人增加到2017年上半年的4714万人,已超过国有集体企业职工总人数。事实上在我国形成了二元化的生产关系,产生了新生资产阶级,这也许是当初许多人没有预想到的。因而我们看到现实中的“鸵鸟”现象,私有经济与个体经济混为一谈,用“民营经济”这样的笼统的概念掩盖了两者性质上的差别;回避新生资产阶级产生的事实。但是私有经济的发展总是要带来两极分化,造成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性质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这种生产过剩98年第一次出现,2008年再次出现,去年至今又在显现。这样的发展起来后的问题,已经表明了公有制主体地位降低所带来的后果,是形成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原因。因此,现在是到了必须认识和纠正鼓励私有经济发展的右倾政策的时候了,应该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评价私有经济的影响和作用,制定正确的新时代的对私有经济和资产阶级的政策。

  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如果对私有经济(不是对个体经济)放开限制,就会形成与公有经济的此消彼长,产生新生资产阶级,这是与发展个体经济以及外资经济形成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性质上作用上是有区别的。私有经济虽然在发展生产上起到了相当作用,但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本质上是对立的,其发展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因此私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必要补充和组成,私有经济的开放发展只是由于受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影响而产生的,从某种角度讲,反映了社会主义进程的曲折性,反映了两条道路斗争的长期性,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应当有必要的限制。这样讲,并不是要完全否认私有经济在发展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加以限制也不是要取消私有经济,或者简单化的仿照50年代那样的搞赎买,公私合营,这在当前既无条件,也无必要。这里所说的限制,从宏观上讲,就是要改变对私有经济鼓励的政策。应当将私有经济与个体经济区别对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真正需要的是个体经济,因为这是国有集体经济在现阶段生产力水平下做不好也做不了的经济领域,并且还提供了全社会最大数量的就业。据2017年1月18日国家工商总局例行发布会数据,至2016年底,全国个体及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共3.1亿,其中私营企业从业人员约0.43亿,其余2.67亿为个体经济(个体工商户和个体企业)从业人员。数量之大,可见个体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要性。由于个体户或个体投资人在经营中要负无限责任,压力很大,如无政策的鼓励支持,就难以发展。文革时期,虽然宪法中还有允许个体劳动的条文,实际却没有支持政策,个体经济就萎缩得很厉害,弄得来吃个早点,理个发都不方便,就是教训。因此对个体经济是应该鼓励支持的。私有经济不同于个体经济,其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了一旦放开限制就会不断扩张,事实上形成与公有制经济的此消彼长,最终会与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相矛盾,因而是不应当鼓励的。据调查资料推断,全国300.5万家私企中,约有55万家是由国有集体企业改制而来的。1995年,全国国有企业职工人数有7000多万人,到2017年减少到3600万,而私营企业员工总人数由1993年的372万增加到2017年的4714万,如此巨大的落差,难怪习总书记要用“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来形容搞好国有企业的问题了。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新时代,将以往对私有经济的政策加以改变是必要的,即应当将鼓励支持的政策改变为容许,利用,引导的政策。

  ——

  应当认识,国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相互交叉持股,促进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增强经济活力,实现原有资本的保值增值,是新时代给予私有经济的重大支持和引导,如果资本家不能从维护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着想,总是想谋求控股地位,难免落入狭隘的思维中去。

  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条件下,私有经济是应该限制和可以限制的,这就是要依照宪法原则保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实际工作中,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也许并不单纯表现在数量上,也在于公有制经济的控制力,引导力方面,但控制力也好,引导力也好,公有制主体地位是否保证,最终都要用两极分化是否得到抑制,是否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来衡量。

  在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改变,在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新时代,在私企数量和人数都已超过公有制企业的情况下,在有人认为“两个36条都难以解放民营经济,不是这些文件不到位,而是因为受到了更高层级的政策约束”的情况下,如果仍然继续实行鼓励支持私有经济发展的政策,继续对资产阶级让步,那么做大做优做强国有企业就会落空,公有制主体地位就会失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演变成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四项基本原则也将丢弃。那样,不但现阶段主要矛盾得不到解决,两极分化还会发展,阶级斗争可能激化,甚至成为主要矛盾,出现颠覆性错误,这是改革开放发展中必须要警惕和正确把握的根本问题。

  参考文献

  ⒈ 贾章旺:《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十七年(上下卷)》中国文史出版

  ⒉ 198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⒊ 豆丁网:《2016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

  注释

  ①贾章旺:《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十七年(上卷)》28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23页

  ③贾章旺:《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十七年(上卷)》321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75页

  ⑤贾章旺:《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十七年(上卷)》326页

  ⑥贾章旺:《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十七年(上卷)》368页

  ⑦贾章旺:《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十七年(下卷)》855页

  ⑧贾章旺:《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十七年(上卷)》321页

  ⑨豆丁网:《2016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

  本文发表时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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