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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周期率”的根源初探

作者:罗文颖 发布时间:2018-10-10 08:07:28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历史周期率”的根源初探

  1945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跟毛泽东说:

  【“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八十年来》附《延安归来》)】

  这就是被史学家称为“历史周期率”的著名论述。据此,有些人认为“中国历代王朝皆亡于腐败”,还有些人认为“极端的贫富悬殊是历史周期率的推手”。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分析的还是表面现象,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源。

  本作者认为:产生“历史周期率”的根源,是两千多年来存在着分散的、以一家一户仅种几亩地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及其小农意识。

  大家知道,周朝的分封制,使得周室日衰,诸侯雄起,产生了中国古代重要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形成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经过董仲舒进一步发挥的)儒术”,使政治、思想、文化方面适应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使孔孟之道与小农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渐进地形成了农耕思想与文化,产生了中国特色的小农意识。应该承认,孔孟之道里也有古代优秀的文化,有些观点在今天看也不过时,历史上的名人曾多次引用他们的话语。但孔孟之道是以“三纲”为核心的“三纲五常”论,造就了皇权独大的等级制,名门望族的世袭制,各级官员的特权制,男尊女卑夫权制;而“五常”的“仁义礼智信”则处于尴尬的可有可无的地位。在存世较长的朝代中,无非是开国后经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让利于民,经济发展,出现诸如“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的局面。唐玄宗和乾隆都是“盛世”时期的“圣君”,前期都励精图治,富民强国,虚心纳谏;后期都是吏治腐败,民生凋敝,宠信奸佞。

  他们的变化正如黄炎培所总结的那样。在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下从事生产的劳动者和管理者,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自然而然地是封建主义的小农意识。作为上层建筑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怎么可能变成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呢?因此,历史上的政权更迭,尤其是隋唐以后的政权更迭,完全沿袭了上一朝代的政治体制。即使是农民起义领袖做了皇帝也依然是这种模式。朱元璋对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用“剥皮揎草”的残酷刑法来处置,在位时杀了一些贪官,威慑力非常大,但官员们还是照贪不误,前“腐”后继;清代有官员选拔、任命、考核、回避、监察、罢免等较完备的制度,在乾隆后期还是出现了震惊朝野,让乾隆感到困惑的的以王亶望、勒尔瑾等甘肃一大批官员冒赈贪污的大案;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民谚。清代的皇帝比较勤政,为什么官场的腐败越演越烈?

  有句俗话:“上梁不正下梁歪”,多数人都理解为上面风气不好才导致下面风气不正。从房屋木结构角度来分析,下梁是先制作的,上梁是后制作的,由于下梁和上梁制作时榫卯不“正”,才导致下梁和上梁安装后是“歪的”。认识到这一点,对基层敢于顶风违法乱纪也就不奇怪了。绝大多数人都痛恨腐败,都指责严重的贫富差距带来的种种弊端,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一旦掌握了权力依然是“不贪白不贪”。放在地上的墩布,在湿度、温度适宜的环境下几天就会生出钱串子、潮虫等动物;墩布处于干燥的环境里,即使放在地上,这类节肢动物也会无影无踪。

  和珅当初为政清廉,1780年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索贿案毫不手软,曾经是“反腐败的先锋”,却一步步沦为清朝最大的蛀虫;乾隆对官员贪腐可谓深恶痛绝,对被判斩立决的李侍尧却迟迟不下达执行死刑的“朱批”,反而找理由为其开脱,在一年后就被“起复”,去查甘肃官员冒赈贪污案;和珅贪腐的劣迹乾隆不可能毫无察觉,但对身边的红人却网开一面,因为乾隆也是李侍尧、和珅贪贿的受益者;和珅由反腐堕落成巨贪,乾隆才是上层建筑方面的祸首,而小农经济则是生产方式方面的罪魁。尽管乾隆自己认识不到这一点,还以为惩治腐败官员是救万民于水火,能使帝业永固。乾隆驾崩,嘉庆立即拿和珅开刀,虽然诛杀的是贪官,却也多少有些“人亡政息”的味道。1786年清查浙江府库亏空案中,窦光鼐个人奋战,受曹文埴、阿桂等人诬陷一度遭囚禁,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大老虎以失败告终,颇能说明问题。

  历史证明:小农经济是贪腐现象的温床,拜金主义(一切向钱看)是贪腐现象的升温器,上级任命下级的官吏制度是贪腐现象的生长剂,小农意识是其行为准则。在这种条件下,“历史周期率”不断重演就成为必然。

  为防止“历史周期率”重演,古代的政治家都企图通过变法来改变社会的弊端,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阻止改朝换代。饱受争议的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会失败?而商鞅变法为什么能成功?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制农具和牛耕逐步地推广,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由少数奴隶主(诸侯)占有生产载体的私有制,变革到由地主和自耕农占有生产载体、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形成了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商鞅变法正是顺应了历史潮流,使新的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得以在秦国普遍开花结果。秦惠文王继位虽然车裂了商鞅的尸体,却使变法延续了下去,使秦消灭了六国。而王安石变法呢?前面提到,历代沿袭的小农经济与不断强化的孔孟之道相结合,造就了皇权独大的等级制,名门望族的世袭制,各级官员的特权制,男尊女卑夫权制。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战国末期的韩非子在《八奸》中就有描述:

  【“凡人臣之所道成奸者有八术:一曰同床,二曰在旁,三曰父兄,四曰养殃,五曰民萌,六曰流行,七曰威强,八曰四方。”】

  虽然韩非要君主警惕下属以权谋私觊觎君位,但两千多年来这“八术”不一直在现实中演绎着吗!“人臣”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就要结党营私,就要取得君主或上级的信任来升迁,就要结识“有用”的人来编织关系网。明代小说《金瓶梅词话》、《醒世恒言》里都有“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的俗语,说明行贿受贿索贿已成普遍现象;《红楼梦》中用柳湘莲的口:

  【“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我不做这剩忘八。”】

  鞭挞了侯门望族的荒淫无度;发达起来的富商大户们平日里也是“朝朝寒食,夜夜元宵”,有的富商大户也会做些积德行善的事,但让他们帮穷人致富只能是一枕黄粱。《名贤集》把“为仁不富矣,为富不仁矣”收录其中绝非偶然。由此,早就形成了官官勾结、官商勾结、官员与土豪勾结、官员与名门勾结、巨贾豪强与黑社会勾结、权力与金钱互动的利益共同体(剥削阶级)。他们不管老百姓死活,巧立名目盘剥百姓,其目的只有一个:社会财富必须按权利与资本来分配!这群利益共同体连妓女都不如,妓女还知道付出一定的“代价”,来获取一定的“报酬”;而他们住着豪宅、搂着美女、喝着美酒、哼着淫调,俾昼作夜地就获取了滚滚财富;他们不乏西门庆、薛蟠似的人物,混迹于上层社会,自诩精英,操控舆论,左右政府,导致贫富严重悬殊而历朝历代难以根治的顽症。

  在权力和利益面前,这张有形又无形的关系网,依据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又形成各个利益集团(家族、朋党、帮派、山头),使得皇帝与皇储、皇储与皇子、皇权与相权、皇族与外戚、阉党与朝官、朝官与朝官、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帮派与帮派……明争暗斗。从商鞅到王安石的一千四百多年中,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已深深根植于中原大地的沃土里,小农意识早就渗透到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中。在这种境遇下,任何脱离大众的改革都会偏离主题,成为少数人致富的工具。即使宋神宗没有英年早逝,即使向皇后垂帘听政继续推行变法,这种“老好人式的改革”,王安石变法迟早也会失败。庆历新政才一年就夭折,戊戌变法仅仅百日就凋谢是很好的注脚。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袁世凯偏偏恢复了帝制。

  历史上有几次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入主中原的事件,结果都融合成汉族人了,“八旗子弟”也成了由富于进取、骁勇善战蜕变为腐化堕落的代名词。这些少数民族其实是被小农意识同化了。在近代史上,中国是唯一没有被西方列强所瓜分所解体的封建文明古国。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众所周知,1840年、1860年爆发的两次鸦片战争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也是中国封建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次碰撞,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战后,仁人志士也只是意识到中国技不如人,1861年才有了洋务运动,开始了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追求,在近代工业方面第一次踏上了半封建半资本主义之路,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从总产值方面经济获得了发展,曾出现了所谓的“同光中兴”。随着甲午海战的失败,中国以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割让台湾列岛的代价,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寿终正寝。这是中国封建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二次碰撞。仅仅数万人的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烧杀抢掠,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以每个中国人赔款一两、共四亿五千万两,本息合计九亿八千余万两白银的代价,结束了中国封建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三次碰撞,使中国全面彻底地向西方开放了;也让有话语权的官吏、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种洋奴意识:列强们一切都好!一切都应该照搬列强们的!就连喝过洋墨水、啃过一些马列主义书本的中共早期某些领导人,也没摆脱这种意识,最惨痛的教训莫过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经过三次碰撞,清廷再也没有能力与列强们“叫板”了,使以慈禧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最高层也仅仅是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才有了考察西方国家宪政、颁布宪法、君主立宪、开放报禁、党禁等一系列举措。但这些“新政”加速了清朝的灭亡。清帝被迫退位后,中国没有换来民主与和平,经济上一直裹足不前,先是二十余年的军阀混战和蒋介石的剿共,好不容易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蒋介石又挑起了三年内战,使中国失去了实现政治民主,经济赶超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大好时机。

  纵观1860年到1949年的九十年间,中国不断地向发达国家学习,不断地寻求发达国家的援助,可是,那时中国的企业连自行车都不能制造,东拼西凑的飞机、汽车只是样品,形不成生产能力。钢铁企业始于1890年的汉阳铁厂,起步不算晚,可最高年产量(1943年)只有91万吨。以民国时期经济最好的年份1936年为例,现代工业(以轻工业为主)只占工农业总产值10%左右,其余90%左右为落后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当年中国的钢产量为41.43万吨,苏联为1,624万吨,美国为4,853万吨,英国为1,197万吨。到1949年,中国钢产量下降为15.7万吨;农业方面,1949年全国农用拖拉机只有117台,联合收割机、农用载重汽车等大型农机几乎是空白。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的北洋政府、国民党南京政府,国家管理方面依然是独裁专制,经济上都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都没有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其生产力与科技水平落后发达国家上百年,更甭提现代化了。

  这一切都说明,不改变多数人从事地分散的、以一家一户仅种几亩地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来提倡民主、宪政,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实现经济现代化,也只能是一条艰难之路。因为小农业形不成社会化生产,种地的人不需要规范来指导生产,科学技术、先进的生产工具也不能普及。在小农经济和小农意识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劳动者和管理者,没有民主的意识,也就没有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的觉悟。

  在“我的地盘我做主”面前,坐井观天,妄自尊大,一旦遇到挫折或在强势面前,又妄自菲薄,卑躬屈膝;在“我的地盘我做主”面前,人与人之间、山头与山头之间处理问题,不是去争谁对谁错,而是去争谁说了算!在“我的地盘我做主”面前,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打进北京时,饱读“圣贤书”、满口“礼义廉耻”的封疆大吏们不懂得如何打败侵略者,不愿意去北京勤王也就罢了,却搞出一个“东南互保”,苟安一隅,地方保护的办法来;在“我的地盘我做主”面前,任何法律、规范纵使有皮有骨,也会大打折扣,甚至有皮无骨。这就是小农意识催生出来的结果。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只能各自为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正确的信仰定会迷失方向。

  2015年06月02日完稿于承德、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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