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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纠”“联动”的两个组织(综合)

作者:伊水刘文刀 发布时间:2018-09-06 08:51:49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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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否认,文革中是出现了一度的混乱,集中在1966年夏——1967年春,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而66年打砸抢、武斗最凶的阶段,公认是在8月份,民间称为“红八月”。提到“红八月”,就必须讲讲“西纠”和“联动”。 

       我稍后会把现在官方编纂的1966年大事记转载给大家。这里先给大家提个醒,整个1966年,刘少奇、邓小平并未被打倒,走资派们还在走,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处于胶着状态。刘邓于6、7月份派出工作组进驻学校,企图转移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让群众斗群众。这在邓小平1968年致中央《我的自述》和1967年4月邓榕对邓小平的揭发信中都有交待:其实,只要从动机去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毛主席发动此次运动,目的“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一位英明伟大的战略家,他老人家怎么会转移、干扰斗争大方向,自己制定的《十六条》,然后自己给自己拆台?谁最希望武斗、最希望群众斗群众、最希望转移斗争大方向?或者说这样做对谁最有利?无疑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是任何一位稍有逻辑常识者,用脚丫都能分析出来的唯一合理的结论。

  “西纠”的成立,以及之后“联动”的成立,是研究文革历史、特别是文革武斗不能回避的。而官方恰恰竭尽所能绕开这段历史,对全民族进行洗脑。“西纠”的成员都是当时的高干子女,他们成立“西纠”的真实用意,就是力图“保爹保妈”,把运动矛头转向群众,把水搅浑。由于他们恶贯满盈,民愤极大,最后被中央文革取缔。他们的老爹老妈,也都纷纷作为走资派被揪了出来。于是“西纠”、“东纠”、“海纠”于1966年底又纠集在一起,成立了“联动”,公开向中央文革叫板,和文革唱反调。但是很快就在1967年春被取缔了!

  文革之后,他们的爹妈(走资派)纷纷被平反,恢复工作。这些当年高喊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以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混蛋”等血统论的官二代,要接老子的班,而他们参见过反革命组织“西纠”、“联动”的历史肯定会影响他们前途。于是,中组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于1984年下发了『关于《联动》、《西纠》彻底平反通知』。为他们顺利接班,彻底扫清了政治上的道路。接下来,在转载披露”西纠“、“联动”罪恶史的文章内容中,大家会看到部分当年打砸抢,如今身居政商高位的骨干分子的名字。相信大家一定会若有所思的。

  毛主席发动文革,就是要扫除特权阶层,铲除官僚主义,让工农真正当家做主。四届人大代表中,工农的比例高达51.1%,政府高官中有农民(陈永贵)、有工人(李素文、吴桂贤),等等。反文革派复辟后,人民民主专政政权重新沦为权贵们的世袭江山。今天,这种官员世袭现象俯拾皆是。就连2013年5月26日《人民日报》都不得不承认,底层上升通道受阻,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加剧,贫穷将会代际传递,一代穷世代穷。可社会上那些非富非贵的大众,却还有不少人为这样的复辟叫好,是不是有点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的味道?

关于“西纠”、“联动”

  “西城红卫兵纠察队”,(简称“西纠”)

  1966年8月应“文革”之风而起的北京“西城红卫兵纠察队”,(简称“西纠”)是后来“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的前身。两个组织主要成员皆以所谓共产党“高干子弟”为主力。

  “文革”初期北京城一系列的“抄家”和打砸抢杀的恐怖狂潮,是在1966年“818”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之后,由“西纠”带头挑起的。他们到处贴布告,散通知,把“黑五类”极其子女吓得东躲西藏。影响所及遍布京城辐射全国。如西安“文革”初期也仿照“西纠”成立了“红色恐怖队”。

  8月25日,“西纠”发布成立宣言,声称其成员是红卫兵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纠察队是革命的造反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解放军驻京部队的亲密战友,要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在这个文件中,首次将资产阶级和五类分子并列,成为六类分子,而且强调镇压的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即“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

  8月25日,也就是“西纠”成立的同一天,北京三中、女三中、四中、女四中、六中、女六中、八中红卫兵联名发表的《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①《红卫兵报》第2 期(1966 年9 月4 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文中更加直接地透露出“西纠”成立的原因:『目前,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汹涌澎湃之时,阶级敌人刮起了一股黑风。他们也喊“造反”,也组织“造反队”,但他们造的是无产阶级之反。他们也提“倡议”,也发“通令”,但他们发出的是形“左”实右的反革命的叫骂声。他们甚至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向我们的革命老首长、老干部。他们抄革命老首长的家,截革命老首长的车,咒骂革命老首长“生活腐化”、“养尊处优”,勒令“搬家”,“辞保姆”,打匿名电话进行威胁,等等。这是疯狂的阶级报复!这是十足的反革命!我们革命的红卫兵绝对不能容忍!绝对不能答应!!我们最严重的警告那些地主资产阶级混蛋们: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已经成立了!你们胆敢“造反”,胆敢“翻案”,胆敢再动我们革命老前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和你们拼命!断头流血何所惧!横扫妖魔全无敌!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革命的红卫兵们,立即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保卫国家机关!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前辈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

  这些话语和8月25日公布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中的观点十分一致,又一次亮明“西纠”的思想观点和成立的目的:崇尚血统论,保护老干部,规范红卫兵的造反行动,维护造反秩序。这是“西纠”与其他造反派组织的分歧和重要区别。

  在“西纠”成立、上述文件发表以后的几天,在北京掀起了抄家、殴打、刑讯、杀戮的高潮。据官方统计,从八月底到九月初,有1772名北京市居民被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被杀,而是被严刑残酷折磨致死。这是北京市的“玻璃之夜”(注:又译作“水晶之夜”、“碎玻璃之夜”,指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纳粹党及冲锋队袭击德国全境的犹太人的事件。这被认为是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的开始。因暴行后到处是打碎的玻璃而得此名),这是北京市居民永远不能忘记的惨烈一幕。
  8月25日,“西纠”成立,26日,北京市被打死人数就从二位数升至三位数!“西纠”成立后展开活动的几天,也就是北京市被虐杀人数最多的几天!而在这一非常时期里,在北京市被虐杀总人数中,数“西纠”主要活动的西城区死亡人数最多,为333人,比第二、三、四名的总和还多。

  “西纠”和后来的“联动”之别在于,“西纠”时期,其成员的“高干老子”尚未被打成“走资派”,因之个个气焰嚣张,“抄家”、“破四旧”凶残无比,毁灭的家庭打死的人不在少数;而到了“联动”时期,其成员的“高干老子”多数已被打倒,他们既得利益丧失,故此转入打砸劫甚至内讧的消极“革命”阶段。

  大家熟悉的“红卫兵”头戴军帽,一身黄军装,腰束军用宽皮带,就是由“西纠”首先定型;而“联动”的标准服装则是一身蓝布制服,内穿白衬衫。蓝制服袖口要特别卷起将衬衫白袖露出,脚上必须穿的是白色回力牌高腰球鞋。常骑着自行车一群群风驰电掣从大街上掠过,以忽聚忽散的方式,搞所谓“飞行集会”。

  令人费解的是,至今竟然基本未闻“西纠”或“联动”之踪,仿佛这两个骇人的恐怖别动队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西纠”的主要成员有孔丹(孔原之子),陈小鲁(陈毅之子)、董良融(董必武之子)、李三友(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之子)


  关联阅读:

馨香丨 董必武儿子董良翮昨去世,孔丹回忆联动往事

  可靠消息:

  董必武之子董良翮,于2017年4月11日晚19时55分在云南瑞丽因病去世,享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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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良翮

董良翮自述

  我1945年生于延安,1969年下乡务农,现为广州中联置业公司董事长。在3个孩子中,我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最长。父亲对哥哥姐姐可能不像对我这么宠爱。他们的特权不如我大。他们不能随便进出父亲的办公室,我却可以在他办公室的地毯上打滚。甚至可以乱翻抽屉。父亲很严肃,但他很有人情味,不打人,甚至没有骂过我。

  “文革”开始时,我是北京市六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2月,父母决定送我到农村去。

  1979年,我离开农村,回到北京,在农机部农业机械化服务总公司工作。我没有按部就班地上大学,只是在干部学院进行了企业管理专业的培训。后来,又从农机部调到康华公司,接着又到了海南……现在在广州经商。

  如果父亲活着,我相信他也不会落伍,一样会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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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怀抱的董良翮。

  原题:

回忆我与董良翮的往事

孔丹

2017年4月12日

  今年3月23日,董良翮的儿子董绍新来到我的办公室,给我送出版的董老家书。我问及他父亲的病情时,他说正在用自己的骨髓来帮助治疗父亲的白血病,我还夸他是孝顺孩子。他父亲现在云南瑞丽疗养,情况尚属稳定。

  昨晚,突然传来噩耗,董良翮已溘然长逝,不由错愕不已。他长我一岁,竟猝然辞世,令我怅然良久,扼腕叹息。除了怀念故人外,似是也在提示我辈,生也有涯矣。以下从我的口述史中摘取若干片段,以寄托哀思。

  西纠是有总部的,但总部里我们这几个所谓的头头,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明确的称谓,没有谁是总指挥了,谁是司令什么的。不过我们有几个编号、排名什么的,我是1号,也不过就是这样。如果一定要说西纠司令是孔丹,副司令是陈小鲁、董良翮,大家也都不否认。  可我从来没有这个概念,就是负责人,现在叫一把手,或者说就是四中出的组织者。西纠领导层的这个结构,不仅和四中地位有关,和陈小鲁、董良翮的性格也有关系。我则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学生干部的历练,不是一天两天的历练。所以就自然形成了这样的格局。

  在西纠总部里,有几个组。其他人回忆说,西纠有宣传部什么的,这似乎不对,应当叫宣传组吧。有一个组织组,组织组是王向荣负责。还有一个后勤组,由赵胜利掌管。宣传组是秦晓负责,其实非常起作用的是李三友。真正动笔,特别是很重要的6号、7号两个通令是李三友为主起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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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三友的父亲文革前是北京公安局副局长,当时实际上已经被打成北京市委的“黑帮分子”了。不过在我们的眼里,李三友还是自己人,所以让他发挥着幕后的作用。其实马凯也在里面帮着做了不少工作。我印象中,起草西纠的通令马凯也参与讨论了。

  西纠总部设在育翔小学的时候有两个纠察连,一个连全部队员是四中的,另一个是师大女附中的。我弟弟孔栋是四中老高二的,比我小一岁。他是四中连的连长,徐文连是徐海东的儿子,那时是指导员。师大女附中那个连谁是头儿,我记不太清了,包括邓榕当时都参加了女附中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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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赵胜利、孔丹、秦晓。

  所谓一个连,不过就是几十个人。纠察连的任务就是住在总部,应付紧急情况以便集中行动。我们真正有组织的行动也就有几次,如在地质部和地院东方红冲突、在国防科委和北航红旗的冲突等。

  总理要求西纠去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西纠又临时从西城区各个学校抽调了300多人,由董良翮、陈小鲁率队去了北京站。这不是从纠察连直接派去的,但也是以西纠的名义组织的。还有些是临时情况变化就临时调动,比如保护班禅大师等。

  在此之前,总理已经亲自主持和部署西纠在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了,起因是红卫兵大串联把北京火车站的秩序搞得十分混乱。那天在国务院的一个会议室,他召集铁道部、国务院办公厅的人,包括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外号武大麻子,还有周荣鑫秘书长参加。他那次把我、陈小鲁、董良翮三个人也叫去一起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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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周总理一改在我心目中温和的形象,发了很大的火。我小的时候,因为父母的关系和总理很熟,从没见过总理发脾气。那天,他把武竞天叫起来一通数落,训斥他失职没做好工作。武竞天是副部长,也算我的父辈,他被叫起来,就坐不下去了,就那样站在那里,很尴尬。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总理后来说:今天,我把西纠的红卫兵请来帮你的忙,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总理对我们说:现在看来,警察不行了,部队也不行,都不行,都管不住了。只有靠你们红卫兵了。所以他当场就决定让西纠把整个北京火车站接管了,让我们会后马上布置去做安排。于是,我们立即组织了几百人,由董良翮、陈小鲁率队去了北京站。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工作量极大。董良翮带着很多西纠队员在那呆了很长时间,扎扎实实地在那儿分兵把口,吃没吃喝没喝的,每天都是席地而眠。车站的事我只去看了一两次,看到大家的高度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着实感慨得很。董良翮、陈小鲁他们把整个车站秩序维持得很好,保证了史无前例的大串联中一千万红卫兵进出北京的秩序。我在监狱里呆了整整四个月,1966年12月23日我母亲去世当天我被拘捕。1967年4月22日列宁诞辰那天晚上,我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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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西纠问题被抓的,除了我以外,还有董良翮和粟寒生。当时把我抓起来,矛头所指显然是周总理。从四人帮迫害总理、老干部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阴谋。那时追查所及,指向了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徐向前、陶铸、余秋里、廖承志、王任重、何长工、吕东、周荣鑫、雍文涛、孔原、许明等等。中央文革希望从我身上追查出西纠的后台。以现在的标准看,我母亲为西纠提供了办公地点、交通工具、被褥,都够得上算是支持了,你想撇也撇不清。

  我们这个楼道里有十九个号子,我住的是19号,20号是茅号,就是厕所。有一次放风的时候,我捡了根钉子。墙上有一个走烟筒的窟窿,看样子过去牢房里是放过炉子的。窟窿已经被堵了,我就用这个钉子慢慢抠,终于钻了个孔。

  那些看守们没有想到,我可以通过与厕所之间墙上的这个孔,和监狱里其他18个号子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用写检查的纸,写上交流的消息,再卷成细卷,从孔里穿过去。在各个号关押的人上茅号时,我们就用这种方式传递消息。

  后来因为联动问题被抓进来的人很多,在我周边的号子里都有。通过这种情报交流,我知道了董良翮、粟裕的儿子粟寒生,还有李井泉的儿子李明清等都被抓进来了。通过这种方式,我知道了外边的很多事情,比如联动反中央文革的事等等。

  我们这批人是在1967年4月22日晚上大概10点钟左右释放的。那天,我们都被点名带出牢房。那阵势,感觉很恐怖,有的人声音都抖了。有的女孩儿小声说,是不是要枪毙咱们啊?我在里头算是年纪大的,我还说了一句:放心吧,没问题,绝不可能枪毙咱们,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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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丹近照。

  我们往外走,走到一个操场,灯光很亮,停着几辆大轿车。本来我们还很有秩序的,后来稀里哗啦的就上了车。这百十来人分头上了几辆车,然后车就启动了。开着开着,一看,到了人民大会堂南门。我们下车就被带进去了。不知是哪个厅,里面都摆好了椅子。本来我跟董良翮走在一起,到里面就分开了,不知道谁都坐到哪里去了。

  刚坐下来,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关锋、戚本禹等,我能认得的大概就这几个人,都穿着军装,一下子就走进来了。他们坐在一排,刚坐下,还没正式开始呢,江青就说了一句:“哪个是孔丹啊?站起来我看看。”她拉着个脸,阴阳怪气的。我就站起来了,也没什么表情。她看了看说:“坐下吧。”然后总理就上来讲话。

  总理讲话,大概开场就是这么说的:毛主席讲了,不要写什么检查了,放他们出去革命嘛。所以,你们有错误,也还是要出来继续革命,所以把你们都放出来。

  总理说到中间的时候,叫到了董良翮和我。我们俩“哗”一下就都站起来了。总理说:“坐下,坐下,你们两个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你们犯错误我也有责任!”

  有人回忆,后面还有一句是说:西纠还是有功的。但我不记得了,而且我觉得当时总理说这样的话是不可能的,这不等于直接承认自己是西纠后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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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在井冈山,左起冯江华、李三友、路舒奇、孔丹、秦晓、孔栋。

  还有人回忆,说我当时就掉下了眼泪。我现在回想是没有,当时只是觉得总理那么讲,我心里面有点酸酸的,但是没有流泪。我不知道董良翮是不是有这个反应。那天,康生也去了。因为历史原因,康生和我父亲的私交原来甚好,他对我更熟悉。总理、江青两次叫我起来时,他都看着我笑,但没有说话。这次接见的时间不长,总理就宣布:散会了!当时,我感到这件事很突然。事后听说,彭小蒙当时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血书。信中谈到,联动的牛皖平等人都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小将,不是反革命。他们只是对江青有意见而已,不应当将他们继续关押,因此强烈要求毛主席关注此事。这封信辗转送到了毛主席手里,毛做了批示。就是总理传达的:不要写什么检查了,放他们出去革命嘛。这才有了4月22日的释放联动,我也因此而沾光。出了人民大会堂,我就问旁边的看守:我们怎么走?他就说:你们愿意现在离开也可以。我说:号子里还有我的东西呢!他说:有什么东西呀?我说:有一桶牙膏,一个洗衣皂,还有点杂物。那我还是回去吧。他说:没关系,你可以回去,我们这儿有车接送。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景象,我们出了大会堂南门后,多数人一哄而散,各自就走了。我呢,依然老老实实地上车,回去把我的东西收拾干净了,那里面还有我写的诗稿啊什么的。我都收拾好了,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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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丹的父母孔原许明(左),与在延安同时结婚的邓小平卓琳夫妇合影。

  我印象中,他们是用车把我们回监狱的这些人送到靠近各自住所的地方。我就在地安门大街附近下的车,大概是在深夜里到家的。我一进门,把我弟弟吓了一跳。他说:你怎么半夜三更回来了?我说:放了啊,然后就兴奋地给他描述晚上的会。

  然后,我说:别的不说了,家里有什么吃的东西赶紧拿出来。孔栋找出些花生、饼干之类,我就嘁哩咔嚓开始吃起来,才开始缓过点劲儿来。

  我赶紧问孔栋:妈妈呢,怎么样了?

  他说:你不知道啊?

  我说:怎么啦?!

  他说:你进去的那天晚上,妈妈就走了。

  我说:我离开医院的时候,她那呼吸变强了一点,面色稍微有点恢复了啊。

  孔栋说:人最后什么叫回光返照啊,就是那感觉。我也以为妈妈救过来了,其实也就是身体最后的努力挣扎吧,但一直再也没恢复知觉。就在你被抓的那天晚上走了。

  我说:后事怎么处理的?

  他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来个人,帮着一块处理一下,就拉到八宝山去了…… 

  我说:机关有没有关心家属一下啊?

  他说:没有。

  那我明白了,就是说国务院机关是把她自杀作为叛党行为来对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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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与幼子董良翮。

  董良翮答问鲁豫董必武,中共元老,1886年出生于湖北黄安。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武汉开办律师事务所并办学,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教育家和律师。1921年,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1949年前,曾历任中共武汉地委书记、中央党校校长、最高法院院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等职。董必武的长子董良羽出生那年,抗日战争刚刚爆发,日本飞机肆无忌惮地轰炸扫射,而中国却不能制造飞机。董必武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制造飞机代表了它的富强,就给儿子取名“良羽”。出于这样的想法,女儿出生时,他就继续在“羽”字上做文章,取名“良翚(hul飞翔。古书上指有五彩羽毛的雉)”。小儿子出生,他取名为“良翮(he)”,还是羽毛的意思。鲁豫:您这个名字10个人看了可能9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念,要查字典。您小时候知道自己名字是什么意思吗?董良翮:“翮”是鸟的翅膀,意思是希望我的人生能够走得远一点,看得高一点,顾全大局的意思。鲁豫:您的童年有没有经历过战乱?董良翮:没有。我刚满月就坐飞机从延安飞到重庆,因为我父亲当时在重庆办事处。我出生以后,他们就把我送到重庆。听说包我的布里还藏着党的经费,有人开玩笑说,你参加革命参加得最早。鲁豫:我觉得您父亲是个不怒而威的人,往那儿一坐,脸上没表情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一种威严。董良翮:我父亲对我哥我姐比较严厉,对我例外,对我最宽容。我记得没上学的时候,我可以到他的办公室随便翻,把他的印章镇纸摆到地毯上,像开坦克、开汽车那样推着跑,玩他的眼镜盒,把眼镜盒的线都撑开了。我哥哥姐姐绝对不敢这么做,我可以。他有时很晚回来,我也不回自己房里睡,就在地毯上睡觉,等他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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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与儿女,左为董良翮。

  鲁豫:您一点不怕他?

  董良翮:基本上不怕,但也不敢当着他的面太调皮。

  鲁豫:小时候有没有因为做错了事父亲给您讲道理?

  董良翮:大道理没有,他都是从很细微的地方教育我的。比如看我调皮了,他说哪儿拿东西放回哪儿去。这话他经常讲,但从来不说你将来要当什么官、成什么专家之类的话,从来不讲。另外他还讲吃饭的时候要吃干净,不能有一粒剩饭,农民种粮食非常不容易。他还讲伸手巴掌攥手拳,看时容易做时难。都是小事,没讲过更深的东西。我父亲经常说办任何事要考虑四个字:“需要”、“可能”。现在想起来,他一生的做人与决策用的就是这四个字。

  1957年,董良翮随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父亲搬进了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一套两进院子,后院住着王稼祥和朱仲丽夫妇。董必武的夫人何莲芝常常去探望这对延安时期的老朋友,有时久久不回,孩子们扯着嗓子叫“开饭”,才把她喊回来。何莲芝是红军女战士出身,在延安时是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搬到中南海没多久,开始了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水平下降,为了给孩子们补充营养,这位女红军竟在中南海里养起了鸡鸭,成了一景。

  鲁豫:那时候你们的生活水平比一般老百姓好吗?

  董良翮:某些方面要好一点,困难时期是一样的,全家人都浮肿,主席带头不吃肉,我家也没有肉吃。但我母亲是穷苦出身,很会打理家务,会把一些剩菜腌起来。她在延安是大生产的劳动模范,养猪支援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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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夫妇与孩子,中为董良翮。

  鲁豫:到了北京也在家里养猪吗?

  董良翮:猪没养过,但是我们家里经常养动物,鸡、鹅、鸭子都养过。中南海的同志开玩笑说,哪来的老太太挥着竹竿赶鹅呢。走近一看是何莲芝同志,立刻就非常尊重了。

  鲁豫:您在“文革”中比较出名是因为什么事情?

  董良翮:我在学校是个头头,后来在“西纠”又是头头。我们是炮轰团中央的第一支队伍,当时社会上出的第一期红卫兵报,就是我们学校的几个学生搞出来的。后来西城纠察队成立以后,我就到北京站整顿车站秩序。周总理还接见了我,说你搞得不错,要不要留在那儿当站长。我心想我小孩当什么站长,我还要上学呢。

  鲁豫:去北京站纠正什么秩序呢?

  董良翮:主要是疏导人群,当时串联的学生很多,北京站简直是瘫痪了,除了技术上的东西由他们来管,剩下迎来送往的任务,全是我们组织的人去的。

  鲁豫:这个任务之所以要你们来做,是因为光靠车站的人力已经不够了吗? 

  董良翮:不是人力不够,学生那个时候造反嘛,他们根本管不了,谁也不听他们的。只有学生才能管学生,我们代表北京市的红卫兵纠察队,外地学生来了一看北京还有纠察队,就老老实实听话了。

  1966年12月的一个夜晚,董良翮的姐姐董良翚接到父母从广州休养地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接到中央通知,要董良翮去公安局投案自首、交代问题。打电话的人没说为什么,董必武也没问,嘱咐儿子老老实实地按中央的指示去办。第二天一早,董良翮在姐姐的陪同下,骑着自行车往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东侧的公安部投案。他检讨了自己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行为…… 说完,公安局的人让他回家。他回家后,又在父亲要求下,把投案过程报告总理值班室备案。董良翮原以为这一切都是误会。然而,1967年1月4日凌晨,北京市公安局打来电话,通知他立即带牙具去投案报到。21岁的董良翮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牢狱生活。

  董良翮:当时关了两三百人吧,都是学生,还都是我们这些各个学校的头,大部分还是干部子女,都在里头。

  鲁豫:让你们交代什么问题呢?

  董良翮:就是交代我们学校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有打人的事。但好多事我也没有参与。

  鲁豫:问题是您当时是学生头儿。

  董良翮:我是学生头儿,但我根本控制不了局势,谁也不知道别人干的啥。后来我们出了学校,到社会上去,几天几夜不回学校,学校里是怎么搞的我们也不知道了。

  董良翮所在的北京第六中学,距离天安门广场只有几百米,和中南海一街之隔。这个学校有相当多的干部子弟,也是最早私设监狱的学校之一。

  1967年4月22日,毛泽东下令把被关押的红卫兵放出来。这群“小囚犯”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周恩来的慰问。董良翮的第一次牢狱生涯就这么糊里糊涂地结束了。

  董良翮:最后是主席把我们放出来的。总理第一个就问董良翮在不在,我一下就站起来,说在。他说,你们犯了错误,以后要跌倒了还要爬起来,不要灰心……说得我当时就哭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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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豫:关了半年才回到家,还能记得见到父亲时的情景吗?他是长舒一口气,儿子终于出来了那种心情吗?

  董良翮:他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自信没干什么特别出格的事,我觉得他也应该相信我,而且经过这次事,他觉得对我应该是一个锻炼。他最后说,我是为他坐的牢。不过,经过这件事后,我父亲的耳朵聋了,身体明显也差了,那一年他变化很大,像个分水岭。我这件事对他的打击挺大的。 

  董良翮的牢狱生涯留下的“后遗症”之一是学会了抽烟。董必武从不吸烟,也反对年轻人吸烟。董良翮一次在家里吸烟被父亲发现,神色不安地站起来,垂着手,准备挨批,却没想到父亲只是瞟了他一眼,淡淡一笑,说,你抽嘛。父亲理解儿子的苦闷。

  鲁豫:是关进去以后开始抽烟的吗?

  董良翮:出来以后开始抽烟。我父亲是不抽烟的,他也不允许别人在他在面前抽烟。

  鲁豫:您抽烟他不管,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儿子受苦了。

  董良翮:对,我理解也是这样。

  年轻时的董良翮向往着横刀立马的军旅生活。1967年冬季,董必武在广州养病。为了让他的82岁生日过得热闹些,全家人先后聚会广州。这时,因“文革”暂停了两年的征兵工作开始了。董良翮一到广州就缠着母亲,让她到军区活动活动,争取在广州入伍。军区对于这个要求迟迟不作正面回答,总说“研究研究”或“反映反映”。直到1968年3月下旬,广州军区同意接收董良翮入伍。但未曾料想,就在他准备穿上军装的时候,又一次劫难意外降临,他再度被捕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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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良翮晚年。

  鲁豫:第一次被捕之前还有一些征兆,那第二次被捕有没有什么征兆?

  董良翮:没有,完全出乎意料,莫名其妙地就发生了。第一次被关完回来以后,我是所谓的“逍遥派”了,不参加任何“文化大革命”的聚会,甚至听到这样的事都要躲得远远的,基本就待在家里。我跟家里提出想去当兵,当时有个詹副司令在广州,是我父亲的朋友,我父亲跟他提这件事,他说没问题,让孩子来吧,到广州来参军。我去了广州。结果去了以后,又变了,说我不能参军,因为我眼睛不好,近视眼。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像我们这种家庭的人,参军根本不成问题的。

  鲁豫:您视力是很差吗?

  董良翮:就是一般的近视,也没什么,在部队戴眼镜的人也很多,又不是我一个。

  鲁豫:第二次关了多长时间?

  董良翮:也是半年多,两次加起来有一年。

  鲁豫:比第一次苦吗?

  董良翮:关的是单间,精神压力大。可能坐过监狱的人都知道,单间比群间还恐怖。几个月都没人理你,每天能听到监狱外的喜鹊叫,就非常高兴,觉得还有一个声音能传进来,是这种感觉。有一次我烦了,一拳打到墙上,整个手全都在流血,破了,但没有疼的感觉。

  儿子再次入狱,父母无能为力。董必武的耳朵更聋了,步履也有些蹒跚。他作了不少诗,写在整张报纸上,内容都是关于儿子被捕的。为了不被人认出来,字就横着写、竖着写,大字、小字拌和着写,把整张报纸涂成墨色。何莲芝学会了抽烟,经常坐在家里一支接一支地抽,也变得烦躁,常为小事发脾气。直到1968年年底,在没有作出任何结论的情形下,董良翮被释放出来。

  儿子第二次出狱后,董必武和何莲芝经过好几天的考虑,决定送董良翮到农村去。为了让儿子下乡后住宿方便和有个照应,最后决定去河北晋县,那里有一个董必武的老部下在此复员务农。1969年4月,24岁的董良翮携新婚妻子一起下农村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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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良翮在农村。

  鲁豫:离京之前,父亲给您两样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是吧?是您自己要的吗?

  董良翮:临告别的时候,我父亲问,怎么样,准备好了没有?我说,准备好了。他说,你还有什么要求?我说,想跟您要两件东西,要您的洗脸毛巾和牙刷。他用的洗脸毛巾因为时间长了,磨出洞来了,他就把毛巾两头缝起来,成一个圈状,有洞的这边往没洞的那边错一点,有洞的地方就给挡住了。他就用这样的毛巾洗脸,一直用到我走的时候还是这样。牙刷是已经用断了,他用绳子捆起来继续用。那时候他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了。

  鲁豫:您当时为什么想带这两个东西走?

  董良翮:我觉得他的艰苦朴素精神我应该带走。

  董良翮在农村一干就是10年,从普通社员一步步做到大队书记、公社书记、再到县委副书记。其间,因为工作成绩斐然,他还被树为知青的先进典型。1973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长篇通讯《革命的好后代——记北京下乡知识青年董良翮》详细报道了他的事迹。一时间,董良翮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有关董良翮的身世,文章中只披露了他是“革命干部的后代”,他的行动“得到父母的支持”。

  鲁豫:您每次回去,您父亲肯定很愿意跟您聊天,多了解一些您的生活?

  董良翮:对,他听我讲,不轻易插话。

  鲁豫:当时您准备一辈子在农村待着吗?

  董良翮:我们反正有这个打算,没说想走,没有考虑,因为当时我在农村干得很愉快,也很有成就感。我父亲也对把我送到农村很自豪。我后来当了大队书记、公社书记、县里的副书记,他没有说反对,也没有说你还应该怎么样,他任我自己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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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良翮回到插队的农村。

  鲁豫:您离开北京到农村去,内心有没有觉得苦闷或者舍不得?

  董良翮:没有,因为我父亲也非常支持我去,可能他潜意识中觉得还是在群众中生活好,未必觉得当了多大的官儿就一定好。

  正当董良翮成为全国上下著名的知青典型时,却传来父亲患上肝癌的消息。1974年,董良翮请假回京,来到父亲身边侍奉,前后陪伴了半年多的时间。1975年3月5日为董必武虚岁90诞辰,此时他已沉疴不起,于床榻赋《九十初度》一首:

  九十光阴瞬息过,

  吾生多难感蹉跎。

  五朝敞政皆亲历,

  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

  随人治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胜,

  深信前途会伐柯。

  董必武曾对自己的一生有个总结。他说:“我就像一块布头,党需要把我补在哪里,我就去哪里,并牢牢地贴在那儿。补在帽子上,就在帽子上;补在袖子上,就在袖子上。”1975年4月2日,董必武病情恶化,在北京逝世。4年后,董良翮离开河北农村回到北京。此后20多年,他一直在商界发展。对于父亲的深深记忆,至今历历在目。

  鲁豫:您父亲对自己有几个称谓,好像类似于螺丝钉之类的那种?

  董良翮:他跟我讲京戏里有跑龙套的,跑龙套的就是主帅出来之前,举着一个旗“哗啦”一声,然后站到主帅身边去的那个人,跑龙套的一站好,说明主帅就要亮相表演了。他说这个跑龙套的也很不简单。他说自己跑了一辈子的龙套,也甘心跑一辈子龙套。我现在的心态就特别平和。

  鲁豫:您是不是发现自己越来越像父亲了?

  董良翮:嗯,不知道,我没他那么好,但是他的个性和为人处世的方式还是影响着我。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59岁了,他对世事的看法已经是很深刻了。我现在能不能修炼到他那个程度还是未知数,能够学他一点就最好了。

  鲁豫:想到这些,您内心是什么样的感觉?

  董良翮:自豪,非常自豪。

  摘自《鲁豫有约——名门》一书,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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