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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昌明: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

作者:钱昌明 发布时间:2018-09-05 09:31:31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揭马克思主义叛徒“反水”的一块遮羞布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连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变“色”,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长期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是一种“渐变”;而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所谓“民主化”、“公开性”改革,搞民主社会主义,则是压垮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突变”。

  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崩溃这一历史悲剧,国内也有一些所谓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反而欢欣鼓舞、弹冠相庆。他们由此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这是搞“暴力社会主义”的恶果。于是就公然否定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否定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主张放弃共产主义大目标,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口号,改旗易帜,走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叛徒“反水”的一块遮羞布,也是他们投靠帝国主义的“投名状”,更是他们在中国搞“和平演变”,鼓吹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

  编造了一个弥天大谎!

  为了混淆视听,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精心编造了一个“故事”,扯了一个弥天大谎。他们说:

  “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导言”)

  二战后的世界已经出现一种“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它已在三种社会制度的“和平竞争”中“胜出”(另两种制度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即“暴力社会主义”)。说什么“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当今世界已走上了“第三条道路”。并认为: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按:这里,他故意“忘记”了历史上任何社会制度的改变,都是“推翻与消灭”的关系,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历史上,不就发生了像英、美、法那种“推翻和消灭关系”的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必须告别革命。还认为:

  “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陨落》第722页),因此,也没有必要进行任何革命斗争了!

  “20世纪20年代以后,英、德、法、瑞典、挪威”搞起了“民主社会主义”;其后,美国也搞起了“民主社会主义”——“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总统就大胆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以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陨落》第722页)

  西方世界正因为搞了“民主社会主义”,所以它们能够“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妄图否定苏联解体与东欧巨变是:内部修正主义“和平演变”的破坏,外部帝国主义颠覆的事实)。

  据说,20世纪末,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正统”——社会民主党,已“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取得了“使欧洲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欧盟十五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十三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世人惊呼欧洲红潮涌动”!

  又据说,美国也已“民主社会主义”化了!“美国参众两院有61名民主党议员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2000年冬,布什、戈尔竞选总统的时候,记者访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里根时代的主要经济顾问弗里德曼,这位八十八岁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大师出语惊人:无论布什还是戈尔入主白宫,‘美国都会溜向社会主义’,区别只不过是,如果布什掌权,可能溜得慢一点,戈尔掌权,可能溜得快一点。”(《陨落》第723页)

  一句话,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早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化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陨落》第725页)你信吗?

  反之,他们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努力与斗争,全盘否定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前30年历史。认为解放后的前30年,中国一直在搞“以暴力为后盾的空想社会主义”;只有现今的“改革开放”,才是中国“从空想社会主义迷途回归民主社会主义,是自西方现代文明诞生以来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大进步”。因而,他们公然喊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还据说:

  “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作为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生根的马克思主义,是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高工资、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末了,辛氏公然提出要把“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陨落》第746页)其气焰何其嚣张乃耳!

  他们还以“祖师爷”的口气教训中共领导人:

  “不是挑起阶级冲突,激化社会矛盾,而是把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富总量的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陨落·谢序》)

  “共同富裕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这是社会民主党人治理国家的总的思路。”(同上)

  他们编造的“故事”,确实娓娓动听,但他们所贩卖的“狗皮膏药”——“民主社会主义”,却全是骗人的天大谎言!

  第一,这个世界哪有像他们描绘的那样“美好”?已走上“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民主社会主义”。

  事实上,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从形成的一天起,就把世界分裂成为两个部分:以英美法俄德日意为代表的少数资本主义宗主国的部分;以亚非拉地区大多数国家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附庸的另一部分。宗主国同附庸国两者的关系,除了是少数国家与多数国家的关系外,留下的就是:军事上是征服、屠杀与被征服、被屠杀的关系;经济上是剥削、掠夺与被剥削、被掠夺的关系;政治上是统治、奴役与被统治、被奴役的关系。

  二战以后,世界格局虽然有变,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本质不变。只是在世界范围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冲击下,资本主义宗主国变成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庸国家变成了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已。

  战后,仅仅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与冷战,保持着“恐怖平衡”,才没有爆发世界大战,但局部战争始终没有停止过。这些局部战争,就其多数来说,其最终目的,还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和控制第三世界。实质上,这些战争就是新时期变相的殖民主义战争。

  据前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1988年4月透露,二战以来死于各种武装冲突的共有1,700万人,涉及1/4的国家,550万士兵。另据撒切尔办公室列举的武装冲突数字,自1945年至1982年共149次。1945年以来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局部战争,包括国内的军事政变中,死亡人数2,300万人,流离失散的上千万人。(以上数字,均参见黄安年:《当代世界五十年[1945—1995]》,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列宁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在当今,霸权主义就是战争。只要看看进入新世纪以来发生较大的战争,如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等,都是美国霸权主义伙同西方发达国家一起发动的。其发动战争的“理由”,竟然是:因为阿富汗政府不愿向美国引渡恐怖主义分子拉登;因为小布什认定伊拉克藏匿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为卡扎菲镇压反对派叛乱,在西方看来是“不人道”的,为了保证利比亚的“平民安全”云云。实质上,这些都是“狼要吃羊”的借口罢了,背后就是霸权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私利。

  说白了,第三世界国家,凡有不顺从霸权主义的,你就得挨打、受欺,这就是当今的世界格局。正是凭借着这样一个世界格局,才保证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

  必须明确:美好的“民主社会主义”,其实只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像北欧瑞典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小国则更有条件),对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广大第三世界——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缘!

  道理很简单,因为资本主义——包括任何剥削制度,它只能使少数人发财,让多数人受穷。在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里,同样也只能让少数发达国家发财,多数不发达、欠发达国家受穷。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讲过一句发人深省的名言:

  “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奥巴马2010年在访问澳大利亚前在白宫接受澳大利亚电视采访时的讲话》)

  就现今来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科技优势、贸易优势、金融优势,直至军事优势,可以从第三世界“赚取”巨额利润,从而“转化”为国内的福利体系;但对广大的第三世界——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历史上殖民地附庸“命运”所决定的落后现实,它们只有“输出”巨额利润的“份”,却不会有“赚取”巨额利润的机会。

  据《中国经营报》2013年5月25日报道,5月20日,“高盛”在香港场外市场以每股5.5港元出售其持有的大约15.8亿工商银行H股,单日套现折合11亿美元!事实上,自2006年起,美国利用它的金融优势,仅在中国股票市场投资“四大行”IPO,这些金融巨鳄就不费吹灰之力,狂赚千亿美元!反之,中资在美国投资“两房”,却把数千亿美金打了水漂,输得血本无归!

  什么原因?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国际金融市场的主导权控制在它们手里,主动权操在它们手里,你怎么蹦跶、“折腾”都没用,孙猴子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第三世界国家想要“翻身”,难!除非把自己国家“变”成为像它们那样的国家,“改造”成向外侵略成性的“强国”(而这又是现存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容忍的,它们必会先把你“灭”了)。

  因此,辛氏推销的“民主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讲,缺乏“普世”意义,它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只是一种幻梦。他所以卖力宣扬“民主社会主义”,目的是欺骗人们,让人们放弃马克思主义,不要反抗,老老实实“认命”、甘心情愿地接受资本主义制度的奴役。

  第二,民主社会主义既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它永远摆脱不了资本主义危机,并最终走向崩溃。

  自从1825年在英国爆发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来,从此,危机就像幽灵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挥之不去。它从几十年一次到每隔十年一次,一直周期性地在重复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最终引发政治危机,导致20世纪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给整个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二战后,危机的周期进一步缩短,且危机时间延长,本次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至今未见根本好转——欧洲金融危机正在继续。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不变,这个危机就不可能消失。

  当危机来临之时,资金链、贸易链断裂,原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再也无法照旧“赚取”巨额利润,势必造成财政危机,影响国内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体系。

  第三,资本主义的不变定律,就是两极分化,两极分化又引发社会不公。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民主社会主义通过社会福利,可以解决一些劳动人民的绝对贫困问题,但它永远无法解决相对贫困和社会不公问题。

  当前,被辛子陵之流奉为“民主社会主义”样板的瑞典,正在发生“变乱”,如果就其国家福利体系的崩溃的层面而言(包括希腊问题),它实质上是 “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说到底,它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一种必然。

  可见,要在中国搞“民主社会主义”,一是不可能;二是走了也是走不通!对这一点,连邓某人也不得不承认:

  “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又说: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显然,西方国家搞“民主社会主义”可以“稳定后方”;在中国搞“民主社会主义”,只能是搞乱自己!在中国搞“民主社会主义”这一套,不是“救中国”,只能是“坑中国”!

  “民主社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

  修正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遮遮掩掩,不敢公开亮出复辟资本主义旗帜对阵叫板,因为他们都是天生的软骨头。正因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到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或是如今的辛之陵之流,无一不是如此。这种特点,也叫“打着‘红旗’反红旗”——表面上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实质上阉割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为了混淆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界限,从而贩卖“民主社会主义”,辛子陵之流搞偷天换日,把“民主社会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且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并把它奉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

  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是当今欧洲社会党人的意识形态。它主张在推行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前提下,对劳动人民搞些社会福利,以缓和社会矛盾,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一种机会主义,是被恩格斯批判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

  今天,那些“反水”的社会主义革命叛徒,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对内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纷纷背弃原先的革命立场。为了掩饰其叛徒“反水”的丑恶嘴脸,他们干脆来一个偷天换日,妄图“名正言顺”地把自己从共产党人“变脸”为民主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打着所谓“社会主义”旗号,宣扬阶级调和,放弃斗争,意在解除人们的思想武装,阉割社会主义的革命灵魂,最终达到复辟资本主义、变中国为霸权主义附庸的反革命目的。

  他们利用人们一般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经典,也不会去查阅、核对马恩原著的弱点,通过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恶意曲解、凭空捏造等卑劣手法,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从而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把马克思主义的白,说成是机会主义黑;却把机会主义的黑,说成马克思主义的白。结果是把“民主社会主义”装扮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把马克思主义打成“暴力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

  通过这种伎俩,辛氏把伯恩斯坦、考茨基等整个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说成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把与修正主义长期作斗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并取得胜利——被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证明了是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一概打成“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

  为了揭露这种卑劣无耻的伎俩,笔者特将被引用的马恩言论,全部同原著作了核对,终于让这个马克思主义骗子的真面目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陨落》的“导言”与“结束语”中(这是他“理论叙述”的主要部分,也是他篡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据笔者统计,他曾19次引用了马恩原著(注明出处的),全是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甚至故意歪曲、公开造谣,目的是混淆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界限。读者只要能认真核对原著,即可看穿其拙劣手法与险恶用心。现特剔出其中最为明显也最为要害的5例,全属从根本上曲解原意、进行恶意篡改的典型,揭露如下:

  例一、断章取义,污蔑晚年恩格斯放弃了共产主义。

  辛子陵说:“这(按:指共产主义)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理由是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73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过的谈话:

  “我们没有终极目标,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式的详细情况的预订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他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628——629页)

  事实是:

  首先,恩格斯这里谈的“最终目标”并不是共产主义大目标,而是指当时德国党的斗争目标。

  这从随后恩格斯写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可以证实:

  “关于我对德国局势的看法,你可以从随信附上的《费加罗报》上的《谈话》里看出。”(《全集》第39卷第71页)可见,恩格斯接受采访的主题并不是论述共产主义大目标,而是评析德国当时的局势。

  另外,从这篇访谈的上下文来看,在恩格斯回答了“德国社会党人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成功的可能性问题”后,记者追问:

  “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最终目标呢?”(《全集》第22卷第628页)记者这里所说的“最终目标”,显然是同德国社会党人的选举斗争相关联的,而不是指共产主义大目标。这一点还可以从紧接着的谈话中得到说明。记者说:

  “我不惴冒昧地指出,德国社会党人能够实现自己学说的时候,在我看来,还非常遥远。”(《全集》第22卷第629页)恩格斯立即反驳说:

  “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远,我认为,我们党担负起掌握国家管理的使命的时候已经不远……。”

  如果说,恩格斯已经否定了共产主义大目标,即否定了德国工人政党所遵行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内容,他怎么还会对这个学说的实现满怀信心,并作出如此乐观的估计呢?

  其次,1894年1月,当意大利社会党人朱·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即将创刊的《新纪元》周刊提供一段题词,以便言简意赅地表述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时,恩格斯的答复是:

  “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选集》第4卷第730——731页)

  再如,1894年初,恩格斯把他在1871年至1875年写的文章汇编成册。在“序言”中,恩格斯旗帜鲜明地强调自己是共产主义者:

  “读者将会看到,在所有这些文章里,尤其是在最后这篇文章里,我处处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作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全集》第22卷第489页)

  显然,恩格斯所以要这样做,目的就是要同那些“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即“民主社会主义”划清界线。

  唯一的结论只能是:“晚年”恩格斯始终如一地是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辛子陵的歪曲、污蔑,除了暴露其叛徒的丑恶嘴脸,纯属徒劳!

  例二:曲解马克思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鼓吹复辟私有制。

  在《陨落》里,辛子陵说: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后,忽视或有意不执行马克思关于“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句最重要的话,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失败的理论根源。”现在,“我们要绕开那些并非马克思主义传人的二三流的神殿,直接向马克思请教”,“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理直气壮地、光明正大地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红太阳的陨落》第740、741页)

  “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是辛子陵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资本的积累过程》一节中摘录下来的半句话。他利用其中“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9个字,硬说这是马克思主张重建剥削制度,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在这里,辛子陵这个叛徒确实创造了一个“断章取义、曲解造谣之最”的吉尼斯记录!

  对照马克思主义经典原文,这段文字的完整版应该是这样的:

  “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按:指封建社会的小生产者所有制)的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自身的否定(按:指必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资本论》第一卷第83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

  看了完整版的引文,人们就清楚了。原来在辛子陵的引文里,他故意抹去了一句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话:“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

  这就很清楚了,原来马克思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指的是:原有的资本主义个人所有制被摧毁了,这就必须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社会主义的个人所有制。它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私有制”,而是特指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的,即公有制基础上的一种“个人所有制”。

  马克思说得很清楚:这种个人所有制,就是由很多个人所有集体组成的公有。这种公有不是抽象的公有,而是属于每个人的公有。它绝对不是辛氏鼓吹的那种私有制即资本主义所有制。因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从来就没有“修正”过这一观点!

  如果人们不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不是努力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满足于马克思主义几句话语,或者止步于阅读被辛子陵歪曲的“二手材料”,就很容易会上当受骗。

  例三:曲解原意,造谣马、恩放弃革命。

  辛氏说:早在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后,“在马克思起草的各种文件中,‘共产主义’这个概念便被‘社会主义’一词所取代,马克思不再拘泥于暴力革命。提出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有两条道路”(《红太阳的陨落》第714页)。而后,实用主义地10处引了马恩讲话的原文(见附录一),由此,硬说马恩已从原先的革命立场,恩格斯则转变成为主张用和平手段“改造”社会的“社会民主主义”首作俑者。

  事实上,这10段引文根本不能证明马、恩放弃革命;只能说明:

  第一,在1、2段引文中,它们只是第一国际对各国工人运动斗争策略的建议,核心思想是,必须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来确立自己的斗争策略。第一国际“不会下达什么命令,甚至未必提出什么建议”。

  马克思主义早就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宣言》)。对此,马恩从未对它作过修正。迟至1893年,恩格斯在逝世前两年(自然属于“晚年”恩格斯),他在为《共产党宣言》意大利译本出版时所写的“序言”中,仍坚持肯定这个文献的所有基本原理,并预祝在意大利将“如1300年间那样,新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意大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36页)

  世界上任何事情在发展终结以前,在理论上都存在着两种发展可能。马克思主义尽管主张暴力革命,但它并不反对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中,探索用和平斗争的方式来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服务,但这并不等于马恩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

  第二,第3、4、5、6段的引文,只能说明,马克思很重视当时股份公司——这一资本主义所有制新形式的出现,并对此作了研究。

  他们在引用马克思对它的评述中,故意掐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营本质上就是私人经营,即使由联合的资本家来代替单个资本家,也是如此”的判断(《资本论》第二卷第272页),这就是有意歪曲。马克思根本没有把它作为放弃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说马克思由股份制的出现而放弃了“必须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全是辛氏自说自话式的恶意篡改,仅此而已。

  第三,其他余下的几段引文,都是恩格斯的。辛氏根据这几段引文,胡说“恩格斯的晚年是摒弃了暴力革命道路”,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说“把暴力革命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正统是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本意的。”(《陨落》第719页)

  他们的观点似乎曾得到中国社科院何方研究员的认同,并写了《一定要解决好民主化问题》一文,结果遭到北京大学张光明教授的反驳。(见《质疑“马克思主义分前后两期”说》(发表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7期)最后,以何方表示“我完全同意张教授的批评和说明”落幕。(实质上这也是辛子陵造谣、曲解恩格斯“晚年”思想整个骗局的破产!)

  他们对这几段恩格斯引文的曲解,诚如张光明在批驳中所指出的那样,只能说明:

  “晚年的恩格斯对他自己的早期作品作了一个自我批评,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把共产主义解释为一种超阶级的普遍解放事业,这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中是有害无益的。……情况很清楚了:恩格斯晚年‘明确宣示’的是批评自己早期的‘抽象人道主义’,主张的是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阶级斗争思想,也就是说,他和马克思自《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以来的一贯思想。”(张光明:《质疑“马克思主义分为前后两期”说》)

  例四:污蔑马克思“把机器看做是工人阶级的敌对力量”

  他们还以同样的故意曲解、强加于人的手法,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资本论》中的片言只语进行断章取义,污蔑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技术的结晶——机器进入生产领域是持否定乃至反对态度的,”“马克思把机器看做是工人阶级的敌对力量”,(《红太阳的陨落》第705、706页)

  事实上,早在1847年7月发表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

  “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21页)以后又在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讲过:

  “一种不费资本分文的生产力,是科学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68页。)

  这就是说,正是马克思第一个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命题,而且又是他一直把科技的发展看作是革命的动力之一:

  “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马恩全集》第12卷第3页)

  在文人中,辛子陵的人品可以算是最为低劣与卑鄙的,他的文章、著述,就是靠这种手法蛊惑人心的。

  例五:用所谓的93字“真经”造马克思、恩格斯的谣言。

  他们还在一次讲话中说:“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到了1886年,恩格斯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理论。”

  什么根据呢?他们说: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中写下了一段令他的追随者们目瞪口呆的话:‘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7页。)”

  他们把以上这段引文数了一下,据说有93个字,被他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经”。他渲染说:

  “一切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实践者和研究者,都不可轻视或忽略这93个字,没读过或没读懂这93个字,就是没弄通马克思主义。上了西天,没取到真经……因为这93个字把三大名篇(按:指《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否定了,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否定了,把整个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否定了。”(参见辛子陵:《形势和前途——2011年2月10日在科技部老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他们还硬说: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主张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和平进入社会主义,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许多人接受不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是事实,是有历史文献可考的事实。”

  真的是像他们说的那样,恩格斯于1886年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理论了吗?非也!这完全是歪曲,是造谣!

  他们精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搞断章取义、曲解憶断的鬼蜮伎俩,就像他对《资本论》中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问题的歪曲一样。

  只要核对一下马克思主义经典原文,就可发现了辛子陵这一政治骗子的庐山真面目。

  原来,被辛氏引用的恩格斯的“93字”原文后面,紧接下去还有47个字:

  “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看!恩格斯让工人阶级放弃社会革命了吗?这就是辛子陵所说的“是有历史文献可考的事实。”完整的140个字中最要害的47个字就这样被阉割了!

  联系这47字的下文,对被辛氏引用的93字上文只能作如下理解:

  革命理论必须与革命实践相结合,脱离实际的“抽象理论”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换句话说,任何正确的理论,也必须结合实际情况来推行,决不能搞教条主义。可是到了他们嘴里,却成了“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理论了”,岂非咄咄怪事!

  其实,说怪也不怪,辛子陵既然背叛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就得为这一背叛去找一个“借口”,以掩盖他自己可耻的叛变行为。可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搞了一辈子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研究,缔造了这么一个科学的、完整的、庞大的理论体系(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50卷、53册,约计每册50余万字,合计约为2500多万字),居然突然由恩格斯在1886年“反思”了93个字,就“放弃了共产主义理论”!谁信啊?我看只有白痴才信。

  如果他们的眼睛没瞎掉的话,他就应该看到:就在他引用的“93个字”的《马克思恩格斯斯全集》第21卷第291页后面,紧接着的第299——300页就是恩格斯撰写的一篇短文,其篇名叫《纪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就在这篇短文中,恩格斯再一次热情地讴歌巴黎公社战士的无产阶级革命行动,愤怒控诉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屠杀暴行,重申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

  “所以今天,1886年3月18日,千百万工人,从加利褔尼亚和阿韦龙的无产者矿工到西伯利亚的苦役矿工,都从内心发出了一致的呼声:‘公社万岁!工人的国际团结万岁!’”

  人所共知,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革命虽然在历史上只72天,但它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看了1886年恩格斯《纪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中对公社的欢呼这段文字,人们难道还能怀疑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吗?可是辛子陵偏要说:“一八八六年,恩格斯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理论”。他们明目张胆地对恩格斯原著的曲解、造谣“胆量”,确实令人“瞠目结舌”矣!

  看,他们就是这样通过摘取马克思主义的片言半语,以断章取义、曲解造谣、强加于人等手法,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也正是假以这类鬼蜮伎俩来搞乱人们的思想,以达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险恶用心。

  马克思、恩格斯对机会主义的批判

  那么,他们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货色?这就不得不去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的历史。

  1848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同盟”撰写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问世,标志着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从此,马克思主义很快就成了国际工人运动中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共产党宣言》公开宣布:“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目标与伟大的革命纲领,决定了在它的发展道路上是不会平坦的。它每前进一歩,都必然会遭到它的敌人——从外部公开的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扼杀、镇压,到工人运动内部机会主义——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潮和传统私有制观念的顽强抵抗。

  整个近现代国际工人运动史证明:只要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尚未取得完全胜利,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斗争就永远不会停息。马克思主义前进道路上每一次同机会主义斗争的胜负,又决定着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发展与人类解放事业成败的命运。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必定还是如此。

  还在科学共产主义诞生前后,马克思就开始了对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批判。这其中包括1846年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克利盖“爱的梦呓”的批判(《反克利盖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更是专门列出一个章节(即“宣言”的第三部分),着重对“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

  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1864年马克思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成立,几乎同时马克思主义就开始了同机会主义的斗争。在整个12年的“国际”历史上,前期有同蒲鲁东主义的斗争,后期又有同巴枯宁主义的斗争。

  比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主义的创始人。他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却主张保存小私有制,反对马克思主义消灭私有制的纲领;主张采取改良主义的方法来“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蒲鲁东主义反对政治斗争,反对工人组织工会和进行罢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反对任何政权和政府权威,是无政府主义的鼻祖。蒲鲁东主义要求把小生产者组织起来,建立“供销合作社”,成立“交换银行”,保护他们不受商人的中间剥削。

  蒲鲁东主义在法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拥有一批信徒,尽管1865年蒲鲁东本人已经辞世,但蒲鲁东主义在“国际”内部仍有很大影响。经过1866年的日内瓦会议、1867年的洛桑会议和1868年的布鲁塞尔会议,通过激烈交锋,马克思主义者驳斥了蒲鲁东主义的错误观点。特别是在布鲁塞尔大会上,又以“大会决议”的形式,明确主张“矿山、土地和交通手段都应归社会公有”,粉碎了蒲鲁东主义“维护私有制”的理论核心,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同蒲鲁东机会主义斗争的胜利。

  亚历山大·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长期流亡欧洲,1864年参加第一国际,是巴枯宁主义的代表。巴枯宁主义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鼓吹无政府主义主张。他的全部纲领可以归结为:使用“无情地破坏”手段,废除国家,取消继承权,不要政党,不要政治斗争,建立一个人人享受“充分自由”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

  在1869年的巴塞尔大会上,马克思为批判巴枯宁的经济理论,专门写了《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文中论述了继承权是私有制的产物,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解决社会公正问题。“承认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只能意味着引诱工人阶级离开那实行攻击现代社会真正应持的阵地……这在理论上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84页)另外,巴枯宁又是个野心家,他屡次在“国际”内部玩弄阴谋手法,搞分裂活动,如伪造代表大会的代表证等事件,最终于1872年被“国际”开除。

  马克思主义在第一国际内部对机会主义斗争的胜利,显示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战无不胜的力量,它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国际工人运动从高潮走向低潮;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扩大,也使各民族国家工人阶级的建党活动提上了日程,按照组织形式必须服从政治任务需要的原则,1876年第一国际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自动宣告解散。

  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各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各国工人政党纷纷建立起来。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独自肩负起指导国际工人运动、以及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任。

  1889年7月,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大会由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法国工人运动领导人拉法格、瓦扬等人主持。在恩格斯(时正忙于整理、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未能出席大会)的影响下,大会议决,今后将以定期召开代表大会的形式,继续进行活动,这次大会就此也被公认是第二国际的建立。

  第二国际时期,恩格斯继续旗帜鲜明地对工人运动内部出现的机会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与斗争。

  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德国的工人运动理所当然地受到马克思、恩格斯更多的关心与帮助。1869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在爱森纳赫成立(又称“爱森纳赫派”)。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纲领明确宣布:私有制是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政治斗争是经济解放的前提。党建立后即宣布自己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一个支部。

  其时,德国境内另有一个工人运动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受拉萨尔领导。拉萨尔是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但他却是个机会主义者。

  拉萨尔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贫困是由所谓“铁的工资规律”(工人总是太多,工人只能得到最低工资,也即“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造成的,主张采用“依靠国家帮助工人建立合作社”的办法来实现社会主义。他反对暴力革命,把无产阶级斗争局限于议会活动,迷恋于“合法手段”,对当时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1864年拉萨尔去世,其继承人约·施韦泽、哈森克莱维尔和哈赛尔曼等人仍坚持执行拉萨尔主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帮助下,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开展了斗争。主张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推翻容克地主阶级的统治,实现德意志统一;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巴黎公社革命。

  爱森纳赫派影响不断扩大,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派终于合并。1875年5月,双方在哥达召开统一的代表大会,颁布新党纲,改称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再更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然而,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制订新的纲领中,在很多原则问题上迁就了拉萨尔机会主义观点。马克思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错误,随即写下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以求明确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问题的不妥协立场。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着重批判了如下的拉萨尔机会主义观点:

  以资产阶级的“劳动价值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回避对德国容克地主所有制批判的观点;鼓吹“分配决定论”,宣扬所谓“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观点;胡说“只有工人阶级是真正的阶级”,“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的观点;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观点;所谓“铁的工资规律”的观点;所谓“国家帮助”的改良主义的观点;在国家问题上的诸如“自由国家”等种种机会主义观点。

  1876年起,恩格斯又接受威廉·李卜克内西建议,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前进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批判杜林的机会主义思潮。这一工作直到1878年才全部完成,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以单行本《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出版,第二版起以《反杜林论》书名问世。

  欧根·卡尔·杜林原是一名社会改良主义者,后一度成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他在哲学上宣扬先验主义;在经济学方面仅仅批判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但不否定它的私有制生产方式;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主张用所谓的“共同社会体系”来对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否认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杜林狂妄地自称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等领域都作出了全面的“变革”,公开向马克思主义挑战,受到了恩格斯的严厉批判。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革命理论的彻底性,揭穿了杜林主义是“放肆的假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权威,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界限,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杜林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杜林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一度有很大影响——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注释89)。

  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进入30年的和平发展时期: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就是工人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工人运动的持续发展。到了90年代,欧洲各国和德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欧洲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它使各帝国主义国家国内的阶级矛盾、国外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民族矛盾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均不断激化。

  各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利用一部分超额利润收买工人贵族,推行社会改良主义,力图维持国内的稳定。德国政府在政治上也被迫做出某些“让步”,扬言要实行“自由主义”政策,1890年宣布废除“反社会党人法”。

  “反社会党人法”,俗称“非常法”,1878年由德国俾斯麦政府颁布,此法将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的工会组织置于非法地位。该法实施期间,约1300多种出版物被查禁,约有1500人被判处总数达1000多年的监禁,约1000多名社会民主党成员被驱逐出其居留地,还有些人被迫流亡国外。社会民主党被迫转入地下,工人运动一度处于低潮。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了将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策略,经过英勇斗争,逐渐恢复和壮大了自己的组织。

  容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策略上的改变,使拉萨尔主义沉渣泛起,德国工人运动内部以褔尔马尔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空前猖獗起来。他们要求党放弃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与消灭私有制,主张进行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改良。公开吹捧“自由主义”政策的进步性,胡说资产阶级反动政府也能“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办事,社会主义者只要进行宣传教育,争取更多的选票和议席,就可以“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

  为了肃清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恶劣影响,趁着德国社会民主党恢复活动重新制订新纲领之机,恩格斯毅然不顾李卜克内西等人的阻挠,把原先作为“党内文件”而存在的马克思手稿《哥达纲领批判》,于1891年在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公开发表,对拉萨尔机会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极大地遏制了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泛滥。

  晚年恩格斯,面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严重的右倾思潮,他竭尽所能地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斗争。

  1892年7月,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2版序言》中,痛斥鼓吹阶级调和的修正主义“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6页)

  1894年11月,就在恩格斯病逝前半年,他还念念不忘对褔尔马尔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在回答《前进报》编辑部关于褔尔马尔在法兰克褔党代会上,就有关土地纲领发言中要求保存小农私有制观点也“得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直接赞同”的求证时,就明确地回答:

  “据《前进报》11月10日报道,我们敌人的报刊也在传播这种说法……如果我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的话,那末我所说的就恰好是同褔尔马尔所听说的相反的东西。”(《恩格斯致〈前进报〉编辑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97——498页)

  同年11月24日,恩格斯在致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几乎更是直斥褔尔马尔是无产阶级革命“叛徒”了:

  “你说褔尔马尔不是叛徒。就算是吧,我也以为他自己不会把自己看作叛徒。但是,你将把一个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使拥有10——30公顷土地的上巴伐利亚大农和中农的目前状况(这种状况的基础是剥削雇工和零工)永久不变地叫做什么呢?无产阶级政党是专门为了使雇佣奴隶制度永久不变而建立的吗!这种人可以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伐利亚分立主义者,随便叫什么都可以,——但是难道可以叫做社会民主党人吗?!”(《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00页)

  由于所有的机会主义其本质都是要保留私有制,因此,恩格斯对任何宣扬或要求保留任何形式私有制的主张都采取“汉贼不两立”的态度!

  须知,其时的褔尔马尔是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领袖,在整个社会民主党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党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对他显然是持庇护的态度。然而,恩格斯全然不顾这些,足见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是何等的鲜明,辛子陵、谢韬之流污蔑恩格斯晚年背弃了共产主义信仰和革命立场显得多么地无耻!

  由于恩格斯从19世纪40年代起就长期侨居英国,他虽然对各国的工人运动、特别是对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具有重大的影响,但毕竟不能完全左右各国的革命斗争。他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对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批判,也只能让其暂时受到遏制,不可能让它完全绝迹。1895年恩格斯不幸逝世,国际工人运动失去了明确的政治方向,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滋长起来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很快泛滥起来,最终汇合成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民主社会主义的鼻祖与变异

  民主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货色?简而言之,它是19世纪末国际工人运动在恩格斯逝世后泛滥起来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俗称修正主义,其当仁不让的鼻祖、创始人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施坦。

  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1850年1月出生于柏林一个火车司机之家。1866年中学肄业后当过学徒,1878年前一直当银行职员。早年受反普鲁士君主专制运动的影响,具有了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成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学生时代他曾组织过“乌托邦”讨论俱乐部,早期思想倾向于拉萨尔主义,随后又信奉杜林的学说,后因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872年,伯恩施坦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878年,伯恩施坦开始担任社会主义政论家赫希伯格的秘书,参与《社会民主党人报》(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的创办。1879年初伯恩施坦与赫希伯格和施拉姆一起(俗称“苏黎世三人团”),发表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这篇文章否定暴力革命,宣扬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遭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严厉批判。其时,年轻的伯恩施坦思想尚未定型,尤其是较多地受到恩格斯的影响, 1880年12月,他随同倍倍尔到伦敦向马克思、恩格斯认错,表示悔过。

  1881年以后,在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的日子里,伯恩施坦发表了许多受到恩格斯称赞的好文章,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普鲁士反动政府、争取群众等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1888年5月,瑞士政府在德国俾斯麦政府的要求下,将伯恩施坦和该报编辑部一起逐出瑞士苏黎世,他被迫移居英国伦敦继续办报。“非常法”废除后,1901年伯恩施坦返回柏林参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

  从1881年至1895年恩格斯逝世,伯恩施坦一直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面目出现的,他甚至获得了“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并被恩格斯生前指定为遗嘱执行人之一。

  然而,伯恩施坦在骨子里始终只是一个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综观其一生,尽管其思想往往随环境而不断变换,从早期的拉萨尔主义、杜林主义,到成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再到英国的费边改良主义(1884年英国知识分子创立费边社——以古罗马擅长等待时机、避免决战的战略著称的将军费边的名字命名,是一种主张实行点滴改良、渐进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伯恩施坦信仰的主义如此多变,但这样变,那样变,反映其世界观的民主主义者的立场却始终未变。

  恩格斯早在批“苏黎世三人团”时就批判过,在1879年9月17日的《通告信》中就警告伯恩施坦及其同伙,“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党内)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否则,你们最多只能算是革命的同路人,而“在工人政党内”只能是个“冒牌货”!(《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书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02页)当时,年轻的伯恩施坦很快就接受了批评,认了错,且其后一直表现“良好”,这才受到恩格斯的信任。

  晚年的恩格斯也觉察到伯恩施坦性格上的“多变”弱点和思想上的某些变化,曾以嘲笑式的口吻谈到“爱德华对于费边社分子的可笑的尊重”。恩格斯在1892年8月20日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的信中讲到,伯恩斯坦“对费边分子的过高评价”,告诫倍倍尔需要“抵制他对费边分子的迷恋”。(转引自张世鹏:《关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

  让恩格斯万万未能想到的是,一个曾被他欣赏的“追随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伯恩斯坦,竟在1895年他逝世后,立即同马克思主义分庭抗礼,并成为修正主义的鼻祖。

  从1896年起,伯恩施坦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在《新时代》上接连发文6篇,公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挑战。在这些文章中,伯恩施坦借口在这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刻,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变化,换句话说,就是:马克思主义“过时”了。

  1899年2月,伯恩施坦又推出他的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我完全知道,本书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主张的见解”,“这一看法上的背离当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它是长年以来的内心斗争的产物”,这无疑是他内心世界真实的表述。在这本著作里,伯恩施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全面、系统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否定与“修正”,从而完成了他的“社会主义”——实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即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

  概括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想体系,其核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用不着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

  二、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说什么“我并不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一切发展的动力,相似的力量的合作也是发展的一个巨大动力”;认为通过阶级调和与合作,社会主义是可以通过资本主义而存在、而不是通过资本主义的灭亡而实现。社会民主党人的目标应该是“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痉挛性爆发(按:指阶级对抗)的情况下转移为一个更高级的制度”。

  三、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思想;认为社会主义只要通过“合法”途径就可实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提法“肯定具有非常合理的内核”。

  四、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认为资产阶级国家不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是全民利益的调节器,无产阶级专政对其他阶级是“不公正”的。

  五、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崇高奋斗目标;认为“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彻底背弃了无产阶级革命理想。

  仅从以上几点,足以证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所否定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核心,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最基本的原理,那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可言,还能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吗?

  诚如威·李卜克内西所指出:“如果伯恩施坦的论述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埋葬我们的纲领。埋葬我们整个的过去和整个的社会民主党了,那么我们就不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的争论》第51页)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出笼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以至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中引起了巨大震动。但囿于他曾是一位受恩格斯信用的“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虽然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却未能对其进行及时的批判(这表明革命队伍内部的两面派比公开的敌人更危险!)。党的主席倍倍尔和主要理论家考茨基虽对他的观点感到不安,但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故在1898年10月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他们也未把伯恩施坦问题单独列入议程,只是在讨论党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时围绕“运动和最终目的”问题进行了争论,结果,时在伦敦的伯恩施坦只通过书面声明表示不愿放弃他所表述的任何观点。

  罗莎·卢森堡是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先锋战士,1899年4月,她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一文中,开始对伯恩施坦的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为其定名“修正主义”,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由此得名,其修正主义的鼻祖地位也从此确立。

  同年9月,列宁写下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在痛斥俄国“经济派”机会主义观点同时,强烈谴责“臭名远扬的伯恩施坦主义”,其目的就是为了“把革命的工人党变为改良党”(《列宁选集》第一卷,第195页),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

  1900年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各国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围绕法国的社会主义者“米勒兰入阁”(担任资产阶级政府中的工商部长)事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与会代表形成了三大派: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认为这是丧失原则立场;以伯恩斯坦、饶勒斯(法国社会党)为代表的右派,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认为这是“策略”问题。最后通过了考茨基提出的一个暧昧味十足的决议案,在维护“团结”、“统一”的口号下,既不反对,也不表赞成,被称为“橡皮”决议。从此右派修正主义思潮进一步泛滥起来。

  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理论”,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的反映。它的核心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就是通过点滴的社会改良以换取工人放弃斗争,消弭社会主义革命,最终达到保持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

  正如列宁所说,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产生和蔓延,决“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时代历史的社会的产物”。(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54页)

  首先,政治上自1890年德国的“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社会民主党获得了合法活动的权利,并在国会选举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获得178.7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1/4以上,社会民主党人当选为议员的人数大增。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陶醉在合法斗争胜利的喜悦中,而忘记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与阶级属性,纷纷成了“议会迷”。

  其次,经济上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美法德俄日意)陆续完成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阶级统治,面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推行一些社会改良主义政策——从攫取的超额垄断利润中分出一部分来,收买本国工人阶级的领袖,以求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国际工人运动内部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的出现,实质就是上述资产阶级政策的产物。

  这种以社会改良主义瓦解工人运动的做法,其实最早始于英国。早从19世纪中叶起,当马克思主义在欧洲迅速传播,各个民族国家纷纷建立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潮流中,唯独马克思和恩格斯侨居的英国是个例外——基本上不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崇尚“费边”改良主义。究其原因,就是英国的工人阶级相当一部分被资产阶级“收买”了。

  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殖民帝国,它拥有最广大的殖民地,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它拥有最巨大的超额利润,因此,英国资产阶级也就最有条件推行社会改良主义政策。说到底,通过对广大殖民地人民的掠夺,英国早就成了一个食利民族。

  恩格斯早在1858年就指出:“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在英国社会,“除了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所以会这样,因为英国是“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恩格斯致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0页)正因此,在英国的工人运动中,有的是工联主义,有的是经济斗争,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以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为目的的政治斗争。

  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政策,也就普遍地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这也就成为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泛滥的真正原因。随着修正主义思想在整个第二国际各国工人党内的蔓延,列宁成了批判修正主义的猛将与主帅。

  进入20世纪以后,帝国主义之间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的斗争加剧,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危险阴影日益逼近。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围绕战争与和平问题,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1907年第二国际在德国的斯图加特举行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有20多个国家工人政党的800多名代表参加,列宁率领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出席了这次大会。会上,列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大旗,依靠卢森堡等左派,联合倍倍尔等中派,挫败了右派修正主义,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决议案。其中特别明确:

  1、军国主义是阶级压迫的主要工具;

  2、提出在青年中进行鼓动工作的任务;

  3、强调社会民主党不仅要反对发动战争和尽快结束已经发生的战争,而且还要利用战争造成的危机来加速资产阶级的崩溃。(参见《列宁全集》第13卷,第64页)

  1912年10月第二国际又在瑞士巴塞尔召开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著名的反战的《巴塞尔宣言》。宣言号召各国无产者和社会党人利用一切手段,开展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1913年8月,德国社民党的主席之一倍倍尔逝世,德国党的领导权就此落入右派艾伯特手中。

  1914年7月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除了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忠实地履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承诺,先后发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外,第二国际各政党除个别领导人外(如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人),几乎全都公开背叛宣言,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民族沙文主义者,成为为帝国主义战争的支持者。各国信奉修正主义的社会党,实质上也全都蜕变成为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成为社会改良主义政党。大战开始以后,各党立场对立,互为仇敌,第二国际自行解体。(第二国际27个政党中24个党支持本国的帝国主义战争;3个坚持“巴塞尔宣言”的政党宣布脱离第二国际,认为“国际”已经死亡)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布尔什维主义的鼓舞下,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左派纷纷同原先的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决裂,重新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党。1919年3月,在列宁的帮助下,21个国家的35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团体的代表,正式在莫斯建立共产党国际,成为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统的国际组织——第三国际。

  民主社会主义为何得以“风光”?

  1920年,一批已被历史淘汰了的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叛徒,为了同第三国际相对抗,重又在日内瓦开会,标志第二国际恢复活动。“复活”后的第二国际各党,已经公然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彻底沦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但仍然打着“社会主义”旗号;1923年正式更名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其主要作为就是鼓吹阶级调和与社会改良主义。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再次停止活动。1944年,反马克思主义的英国工党和美国劳联、产联发起恢复该国际组织。1947年,欧洲各国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召开会议,成立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1951年6月,英国、以色列等16个工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在西德法兰克福召开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成立“社会党国际”。此次大会通过纲领性宣言《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又称《法兰克福宣言》),正式打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号。

  社会党国际的纲领称:它既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即民主社会主义之路。提出以民主方法建立起“人人平等的福利国家”,强调“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反对一党制,主张多党制和分权主义,实行混合经济,提倡市场竞争,不反对私有制。以后,在1989年通过的《斯德哥尔摩宣言》中,社会党国际又提出最新的原则纲领,宣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层次上实行民主,认为多元化与人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反对权力集中和阶级专政,宣称在宏观调节下通过市场才能使社会创新,要求对国有制进行限制并实行民主控制。

  社会党国际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说穿了,无非是一剂帮助资产阶级瓦解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精神鸦片;同时,也是掩盖那些马克思主义叛徒“反水”的一块遮羞布而已!表面看来,“民主社会主义”非常吸引人:

  又是“民主”——而且是“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层次上”全面的“民主”,又是“社会主义”,又是建立“人人平等的福利国家”,多美妙动听的词汇呀!谁不渴求啊?

  可是,请注意:“社会党国际”纲领或“民主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民主”、“社会主义”和“人人平等的福利国家”,都是以保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为前提的。那么,请问:

  有了资本剥削阶级的“全面民主”,还能有劳动者阶级不受剥削的“民主”吗?

  有了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还能有劳动人民真正不受奴役的社会主义吗?

  有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同劳动“1%与99%”的社会关系,还能建立起“人人平等的福利国家”吗?

  在现实世界中,要么保持资本主义私有制,要么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搞社会主义,两者必居其一,哪有什么第三条道路可走?

  列宁说得好:“要辨明政党斗争中的是非,就不要相信言词,而要研究各政党的真实历史,主要不是研究各政党关于自己所说的话,而是研究它们的行动,研究它们是怎样解决各种政治问题的,是怎样处理与社会各阶级即与地主、资本家、农民和工人等等的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列宁全集》第18卷第30页)

  这如同看一个人,不能只听他讲了什么,更要看他干了些什么?“社会党国际”纲领中的文字再漂亮,最终仍掩盖不了它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的本质,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19年,正当解体了的第二国际忙着筹划重新“复活”为“社会党国际”的时候,希特勒也正在组建他的政党——纳粹党,其党的名称就叫“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同样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并同样以“工人阶级”的政党自居。

  从第二国际到社会党国际的历史演变过程,人们不难看出,“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变异,是第三国际与列宁主义的对立物;“复活”后的“社会党国际”实质上就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政党。

  按理,自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二战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与壮大;历史已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同时也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破产。那么,此后怎么还会有20年代第二国际的“复活”和当今“民主社会主义”的“风光”呢?这主要是有如下两大原因造成的:

  第一,社会主义的节节胜利导致资本主义的拼死反抗。

  二战后,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不但形成且不断发展壮大:先是有东南欧的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东德等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后又有亚洲的蒙古、中国、朝鲜、越南,以及美洲的古巴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截止上世纪60年代前,世界上已有14个国家组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另外,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社会主义对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所有这些,确实对资本主义旧世界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了拼死的反抗,使战后两大阵营的冷战搏杀愈演愈烈。为了稳住资本主义,争夺中间地带,搞垮社会主义,从1947年美国提出杜鲁门主义(宣布直接干涉他国内政帮助各国反动派镇压革命)到1948年在欧洲推行马歇尔计划(经济上援助资本主义欧洲的“复兴”);再从1950年发动侵朝、1961年发动侵越“热战”,到推出杜勒斯“和平演变”方案的《十条诫命》……,一句话,调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所能调动的资源,采用一切资本主义世界中最无耻、最卑劣的伎俩,目的在于保住垂死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遏制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在这一严酷斗争中,扶植“社会党国际”,在资本主义世界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以便蒙蔽在资本主义控制下的人民群众,泯灭他们的革命意志,无疑是国际范围资产阶级拼死对抗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了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的现代修正主义。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最为广阔和最为深刻的一场革命,它不仅要消灭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而且还要从根本上消灭人类自有文明史以来推行的私有制剥削制度。这就要求人们在“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时,还必须“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也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在它的进程中,无产阶级革命者根本没有什么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都得在实践中探索,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会犯些错误;而其敌人又是历史上最富有阶级斗争经验、最为凶狠、最为狡猾、最为强大的对手。

  就在社会主义新世界同资本主义旧世界两大阵营斗争交锋过程中,遗憾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却出现了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

  从上世纪50年代的赫鲁晓夫到9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这都是一些混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的资产阶级野心家和民主主义者,他们是口头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而在世界观上却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根本没有改造。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冷战”过程中,他们窃踞着社会主义阵营的最高权力,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外在压力,过不了内部社会主义革命关而蜕化变质,堕落为现代修正主义分子,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成了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党内代理人,成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果不其然,在他们长期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在他们揪住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扩大,进行恶毒攻击以后;在他们长期丑化攻击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丑化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在他们长期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潮,宣扬阶级调和,宣扬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以后,最后终于直接配合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导致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基本上断送了整个社会主义大业。

  二战以后两大阵营的“冷战”史,已充分证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需要“民主社会主义”,因为它要稳住自己阵营,需要麻痹欧洲工人的革命意志;以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叛徒集团,同样需要“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潮,以便用它来腐蚀、解除革命人民的思想武装,帮助帝国主义从内部搞“和平演变”。这就是为什么“民主社会主义”,能在欧洲立足、发展,并从“白人国际”直至向世界蔓延的真正原因,也就是当今“民主社会主义”能得以“风光”的真正原因。

  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

  “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它既是统治阶级鼓吹的一种思想,同时又是垄断资产阶级推行的一种政策。可以这样说,它只是垄断资产阶级消弭国内无产阶级革命的“维稳器”,也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攻心战”的利器。因此,只要资本主义在世界上还存在一天,以“民主社会主义”面目出现的社会改良主义就有其存在的基础。反映在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阵营内,就一定不断地会有革命者蜕变为“民主社会主义者”。

  “改开”以来,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一批以辛子陵、谢韬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公开鼓吹“告别革命”,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提出要为修正主义“正名”,胡说“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另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何方宣扬:

  “以往的宣传把民主社会主义称为‘修正主义’,实际上,它同样是一种社会主义实践。1919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彻底分裂后,主要分成两大流派,一是宣布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二国际和各国工党、社会民主党;一是宣布实行共产主义的第三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双方都承认信仰马克思主义,开头时还都自封‘正统’,但却互不承认,势不两立。在二战之前,社会民主党已经在瑞典、芬兰等北欧执政。二战后,工党、社会党长期在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等国家执政。这就使不但北欧,而且整个西欧也都成了民主社会主义。”

  何方的这些议论,貎似“客观”,但它只能欺骗那些不明国际工人运动真相的人。在了解了本文前述的国际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史以后,人们就可清楚地看到,何方的议论完全是为了混淆是非。请问:

  否定阶级斗争学说,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否定共产主义的“理论”,这能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吗?这种“民主社会主义”能称得上是社会主义吗?硬把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党,说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政党,这不是混淆视听又是什么?

  何方卖力地向中国人民兜售“民主社会主义”,说什么:

  “以瑞典、芬兰为例,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初还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而且气候条件恶劣,但到20世纪70年代,它们的富裕程度已名列欧洲前茅,真正做到了经济繁荣、政治民主、自由充分、福利完备、社会稳定,消灭了等级制和特权,……基本上消灭了三大差别,做到了普遍富裕。”(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马国川采访何方:《应为社会主义正名》)

  拿两个北欧资本主义小国(瑞典人口900万,芬兰人口500万)的所谓“成功”来说事,这有普遍意义吗?要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去走瑞典、芬兰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这能走得通吗?

  “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地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些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如果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事物的发展是复杂的,任何发展都会有一定的“特例”。人们只有把握那些具有普遍意义、能反映事物本质必然性的事实才是有意义的,否则,这种“事实”只能是一种被玩弄的“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另外,即使是在瑞典、芬兰这两个“特例”中,只要稍作一番调查研究,就会发现:原来何方的溢美之词离这两个国家的客观现实又何其远矣!

  第一,瑞典、芬兰在历史上并不像何所说的那样,是属于“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它们的富裕更不是全由“民主社会主义”造成的。

  早从18世纪起,瑞典就是一个同荷兰、英国等国进行竞争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1731年,瑞典就建立了“东印度公司”(其时英、荷、丹麦、葡萄牙和法国均有东印度公司),专事负责对中国的“贸易”。同年“哥德堡”号处女航,历时一年半,从中国广州装回大量茶叶和瓷器,获得了巨额的经济回报,得利90万瑞典圆,所得的25%即被派作股息。瑞典东印度公司直到1813年终止,仅1750——1770年间,该公司资本每年的回报率就高达100%!

  另外,芬兰也不是什么“气候条件恶劣”的不毛之地之国;相反,它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夏季平均气温16℃,冬季平均气温-5℃。国土上森林覆盖率高达66.7%,约2024.7万公顷,人均占有量3.89公顷,木材储积量20.48亿立方米。矿产资源中铜较多,还有铁、镍、钒、钴等矿产,泥炭资源丰富,已探明储量约700亿立方米,相当于40亿吨石油。

  看看海湾、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小国吧,从阿联酋、科威特到沙特,人口少,资源丰富,有哪一个不富?除非像伊拉克、利比亚那样遭到了美国的狂轰滥炸,那就只能例外了。

  第二,这两个国家虽是欧洲小国,但经济发展一直不错。

  如世界闻名的瑞典电讯大王爱立信公司,就是一个成立于1876年老字号公司。从早期生产电话机、电话交换机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其业务遍布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又如世界上最大的商用运输产品供应商之一的瑞典沃尔沃集团,也是始创于1927年的大公司。

  芬兰的情况也与瑞典类似,资本主义早在19世纪就有很大的发展。当今世界闻名的诺基亚公司,就创始于1865年;再如当今世界领先的跨国森林工业集团——芬欧汇川集团,在芬兰也拥有悠久的历史,集团第一批机械浆厂、造纸厂和锯木厂,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便开始运营生产。

  笔者所以要举出瑞典、芬兰的一些著名跨国公司的历史,至少可以证明:这两个国家虽小,却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既然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拥有这些王牌企业不正是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标志吗?(就像美国有通用公司,英国有劳斯莱斯公司,法国有雷诺公司,意大利有菲亚特公司,日本有三菱公司,德国有西门子公司,等等)你还能说它们是“落后国家吗?

  两国虽是小国,其实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拿跨国公司来讲,瑞典除有爱立信、沃尔沃集团以外,还有萨博、斯凯孚、伊莱克斯电器、ABB哈苏相机宜家家居、利乐包、H&M服装、绝对伏特加阿斯利康制药、斯堪尼亚汽车、柯尼塞格跑车等等;芬兰除拥有诺基亚、芬欧汇川集团外,还有斯托拉-恩索纸业集团、富腾集团和凯斯科等跨国公司。

  第三,导致瑞典、芬兰的“富裕”还有一些特殊原因。

  比如,它们都是小国,人口少,许多矛盾容易控制与解决(如诺基亚一家公司,就可为芬兰贡献年度税收的十分之一还强);又因为是小国,外交上也有“小”的“优势”,瑞典在二战中是“中立国”,芬兰是苏联、德国双方拉拢的对象,从而避免了战火的破坏,逃过了一劫;再如,两国均为欧洲国家,二战后又得益于欧洲的战后复兴与整个发展的大环境。

  第四,瑞典、芬兰确实比较“富裕”,那么,那儿是否真的已成了“经济繁荣、政治民主、自由充分、福利完备、社会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了呢?非也!

  先拿经济来讲,两国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度,90%以上企业为私人所有(这就与社会主义制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依赖外贸,纯属外向型经济。这种外向型经济,一旦外部世界形势有变,遇到什么风吹草动,就会陷入困境。本次世界范围经济危机发生以来,该两国经济就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再拿政治、社会问题来讲,这两个北欧国家也并非一派清平的“和谐世界”。

  1986年瑞典首相帕尔梅遇刺身亡(政府开出5000万克郎合850万美元重金,悬赏破案,至今未有结果);2003年9月11日,瑞典女外交大臣林德又被刺毙命,破案问题还是一团迷雾,没有结果。

  近几年,以民族排外主义为核心的新纳粹主义极右势力在欧洲到处闹事,在北欧尤为猖獗。听到过震惊世界的“挪威奥斯陆爆炸枪击案”吗?

  2011年7月22日一天,凶手布雷维克(挪威人)先在奥斯陆搞爆炸,炸死了7人;再赶到于持岛青少年夏令营(夏令营由挪威执政党工党青年团组织)制造枪击案,屠杀了14岁到18岁的青少年达70人!更为震惊的这不是一个疯子杀人,而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案件。早在2002年4月,布雷维克就在伦敦与9名极右翼人士秘密会面,成立一个“十字军”性质的组织,开始计划此次枪击案,在发动袭击前的几小时,布雷维克还在互联网上发布了其耗时三年篇幅长达1500页的英文种族主义《宣言》。

  在欧洲的新纳粹极右势力,如今大多在努力向政党方向发展。在这方面,唯独瑞典的极右势力率先转型成功——改头换面地取得了合法地位,成立了“瑞典民主党”,并在2010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5.7%的选票。这究竟是福还是祸?谁也说不准。2011年,芬兰的民粹主义政党——正统芬兰人党也获得议会选举选票的19.1%,已成为芬兰政坛的第三大党。

  随着近几年欧洲经济衰退,瑞典、芬兰两国还都面临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移民问题,年轻人缺乏进取积极性,整个社会缺乏活力,对“统一欧洲”的不认同,等等,一大堆问题,这些都是“民主社会主义”留下的苦果。北欧虽相对较“富”,但绝不是“人间天堂”。今次“5·19”瑞典暴乱事件的发生,则进一步反映了“民主社会主义”已处于危机丛生的境地。

  可见,何方等人拿瑞典、芬兰这两个资本主义小国做“典型”,想以这两个国家的“发展”来证明“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普世”意义,实属枉然。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谢韬《炎黄春秋》上发表《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那篇文章的时候,这两个曾经长期在瑞典、芬兰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却一一垮台了,两个社会民主党分别在2006年、2007年“下岗”。一个被瑞典中右联盟的温和党拉下马;另一个也被芬兰中间党所取代,正式宣告瑞典、芬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

  当然,谢、何也许会反驳:北欧瑞典、芬兰的失败,不等于整个社会党国际的失败。你看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的社民党等,不是继续在英、法、德这些西欧传统大国执政吗?

  不错,像“社会党国际”系统的这些改良主义政党,本来就是资产阶级政党,由它们在资本主义国家执政,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笔者要强调的是:“社会党国际”系统的政党,如今虽继续在执政,但想要持续推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那一套,已不可能了。为什么?“民主社会主义”已经破产了!

  “民主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一般说来,它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因为改良主义需要由垄断资产阶级“让出”一部分超额利润,来收买工人运动中的“工人贵族”,甚或收买整个工人阶级——通过高工资和社会福利,造就一批为数众多的“中产阶层”。因此,“民主社会主义”只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有存在的经济基础,只有在世界的“食利民族”中才能实现。

  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凭借“资本”手段对世界进行掠夺。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这就决定了资本的积累必然是两极分化的过程,造就少数人的巨富与多数人的穷困。对一个国家是这样,对整个世界也同样不能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社会主义”对占世界人口约90%的极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可以断言,在发展中国家鼓吹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这不是有意欺骗,就只能是一种十足的幻想。

  回顾整部近代世界史,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对世界的掠夺史。自15世纪末新航路开辟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早已把世界变成为一个整体。由于欧洲得资本主义风气之先,因此,早期的资本主义强国一无例外地都出在欧洲。比如:15、16世纪的葡萄牙帝国、西班牙帝国,17世纪的荷兰帝国,18世纪的大英帝国。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战前夕,世界资本主义进入成熟时期——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已名正言顺地被分割成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英、法、美、俄、德、奥、意、日8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资本主义宗主国;另一部分,则是亚、非、拉地区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附属国。8个帝国主义国家占世界人口不到10%,但却占据、统治着占世界人口90%的附属国。也就是说,由10%的“食利民族”剥削、奴役占世界90%人口的被压迫民族。两部分国家,也只有第一部分国家——8个帝国主义国家有可能推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可以成为“食利民族”;其最典型的国家”就是大英帝国。

  如今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环顾世界,与19世纪末相比,虽然这个世界已历经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轮回,世界格局的某些形式有变(如新殖民主义取代老殖民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变成了“新兴国家”),但世界的基本格局还是不变。

  当今的“发达国家”——八国集团(美英法俄德日意加)不仍然是当年的8大帝国主义国家的变异(仅加拿大取代奥匈帝国而已,8国人口数还是占世界10%稍多些,准确数为13%)吗?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广大的亚、非、拉地区的国家(占世界人口87%),不仍然直接、间接地受八国集团的控制、统治吗?换成毛泽东的语言,就是“第一世界”(现已变为美国独霸)、“第二世界”(增加了俄国)继续统治着亚、非、拉“第三世界”!

  说到底,“民主社会主义”只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推行。因为只有这些“食利民族”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才可能在对第三世界的掠夺中(这种掠夺表面上是通过“平等贸易”——实质上的不等价交换实现的)获取超额利润,然后在国内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即高工资和高福利政策。

  同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凡有其利亦必有其弊。“食利民族”的垄断资产阶级用“高工资”和“福利社会”来收买工人阶级甚或整个民族,确实可以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稳定整个社会,遏制革命;但长期的“高工资”、“高福利”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当垄断资产阶级在超额利润中“让利”到一定界限时,其结果必然是国家财政赤字不断推高,债台高筑直至不堪重负,最终崩溃。

  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开始,到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一场百年未遇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如今则进一步发展成为许多国家的“主权信用危机”,它还可能直接导致一系列国家面临破产的命运。

  比如,2011年美国的公共债务总额已达14万6300亿美元,前不久国会又同意追加债务2万1000亿美元,两项合计为16万7300亿美元,已超过2010年GDP总量14万4600亿美元的115.7%!由于美国掌握着美元这一国际货币的发行权,尚可用美元霸权“硬撑”,而其它国家就没那么幸运了。

  在当今“欧债危机”中,希腊和意大利,它们的国债数额均已达到本国GDP总量的120%!超过了美国;其他还有爱尔兰、西班牙等国也均面临着类似问题。

  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是现任“社会党国际”的主席,他领导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走的就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然而,本次“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也只能采取紧缩财政,削减社会福利措施,这就促使国内矛盾激化。随后雅典爆发整个公共和私营部门职工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行,抗议政府为获取“欧盟”救援贷款拟采取新一轮的紧缩措施,其中包括年内裁减3万名国有企业员工、提高房产税、减少工资和退休金30%等。直闹得帕潘德里欧黯然下台。

  “希腊债务”问题是“民主社会主义”破产的典型。在希腊后面,紧跟着的是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这些国家已被下调信用评级)等以至整个欧盟。

  当然,“民主社会主义”的命运实际上是与整个资本主义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归根到底就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反映。

  (《近代西方的“兴”与“衰”》连载之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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