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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思想领域的纷乱与重整

作者:刘仁瞻 发布时间:2018-06-28 08:16:51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中国近代思想领域的纷乱与重整

  清末民初的报界名人汪康年曾回忆自己所经历过的清末乱象,其中一段堪称华夏二千年未有的奇闻。在日俄战争前夕,沙皇俄国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达到了一个高潮,全国各地纷纷爆发了反对沙俄的游行集会。一日,安徽安庆正在举行反俄集会时,突然冒出一伙革命党人,大谈杀官造反,宣称要抗拒俄人“应先杀一城之官吏”。清末时局,革命党人煽动杀官造反本不足为奇,奇在此人被捕后,安庆知府不但不见罪,还特别谦恭地说了一番奇论;“以文明程度论,将来自应有此一级,惟今尚非其时,君辈宜少安毋躁。”当时舆论也认为此知府为极文明之人,一时之间竟传为美谈。这当然不是孤例,比如著名的鉴湖女侠秋瑾被杀,身后哀荣极盛,涉案巡抚、知府、县令不但无功,而且声名扫地,很快就退出了政治舞台,对比清代一度盛行文字狱,这实在是让人难以想象的景象。

  事情发展到这里不仅仅是人心动荡,四海思乱,而是整个社会出现了中国自汉武独尊儒术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思想乱象,统治阶级全面失去了话语权而陷于处处被动的狼狈。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意味着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走向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天翻地覆的剧变,也意味着赖以维系社会治理的传统思想的根基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动摇。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在列强面前的种种不如人,一开始人们觉得不过是器物兵马之差别,只要学得洋枪洋炮,便能自强求富,因此“洋务”大兴,购置洋枪洋炮、引进西洋技术,一时之间如火如荼,国家也进入了“同光中兴”的复兴年代。

  但这一切又在甲午年间被东洋的日本击得粉碎,二十年洋务运动的成果灰飞烟灭,整个国家也被打回原形,以一纸《马关条约》收场。至此,举国上下皆知“祖宗之法”不足为凭。在这种冲击中,震动最大的就是国家的统治机器。外不足御侮,内不足安邦,科举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官僚与旧知识分子空前的茫然,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治国无术。

  这种冲击带来的不仅仅是王朝的倾覆,也带来了原本处于边缘地位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一次空前狂欢。已掌权的官僚们自然不足为恃,作为官僚预备队的传统知识界束手无策,在意识形态领域官府的权威扫地、威势无存,不得不卑辞厚礼,请教于在野的新派知识分子。而稍有见识者则挟洋自重,在乱世中平步青云,真正实现了以笔杆子换印把子,甚至掌握了枪杆子。比如因为戊戌变法而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因为素有知外之名,竟成为了清末新政的幕后掌舵人。满清各部在议定新政规划时,往往要通过各种渠道联系这位身在日本的朝廷钦犯,以至于每每各部彼此争论之材料,均为梁一人所出,形如左右互搏。

  举国上下纷纷如狂,所求不过富强二字,但血的教训证明怎样才能富强却不是以传统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大清朝廷所能知晓的。中华自先秦以来,三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是没有过外来文明占据一定优势的时候,从赵人胡服骑射开始,到魏晋佛学西来,直到元清两次少数民族夺取中原,都曾对中华文明造成过不小的冲击。但总体来说,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动摇,始终保持着周边民族向强势的中华文明靠拢的大趋势。而清末以来的局面却是中华不得不向列强学习,不得不承认一种全方位的落后。至此,传统的华夏意识崩溃,优越感丧失,整个社会的认识基础走向空前的纷乱。

  这一时期,唯一能谈得上一致的,可能就只剩下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了,这一点,无论维新、宪政、革命、联邦等各个主流派系都打着这个旗号。有赖于中华文明悠久的大一统传统,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中国的基本框架,但除此以外,中国思想领域的混乱的情形依旧是空前绝后的。

  这种情形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明显的,混乱的思想使整个中国成了各种主张的实验场,各路新旧军阀粉墨登场,纷纷在自己的地盘尝试推广自己所能接受的主张。秀才出身的吴佩孚是其中的佼佼者,但他的政治主张也只能亲近于康梁等人的改良主义,不足以成事。沉渣泛起中,各路神兵神将们也纷纷登场,比如佛将唐生智、基督将军冯玉祥、神兵大帅刘湘以及依托西北教门的三马。这些新旧军阀以清末新军崩溃后散落各地的武力基础起家,能保境安民已经是不可多得的良才。纵然后起群雄中最出色的新桂系李德邻,西北冯焕章,晋系阎百川,守一方或有余,却完全看不到能统一中国的气象。这是近现代中国的大背景,在这样的混乱下,一面是头脑空空的军阀们或真心或假意的礼贤下士,一面是整个国家的真诚渴望。从清末到抗战,一片混沌的旧中国,但凡有一点主义便能呼风唤雨。无论是封建会道门,还是各种社会实验,都能找到施展拳脚的地方,在很多知识分子的回忆里,这当然是一个“黄金时代”,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容易就能当上白衣卿相指点江山的时候。

  北洋承满清余脉,以军队为根本,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治国主张,只能由着知识界和舆论界指手画脚。北伐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蒋记国民政府是通过反革命政变上台,革命党的属性早已褪色,本质上依旧是军事强人与列强买办的结合。因此从清末到民国,在将近五十年的时间里可以说始终延续了中央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无力与无能。表面上看,好像是中国少有的可以畅所欲言的时候(只要忽视一些人因为宣扬革命思想而被军阀政府迫害的事实),但话多了如放屁,各种主张纷乱,彼此矛盾,滥竽充数者有之,闭门造车者有之,言多而不得要领者亦有之。舆论界的力量迅速衰败,各种主张很快失去了老百姓的支持,观点越翻越新,却越来越没有说服力,单纯靠知识分子指点江山对于改变现状的无力无能在实践中很快暴露出来。

  无疑这种混乱加剧了整个社会的衰败。清末的官吏虽然无能,但多少尚有操守,到了北洋民国则每况愈下,唯有在外敌压力下的爱国主义成为国家凝聚力的根本来源。这种混乱还有一个额外的遗产流传至今,那就是清末以来对西方世界脱离实际的无限美化,将仅仅存在于某些知识分子的想象之中的西方世界灌输到了大多数国人的脑中。这种遗产的好的一面固然使中国人接受舶来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了可能性,不好的一面则是严重打击了中国人的自信心,令中国人总觉得在外国人面前低人一等。整个民国可以说始终都没有一个新兴王朝的朝气,一直笼罩在满清王朝的暮气之中,直到抗日战争的到来。

  这种情形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崛起才逐步走向了终结。如北洋老臣朱启钤所说:“中国内战大抵靠武器,银元,主义。而银元不如武器,武器不如主义。”有着列宁式政党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最终完成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有枪有钱的国民党战胜了有枪无钱的北洋,但终究败于有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今人多不喜谈中共历史上的历次整风,实际上却有着不可轻忽的作用,既教育干部,也团结了思想,有鉴于近代中国思想混乱导致的力分则弱,高度团结而富于组织性和感染力的中国共产党,战胜了仅仅依靠武力和法币美元聚合在一起的国民党,其胜利是理所当然的。

  随着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意识形态的再整合,同时意味着中国从清末的衰败中走了出来,之后才有了新中国的伟业。而整个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思想领域的运动不断,也是缘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再整合。如今在很多人的历史叙事里,忽视了新中国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再整合,把政治运动单纯当作一种内讧和监视的手段,反而是一种见识短浅。

  然而我们今天再看,新中国在空前的民族危机下固然实现了最大限度的意识形态整合,但这种团结并不是牢固的,否则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也就不需要不断地进行政治运动了。即使在中共内部,因为奋斗救中国而团结起来的革命者和爱国者也并非最终都能变成共产主义者。最近几十年,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暂时低潮,意识形态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又走进了一个相对混乱的阶段。

  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的头十年,应该说不少人又过了一段指点江山,挟洋自重的“好日子”。这种情形要到2008年前后才逐步改观,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起飞,国力的迅速加强,对外部世界的无限美化也随着交流的便捷而逐步破灭(当然即使是现在对外部世界的无限美化依旧有很大市场),曾经掌握话语权的一些人在长期表演后黔驴技穷走向没落,这种情形和二十世纪初的景象又多少有些相似。

  应该说这种无力一定程度上依旧是延续了清末的余脉,传统的中华意识被敌强我弱的现实摧毁之后,外来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的改造下最终的填补了这个空隙。但这种填补的成功既有赖于救亡图存刺激下高涨的民族主义加成,也是立足于近代中国纷乱的思想领域中的独树一帜。当改革开放后再次面对类似情形的时候,再次收到强劲的冲击,难免引发同样的混乱。

  要解决这个问题,重塑从清末以来动荡不已的中华意识这个根基,重建民族自信心,回到某种历史常态上是一个比较明晰的路线。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也看到了这种趋势。但这样是不是就是万事大吉了呢?依赖收买和拖延不可能解决问题,发展也始终要面临挑战和瓶颈,而没有方向的奔跑,终究会陷入迷茫。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民族主义能不能取代社会主义,亦或在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在不远的未来,民族主义又会不会成为转移社会矛盾的缓冲剂,引向沙文主义的兴起。最终,我们会不会在民族主义的浪潮中失去了社会主义,这都是随着新中国而生,到现在依旧徘徊不解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依靠传统思想的复兴能解决的,还需要意识形态领域更多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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