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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昌明:德国何以两次成为世界大战的罪魁?

作者:钱昌明 发布时间:2018-06-05 09:27:33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历史发展内在因果怪圈谈

  读了世界史,人们往往会发出诸多感慨。其中最普遍的一个是,会感叹德国历史,感叹德国这个日耳曼民族。为什么是德国,是德国人屡屡在世界历史上掀风作浪?不仅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还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居然会两次成为策动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这是为什么?

  希特勒曾经炮制过“种族优劣论”,认为:雅利安人(指“高尚的纯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而德国人是日耳曼民族中具有最纯粹的雅利安人血统,理该去征服世界,统治世界。

  如今,除非极少数的种族主义者和白痴,可以肯定地说,已经再没有人会去认同希特勒的这一谬论了。因此,要寻找德国人两次发动世界大战的真正原因,只能从德国的历史和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去探究。

  研究德国历史,人们就会发现:德意志从长期的封建割据分裂,到容克资本帝国的铁血统一;从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到法西斯主义的祸首,德国历史就像一只巨大的钟摆,忽右忽左,忽左忽右,永远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正是这种历史的变幻,造就了独特的德国历史内在的因果怪圈。德国所以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动者,恰恰就是这一历史内在的因果怪圈的产物。

  容克军国主义的传统

  德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843年。这一年,卡洛林王朝的查理曼帝国一分为三,其东部的“东法兰克王国”就成了后来的德国。

  911年,东法兰克的最后一位君主“孩童路易”去世,东法兰克的卡洛林家族的王统中断。此时境内的巴伐利亚、士瓦本、法兰克尼亚、洛林和萨克森等五大诸侯和科隆大主教联合做出决定,为了抵御当时马扎尔人的入侵,不再从西法兰克的卡洛林家族中寻找王位继承人,而是在五大诸侯中推举产生。就这样,法兰克尼亚公爵康拉德一世被推为国王,成了第一位真正的德意志国王。德意志王国也由此开始了自己独特发展的历史,形成了和传统的世袭继承制不同的王位继承制度:“选帝”制度。

  康拉德在位期间,王权不张,同马札儿人的作战也毫无起色。他临死前,劝说其弟埃伯哈德放弃王位要求,并提议选举他的对手萨克森公爵亨利一世为他的继承人,开启了德意志历史上的萨克森王朝。

  亨利一世在位期间,击溃马扎尔人,解除了外族对德意志诸邦的威胁。在对外斗争过程中,德意志民族意识强化,亨利一世被认为是德意志民族的缔造者。936年亨利一世去世,奥托一世继位。

  奥托一世竭力扩张王权,打击封建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937年,他在平定巴伐利亚公爵叛乱后,又废除公爵爵位的世袭制,改由国王重新任命,剥夺其宗教权,并以征讨、联姻等手段,完全控制了士瓦本等五大公爵领地,把德意志在历史上第一次缔造成为一个帝国。

  奥托一世多次入侵意大利,征服伦巴底。961年,他应教皇请求,抓住教皇约翰十二世和意大利城市贵族争夺权力失败之机,进军罗马平定叛乱,进一步控制了意大利的中部地区。962年2月奥托一世被教皇加冕为罗马皇帝,尊称为“奥古斯都”,这就诞生了历史上的“神圣罗马帝国”。

  神圣罗马帝国,全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或“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德国历史上又称“第一帝国”,它是奥托一世军事扩张的产物。对德意志来说,它的出现,表面看来是国家疆域的扩大;其实,却由此导致其陷入长期封建分裂割据的泥潭。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神圣罗马帝国”最终沦落为“既非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伏尔泰语)的尴尬境地,德意志变成了仅仅是由300多个大小领主控制、被分割为支离破碎的土地而已,这对德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其所以如此,原因有二:

  其一,“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促使德意志统治者把目光转向至对意大利地区的扩张,从而中断了原先在德意志强化中央集权的努力。

  神圣罗马帝国建立后,奥托一世的目光始终投在意大利半岛上,除了忙于废立教皇外,再就是征服整个半岛。966年至972年期间,奥托一世与拜占庭帝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最终拜占庭帝国皇帝约翰一世虽承认其西罗马帝国皇帝头衔,但亦阻截了他控制意大利南部的企图。

  奥托一世去世后,奥托二世基本上延续了其父的政策:继续在意大利的扩张。981年奥托二世再一次南侵意大利,次年在卡拉布里亚战役中败于拜占庭——阿拉伯联军,从而彻底粉碎了他统一意大利的梦想。

  奥托父子原想通过占领意大利和控制罗马教廷的办法来加强国内统治,依仗武力来维持所建立起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结果既不能真正控制教皇,也未能完全占领意大利;枉然耗费了他们的大部分精力,不仅阻碍了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形成,更中止了在德意志的统一进程。

  其二,“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让德意志同罗马教皇扯上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正是皇帝与教皇的长期相互支持与斗争,最终酿成了德意志四分五裂的这坛苦酒。

  神圣罗马帝国建立后,奥托一世恃功与教皇签署了著名的《奥托特权协定》,规定了皇帝对教皇的保护,教皇要效忠于皇帝,教皇的人选由皇帝来决定。依据这一协定,963年,奥托一世废黜教皇约翰十二世,确立利奥八世为新教皇,开启了皇帝任免教皇的先例,同时也拉开了历史上世俗王权同教皇之间无休止的斗争。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同罗马教皇为争夺对地方主教叙任权的斗争越演越烈:一会儿皇帝占据上峰,几次任意废立教皇(不仅奥托父子多次废立过教皇,995年,奥托三世还冊立其堂兄为罗马教皇,称格里高利五世,成为第一个德国人教皇);一会儿教皇又取得胜利,最典型的就是萨利安王朝的亨利四世,1076年因和罗马教廷发生激烈冲突,遭到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绝罚”处分,一度被开除教籍,并引发地方封建主的反叛;最后亨利四世不得不徒步肉袒,至卡诺莎向教皇请罪。

  皇帝与教皇这两大封建势力除了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封建统治外,为争权夺利,又始终处于相互斗争之中。在这些斗争中,教会扮演的是强化统一王权绊脚石的角色,它同地方封建割据势力相结合,共同对抗与削弱皇权,这使德意志想要建立统一的中央皇权,始终只能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

  德意志的长期分裂割据,使“神圣罗马帝国”徒具虚名,各地封建领主完全自治,各有自己的小朝廷和军队;相反,教皇在各地不但拥有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还可直接向居民征收“什一税”。德意志境内这种封建割据局面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才由普鲁士最终完成武力统一,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史称“第二帝国”。

  近代德国的统一,既得益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又仗仰源于普鲁士容克的军国主义传统。

  普鲁士王国的前身是勃兰登堡选帝侯国。历史上的普鲁士是13世纪后期由条顿骑士团(十字军东征时建立)征服当地居民建立的,源于条顿骑士团武士后裔的容克(德语Junker 一词的音译,即普鲁士的贵族地主)阶层长期控制着这块土地,利用农奴劳动经营大庄园经济,并垄断普鲁士军政要职,掌握国家领导权。1701年,弗里德里希三世即位,史称弗里德里希一世,改国名为普鲁士王国。

  1713年,弗里德里希一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继承普鲁士王位,即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也许是对德意志长期来地方分裂主义的一种反动,自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起,德意志政治哲学的钟摆,开始向君主专制军国主义方向运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成为对普鲁士构建君主专制军国主义国家架构的建筑师。

  威廉充分发挥普鲁士容克的武士传统,征召贵族创立军官团,建立强大的普鲁士正规军。他亲自执教,严格训练,获“士兵王”绰号。“士兵王”训练部队的方法,一是操练,二是体罚。训练的最高目标是把士兵变成没有意志、没有思想、对上级的命令盲目服从的工具。他把普鲁士军队从3.8万人扩增至8.3万人(占人口的4%),使普鲁士成为欧洲军事强国之一。他还将普鲁士政府发展成为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组织,由他亲自管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

  1740年威廉一世逝世,儿子弗里德里希继位,被后世称弗里德里希大帝。他继续其父强化中央集权和军国主义国策,进一步扩充军队,不断增强国家实力。他多次发动战争,先后参加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与法、俄、奥、瑞(典)等国对阵的七年战争,虽历经危难却总能取得胜利。通过战争,普鲁士从奥地利夺取了有丰富资源的西里西亚,后来又伙同沙俄、奥地利两次瓜分波兰,最终使普鲁士成为拥有35万平方公里土地与860万人口的国家。在经济上,弗里德里希大帝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扶植工商业发展,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普鲁士近代经济的发展。经过弗里德里希父子的苦心经营,到18世纪末,普鲁士一跃成为能与当时欧洲强国相匹敌的政治实体。

  随着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在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汹涌浪潮冲击下,19世纪上半期,德意志境内的资本主义经济终于迅猛地发展起来,尤以煤铁等重工业部门的步伐最快,起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浪潮也紧随而至。在这一发展中,普鲁士邦的发展最为突出,成了德意志诸邦中最为发达的邦。它辖下的西里西亚、莱茵省已成为整个德意志的工业中心,到50年代,普鲁士邦的重工业已占全德的一半以上;农村中,出现了一大批资产阶级化了的容克,以资本主义方式从事农业生产,兼营酿酒、制糖、面粉和锯木等加工业,产品畅销欧洲市场。德意志境内特别是普鲁士近代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强烈地要求完成国家的统一,同时亦为统一的完成提供了客观条件。

  原先德意志境内最强大的邦是奥地利,从15世纪40年代起,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又一直受奥地利大公的哈布斯堡家族所垄断,其在德意志境内的影响力远大于普鲁士。可是到了19世纪前期,由于受制于邦内复杂的民族关系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水平,统一德意志的历史重任,最终却落到了普鲁士的肩上。

  1861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即位,次年他的首相俾斯麦亦登上历史舞台。两人都是深受普鲁士军国主义熏染的政治家,君臣同气相求,联手推行强权政治,走上了一条自上而下统一德意志的道路。

  威廉在做王子时就亲手镇压过1848年3月的柏林起义,人称“炮弹亲王”。俾斯麦出身容克世家,他认为德国的统一无非就是普鲁士的延伸,只有依仗武力才能解决。他任首相刚一个星期,就在普鲁士议会发表了对解决德意志问题的基本见解:“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靠演说和多数派的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只能用铁和血来解决”,“德国所指望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他的武力!”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他本人则由此以“铁血宰相”而著称。

  俾斯麦在统一德国的蓝图中,决心排斥奥地利,实现“小德意志”方针。他上台后坚持军事改革,进一步提高普军的战斗力,随后开始了以武力统一德国的步伐:

  第一歩,夺取了丹麦所属的两个德意志人聚居的公国(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坦因)。1864年,普鲁士联合奥地利发动对丹麦的战争,普奥阵营轻易就取得胜利。战胜后普鲁士取得了石勒苏益格,奥地利得到了荷尔斯泰因。

  第二歩,借口荷尔斯坦因的最终归属问题,于1866年挑起普奥战争,目的在于把奥地利排挤出德意志。在萨多瓦会战中,双方投入50多万兵力,是欧洲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战。是役,普鲁士方面充分发挥其工业、科技发达的优势,如利用铁路运兵,调动迅速;用电报指挥作战,联络畅通;步兵使用新式的后膛枪,炮兵使用刻有来褔线的大炮等,加上有毛奇这样一流军事家任总参谋长指挥,结果普军大获全胜。奥地利既败,再也不能阻止普鲁士去统一全德。在萨多瓦战役胜利后,考虑到奥地利的总体实力和欧洲国际局势,俾斯麦力排众议,见好就收,放弃乘胜进军维也纳的意见,这也为日后的德奥同盟创造了条件。

  第三歩,最后扫除阻碍德国统一的障碍,发动普法战争。普奥战争胜利后,普鲁士带头建立“北德意志联盟”,美因河以北的德意志诸邦全都参加,唯有南德的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和黑森,因受法国的阻挠而不敢加入。俾斯麦知道要最终完成德国统一,只有搬掉法国干涉这块大石头,决心一战,且有意让法国承担挑起战争的责任。拿破仑三世果然中计,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8月底,离战争开始仅5个多星期,法皇拿破仑三世与10万余将士在色当被围。9月1日普军发起总攻,拿破仑三世即令升白旗投降,法军自皇帝、元帅、将军、直至普通士兵,全部做了俘虏。法国战败,南德四邦加入德意志联盟,随后又改组为德意志帝国。1871年1月18日,威廉一世在法国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即任德意志帝国皇帝位,德国终于完成了统一,史称“第二帝国”。

  德国的统一是德意志历史的一大进步,极大地促进了它的发展;然而,统一进程中容克军国主义的胜利,却又极大地刺激了它的扩张野心,并促使它去争夺世界霸权,祸害世界,策动第一次世界大战。

  19世纪80年代,德国开始对外殖民扩张。由于起歩晚,可插足的地方自然不多,它在瓜分非洲中所得远不能同英法相比;非洲以外,也仅占领南太平洋上的新几内亚和马里亚纳、加罗林、马绍尔三群岛,因此,强烈要求重新瓜分世界。1888年威廉二世登上德国皇位,随即和大臣们制订了一个争夺世界霸权的计划。1897年德国外交大臣皮洛夫在一次议会演说中公开宣称:“让别的国家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满足于蓝色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也要求阳光下的地盘。”

  早在1882年,德、奥、意就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通过1904年的英法协约和1907年的英俄协约,英法俄三国协约最后完成,大战前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形成,它们扩军备战,相互争斗,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爆发,在德皇威廉二世的挑动下,德国终于策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以德国的投降告终。整个大战历时了4年零3个月,有34个国家卷入战争,造成约1000万人死亡和2000万人的伤残;导致经济损失约3300亿美元!(其中直接经济损失1805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1516亿美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纳粹法西斯的祸害

  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使它的历史又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即从第二帝国的极权政治走向革命、“共和”;然后,再从左向右,重新摆向极权政治的顶端——建立“第三帝国”纳粹法西斯体制,成为策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这就是独特的德国历史内在的因果怪圈。

  有右必有左,如果说右的极端是极权与专制;那么,左的极致就是革命与激荡。

  历时4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德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期间,有200多万的德国青壮年死于战场,另有500多万名伤残和被俘人员,还有100多万老人、妇女、孩子,因饥饿和疾病而死亡。德国的经济濒临崩溃,大批工厂、企业倒闭,工业生产下降了50%,农业生产下降了40——60%,工人实际工资下降了1/2——2/3!更有许多人失业,社会矛盾急剧激化,1918年参加罢工人数多达250万人,反战运动不断高涨,危机酝酿着革命。

  德国原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还在德国统一前的1869年,世界上第一个民族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在图林根的爱森纳赫市诞生。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德国的工人运动中一直有很大的影响,只可惜到了19世纪末期,德国社会民主党逐渐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迷恋议会斗争的道路;以后,受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影响,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左派,才又重新举起革命大旗,发动了德国十一月革命。

  1918年11月3日,德国海军首先发难,发动基尔港水兵起义;随即柏林工人在斯巴达克团(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德国共产党前身)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德皇威廉二世仓皇出逃荷兰,第二帝国垮台。11月 11日,由德国政府不管部大臣马提阿斯·艾尔兹贝格尔为首的和谈代表团,与协约国签订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十一月革命并未让左派的斯巴达克团掌握政权,却催生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的艾伯特政权。同年底,斯巴达克团正式同社会民主党决裂、改组为德国共产党,并于1919年1月、4月,先后发动柏林一月起义和巴伐利亚苏维埃运动,但均遭到残酷镇压,德共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均惨遭杀害。最后,艾伯特政府以召开“国民会议”,通过《魏玛宪法》,在德国建立魏玛共和国而告终。

  俄国十月革命和德国的十一月革命,使德国下层群众对社会主义有一种强烈的渴望与追求;同时,浓烈的容克军国主义传统,又使德国的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直至最终演化为民族沙文主义。这样,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两股潮流的激荡,构成德国现代史上政治左右摆动的动力。

  从1918年十一月革命到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这是德国政治钟摆的左摆时期。期间,第二帝国垮台,软弱的魏玛共和国建立,协约国把屈辱的《凡尔赛和约》强加给德国;同时,德国的工人运动高涨,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等多种思潮激荡,成了德国社会矛盾全面激化,阶级力量两极分化与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

  1919年6月,巴黎和会“对德凡尔赛和约”正式签字。根据这个条约,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失去原有领土的1/8,人口的1/10;被剥夺全部海外殖民地;承担巨额的赔款(先赔付200亿金马克,后确定的赔款总数为1320亿马克,分30年还清);限制军备(只准保留10万陆军,不得拥有空军、坦克、重炮和潜艇,海军只准保留36艘轻型舰艇),废除义务兵役制,莱茵河西岸由协约国军事占领,东岸为不设防区;等等。这是一个非常苛刻的屈辱条约,它引起德国人民极大的愤懑,进一步推动德国社会向左、右两极分化。

  以德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左派革命力量,尽管处于少数,在十一月革命失败后,仍不气馁,坚持斗争。1923年1月,法国借口追索赔款,伙同比利时派联军进占鲁尔地区,企图开采掠夺德国资源。面对严峻局势,德共呼吁工人阶级开展反对占领者的斗争,得到广大工人的响应,在斗争中大大发展了左派革命力量。1923年1月,德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为22.5万人;到同年秋,党员人数猛增至40万人,左派革命力量不断壮大。

  几乎与左派革命力量的发展同时,借助军国主义传统与民族沙文主义思潮,右派纳粹法西斯势力也得以崛起。在德国社会右派势力不断扩张的背景下,1921年,代表德国签署停战协定的艾尔兹贝格尔被刺死,1922年6月,签署拉巴洛条约(确定德、苏建交与经济合作关系)的拉特瑙又遇害。他们都是被当作“民族罪人”被右派激进分子“处决”的。

  1919年1月5日,安东·德莱克斯勒和卡尔·哈勒在慕尼黑建立德国工人党,其成员仅54人。德国工人党的纲领是一个鼓吹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大杂烩。同年9月,阿道夫·希特勒加入该党,成为第55名党员,并担任了主席团的第七名委员和“宣传部长”,极大地影响了这个党。1920年9月30日,该党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名义在慕尼黑登记,又称纳粹党(德语Nationalsozialist一词的缩写词Nazi的汉语音译);1921年6月,希特勒当上了该党的党魁。

  希特勒,原是奥地利人,1899年出生于巴伐利亚边境的布劳瑙镇,后移居德国的慕尼黑,受极端国家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思想影响,成为一名狂热的大德意志民族主义者。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以志愿兵身份加入德军,成为巴伐利亚步兵第一团下属的一名陆军下士。1918年大战结束前夕,希特勒正值因伤住院,次年伤愈出院后调陆军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新闻局工作,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接触并参加了“德国工人党”。他原先并不看得上这个小党,但又自信可以控制与改造它,把它作为引渡自己通向政治彼岸之舟。

  希特勒擅长蛊惑人心,他充分利用德国当时盛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股潮流,不仅将德国工人党正式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以期迷惑群众;更起草了新的二十五条党纲,用反犹主义、民族主义和允诺各项“社会要求”的“社会主义”,来欺骗几乎除犹太人以外的所有德国人。

  1923年的鲁尔危机时期,德国经济崩溃、政局动荡,希特勒利用人们的不满,乘机公开进行反政府活动。11月8日,他在慕尼黑的贝格布劳凯勒啤酒店,绑架了巴伐利亚邦长官卡尔等领导人,发表煽动性演说,搞了一场“暴动”,史称“啤酒店政变”。失败后,希特勒被德国当局投入监狱,在狱中服刑9个月,并写下了《我的奋斗》一书。1924年底希特勒出狱,着手出版《我的奋斗》,创办《国社党通讯》,通过魏玛宪法赋予他的言论、出版自由,大力宣传纳粹政治主张,尤以鼓吹反犹与反共为甚。

  纳粹从民族沙文主义立场出发,宣扬一战所以失败给德国带来耻辱,不是输在外部,而是坏在内部;坏在发生了十一月革命,败在德国的左派、共产党在后方闹罢工、搞革命,向前方捅了一刀。

  纳粹污蔑革命是一种“犹太阴谋”,提出犹太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说教。其逻辑是:马克思是犹太人;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是犹太人;俄国领导十月革命的多数领导人也是犹太人,俄国人口中犹太人只占2%的极少数,竟在俄国苏维埃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占了75%。纳粹党极力散布犹太人要夺权,有一个全球性的阴谋,要夺取全世界。

  纳粹鼓吹“要废除《凡尔赛和约》”,公开提出“我们要求得到领土和土地(殖民地)来养活我国人民!”(《纳粹党党纲》)

  纳粹鼓吹的这一套谬论,既迎合了德国垄断资本反共之所好,也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受容克军国主义传统长期薫陶的德国人民族沙文主义口味,因而其影响不断扩大。

  据统计,1925年纳粹党有党员2.7万人;1926年即上升到4.9万人,増了将近1倍;1927年,再增长至7.2人;1928年,竟发展到10.8万人,1929年,达17.8万人!短短四年里纳粹党员净增了6.5倍!尽管如此,但其时左派革命力量仍远大于纳粹法西斯势力。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很快波及欧洲与德国。危机使德国的社会矛盾极端地尖锐起来,大批企业倒闭,失业人口高达550万,全国各地罢工斗争不断,连中产阶级也纷纷破产。希特勒充分利用这一危机,组织了数千名宣传员和大批学生深入城市和农村,到最基层大肆进行蛊惑性宣传。纳粹的口号有:《凡尔赛条约》是罪行!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公民权!废除马克思主义!德国必须重生!这些口号抓住广大人民对现实的不满,强烈要求改变现状的心理,通过煽动民族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鼓吹反犹、反共,得到垄断资本的资助,终于使纳粹的法西斯势力的影响越来越大,直至成为一股社会潮流。

  1930年9月德国国会选举,纳粹党获得640万票,107个席位,一下成为国会第二大党(仅次于社会民主党);1932年3月德国总统大选,希特勒得1130万票,仅次于兴登堡(得票1860万),德共主席台尔曼得500万票居第三位;同年7月,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1370万票,在国会608个席位中拥有了230席,一跃而成为第一大党!共产党仅得530万票,89个席位。(以上选票数均参见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九卷上冊第9章)

  1933年1月初,眼看希特勒已成气候,为了对付左派革命力量,镇压工人运动,垄断资本家费格勒尔、基尔道夫、森蒂、施罗德同巴本(时任总理)和希特勒会晤,最后决定把政权交给纳粹党。1月30日,总统兴登堡听从垄断资本集团的意见,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纳粹头子希特勒终于攫取了德国政权。德国的历史再从革命与激荡左的一边,摆向右的极端极权与专制。

  希特勒上台后,2月,立即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嫁祸于德国共产党,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反法西斯人士,包括德共主席台尔曼在内的1.8万多人被投入监狱;随后又取缔了除纳粹党以外的一切政党,并通过“授权法案”,掌握了立法权。1934年8月1日,希特勒颁布“国家元首法”;2日,总统兴登堡病逝,希特勒任元首兼总理,接受国防军的宣誓效忠,集全国军政大权于一身,称德国为“德意志第三帝国”,正式确立了纳粹法西斯的独裁统治体制。

  反犹、排犹是希特勒供奉的神主牌,因为它最容易挑动起民族沙文主义。纳粹通过文化专制主义,竭力向德国人民灌输“纯雅利安人”(指北欧日耳曼人)是“优等种族”的谬论,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种族主义排犹运动:1933年,纳粹当局禁止犹太人经商、从军和担任公职;1935年又禁止犹太人同雅利安人通婚,宣布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国籍;1938年炮制“水晶之夜”,开始直接诉诸暴力排犹。

  11月9日夜,纳粹借口驻法国大使馆三等秘书冯·拉特,被一犹太少年枪杀案件,公然出动纳粹党员与党卫队在德国全境袭击犹太人。他们走上街头,挥舞棍棒,对犹太人的住宅、商店、教堂进行疯狂地打、砸、抢、烧、抓。据统计有36名犹太人当场被杀害,36名重伤,267座教堂被焚毁,7500余家犹太人商店被捣,3万余名犹太男子被捕,押往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后均被折磨致死。(1939年9月以后,纳粹更是随着战争的进程在整个欧洲开展大规模、有组织的屠犹活动,先后杀害了500万犹太人!)

  通过反共、反犹的法西斯暴行,希特勒在国内建立起恐怖统治;同时,又采取小恩小恵手段,对下层群众进行笼络,以保证纳粹的扩军备战、称霸世界军国主义政策的实施。

  自1933年纳粹掌权起,希特勒即利用国家权力,大力发展军事工业,积极开发公共工程,刺激经济。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失业问题,同时又增加和提高一些社会福利,扩大了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等等。到1937年,德国的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纳粹表面上创造的经济“奇迹”和笼络手段,在很大程度上蒙蔽了广大德国人。

  在德国经济积极向军事化转轨的同时,1934年纳粹的军政部长勃伦堡着手实施秘密扩军计划。当年底,德国的正规军就达48万人(国防军24万,党卫军24万),还有近120万“冲锋队员”(有“黑色国防军”之称的半军事性队伍),后有颇大一部分编入了正规军。1935年,又重建空军,扩建海军和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1936年纳粹公然提出了“要大炮,不要黄油!”“我们也需要生存空间!”等口号,彻底撕毁“凡尔赛和约”,德军进军莱茵不设防区。11月,德国同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一年后意大利加入,结成了“柏林——罗马——东京轴心”,至此,纳粹德国已成了欧洲的战争策源地。

  1938年3月,德军开始以战争行动来实践希特勒的扩大“生存空间”理论,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奥地利;同年9月,希特勒又伙同盟友墨索里尼,拉着英国的张伯伦和法国的达拉第,策划了“慕尼黑阴谋”,次年3月进而呑并了捷克斯洛伐克。

  在英、法等国的一再退让下,1939年9月1日,希特勒终于对波兰发动突然袭击的闪电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在相距整整20年后,德国终于又一次成为策动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

  发人深省的历史启示

  德国两次成为策动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这一史实,告诉了人们一个严酷的事实,这就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有其自身的内在运动规律。这个不变的规律就是历史辩证法。

  社会内部的矛盾与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即对立统一的规律。事物总是向着对立的方向运动发展着的,这是物质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根本规律。一部德国史最生动地反映了这样一种发展——历史哲学左右运动的钟摆规律。

  德国历史的钟摆从左(五大诸侯分裂)摆到右(第一帝国建立);再从右(第一帝国建立)摆到左(四分五裂的德意志);然后,在新的基础上再发展,再从左(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向右(第二帝国的统一);又从右(第二帝国的统一)到左(革命与魏玛共和国的激荡);最终又从左(革命与魏玛共和国的激荡)回到右(纳粹第三帝国)……

  从上述历史的发展中,人们应该可以得出一些发人深省的历史启示:

  1、纳粹德国的罪恶,决不是希特勒一个人的问题。

  国家的统一与分裂,民族的兴衰或强弱,这些都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两极,这种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是绝对的。在某一历史阶段里,当一种发展趋势形成后,就绝不是个别历史人物所能改变的。在德国历史上,奥托一世、威廉一世和希特勒这类历史人物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偶然,而具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二战结束以后,人们无不都在诅咒纳粹头子希特勒,认为是他把德国推上了战争的火坑,给犹太民族和世界人民造成了祸害。不错,是希特勒犯下了战争罪和种族灭绝罪;然而,作为对历史的反思与研究,就绝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上,应该更深入地探索其表象背面的东西。说到底,希特勒的出现是德国历史的产物,纳粹邪恶势力的崛起是根植于德国历史土壤中军国主义幽灵的复活,也是从中世纪起就存在于德意志民族中反犹宗教意识的极端表现。非如此,人们就无法解释整个德国20世纪的30年代的历史,毕竟希特勒是德国人民用选票把他捧上台的,走军国主义道路是那个时代多数德国人的选择,这些客观历史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如今,二战结束已经过去70多年,按理说希特勒与纳粹思想早就臭不可闻,可是为什么在当今德国还会不时地冒出新纳粹主义思潮呢?在德国还会出现具有反犹、排外和暴力倾向的新纳粹极右组织呢?这难道与未能深刻地反思这段历史是无关的吗?

  据德国官方统计数字表明,目前德国有150个极右组织,近5万名极右分子。国家民主党是德国最大的极右组织,外围还有“国家民主党大学生联盟”、“国家民主党青年团”和“国家政治犯及其家属后援组织”等。德国国家民主党是1964年由新纳粹分子建立的极右政治组织。上世纪60年代末,该党在个别州的州议会选举中曾得到近10%的选票并进入州议会,约有党员6500人。这类政治组织的存在表明,纳粹思想在当今德国依然没有完全被消灭干净。近10年来德国大约有100人死于极右组织的种族主义暴力,被攻击的大多是外国人,尤其是黑人、土耳其人和犹太人。

  2、必须正确地认识历史,彻底铲除军国主义。

  毋庸讳言,在德国的历史里,确实存在着容克军国主义传统和反犹的宗教情结(德国是新教的发源地,新教创始人马丁·路德就是个反犹主义者)。

  随着时代的进步,德国人如果能正确地认识本国的历史,深刻反思自己的历史,这应该是一个民族觉醒的表现。可惜一个惨痛的教训是,一战以后,德国人未能从失败中吸取历史教训,相反,对历史上的军国主义传统采取了历史沙文主义的态度,这就进一步滋长了现实的民族沙文主义。加之客观上又有协约国所强加的《凡尔赛和约》屈辱的刺激,结果在希特勒纳粹思潮的鼓动下,军国主义传统和反犹情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发酵,终于酿成了纳粹之祸,使德国再次成为策动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

  反之,假如一战以后德国人民能真正认识军国主义的危害性,那么,德国的十一月革命完全有可能取得胜利。这样,纳粹思潮在德国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历史的发展也就完全可能改变方向,德国就绝对不会再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动国。这就是一个民族能否反思自己历史、能否正确地认识历史所产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发人深省。

  3、必须彻底摒弃民族沙文主义。

  德国所以会两次成为策动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其核心的病根其实是民族沙文主义。德国历史上的军国主义传统也好,反犹的宗教情结也好,抑或现实生活中的纳粹狂热也好,其实能把德国民众煽动起来、最终真正起作用的东西只有一个,这就是民族沙文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往往打着“民族利益”的旗号,在高尚的外衣下掩盖罪恶的勾当,因而最能蛊惑人心,善良的人们千万不能上当。

  民族沙文主义自认为本民族最高贵、最优秀,它民族均低贱、卑劣,于是纳粹的反犹主义就有了市场;

  民族沙文主义自认为本民族最文明、最先进,它民族均野蛮、落后,于是纳粹鼓吹“优胜劣汰”争夺“生存空间”的谬论就有了根据;

  民族沙文主义自认为本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它民族的利益完全可以弃之不顾,于是纳粹剥夺犹太民族和被征服民族的生存权利就会变得天经地义。

  一句话,民族沙文主义是一种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有了这种民族利己主义,就不会再有它民族利益的存在余地,于是乎就必然会发生战争。因此,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必须擦亮眼睛彻底摒弃这种民族沙文主义。

  (《近代西方的“兴”与“衰”》连载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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