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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印度观

作者:李佑新 发布时间:2017-12-29 19:42:47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毛泽东对印度的认识,对中印关系影响深远。青年毛泽东在关注世界形势的过程中认识、了解印度;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帮助、两国之间形成的深厚友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毛泽东认为印度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毛泽东的印度观,是毛泽东对印度的总体性认知,是毛泽东处理两国关系的方式表现,是毛泽东高超的外交艺术、战略智慧的展现。从毛泽东的印度观中波取智慧,对维护两国友好关系有重要价值。

毛泽东的印度观

  “洞朗对峙”事件之后,中印边界问题进入更多人的视野。中国和印度应如何发展两国关系?如何解决横亘在两国之间的边界难题?中国和印度作为亚洲大国,如何妥善地解决好两国之间的纠纷,以更好地维护和发展人民的利益?要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了解毛泽东的印度观,从中汲取经验和智慧。

  一、对印度的初步认识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广泛涉猎中西学说,积极探索宇宙的大本大源问题,同时关心国家命运,密切注意世界形势。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列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被压迫的殖民地广大民众,趁列强喘息之机,掀起民族独立的革命浪潮。同为协约国的中国,收回山东权益的正义要求没有得到公正对待,直接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世界革命的呼声四起,追求解放的运动迅猛发展,“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1]。世界革命以及国内局势的变化,为青年毛泽东认识印度提供了契机。

  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毛泽东是主编兼主要撰稿人。在创刊号中,毛泽东有两篇文章涉及到印度,标题是《研究过激党》和《阿富汗执戈而起》。毛泽东在《研究过激党》中指出:“阿富汗侵印度,俄过激党为之主谋,过激党到了南亚洲。”[2]“阿富汗侵印度”,指1919年5月爆发的阿英第三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仅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而且印度民族独立运动迅猛发展,牵制了英国许多力量。在这种有利形势下,1919年2月,阿富汗改革派代表人物控制政权后,宣布独立,不承认任何外国特权,并采取联苏抗英的政策。从事实来看,说阿富汗“侵”印度,是不甚准确的。但是毛泽东的重点在于“过激党到了南亚洲”,南亚洲即是今天的南亚,也就是说“过激党”传入到了印度。在《阿富汗执戈而起》中,青年毛泽东对阿英战争中印度的作用作了评论:“印度舍死助英,赚得一个红巾照烂给人出丑的议和代表。印民的要求是没得允许。印民的政治运动,是要平兵力平压。阿富汗是个国教国,狐死兔悲,那得不执戈而起?”[3]他认为,即使印度尽最大的努力帮助英国,英国殖民者也不可能允许印度通过此次战争实现民族独立,充其量印度只能得到议和代表的席位而已。而这一席位的价值,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属于“红巾照烂给人出丑”,印度民众的政治运动,仍将遭到英国殖民者的镇压。

  印度长期处于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之下,其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青年毛泽东高度关注印度的民族革命运动。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青年毛泽东说:“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4]以此论证民众大联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青年毛泽东甚至将印度的民族革命运动列入其研究计划,曾拟问题研究会章程,章程中拟定要研究的第二十四个问题,即印度自治问题[5]。毛泽东对印度的关注由此肇始。

  二、印度人民是中国人民的战友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对华野蛮侵略战争。这个时期的世界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组成法西斯轴心国,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将印度人民看作是中国人民的战友。

  毛泽东尝以印度为例论述抗日战争策略。在论述为什么提起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这等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现实的价值,因为今天的中国比之上述历史多了一些东西,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就是其中的一点。”[6]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存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敌人的美梦将会彻底破碎。在驳斥亡国论者“搬出英灭印度的事实,证明小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落后国家”[7]时,毛泽东指出,英国灭亡印度时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而现在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日本是处于“法西斯国家大崩溃的前夜”[8],中国和印度所处的形势不间,抗争侵略的结果也必然不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是不是孤立的?“历史上不论中国的战争也罢,印度的战争也罢,都是孤立的”[9]。但是现代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国际上并不孤立,国际上广泛发生的人民革命运动将会援助中国。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是伟大的壮举,对这场战争的世界性意义,毛泽东认为“不但将影响到中日两国,大大推动两国的进步,而且将影响到世界,推动各国首先是印度等被压迫民族的进步”[10]。

  毛泽东认为印度和中国是反法西斯战攘的战友。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剥削,而印度作为英国帝国主义在亚洲最大的殖民地,亦深受殖民之苦。中印面临相同的环境,有着相同的奋斗目标,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出英勇的抗争。特别是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实行全面战争的策略,快速侵占东南亚的同时,发动了对英属印度的侵略,印度人民与中国人民面对着同一个敌人的疯狂进攻,中印两国人民同处反法西斯的战壤。在抗日战争中,印度人民也对中国人民进行了帮助,展示了极大的友谊。为支援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印度在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的支持下,组建了援华五人医疗小组,并于1939年2月到达延安。对医疗小组的工作,毛泽东在1943年4月5日致印度国民大会的信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个医疗队五人均在八路军工作,四年以来,医疗队诸同志不避艰险,辗转北方战地,他们的艰苦努力和极有价值的工作,使无数中国军民亲睹印度人民的援华热忱。”[11]印度援华医生对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无私帮助,深深地印在毛泽东的心里,他对印度人民饱含感激之情。

  毛泽东认为,印度人民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印度长期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实现民族解放是他们的奋斗目标。毛泽东当时认为,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下的国家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他的道路”[12]。一条是与帝国主义者同流合污,成为帝国主义的追随者,另一条是加人反帝国主义的阵营,成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他认为长期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印度,肯定会选择团结于反帝国主义的阵营,因此“我们把它们看作自己的朋友,请它们同我们合作”[13]。印度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策略,与中国相似,必须注意尽一切可能利用帝国主义之间可资利用的矛盾。对于当时革命形势的估量,他提出要充分估计到革命力量的发展,特别是印度革命运动的高涨,有可能冲破资本主义的战线。但是帝国主义的力量还是比较强大的,中印两国之间要互相支持。在对是否支持印度独立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明确地指出:“我们希望印度独立。因为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印度,不但是印度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的需要。”[14]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世界日益演变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对抗。在这两大阵营之间,印度可以发挥什么作用?毛泽东认为,从战火中独立的印度与中国一样,都需要几十年和平的时间,以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这个相同的愿景,能使两国努力去做促进和平的工作。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同毛泽东主席交谈时提出“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和扩大和平区域是一个很好的口号”[15]。后来,印度实践这一构想,倡导不结盟运动,事实也证明这一构想促进了世界和平。

  三、和平是中印关系的主流,吵架是小插曲

  中印两国毗邻,交往历史源远流长。两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缔结的友谊,在独立和解放之后继续发展。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印度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并于1950年4月1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印度可谓开启先河。对于中印两国的建交,毛泽东是充满乐观情绪的,这体现在他《接受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呈递国书时的答词》中:“中印两国,国境毗连,在历史及文化上均有悠久而密切的关系,近世纪来,又都为挣脱自己民族的厄运,进行过长期而勇敢的斗争。存在于贵我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同情与关怀是深切的。现在中印两国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己存在于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日益发展与巩固,而且与此而俱来的亚洲两大国家人民的真诚合作,必将大有助于亚洲与世界的持久和平。”[16]

  建立外交关系后,两国之间来往更加密切,顺利实现了政府高层的互访。1954年中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顺利出访印度,受到印度人民的热烈欢迎,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同年10月,尼赫鲁访问中国,是首位访问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访问期间毛泽东与尼赫鲁进行了四次会谈。会谈中毛泽东向尼赫鲁表达了对印度人民的深厚感情,“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在中国工作了几年的印度大使也一定懂得“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及其他东方国家人民的感情”[17]。因为有这样的一种感情的存在,毛泽东认为中国与印度之间不必互相防备,更不必互相“抓辫子”,即使是吵架,也是朋友之间的吵架,和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吵架是有根本性质不同的。毛泽东在会见尼赫鲁时,吟诵屈原的诗句“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新相知”,深情表达了他对中印两国友谊的感受。中印两国是朋友,强烈存在于毛泽东的意识之中,这必然是影响他对印决策的因素。

  中印两国有很深远的交往关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有着一些阻碍和平的因素,中国与印度之间在某些问题上是存在着分歧的,甚至因为这些分歧产生严重的冲突。

  毛泽东曾认为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只有两条路可以走。1958年他同巴西记者马罗金、杜特列夫人谈话时修正了这个观点,认为印度“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18]。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在他1954年与尼赫鲁谈话时已有所表露。他谈到二次世界大战有三类国家获益,第一类是美国,第二类是由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第三类是“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这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是由爱国的团体和政党领导的,像印度、印尼、缅甸、叙利亚和埃及这样的国家属于这一类”[19]。认识到印度的民族主义国家性质,对于理解两国之间的分歧有很大的帮助。

  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分歧与冲突,集中于西藏问题和边界问题。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西南基本解放之时,经略西藏的任务便凸显出来。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发出了由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任务的指示,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20]。在西藏是我们国家的内政问题、容不得任何国家干涉问题上,他的态度明确且坚决。

  印度对西藏有着自己的野心,妄图继承和维持英帝国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前掠取的对西藏的特权。因此,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展开行动的时候,尼赫鲁认为中国触动了印度在西藏的“利益”,要采取干涉措施。尼赫鲁放弃了政治干涉的措施,采取经济手段,对西藏进行贸易管制和禁运,给进入西藏的解放军施加压力,意图逼我接受其无理要求。毛泽东觉察到了印度的这一手段而有所准备,他在给西南局、西藏工委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印度可能答应交换粮物人藏,但我们的立脚点,应放在将来有一天万一印度不给粮物我军也能活下去”,“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人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人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21]。经过努力,我方克服重重困难,在西藏站稳了脚眼。此时,毛泽东对印度的态度仍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1954年与尼赫鲁会谈之时,仍盛赞印度民族是很有希望的,是很伟大的民族。

  印度采取禁运措施干涉中国进入西藏的阴谋失败之后,虽然与中国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承认西藏属于中国的领土,但其规窗里中国领土的野心并没有消失。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进攻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部、中央代表和西藏工委驻地。3月17日达赖喇嘛逃离拉萨前往印度。种种迹象表明,印度与西藏的叛乱有密切的联系。

  此时,毛泽东对印度的态度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对尼赫鲁也有了较多的批评,但仍然注意留有余地。关于西藏叛乱的宣传报道,毛泽东决定使用更尖锐的措辞。他在给彭真、胡乔木、吴冷西的信中指示:“‘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对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收回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请注意:不要直接骂臭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22]暂时不骂臭尼赫鲁的原因在于,叛乱者与尼赫鲁会面后谈了些什么我们还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为在处理此次叛乱中保持主动,要留有余地。这可以看出毛泽东是非常注意外交细节的。

  195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登载了尼赫鲁同达赖会见前后谈话的报道,毛泽东对印度提出了更多的批评。4月28日,他在为新华社撰写的电讯稿中批评印度干涉中国内政,“但是也请你们不要管喜马拉雅山以北的闲事,并且最好少嚷嚷。嚷是无益的。你嚷我必嚷,难道只许州官防火,不许百姓点灯吗?”[23]这一电讯稿当时没有发表,但字里行间散发的火药味足以让人感到他的愤怒。1959年5月6日,毛泽东与苏联、匈牙利等十一个国家的代表团和驻华使节谈话时说:“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川尼赫鲁是个什么人呢?他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同右派有区别。整个印度的局势,我估计是好的。那里有四亿人民,尼赫鲁不能不反映四亿人民的意志。西藏问题是很大的事,要大闹一场,要闹久些,闹半年也好,闹一年更好。可惜印度不敢干了。”[24]毛泽东这段带有幽默口气的评论意味深长。他先谈鬼,然后话锋直接转到印度,转到尼赫鲁,也就是说他的意识里印度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而尼赫鲁就是那个鬼。对这个鬼,怕不怕呢?毛泽东是不怕鬼的,中国人民也是不怕鬼的。同十一个国家的代表团和驻华使节,进行这次带有批评性的谈话,毛泽东对印度协助西藏叛乱的所作所为表达了极大不满。此时的毛泽东,对尼赫鲁“新相知”的感觉已经烟消云散。

  1959年之后,中印两国关系日趋紧张,边界地区时有冲突发生。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前夜。1962年,印度在中印边界地区执行“前进政策”,意图以军事手段解决边界问题。7月10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西段分三路向中国的巡逻队进行挑衅;7月21日,印度军队侵入中国新疆奇普恰普河谷地区向中国军队发动突然进攻;10月上旬,印度加紧准备战争,意在中印边境发动新的军事进攻。10月17日,印度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同时炮击中国边防军阵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挑衅。为了保卫祖国边疆,打击印度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毛泽东于10月17日签发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中国军队接到命令后按计划奋起反击,拔掉印军的侵略据点,给予敌军毁灭性打击,取得全线的军事胜利。在取得预期的军事胜利目标后,毛泽东采取积极的步骤以争取主动,决定于11月22日中国边防部队全线停火,并且于12月1日起,中国军队从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这场战争以中国的军事胜利并且获得政治上的主动而结束,毛泽东对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满意的。他的内心并不希望发生这场战争,但迫于印度咄咄逼人的军事挑衅,进行了应对。他说过的一段话表明了这一点:“打仗谁都怕,但是你单怕有什么办法呢?怕,他也要打,尽管你怕得要死,他还是要打。你这个怕有什么用处呢?那末,我不如不怕。是你要打,反正我们是不发动战争的。”[25]

  中印发生了边界冲突,这会极大动摇两国之间的关系吗?毛泽东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中印关系,他对两国关系的前景感到乐观。在他的观念中,印度人民与中国人民有着相同的利益,都渴望和平,渴望建设家园,提高生活水平。中国长期遭受列强的侵略,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人民渴望和平,并且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原则,马列主义的原则,是不允许侵略的”[26]。中国不会挑起侵略战争,他在不同的外交场合同外国友人都谈到这一点。在军事部署上,他顾虑到印度对中国的担忧,因此在西藏平叛后的有关方针中指出,“打完仗以后,要组织同原藏军根本不同的人民自卫武装。有了人民自卫武装,就不需要驻这样多的军队了,免得印度政府害怕”[27]。而这也能解释1962年中国在取得对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之后,在没有签订任何协议的情况下,停火并主动后撒的行动。

  印度的反华势力有多大?毛泽东认为,主张侵犯中国利益的只是统治阶级的少数反动分子,印度国内有对我们不友好的党派、团体和个人,但是“反动分子反对中国,印度人民会起来反对的”[28]。印度人民不支持反对中国,是他们最大的绊脚石。另外,印度统治阶级中“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有两面性”[29]。这个两面性已经在中国平叛的过程中表现出来,一方面他们对我们镇压叛乱很不满,另一方面,他们圄于中印两国之间的友好传统而不敢轻易与中国闹翻。坚决反对中国,破坏中印两国关系的人有多少呢?毛泽东判断国际上反华的人,“估计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真正反华的,不过一小撮人”[30]。没有人民支持的这一小撮人,要想破坏中印之间友好的传统,是很困难的。

  毛泽东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他注重着眼于中印历史上的友好交往,时常感念两国人民形成的伟大友谊。他曾在中国外交部给印度外交部的一份答复稿中加写了一些文字:“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朋友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31]而对于那些两国之间的是非曲直、原则立场,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足以能够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

  四、从毛泽东印度观中汲取智慧

  毛泽东对印度的认识,对中印关系影响深远。青年毛泽东在关注世界形势的中认识、了解印度;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帮助,两国之间形成的深厚友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毛泽东认为印度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虽然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印之间发生了边界战争,但毛泽东处理两国关系的方式,展现出他高超的外交艺术和战略智慧。从毛泽东的印度观中汲取智慧,对维护两国友好关系有重要价值。

  其一,保持和平是两国关系的主旋律。

  回顾毛泽东认识印度和处理中印关系的过程,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人民具有深厚的感情,并且这种感情被打上了国际主义的烙印。他站在中印两国人民的立场上处理两国的关系,时常感念两国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伟大友谊,以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和平更加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和印度是朋友,和平是中国处理两国关系的基调,这是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以来中国一以贯之的基本政策。当中印之间因边境问题关系紧张之时,中国总是保持克制,劝说印度切勿错判形势,破坏中印之间的关系。2017年解决“洞朗对峙”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以极大的耐心保持克制,苦口婆心劝说印度人员撤回军事人员和装备,向世人充分展现了中国维护两国关系和平稳定的愿望。2017年9月5日,习近平在厦门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强调了维护两国关系和平稳定的愿望。习近平指出:“中印两国要坚持双方互为发展机遇、互不构成威胁的基本判断。希望印方能够正确、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要向世界表明,和平相处、合作共赢是中印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双方应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维护好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32]这是中国领导人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中印两国关系和平发展具有指导性和战略性意义的重要理念。

  其二,辩证地理解和平与战争的关系。

  如何解决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中国一直坚持和平谈判的方法。毛泽东认为战争的手段无法解决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战争手段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在毛泽东的意识里,对和平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害怕战争,并不会一味求和而委曲求全,中国不会接受“城下之盟”式的解决方案。中国过去一直寻求与印度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遭到了印度一次又一次的拒绝,总是印度对中国说“N”。1962年10月3日,中国提议双方于10月15日举行会晤,印度政府在10月6日拒绝了这一提议;10月24日,中国提出旨在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印度政府在当天收到中国声明后马上拒绝;10月27日,尼赫鲁复信我国周恩来总理,拒绝10月24日中国声明中的建议。我们寻求和平,但是印度不愿和平,那怎么办?和平不可能由别人施舍获得。因此,当印度发起大规模的军事挑衅,炮轰我边防军阵地时,毛泽东毫不犹豫作出猛烈反击的回应。

  其三,注意利用外交场合讲清中印边境问题。

  中国和印度是亚洲的两个大国,长期的紧张关系极大损害两国人民的利益,如何缓和紧张关系就充分考验国家的外交能力。实践表明,与中印两国关系友好的国家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缓和紧张的氛围,也能起到“传声筒”的功效。1959年中印关系紧张之后,毛泽东在多个外交场合,传递要与印度为善的信息。例如,1959年5月15日,会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十六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和代表时,毛泽东就说:“中国和印度吵架不过是一件小事。我们这两个国家的友好关系有一千多年了,难道因为这么一个小指头大的事情就把两国的友谊闹翻了吗?不会的,绝对不会的。中国人民的敌人在哪一个方向,在西南方向吗?不是。和印度吵架,是因为西藏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印度政府想把西藏拿到手里,形式上中国所有,实际上它在那里办事。就是这么一种情形,所以架就必吵。”[33]他不仅强调了中印之间和平是主流,还向来宾解释了中印之间问题的症结。10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诺沃提尼和夫人时谈到中印边界问题,强调:“你们放心,我们决不会侵占印度一寸土地。”[34]10月11日,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部长苏班德里约说:“我们同你们就要友好,我们同印度也一样,同缅甸和锡兰也是一样的。我想是可以友好的,不要把关系搞坏。”[35]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印度败北,然而印度并没有从根本上反思自身的误判,而是将挑起战争的黑锅甩给中国,并污蔑中国是“侵略者”。对这种颠倒黑白的污蔑,毛泽东亲自解释,以正视听。1964年,毛泽东在同访华的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谈话时,详细说起中印之间的事情,“那是因为印度打进了我国几十公里,它打了好几年,我们才自卫还击。一打就打回了老国境。在几千公里的老国境线,印度人跑光了,没有军队,那我们就撤回来了,撤到帝国主义规定的所谓新国境线,这条线我们是不承认的。我们从这里后退二十公里,设立了缓冲地区”[36]。对于一些是非对错,毛泽东亲自在重要的国际场合讲清楚,对改善国际对华舆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其四,预防中印边界问题可能成为国际反华势力的爆发点。

  对中印边界问题在国际上的影响,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提出了具有预见性的见解。印度是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在适当的条件下,中印边界问题有可能被印度资产阶级利用,以缓解其内部矛盾。1959年10月6日,毛泽东会见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高士、中央书记处书记古普塔时特别提到,中印边界谈判可能成为资产阶级压制印共的手段,他说:“将来会谈开始以后,印度资产阶级可能还会发动几个浪潮,为的是帮助他们谈判,同时压制印度共产党。”[37]10月14日,毛泽东会见苏联安东诺夫时说:“至于中印关系问题,只是在边境上的一个地方发生了械斗,而印度资产阶级却利用这个机会来大吵大闹,好达到自己的目的。”[38]

  中印边界问题在国际上可能被反华的势力所利用,将中国陷人不利的境地。1959年11月8日,周恩来就中印边界问题给尼赫鲁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修改这封信的过程中加写了一段话表达了对他国利用中印争端的担忧:“我担心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而只要出现了这类冲突,哪怕是很小的冲突,就会被那些敌视我们两国友谊的人们所利用,以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39]上世纪60年代,当时的国际环境对中国不利,出现一股反华浪潮,毛泽东对这股浪潮做出估计,他认为:“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间歇性的,有题目可借,例如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他们就反一阵。”“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问隙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40]最近这几十年历史里发生的一些事件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某些西方国家热衷于打西藏牌,时常在西藏问题上指责中国,或者利用外逃的达赖元端指责中国。而印度方面,也瞄准时机,利用中印边界问题积极配合其他反华势力,妄图将中国逼人墙角。例如,1987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之际,印度陈兵中印边界进行军事对峙挑衅,意图以军事手段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对这些反华势力的反制措施,则在于“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工作做得好,中国人民紧密团结起来,生产力获得巨大提升,综合国力强大,反华的间歇性就大;反之,人民一盘散沙,生产力低下,国力赢弱,国际上的反华浪潮就会一浪比一浪高,这正是中国近代史中所经历过的弱国无外交的惨痛教训"。

  最后,打好“中国主动停火并后撤”这张牌。

  讲究政治上的主动,善于争取主动,是毛泽东外交艺术的特色。1962年,在中印边界战争取得军事胜利后,毛泽东作出决策,主动停火并后撤,向印度展示了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极大诚意,使中国获得政治上的主动。要准确理解主动后撤所获得的政治主动,了解毛泽东提出的“双撤退”思想是重要的一环。

  1959年10月3日,在与周恩来等人开会的时候,毛泽东说:“提这么一个建议,为避免边界纠纷,按照实际控制线,两国军队相距在二十公里以内的,各退十公里,整个全线,印度也退十公里,中国也退十公里,因为边界没有定,以待谈判解决。原先已经相距二十公里的,那就不要退了。尼赫鲁不是主张在郎久双方后撤吗?这二十公里的距离内,还是按照实际控制线,由不带武装的民政人员照旧管理。武装不要存在,以免引起冲突。不是无人地带,而是无枪地带,一个和平地带。我有这么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尼赫鲁说双方撤出朗久,我就扩大成整个实际控制线,我们爱好和平就达于极点了。”[41]提出双撤退的目的,是为了展示最大的和平善意,以双方边界军事人员不接触的方式降低发生冲突的几率。双撤退的高明之处在于,以军事部队的后撤,获得政治上的进攻,拉印度坐到谈判桌上来。假若印度不愿撤退,发动军事挑衅,挑起战争的责任及其造成的不良后果将由印度承担。双撤退的方案仅适用于有争议地区,其他边界明确地区则不适用。2017年洞朗的对峙地区,边界在历史上有文件确定下来,是确定无疑的。在这个冲突中,印度有声音提出“双撤退”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这是中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接受的。中印边界战争,中国主动停火并后撤,毛泽东的意图在于获取政治上的主动。如何使用这笔战争“遗产”,使这次主动后撤取得的政治主动发挥最大的效用,促进两国的和平谈判,是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1962年中国主动后撤传达出的和平信息,印度准确无误地理解和接收了吗?事实证明,印度不愿意从和平的角度理解中国的主动后撤。1962的败北,被印度资产阶级改造为印度版的“卧薪尝胆”故事,成为凝聚印度人心的“良药”。所以当印度边防人员非法越境制造中印洞朗对峙之时,印度有人叫嚣准备好“2.5线战争”,甚至《今日印度》杂志8月号的封面“中国的这只新鸡”竟赤裸裸地宣传分裂中国的意图。任由印度精英阶层向国民灌输这种错误的思想,将会极大损害中印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中国是1962年边界战争的胜利者,怀着和平的愿望兼顾印度人民的感情,没有过多地宣扬这场战争的胜利。许多中国人对这场战争的印象是模糊的,仅知道战争的结局。对印度而言,1962年的失败成了心中的“疤”。常去揭露别人的伤疤是没有教养的表现。但是,如果印度“好了伤疤忘了疼”,并没有吸取教训,那这种揭露就非常有必要且有益于中印关系的发展。毛泽东留下“中国主动停火并后撤”这张牌,使中国政府在宣传中占据舆论的和道义的制高点,对于扭转印度歪曲宣传1962边境战争的形势,这张牌将会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当发生中印争吵时,中国政府务必理直气壮地、多场合地宣传中国曾在获胜后主动后撤,宣传中国寻求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愿望,促使中印关系在良性互动中发展。

  [1]《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92页。

  [2]《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10页。

  [3]《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13页。

  [4]《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90页。

  [5]《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98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5页。

  [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0页。

  [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1页。

  [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2页。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4页。

  [11]《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l4页。

  [1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1页。

  [13]《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1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6页。

  [15]《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页。

  [16]《毛泽东外交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

  [17]《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页。

  [1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1页。

  [19]《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

  [20]《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21]《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227页。

  [2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29页。

  [2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页。

  [24]《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

  [2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6页。

  [2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5页。

  [27]《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2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5页。

  [29]《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3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4页。

  [3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32]《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强调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9月6日。

  [3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一51页。

  [3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1页。

  [3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7页。

  [36]《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7页。

  [3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2页。

  [3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3页。

  [3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4—235页。

  [4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4—355页。

  [4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233页。

  【察网(www.cwzg.cn)摘录自《求索》2017年第10期。李佑新,男,哲学博士,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等,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湖南省徐特立教育奖”等荣誉。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主持或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或一般项目近15项,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规划项目和委托项目近18项。出版著作(包括主编)18部,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北京大学学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80余篇。成果获省部级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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