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 首页 > 文章中心 > 时事评析 > 世界风云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设施竞争优势衰减背后

作者:阚道远 发布时间:2019-04-08 08:17:38 来源:察网 字体:   |    |  

——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和社会主义的优势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设施竞争优势衰减背后,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和社会主义的优势

  一、基础设施竞争优势衰减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不争事实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设施竞争优势衰减,源于一些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停滞不前”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基础设施建设的“异军突起”。

  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严重老化,竞争力衰退。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基础设施得分排名从2008年开始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金融危机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10个西方主要经济体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大幅下降。在欧洲,2012年欧洲基础设施建设开支仅增加1.5%,增速大大低于全球(4.5%)和亚太地区(7.1%)。从2013年到2020年,欧盟基础设施建设预算将从500亿欧元降至293亿欧元,德国、法国、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均大幅削减基础设施建设预算。20世纪50、60年代,美国花费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到4%建设基础设施。到2012年前后,这一数字下降到约2.4%。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屡次抨击美国基础设施老旧落后,声称美国的机场状况如同“第三世界”,铁路状况比不上中国高铁。经评估,美国三分之一的公路路况欠佳,四分之一的桥梁“桥龄”超过50年,17%的水坝具有“潜在高风险”。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发布的国家基础设施状况“成绩卡”,给美国基础设施打分连年是D(“多数情况下低于标准”)。曾经被视为美国象征和骄傲的纽约地铁,如今设备老旧、管理不善,又没有得到及时更新换代和管理跟进,一再被民众诟病为“脏乱差”。2017年,美国建筑协会官方发言人呼吁特朗普通过减少税收重建美国日益衰落的道路、桥梁的基础设施建设。总的来看,欧美发达国家基础设施不断老化,急需维护和升级,其铁路和物流部门已经出现问题;投资不足导致的基础设施更新换代滞后,将制约未来经济发展,严重影响国家形象和国际竞争力。

  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不断增加投入,基础设施加快发展,竞争力增强。麦肯锡报告称,目前全球60%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都来自中国、东欧、拉美和中东等新兴经济体。2013年,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首次超过欧盟,到2016年则相当于欧盟和美国的总和。近年来,中国不遗余力投入道路、桥梁、下水道等基础设施建设。中国高铁从无到有,总里程占世界三分之二以上,技术成熟、性能稳定、高效便捷,成为中国装备制造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显著标志。“中国制造”“中国速度”引发全球关注和点赞,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运用中国资金、技术、设备修建铁路、桥梁、港口,蒙内铁路、卡洛特水电站、瓜达尔港等项目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数据显示,印度、巴西、南非、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基础设施建设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到2040年,印度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方面的基础设施领域投资需求将达4.5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基建市场。巴西的水电站、大型输电工程、机场、港口建设等均取得不小进展。南非则正在进行史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平均每天投入10亿兰特资金。土耳其也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基建计划,伊斯坦布尔新机场、伊斯坦布尔运河、达达尼尔海峡悬索桥等世界级规模的大型基建项目陆续上马。新兴经济体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成就,拉动了经济增长,改善了投资环境,增强了国家综合竞争力,有利于改变全球价值链低端现状、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助推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二、基础设施竞争优势衰减暴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深层危机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设施竞争优势衰减看似“硬件老化”,实则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软件失灵”,暴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制度梗阻、治理危机。

  其一,金融危机和深层矛盾损耗资本主义元气,基础设施投资和社会建设能力遭到削弱。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从股市开始逐渐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为“重灾区”,至今西方多国仍没有走出金融危机阴影。此次危机有别于以往周期性爆发的因生产相对过剩而引发的经济危机,但由于其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导致经济衰退严重,仍被认为是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逻辑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来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限制,但这种缓解往往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深化所形成的资本主义金融化、去工业化、劳资矛盾加剧和全球经济失衡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强制性解决途径,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特有运动方式和必然结果。金融危机爆发十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遭受重创,负债累累,金融资产严重缩水,缺乏新经济增长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2年发达国家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已上升到110%,西方多国掉入“债务陷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指出,西方国家负债“成瘾”将会毁灭西方制度。在此背景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钱袋子”捉襟见肘、财政紧缩,难以进行大规模社会建设支出。而基础设施建设升级换代恰恰需要大规模资金投入,更需要执政当局强有力的治理决心和治理能力。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仅仅是“想不想”的问题,更要经受“能不能”的考量。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产生的系统性危机无法克服,将以更严重的周期性特征表现出来,从根本上预示着资本主义制度蜕化和衰败。经过金融危机打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能力、社会治理能力遭到削弱,其所产生的硬件老化、精神退化和社会乱象,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加速资本主义的衰落。

  其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党争激烈,严重内耗,决策延迭,难以进行卓有成效的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西方国家政党政治格局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显著变化。草根群体要求权力分散化和民主参与的呼声越来越高,大量涌现的非政府组织、“非政治党派”部分替代了西方传统政党作用。西方执政党遭遇民意寒流,主流政党力量下滑,渐渐被新兴政党和极端政党蚕食。基于“全民党”定位,西方国家执政党和主流政党通常按实用主义态度来解决现实问题,往往陷入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中,既不能实现“社会公正”、“全民福利”的竞选要求,又在政策调整中牺牲了部分民众利益,不断引发矛盾冲突。西方政党为赢得选举,刻意迎合和放大社会非理性情绪,煽动民粹主义,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极端政党迅速崛起,西方政党政治碎片化、民粹化趋势加速发展。在此背景下,西方执政当局要么是一个党执政的“微弱多数”,要么是几个党执政的“脆弱联盟”,甚至是多方力量的“暂时勾兑”,执政基础极不稳固,执政周期缩短,党争内耗严重,政府施政困难。“否决政治”大行其道,政党的公共决策不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标准,而以政党的党派立场为标准。许多政党对虽有利于国家社会,但不利于本党竞选执政的动议,动辄票决“说不”,从而形成“稳定的否定派”,具有长期性、战略性、规划性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寸步难行。尽管有识之士一再提醒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更新投资要“趁早”,但在“否决政治”格局中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牵扯多方利益,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议题,各个党派都不想让对方通过基建做文章“得分”“添彩”,基建动议几乎很难“顺利过关”。上世纪80年代,美国加州州长布朗为了缓解从旧金山到洛杉矶的高速公路拥挤不堪的现象,准备在两城市间修建一条高速铁路,但始终无法克服各种阻力,也得不到共和党执政的联邦政府的援助。直到2008年奥巴马执政,加州民主党人终于推动高铁公投成功,却因为近年来州议会在众多议题上无法与利益集团协调,工程进展缓慢,全线竣工启用估计要等到2029年,产生巨大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基建停滞的背后不仅仅是投资失策失利,更反映出西方民主政治的痼疾和衰败。

  其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格局固化,利益集团操控国家基本建设,社会分化阻碍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各国为了改变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低效率,开始推行市场化改革,鼓励私有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由单一的政府主导模式转变为政府与私人资金共同参与的民营化主导的混合模式,基础设施市场由原来政府垄断的封闭型市场转变成面向全社会的竞争性开放市场。据世界银行统计,2009年发达国家政府和私人部门合作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中,私人资本占比高达65%。不可否认,这一转变曾经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干快上”发挥了一定作用,具有一定意义,但同时产生了对私人资本的强烈依赖,政府的主导性、决策力随之遭到削弱。金融危机之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旺盛,但是由于整体经济形势恶化,投资回报率下降,尤其是政策稳定性下降,政府社会治理问题日益暴露,令投资者感到可以安心投资的基建项目不多,私人资本的“杠杆”难以撬动。资本的逐利本性一再表明,没有明确的收益预期,不管这些项目是否利国利民,利益集团也绝不会“出手”。尽管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为了最大程度调动私人资本的参与,承诺国家掌控的基础设施银行在任何项目中的投资比重不超过50%。但是,过去的混合模式依旧难以解决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不仅如此,西方发达国家社会高度分化,在政治内耗加剧、社会凝聚力下降的情况下,更难以整合形成“最大公约数”和共同目标,所谓的“民主决策”极为短视。往往是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或非理性的民意裹挟、绑架社会公益,使国家建设、社会治理寸步难行。数年前英国政府就计划修建高速铁路2号线,既改善基础设施、又提振经济。但由于少数铁路沿线居民极力阻挠,不满足利益调整,导致项目一拖再拖,最后推迟到2017年动工、2032年建成,成为一项“可望不可及”的工程。

  其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发优势变为“先发劣势”,基础设施建设代际成本高昂,制度顽疾加速竞争力衰减。近100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一段大力推进基础设施现代化之路,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缓解了就业压力,创造了社会繁荣。然而,根据50—100年的基础设施设计使用寿命,基础设施大规模进入了“老龄化”的衰变期,如果更新换代、升级改造将产生巨大的“代际成本”,在财政上将意味着一笔巨额开支,大多数国家力不从心、望而却步。相反,近20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推进现代化的强烈动机、拉动内需的明确目标和政府的强势推动下,掀起了基础设施建设浪潮。与此同时,伴随着新科技革命,新能源、新技术、新装备等不断涌现,后发国家往往能够更好地利用新科技革命成果并将其转化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因此,一些后发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迭代”优势日益显现,在高速铁路、民用航空等项目上出现了“弯道超车”局面,令发达国家相形见绌。更为严重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基础设施的“物理老化”源自“制度退化”,即缺乏有效的制度环境去激励基础设施方面的有效投资与维护。如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基础设施”不进行根本性变革,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格局不发生根本性变化,将错过基础设施大规模更新改造的难得机遇,使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优势逐渐削弱,最终影响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力。而国家竞争力削弱和经济发展缓慢将进一步恶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能力、政治信誉和社会治理水平,使基础设施老化的状况持续加剧,产生难以避免的恶性循环,真正出现“西方的衰落”。

  三、客观看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设施竞争优势衰减问题

  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设施竞争优势衰减有其现实表现和制度根源,但是针对国内外个别媒体和人士一味宣扬的 “衰退论”,我们依然要客观辩证分析,切忌盲目乐观,始终保持战略清醒,加快提升自身基础设施竞争力。

  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设施相对优势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存在。客观而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在前沿研究、规划设计、工程质量、维护管理等方面具有成熟经验和较大优势,网络、宽带、云计算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则更为明显。尽管近年来由于经济、政治、制度、治理等多方面原因,基础设施建设相对缓慢、优势衰减。总的来看,大多数发达国家基建状况依然处于世界前列,且相对优势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持。此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存在发展不平衡,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相对衰落的态势比较明显,日本、美国的领先优势则不容置疑。进一步讲,西方发达国家较早关注到了基础设施出现的问题,始终保持危机意识和头脑清醒。早在1981年,美国学者就出版了《废墟中的美国:衰败的基础设施》一书,“自嘲”美国多半的基础设施已经陈旧老化,难以支撑美国经济与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引发美国各界对于基础设施的关注。虽然近四十年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动作”不如新兴经济体,但是其综合管理和服务水平不断完善提升,最大化地发挥了基础设施社会效益,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优势衰减。而今,西方多国政府再次呼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可以预见,他们将克服制度阻力和实际困难,为继续维持相对优势和国家竞争力做不懈努力。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要保持持续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升级的战略定力,逐步实现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赶超。就中国而言,近年来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资大、项目多、进步快,成绩有目共睹,甚至一些海外媒体据此将中国置于“发达国家”行列。必须清醒认识到,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些“点”上比较突出、世界领先,在整个“面”上依然发展不足、相对落后;大城市、发达地区基础设施比较先进,县级以下、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的“欠账”依然较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速度较快,但工程质量、经营管理、服务配套、节能环保等方面还有较大改进空间。因此,我们要保持发展的战略定力和战略方向,坚持持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的步伐不动摇,着力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率,不断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世界范围而言,以中国、巴西等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基础设施进步明显,但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政局不稳、政治风险较大,加之缺乏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白手起家”、进展缓慢,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基础设施鸿沟”还在持续扩大加深。因此,要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合作,发挥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作用,提供资金、技术、管理、人员支持,带动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大幅提升全球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技术、中国方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微信扫一扫,为民族复兴网助力!

网友评论

共有条评论(查看

最新文章

热点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