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仲兵：向婚车索“喜钱”如何变成“敲诈勒索”？

　　借长假之机，各地新婚庆典不断。“十一”当天，河北燕郊一新婚人家在被拦路讨要900元喜钱之后，选择了报警。---从农村传统民俗到城市“敲诈勒索”，乡土中国的历史演变，孰是孰非?

　　传统婚礼有“闹婚”习俗，偶尔闹大了，与某少数民族一样，也可能串婚……农村婚礼当中，一批应景而来的江湖浪人自带竹板，挥节而歌，赞颂新婚，讨要喜钱，称为“唱喜歌”和“打落(读lao四声)子”，是“闹婚”内容之一。往远看，在戏曲界有“莲花落”流派，从业者属边缘化的“流浪艺人”。

　　传统社会阶层定位，“莲花落”难入“下九流”范畴。其本质，就是民间“要饭人”的升级版：在“可怜可怜我吧”这种乞求式的软性讨饭行为之外，加入说唱表演技能。因为敢于“脱相”，所以在讨食时容易得手。

　　本次城市迎新车队被讨喜钱，属正式庆典开始前的“预热”，但非“艺人”所为，更符合丐帮特征。

　　80年代初，“得益”于对“三农”和传统思想文化的解禁和宽容，“打落子”在农村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步重新兴起和复兴。 随着时间推移，“打落子”出现分化：一派走向文中的婚礼说唱，其中再细分三支，一支是演艺公司级别的正规婚庆，有合同约定责任、权利和义务，从信息收集、团队整合、方案策划和现场表演，实现了一条龙服务;另一支是不正规的江湖丐帮，具有上条部份特征，但流寇性十足，且不与官府产生交集;末流一支则是文中的拦路散人，装疯卖傻居多，虽易搏得眼球，也易引起反感和冲突。二、三支，是本文关注重点。

　　在早期，“打落子”只是现场助兴，基本适可而止。随着婚礼规模的无限扩张和“笑贫不笑娼”的价值观扭曲，有些讨喜者依仗着国人在大婚之日渴求一顺百顺、“不好意思”较真的心理绑架了对方，讨喜钱的胃口也一路水涨船高，并且难解难缠，肆无忌惮，使东家喜中有烦。尽管如此，多数时候东家只能被动隐忍---既然办得起一场轰轰烈烈、惊爆眼球的婚礼，谁还在乎几个喜钱呢?

　　至于前文中两大流派中的另一派，则流向与婚礼相反的另一典礼仪式：农村丧事。这一块市场潜力同样巨大：众多孝子贤孙在长辈逝后乐于丧事大办，新兴的“阴阳家”们借此机遇大肆开发信息收集、接单、出方案、看风水、打墓、祭典、出殡、抬材、哭丧、下葬等殡葬产业链。因为孝道的形式严重超过内容，许多冤枉钱就此流入以“阴阳家”为主导的各环节当中，其中包括与本文有关的另一种“打落子”形式，即吹鼓手团队。在整个产业链中，吹鼓手团队相对弱势，“挣钱不多，吃喝落座阴角落”，只比打墓及后工序稍强(在写这段文字时，一直头皮发凉中……)。

　　不同的是，婚礼从迎新到现场的讨喜钱行为是随机而来。在新兴“丐帮”逐渐成熟后，内部互通信息，加强了及时性和规模，并强化了恶意索要行为，开始走向法律意义上的“敲诈勒索”。 在法治时代，这种游离于助兴和无赖边缘的民俗行为终于有法可依，婚礼东家也可能因此不用继续隐忍。

　　丧事一般不接受随机哭丧并索要哭丧费的行为。但是，日渐扩张的成本、隐藏其中的道德绑架和商业诈骗行为，同样值得引起法律界的注意。

　　从举办方视角观之，浩浩荡荡的婚礼车队和现场烟火炮仗等“热闹”场面，显然并未脱离乡土中国的传统认知：升官发财后利用婚丧大典招摇过市，不外乎土豪式的实力张扬，既为光宗耀祖，也为立足乡里占得先机。在缺乏公平和法治的前现代，这种威慑是有现实意义的。

　　与明星需要粉丝的支持和追捧，但又不想被过渡骚扰一样，婚礼举办方同样希望有“闹婚”人的助兴，实现人气和热闹的氛围，但却不希望因此影响了婚礼顺利进行的大局。正所谓凡事皆有度，适度即为宜，过度则可能破坏道德、影响规则、触及法律。如何做到适可而止，并无标准可依，故现实中取决于双方的搏弈，也取决于双方的素质，最终，取决于是否触及规则和法律。

　　与此同时，铺张行为也与拦路讨喜钱行为相辅相承，成为其有效载体。并且，在自以为“与邻同乐”的同时，却形成了事实上的扰民，破坏了城市的正常秩序，给人的印象不是乡贤的高雅而是市井的恶俗，招来的不是尊敬，而是鄙视。所以，在将拦路索金行为归罪之后，操办方的铺张行为也应有所收敛。

　　从乡土中国到城市文明，从熟人乡里到社区环境，需要一场从人情到规则的变革：不论是拦路讨喜钱，还是“打落子”助兴，拟或举办婚丧大事，如能将评价、规范对错是非的标准归入法律和规则的范围，就是一种进步。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