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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兴起的背后:资本强权暴力选择的结果

作者:朱富强 发布时间:2018-01-10 08:33:13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新自由主义兴起的背后:资本强权暴力选择的结果

  我们知道,新自由主义极为推崇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积极为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辩护,甚至认为只有在自发秩序和市场经济中才能有充分发展的个人自由和经济自由。

  但实际上,如同封建社会的等级制本身就体现了拥有政治权利者对缺乏政治权利者的压榨一样,商业社会中的市场体制也体现了拥有金钱权利者对缺乏金钱权利者的剥削,只不过新自由主义者往往想当然地认定基于(市场)价格机制的财富转移比基于(行政)命令机制的财富转移更合理。

  迈克杰斯尼(2001)写道:

  【“新自由主义,从另一方面来说,却是真正的‘毫不留情的资本主义’。它代表了一个商业力量更强、更富侵略性而且比以前面临更少的有组织的反抗的时代。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他们试图在每一个可能的阵线上将其政治权利变成法典;结果是,向商业挑战愈加艰难,非市场的、非商业的和民主的力量几乎根本不可能生存下来。”】

  尽管如此,随着社会发展带来对社会基本权利的认知深化和实践拓展,自由也必然会容纳越来越广泛的内容。多斯桑托斯(2012:59)写道:

  【“现代工业经济越发展、越强盛,集体性、责任心更强的经济任务越受重视,政府就越要承担支持经济发展的责任。因此,18、19世纪的自由主义政府承担起了更多的任务:取消曾推动殖民帝国商业扩展的贸易垄断;反对重商主义,支持新型兴工业帝国(宗主国和殖民地)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铁路、轮船、现代港口、电话、煤气、电力、采煤。”】

  自由作为人为选择的属性,也可以从自由的内涵演化及其社会地位嬗变的思想史分析中窥见一斑。

  自19世纪以降,西方社会就兴起了三大政治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其中,保守主义是对现代性来临的一种反应或反动,极力阻止或延迟正在到来的社会变革;自由主义将现代性这一新世界观视为真理,并致力于清除过去的“非理性的”残余,从而一开始就作为保守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社会主义则稍后出现,它最初以法国大革命的继承人和拥护者自居而属于自由主义阵营,后来因法国大革命受到广泛指责而被自由主义排挤出去,以致那些比较富有战斗性的自由主义者后来就被称为激进主义者(华勒斯坦,2002:75-76)。显然,起源学表明,自由主义本质上并不是不要政府的学说,相反还力主强化政府功能:不仅将政府视为现实选举权、福利制度等政治目标的必要工具,而且还进一步将政府置于进行合理改良的主导地位。有鉴于此,华勒斯坦(2002:85)就指出,上述三种意识形态都离不开国家(有为政府):社会主义者利用国家来执行全民意志,保守主义者利用国家来维护传统权利,而自由主义者则利用国家创造维护和拓展个人权利的条件。

  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考察三大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演化。在起源学上看,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具有更强的相通性:一方面,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根植于18世纪的自由平等思想,根植于反对专制君主制度的政治斗争,雅各宾派、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则是自由主义者们中比较激进的一群,他们共同反对保守主义者;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赋予社会以进步性,并都根植于功利主义而主张进行自觉的、不间断的和明智的改革以促进人们福祉的提升。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约翰.穆勒,他往往被称为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则主要体现为:自由主义力图以井然有序的方式和最低程度的破坏和最大显著的控制推动社会社会变革和进步,从而推崇社会改良;社会主义者则相信,只有借助于巨大的援助才可以加快历史进程,才可以有效促进社会进步,从而往往倾向于以“革命”代替“改良”一词。华勒斯坦(2002:98)说,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要分歧并不在于有关变革或进步的可取性或必然性,而是在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规划:

  【“自由主义者们认为社会进步的过程是、抑或应该是个持续平稳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根据是专家们对当前问题的理性评判和政治领袖们根据这一评判而不断有意识地推行明智的社会改良的努力。社会主义者们对改良主义者们仅凭明智的善良愿望和主要依靠他们自己是否能够完成重大变革表示怀疑,从而提出了自己的规划。社会主义者们想走远点、走快点,并认为:没有民众的强大压力,就不会有进步。”】

  不过,1848年之后,自由主义者中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分歧开始加剧,进而使得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之间也就出现分离。此时,古典自由主义在个人和市场意识上日益激进化,政府则被视为危害个人和市场的猛兽,也成为公民社会的对立面,而不是公民社会意志的体现。与此同时,保守主义者开始利用改良主义来实现保守派的保护财产等,从而导致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者逐渐趋同。尤其是,随着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兴起,“自由主义”一词就似乎与“保守主义”完全相通了,两者都主张维护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体制。明显的例子是哈耶克,他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是最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进而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干预,乃至往往又被视为保守主义者,并被推崇为新奥地利学派、新维也纳学派、伦敦-芝加哥学派或弗莱堡学派的共同理论权威。当然,鉴于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对社会变化的反对以及“它天生不能为我们正在前进的方向提供另外一种选择的可能”,哈耶克(1999:576)也极力撇清社会舆论加在他身上的保守主义者形象。

  因此,从思想史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变。一方面,原先的自由主义居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极的中间地位,甚至更靠近社会主义一边。如华勒斯坦(2002:148)写道:

  【“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立场十分明确,易于理解:一个是尽可能地延缓;一个是尽可能地加快;一个是尽可能地抵制平等倾向;一个是尽可能地摧毁不平等的体制;一种观点是只能进行一丁点真正的变革;一种观点是只要人们扫除所存在的一切人为的社会障碍就能够进行任何一种变革!”而“自由主义走的是中间道路。不太快,也不太慢,以恰到好处的速度进行变革!”“诚然,自由主义者们认为政治变革不可避免,但也认为:只有变革的方式方法合情合理,政治变革才会导致美好生活的建成。”】

  另一方面,经过简单化和原教旨主义思维的改造,以新面貌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开始趋向极端,它支持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原则而反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进而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预和管制;结果,它就逐渐成为社会改良主义和社会福利思潮的对立面,却与极力维护私有财产和天赋权利的保守主义相融合。哈维(2016:22)指出,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严密性并非严丝合缝地与其政治上的个人自由理念相合,而其对一切政府力量的不信任前提,也与如下要求不合:要求一个强大且在必要时具有强制性的政府,保护私有财产、个人自由和企业自由。”】

  同时,从思想史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中的人为选择痕迹。事实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追求个人自由的人和追求社会正义的人还能为共同事业而团结奋斗。此时,他们也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强大的企业集团与干预主义政府的同盟造成了个性压迫和社会不公。例如,两者对环境的破坏,对盲目消费主义的推动,处理社会事件和应对多样性方面的无能以及通过国家规定和传统控制手段严格限制个人可能性和个体行为。但是,由于对企业和市场体系的监管和整治危害和削弱了工商阶层的利益和力量,于是,他们就操纵个人主义理念而将自由主义转变为反对政府干预和管制,进而以新兴的新自由主义来承担这一意识形态任务。同时,相对于传统改良色彩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也作了策略的调整,开始强调消费者选择的自由:不仅选择特殊产品,而且包括生产方式、表达方式和一系列文化实践的选择;同时在政治和经济上构建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的大众文化,以满足分化的消费主义和个人自由至上主义。譬如,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就着力培养商会的势力,这使得美国商会的规模从1972年的6万家扩大到十年后的二十五万家,并组建了规模庞大的集团用于政治游说和从事研究(哈维,2016:44-45)。

  为了促进新自由主义的扩散和传播,英美等国政府还致力于这样两方面的努力:

  一方面,利用庞大的经济实力加强对学校、媒体、出版社和法院的影响。例如,美国传统基金会、胡佛研究所、美国商业研究中心以及美国企业研究所等智囊团都是依靠企业支持而成立,它们撰写论文以及相应的哲学论辩都是为了支持自由主义政策。相应地,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逐渐渗透到了经济学教科书中,进而扩散到媒体舆论中,从而就通过各种途径改变了民众的观念、偏好和意志;于是,大多数民众就诚心诚意地支持这种以他们的名义所进行的制度变革,从而就会出现一种“被制造的同意”。

  另一方面,利用庞大的国际机构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思想和舆论的影响。哈维(2016:42)写道:

  【“新自由主义怎样如此彻底地取代了镶嵌自由主义呢?在有些情况下,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强力(如在智利依靠军事力量;或靠财政力量,如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莫桑比克或菲律宾的操作)。压迫可以使人产生对如下观点的宿命论式的(甚至是绝望的)认同。即过去和现在都——如玛格丽特.撒切尔一贯主张的——‘没有别的选择’。”】

  由此可见,尽管新自由主义将市场秩序视为自然的,将市场经济视为最能体现人权和正义的体制,从而鼓吹其理念具有强烈的天然性;但是,无论是在产生还是传播过程中,它都不是如新自由主义者所言“是自然和自发的”,而是充斥了有意识的选择过程,这包括动用经济的、政治的、媒体的乃至军事的力量。哈维(2016:71-72)继续写道:

  【“新自由主义者为抵抗他们最担心的事物……不得不为民主治理设置很大限制,转而依靠不民主和不负责任的机构(诸如联邦储备局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关键决定。这造成的悖论是,在一个认为国家不该干预的世界,国家和政府却通过精英和‘专家’忙于干预活动”;“新自由主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设置一种秘密武器:国际竞争和全球化可以被用来规训各个国家内部反对新自由主义安排的活动。如果这一武器失败了,那么新自由主义国家必须求助于劝说、宣传,必要时也求助于赤裸裸的强力和政策力量,来镇压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声音。这一点恰恰如波兰尼所担心的:自由主义(包括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计划,最终只能靠权威主义来维持。”】

  最后,既然自由的内涵往往源自人类的有意识选择,那么,我们就需要对自由的实质进行探索,对自由的实然内容进行甄别。

  事实上,强权者往往会以自由主义为名实行极权和奴役之实,那么,我们又如何避免自由所潜含的极权和奴役呢?

  显然,这又需要回到前一部分的分析:建立良善的公共制度。一般地,这主要包括两大方面的考虑:

  (1)要确保所有成员都享有不同时代的“基本自由”,贝拉米(2005:33)认为,“个人自由包含了这样的预设,即所有社会成员都对发展一种特殊的、强调自主性的生活质量负有道德上的义务”;

  (2)要根据不同时空下的差异而对自由主要内容进行针对性的选择,格雷(2005:141)就强调,“人权的目标不是保护世界上某个独有的政治或经济制度,而是在那些总是存在差异的制度之间确定‘权宜之计’”。

  事实上,只要一提起自由或自由主义,人们即刻就会想到多元化的价值存在,如宽容、自律、权利以及平等等,因为自由的最低层次就是不干涉他人的生活或选择;相应地,新自由主义也将自己打扮成多元价值的维护者,因为它所推崇的市场鼓励了个人的自我选择。但究其实质就会发现,新自由主义恰恰是不宽容的,因为它将市场经济的效率作为唯一或根本的评判标准而极力排斥了社会公益、社会团结、社会情感以及社会正义等主张和追求;新自由主义恰恰是不平等的,因为它忽视了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和社会的不平等,以统一标准来对待不平等实质上就是不平等;新自由主义也不是自律的,因为它鼓动经济冲动力的膨胀而抑制道德约束力,行为功利主义促发的逐利行为只能是贪欲而不是自律;新自由主义更不关注真正的权利保障,因为它无视有公民应该拥有普遍性的福利资格,无视社会权利向住房、医疗、教育、卫生等领域的拓展,反而力主由单一化的市场机制来解决传统的公共问题。由此,我们就需要甄别新自由主义的内容优劣,同时要剖析新自由主义得以被选择的原因,这就需要剖析自由的演化史及其背后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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