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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系列挑战,开展文化斗争——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系列

作者:江涌 发布时间:2018-01-02 14:11:03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国际格局变迁、秩序调整进入关键时期,中国则进入全面建成小康关键时期,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国家由大到强关键时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书写改革开放历史新篇章。”

应对系列挑战,开展文化斗争——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系列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国历史延续不断,唯有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代代传递,生生不息。在有记载的上下五千年间,在亚欧大陆东南方这片广袤而崎岖的土地上,王侯将相,各路豪强,你唱罢来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多少次祸起萧墙,折腾至大厦倾覆;多少次外敌入侵,亡国且几近灭种。受尽了多少折磨,经历了无数风波,每每总能绝处逢生,成了不死的火凤凰。近百年来一直被西方蔑视的“东亚病夫”而今又焕然一新,正在成为世界巨人,愈发自信地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阔步前行。制度自信主要源于道路自信,道路自信主要源于理论自信,而理论自信主要源于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1]

  一、坚持民族审美与道德标准

  解体前的苏联,社会上就有这样的流行语言,华盛顿的草比莫斯科的绿;宁可在纽约地铁里被不法分子杀死,也不愿在莫斯科公寓内寂寞老死。年轻人一个个跟着魔似的,痴迷美国,奔向西方。在前苏联发生的很多荒唐故事,而后在中国差不多一一映射地出现: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宁可在美国人开的轿车内哭,也不愿在中国人蹬的自行车后座上笑;痛苦在中国科研机构研究导弹,而幻想到美国唐人街卖茶叶蛋。小国多亡于外患,大国常亡于内乱。人们的脑子乱了,思想乱了,国家焉有不乱之理?国民“三观”尽毁,可以说是苏联解体的关键病灶。

  端正的审美观决定健康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一旦改变,基于审美观而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自然也会随之改变。近代以来,中国人看待西方人,有个大回转,呈现两极化。鸦片战争前,老大帝国长期故步自封,甚至夜郎自大(当然也曾经的确伟大强大高大过),看见来华的西洋人,金发碧眼,深目高鼻,浑身是毛,散发异样气味,近似传说中的“鬼怪”,迥然不同于中国人的审美标准,故而蔑称之“红毛番”,认定洋鬼子身体有问题,没有膝盖,弯不下身子;不会磕头打躬作揖,不习中华人伦,没教养未开化。乾隆皇帝拒绝英王特使马嘎尔尼有关市场开放、共治世界的请求,理应与当时中国人对西方人持有的“红毛番”之审美观、“未开化”之价值观或道德观,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老子天下第一”的世界观密切相关。

  鸦片战争,中国人被西洋人被打翻在地,而且还被踏上一脚,踹上几踹。中国人对于西洋人的审美观,在不断动摇中最终被彻底颠覆。西洋人不仅天生丽质,种族优越,高大帅气,而且有一整套先进无比的社会思想、社会制度。于是乎,惟洋是尊,惟洋是重,惟洋是瞻。从一个“夜郎”的极端滑向另一个“洋奴”的极端。“洋奴”过去往往只是一类精神奴隶,而今天,洋奴不仅有精神的滋养,而且更有物质的鼓励;不仅是一般的利益,而且有厚利暴利;不仅有经济利益,更有社会的文化的乃至政治的利益。如此,洋奴思想、洋奴现象在中国蔚为大观,在学界、商界乃至政界,换位思考,主动投靠,为洋人说话,替洋人办事,比比皆是。美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好、比中国圆,美国人闯红灯过马路,也要比中国人闯红灯更显得文明有序,可谓溃烂之处也艳若桃花。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美,都有自己的审美标准与审美情趣。健康的审美应当是开放包容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相互欣赏,求同存异,在共同审美基础上,构建合作共赢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实现和谐共处,世界由此更加美好。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墨西哥时曾经指出,“人文上,中拉要加强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不仅‘各美其美’,而且‘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成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相互促进的典范。”[2]审美观、价值观(道德观)与世界观“三位一体”,美的≈好的≈真的,丑的≈坏的≈假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其中,审美观处于基础性地位,审美观变了,判断美丑的标准变了,那么用于衡量好坏善恶的道德观,以及衡量是非曲直的世界观,也会随之而改变。

  审美权是一个文明文化的根基。审美权是直入一国上层建筑的钥匙,城堡大门可以坚兵把守,与围城的人鏖战到底,但是审美权这把钥匙一旦被骗走,城门的守护其实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3]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山还是原来那座山,水还是那湾水,不论什么物是人非,这就是商女的审美,自然就会“后庭花”好唱口好开。因此,低成本且持久地改变一个国家——如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可以从改变民族审美观开始。

  太平洋战争后期的夺岛战非常惨烈,日军在没有任何给养的条件下,依靠喝雨水吃战友尸体,顽强拼死抵抗装备精良、火力强大、给养充分的美军,美军付出沉重代价。为确保美日持久和平,美国战后便着手对大和民族的本性进行全面深入改造。1951年1月22日,“杜勒斯媾和使节团”被派遣到日本,洛克菲勒三世担任使节团的文化顾问,负责设计思想改造政策。洛克菲勒领导一帮人马,在一番深入细致的调研之后,向团长杜勒斯提交了一份长达80页的《美日文化关系》报告。报告将促进美日“文化交流”(实质乃思想改造)重点集中于年轻人,以一种清新而时尚的审美观,替代日本传统以武士道精神为核心的审美观。美国人用传教士般的耐心,潜移默化几十年,最终水滴石穿,将昔日的好战武士近乎都替换成“食草男”。美国的文化改造战略,在世界、在东亚(先在日本而后在韩国)成功实施,近些年来,通过影视及新媒体正全方位努力向中国渗透。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权征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往往正是从审美权易位这个转折点开始的。实施“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的前提条件是,改变目标国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的价值观(如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与世界观(如全面开放与西方接轨),而比较牢固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之所以被改变,关键在于国民的审美观被改变。审美观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族立国的基础,是一个文明文化生存发展的轴心,文明外衣与文化彩绣缠卷在审美观的轴心上,并随着审美观轴心的舞动而飘逸。

  中国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4]彰显国家主体文化,守护民族精神家园,关键在于捍卫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最为关键的审美标准,审美标准被篡改,人们待人接物的好坏(价值观)与是非(世界观)尺度就会动摇,主体文化不保,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文化安全可守了。

  二、与文化虚无主义作斗争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对快速发展的中国曾经有这样的评论:一个只能输出电视机而不能输出电视剧的国家,谈不上崛起。只能输出电视机而不能输出电视剧,只有硬实力没有软实力,只有物质文明没有精神文明,不可能强盛。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然而,文化虚无主义者孜孜以求的就是要阻止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进而阻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宣扬新殖民主义文化,诋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近代以来,自由主义一直是西方主流思想的底色。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占据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新殖民主义政策一体两面,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的结果,就是新殖民主义文化盛行,除了物质、拜金、享乐主义流行外,更有蔑视政治权威的无政府主义、销蚀民族主体的国际主义以及基督教的广泛传播。

  中华文化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6]中华文化包括优秀传统文化(形象概括为黄色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象概括为红色文化),黄色文化与红色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分别获居于主体地位或主导作用,因此意识形态领域都不曾有“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的现实危险。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形象概括为海洋蓝色文化)以强劲态势侵袭感染中国,在与中外文化交流交汇交融过程中产生激烈的碰撞,由此给社会政治带来严重的不适。

  

应对系列挑战,开展文化斗争——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系列

  但是,由于主管部门及其领导的认知偏差,抑或诸如“爱惜羽毛”、装扮“开明绅士”,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刻意追求“清流”,而不问不分主流与支流,主旋律缺失或严重不足,如此红黄蓝三原色相混杂,黑色基调便出现了,社会尤其是失控的网络一度出现以丑为美、以恶为上、以西方糟粕为参照的不良倾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持怀疑、歪曲与否定的态度,追捧信奉西方新自由主义、基督教及其文化甚至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文化虚无主义愈演愈烈,某种意义上正构成了“颜色革命”与“绿色扩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蔓延)的思想基础。

  宣扬精英主义与精英文化,诋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一段时期以来,在中国的新旧媒体上,“民国范儿”甚嚣尘上。盖言民国时代,群英荟萃,大师辈出,“那是一个什么时代?那是一个需要巨匠就能产生巨匠的时代。”玄乎其玄,一个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对列强奴颜婢膝、对人民横征暴敛的民国反动统治的黑暗时期,竟然被描绘成中国历史上的“黄金发展期”。

  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处于战乱、饥荒、贫困和愚昧的深渊之中。身处乱世、养尊处优的知识分子,心安理得地挥霍着仅有的一点儿教育经费,悠然自得地研究着缺乏实际意义的“传统国学”,或者翻译一些搔首弄姿、无病呻吟的西方文学,对落后愚昧的国家、嗷嗷待哺的国民视而不见,还自诩为国家柱石、社会脊梁。1%上等体面人的“优雅生活方式”,根本无法掩盖99%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底层同胞的无尽苦难。“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将及也,可哀也哉!”[7]

  英美等少数西方国家实现发达的独门秘籍,就是通过工业化迈入现代化,因为工业化带来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港湾内所有的船,是一个国家实现繁荣富强的关键。然而,作为西方的附庸,半殖民地,中华民国不愿也不能致力于工业化,财政部长宋子文曾就开办工厂以生产社会与军队急需的青霉素一事,给了这样的回答“美国多的是,进口就行了”。当政者只能走最经济的机会主义道路,多培养耍嘴皮子、笔杆子、高薪供养、为统治者摇唇鼓舌的人才。

  新中国建立,实现了独立自主,工业化如火如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显著。今天,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工业中类,525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物质文明日趋雄厚的基础上,精神文明建设取得巨大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物质文明极大发展,也需要精神文明极大发展。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多次强调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8]社会主义文化主体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而不是培养所谓精英的大师的文化。

  宣扬片面的文化多元主义,诋毁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社会原子化与一盘散沙,有利于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的控制与操纵,因此多年来,在很多西方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盛行片面的文化多元主义,从而不能合理处置少数族裔和特殊群体(如难民)的权益,形成“逆向种族主义”,引发主体民族与族裔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导致包括德国在内的诸多西方国家极右翼势力的抬头,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已经数次表白,多年来秉持的文化多元主义已经失败。[9]

  理论很丰满,很动人,现实很骨感,很残酷。文化多元化多样化表面上会令一国面貌更加好看与精彩,但是一个国家只有牢固拥有并且不断彰显的主体文化,才会更加稳定与安全。全球化使得经济社会竞争愈发激烈,而民族文化乃至文明的竞争不可避免,经济科技落后的国家在文化竞争上处于不利地位。突出文化自信,彰显主体文化,成为应对全球化下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有效手段。

  在各种思潮竞相迸发、各种主义百舸争流的情势下,不要设想还有什么思想领域真空的存在,或所谓有待开发的处女地。过去说,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就会去占领。现如今,不仅资本主义、基督教要抢占原来属于社会主义的阵地,连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气势汹汹要攻占原本属于无神论者的山头。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执政当局在治国理政上稍有疏失,就很有可能给极端主义提供生存发展乃至壮大的契机,造成非常棘手甚至难以收拾的局面。近些年来,涉华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等“三股势力”活动猖獗,疆独、藏独、蒙独、台独、港独等“五独势力”一应俱全,频繁制造事端,严重威胁各族人民的安宁幸福,严重威胁着国家安全。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10]“有位老领导当年跟我说,我们执政的同志始终要把三件事放在心上: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不要搞丢了,老前辈确立的正确政治制度不要搞坏了,老祖宗留下来的地盘不要搞小了。这确实是必须把握的几点。”[11]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中华文化是中国最深厚的软实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赖以植根的沃土,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

  三、与历史虚无主义作斗争

  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2]清代学者龚自珍曾说:“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历史虚无主义者不但要割断历史,而且要篡改历史、否定历史。

  以现代化历史替代否定革命史。一段时期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可谓百花齐放,万家争鸣,热闹非凡。大大小小的学者可以随意跨界评头论足,什么观点都有,什么话都敢讲。对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革命与建设史,全面翻新,无穷挖掘,甚至随意杜撰: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有理,太平天国人民造反有罪,辛亥革命中断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等等奇谈怪论不一而足。新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史则更是翻新、挖掘与杜撰的重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业化等等构成共和国基础与底色的东西,逐一被怀疑被颠覆,至于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与历史时期,差不多被描绘为人间地狱了。各类历史虚无主义的千奇百怪的观点,不仅在互联网上公开直白的表达,引来各路水军的点赞或拍砖,而且还广泛渗透到一些中小学教材、大众读物和文学影视作品中,导致国民对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史的认识模糊与思想混乱。

  用“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人为地把中国革命和国家现代化对立起来,如此来解构革命历史,即革命斗争制造社会动荡、破坏经济发展、阻碍社会进步。否定和歪曲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史,尤其是歪曲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史,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

  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建设必需的政治前提,就是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自决。殖民地半殖民地或事实上的附庸是无法搞现代化建设,不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就不可能实现独立自主。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基础是土地革命与公有制的普遍确立,逃离大陆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后来也懂得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而后才有作为小龙的经济腾飞;印度独立建国时经济上多方面都好于中国,但是由于未能实施有效的土地革命,现代化建设与中国的差距越拉越大。

  用“超阶级的人性”与“价值中立”来模糊历史。历史虚无主义者不断用所谓人性的观点去重新解读和编排历史,如此便出现无所谓好与坏、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因为每个人体都有最柔软最脆弱的部分,都有作为人的善良与丑恶两面之本性,所以“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生活中的雷锋爱臭美、幕虚荣,文字中的张爱玲同样有家国情怀。

  因为战争与革命都会造成不必要的牺牲,违反人性,所以一切战争与革命都是应当被谴责、被制止的。关注战争的性质,关注战争的人心向背和正义与否,关注牺牲的价值意义,都是多余的。如此这般,近现代中国历史——中国人民为自我解放而战、为反抗压迫和侵略而战、为社会进步而战的正义性和崇高性,自然也就被虚无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意义,也就被一笔勾销了,几千万优秀的中华儿女的鲜血自然也就白流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中并不存在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13]

  用“还原真相”和“真正客观”来篡改历史。历史虚无主义者以点带面,以偏概全,因为黑子的存在而否定整个太阳的光辉。用放大镜甚至显微镜看待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相关历史片段、历史事件,编造和夸大所谓“人祸”,如“左”右倾错误、西路军问题、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三千万”等等,借以诋毁污蔑党的领导与党的领袖。

  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代表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等人,都是“在为中国找出路”,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开拓者”,而一切革命斗争则被说成是“百年的疯狂和幼稚”。[14]一批反民族、反人民、早已被钉上历史耻辱柱上的反动人物,诸如汪精卫、胡兰成、蒋介石、张灵普等等,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历史担当、民族大义、家国情怀的义士与英雄。刘文彩也不再是十恶不赦的恶霸,而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君子。

  “每个历史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不管时代如何变化,英雄人物始终是标注历史的精神坐标,构成了一个民族向慕正义、追求崇高的价值底座。”[15]历史虚无主义一方面歪曲和否定先贤烈士和革命领袖一直被当作重点。先贤烈士及其英雄事迹被质疑为人为捏造,如雷锋故事纯属虚构,张思德是炼鸦片时被活埋,邱少云忍痛被火烧违背常理,狼牙山五壮士为害乡里,毛岸英为蛋炒饭而被炸死等等。无限夸大,编造谣言,恶意中伤革命领袖,不仅要赶下“神坛”,还要驱离人间,打进地狱;另一方面,通过掩盖(如美国华盛顿、杰斐逊等开国元勋多为大奴隶主的事实),编造(如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美洲乃“无主之地”等)、篡改(如北美独立战争为正义而战,林肯小木屋的故事)等手法,努力在中国民众中确立美国之神,用西方历史覆盖世界历史、中国历史,用所谓大历史来替代革命史。

  历史虚无主义者可以用收获否认耕耘的存在,实用主义者可以用树叶否认森林的存在。借助历史“反思革命”的“工具主义”者,既然可以用阴影否认阳光的存在,自然也可以用萤火否认黑夜的存在。[16]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17]

  四、与民族虚无主义作斗争

  近代以来,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列强为便于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开展以及殖民统治的实施,以进化论为基础,炮制了一整套白人种族优越的理论(当然白人也分了三六九等,其中WASP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族—新教徒是最优秀的),将其他各民族各人群都是有待接受西方文明教化的,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被视为野蛮人,非洲黑人是半野蛮人,四大文明古国的后裔(包括中国人)则是次文明人,与西方文明人都存在质的差距。

  1951年5月5日,曾经在日本获得高度崇敬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国会作证时说:“如果说盎格鲁—萨克逊人在其发展程度上,在科学、艺术、宗教和文化方面正如45岁的中年人的话,德国人也完全同样成熟。然而,日本人除了时间上的古老之外,仍然处于受指导的状态。以现代文明的标准衡量,与我们45岁的成熟相比,他们还像是12岁的孩子。”[18]话语间,带有明显的作为白人的种族优越以及对日本作为黄种人的歧视。国际问题专家一般会倾向认为,对日本而不是德国使用原子弹,以及对德国与日本战犯的差异,正是美国政治精英顽固的种族主义的体现。

  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在《谁能供得起中国所需的粮食》著作中这样写道,“假如中国每人多喝2杯啤酒,就会消耗掉挪威全年生产的粮食。假如中国像日本那样消耗海产品,中国人将吃掉全世界每年捕捞的鱼。”布朗的置疑一度引起了国际社会有关“谁来养活中国”的热议,此后有关中国快速发展而引致的“中国威胁论”不时泛起。多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在宣扬民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宣扬人人都应该拥有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权利,但是具体到中国人身上,是否和西方人同等消费(喝啤酒、吃海鲜)的权利时,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幽灵便浮现出来。

  2010年4月15日,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在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专访时称,“如果超过十亿的中国居民,过着澳大利亚和美国人一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因为那是这个星球所无法承受的”(“if over a billion Chinese citizens have the same living patterns as Australians and Americans do right now then all of us are in for a very miserable time,the planet just can’t sustain it”)。登载此次专访的《澳大利亚人》报评论,奥巴马显然认为,中国人不应过上和澳大利亚人、美国人一样的生活,因为这样会消耗更多的电能,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他希望中国人都坐公共汽车,而不是像美国人一样过日子。奥巴马的言论不是特例,2008年4月27日,英国时任首相布朗在一次应对粮食危机的会议上,将“中国的崛起”列为粮价飙升的“罪魁祸首”,并称财富的增加造就了“食肉大国”。此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萨克森州一家生物燃料精炼厂的落成典礼上,也把世界粮荒归咎于中国和印度两国。

  实际上,美欧等西方的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根深蒂固,一体两面,一方面强化自身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强化自我认同;另一方面输出民族虚无主义,让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精英分子引领大众心向西方,崇拜西方,不断否定自我。主要举措包括,设立各种奖励,如奖励到西方学习进修,奖励在西方机构任职,尤其是奖励提供各种“成名成家”的机会与平台,典型的是设立各种文学、艺术、新闻等奖项,授予那些称颂美化西方,同时贬低自己民族,露丑揭短自己文化的“艺术家”、“文学家”、“公共知识分子”等。但凡越是没有民族底线、越是富有露丑揭短的创新、越是将丑陋表现得更具有感染力的艺术作品,便越是能够得到西方的奖励——诺贝尔文学奖、戛纳与好莱坞电影奖等等。近代以来,西方不仅统治世界,管理世界,而且还在“导演世界”。

  为了制造“负面中国”,西方反华敌对势力及其代理人,抓住中国人曾有的陋俗(每个民族发展进程中难以或不可避免的),如早期男人留辫、女人缠脚;随地吐痰、不讲卫生;不守时、不守信、不守规等弱点,进行无限放大或作拼图式攻击,并上升到民族文化、精神层面,且以西之长攻我之短,用西方的审美观或特意为中国编制的审美观覆盖中国传统审美观,水滴石穿,积毁销骨,最终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失去传统优越感,增加“道德卑贱感”。与此同时,在文艺范、“公知”镜头中、作品里、笔尖下,西方白人强大的武力使人畏惧,高尚的道德令人尊敬,杰出的智力让人崇拜。正是在锲而不舍的精心导演下,一些站起来的中国人,缺钙腿软,不知不觉,又跪下去了,仰视西人。渺小与伟大、野蛮与文明被重新界定。

  “导演中国”的魔法往往就隐藏在细节中。以电影为例,大凡以中国元素为主题的电影,差不多都有“父殇”的细节,在不同作品里具体又有“父恶”、“父愚”、“父缺席”等样式,总之,中国人的“父亲”永远是反角,他好则缺席不在,坏则愚昧恶霸。“父殇”是涉华电影“政治正确”不能逾越的一条红线,例如杰出的“功夫熊猫”的养父竟然是一只鸭子(那是山姆大叔的化身),被每一位西方艺人自觉遵守。传统中华文明尊父敬母,祖先崇拜,“父殇”设计实质就是对所谓“集权专制”的否定。“父殇”细节作为涉华西方电影的必须情节,在美欧文艺界具有高度而心照不宣的“精神同一性”。究其根源,也许是“文艺国际”的刻意筛选,没有这类细节的电影被悄悄封掉,不给登台的机会。[19]

  正是西方久久为功的“导演中国”,使得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在中国甚嚣尘上,泛滥成灾。诸多社会精英心向西方、心向美国,诋毁中国,香港独立分子居然大骂大陆学生“支那人滚回中国去”,精神分裂,错乱得非常离谱。一些“公知”采用网络语言、段子、笑话等粗鄙方式,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中的仁人志士、革命先贤进行调侃、讥笑和贬损。例如,某人民教师恶意攻击抗美援朝中牺牲的烈士为“挂炉烤鸭”,某网络大V与某饮料公司联手侮辱牺牲烈士是“烤肉”,某大学教授据说从苏联获得独家档案,然后据此发表很专业“还原历史真相”的文章,以精卫填海的精神用貌似科学客观公正的方法,来解构中国革命史和建设史。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20]

  五、与理想信念缺失的“软骨病”作斗争

  近代以来,中国从一个被世界长期仰视的泱泱大国,不断沦落为连东洋倭寇都可以随意欺负的“东亚病夫”。维新革命、救亡图存逐渐成为主旋律,无论是居庙堂之高的士大夫阶层,还是处江湖之远的侠义之士,各类民族脊梁慷慨悲歌,共赴国难,舍生取义,英勇牺牲。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一个个感天动地、气壮山河、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壮举,凝聚着无数中华优秀儿女的理想信念与不懈追求。然而,每一次巨大牺牲,换得的只是这个老大帝国沉闷社会的蜗牛般进步,播下去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国家破败,民族沉沦,人民遭殃,帝国主义横行霸道,封建主义为虎作伥,官僚资本主义甘当附庸,乐做买办,哪管种灭国亡。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犹如一盏指路明灯,照亮中国前行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把脉世界的认识论,更是一个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以马克思主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中国人民从苦难走向辉煌,从失败走向胜利,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中国人民艰苦卓绝,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尔后一路乘风破浪,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国特色改革开放在大风大浪中波折前行。短短几十年间,中国就从一个一穷二白、积贫积弱的国家,飞跃为经济上坐二望一、社会政治文化等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大国,“站起来”、“富起来”的中国,正在向“强起来”奋勇迈进,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迈进。

  然而,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不断滋长。近一些年来,党内不仅在思想上出现了危险的“四种情绪”,而且在实践中出现了日趋严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股歪风”。一些领导干部逐渐地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逐渐模糊,甚至开始动摇。

  多年来,一些占据着马克思主义(教学舆论)阵地的专家学者,没有认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没有全面深入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对马克思主义往往只是一知半解,就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讲台、媒体平台大肆兜售“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一些领导干部不切实认真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不具体而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抑或阳奉阴违对待马克思主义,偏离马克思主义,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因此,自然不能有效抵制各类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潮,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侵蚀,一个“三观”错乱的“关键少数”,如何期待他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21]马克思主义失守面多大时间多长,溃疡面就有多大,腐败程度就有多深,党的领导薄弱、社会主义的危亡就有多严重。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没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22]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立根固本,就是要坚定这份信仰、坚定这份信念、坚定这份忠诚,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足了功夫,才会有强大的免疫力和抵抗力。[23]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金钟罩和铁布衫,信仰信念缺失,就会失去防卫与抵抗能力,常年“四风”肆掠,不断腐蚀着共产党人的钢筋铁骨,侵蚀着党规党纪的铜墙铁壁,让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在精神上缺“钙”,使得作为“关键少数”领导干部中一部分人患上了“软骨病”,出现了“两面人”。“有的修身不真修、信仰不真信,很会伪装,喜欢表演作秀,表里不一、欺上瞒下,说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手腕高得很;有的公开场合要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背地里自己不敬苍生敬鬼神,笃信风水、迷信‘大师’;有的口头上表态坚定不移反腐败,背地里对涉及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不追问、不报告;有的张口‘廉洁’、闭口‘清正’,私底下却疯狂敛财。”[24]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恰恰在于缺乏应有的免疫力、抵抗力,甚至出现区域性、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昔日的“好干部”沦为今天的“阶下囚”。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25]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实现人人平等、实现共同富裕指明方向、设定了道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不仅在于其深刻的哲学思想、伟大的认识工具,更在于其鲜明的实践品格。学习领会掌握马克思主义不仅使我们更加聪明智慧,而且使我们更加精明能干。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要把科学性与实践性紧密结合起来,理论联系实际,切实加以运用,而不是装点门面,不能“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26]“‘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反对‘五多’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必须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27]毛泽东主席的告诫对于今天诸多实际工作(如精准扶贫)仍不失指导意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28]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没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抑或信仰不坚定,信念不坚定,就会失去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掌握不了科学的工作方法,与此同时就会出现盲动蛮干,出现机会主义。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国际格局变迁、秩序调整进入关键时期,中国则进入全面建成小康关键时期,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国家由大到强关键时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书写改革开放历史新篇章。”[29]

  注释:

  [1]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16年11月30日)。

  [2]习近平在墨西哥参议院的演讲(2013年6月5日)。

  [3]江涌《重构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边芹对华夏文明危机的警示》,《经济导刊》2014年第4期。

  [4]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4日)。

  [5]《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16年版第184页。

  [6]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12月30日)。

  [7]参见清人吴伟业《鹿樵纪闻》。

  [8]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16年11月30日)。

  [9]其实,早在2010年10月16日,默克尔总理在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一场会议上就宣称,德国试图建立文化多元社会的努力已经“彻底失败”。她强调,让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没有完全“融合”的情况下并行生活,这种做法行不通。参见《德国文化多元化,失败了吗?》,《羊城晚报》2010年10月19日,或《德国总理默克尔称:德国文化多元社会已失败》,中国新闻网2010-10-17。

  [10]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16年11月30日)。

  [11]《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使命意识》(2012年12月26日)《习近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2014年编印,第50页。

  [12]参见《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习近平党校十九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编,第243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0页。

  [14]祝念峰、王晓宁《不能放任历史虚无主义攻击诋毁英雄人物》《红旗文稿》2016年第21期。

  [15]祝念峰、王晓宁《不能放任历史虚无主义攻击诋毁英雄人物》《红旗文稿》2016年第21期。

  [16]白漠《历史的真相与谎言》,《红旗文稿》2012年第14期。

  [17]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

  [18]【美】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40页。

  [19]边芹《被悄悄斩断的根基——一个法国电影心理策划的细节》,四月网(2013-01-28)。

  [20]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3月17日)。

  [21]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1日)。

  [22]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2年11月17日)。

  [23]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2015年9月11日)。

  [24]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月12日)。

  [2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

  [26]参见《论语·卫灵公》。

  [2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年版,第189页。

  [28]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2年11月17日)。

  [29]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2013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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