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 首页 > 文章中心 > 时事评析 > 派系争鸣

“西方”经济学如何制约了中国经济学人的贡献

作者:朱富强 发布时间:2017-10-07 17:00:25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当前经济学队伍中存在两大明显失衡:性别结构失衡和地域结构失衡。其中,性别结构失衡主要体现为女性经济学所作出的贡献或取得的学术地位与其人数和投入远不相称,地域结构失衡则主要体现为具有世界性学术影响的经济学家几乎都出现在欧美地区,几乎所有的国际奖项都为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人所占有。更为明显的事实是,当前世界顶级经济学家几乎都是欧美人士,而华人尤其是中国经济学人似乎都不“入流”,不仅西方经济学者很少关注和引用中国经济学人的研究成果和思维,而且中国经济学者只要有可能也更倾向于引用欧美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和思维。也即,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做出贡献的人员构成,不仅体呈现出明显的男女性别失调,而且也呈现出地域或文化上的集中。

“西方”经济学如何制约了中国经济学人的贡献

  一、引论:现代经济学的特质

  当前经济学队伍中存在两大明显失衡:性别结构失衡和地域结构失衡。其中,性别结构失衡主要体现为女性经济学所作出的贡献或取得的学术地位与其人数和投入远不相称,地域结构失衡则主要体现为具有世界性学术影响的经济学家几乎都出现在欧美地区,几乎所有的国际奖项都为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人所占有。更为明显的事实是,当前世界顶级经济学家几乎都是欧美人士,而华人尤其是中国经济学人似乎都不“入流”,不仅西方经济学者很少关注和引用中国经济学人的研究成果和思维,而且中国经济学者只要有可能也更倾向于引用欧美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和思维。也即,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做出贡献的人员构成,不仅体呈现出明显的男女性别失调,而且也呈现出地域或文化上的集中。

  现代经济学队伍之所以呈现出如此的不平衡,就在于,经济学理论本身以一定的微观心理学和宏观社会文化为基础,而现代经济学则是建立在欧美个人主义文化尤其是男性心理意识的基础上。因此,欧美文化区的经济学家尤其是男性经济学家更容易基于本身的文化心理对社会经济现象展开研究,并根据自身思维的演化而“自主”地创新,这些洞见也容易为主流经济学界所认可,从而得到传播和发展;相反,其他文化地区的经济学人则需要刻意地学习和模仿欧美社会的思维方式,遵循其创建的学术规则,而基于本身心理意识所作出的“创新”则很难得到认可。相应地,与欧美尤其是与美国文化越是相似的地区,那里的经济学者所具有的心理意识也与现代主流经济学越是接近,从而也就越能根植于本身的行为和心理来更为“自由地”发展经济学理论。

  根本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仅仅是“西方”经济学:不仅嵌入在西方人的心理、思维及行为之中,而且对应于西方社会的现实环境。相应地,凭借深厚的数学功底和高超的数学逻辑,越来越多的中国经济学人开始进入了西方大学,但由于缺乏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根基的那种文化基础,从而往往难以基于切身感受而将社会经验与行为逻辑结合起来而形成新的理论洞识;相应地,中国经济学人的论文大多局限在与经验事实相对脱节的数理建模或不需要理论的计量实证领域,而这些研究往往只是停留在纯粹的形式逻辑和经验层次上,而对以社会经济现象为对象的理论研究则就流于表面了。同时,现代经济学的评价体系和学术规范也都是由欧美经济学人制定:不仅主流经济学刊物都集中在欧美社会尤其是在英语世界,而且这些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也主要是西方人所关注和面临的问题。相应地,正如男性掌握了学术话语权而极大地漠视了女性经济学家的研究及其相应的贡献一样,西方社会控制了学术话语权也会极大地限制中国经济学人的研究及其相应的贡献,以致中国经济学人一直难以“入流”。

  二、中国经济学人的学术受限

  一般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西方”特质对中国经济学人学术贡献的制约,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得以体现。

  首先,体现在研究思维的制约上。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思维方式都根基于西方社会的心理意识,中国经济学人以及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华人经济学家要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就必须花费大量精力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进行学习和模仿,这在学术研究的起点上就晚了西方经济学人一步。同时,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根植的心理意识外在于中国人,中国经济学人对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那些所谓前沿理论并没有西方人那种深入肺腑的感觉,从而无法基于自身内心活动进行“自由”地思考,无法把现有理论与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结果,在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的主导下,中国经济学人往往只能在既有范式下进行细枝末节的建模工作,而难以对整体思维提供有建设性的思考,难以产生能够燎原的思想火花。

  关于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机械模仿对中国经济学人在思维和理论创新上的窒息,我们也可以从其他学术的、生活的事例中获得诸多启迪。(1)就学术研究而言,尽管美国的主流社会学试图在实证的基础上构建“科学”的社会学,但是,美国黑人社会学界对之却持极力批判的态度,认为美国社会学实际上是白人社会学者的产品,他们不了解并扭曲了黑人社会的形象,从而仅仅是“白人社会学”。康纳特指出,“白人不能并且永远不会对黑人社会有一种体悟,此正由于他们不是黑人社会的一份子”。(2)就生活经验而言,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尽管没有认真学过中国菜的做法,却因为耳闻目染而可以随意地使用可得到的调料而烹调出可口的菜肴,一些菜肴完全是根据临时条件而随意变通的;但与我合作的英国教授却只会机械地按照菜谱学做中国菜,一旦少了某些佐料往往就会不知所措,即使按步照搬地照菜谱做下来,菜的味道还是差强人意。正是存在这种外在模仿和内心自发的差异,默顿就提出了一个“内部人原理”:“外部人”不论是多么小心或有学养,原则上都无法接近社会或文化的真理,因为存在一种结构性的限制使他没有能力了解异己的团体、文化和社会。显然,现代经济学界已经明显地显露出了这种现象。

  其次,体现在研究议题的设定上。

  现代主流经济学不仅研究思维根基于西方文化,而且研究议题也主要根基于西方社会;这些议题在西方经济学人看来是常识性的,而经济学大家则能够将这些为社会大众所熟视无睹的日常现象上升为抽象的理论。但是,这些议题对中国经济学人却是新颖的,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观察到,而且还可能存在以偏概全的现象;因此,中国经济学人往往对具体的现实问题就失去了兴趣,而集中于那些数理逻辑性问题,从而也就难以发展出与时俱进的理论。林毅夫就写道:“一位不在中国长大、生活的外国学者要洞悉中国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逻辑很难,就像在中国长大的许多经济学系的学生,到国外留学,拿到博士学位后留在国外工作,要涉及国外社会经济现象的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很难一样。所以,到目前为止,在国内学完本科到国外留学,留在国外工作的经济学家很多,但能在研究上取得突出成绩、产生影响的却很少,即使有,其成就也通常是在不涉及社会经济现象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方面。”

  与此同时,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迥异于西方社会,中国经济学人即使在这些问题有了独到的发现,也很难引起西方经济学界的兴趣,从而难以获得应有的承认。林毅夫就指出,“西方学者关心的问题不见得就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例如,选举、人权、知识产权、少数民族、妇女地位等。我们不能说这些问题不重要,但是不见得是当前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矛盾和问题。”那么,当前中国社会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核心是制度问题,集中体现为市场机制和分配规则的不健全,这产生了社会分化和矛盾加剧。同时,由于这些社会经济现象根基于中国社会文化和行为互动,这些本土化问题就很难用根基于西方文化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研究并获得彻底解决。为此,林毅夫继续说,“我们在分析问题时所用的理论和概念来自于西方,很容易西方认为重要的,我们也认为重要,西方的概念中不存在的,我们也就认为是不存在。我们根据这些西方的理论和概念来分析中国的问题时,西方的学者容易接受”。

  其三,体现在评价规则的制定上。

  一般地,如果A掌握了规则的制定权和评价的裁判权,而B只能在A所制定的规则下行动,并且其行为结果也要受到A的评判,那么,B就永远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永远无法在这以利于取得应有的地位,除非它能够自力更生地建立自己的规则体系。也就是说,一个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人在竞争中几乎总是处于优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经济学界也是如此:西方经济学人制定了学术犯规和评估标准,而中国经济学人只能遵守和适应,从而即使能够基于独特的心理和国情而提出独到的发现,在当今经济学界也很难在短期内获得承认。

  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社会现象中窥见一斑。例如,早期社会收入水平差异可以明显地从衣食住行上看出来:高收入者可以穿西装、带领带,低收入者所穿的则是没有领子的圆衫以及短裤衩;这一方面是由他们的收入水平和工作环境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高收入者刻意地与低收入者相区隔的结果,这可以由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理论加以说明。但是,低收入者为了显示自己也进入了高收入者行列,往往就会努力地模仿高收入者的穿着;同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作环境的改善,也为低收入者效仿高收入者的穿着提供了可能。于是,自20世纪70年代后,低收入者几乎都穿起了西装、打起了领带,而不管他的职业如何,因为这是时髦、是社会地位的象征。以致出现了这样的奇怪现象:现代工人出来罢工时几乎全都深着西装、戴着领带,甚至还学着上流社会提着把绅士伞。当全社会都开始变得衣冠楚楚以后,高收入的上流社会难以借此显示自己的优越地位了,于是重新做了改变:反而以穿着随便来显示自己的自由;结果就出现了明显的反差:低收入者衣冠楚楚,而高收入者穿着自由。显然,无论低收入者怎样地效仿高收入者,他都无法成为领潮者。这一点与当前经济学情形非常相似:当中国经济学人抛弃当年注重的伦理等关注而追随那种技术化的数理经济学时,目前欧美经济学却开始了新的方向,重新开始将文化、伦理、心理等因素纳入经济行为的考虑;当中国经济学人极力照搬新古典经济学教材时,西方经济学人却开始了深刻的反思,甚至把过去的三、四十年称为“宏观经济学的黑暗时代”。

  其四,还体现在学术心态的影响上。

  由于受西方文化和学术的长期支配,中国经济学人逐渐变得不自信起来,缺乏构建系统理论体系的信心,乃至逐渐丧失独立思考的学术能力,而衍生出极强的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压抑态下将会失去自信也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我们可以从几则例子中得到启发。例如,2004年世界银行的两位研究员报告了一项实验结果:他们从印度各地的村子里分别挑选了321名11-12岁的高种姓男孩和低种姓男孩来解迷宫。有两种信息状态:最初孩子们在互不知道他人的情况下做题,此时低种姓孩子做得与高种姓孩子一样好,甚至还稍微更好;接着在要求孩子们证实姓名、村庄、父亲和祖父名字及种姓后做题,结果低种姓孩子的表现大幅度下降。同样,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斯蒂尔和纽约州立大学的阿诺森作了一个允许学生进入研究生项目的标准化测试的对比试验:在第一种情况下学生们被告知这是一项能力测试,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学生们被告知这不是一项能力测试;结果,两种情况下白人学生的表现没有任何差异,但黑人学生在认为其能力正受到他人评判时的表现要差很多。

  显然,大量的试验都表明,一个人的表现和行为往往会受到自我感觉他人如何看待和评价自己的巨大影响,当一个人感觉他人视自己低人一等时,其能力就会下降;为此,斯蒂尔和阿诺森将这一现象称为“固定模式威胁”,这一威胁普遍存在于性别差异、种族差异和文化差异之中。而且,即使在假象环境中,这种固定模式威胁也会存在。美国的伊利亚特1968年就做了一个实验:她对学生说,科学家已经证明蓝眼睛的人比既懒惰又愚蠢的棕眼睛的人更聪明、更容易取得成功,然后将学生分成蓝眼睛和棕眼睛两组,并给蓝眼睛以各种特权、注意力和表扬;结果,蓝眼睛组很快认为他们比棕眼睛组的孩子优越,并轻蔑地对待棕眼睛组的孩子,他们的学业成绩也越来越好,而棕眼睛组的孩子则很快表现出怯懦的屈服,学业成绩也越来越差。几天之后,她又告诉学生自己弄错了,实际上是棕眼睛的孩子更聪明,结果,教室里的情形很快就发生了扭转。

  最后,类似女性在男性世界中的贡献压制。

  在当今世界学术而言,西方社会和西方学者是主体,是第一性;而中国社会和中国学者是他者,是第二性。主体和第一性为自己而存在,具有自我设计能力,能够掌握自身命运;相反,他者和第二性则不是为自己而存在,而是被别人设计好的。显然,这就如同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中国学者在当今学术中的行为也就如同男性世界中的女性行为,从而往往缺乏创造力。波伏瓦就指出,男性学者在按部就班地工作的同时,还以思想的自由驰骋为快,因而会产生出最佳的灵感;但与此不同,女性要考虑个人的龙蟒,考虑男人和爱情,从而只能给学子和职业留下最低限度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在男性社会中,女性不仅成为男性的客体,成为男性大量和评判的对象;而且,也成为女性自己的客体,在看待自己时往往要想像是男人在看自己。正因为女性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了取悦男性而活,就会时刻再以男性的眼光,也就无法有自己的独到生活和见解。事实上,男人往往是身体怎么舒服就怎么来,因而可以穿平底鞋、宽松裤;相反,女人则为了被男性审视和消费,为了获得男性的欣赏,往往是身体怎么不舒服就怎么来,如传高跟鞋、紧身衣等。

  正因如此,在男权世界中,女性的行为往往缺乏高度的自主性,对世界的刻画和批判也就受到去腥的羁绊,因而有洞见的女性学者往往不多。关于这一点,波伏瓦就描写到:尽管一些叛逆女性指责了社会的不公正,并产生了强有力的、真诚的作品,“但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指出的,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不得不消极地花费那么多的精力,以便摆脱外界束缚,以致她们到达有远见卓识的男性作家作为出发点的阶段时已经气喘吁吁;她们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利用她们的胜利,挣断束缚她们的所有绳索,例如,在她们那里找不到司汤达那样的讽刺和潇洒,也找不到他那种沉着与真诚。她们也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那样的丰富经验。因此,《米德尔马契》这本出色的书比不上《战争与和平》,《呼啸山庄》尽管很有气势,却没有《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意义。……因为真理本身是模棱两可的,高深莫测的,神秘的,在指出真理之后,必须思考它,重新创造它。不受愚弄是很好的,但一切要由此再开始;女人为了消除幻想已经耗尽勇气,恐惧地在现实的门槛前止步。因此,有些女性的自传很真诚动人:但没有一部能够与《忏悔录》和《爱好自我分析者回忆录》相比。我们仍然太热衷于看得清晰,以致不想越过这清晰穿透其他黑暗。”

  三、结语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和分析工具都是西方人根据自身的文化意识和认知思维所创造出来的,因而经济学的总体发展走向以及经济学家队伍构成也必然受西方支配。显然,现代经济学的这种特质对中国经济学人或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学者很不利,使他们无法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被主流“认可”的贡献。(1)受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制约,中国经济学人或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学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理解现代主流经济学,即使如此,对“经济人”的行为特征的刻画以及由此推衍的社会经济现象的认识依然无法达到西方人那样的深度;(2)受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议题支配,中国经济学人或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学者几乎把所有精力都用于抽象的数理建模以及笼统的计量实证等细枝末节问题上,而无法对中国现实问题做系统的思考并构建整体型理论体系;(3)受西方社会所设定的学术规则的支配,即使中国经济学人或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学者对其自身的社会经济现象作了较为系统的阐释,但这种阐释往往会因突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概念而不被接受;(4)受西方文化的长期殖民,中国经济学人或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学者因深重的被殖民心态而失去了创新的自信,而是热衷于推行经济学的国际化,并把国际化狭隘地理解为形式和规范的一致;(5)受现代主流经济学日益数理化的影响,中国经济学人或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学者的知识结构日益匮乏,几乎割裂了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分支之间的联系,丧失了哲学审视能力,从而根本无法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这几个方面也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学人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界为何难有作为、尤其提供不了多少思想贡献的深层原因。

  主要内容摘自《现代经济学的男性化特征与女性经济学的反思:经济学队伍中性别结构失衡的社会建制探析》,《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3期,后有改动。

  1 转引自金耀基:《金耀基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页。

  2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3“林毅夫访谈:中国经济学何处去?”《21世纪经济报道》2005-09-03。

  4 正因如此,当社会矛盾扩大时,在大街上就可以看到圆衫党和裤衩党与有领党或西装党之间的对抗,大街上充满了穿圆衫和裤衩的闹事者。

  5 薛涌:“‘陋习’如何成了文明”,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f00ef40100hcmu.html,2010-01-14。

  6克鲁格曼:“经济学家如何错得如此离谱?”,朱富强、安苑译,《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9年第6期。

  7参见威尔金森和皮克特:《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安鹏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111页。

  8 波伏瓦:《第二性Ⅱ》,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573-574页。

打印文章

网友评论

共有条评论(查看

最新文章

热点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