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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作者:李嘉岩 发布时间:2014-04-30 08:28:39 来源:文库 字体:   |    |  

 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李嘉岩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城市化与其经济、社会发展一样,走过半个多世纪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从发展阶段来看.1978年改革开放为重要的“分水岭”,我国的城市化历程明显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1978年以前为城市化的徘徊起伏阶段,1978年以后为城市化的迅速推进阶段。我国城市化发展具有发展水平非典型性、地区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水平低的特点。实现城市化是新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目标和各级政府面临的重大使命。
        [关键词】城市化 历史现状
   一、回顾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城市化与其经济、社会发展一样,走过半个多世纪的艰难曲折的道路,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教训。1949年,我国各级规模城市数量共有136个,城镇人口为576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0.64%;截至2001年底,城市数量增加到662个,城镇人口增加到48064万人,占总人口的37 .66%[1]。52年间,城市数量增加了526个,城镇人口增长了42299万人,年均增长813.4万人;城市化率上升了27. 0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52个百分点。从发展阶段来看,1978年改革开放为重要的“分水岭”,我国的城市化历程明显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1978年以前为城市化的徘徊起伏阶段,1978年以后为城市化的迅速推进阶段。
        (一)1978年以前——城市化的徘徊起伏阶段
        1978年以前的城市化过程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1949 -1957年城市化健康发展时期;另一个是1958-1978年城市化畸形发展时期。
        1. 1949-1957年城市化健康发展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国家很快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城市改造,并推进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这一时期,国家围绕694个重点建设项目,采取了“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发展方针,新建了6个城市,大规模扩建了20个城市,一般扩建了74个城市‘2]。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就业定居,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1949年城镇人口为576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0.64%,到1957年城镇人口增长为9949万人,占总人口的15 .39%。10年间城镇人口增长了4184万人,年均增长523万人,城市化率上升了4.75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59个百分点。        这一时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推动了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发展又带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建国初期是新中国城市化进程相对健康发展时期。
        2. 1958-1978年城市化畸形发展时期。20年间,中国经济社会经历了一段坎坷和曲折的历程,城市化出现畸形发展。首先是1958 - 1960年,我国历史上发生了“大跃进”运动,由于一系列脱离实际的生产目标,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造成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已经具有过度城市化的特征。这三年,全国职工猛增2860万人,在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疏导方面也严重失控,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833万人,年均增长率高达9%-2一lP.IIO、,城镇人口比重从1957年的15. 39%猛增到1960年的19.75%,平均每年上升1.45个百分点[3]。其次是1961-1965年,由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再加上一些地方自然灾害等因素,城镇人口比重由1960年的19.75%下降到1965年的17.98%,平均每年下降0.35个百分点,我国城市化发展出现了历史的倒退。最后是1966 -1977年,我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历时10年,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了解决严重的就业问题,我国城市先后出现了干部知识分子下放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城镇人口比重由1965年的17. 98%下降到1977年的17. 55%,城市化进程再次出现倒退。
        (二)1978年以后——城市化的迅速推进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发展战略调整与改革深入,我国城市化发展进入了迅速推进的阶段。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城市数量增加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对加快城市化起到了积极作用。1978年我国各级规模城市数量为192个,城镇人口为17245万人,城镇人口比重17.92%;截至2001年底,城市数量增加到662个,城镇人口增加到48064万人,占总人口的37.66%。从城市化发展水平增速来看,80年代快于90年代,21世纪初快于20世纪80年代。
        1. 20世纪80年代城市化补偿性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经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吸引了大批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出现了人户分离现象,促进了城市化的补偿性发展。1980 - 1989年,城市化率从19.4%上升到26.2%,提高了6.8个百分点,年均增加0.76个百分点,补偿了1960 -1978年城市化发展的倒退。补偿性发展是改革初期的城市化水平很低和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共同推动作用的结果。
        2. 20世纪90年代城市化平稳发展时期。90年代开始,随着工业化发展加速,全国县改市和乡改镇数目增多,使城市人口增加。90年代全国新设了200多个城市和8000多个建制镇,这些城镇的设立大大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水平。1990~1999年,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
平与80年代相比都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其中城市化从1990年的26.4%上升到1999年的30.9%,提高了4.5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5个百分点,90年代城市化水平比80年代上升幅度低2.3个百分点。1991-1995年城镇人口年平均增长997万人,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年均仅增长923万人,比前5年的平均数下降74万人‘引。这期间乡村人口也出现较低速的增长,而且比城镇人口增长低得多,因此,城镇人口增长占总人口增长的比重才表现出不断提高的态势,我国城市化进入平稳发展时期。
        3. 21世纪初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国民经济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明确指出,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推进城镇化的条件已渐成熟,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一些地区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遵循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实际出发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的城镇居住人口为45594万人,占总人口的36.09%①,比1978年提高18 .17个百分点,比1999年提高5.19个百分点。2001年底,全国城市数量达到662个,建制镇数量为20358个,城镇人口已超过48000万人,城镇化率达到37.66%。可见进入新世纪,我国城市化水平已进入一个加速期。
        二、现状分析
        我国城市化起步较晚,而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城市化进程曲折起伏,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才进入一个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但与世界城市化水平相比,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还很低,不仅大大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平均城市化水平,而且也低于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总体来说,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现状具有发展水平非典型性、地区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水平低的特点。
        (一j发展水平非典型性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 Chenery)采用“典型事实”统计方法揭示,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是工业化阶段一个经济实现稳态增长的重要条件,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是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果,或者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化水平应该得到提高。2001年我国人均GDP(7651元人民币)大概接近1000美元,根据钱纳里的“标准模式”,城市化水平应为63.4%,而我国实际城市化水平仅为37.66%。根据世界银行对133个国家和地区由高到低的统计排位,1997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位为第53位,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却排第110位。同等工业化水平下城市化水平比较,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平均差距在20个百分点以上‘引。以上分析表明,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与一般国家的发展轨迹不同,具有非典型性特征。
        (二)地区发展不平衡
        我国城市化水平地区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东、中、西部地区的差异和省际之间不平衡两个方面。
        1.东、中、西部地区的差异。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与中部和西部地区形成明显的阶梯形状,城市化水平的发展也表现出梯度状态。以城镇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城市化水平指标,1998年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为33.8%,中部为26.6%,西部为20.7%,东西相差13.1个百分点‘纠。2001年,东部地区有城市293座,城市非农业人口占全国非农业人口的44.3%;中部地区有城市247座,城市非农业人口占全国非农业人口的37.3%;西部地区有城市122座,城市非农业人口占全国非农业人口的18.4%o通过东、中、西部城市化发展水平之间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目前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东部快于中部,中部快于西部,沿海快于内陆。
        2.省际之间的不平衡。我国各省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造成城市化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按照1998年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可以把我国31个省区划分为五类地区:(1)城市化水平在50%以上者,包括北京、上海和天津;(2)城市化水平在40% -50%之间者,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广东四省;(3)城市化水平在30%- 40 0Yo之间者,包括内蒙古、江苏、湖北、海南、宁夏和新疆六省(区);(4)城市化水平在20%- 30%之间者,包括河北、山西、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湖南、广西、四川、重庆、陕西和青海12个省(市、区);(5)城市化水平小于20%者,包括安徽、河南、贵州、云南、甘肃和西藏六省(区)‘列。城市化水平最高的上海市与最低的西藏自治区之间相差30个百分点。
        (三)城市管理水平不高
        城市是一个人口、产业、技术和服务高度聚集的空间区域,各种构成要素通过有效配置产生规模效应、聚集效应和乘数效应。城市管理水平的高低,决定着能否实现城市高效、协调和各项功能的正常运转。我国对城市管理重视不够,造成管理法规不健全、总体规划不适当、公共服务水平低等现象。
        1.管理法规不健全。我国在城市发展和建设过程中,比较重视“硬件”设施建设,却轻视城市软环境建设。城市高楼林立、道路宽阔、通讯发达,现代化设施齐全,但城市管理水平不高,特别是管理法规不健全,缺少现代化的管理手段。为保证城市各项功能的正常发挥,城市政府要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地实际,及时制定地方性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使得城市管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总体规划不适当。有些城市在做总体规划时不根据城市自身发展的需要,要么缺乏长远目标、规划陈旧落后,要么贪大求洋、规划盲目超前。但主要问题还是贪大求洋,规划盲目超前。一个领导一个思路,一届班子一个规划,结果造成耕地绝对数量减少,总体质量相对下降。在城市化发展较快盼1990—1995年,全国净减少耕地200多万公顷,相当于广西耕地面积的70%,等于50个中等县的耕地面积。浙江省的一个县近年来擅自给当地经济开发区批地,使一个占地原本只有4.5平方公里的开发区,最后膨胀到65平方公里,其中很多耕地是以“沙滩地”、“荒地”、“废耕地”等名义上报占用的,导致土地利用率低下。
        3.公共服务水平低。公共服务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概念。它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大众化的非赢利性的服务,主要包括公共政策、公共设施、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内容。城市政府公共服务由于长期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缺乏对市场的应变能力和竞争能力,使得服务水平低下,越来越不适应消费主体的多元化要求。另外,城市公共服务管理水平对有效抵御自然灾害、经济运行风险、信息管理风险、就业机会风险的能力也有直接的影响。公共服务必须改变由政府独家垄断经营的模式,走向市场化的道路。
        三、展望未来
        “20世纪是城市化的世纪,而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这是学界人士对世界城市化现状和未来发展展望时说的最著名的一句话。21世纪起步之时,我国的城市化率为36.22%,据预测到21世纪中期,将有一半以上的中国人住进城市,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发展将成为中国的希望。回顾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分析城市化发展的现状,展望21世纪城市化发展的美好未来,我们已经看到了城市现代化的曙光。21世纪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必将沿着城市化、“逆城市化”、区域城市集团化发展的轨迹,最终实现城市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一)“逆城市化”现象
        西方国家的大城市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伴随着城市郊区化,城市人口、工业、商业等向郊区扩散,导致市政税源减少,城市中心区加剧衰落,这种现象在美国华盛顿、纽约和欧洲一些城市都出现过,被称为“逆城市化”现象‘们。“逆城市化”现象在我国已经开始无声无息地发展,我国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进程相对较快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首都经济圈已经开始出现“逆城市化”现象。
        1.珠江三角洲的“逆城市化”现象。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珠江三角洲的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升,城市化的进程不断推进。但近年来,珠江三角洲一带要求“城转农”的人口不断增多。汕头还出现了“城中村”的现象,众多已被征地的农民根本不想转为城市居民,宁愿在自家自留地上逍遥。富裕起来的农民开始利用土地成本低、外来劳动力价格便宜以及大城市人才、技术和管理的扩散等有利条件,实现由农业为主向以非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发展调整,带动了农村现代化的发展。
        2.长江三角洲的“逆城市化”现象。上海和宁波郊区的农民,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开始出现了“并村”现象,并改变传统村落从“同质同构”到“异质异构”,即有的村发展为乡镇企业的产业园区,有的成为居民点即居住小区,有的成为集市等等。在浙东和苏南等地,因为农民收入和城里一般职工工作收入相差不多,甚至还高,而人均40多平方米的住宅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得农民不愿意转为市民。
        3.北京的“逆城市化”现象。同20世纪80年代的农民进城热潮相比,如今的北京“逆城市化”趋势也同样愈加明显,越来越多的城里人都想着去郊区生活或者居住。据最新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人中,有54.5%的人近期有意到郊区投资,70%的人有意到郊区购买第二居所。北京城建集团在离市区28公里开发了“建城花园”,他们公然提出“逆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趋势”,并提出“先建美园、再建美城”,希望带起“城市人下乡”的热潮‘引。我国个别地区开始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其本质就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劳动力、资金、技术和信息由城而乡的回返,它形成一种反作用力来与“城市化”对立和互补。这种现象意义深远,理应引起我们更多的重视和研究。
        (二)区域城市集团化
        从国际城市发展的历程看,城市发展一般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从一个孤立中心,到区域乃至全国中心,再到国家大都市区和融人大都市连绵区,形成区域城市集团。从城市发展驱动来源来看,一般经过农业驱动——工业驱动——第三产业驱动,经济竞争范围也由地区扩展到全球。所以区域城市集团化的发展,其实质是城市群的发展。目前我国正在形成全国性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大北京三大城市群和地区性的辽中南、胶东半岛、四川盆地等城市群落。
        1.全国性三大城市群。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挑战,中国城市化发展开始了一轮全新的资源共享、产业整合、功能提升、协调发展的态势。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正在积极构建1小时经济圈,即以上海为中心,长江三角洲的15个城市都坐落在30()公里的半径之内,高速铁路都可以在1小时左右到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准备建成世界上人口最多和l觇模最大的城市群。广东进一步强化产业整合、深化产业分工,提升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使之成为亚太地区主要的城市群落。与此同时,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大北京”城市化区域经济体也呼之欲出。这样,在中国以三足鼎立之势迅速成长的三大城市集团,将对亚太乃至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t引。
        2.地区性城市群。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大北京”城市集团的发展,则使我国城市化的水平再上新台阶,而成为对中国现代化影响巨大的重量级经济体。受这种集团式发展的城市群落影响,其他很多省市也开始尝试这种区域间的整合。除上述城市群体系以外,目前正在初步形成或至少已在孕育中的地区性城市集团有:以沈阳为中心的辽中南城市群、以青岛为中心的胶东半岛城市群、以重庆和成都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城市群、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平原城市群等等[9]。
        (三)城市现代化
        城市现代化是城市发展的普遍追求,是城市自身运动的高级阶段和城市存在的最高形式。
        城市现代化是人类继城市化之后面临的又一重要历史转折。尤其发展中国家的城市,21世纪是走向城市现代化的世纪。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集约形式,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据预测,通过工业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进程,我国在本世纪中叶将实现城市现代化的目标。由现在起到21世纪中叶,我国城市现代化发展大约可以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2001—2010年,是实现城市现代化的基础阶段,即城市人均GDP达到3万元以上,经济进入有序的平稳增长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有较明显提高,个别发达城市可率先基本实现城市现代化;第二阶段,由2011- 2030年,多数城市普遍实现城市现代化,城市人均GDP超过8万元;第三阶段,由2031年至2050年,是中国城市达到发达国家城市水平的重要发展阶段。城市人均GDP达到16万元以上,城市科学技术水平将全面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居民生活水平达到当时发达国家的中上等水平[II]。
        实现城市化是新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目标和各级政府面临的重大使命。我国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交织在一起并列进行的,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在比较高的起点上实现跨越式发展。
        [参引 文献]
        [1]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
        [2]周一星著:《城市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09页。
        [3]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编委会编著:《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1-2002》,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4]叶裕民著:《中国城市化之路》,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1页。
        [5]陈甬军、陈爱民主编:《中国城市化: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
        [6]傅崇兰、陈光庭、董黎明等著:《中国城市发展问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8-342页。
        [7] 1996年5月11日《北京青年报》。
        [8]单德启:《对加强21世纪逆城市化现象研究的建议》,《建筑学报》1997年第10期。
        [9]《领导决策信息》,2002年6月10日。
        [10]朱铁臻著:《城市现代化研究》,红旗出版社2002年版,第288-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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