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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仁:经济哲学(一)

作者:安庆仁 发布时间:2016-05-27 15:47:49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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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篇 微观经济学批判

  第1章、政治经济学与国民经济的本质

  如果连一种事物的本质都没有找到,就依据外在现象空泛的去分析和研究这种事物的发生、发展、演化和构造,那简直等于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吃饭却不遗余力的钻研厨艺和发明新菜谱,这种研究即使成就再大,也无法从认识论上给我们带来启发。对一般动物而言,这种研究当然不构成任何问题,他们外在与本质高度统一,攫取和选择食物就是为了生存和繁衍,即便有较高思维能力的大猩猩本质也不过如此。但对于我们人类这种特殊动物来说,吃饭绝不只是为了生存和繁衍,否则吃饭若单单就是为了生存和繁衍,那人类就不可能获得巨大的进化力量,成为兼具高智慧与心灵两种超级能力的生命。研究事物本质的时候,我们必须把人类行为与其它动物行为严格区别开,我们必须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人类的外在并不能完整体现本质,如果我们依据外在表象归纳并给定人类行为的逻辑,必会将人类引向最终将完全不是我们的歧途,这个结果对人类显然是一场巨大的悲剧。微观经济学的错误就正在这里,在研究国民经济的时候他完全忽略了国民经济行为的本质,仅仅是就国民经济行为的表象去分析和揣摩国民经济行为的逻辑规则,因此追求利润和财富升值就成了微观经济学的全部着眼点。

  需要阐明和纠正的是,有着西方经济学《圣经》之誉的《国富论》,在分析和研究经济行为时尽管使用了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但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与之后任何微观经济学派的观点和立场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国富论·第四篇——引言》曾用一句话概括——“政治经济学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富裕起来”,一句话,尽露亚当·斯密创作该书的动机,后世微观经济学派刻意将亚当·斯密描述成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不过是想借别人的鸡为自己生蛋,这既不能改变亚当·斯密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也无法抹去《国富论》中批判资本主义的潜语,不妨就让我们从九个方面讨论《国富论》和亚当·斯密。

  1、企业主结盟压低工人工资。“丰厚的劳动报酬,是国家财富增加的必然结果;而贫穷劳动者生活资料的不足,是社会停滞不前的征兆;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是社会急速倒退的征兆。”(《国富论》第一篇第8章第27自然段)在当时的欧洲,劳工组织被法律严格禁止,禁止劳动者团结起来向雇主讨要较高工资的法案多不可数,但禁止雇主联合起来来支付较少工资的法案却一个都没有,尽管法律从来也没有制定过支持雇主们联合起来支付较少工资的条款,但默认雇主们结盟压低工资却是不争的事实。使劳动工资增加的最根本原因,不是国家财富的实际大小,而是国家财富的增值速度,所以最高工资不是出现在最富有的国家,而是出现在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工业革命使欧洲成了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但劳动者的收入却远远低于北美殖民地劳动者的收入。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是因为北美殖民地当时还处于原始积累以前的状态,除了给宗主国的君主缴纳税赋,其余劳动产品都归自己所有,没有地主、雇主和当地政府分享他们的劳动所得;但欧洲已经处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劳动者不但遭受着多重盘剥,还要被企业主合伙敲诈。

  2、国家降低金银货币成色掠夺民众财富。购买就是凝聚着等量人类劳动的产品相互交换而不是靠货币发生,货币只是对不同劳动量的抽象规定,分量不等的货币代表各不相同的劳动量,在不违背这个规则的前提下,为了方便交换人们用货币换取凝聚着别人劳动的产品。事实上作为货币使用的金银其本身价值是很低的,如果不是后来发明了电子产品,黄金和白银的使用价值就是单纯的观赏,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来讲,生产金银其实是得不偿失的,但因为这两种金属在地球上稀有,所以被人类拿来当做交换媒介也就是货币。

  金银既然被当做货币使用,就应该遵守货币的本分,认真负起价值尺度的责任。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从货币诞生开始,货币的内涵就一直不断的受到挑战,总是无法体现规定的劳动量。尤其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国家在货币中参杂进大量的廉价金属,只是依靠货币上面标示货币面值的数字来说明货币大小,但当年欧洲各国的铸币局一直都在偷偷的这么干,农民将五十英尺麻布或一千公斤玉米卖给国家,得到的货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仅相当凝聚在麻布或玉米中的劳动量的2/3甚至更低,这样的货币实际上已堕落成为货币符号,在性质上接近纸币。

  3、金融投机活动毫无限制。1720年,英国南海公司股价从8月31日的775英镑一路下跌至10月1日的290英镑,大名鼎鼎的牛顿损失超过两万英镑,更惨的是那些普通人,一生积蓄化为乌有。南海公司本来业绩平平,但在人为操纵下,股票在极短的时间里一路疯涨了110倍,当时的英国人不分贵贱贫富老幼,发疯了一般抢购南海股票,甚至连国王都参与进来。金融投机行为在当时的欧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例如,法国密西西比股市泡沫、荷兰郁金香泡沫,差不多让全体国民破产。

  4、政府奢侈妄为和中产阶层的贵族病。在当时的欧洲,绝大部分社会收入都被不生产者占有,尤其是英国,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不事生产却效法贵族生活,以奢侈为荣,为此国家每年都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本国不能生产的奢侈品,例如中国贵族、巨贾、大地主们才能享用的丝绸、陶瓷、金银器皿,是英国中产阶层家庭的常见物品。与个人的奢侈相比,政府的奢侈妄为更甚,在当时的欧洲,政府机构的财政开支以及公务人员的薪资开支,几乎占到了财政收入的70%,正因此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不得不完全靠借债。而事实上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弥补巨额财政赤字,但巨额财政赤字的产生不是因为公共事业投资过度,而是因为政府机构的财政负担过大。当年的大英帝国,不仅有着世界上最为庞大壮观的公务员队伍,而且公务员的薪资水平和办公环境也是世界一流的,再加上供养王室贵族、宗教机构、司法机构、军队以及警察等高薪机构的的开支,让财政捉襟见肘。

  5、公然灭绝弱势人口。欧洲大陆上的圈地运动主要发生在18——19世纪,而英国从15世纪末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圈地,被圈占的土地,先是公地和荒地,后来连农民的份地也被圈占。16世纪初英国虽颁布了反圈地法令,但随着市场对肉类和羊毛制品需求的增加,英国议会在废止该法令后通过了一系列新的圈地法令。到十八世纪末英国一半以上的国土都变成了牧场,但圈地并没有到此完结,而是一直延续到了十九世纪初无地可圈才算停止。圈地运动让英国的土地变得高度集中,1873年英国官方的一项调查材料表明,全英3/4的土地被不到7000个大土地所有者占有。圈地运动的结果之一,是英国人口增长率停滞不前,爱尔兰人口实际上是负增长,一份历史资料说,圈地运动导致英国人口锐减300万,这其中大部分人口属于非正常死亡,少部分人口漂洋过海逃到了北美新大陆,这部分人就是北美最早的移民者。圈地运动在性质上相似于今天中国的土地流转承包说城镇化倒也不错,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涌入城市,而法律明确规定,如果不在规定时间找到工作,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第一次流浪被抓到将受到鞭刑,第二次流浪被抓到割掉半只耳朵,第三次流浪被抓到将处以死刑。法律还指出,任何人都有权将流浪者的子女抓去做学徒、当苦役,这些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但工资低廉的无法养活自己。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统治时代,曾有大批流浪农民被处死。圈地运动释放出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并因此让英国变成了日不落帝国,但毫无疑问,这种红利是鲜血染红的。

  6、掠夺殖民地国家的财富。在殖民地,殖民者得到了大量的土地,远远超过了自己耕作的能力。他们没有地租、没有赋税,不用向地主缴纳收获的果实,除了极小一部分要上缴给宗主国的君主外,所有的产品都属于他们自己。他们支付给劳动力的报酬极低,用军队镇压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为了击垮殖民地国家的工业,他们通过外贸补贴方式以极低的价格将国内剩余产品倾销给殖民地国家,殖民地贸易为英国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剩余产品提供了遥远而巨大的市场,同时又不会伤害宗主国的产业结构。

  7、在就业和行业准入上搞双重标准。自治城市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商人和高级工匠手中,为了垄断利益,商人严禁别人涉足自己的产业,正如今天中国的房地产业,利益分配格局一旦形成,行业的大门马上关闭。这些产业通常属于暴利产业,由财大气粗背景非凡的商人控制,他们只要给国王交够保护费,就能从国王手中得到特许专营权。这个问题在就业上也同样存在,当时欧洲各国的学徒制法明确规定,不允许自学成才的人进入社会上已有的职业,工人入职首先必须在当地有资格的师傅门下做学徒,有些师傅为了防范潜在的竞争者,把学费和学徒年限定的很高很高,例如像优雅精致的玻璃器皿制造,受学徒制法规的影响,工人无法自由入行,在欧洲一直属于跟LV包性质相似的限购商品。因此在当时的欧洲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有的产业因为没有竞争,产品价格高的让人不敢企及;有的职业因为劳动力不足,工资高的让人眼红。

  8、滥发公债。由于货币飞快的贬值,滥发公债使债权人遭受巨大的损失,以五年期年息10%的债券为例,债权人购买1000便士的国债,到期后可已兑换到1610.51便士。但这个时候货币实际上已经较五年前购买该债券时贬值了100%,毫无疑问,债权人购买该种国债不但没有赚钱,反而还陪了389.49便士。滥发公债其实就是变相抢劫,使勤劳节俭的债权人吃亏,但负债累累的人却赚了大便宜,由于货币贬值,他们偿还的债务比实际上应该偿还的债务要少很多。例如债务人借1000便士,时间五年,年息10%,五年后连本带息付给银行1610.51便士,但货币此时较五年前已经贬值了100%,考虑货币贬值的因素,他应该还给银行2160.51便士才对,可实际上他只归还了1610.51元,这等于说他里里外外从银行赚了1389.49便士。以举债方式支付国家费用,会使一个国家的原资本逐年受到破坏,那些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收入会被转用,以来维持非生产性的劳动。当年的欧洲各国普遍都这么干,现在的美国比当年欧洲各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非生产性劳动创造的GDP占GDP总额85%强,原因就在这里。

  9、司法开支越大说明社会越不公平。在财富面前,富人变得更加贪婪更加有野心,为了免受法律惩罚或者在法庭判决中处于有利地位,他们不惜重金聘请高明的律师为自己辩护。由于律师制度的存在,坏人以很低的成本就可以赚取最大的利润,尽管他们打官司要花费很多钱,但相比于他们巨额的违法所得,那点钱不过九牛一毛。没有坏人的社会,律师根本就不会存在,因为好人不会违法,自然就用不着律师。律师就是为坏人量身打造的,坏人干了坏事又想逃避惩罚,所以重金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让自己的罪行变轻或者完全不受法律惩罚。律师制度让好人吃亏,因为好人聘请不起高明的律师,在法庭辩论中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律师制度的存在,不啻于鼓励人们干坏事,鼓励人们作恶多端。在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免费的司法,诉讼双方都要向司法机关、司法人员和律师付费,律师和司法人员从中得到的收益远远高于国家给付给他们的薪资。尽管国家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这是不允许的,但事实上从来都没有杜绝过,而且私下里的交易越演越烈。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挤破了头去考法官、检察官和律师。

  以上九个方面的问题,在《国富论》中均有不同描述。

  经济是为国民服务的,国民是国民经济行为的主体和对象,经济必须从属于国民的需要。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繁荣市场、开源增收、保障供给,不断提高国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求。如果忽略了这个根本点,经济学在实践中必然走向反动和血腥,创造的财富越多国民遭受的苦难就越大。微观经济学恰恰就是这样一种荒谬的学说,它把经济行为视同完全游离于国民生活和国民需求之外的活动,以提高资本收益率为根本目的和思考的出发点,片面追求以最少的投入在最短时间里让资本获取最大的回报。

  微观经济学事实上是用来分析指导资本增值的理论,它更准确的称谓应该是《资本增值秘笈》或《商经》,它全部的功能,旨在于为拥有资本的人提供帮助,详尽深入和创造性的为他们分析了最大化实现资本增值的技术和途径,极大的提升着资本家榨取财富的技术能力,对劳动阶层直接构成威胁和巨大伤害。

  微观经济学家的理论,在客观上使他们沦为资本家的帮凶,而实际上在他们接受资本家赞助的那一刻开始,就永远无法洗白他们与资本家沆瀣的污点,微观经济学家正如强盗和小偷们的军师或辅导老师。

  经济和政治是连体儿,自人类社会进入私有制时代,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一刻未曾稍离,从来就不存在超越政治的经济行为。可是在微观经济学家们的笔下,政治被排除于经济行为之外不予考虑,千篇一律强调的只是经济行为本身。微观经济学为什么要刻意回避政治?难道说,经济行为会因为他对政治的回避就能摆脱政治的干扰和控制吗?显然不会,正如新自由主义,越是强调发挥市场的作用,经济跟政治的关系就越加紧密,因为一旦离开新自由主义政治力量的推动和保护,市场就会面目全非。美国是最好的例子,如果现行政治模式被改变,总统由全民直选产生,由华尔街构建的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一夜之间就会被改变。

  事实上回避政治的本身,就意味着微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家们在积极参与政治,是在用沉默的方式为资本和资本家辩护,“政治经济学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富裕起来。”(《国富论》·《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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