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一民工返乡潮，回望毛主席“五七指示”的金光大道

　　五一小长假前夕，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报出很多工厂裁员、外出务工人员返乡潮的新闻。2月下旬全国陆续复工，务工人员离开家乡前往珠三角、长三角。然而，从3月下旬开始，珠三角、长三角的很多企业开始停产、半停产，员工放假或被辞退，返乡潮就已经开始出现。按照法律规定，五一小长假企业也要支付员工工资，很多企业为了逃避责任，在五一之前就将工人遣散回家……国家对私企老板的纾困资金的发放前提是不辞退员工，但显然实施的效果并不明显。保就业成了比稳增长更加紧迫的事情。

　　“进不去城市，回不去农村”就是对这三亿农民工群体特殊生存状况的刻画。东部地区加工企业的状况继续持续下去的话，这些外出务工人员的生计怎么办?

　　相比全国绝大多数农村，闻名遐迩的华西村、南街村则不会因为这个问题苦恼，因为在这些村本身就有大量的集体企业，村民根本无需外出打工。对比这两种状况，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毛主席“五七指示”以及毛泽东时代“社队办企业”的历史。

　　再过两天是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发表54周年，在“五七指示”中毛主席写道：“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

　　“五七指示”为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描摹出了一份壮丽的蓝图，指出了一条金光大道。而“集体办小工厂”、搞“社队企业”的构想，毛主席更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就已经提出了。

　　按照毛主席办“社队企业”的伟大构想——人民公社要有农业，还要有工业，公社内部不但要生产粮食，还要搞工业消费品，既能吸引当地人口就业，还能够提升社区现代化的水准，农村搞得跟城市一样好。

　　试想，如果按照毛主席的这份蓝图发展下去，又怎么会产生三亿农民工背井离乡?又怎么会产生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问题?又怎么会有“死掉的农村”的哀叹?又怎么会有今天“保就业”的难题?我们进一步展望一下，按照毛主席指引的发展道路，又怎么会有春节前的大量人口流动造成的防控压力?

　　面对今天的困境，一切有良知的人都该意识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并未过时，毛泽东思想并未过时!

　　社队企业——毛主席的伟大构想

　　毛主席社队企业构想不是源于书本而是源于实践，是中国农村集体化过程的产物，是中国亿万农民实践的产物，经历了一个萌发、充实、成型的过程。

　　1954年春，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9.5万个，毛主席一面大力推动合作化运动，一面密切注视合作化运动遇到的新问题新苗头和新进展，及时加以指导。《人民日报》刊登了《肥东芦陈乡青春、陈祠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多余劳动力的解决办法》一文，介绍了安徽省肥东石敬塘区青春村两个合作小社为解决多余劳动力出路而开办粉丝坊、豆腐坊、养猪组、养鱼组的做法，毛主席将该文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把题目改为《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还亲自写了300多字的批语。

　　在按语中毛主席写道：“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这里还没有涉及农业机械化。机械化以后，劳动力更会大量节省，是不是有出路呢?” 这是毛主席最早提到涉及社办工副业的论述。

　　1956年4月，在讲述十大关系时，毛主席进一步明确地指出：“农民生活的改善，要靠自己生产，国家不能给他们发工资”。他提倡要组织农民“发展农业和副业相结合的互助”，要帮助农民成立“各种副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合作社”。

　　从1958年起，毛主席把发展农村工业从增加农民福利上升到消灭所有制差别和工农差别，实现公社化和农村工业化，巩固工农联盟，推进国家工业化的高度上来认识。毛主席的社队企业构想逐步成型，成为一种系统化科学化的构想。毛主席认为:“不完成两化(指公社化、农村工业化)商品不能丰富。”也只有“把农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这才是真正的联盟”。因此，毛主席要求通过发展农村工业，把农民变成工人，“使农村生活不低于城市，或者大体相同，或者略高于城市，各公社都要有自己的经济中心”。创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新型社会组织。

　　在1959年2月召开的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进一步明确把办好农村工业归结为办好社队企业，“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毛主席关于社队企业构想对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快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到1978年底，全国社队企业共有152.4万个。其中社办企业32万个，平均每个公社6个;大队办企业120万个, 平均每个大队2个。全国已有98%的公社、82%的大队办了企业。全国社队企业总产值由1975年的169.4亿元增加到达550亿以上。占人民公社三级经济总收入的29.7%，社队企业工业产值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1.7%。

　　社队企业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促进了中国农村建设的进步。在国家的计划统筹加商品经济的灵活交换下，社队工业已成为国营工业的重要补充，它既能生产许多配套的零部件和辅助设备，也能生产一些优质精密的产品。

　　从社队企业到乡镇企业——社队企业道路的消亡

　　社队企业这个名称一直用到1984年，才被乡镇企业所代替。

　　乡镇企业除了包含毛时代及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创办社办企业、队办企业，还包括单干以后逐步加入的农民个体户办的企业。1980年代中后期和1990年代中期是乡镇企业得到大发展的两个时期，乡镇企业当时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成就之一。

　　因为毗邻上海这个新中国的商业及工业中心，农村改革之前，苏南、浙江的社队企业已经具有相当规模，费孝通将苏州、无锡、常州为中心的这种乡镇企业模式概括为“苏南模式”，并设想在此基础上发展小城镇，实现消灭“三大差别”以及农民的城镇化。

　　(说明：这里笔者围绕“苏南模式”展开讨论，但社队企业在毛泽东时代的存在绝不仅限于苏南地区。笔者前些年在一些三线建设的城市调研，也走访了当地的农村地区，社队企业在广大农村地区是广泛存在的。)

　　到了90年代后期，苏南模式却遭遇了巨大危机。关于危机产生的根源，学界论述颇多，笔者只提出个人的一些观察及看法。笔者认为，其核心原因是内部市场经济体制及其产生的无计划的恶性竞争。

　　苏南模式在80年代诞生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名词“星期六工程师”，一大批上海及周边的国营工厂、科研单位的工程师在每周的休息日，被高薪聘请到这些小型的乡镇企业，将国营工厂的产品、技术私自带到了这些小型乡镇企业。这一方面带来了苏南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计划体制逐渐消亡，毛时代两种经济互补、配合的模式不复存在，苏南乡镇企业与原来的国营大厂形成了恶性竞争，功能相同、品质低下却价格低廉的工业品很快冲击着原来的国营企业的产品市场，导致很多国营企业濒临绝境，而苏南模式此时开始隐隐向温州模式看齐。

　　这里简单说明一下当时与苏南模式形成鲜明对照的温州模式。所谓的温州模式，就是指一种在浙江温州地区发育成型的不依赖国家投资、不依靠政府组织的由农民自发自生的非农化发展模式。与集体化企业稳扎稳打截然不同的是，靠着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很快让一大批温州个体农户发家致富，诞生了第一批“温商”。

　　到90年代后期，长三角、珠三角的这种小型加工企业遍地开花，产品质量差、技术含量低、产品却相互雷同，挤垮了原来的国营大厂，这些小型加工企业又开始了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再加上，中国市场已经完全对外开放，利润率高的高端品质需求的小商品被进口产品替代;同时更具技术和资金实力的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已经杀入大陆，给了乡镇企业更加致命一击。

　　面对危局，为了检讨乡镇企业出现的问题，本应对作为手段的“计划”与“市场”进行辩证分析，及时调整路线，然而，后面的事实却是在错误的路线下越走越远。在当时的主流话语下，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被描述为产权不清的、依赖能人的、政企不分的。在相关立法和政策的引领下，从1997-2002年的5年时间内，全国159万家乡镇集体企业进行了产权改革，其中20万家进行了股份制改造，139万家变成了个体私营企业。苏南模式退出了历史，毛主席设想的社队企业走到这一步也基本消亡。

　　当年的乡镇集体企业转制带有明显的向原经营者倾斜的特点，即压低企业资产的估值，转让给原来的控制人。转制后，乡镇集体企业消失殆尽，但乡镇企业仍在，只是性质变成了私营企业。

　　乡镇集体企业的改制，实际上彻底改变了毛主席设想的、农民以离土不离乡的方式参与集体工业、提高收入的发展方向，驱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至此，“春运”、“农民工”才正式走上历史舞台。

　　回看苏南模式，毛泽东时代通过先进国营企业带动社队企业的方式，完全可以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社队企业的技术进步和飞跃式发展;而横插一脚的“星期六工程师”，固然为苏南模式打了一针“强心针”，让苏南模式出现了短期的灿烂，带来的结果却是非常恶劣的。“星期六工程师”醉心于小企业的高额外快，已经无心于国营企业本身的技术累积和进步;乡镇企业“劣币驱逐良币”式的恶性竞争，挤垮了国营企业领头羊，很多毛时代累积起来的以品质著称、出口世界的国营老品牌消逝于历史的记忆中，这些国营老厂被迫破产改制，完全是对中国制造业的一次“降维打击”。

　　结语

　　时至今日，在全国将近70万个行政村中，仍然有7000-10000个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农村集体经济，全国的百强村绝大部分是集体经济村。人们所熟知的江苏华西村、河南漯河的南街村、新乡七里营的刘庄，均是出现了“带头人”在80年代初的单干潮中，顶住了来自上面的层层压力，将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办社队企业的道路坚持了下来，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在这些集体经济村明星村，村集体包揽了村民的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村民也不需要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相反，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甚至出现了大量周边村民去这些集体经济村打工的局面——如果全国一盘棋，仍然在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这种局面完全没必要出现。

　　在今天内需不足、外需不振、企业停产、农民返乡的困难局面下，毛主席“五七指示”的伟大精神不啻为破局的一把金钥匙。

　　附：1976年河南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回郭镇的春天》片段，谢小庆老师2013年10月25日翻拍于河南回郭镇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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