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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兴:疫情考验下的基层社会治理

作者:刘振兴 发布时间:2020-02-14 09:37:17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这场防疫行动着实像一面镜子,折射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诸多问题。

  刘振兴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返乡15天后,我家被贴了封条

  从1月14日到29日,我从武汉返乡已满15天,按照从武汉外出人员自行隔离14天的疫情防治要求,我已平安度过了隔离期。然而庆幸之余,意外却悄然而至。

  29日下午两点多,父亲推门问我:“你有没有接到什么电话?咋刚刚有人打电话说,乡镇派人来查了,说要把我们家隔离起来?”我正纳闷,突然门外隐隐传来交谈声,只听有人问我是不是15号以后回来的,要我出示身份证和返程车票,我便回房间取证件了。

  就在我取证件的功夫,奶奶拿进来两张来访人员递上的“湖北返乡人员防疫管控”登记表,告诉我说“人家让填一下”。我看了一眼表格,想出门问清楚这具体是什么情况时,却发现那些来访人员已不知所踪。

  村长是父亲的朋友,给父亲发来微信语音询问一些需要登记的零碎信息,还让父亲把我的身份证和返程车票拍照发过去。由于来访人员根本没有进门,14号返程的我天真地以为检查完车票就没事了,便让父亲问一句:“这表格还需要填吗?”

  交谈被父亲的手机铃声打断。来电的是村医,询问家中有没有体温计,并要送来一张每天需填写的体温登记表。几分钟后,抵达我家门口的村医再次来电,此时我们才知道,我家门外已经贴上了封条,来访的村医被挡在外面了。

  听闻县医院的疫情防护,我开始慌了

  其实早在去年12月底,武汉卫健委刚刚公布不明肺炎的消息时,我便时刻关注着进态。1月14日从江城武汉回到家乡——华北某县,人们还少有关于新型肺炎的议论。只有几日后高中放假回家的表妹问了一句:“哥,听说武汉传出了什么疾病,是真的吗?”

  那几天,我的朋友圈时时刻刻都在刷屏——捐款、捐物、信息转发,还有对“最美逆行者”们的赞扬……铺天盖地的网络信息让我更加明白什么是“万众一心”,什么是“克己奉公”。没过多久,网上开始有人提醒“警惕新型肺炎向农村”蔓延,起初我想,农村确实需要严格防护,但实际状况应该比网络分析的好很多吧?

  几乎是同一时间,家乡关于新型肺炎的谈论一下子多了起来,但大家讨论的都是同一件事——我县某地有一对从武汉返乡的夫妇,女方回家不久后出现了发烧症状,就医时夫妻双双被县人民医院隔离处理。医院为这对夫妻开辟了隔离区域,并安排医生、护士各一名时刻监护。这样的消息着实打破了家乡的沉静。

  与此相伴的还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轶事。夫妻二人被隔离以后,诺大的医院竟然没有人愿意承担起他们的监护任务,最后不得已通过抓阄的方式选出医生、护士各一名。这彻底打破了我此前对农村防疫工作的乐观幻想,好在这对夫妻如今已解除隔离,安全回家。

  在这之前,我对家乡的医疗情况并不了解。公开资料显示,该院为集医疗、科研、保健、教学等为一体的二级综合性医院,正式在岗干部职工近700人,还通过现代化的管理取得了诸多成绩和荣誉……

  然而作为县域医疗中心的县人民医院,面对突然疫情时管理措施“捉衿见肘”,甚至闹出笑话,怎能承担起防疫工作的重任?痛心的是,这是我的家乡,即便故事再好笑,我也笑不出来。

  窥一隅而知全局,如果疫情降临,基层社会是否还能正常运转?想到这些,我开始慌了。

  需要青年们的防疫宣传,也要干部们的“土味情话”

  有那么几日,我几乎全天时就都坐在沙发上不停地刷着手机信息,哪个医院缺少物资了、哪里组织捐款捐物了、哪些医护人员冲锋陷阵了……多次盯着手机屏幕发呆之余,不知不觉湿润了眼眶,期待着早日返程,为防疫工作尽一点微薄之力,哪怕是跑跑腿、搬搬物资。

  1月22日,置身物资匮乏的信息流中的我终于坐不住了,决定就近购买一批医用口罩,要么邮寄到武汉,要么返程装用拉杆箱带去。习惯了付款全靠手机扫码的消费方式,然而回到家乡,我只好翻出手头的600多元现金,带上银行卡出门了。

  出乎意料的是,跑遍了周边的七八个大药房,竟然买不到符合防护标准的医用口罩,我每到一家药房都拿出照片跟经理反复确认是否售卖,只有一家药房的经理明确反馈曾经售卖过,不过下次上货要等到正月初六了,我只好要登记下购买需求,存好联系方式,准备年后再来买了。

  临近年关,街上购置年货的人往来不断,却未曾看到有人戴口罩,目之所及一片“安庆祥和”。然而两天后,武汉封城,能否按时返回已成问号。

  刷朋友圈时,常常看到好友关于“家人不听劝阻、不戴口罩”的吐槽,而我的家乡,也许只有为数不多的返乡青年才会扮演起这种苦口婆心的劝诫者角色。

  根据我见闻,那些劝说也基本上以失败告终——在无外界力量干预之前,思想认识和行为习惯的强大惯性非疫情所能左右,人们宁愿接受限制出行的强制措施,也达不到戴着口罩自由出行的觉悟水平。

  乡村防疫,解决民众的思想认识问题迫在眉睫,只有基层宣传工作做得到位,之后的系列措施才具备顺利开展的可能性。

  但实际情况是,老百姓们更着眼于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和春节前后的休闲娱乐,千里之外的武汉疫情不足以影响到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只有为数不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返乡青年自觉承担着疫情期间的家庭宣传工作。因此,领导干部们必须结合实际做好行之有效的宣传工作,引导民众树立防疫意识、学习防疫措施。说白了,在任何工作开展之前,老百姓都需要干部们的“土味情话”。

  听闻封村,亲朋聚会匆匆散场

  春节期间少不了拜年走亲戚的环节,虽然网络空间一直倡导不拜年、不走亲戚、不搞聚会,但这对家乡的影响微乎其微。近些年,家乡倡导移风易俗,大年初一起早给乡邻拜年的人少了;近年出台了烟花爆竹的燃放规定,过年期间放鞭炮的也少了。至于亲戚间聚会、好友们串门打麻将,一切照旧。

  大年初二,表姐夫陪表姐回娘家省亲。舅舅不在家,继武汉“封城”之后,北京也采取了严格的交通管制,在京务工的舅舅不能回家过年了。舅妈喊上我和表弟的女朋友一起聚会。说实话,小时候和表姐、表弟常常形影不离,大学后每年只能趁假期见上一、两次了。

  按原计划,表姐和姐夫初二早上开车出发,车程一个小时左右,晚上返回。表弟女友也是早上出发,只是车程要短一些。前一天晚上十点多,表姐突然发消息:“你舅妈打电话说明天要封村,你知道消息吗?我明天还去的了吗?”

  此时的我还停留在对家乡宽松的疫情管理认识上,完全想不到会采取这样的措施,也丝毫没有听到关于封村的传言,只能回复说:“明天早一点了解下,再决定来不来吧。”

  第二天上午,隐约听到村委会广播“少出门、量体温”等内容,但路上时不时有车辆驶过,我松了一口气。十点多时,表姐和表弟女友全都到了,几个久未谋面的年轻人终于聚到了一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大部分时间都在聊着有关疫情的见闻。午饭时,边吃边聊,无需劝酒,无需拘谨,杯子里倒上自己喜欢的饮料,摆脱了北方乡村社会酒文化的束缚,饭菜也显得格外可口。

  刚吃完午饭,看手机的表姐突然喊了一声:“呀,封村了!我们还回得去吗?”正说着,舅妈也匆匆进门说:“封村呢,赶快收拾东西回去吧,别晚了开车出不去了。”此时,视频显示主干道路口土已经堆起来半米多高了。表姐和姐夫急忙返程,表弟也赶紧出门送女友,期待许久的一场聚会戛然而止。同样是这一天,周边的村全都封了。

  纵观基层防疫行动,没有铺垫,没有伏笔,一开始便是高潮。大年初二毫无征兆地封路措施无疑给民众带来诸多不便,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病毒传播的可能性,但对某些人而言,这阻断的是生命通道。

  一个电话让村干部慌了手脚

  在我家被贴封条隔离之后,好几家媒体的老师、朋友发来消息,要么约稿,要么询问情况,有人了解情况后直接发问:“需不需要报道?”

  我的第一反应是“千万不能报道”。一方面,我深知媒体的影响力,然而以乡村社会为代表的熟人社会有着迥异于城市的处事逻辑,媒体报道绝非上策。另一方面,此时的我也一头雾水,由于我都没见到来我家门口贴封条的到访人员,父亲也只是打电话询问村干部才被告知——没有在1月27号前主动上报,现采取全家隔离14天的强制措施。

  但是,我几个问题始终想不明白,其一,我回家已经15天了,为什么还要隔离?其二,我回家多天始终没有收到要求上报的通知,责任在谁?其三,在我们不知情、不在场情况下贴封条已是违法行为,乡镇政府的领导干部知法犯法还是根本就不知法?其四,隔离以后有无配套措施保证我和家人的正常生活?

  带着疑问,我主动电话联系了村干部,电话那头吵吵嚷嚷,显然几个相关村干部都在场。然而,几名村干部连我为什么被隔离都解释不清楚。压着几分怨气,我还算客气得告诉电话那头的叔伯们有媒体联系采访,并询问处理意见。

  可能对方开了免提,当听说有媒体采访时,旁边有人应和了一句:“没事,封路了,他们就算来了也进不来。”

  听到这话,我幡然醒悟,猛然间为家乡的发展感到深深的担忧——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上有着相当完备的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和相当成熟的经验,但我的家乡似乎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民众缺乏参与事务管理的意识,干部们毫无联系群众的传统,社会治理是几个领导干部的治理,治理水平完全取决于领导干部的自身水平。“封路了,记者进不来”的回应是否已经代表了村干部的认识水平?我忧虑了,也词穷了。

  能感觉到,他们嘴上强硬,心里还是因不知所措而害怕的。村长马上回复说:“好,我马上跟上面联系。”

  三两分钟后,对方来电了。我心里纳闷:“这么快就联系完了?不科学。”接通电话,对方不停地说“没事,别太在意,等会儿我们去你家,我们都去。”没过多久,来了两名包括村长在内的村干部,二人都与我家沾亲带故,他们从门外撕下封条开门进来,显然是被其他人推着来说和的,也显然,他们根本没有告知乡镇干部。

  其实这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束手无策时,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历来是基层干部的工作理念和作风,不仅如此,还打起了“亲情牌”。两名村干部避重就轻,滔滔不绝地说着一些套近乎的话,内容无外乎“我们都没跟别人说你从武汉来,都假装不知道,还跟别人说你在新疆支教呢!”总之,避重就轻,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想着安抚好我了事。为了表示让步,村干部还主动提出了解决方案——明天一早我们来重新贴一下封条,贴一半留一半,门可以开,你们尽量白天不要外出,有什么需要就打电话。

  不过有一点我是信的,他们此前确实是“为了我好”,在疫情监控工作时有意替我隐瞒,但客观来讲,“不想多事”是家乡村干部们的一贯作风。

  隔离真相“千呼万唤始出来”

  和天南海北的朋友们交流发现,与我情况相同的并非个例,综合各种信息,我差不多确定了被隔离的原因——大数据排查从武汉乘车人员,未主动登记视为瞒报。但我询问村干部是不是被认作瞒报被隔离时,他们一口否认,不知是碍于面子,还是确实不知情,毕竟隔离是乡镇政府执行的。

  次日中午,某外乡政府工作人员拨通我的电话,声称在排查返乡人员,因我的信息不全才导致弄错了辖区,连声道歉。借此机会,我开门见山直接发问:“今天是我回家第16天,昨天被隔离,是不是被认作瞒报了?”该工作人员吞吞吐吐,不得不承认“是的”,而后发出尴尬的笑声。她告诉我:“有什么事情可以联系所在地乡镇政府。”

  我直接拨通门外隔离公示牌上面包户乡镇负责人电话,告知其刚刚的通话内容,然而对方一副蛮横粗鲁的态度,于是我直接要求查看隔离返乡人员的相关文件。对方声称有文件,却支支吾吾解释不清楚,一再转移话题,通话不欢而散。我拨通村支书(隔离期间包户责任人)的电话,礼貌而又态度强硬地请求其帮忙要到相关文件,理由是“省的说不清道不明,避免日后有麻烦”,村支书也不好拒绝,便一口答应。

  至此总算“真相大白”了:先前要求从汉返乡人员主动上报信息,一系列客观因素导致我们未听闻此消息,加之相关村干部要么可能有意袒护,要么可能窃于“得罪他人”,抑或是“上级不督查、下级不行动”的心理,一直未登记报备。之后,国家相关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疫情期间武汉外出人员,根据某不曾见过的文件,未曾报备的视作瞒报,采取14天强制隔离措施。事情发展至此,无论是村干部还是乡镇干部只好“按要求办事”,避免自己惹麻烦。

  其实,我对那份坚持要查看的文件并没有抱希望,对被隔离的措施虽有不满但也接受。这就是熟人社会,一切质疑都显得苍白无力,哪怕已在心中重复了无数遍,却始终提不到嘴边,最终以接受全家隔离而收场。

  对诸多现象的反思

  不过,这场防疫行动着实像一面镜子,折射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诸多问题。

  其一,在这场全国防疫行动中,基层干部们仍是“无头苍蝇”,前期没警惕、没行动,发现疫情严重时,机械地听从上级要求封路、封户。其实,这次防疫行动只是其工作模式的一个缩影,家乡的基层干部历来没有新思想、新方式、新思路,打一鞭子顺势走两步,头脑一团懵,工作不透明,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乡镇干部入村封户,村干部一味听从而不知事出何因。在他们的带领下,乡村可能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也绝对不会有任何进步。

  其二,随着城乡联系进一步加强,新一代青年的思想发生改变,乡村社会内生的治理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考验。在我一再要求查看封户的相关文件时,村支书似乎有些无奈地说:“怎么变得这么执拗,怎么上大学上傻了?”看得出来,以往村干部的工作是少有人质疑的,他们尚未树立起“依据规章办事”的思想,青年一代要么置身乡村事务事外,要么好似一条泥鳅搅动一潭死水。

  其三,防疫行动中碍于面子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着实需要改变。来我家“劝和”时,村干部还讲述了一名在汉务工人员回家后被隔离的故事,简直让人大跌眼镜。某在汉务工人员返乡后被隔离,但每天晚上其家里便成为牌友们的聚集地,每天与之接触的人达二三十个。我不敢相信,家乡疫情防控竟如此随意,更不敢相信,这个事例竟出自村干部之口。防疫绝非儿戏,如此关头还考虑人情、面子等细枝末节的利害关系,与表面上的“硬核防疫”矛盾至极。

  其四,不需要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基层更不需要。封户事小,重在方法,原本就需告知原因,却需要被隔离对象自行“破案”。在我被隔离的次日,家在西北某地的好友也面临被“贴封条的局面”,此时该好友已回家13天,并且主动到社区登记,每天报告体温。当其要求查看相关文件时,工作人员口头答应去取,离开后却致电领导,称其不配合工作。疫情防护需要绝对重视,但也要防止用力过猛,不让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成为全民抗疫的挡路石。

  其五,最基本的人文关怀不能缺位。隔离本身无可厚非,关键是要有配套措施达到疫情防护的目的并保证相关人员的正常生活,而不是简单粗暴地贴上封条了事。此外,我与前来贴封条的乡镇干部自始至终未曾谋面,当我给其负责人打电话询问原因时,对方称“我们从外面看见你父母了还不行吗,你是病人我们当然不能见你”。如此做法,疫情能不能阻断还是未知,但确定无疑的是,干部彻底失了民心。

  家乡是我长大的场所,却不是扎根的地方。长期以来,眼中的种种“乱象”让我与其日渐疏远,我一再置身事外,却终究无法逃离。我深知,改变绝非轻而易举,也绝非一朝一夕,漫漫长路,更任重而道远。

  完稿之际,被隔离的第三天早上,村支书打来电话,告诉我纪委来人了,讨论结果是我无需隔离,并完成了解除隔离的相关程序,突然间,一场防疫管控以闹剧的形式草草收场,不得不说,疫情让基层社会乱象更加暴露无遗。我自由了,却开心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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