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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伟|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主义批判

作者:许光伟 发布时间:2020-01-13 09:18:56 来源:《保卫资本论》 字体:   |    |  

  资产阶级的古典主义自然不能同中华文明体系的古典主义相混同,但它一样很古老,也可以追溯很远。然则古典学派引出“新康德主义”的一系列问题。而反击的力量则有“三波”:第一波就是19世纪马克思的反对;第二波贯穿整个20世纪,以列宁的功劳最大;第三波则是“21世纪的中国”开始发力,所凭借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也。

  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主义批判

  春来发几枝

  ——题引

  【特别提示】此为《保卫资本论》第八章,原名“古典主义批判”,——首版(2014)此章附有一个副标题“同盟者·反叛者”。资产阶级的古典主义自然不能同中华文明体系的古典主义相混同,但它一样很古老,也可以追溯很远。囿于篇幅,《保卫资本论》同样是从亚当·斯密直接开始进行批判分析的(是因为考虑到马克思的学术话语以《国富论》为批判靶子,《国富论》对《资本论》而言是“既予的”;在某种意义上,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研究的是同一个题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人类历史发展中理解思想史上的“斯密现象”问题,只能留待后续专文补出。

  楔子

  (一)

  1871年,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先生在他的《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一书中就已经证明,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使西欧读者在阅读他的这本出色的著作时感到惊异的,是纯理论观点的始终一贯。(马克思:《资本论》二版跋)

  (二)

  我们已经看到,斯密起先把价值分解为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后来又反过来把它们说成是商品价格的独立的构成要素。在前一种见解中,他说出了隐蔽的联系,在后一种见解中,他说的是外部表现。(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

  (三)

  在1820年代,在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利用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反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及用资产阶级自己的武器来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全部文献中……(以及)欧文的整个共产主义在进行经济学论战时,是以李嘉图为依据的。(恩格斯:《资本论》第二卷序言)

  (四)

  D.麦克莱伦(1979年)的《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足够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很少依仗着《资本论》中所用的特殊分析方法。这里,经济学只起着很小的作用,并且即使这样,这个历史的很大一部分也是为证明需要放弃马克思的分析,或至少通过去掉其不必要和过时的概念(如价值)而使其‘现代化’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科莱蒂(1972年)的论文“伯恩斯坦和第二国际的经济学”透彻地分析了这个修正的过程以及它的理论根源。也可以参见佩里·安德森(1976年)的带有刺激性的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安瓦·赛克:《代数学的贫困》)

  (五)

  这特别表现在对待“抽象”这个问题上,一般说来,你的确过于贬低“抽象”了。这里的区别在于:马克思把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共同内容概括为它们的最一般的思维表现,所以他的抽象只是用思想形式反映出已存在于事物中的内容。与此相反,洛贝尔图斯给自己制造出一种或多或少是不完备的思想表现,并用这种概念来衡量事物,让事物必须符合这种概念。他寻求事物和社会关系的真正的、永恒的内容,但是它们的内容实质上是易逝的……你对价值也采取了类似的态度。现在的价值是商品生产的价值,但随着商品生产不再存在,价值也就“变了”,就是说,价值本身还存在,只是形式改变了。实际上,经济价值这个为商品生产所特有的范畴,将同商品生产一起消失,就像它在商品生产以前并不存在一样。劳动同产品的关系,无论在商品生产以前或以后,都不用价值形式来表现。(恩格斯:《1884年9月20日致卡尔·考茨基》)

  (六)

  作为价值决定因素的边际效用的学说,就是靠这种推理而得以成立的。这一学说是在许多国家中由一些极有见识的人完成的……考茨基不理解,或者不愿意理解……于是他拿手枪对着我的胸膛:“非此,即彼”……对此,我只有这个回答:请您先停止胡放枪,这条床单并不是非毛织品即丝绒,而是既是毛织品也是丝绒;是好的、结实的毛织丝绒……当然,我并没有像考茨基按我不能理解的方式所推断的那样,想到把这种一般的社会关系叫做“纯粹思想上的结构”,而是把马克思分析那种价值关系时用作基础的劳动价值说成是一个思想观念,或按照我的观点加以证明。无论我的这种证明是否成功,考茨基所提出的反对我的话不仅没有驳倒它,而且甚至根本没有触及它。如果像考茨基所说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在价值概念中寻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机构的关键,那么这个“价值概念”就应当可以是“实际的、从历史上发展下来的社会关系的肖像”,更加无非是一个“纯粹思想上的结构”。(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

  (七)

  不久以前,正统社会科学的时兴风尚是宣告太平盛世已经到来:贫困消失了;异化没有了;意识形态终结了。当然,这些都不过是在理论上说说而已。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现实却刺眼地不顾它的理论家们的柔弱感受,继续在以它那种严酷的危机不断的方式发展着。这是对正统经济学的最具有毁灭性的打击,它的整个立场都受到了马克思曾说过的那种“现实的实践的批判”。与此同时,伴随着正统经济学地位的理所当然地衰落的是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的迅速复兴……但是麻烦在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有相当大的不同。马克思用了25年以上的时间来写作《资本论》这本巨著,并且这个作为他所计划的更大著作的核心部分从来就未真正写完。而且他曾寄希望于他的后继者来系统地完成这个计划,但是这个任务却在实际上从来没有被完成。相反自他逝世后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得很不稳定,只是零星分散地联系到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一会这里用一个方程,一会那里用一下生产图式,到处用辩证法和阶级斗争,用手中的不管什么材料去乱补空子。这些材料,大部分又都是从正统经济学那里抓过来的。结果是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资本主义现实之间的关系,“被微妙地但又稳步地代之以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理论之间的新的关系”。现在,一阵风过后,我们又都成了凯恩斯主义者了。(安瓦·赛克:《代数学的贫困》)

  所谓斯密问题

  一定的生产关系实体是生产的历史运动的产物,它的认识形式得以显露出来,则是这种生产关系本身的历史运动进行到一定阶段后人们的工作成果。实际上,人们总是在对一定生产关系历史运动进行长期观察和研究之后,能够对蕴涵其中的社会实体进行明确,剖解其工作构造。例如,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已经被认识到,它在本体和实现道路的形态上被概括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紧密结合;同样的原理,产品社会(商品社会的对应工作物)则可说成是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紧密结合形式。至于原始共同体的形态萌芽,乃是从生产和消费的紧密直接结合关系开始的。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来讲,支撑一定生产关系历史运动的载体是存在的,就是诸生产一般的规定: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等等。总之,这种运动规定是存在的,不过仍旧是一些模糊的前提,尚未得到条理化的工作处置。

  【注:这也表明了最初的生产关系实体和生产关系运动的认识对应工作,看起来是多么地随意。在存在者诸规定中,斯密重点挑出交换关系进行研究,表明他所关注的是笼统的市民的社会关系,系由分工和交换活动这些经验性关系构筑而成的朴素含义的经济社会。斯密甚至天真地认为,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仅由物质交往关系所浇铸。他用棋局隐喻在这个自然演化生成的体制中,没有哪个特权阶层拥有对社会的支配权,只有社会自身的分工和交换关系才拥有对它的“发言权”。由此在斯密看来,分工是社会的物质内容,物竞天择,盖自然秩序;分工由于了无蔽处,它的经济特性即完全由市场交换关系所支配和决定。一言以蔽之,交换是“财富性质”,分工是“财富原因”,交换不过是分工之秩序,分工盖其自然演进,乃形成交换之社会手段。而如此一来,交换即取得分工合类性的经济规定。】

  (一)

  兼相爱,交相利。斯密如同中国古代墨子首先看到这种现象。如此导致,“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又把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现的那种联系,也就是在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同样在那些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人们眼中所表现的那种联系,与上述内在联系并列地提出来。这是两种理解方式: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图式化的概念规定之中。这两种理解方式在斯密那里不仅安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因为他的任务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方面,他试图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生理学,另一方面,他试图既要部分地第一次描写这个社会外部表现出来的生活形式,描述它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又要部分地为这些现象寻找术语和相应的理性概念,也就是说,部分地第一次在语言和思维过程中把它们再现出来。前一任务,同后一任务一样使他感到兴趣,因为两个任务是各自独立进行的,所以这里就出现了完全矛盾的表述方法:一种方法或多或少正确地表达了内在联系,另一种方法同样合理地,并且缺乏任何内在关系地,——和前一种理解方法没有任何联系地——表达了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182-183页】

  囿于财富对象和物象关系对象的直接性互译,斯密不能提出价值范畴。但是,对物象关系对象的肯定使其对于社会物象关系“为什么”的问题具有直接的敏感性,而率先提出交换关系=社会物象关系工作命题。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可把斯密的这一层思路与他提出内在价值论的思路相互混淆起来。因为,对于他来说,前者是个交换价值的标准尺度问题,而后者则是商品的真实价格(即价值)问题。斯密由于注重商品的交换问题,因此,他当然要非常强调商品之间凭什么样的标准尺度来进行交换的。斯密对这一点的回答是商品所支配或购得的劳动量。在这之后,斯密才继续追问为什么劳动(指购得的劳动量)能成为交换价值的标准尺度……斯密恰恰就是在这种所支配的劳动量的角度上来谈论劳动价值的不变性的。李嘉图显然没能理解斯密思想中的这种思维层面。他用自己对“劳动”的内在化的理解来解释斯密的“劳动”,其结论当然不可能是切中本质的。尽管从李嘉图所主张的内在价值论的角度看,斯密的劳动价值是不变的观点的确是错误的。从斯密的整体思路看,尽管他的确提出了内在化的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但在他的思想中占主要分量的还是所购得的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注:唐正东:《从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第96-97页】

  此外,斯密尽管只注重研究市场交换关系,但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小资产阶级者西斯蒙第对于斯密的评价十分地中肯,实际上,斯密是重视历史方法的,但不过被经验主义掩盖了。他讲到:“历史研究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政治经济学不是建立在枯燥无味的计算基础之上,也不是建立在被视为毋庸置疑的公理的推断以及难懂的数学推演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对人类和人的研究的基础之上,它不孤立地研究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抽象地看待人的生存所发生的变化,因此,政治经济学家必须向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请教,因为这种研究就是历史和地理的哲学。”并尤为恰当地说:“亚当·斯密承认管理学只能建立在人民历史的基础上,人们只有通过对事实的明智观察才能推断出原则,《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人类历史哲学研究的成果。”

  【注:Carl Menger,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thod of the Social Scienc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conomics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Lawrence H. White), trans. by F. J. Nock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69-170.】

  体现在研究对象方面:某种意义上,分工和交换始终是其经济学巨著的两大并列性研究主题;斯密对它们采取史论结合论证方式,结果并不像资产阶级主流派所追述的那样,形成了理性经济人-看不见的手假说(即理性-效率范式)的演绎套路。究其原因,“斯密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以手工劳动为技术基础的工场手工业,还不能彻底打破同样以手工劳动为技术基础的前资本主义的简单商品生产,不仅如此,工场手工业还要简单生产为其加工原料,这样,简单商品生产者便生存下来,直至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出现,它们才缓慢地消灭。这样,斯密便清楚地看到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别,从而又看到价值规律从能够发生作用到不能发生作用,这当中有一个空隙。”【注:陈其人:《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160页】

  (二)

  斯密实际研究了“作为历史存在者的交换关系”的发展体系。他很愿意“证明”——通过详细地描述历史材料:分工固然形成交换的物质基础,但交换委实形成了分工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分工促成交换,交换进一步引导了分工的历史形成和发展。这些结论被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崇尚为“斯密定理”。斯密运用的是历史经验分析和以之为基础的体系综合的工作方法。

  《国富论》的体系为:近代市民社会的经济理论(第一、第二编)→对旧市民社会农业投资进行限制的经济行为进行考察的史论(第三编)→对斯密同时代的市民社会=世界市民背景下的以国际贸易为目标的产业政策和学说的现状分析=时论(第四编)→最后对第一、第二编的经济理论进行深入分析,去除法制和意识形态对以前和当时市民社会的歪曲,从而发现市民社会的性质和作用的理论(第五编)。简言之,《国富论》的体系是市民社会的理论、史论、时论和市民国家理论,是以理想的市民社会为基准来对照此前和当时的市民社会,寻找与作为自然制度的市民社会相对应的市民国家的向上体系。

  物象关系的抽象(抽象的交换)按照一定逻辑规则上升为物象关系的具体(具体的交换)。据此,“《国富论》也算是依照这样的‘综合方法’‘上升式方法’而达成的体系”:

  《国富论》的体系是这样编成的:它从最单纯的生产的规定(分工)开始,向生产→交换→分配→再生产前进,这样的再生产(第二编)过程,就以资产划分=再生产(第一章)→收入划分=再生产(第二章)→生产的劳动=再生产(第三章)→利润、利息=再生产(第四章)→投资顺序=再生产(第五章)的过程,将先前的规定作为前提包摄进来,并形成螺旋状上升的体系。【注: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66、348页】

  马克思提到斯密为了证明“只有劳动才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用来估计和比较各种商品价值的最后的和现实的唯一尺度”,而断然认为:“等量的劳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对工人本身都必定具有同样的价值。”诚然,斯密这么说时,“他看到的是现代雇佣工人。”【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60页】斯密从交换关系I中看到了内含劳动决定价值,这时他说的是本原形态的市民社会(个人主义社会,可设定称谓:市民社会I);而从交换关系II中看到了购得劳动决定价值,这时他说的是心目中的资产阶级社会。斯密力图把市民的历史发展在认识图像上组成一个统一的结构。

  【注:这种逻辑强制来自早期不成熟的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仅仅关注了机械空间运动和构造的物理现象学。“斯密受牛顿式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影响很深,他几乎从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下的理论任务是,像牛顿解释自然现象一样,分别用简单明了的原理或原则来对社会科学中的各个领域进行牛顿式的解剖。”(唐正东:《从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第41页)】

  而为求得逻辑上的一致,斯密实际把后来的已经明显不同的发展暗指为另一种意义的社会(此处可设定称谓:市民社会II)。这种经验主义做法仍然体现科学与历史的逻辑交锋,即斯密为了说明一种科学,果断地使历史服从了科学。

  (三)

  “这样就出现了二重自然法。”但这是马克思无论如何不能认可的。“马克思年轻时候就已经读过斯密的《国富论》(法文译本)并做了笔记。在那个时候,阅读过程中感觉最强烈的问题之一,就是两种所有制规律之间的区别和关联。即在《国富论》第一编,从第一章到第五章斯密阐述的是自己劳动的劳动者拥有其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可是进入第六章,徒然说这种规律是以前的规律,在资本积累和土地占有(也就是原始积累)完成之后,劳动者制作的产品分成三个部分——工资、地租、利润……两者之间,存在着所有制规律上的巨大分裂……马克思意识到,这种转变应该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秘密所在。对这一转变进行系统性的探索,就是对斯密经济学进行批判的第一点。”所以,“马克思在《大纲》中的理论构想是发现这个历史过程、对斯密的道德哲学=经济学进行批判并力图重建。”

  【注: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7-21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建立起这样的批判分析:

  所有现代的经济学家,无论偏重经济学方面或偏重法学方面,都把个人自己的劳动说成最初的所有权根据,而把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说成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前提……这种前提本身是建立在交换价值这种支配着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总和的经济关系的前提上的,因而它本身是资产阶级社会即发达的交换价值的社会的历史产物。另一方面,因为在考察比简单流通所表现的经济关系更为具体的经济关系时,似乎出现了与[上述占有规律]相矛盾的规律,所以一切古典经济学家,直到李嘉图,都喜欢把这种来自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观点称为一般规律……可以说是限定在经济学上的原罪以前的时代……于是,就会产生这样一个奇怪的结果:资产阶级社会的占有规律的真实性竟不得不被搬到这种社会本身还不存在的那个时代去,而所有权的基本规律不得不被搬到还没有所有权的那个时代去。

  马克思纠正说:

  【“这种幻觉是显而易见的。”】

  从而促成理论认识遐想:

  既然通过自己的劳动进行占有的规律是前提,并且这个前提是从考察流通本身中显露出来的,而不是随意的假定,那么在流通中自然就会得出一个建立在这一规律基础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和平等的王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98,第349-350页】

  (四)

  交换关系统一了运动,交换关系成了社会实体。但是,这一切如此地自相矛盾。其间,我们能够了解到马克思对于斯密体系进行改造的工作实质:

  马克思对斯密体系进行了如下的重构。首先把斯密的市民社会理论(第一、第二编)和史论(第三编)进行综合,从这一理论体系中包括发展到近代市民社会的人类史,以现代市民社会的认识为历史认识赋予根据。把过去的历史理解为包含了与资本生产方式相结合的各个要素,并区分了它们的差别。所以,斯密的理论和史论在马克思《<导言>(五编)计划》中的第一、第二编中统一起来,把《国富论》最后(第五编)的市民国家论移入“计划”的第三编。马克思在以下意义上继承了斯密的国家理论,也就是把国家(如在《导言》第四节的标题中可以看到的)理解为用政治权力对市民社会的生产=交往等关系进行法制、意识形态上的总结,同时保护市民社会的自由、平等、所有权、安全……再来看“计划”的第四编和第五编。斯密的第四编讨论了欧洲重商主义列强,他明确批评了重商主义的一些行为……导致了使各国国民走向贫困和悲惨境地的旧帝国主义战争。马克思在他的计划中把这一问题(出现产业资本的霸权地位)放入资本一般论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原始积累内进行讨论,论述了马克思时代的被国民国家统一的国民经济(市民社会)的对外关系(贸易、外币兑换)。最后的第五编,马克思描述了未来发展的图景。他认为在由资本组织并发展起来的金融市场、产品市场等组成的世界市场上,各国的工人阶级事实上被统一起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这些工人觉醒,在资本生产方式成熟起来的精神的、物质的财富(实际是生产者自身的力量)重新回到又夺回生产者手里,最后创造代替作为最后前史的近代市民社会的新社会的可能性成熟了。以上是马克思在《〈导言〉计划》中对斯密《国富论》体系的重构,马克思在计划中的构想是设定一套适合他所在的时代的理论体系。【注: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67-68页】

  在粗略意义上,我们也就可以说在五篇结构计划中间,马克思所努力克服的乃是斯密有缺陷的历史学家工作身份,以不断推进的生产关系运动研究确立真正含义的历史工作者规定。由于缺少对生产关系的历史内在把握,斯密的交换关系是悬置的。也就不能够断言:“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哲学历史观的逻辑层面上,就是第一次在现代社会经济过程中确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客观规律。”【注: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第58-59页】

  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应该反过来这么说:“黑格尔把诸个人生产商品的劳动当作劳动的现实化,斯密把雇佣工人为资本家生产商品的体制当作是自然的自由的体制,把雇佣劳动当作了自然的劳动。前者与后者在形态上是相同的,斯密的经济学和以此为基础(在此范围内)的黑格尔的哲学都是站在伪自然主义、无历史的立场上。”【注: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421-422页】

  因此,对上述那些话,必须立即进行补正:

  当然,这个立论同时也直接导引出资产阶级自然意识形态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一是这种自由经济的自然性和公正性;二是由此引出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天然性和永恒性。【注: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第59页】

  被历史难倒的李嘉图

  劳埃德·雷诺兹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果说在技术上属于李嘉图学派,那么在精神上则完全属于德国历史学派。”此言不虚。“它是一种有关政治经济发展的‘阶段理论’。中心问题是,组织生产的不同方法,连同与其有关的所有制和上层建筑,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替的。”【注:雷诺兹:《经济学的三个世界》,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65页】

  马克思揭示了生产关系的中心作用,而李嘉图的理论或者说经济学则是完全相反的道路。李嘉图揭示了分配关系的中心作用,相反地,忽略生产关系的作用,缘由是以物象关系替换了生产关系的位置。这使得李嘉图和生产关系经济学失之交臂,而在物象领域内致力于分配关系经济学。但是,李嘉图的贡献是了不起的,他事实上第一个预言了生产关系经济学的存在性。

  (一)

  如果说斯密和李嘉图共同锻造了古典主义的骨架——市民关系存在者,那么必须承认,他俩是从不同方向或者说基于两个路线——历史路线、物质路线——前进并最后会师的。斯密由历史方向进发,逼近对社会存在者的拷问。“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但实际上,斯密没有注意到劳动形态的特殊社会规定性:“这也许会造成一种看法,好像由此只是替人——不论在哪种社会形式下——作为生产者在其中出现的那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关系找到了一个抽象表现。”这很像西美尔式样的观点。然而,“从一方面看来这是对的。从另一方面看来就不是这样。”因为“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斯密使历史对象的运动历史经验化,必然导致进一步将社会实体物象化。他看不到:“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因而)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这样,也就否认“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第21-23页】

  在这方面,斯密毫不动摇地继承了重农学派的遗产。不管怎么说,马克思事实上赞誉了他的历史眼光。

  李嘉图则不同。他将物象关系的社会规定推向了极致。马克思确证:“实际上,这门科学自亚·斯密和大·李嘉图以后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做了不少事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2007,第238页】

  斯密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历史研究方面鲜有实质性进展,而一步跳向了经济学的庸俗叙述方面。可见,“斯密的后继者们,只要他们的观点不是从比较陈旧的、已被推翻的理解方法出发对斯密的反动,都能够在自己的专门研究和考察中毫无阻挡地前进,而且始终把亚·斯密作为自己的基础,不管他们是和斯密著作中的内在部分还是外在部分连结在一起,或者几乎总是把这两部分混在一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183页】

  另外,“李嘉图似乎是从别的行星上掉下来的。”尽管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李嘉图能配得上真正意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称号,李嘉图著作称得上是资产阶级工作系统中最为优秀的“经济学家的叙述”。“大卫·李嘉图与亚当·斯密相反,他十分清楚地做出了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并且指出,这个规律也支配着似乎同它矛盾最大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李嘉图的研究只限于价值量,在这方面他至少感觉到这个规律的实现有赖于一定的历史前提。”主要根据即是:“实际上,这不过是说,价值规律的充分发展,要以大工业生产和自由竞争的社会,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前提。同时,李嘉图还把劳动的资产阶级形式看成是社会劳动的永恒的自然形式……他犯了时代错误……李嘉图虽然受着这种资产阶级视野的限制,但是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它的深层是与表面的外观完全不同的——作了非常深刻的理论分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98,第454-455页】

  还可以补充出来的根据是:“一方面,李嘉图告诉马尔萨斯,他的目标是要阐明原理,因此他‘想象出了一些有力的事例……用以表明这些原理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他要常常告诉议会,经济学的一些结论‘像重力原理一样确凿无疑’。无论如何,毋庸疑问,李嘉图的继承者们从他的著作中得到的启示是:经济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不是由于它的研究方法,而是由于它的结果的确实性。”【注: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石士钧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61页】

  另一些根据是:“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他希望为生产而生产,这是正确的。如果像李嘉图的感伤主义的反对者们那样,断言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本身,那就是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如果像西斯蒙第那样,把个人的福利同这个目的对立起来,那就是主张,为了保证个人的福利,全人类的发展应该受到阻碍,因而……就是不理解: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由此可见,李嘉图的冷酷无情不仅是科学上的诚实,而且从他的立场来说也是科学上的必要。因此对李嘉图来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究竟是毁灭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工人,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种进步使工业资产阶级的资本贬值,李嘉图也是欢迎的。如果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现有的固定资本贬值一半,那将怎样呢?李嘉图说,人类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这就是科学上的诚实。如果说李嘉图的观点整个说来符合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只是因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符合生产的利益,或者说,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并且以此为限。凡是资产阶级同这种发展发生矛盾的场合,李嘉图就冷酷无情地反对资产阶级,就像他在别的场合反对无产阶级和贵族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127-128页】

  李嘉图紧紧抓住了市民关系的经济和政治的统一性,寻求它们的有机的结合点,但同时严重漠视了市民关系的特殊发展规定。在这一点上,他比起斯密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显见,李嘉图依据物象对象提出的稀少性原则正是他的“价值范畴”建基所在,这也是他眼中的物象关系“为什么”的规定。

  (二)

  李嘉图抓住了市民分配关系这个真实的社会存在者,严格以实体拷问运动。李嘉图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但某种程度上,他可以说是在物象的意义上首次说明了“辩证”唯物主义。“李嘉图认为,在亚当·斯密著作中曾居突出地位的关于历史、制度和事实的论述已不再重要,甚至他的社会哲学也只能从一些附带的解释中分辨出来。虽然他的方法论观点只能从字里行间了解到,但他显然是现今我们称之为‘假设-演绎的解释模型’的坚定鼓吹者,竭力否定事实能为它们自己辩解……事实上,熊彼特已把李嘉图将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直接应用于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的这种倾向称为‘李嘉图的恶行’。”【注: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石士钧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60-61页】

  尽管如此,为了捍卫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李嘉图鼓吹物质生产力;反过来,为了发展物质生产力,李嘉图则必须鼓吹和捍卫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所以客观上讲,他第一次说明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推动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

  和李嘉图相比,斯密是传统历史工作者的信奉者——历史经验主义。所以他的现象学“就意味着:历史的意义一般地是可以、或者是应该以某种法则或规律加以解释的。同时,每一种世界观也都是历史地被限定的、被制约的,因而是相对于其时代的。”同时,斯密也像大多数的传统历史主义者那样,“认为,历史学对经验事实的研究和推论方式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而李嘉图不同,他一般地反对“历史现象学”,仅仅在物质运动领域讲历史——工艺史。

  ——这也即意味着,李嘉图其实拥有了波普尔所批判的“历史决定论”观,即把社会发展规律庸俗化为“客观物质”(即李嘉图的“历史的”)发展规律。

  ——在李嘉图、波普尔看来,历史规律只是那种用于说明从一个时期过渡到另一个时期的物质发展与运动规律。社会运动则严格地“拒斥”这些历史规律。

  ——所以,李嘉图眼中的社会规律就是纯净“社会学规律”,可称之为“社会生活的自然规律”;“他按照经济学家的方式,把历史现象变成永恒的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13页】

  和波普尔一样,李嘉图本人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历史理论,他眼中的“社会”唯一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可见,李嘉图也像极端的波普尔,自己“和这一传统的意义不同的是……把历史主义严格地限定为历史决定论;也就是说,历史主义一词指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历史的行程遵循着客观的必然规律,因而人们就可以据之以预言未来。所以他使用历史主义一词是指那种根据客观的历史规律解释过去并从而预言将来的历史观。在他看来,历史主义和历史决定论乃是同义语,而他本人则是反对历史主义的。任何科学如果发现了客观的必然规律,就一定可以据之以预言未来。”【注:由于这样的努力,“自此之后,英文中historicism一词反而成了德文Historimus一词的相应词,而historism一词竟致被人废弃不用。”(何兆武:《评波普尔和他的<贫困>》,载波普尔著《历史主义贫困论》,何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43页)】

  对李嘉图来说,按照工业资本所决定的物质发展,也就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永恒性;所不同的是,这种决定是由资本或劳动本身做出的,从而,资本或劳动既然允许绝对的生产力发展,因此意味着,本身必然同样代表绝对的“生产关系发展”。这当然是伪发展。它们并不是矛盾的存在或根据。表明李嘉图所说“历史”,仅局限于工艺领域,并非真正的历史;而在社会生产关系层面,他委实是一律不讲历史发展的。

  (三)

  无独有偶,波普尔也赞同李嘉图意义上的社会规律。因此波普尔向真正的历史理论挑战,其目的是要说明一种纯粹的社会(学)规律,以区别于所要否定的历史规律。从而,李嘉图采纳此类观点的目的性在于:通过物质化社会发展,使历史=生产力(物质生产率),这样就能推出一个纯净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概念体系。这样的社会不过是永恒历史(物质发展从而“劳动发展”)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因而,交换关系是依据生产关系直接进行调整的。就是说,物质生产力是发展的——这本身包含了“劳动发展”规定,社会生产关系为资本所统摄,它从来是不发展的、固定了的。由于绕开了劳动的历史发展进行推论,李嘉图的“逻辑”根本提不出“社会必要”这个概念来。但是很明显,劳动发展的历史概念必然就直接包含在这个规定当中。【注:一味动用抽象逻辑,李嘉图断然否认了产品和商品会有什么区别,仿佛一切产品须得作为商品。另外,他委实不了解、也不愿了解历史上的商品是同初级产品生产体系中的产品(例如各类手工劳动的直接产品、共同体的社会强制产品)并存着的。而单就这种并存性来说,商品和产品自身的性质其实就密不可分:一方面相对产品而言,商品所形成的“社会抽象”乃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它提炼了各种直接产品的“社会具体(性)”;另一方面很显然,包含在商品生产概念中的“社会必要”规定最初就隐含在产品本身的各个具体的、个别的发展状态中。】

  可见,李嘉图事实上讨论了物质发展、劳动发展和资本(发展)关系可能有的广泛性联系。这是一件极其有意义和有价值的研究事件。缺陷是:一方面把劳动发展直接置放到物质发展规定当中予以探讨,而没有将它独立出来,这就造成了混乱,给庸俗派以有机可趁;另一方面又使物质发展和资本(发展)予以等同化,把资本关系和劳动(发展)等同化,就使得解决问题的曙光于黎明来临之际重新遮蔽了。不像马克思针对劳动发展而进行专门的社会研究和为此深入到历史发展的客观批判规定当中去——他的抽象劳动理论,李嘉图却在半道上退缩了回去,阶级立场使然吧。

  所以说,“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把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挥。”尽管如此,“经济学界发生的争论自然就集中到他身上”,为什么呢?“如果撇开这种争论的多半是幼稚的形式,它可归纳为下列几点”:

  辩驳之一,“劳动本身有交换价值,而不同的劳动有不同的交换价值。把交换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尺度是一种恶性循环,因为作为尺度的那个交换价值本身还需要有尺度。这种非难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已知劳动时间是交换价值的内在尺度,试以此为基础论证工资。”

  辩驳之二,“如果一个产品的交换价值等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一个工作日的交换价值就等于一个工作日的产品。换句话说,工资应当等于劳动的产品。但是实际情形恰好相反。”

  辩驳之三,“商品的市场价格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动而低于或高于它的交换价值。因此,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它们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实际上,在这种奇怪的结论中不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一种与交换价值不同的市场价格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或者更正确地说,交换价值规律如何只是在自己的对立物中实现。”

  辩驳之四,“如果交换价值不过是一个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那么,不包含劳动的商品怎么会有交换价值呢?换句话说,纯粹的自然力的交换价值是从哪里来的呢?”李嘉图其实不能回答这些提问。相反,“西斯蒙第在同李嘉图的直接论战中不仅强调指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特有社会性质,而且指出:‘我们经济进步的特征’在于把价值量归结于必要劳动时间,归结于‘全社会的需要和足以满足这种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

  马克思指出:

  【“最后一个辩驳,假如不是像通常那样用古怪例子的形式提出来,似乎也是最有力的一个。”】

  同时指出,李嘉图主义者恰恰是被自己的公式(“工资=劳动产品”)抓住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方面对李嘉图的这种非难,后来被社会主义者方面抓住了。他们假定这个公式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责备实际与理论相矛盾,要求资产阶级社会在实践中贯彻它的理论原则的臆想的结论。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至少就是用这种方式把李嘉图的交换价值公式倒转过来反对政治经济学。留给蒲鲁东先生去做的,就是不仅把旧社会的基本原则宣布为新社会的基本原则,而且宣称自己是李嘉图概括英国古典经济学全部成果的那个公式的发明者。事实证明,当蒲鲁东先生在海峡彼岸‘发现’这个公式的时候,在英国,甚至对李嘉图公式的乌托邦式的解释早已被人遗忘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98,第455-457页】

  向康德主义的进军

  “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然而,“确切地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居民。这个定义标志着古典古代的特征,正如富兰克林所说的人天生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定义标志着美国社会的特征一样。”【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379页】

  这样,“政治经济学家们为资本主义生产代理人的观念所束缚,陷入了双重的、但是互为条件的概念的混淆。一方面,他们把资本从一种关系变成一种物,变成‘商品储备’(这时他们已经忘掉商品本身不单纯是物),这些商品由于被用作新劳动的生产条件而被称为资本,并按其再生产方式被称为流动资本。另一方面,他们又把物变成资本,即把表现在物上并通过物表现的社会关系,看成物本身只要作为要素加入劳动过程或工艺过程就具有的属性。”【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300页】

  所以,尽管“李嘉图使用了‘价值’这个词,可是当你考察它所描述的‘价值’时,(你会发现)它迥异于马克思所描述的价值。”【注:魏小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同古典经济学的四个决裂——德国柏林工业与经济学院海里希教授访谈》,《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7期】

  从以上的论述中,你会发现古典的物象地盘和它的社会唯物主义之间是多么地矛盾。这决定了它在两者之中必选其一:要么在物象的地基上继续前进,要么在社会唯物主义的地基上继续前进。

  (一)

  “李嘉图的出发点是商品的相对价值(或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量’……这种劳动的形态——作为创造交换价值或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劳动的特殊规定,——这种劳动的性质,李嘉图并没有研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181页】

  《资本论》首章结束处,马克思泼墨写道:“《评政治经济学上的若干用语的争论》一书的作者赛·贝利责备李嘉图,说他把交换价值从一种只是相对的东西变成一种绝对的东西。恰恰相反,李嘉图是把金刚石、珍珠这种物在作为交换价值时所具有的表面的相对性,还原为这种外表所掩盖的真实关系,还原为它们作为人类劳动的单纯表现的相对性。如果说李嘉图主义者对贝利的答复既粗浅而又缺乏说服力,那只是因为他们在李嘉图本人那里找不到关于价值和价值形式即交换价值之间的内部联系的任何说明。”【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102页】

  李嘉图主义依靠的“假设”是物质生产这个唯物主义前提基础上的物象关系。李嘉图坚决地以物质发展对象替换历史发展对象,以此保全物质对象和社会对象的工作对应性。李嘉图的分配关系(特殊的社会物象关系)是同物质发展直接相适应的。物质发展同社会物质运动的对立突出了阶级矛盾的斗争性内涵。他为此背负“共产主义之父的罪名”:

  被李嘉图抽掉了立足点的庸俗的萨伊怒气冲冲地说:“有人借口扩充它(科学),把它推到真空里去了。”同这个科学功绩紧密联系着的是,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这样一来,在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所以,凯里……给李嘉图加上了共产主义之父的罪名:“李嘉图先生的体系是一个制造纷争的体系:‘李嘉图先生的体系是一个制造纷争的体系……整个体系具有挑动阶级之间和民族之间的仇恨的倾向……他的著作是那些企图用平分土地、战争和掠夺的手段来攫取政权的蛊惑者们的真正手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184页】

  在古典的先驱者当中,斯密突出了交换关系,李嘉图突出了分配关系,西斯蒙第突出了消费关系。然而,“事实上,马克思把李嘉图当作他的思想导师……从根本上说,尽管李嘉图热爱斯密的学说,但是他却把经济学引向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一条与他的政策建议背道而驰的道路。李嘉图创立了一种思考经济问题的全新思路,这一思路偏离了亚当·斯密的和谐‘增长’模型,走向了一个对立‘分配’模型,其中工人、地主和资本家为争夺经济的甜头而大打出手。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者则把李嘉图敌对斗争的体系发挥到了极致。斯密的模型关注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李嘉图的模型则强调经济成果是如何在不同的群体或阶级中进行分配的。李嘉图关注的是阶级冲突,而非斯密所说的各方利益的‘自然和谐’……如果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部分析的机器,是一种思维方式,而非一大堆具体的结论,那么就是李嘉图真正发明了经济学这部机器所使用的技术。”【注: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马春文等译,长春人民出版社,2006,第91-93页】

  这种教义来自熊彼特。他声称:“马克思是否有导师呢?有。真正理解他的经济学要从这一点开始,即作为一个理论家,他首先是李嘉图的学生。这一点不仅因为他自己的论证明显从李嘉图的命题开始的,而且因为他从李嘉图那儿学到了分析的艺术。”【注: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韩宏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21页】

  这可能就在于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不同形式的内在结合性。李嘉图成功地分析了这些规定,给予马克思有力的启示。

  (二)

  我们已经提到,是熊彼特系统总结了李嘉图作为“地道的科学家”特质:

  (1)李嘉图的理论构造物代表着改写《国富论》的一种特殊方式;马尔萨斯的理论构造物代表着这样做的另外一种方式。

  (2)一种决不可能被驳倒的、除了没有意思之外什么都不缺少的理论,诚然是妙不可言的理论。应用这种性质的结果去解决实际问题的习惯,我们将称之为“李嘉图的恶习”。

  (3)这种程序为“绝对推理”。这两个卓越人物,凯恩斯和李嘉图在目的和方法上的相似之处的确是惊人的……自然,在这方面,凯恩斯与李嘉图之间是有着天壤之别的,而凯恩斯在经济政策上的观点同马尔萨斯的倒更为相似。但我所谈的是李嘉图和凯恩斯获得明确结果的方法。在这一点上,他们在精神上是兄弟。

  (4)李嘉图没有读过多少历史著作。但我指的不是这一点。他的问题,和我的美国学生在这方面遇到的问题颇为类似,大量历史材料被填鸭式地塞进了他们的脑袋。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们缺乏历史感,这是不论多少事实的研究都不能提供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把他们变成理论家要比把他们变成经济学家容易得多。

  因此,至为重要之处在于要询问李嘉图:

  他对科学经济学的贡献是怎样的呢……经济理论并不是一批政治处方;借用琼·罗宾逊夫人的一句中肯的话来说,它乃是一箱分析工具。而这些工具并不是一堆拆开的零件,而是组成一部机器。这部机器在广大的限度内会磨出结果来,不管放进它里面去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它在外表上是按同一个方式运转的……因此,在这种限度内,这部机器可以一劳永逸地构造起来,以便随时用于各种不同目的的需要。这一向被人们本能地感觉到……在《原理》的头两章里,他着手来构造这样一部通用的机器。这意味着决定性的进展。但是,自然,虽然一部有缺陷的机器也偶然得到了成功,那种进展却很容易被证明是一条弯路。我要立即说:李嘉图的分析正是一条弯路。这样一种分析机器的建立所引起的后果是,构成普通经济学的各个要素被焊接在一起,成为一个有系统的统一体,而它们在过去却从来不是这样。尽管李嘉图的《原理》一书在形式上是没有系统的,它在实质上却是一个第一流的系统的成就。在这些要素本身中,没有一项是可以把发表的优先权肯定地归之于李嘉图的。【注: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杨敬年译,商务印书馆,2001,第150-154页】

  与上述说法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在对抽象科学进行工作追索的路标人物中,李嘉图其实绕开斯密,直接追随了配第。马克思毫不隐讳自己对这位真正“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的崇高敬意:

  配第在他的《赋税论》(1662年)中,对商品的价值量作了十分清楚的和正确的分析。他首先用耗费同样多的劳动来生产的贵金属和谷物具有同等价值的例子来说明价值量,这样他就为贵金属的价值下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理论上的”定义。而且他还明确而概括地谈到商品的价值是由等量劳动来计量的。他把自己的发现用来解决各种不同的和一部分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且有时在各个场合和各种著作中,甚至在没有重复这个主要论点的地方,从这个主要论点做出重要的结论。但是他在自己的第一部著作中就已经说道:

  【“我断定,这一点(通过等量劳动进行估价)是平衡和衡量各个价值的基础;但是在它的上层建筑和实际应用中,我承认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和错综复杂的。”】

  可见,配第已经意识到他的发现的重要性及其在具体应用上的困难。因此,为了达到某些具体的目的,他也试走另一条道路。“必须找出土地和劳动之间的自然的等同关系,使价值可以随意在二者之一,或者更好是在这二者中表现出来。”

  马克思要把这个荣誉远远抛给配第。马克思赞叹说:

  这个迷误本身是天才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第577-578页】

  (三)

  配第没有试图由数学思维抽象价值,相反给现实情况以更多的考虑。可李嘉图并未继承好这个优点。关于李嘉图模型是否真的适合社会批判,希梅尔魏特(Himmelweit)和西蒙·莫恩(Simon Mohun)提出了很好的甄别标准:

  (1)在术语的使用上……碰到某种困难……马克思把某些范畴区分开来,而其它人觉得这些范畴没有什么不同。例如,马克思把“交换价值”与“价值”区别开来,而李嘉图则把两者都称为“价值”……另一对马克思进行了区分而李嘉图没有的范畴是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所以……很容易误认为李嘉图只是没有进行马克思的抽象并且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具体劳动”就是李嘉图所说的“劳动”。

  (2)(但是)李嘉图拒绝所有的关于商品价值是由付给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些生产它的东西的所有者的报酬决定的提法……李嘉图十分清楚他和斯密是如何区别开来的……他建立了一种产品的价值要独立于和先于产品的阶级分配理论,换句话说,他坚持认为商品具有一种固有的价值,然后才按照每一个阶级在生产中的作用而在它们之间分配。这种观点和斯密提出的由生产关系而构成的补偿的需求(成本)之和构成商品本身的价值的观点是对立的。

  (3)他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为了生产它而必要的劳动数量决定的,包括直接劳动和凝结在生产资料中的间接劳动。因此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实质上是一种凝结劳动理论。

  (4)(可见李嘉图)总是把“可交换的价值”和“价值”看成是同义的概念,并且在他否认斯密的价值是由成本之和确定的观点的同时,他仍然要求二者的等同……“平衡价格”是现代庸俗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给“可交换的价值”起的名字……(而且)按同义反复的定义这个价格必须等于所支付的全部成本。

  (5)要点在于同义反复称不上一种理论(即使一个同义反复的命题会具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从形式逻辑上讲价格是成本之和的同义反复,但这并不是一种解释,除非我们再有对成本的独立解释。回避解释成本的需要有不同的方式。斯密干脆不做任何解释。斯拉法则把一种成本(工资或者利润率)当作已知的,从它再求出其它的成本,然后将所有的加起来求出价格。这里“初始给定”的成本显然还是没有得到解释。新古典经济学则从初始的才能、技术,以及个人偏好导出成本,但这些东西本身并未进行解释。斯拉法主义者有时还按同样的方法引用阶级斗争。所有这类“理论”所做的都不过是用形式逻辑的办法直接插入它们自身所做的假定,由于这个原因它们都可归于庸俗的理论一类。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劳动活动提供了解释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只有李嘉图和马克思不归于上一类,因为他们的价值论具有生产过程中的独立基础。然而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算一种人类劳动的本体论;它的辩证发展既是资本主义范畴历史的产物,又对这种历史提供了解释。这样一种价值范畴的发展正是……中心内容。

  (6)(可见)李嘉图拒绝向凝结的劳动时间可能不是交换价值的最主要的决定因素的想法妥协;然而为了证实他的拒绝有道理,他应该本人先解决从价值本身的确定过程中找出价值和价格之间存在着的必然差别这一问题。为了沿这个思路解决问题,要求找出并未在李嘉图的著作中连贯地表述的价值和交换价值范畴之间的区分。找到了在凝结的劳动价值论与价格是成本之和的看法之间存在的矛盾,也就找到了李嘉图的科学成就本身的局限性。

  两位作者据此评论说:说到底,“李嘉图的价值概念”,仅“指整个凝结的劳动”,仅仅是一种“公约化劳动”(“这种抽象的内容纯粹是使具有不同物理特性的对象成为可公约的”),乃是“一种任意的观念上的方便约定”,因而宽泛地“可适用于任何一种特定的社会而毫无限制。”并且从中可引出悖论:一方面,“劳动是均质的假设”;另一方面,“事实上却不是这样”。总之,李嘉图的凝结劳动和价值概念“不是一种对应于特殊社会过程的社会抽象”,即不是“真实的抽象”,乃是“异常的假定”(“凝结的劳动成为一种汇总的手段,它可适用于一种特定的社会而毫无限制”)。

  (7)所以李嘉图的理论只是一个建立在假设上的模型而不是凭借抽象得出的有关现实过程的理论。

  (8)李嘉图的矛盾有两种可能的解决办法。一种方法是抛弃作为第一级近似的凝结劳动价值论而赞同对交换价值数量的其它看法。从历史上看,这条路标志着从科学倒退回庸俗经济学。另一种解决办法涉及到完全刷新价值的概念,把重新建立的价值论看作是一种抽象而不是某种假设的前提,就其意义和地位来讲这里面明显相互冲突的地方可被看作资本主义社会中真实矛盾的体现。这正是马克思所做的工作,他把他所发展的价值论当作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特殊应用。

  总的来说,“在李嘉图的著作中各范畴之间缺乏贯通,是李嘉图的理论框架中的一个不可越过的障碍。面对价值的劳动凝结理论和成本总合的价格学说之间在逻辑上的矛盾,李嘉图的科学精神体现在他顽强地面对着后者而坚持前者,而不是随波逐流地顺从对现象的消极反映而取消这个矛盾。”结论是,“为了给有关价值论的性质和意义的大多数争论提供一个归类的框架”(为了“解释并扩展马克思的价值论”),而必须“在李嘉图主义的凝结劳动价值论和基于抽象劳动范畴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之间”做出有效的区分:

  (9)前者打算直接成为一种价格理论,而后者要成为一种价格理论只有经过几个中间过渡阶段或媒介。这些中间媒介对两种理论方法之间的根本差别是至关重要的。【注:希梅尔魏特等:《真实的抽象和异常的假定》,载《价值问题的论战》,陈东威译,商务印书馆,1990,第210-249页】

  根据这九条意见,可以看出在李嘉图的眼里:斯密问题——不能解决运动和实体的矛盾,其实就是康德问题。而反过来,康德问题又是斯密问题。李嘉图试图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他从康德出发,迫使斯密的工作出发点——对象规定(物质生产),要转变为“假设”,即假定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发展的客观存在规定。这是科学研究的物质前提;科学研究本身则是要解剖以这个物质前提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体系。据此,他要求经济关系无条件地服从资本的物质条件。此外,从斯密的立场出发,则要求康德摆脱虚弱的道德规范,使信仰学说彻底归入物质生产的发展标准。这是物质生产关系上的绝对知识主义,李嘉图试图将康德的知识论改造为完全符合资产阶级利益和理论分析视野的一种科学研究工作规范。

  不可否认,在这一点上,李嘉图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的。马克思言明:在维护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历史地位方面,李嘉图实际走得比亚当·斯密更远。“李嘉图不顾一切地维护资产阶级生产,因为这种生产意味着尽可能无限制地扩大社会生产力,同时他不考虑生产承担者的命运,不管生产承担者是资本家还是工人。他承认这个发展阶段的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他完全生活在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焦点上,就像他完全缺乏对过去的历史感一样。”【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50页】

  而同样,“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生产不可能导致普遍的危机,就否定一切条件和形式规定,否定一切原则和特殊差别,总之,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实际上是证明: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社会生产的一个特殊发展的独特形式,而是资本主义最初萌芽产生以前就出现的一种生产方式,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对立、矛盾,因而它们在危机中的爆发,也就不存在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568页】

  可见,李嘉图不承认“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绝不是生产者的需要”这一规定。“李嘉图认为,商品形式对于产品是无关紧要的,其次,商品流通只是在形式上不同于物物交换,交换价值在这里只是物质变换的转瞬即逝的形式,因而货币只是形式上的流通手段;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来源于他的这样一个前提: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绝对的生产方式,也就是没有更确切的特殊规定的生产方式,因此,这种生产方式的规定的东西只是形式上的东西。因此,李嘉图也就不能承认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力自由发展的界限,即在危机中,特别是在生产过剩——危机的基本现象——中暴露出来的界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598页】

  (四)

  按照李嘉图指示的工作方法,与生产力对应的一种社会知识是绝对的客观知识,即绝对的资本物质条件的发展。从而,李嘉图只承认一种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应,只认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其他生产关系必须作为该种生产关系的规定来发展。通过逻辑推理,李嘉图从“科学上”消灭了在斯密体系中彼此相安无事地并存着的二元社会规定,铲除了市民社会I和市民社会II之间任何可能的质的差异。李嘉图要从科学上写出一种社会存在论: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因此,具有聪明的“康德的迷误”。但“迷误”的本身也是天才的。

  为了反对斯密,他硬性统一逻辑,把不同的历史发展关系说成完全静态的和抽象的价值逻辑:假定了资本主义工资、资本、利润,假定了一般利润率、各种资本运动形式,还假定了“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区别的存在。“很清楚:亚·斯密把商品的自然价格,或者说,费用价格和商品的价值等同起来,是由于他事先抛弃了他对价值的正确的观点,而代之以由竞争现象所引起的、来源于竞争现象的观点。在竞争中,并不是价值,而是费用价格作为市场价格的调节者,可以说,作为内在价格——商品的价值出现。而这种费用价格本身,在竞争中又作为由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既定平均率决定的某种既定的东西出现。因此,斯密也就试图离开商品的价值而独立地确定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平均率,更确切地说,把这种平均率确定为自然价格的要素。李嘉图的主要任务是推翻斯密的这种谬误说法,可是他也接受了这种说法的必然的,而如果他前后一贯的话,对他说来是不可能有的后果——把价值和费用价格等同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260-261页】

  李嘉图是“凝结劳动价值论”缔造者。他跟随着亚当·斯密范畴创建出纯然的凝结劳动的价值范畴,并不区分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驱使一些小资产阶级向他靠拢,也同样使社会主义者对这种资产阶级科学情有独钟。他的由于根本抛开历史而成为不折不扣的逻辑自在之物的价值理论,从阶级认同和科学含意的两方面吸引着上述两种人群。因为“当作范畴来看的经济关系”,对他们来说,“是既无起源、又无发展的永恒的公式。”“换个方式说……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说来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既然市民社会的产物被他想象为范畴形式、观念形式,他就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第539页】

  或许我们要说,正是受到这些启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很快有了狡辩之术。于是,使得年仅9岁的杰文斯能及时地听到当时编辑得最好的故事:

  当所需要的任一物品由劳动获得,而且没有劳动便得不到时,我们当然会发现为得到它而付出的人的劳动;如果这些物品有很大的价值,则通常会发现它花费了很多的劳动。这使得一些人认为,给它价值的正是花在它上面的劳动。但这是完全错误的。不是任一物品所花费的劳动才使它依较高价格而售卖,相反地,正是为了高价售卖才使人为得到它而劳动。例如,渔夫之所以出海,在恶劣气候下艰苦劳作捕鱼,为的是得到好价钱;但是,如果某渔夫虽然夜以继日地干,却只捕到1条小鱼,而另一渔夫也许因为落潮而在浅滩上抓到1000条鱼,则前者不可能以后者1000条鱼的同样价格来售卖他的1条鱼。1条大马哈鱼和1条鲟鱼也许偶然蹦到船里,虽然没有花费任何劳动,但没有理由说它们的价值较小。如果一个人在吃牡蛎时,偶然发现了一颗晶莹的珍珠,那么这颗珍珠的售价决不会少于他花一整天时间潜水而得到的珍珠的价格。因此,不是劳动使物品具有价值,而是它们有价值才值得为它而劳动。【注:豪伊:《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晏智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5页】

  (五)

  唯物主义知识论——以各种李嘉图主义最能够代表,其实是科学上的改良主义运动。考茨基也倾向把马克思列入这一工作行列。他误会了马克思的行动:仿佛要在伦理学之外建立纯粹科学:

  同以前的社会主义者们一样,马克思也接受了劳动价值理论。然而他并不是为了从这种理论里推出资本主义的不义,而只是因为他认为没有这种理论就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的生产。李嘉图所提出的那一种劳动价值理论尽管完全足以满足社会主义伦理学的需要,但是在马克思看来,用这种理论作为说明资本主义全部过程的手段,是很不够的,而且是充满矛盾的……诚然,他从他的价值理论里推出的结论,同他的社会主义先辈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里推出的一样,也是断定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剥削无产阶级的产物,但是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推出资本主义的不义,而是为了说明今日的生产方式的基本事实,说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这两者的阶级斗争,尤其是用相对剩余价值学说来阐明和解释一系列最重要的资本主义趋势。【注: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第9-10页】

  考茨基赞同价值论的方式,是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说成与他之前的古典劳动价值论理论同源、性质相似的功能学说。这样的设置——将价值理论从劳动方面纯粹化,似乎满足了对付效用论的理论发难要求。其实,考茨基只是历史科学的纯粹仰望者。使价值范畴和知识论挂钩,并非出自创始人,而来自他考茨基的科学史观:

  在专门探究必然因果联系的科学和设定目的并发布有关一定行动的命令的科学之间,的确要加以区别……是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的区别。纯粹科学永远专门在于研究必然的因果的联系,它们不管任何目的的设定,这无论在力学、化学、生物学中或是在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中都是一样的。反之,应用科学却永远表示确定的命令,并对合目的或不合目的的进程进行价值判断……不是源自于任何目的论,却是源出于因果知识……对于自然科学也如对于社会科学一样,毫无差别地是正确的……政治经济学的情形也并不两样……就这一层来讲,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没有任何不同之处……由于社会科学年轻和有实际利益的干扰作用,在这种科学中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区别就比在自然科学中更加不清楚了些……要把经济学或历史多作纯粹科学去研究,做到与应用科学及其实用规则完全分开,的确是困难很大的。但这并不成为理由……社会主义与科学的相互关系,现在就很容易了解了……人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理论不是为了去支持一个先于一切科学知识而存在的社会主义而想出来的。反倒是,对无产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熟悉促使马克思探索深刻的经济和历史知识。然后根据这种知识他才创造出他自己的特殊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建立于纯粹科学之上的应用科学。要认为应用科学先于纯粹科学而存在,并给纯粹科学规定道路,那是可笑的……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单纯是冲动性的意志倾向的产物,而是应用科学的结果,那么,对于它的最高伦理戒律就是求真理的意志。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永远是按照这一点行动的。【注: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6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第95-105页】

  其所谓的革命行动路线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却只有通过纯粹科学才能认识。在考茨基看来,价值范畴无疑满足这种要求,因而它能成为最为神圣的马克思主义概念——马克思主义纯粹科学中的知识。考茨基版本的历史实证科学未能有效抵御修正主义,也同样未能——由于加入对手游戏规则的逻辑缺陷——与资产阶级实证主义明确地划开界线。伯恩斯坦及时为他自己和考茨基绘制了工作漫画:

  (1)考茨基讲,奇怪的是我在我的著作里什么地方也没有“确切表示”我对阶级斗争的态度。然而,对他说来我的言论却表明了一点:努力要使无产者彼此之间的阶级团结以及无产者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矛盾“显得微不足道”……(可是)现代工人的生活条件有差别这一事实考茨基是承认的……完全撇开这点不谈,“无产阶级”作为现代雇佣劳动阶级的总体在当初也是一个纯粹概念上的构想。

  (2)这并不是向“资产阶级经济学”投降。这是向真理投降……什么叫“资产阶级经济学”?有许多经济学家,他们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但是也远不是资本主义的颂扬者。如果考茨基对来自这些人中间的一切批评等量齐观,把他们统统当作“资产阶级的”,那么,他就给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提供了一个糟糕的证据。一般说,用“资产阶级的”这个词来描述一部科学作品,只是在涉及倾向的时候才是恰当的。如果涉及的是客观的判断,这个词就毫无所指了,而六分之五的经济学文献都是作这种论断的……最好在这些事情上要前后一贯,不要今天诉诸客观的判断,明天又划上完全非科学的界线:这一方是资产阶级的科学,那一方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作为对现存社会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自豪地提到自己的科学的客观性和无倾向性。【注: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马元德等译,东方出版社,1989,第337-338、352页】

  关于是否存在纯粹价值科学,恩格斯的评价是:“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如果这个被遗忘了的辩证法从‘纯粹思维’的观点出发就已经得出这样的结果,而且,如果它轻而易举地就结束了过去的全部逻辑学和形而上学,那么,在它里面除了诡辩和烦琐言辞之外一定还有别的东西。但是,对这个方法的批判不是一件小事,全部官方哲学过去害怕而且现在还害怕干这件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第42页】

  【附识】古典主义是资产阶级一切学派的毫无争议的理论先驱。但在逻辑学意义上,它的启蒙者(精神导师)身份不可避免地要归到康德头上,——如果不是从历史方面,而从哲学方面看,德国人仍然是19世纪的“同时代人”。从中导出对于“人的自然如何可能”的世纪追问。这固然是个伪命题,但导致了1870年后,“这个学派”中间的不当的思维模式横扫世界知识界,确立所谓“正统”且“主流”的地位,在自己的旗帜上鲜明地写出“科学”“客观”的大字。总之,古典学派引出“新康德主义”的一系列问题。而反击的力量则有“三波”:第一波就是19世纪马克思的反对;第二波贯穿整个20世纪,以列宁的功劳最大;第三波则是“21世纪的中国”开始发力,所凭借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也。恩格斯是第一波力量的参与者,是第二波力量的直接发起者,可算是“承上启下”。然则,中华学(国学)和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生成与构造体系上内涵殊异,却于近现代“路径相遇”,凤凰涅槃,生成时代产物——国学马克思主义,这委实是整体越出资产阶级古典主义的工作要求。在此意义上,《资本论》是历史和思想统一的“伟大的中介”,它穿越了人类文明的历史时空。

  【本章判语·凤逝词】鸿蒙开天不为情,世事似似磨人心。忽感孑孓仙境冷,藻耀高翔下凡尘。哪世修得同船渡?世与时,事与物,尘和土。初识为凡鸟,复识为凤凰,再识乌鹊鸣。梧桐不敢栖,但慕相思树;绕树三匝,何枝可栖?绝与通,批与判,劳和作。

  【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专业方向和学术主攻领域: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资本论》与中国经济学。本文系《保卫资本论》第八章,载2017年修订版,第189-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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