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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与李斯特——关于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问题

作者:黄瑾 发布时间:2019-12-01 11:43:36 来源:旗帜时评 字体:   |    |  

  本文围绕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问题,既分析它在马克思经济研究中的地位,也对比马克思、恩格斯与李斯特的理论分歧点与契合点,并从中寻找有益于认识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启示。

  【原编者按】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号称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怀疑者和批判者,是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的先驱者。实际上,李斯特的奋斗目标是推动德国在经济上的统一,这就决定了他的经济学是服务于资本主义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与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相左,李斯特认为国家应该在经济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他的主要思想包括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贸易保护主义等等。

  2000年,韩德强在其著作《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一书中,高度推崇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经济思想,意在抵御当时中国思想界甚嚣尘上的“市场万能论”和“优势互补论”以及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虚幻憧憬。

  然而,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怎样看待李斯特的经济思想?李斯特基本上是马恩的同时代人物,或略早于马恩。马恩对李斯特的经济理论有过多方面的梳理和批判。在这里,我们摘登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瑾老师的《马克思、恩格斯与李斯特——关于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问题》一文的前半部分,主要是向读者呈现马恩在“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这一问题上,对李斯特经济思想是如何批判的。

  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争论,一直伴随着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发展的全过程。主流经济学鼓吹自由贸易所带来的好处,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更全面地融入世界才能发展国家经济,闭关自守的做法只能导致国家的衰落。非主流经济学则对自由贸易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强调国家干预,主张幼稚产业保护。

  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对李斯特的坚定批判成了后者的“政治经济学”标签。本文围绕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问题,既分析它在马克思经济研究中的地位,也对比马克思、恩格斯与李斯特的理论分歧点与契合点,并从中寻找有益于认识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启示。

  一、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马克思早期关注的问题

  从1838年曼彻斯特的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创立“反谷物法同盟”开始,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在《谷物法》问题上就贸易自由和关税保护的斗争就如火如荼地展开起来。坚持言lun自由的《莱茵报》刊登了不同观点的文章,其中包括当时正在英国的恩格斯写作的《国内危机》、《各个政党的立场》、《谷物法》等,分别发表于1842年12月9~10日、24日和27日。

  时任《莱茵报》编辑的马克思不可能不关注这一场经济辩论。正如1859年马克思回忆自己如何走上政治经济学研究之路时所自述的:“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在这个时期,关于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的问题,除了英国的谷物法争论,德国经济学家弗·李斯特的理论与政策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的焦点。1841年,李斯特发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卷。国际贸易,贸易政策和德国关税同盟》一书。1843年10月,马克思到达巴黎,在短短的数月内读了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籍,其中就包括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1845年3月,马克思写下《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手稿。有学者从哲学高度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它代表青年马克思从人本主义的劳动异化逻辑转向从客观现实出发的科学思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转变的重要环节。在这个手稿中,马克思在生产力理论方面对李斯特展开了批判。此外,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问题也是马克思批判的重要内容,并形成了马克思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成果。

  众所周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德国经济学因德国落后的经济现实而长期被马克思所诟病,但作为出身德国的经济学家,马克思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我们这个出思想家的民族,直到现在为止,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贡献如此少,这对于每一个德国人都是可悲的事实。这方面我们大名鼎鼎的人物,充其量不过是像劳和罗雪尔那样的编纂者,如果人们也会读到什么创见的话,那我们就会碰到像李斯特那样的保护关税论者……”

  在德国为数不多的有创见的学者中,李斯特对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在这个阶段,马克思对李斯特的研究围绕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问题,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著。继《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对生产力概念进行初步表述之后,1847年马克思完成了《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和《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1848年发行了《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

  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坦言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研究在其早期经济学成果中的重要性:“在我们当时(指1845~1848年——引者注)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我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可以看出,马克思把《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视为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重要的代表性著作,而正是在对李斯特的批判中,马克思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观点。

  二、马克思、恩格斯与李斯特的理论分歧点

  (一)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的本质

  当英国在不断扩张其海外市场、宣扬自由贸易理论时,李斯特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基点,强调采取不同国际贸易政策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利益的差异。李斯特认为:“历史这就向我们指出,限制政策并不只是出于凭空的理想,而是由于利益的分歧,由于各国在追求独立与优势方面的争夺,也就是由于国际竞胜与战争的自然结果。”

  亚当·斯密主张自由贸易政策,因为当时的英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自由贸易会给英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李斯特主张保护关税政策是因为当时的德国工业竞争力尚弱于英国,自由贸易将损害德国工业的发展。因此,从不同资本主义国家各自利益的角度来看,不同的贸易主张都具有合理性。

  与李斯特把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视为“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体现”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认为,这二者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利益的表现。

  1847年,马克思指出:“在德国,难道李斯特博士和他的学派曾经为小亚麻业、手工纺织业、手工业要求过保护关税吗?没有,他们要求实行保护关税,不过是为了用机器挤掉手工劳动,用现代的生产代替宗法式的生产。一句话,他们是想扩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特别是大工业资本家的统治。”

  针对李斯特所宣扬的国家经济学、国家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其打着民族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幌子掩盖阶级利益剥削的本质。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李斯特错误地把自由贸易主张视为英国国家利益的诉求,实际上自由贸易派是英国资产阶级力量的代表。同样,李斯特本人则是以德国国家或民族利益掩盖、抹煞阶级利益,因此他提出的发展民族工业的主张只不过是发展德国资产阶级力量的要求,保护关税所要保护的仅仅是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

  而在资本主义内部,之所以有时发生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争论,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存在不同阶段和资产阶级内部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不论是以国家名义还是以民族名义实行的自由贸易或保护关税政策,都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

  马克思指出:“不管单个资产者同其他资产者进行多么激烈的斗争,资产者作为阶级是有共同利益的;这种共同性,正像它在国内是针对无产阶级的一样,在国外是针对其他国家的资产者的。这就是资产者所谓的民族性。”正因为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争论始终都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范围内兜圈子,因此,对无产阶级来说,并无本质上的差别。

  马克思还指出:“聪明的资产者很清楚,不论占统治的是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制度,或者是以这两者的原则为基础的混合制度,工人得到的工资都不会多于他维持起码生活所绝对必需的。不论实行哪种制度,工人得到的都只能是维持他这架开动着的工作机所必需的。”

  (二)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的作用与未来

  为了与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经济学相抗衡,李斯特建立了国家经济学,试图在各国当前利益和特有环境的基础上,教导各个国家如何上升到工业发展阶段。基于“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这一理念,李斯特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观点,具体就是实行贸易保护政策。

  国家如果只见眼前利益,盲目实行自由贸易、开F市场,那么只会使民族工业衰弱,甚至导致国家经济、政治地位的衰落。李斯特多次批评那些因小失大的短视策略。“英国付出的礼物仅仅是交换价值,而法国偿付的代价却是力量的丧失。”因此,李斯特认为:“保护关税如果使价值有所牺牲的话,它却使生产力有了增长,足以抵偿损失而有余。”

  在李斯特看来,在满足一些基本条件之后,就可以舍弃关税保护,采取自由贸易。这些条件包括: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相近、各国平等相待结成广泛的同盟并实现持久和平。“要使一个世界共和国……也就是世界各国彼此承认有同等权利、放弃单独采取纠正行动的广泛同盟成为现实,只有多数国家在工业与文化、政治修养与权力达到尽可能近于同等的程度时才能办到。只有当这样的同盟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时,普遍自由贸易才能发展;只有由于这样一个同盟的结果,才能使一切国家像现在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的各省各州一样亲,享有同样大的利益。”

  与斯密一样,李斯特明确主张国民经济政策的理想状态是“自由”,也就是实现全人类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联盟和在这种联盟下的自由贸易与和平合作。当然,与斯密不同,李斯特强调:“在目前世界形势下,实行普遍自由贸易的结果是不会产生一个世界范围的共和国的,情形将适得其反,比较落后的国家将普遍屈服于工商业与海军强国的优势之下。”

  李斯特最后同斯密“殊途同归”。与此相异,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发展的角度,揭示了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的未来发展。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1845年2月15日的演说)》中认为,在所有条件下,德国能够从保护关税制度中得到的就是社会革命。“李斯特先生主张实行逐渐提高的保护关税,这种关税最后要提高到足以保证厂主们把持国内市场的水平;在一定时期内关税应该保持在这个高的水平上,然后才开始逐渐降低,经过若干年后就最后取消保护关税制度”。在这样一个理论愿景下,“即使假定我们能够在中立的市场上打败英国人,把他们的销售市场一个一个地夺过来,但是我们在这种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会赢得些什么呢?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只会重复英国人在我们之前走过的那条工业发展的老路,而且我们迟早会面临英国人目前所处的那种境地,就是说,我们将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夕。”

  之所以得出“社会革命即将到来”的结论,原因在于竞争将加剧并恶化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恩格斯认为:“德国工业的不断胜利必然要破坏英国的工业,并且只会加速英国人本来就已经面临着的无产阶级反对有产阶级的群众性起义。……这种革命立刻就会成为全欧洲的革命,并且毫不客气地粉碎我们的厂主对德国的工业垄断所抱的幻想。英国工业和德国工业和平共处是不能设想的,竞争已经使这样的事情成为不可能了。”

  而竞争之所以必然恶化阶级矛盾,在恩格斯看来,主要是因为在缺乏大的技术革命的背景下,市场的扩大主要起因于地理扩张。“我再说一遍,工业必须不断地发展才不致于落后和灭亡;它必须扩展,必须获得新的市场,不断增加新企业,否则它就不可能前进。但是,自从中国的港口开F以后,夺取新市场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而只能加紧压榨现有的市场,加之将来工业的扩展要比现在缓慢得多,所以英国现在比以前更不能容忍竞争者了。”

  这个斗争只能以一方的决定性胜利和他方的决定性失败而告终。“正如我们可以有把握地从已知的数学公理中得出新的定理一样,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从现存的经济关系和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中得出社会革命即将到来的结论。”

  马克思从社会革命的角度拥护自由贸易。“我们赞成自由贸易,因为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规律及其最惊人的矛盾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广的区域里,在全世界的土地上发生作用。”“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

  马克思明确指出,工人阶级之所以批判自由贸易并不是为了维护保护关税制度,工人阶级之所以支持自由贸易是因为它会带来阶级的解放。

  总之,相比于李斯特对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见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这使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以世界市场为背景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暂时性,更加深刻地阐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制度对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影响。

  如果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产主义是价值论中的“应该”,《共产党宣言》揭示了共产主义不再是理论逻辑上的要求、而是现实历史的必然趋势,那么通过对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问题的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从实际政策上表明,共产主义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对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问题的研究成果之一《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视为与《共产党宣言》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编者后记】实际上,马恩认为,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保护关税,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拼命捞取剩余价值而采取的政策。只不过,同一时期的不同的国家,可能采取不同的政策;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采取不同的政策。

  此外,资本主义列强在自己实行关税保护的同时,会拼命教唆第三世界国家开F国内市场、实行贸易自由。正因为如此,才雄辩地证明,资本主义世界中,各个经济实体、政治实体之间,是必然要相互争夺的。

  李斯特正是处在19世纪的德国,为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出谋划策。然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英国资产阶级是绝对不可能容忍德国这一后来竞争者的,两者之间只能以一方的胜利和另一方的失败而告终。正因为如此,才爆发了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如马恩预言的那样,社会革命确实发生了。“一战”中的德国节节败退,同时德国国内经济衰退、贫富两ji分hua、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德皇政府在国内人心丧尽,致使德国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士兵不得不于1918年11月奋起推翻了德皇政府。

  但是由于德国思想意识领域长期的民族沙文主义流毒不散,更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修正主义思潮长期盛行,在“一战”来临时就站在德皇政府的立场上,采取民族沙文主义政策,拥护对外战争;“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又被社会民主党右派篡夺领导权,继续实行有利于大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并在革命后残酷zhen压了柏林、不莱梅、巴伐利亚等多地工人阶级的起义。所有这些,都证明了毛主席说的:“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而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左pai——斯巴达克同盟及其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却成为少数派。当然,他发扬了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同党内修正主义作了英勇的斗争,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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