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 首页 > 文章中心 > 时事评析 > 派系争鸣

朱富强:经济学界的数量拜物教及其主流化陷阱

作者:朱富强 发布时间:2019-12-02 09:01:29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朱富强:经济学界的数量拜物教及其主流化陷阱

  一、引言:数量拜物教的现状

  社会科学研究的是活生生的人类行为及其衍生的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现象背后的本质往往需要借助人类特有的内省能力才能逐渐认识,而不必也无法追求所谓的精确的数学分析;相应地,在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中,数学工具只是思想的婢女,是为思想的提炼和传播服务的。不幸的是,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数学工具却成了思想的主宰,成了评价学术水平的基本标准,这就是数量拜物教现象的根本。很大程度身上,数理模型和数量分析在当前的经济分析中被赋予了一种神秘的强大力量,一旦使用了复杂的数学符号,经济学论文即刻就变得高深;一旦使用了抽象的数学推理,经济学论文马上就变得客观。正是受数量拜物教的影响,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日益追求数理形式上的优美,而不关心思想认知上的深入;相应地,逐渐撇开了对事物内在本质的探究而热衷于事物表象的描述,撇开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因果机理之探索而集中于相互之间的功能性联系尤其是数字之间的相关性之分析上。

  现代主流经济学大量使用数学符号、公式和术语,乃至是否使用数学工具以及使用数学的程度已成为区别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标准;相应地,经济学论文的质量或水平高低也典型地用它使用的数学符号的复杂性以及模型的优美性来体现,没有数量的文章甚至已经不被视为经济学的专业论文。或者说,经济分析的“技术性”已经成为学术评价的首要标准,成为经济学刊物对论文取舍的主要依据。正是笼罩在数量拜物教的氛围中,现代主流经济学就蜕变成了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理论研究主要是基于一定的引导假定构建数理模型,而应用研究中则基于一定的统计数据作计量实证。结果,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从事数理经济学的学人都与日俱增,主要经济学刊物中的数量化比例也越来越高。

  从根本上说,经济学的数理化取向与经济学科的本质特性以及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是背反的,形式逻辑和数量关系并不能揭示事物间相互作用的因果联系及其内在的变化运动,也无法真正认识和解决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既然如此,数量拜物教现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拜物教本身就是一个思想活动,是一种文化过程。相应地,数量拜物教现象也与当前日益膨胀的功利主义学风密切相关:就像子宫的胚胎发育往往受基本营养品(如叶酸)和母亲所处环境(如吸烟、酗酒以及服药等)的影响,一个学者的学术态度和学术取向也与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和学术风气有关。

  二、数量经济学所遭受的批判

  由于盲目攀亲于自然科学,现代主流经济学中就出现了数学化的过度发展取向,以致经济学研究也明显趋于形式化和庸俗化,乃至蜕变成为与现实日益相脱节的黑板经济学。关于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滥用情形及其危害,汪立鑫总结了三个重要方面:首先,数学模型化已经由原来推进研究深化之有力手段蜕变为甄别研究者学术能力与水平之单纯“信号”,并沦落为主流经济学加强自身学术垄断地位的重要工具;其次,过度学术模型化的训练或学术要求,给主流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带来了莫大的不必要负担,使他们的人力资源配置产生了扭曲;最后,持续、过度的技术性训练也使学习研究者在主流经济学目前丧失了应有的怀疑批判精神,对之形成了盲从和迷信,这一训练过程又是就是一个洗脑过程,它让学习研究者以为只有一种真正“科学”的经济学,并认为它已经成为一门如同自然科学一样成熟严谨的学科。[1]事实上,目前绝大多数数理经济学文章都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思维,它的一系列模型推导和实证分析都是为了“证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正确性;相应地,基于这种“我向思考”思维,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就热衷于将其特定领域的研究方法拓展到其它领域,而忽视非主流经济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所提出的批判和告诫。显然,作为一个具有高度学术理念的经济学人,就必须能够清晰地认识到现代经济学在思维和理论上所存在的问题,认识到数学的泛滥对经济学发展的桎梏;相应地,也就必须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走向进行反思和批判,从而引领经济学的革新风潮。

  其实,现代经济学这种过度的数理化倾向自出现伊始就遭到一些经济学大家的批判,这些批判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来自那些“文字型”经济学家的批判,这包括门格尔、凡勃伦、奈特、米塞斯、哈耶克以及科斯等;(2)来自那些精通数学工具的经济学家的批判,如马歇尔、威克塞尔以及凯恩斯等。例如,奈特就抱怨说,经济学领域有很多成员都是“首先是数学家,然后才是经济学家”。而且,经过一番沉寂之后,近20年来西方学术界对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数量化偏盛现象重新出现日益增大的反思和批判声音。一般地,这些批判声音主要来自这样几个方面:(1)科学哲学和经济学方法领域的专家,如哈奇森、罗森伯格、考德威尔、巴克豪斯、豪斯曼、博兰、劳丹、劳森、迈凯、汉兹、克兰特、胡佛、亨德森等;(2)经济史或经济思想史领域的专家,如诺思、张夏准、弗兰克、沃勒斯坦、布劳格、麦克洛斯基、谢拉.道、亨特等;(3)源于奥地利学派、老制度经济学派、激进经济学派、马克思经济学派以及行为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等非正统经济学家,如贝尔、舒马赫、霍奇逊、金迪斯、鲍尔斯、费菠萝、纳尔逊、卡恩曼、史密斯、海尔布伦纳、包尔丁、柯兹纳、罗斯巴德等。此外,(4)还有一种批判和反思声音来自主流经济学界,不过往往是在这些人功成名就之后,这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里昂剔夫、阿莱、阿罗、希克斯、萨缪尔森、西蒙、索洛、哈恩、缪尔达尔、科斯、布坎南、森、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以及经济学大师级人物熊彼特、奥尔森、沙克尔、乔治斯库-罗根、萨默斯等,他们都曾对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取向进行了批判,有的批判还相当尖锐。

  三、数量经济学的畸形化发展

  当然,尽管经济学的数量化遭受了很大的批判,但由于知识结构等原因,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依然热衷于纯经济理论的抽象逻辑等问题,从而导致经济学的数量化日益盛行。正如乔治斯库-罗根指出的,自从奈特之后,这种形势更加恶化了,目前被当作最有希望的那类经济贡献的那些努力,往往只是简单的数学练习,不仅没有任何经济实质,而且也没有数学价值,那些作者既不是数学家也不是经济学家。[2]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相继实行了教授终生制以来,经济学中的主流化现象又开始加速膨胀,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在承袭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思维和基本框架下热衷于数理模型构建和计量实证分析。究其原因,终生制使得青年学子更加关注文章能否发表而不是文章的创见,而数量化则更容易通过编辑和匿名审稿人的审查。布劳格写道:

  【“西方世界的经济学由美国主导,而美国的经济学又由每年在3000所高等研究机构中求职的400-500名新出炉的博士们所主导:求职成功以及一旦得到工作而求升迁的方法,就是在300份或者那些具有裁判意味的英语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最好是在12份左右的领导型杂志上发表论文。无论我们如何反对技术导向的经济学数理模型化倾向,也尽管学到这类技术工具的初期投入成本十分高昂,但是一旦习得固有的程式,用这种形式写作能保证论文更容易出产却是事实,而且,也当然比用语言和图表写作的论文更容易得到赞扬和引用。”[3]】

  经济学的数量化倾向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更是严重,以致数学泛滥所招致的问题日益严峻。事实上,当前中国那些所谓的“一流”经济学专业刊物几乎都是还没毕业的博士生或者刚毕业不久乃至刚从数学专业转过来的、正在为职称奋斗的青年学人的“杰作”。但试想: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这些仅仅学习了教材上几个定理或模型的博士生或青年学人们又会有何高见呢?而且,尽管中国前三个领域的学者也已经对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取向提出非常严苛的责难,乃至有全盘否定的激烈声音;但是,迄今为止却很少有批判声音是来自“主流”经济学领域的内部,相反,几乎所有那些“功成名就”的“主流”学者都刻意地维护他们从欧美搬来的那一套学术,这明显地表现为那几个出名的海归经济学人身上。为什么呢?事实上,欧美经济学界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往往能够在功成名就后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和反思,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继续维护这种学术并不会给自己增添某种荣誉或利益;相反,通过批判和反思不仅可以表明自身的持续存在,显示自己仍在思考问题,甚至还可能被确立为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启蒙者地位。与此不同,目前中国经济学还处于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完全支配的环境,任何一个经济学家的权威地位都比不上国外的相应学者以及主流范式所确立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主流经济学者即使在功成名就后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进行批判和反思,也不可能起到多大作用,反而很可能被批判为知识的落伍,从而会丧失在中国经济学界的权威地位。

  四、数量经济学上的言行分离

  即使在欧美经济学界,我们也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形。一方面,那些主流经济经济学家乃至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取得非凡声誉之后往往也会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数理化研究取向和主流思维进行审视乃至批判,里昂剔夫、阿莱、阿罗、萨缪尔森、科斯、诺思、森等都是如此。例如,阿莱就把当前这种学风称为“数学骗术”,阿罗则批评过自己先前提出的理论观点;萨缪尔森的批判则更加激烈: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的研究一文不值——只是为了自身的荣耀”。[4]】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麦克洛斯基和劳森等人都指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家们反复使用的具体方法、实践、研究手段和推理模式与他们声称的理论观点并不一致,而且,他们实际上使用的方法并不符合其主张的正规方法论的说辞。[5]另一方面,尽管那些功成名就者可以反过来审视自己以前的工作,甚至提出激烈的批判,从而赢得更高的学术声誉;但是,那些处于外围的经济学人或者青年学子却往往不希望自己的观点和方法偏离主流经济学太远,因为这会阻碍自己可能得到的机会。[6]艾克纳就写道:

  【“一种关于学术经济学家活动的行为理论并不假定,这些经济学家的唯一兴趣是为了了解现实世界的经济现象和能够提出解决经济难题的政策方案。……与正统观点保持一致会使著作得到专家的赞同,这对谋取职业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如果候选人的研究表明他们未来可能的同行或上级是些误入歧途的傻瓜,那么他们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些人的敌视。”】

  相反,“只有那些已经接受经济学当前的缺陷的人,才能取得作为这个学科的成员的资格,这些缺陷包括它的非科学的认识方法和未经经验证实的整个思想。因此,它有助于保证以经济学专业为代表的社会系统,能够原原本本地再生出自身。”[7]为什么出现这种差异呢?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是那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还是普通研究者,他们的行为都与现代经济学所宣扬和崇尚的理性经济人相符合:都是在不同的环境约束下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一般地,那些属于芸芸大众的经济学人往往不可能遵循那些大师功成名就后的言行,却会重复他们之所以功成名就的那条道路。因此,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绝大多数经济学青年学子都依从于主流的研究方面,从而集中于数量经济学一途,并导致了经济学的庸俗化发展。究其原因,(1)庸俗的往往容易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因为庸俗省却了思考的麻烦以及由此带来的困惑和煎熬;(2)庸俗化往往与流行的传统智慧相联系,从而为青年学子提供了快速成名的机会。显然,这种庸俗化明显地表现在文体、艺术方面的大众化,那些严肃的文学和艺术往往难以获得市场的青睐;同时,这种庸俗化也不仅表现在大众生活方面,也表现在学术探究方面,尤其表现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上。正是基于这种庸俗化倾向,绝大多数青年学子都热衷于数学工具的学习和训练,试图通过构建几个数理模型而立足经济学界,而很少愿意花时间和精力进行思想的思辨和文献的耙疏。博兰在《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的开场白写道:

  【“当经济学科目受到追求名利思想如此严重的支配,也就是说,受到更关心其事业成就而非为人正直或坚忍不拔美德的人们的支配时,人们怀疑是否还会有人选择经济学方法论作为其专业。这样一种选择需要最低程度的天真。”[8]】

  因此,现代经济学中严重的数学拜物教现象之形成和发展,主要就与追求主流的功利主义学风密切相关,这一点也在 克兰默和科兰德对美国本科生的调查中得到很好的印证。调查结果存在明显的矛盾:一方面,大多数学生认为,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经济学家,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擅长数学要比经济学知识以及从事实证研究的能力重要得多;另一方面,大多数学生又强烈抵制被视同于工程师,也不喜欢在大学时期专注于技巧与用词,而是希望有更多的思想,更多政策相关性,更多关于基本假设的讨论以及更多其他可能方案的严肃考虑。[9]

  五、数量拜物教根基于功利学风

  中国经济学界之所以极力仿效乃至扩大源于西方经济学界的这种业已广受批判的数理化道路,即使这种学术已经与现实出现如此的脱节之际,依然对此种明显的问题不屑一顾,很大程度上也与功利日盛的学术风气和整个社会制度密切关联。一般地,方法论的选择本身就是与特定的学风密不可分的:一个功利主义的学风将会引导人们采取流行的研究路径,而过分注重现状和强调实用的分析方法也会导致功利主义学风的泛滥。同时,功利主义学风又与特定的社会的、学术的制度有关:功利主义学风往往为一种扭曲的社会的、学术的制度所激励,而功利主义学风的盛行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社会的、学术的制度之扭曲和失范。也即,不断变动并被扭曲的社会制度必然会造就缺乏深厚底蕴的庸俗学风,而庸俗学风又强化了扭曲的社会制度。正因如此,当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一方面是对传统那种大而化之的教条经济学之反动,另一方面又从惟古的教条转变到了媚俗的教条。之所以形成这种极端化的跳跃,关键就在于,中国大多数经济学人不仅缺乏应有的理论素养外,而且缺乏真正求知的学术精神和敢于创新的勇气;因此,他们往往只能尾随于社会之俗流,以致宁可作这种毫无意义的Paper制作工作也要遵守主流,从而滋生出当前这种甚嚣尘上的数量拜物教。问题是,这种主流化现象对个体而言是理性的,但对社会而言却不是理性的,因为它并没有为现代经济学带来多少实质性的认知提高和理论进步。

  因此,数量拜物教在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根本上与时下的学术风气有关: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就在西方学术界勃然兴起,文章发表就越来越成为安身立命的基本手段。哈利·约翰逊就指出,受过研究生院培养的年轻经济学家,习惯运用他们前辈难以掌握的数学新方法,他们之所以热衷于这些新技术,目的在于使自己的职业前景更加美好。[10]同时,由于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的功利之风更为浓厚,因而年轻人对数学的推崇也更为强烈。事实上,正如林毅夫曾指出的,在当今世界的10大经济学家中只有泰勒尔还在写数理文章,而且,他近来也用得越来越少了,甚至也不愿用数学了。但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数理化倾向却方兴未艾,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势头。在较大程度上,也正在于中国经济学界的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气息更为浓厚:真正以学术追求为业的学者在经济学界已经越来越少,因而很少有人真正关心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实质进步问题,相反往往以热衷于“贩卖”西方流行的研究方式和相关理论为能事。正因如此,当前中国社会的经济论文就越来越热衷于技巧展示,从而也就越来越缺少问题意识。

  六、结语

  数量拜物教之所以在现代经济学界盛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主流化导向的陷阱:功利主义的学风和扭曲的社会制度使得大多数学人将学术研究当成获取名利的根据,从而热衷于主流化的学术方式。事实上,尽管不少经济学人都宣称,使用数学是为了经济学研究更为科学,从而有助于推动经济学的实质进步;但是,从他们的所作所为看,他们之所以热衷于数理模型的设计,并不是为了发现思想、取得认知,而是为了获得其他利益。这可从两方面加以说明:(1)这些文章往往只是将原先就早已存在的思想有时甚至已经存在几百年并且已经过时的思想用数学重新包装,这种抽象数理模型化的结果必然会丢掉一些“看不见”的内容,从而反而扭曲了原初的思想;(2)大量学人热衷于数学模型化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掩盖研究者本身在思想上的平庸和荒谬性,因为数理模型可以产生一种看似高深的结果,而计量似乎又为之提供经验事实的基础。同时,数理模型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欺骗性,又是时下功利学风强化的结果;进而,这种功利学风根本上又源自市场的激励,是无节制的市场经济所衍生出的堕落效应的具体体现。

  [1] 汪立鑫:“译者序”,载罗默:《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汪立鑫等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 Georgescu-Roegen N., 1979, Methods in Economic Sci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13(2): 317-328.

  [3]布劳格:“现代经济学的严峻趋势”,载迈凯编:《经济学中的事实与虚构》,李井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

  [4] 转引自布雷特、蓝塞姆:《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孙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页。

  [5] 劳森:《经济学与实在》,龚威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6]陈亮:“论主流经济学当今时代之多样性与共同性”,《现代财经》2009年第4期。

  [7]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苏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2-85、206页。

  [8] 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王铁生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序言。

  [9]Klamer A. & Colander D., 1987, The Making of an Economis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2): 95-111.

  [10] 转引自谢拉.道:《经济学方法论》,杨培雷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打印文章

网友评论

共有条评论(查看

最新文章

热点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