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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对中国有参考价值吗?

作者:王今朝 发布时间:2018-11-23 08:33:07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对中国有参考价值吗?

  作为生产率超越私人企业的组织,国有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的实现同样离不开交换。那么,国有企业之间(及其与其它类型企业之间)的交换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呢?针对苏联东欧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早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就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用市场机制。而中国1992年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呢?西方宏微观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是一种科学的企业交换方法理论吗?它是中国应该遵循的交换经济理论吗?攻击计划经济,而推崇市场经济。其实,市场经济并非西方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企业的优化的交换方法(王今朝、张艺、龙斧,2016),更不可能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优化的交换方法。

  一、西方市场机制的实质:私人(垄断)资本

  市场是人们交换所赖以进行的系统、制度、程序、社会关系和场所。[2]亚当·斯密以“看不见的手”的隐喻著称于世,并被人广泛认为是一个市场主义者。哈耶克(Hayek,1945)等人把市场与个人自主权、效率最大化等价起来,认为在一个自由开放的市场中,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进行买卖,不受君王或官僚权力的约束,进而认为分权市场本身就会发现并发掘所有互利性的交易从而使科层指挥毫无必要(米勒,2003,第28、38页)。事实远非如此。

  早在哈耶克之前,马歇尔(1994,第261-262页)就指出,(市场这种)自然组织学说被夸大就会产生很大害处,对于最爱好这个学说的人尤其如此。然而,在许多人看来,他的供求者在价格作用下的交互作用(即市场机制)将会带来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理论是基于类似概念的。马歇尔把供给和需求说成像一把剪刀的两刃一样独立,从而才有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而这个市场机制的作用最终导致一个均衡价格的出现。一旦把概念从“市场”转变到“市场机制”,马歇尔就可以在他认为必要、方便的地方把“机制”一词省掉,从而给“市场”一词带上代表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圣洁光环,从而也把其经济理论打造成一个以解释交换行为为中心任务的理论了,从而也就把生产(对交换、分配、消费的决定性)作用贬低了。其实,这个原封不动地被写进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教课书中的观点大谬不然。它用均衡价格这个假意识替代了私人(垄断)资本这个科学认识,并使其成为经济学的焦点概念。老实说,对于那些处于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而言,他们不担心生产,他们担心销售,即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能够卖光,因而能否实现交换确实是他们关心的最主要问题。马歇尔的经济理论通过论证市场均衡给了他们一种卖光其各自生产的产品的希望。这就难怪马歇尔的著作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得以流行了。

  莱普尼斯(P. H. Lepenies,2014)指出,市场在亚当·斯密《国富论》中只是具有一种看不见的手的属性,只是在汤森(J. Townsend)笔下,它才成为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哈耶克(Hayek,1945)笔下,它才成为一个奇迹(marvel)。如果假设市场真能配置资源,那么,马歇尔、庇古、熊彼特等新古典主义者或与新古典主义有这样那样联系者早就认识到垄断、外部性机制导致市场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新古典间接效用函数理论建立了消费者效用同时决定于价格和收入的机制(Mas-Colell et al,1995)。从作用力大小来看,很显然,消费者效用主要取决于他的收入,而不是价格(反映市场机制)。或者说,消费者效用取决于实际收入。把资本家和工人分别看成消费者,假设它们在其它方面都一样,请问,资本家的效用高还是工人的效用高?答案不言而喻。如果收入首先决定于生产方式(Marx,1959),那么,按照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初始分配成为保证市场决定资源配置适当性的机制。然而这种适当的初始分配机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存在,因而其资源配置即使达到帕累托最优也是一种工人阶级被剥削被压迫的最优,是一种资本主义由于其利润率降低无法避免经济危机的最优。这样来看,西方经济学术界对市场机制的研究传统不能随意地走出纯学术研究的象牙塔,不能成为一种推销价格机制、市场化万能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学术工具,更不能被歪曲为对社会制度的真理性认识。

  马克思早就揭示了资本的积累、集聚的必然性,而列宁1916年的《帝国主义论》更是揭示了现实世界的垄断资本支配本质。不妨借用演化一词,通过分析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造纸术的演化来说明供求的作用不对称和时间继起本质,来展示马歇尔均衡价格概念的假意识性质及其掩盖下的私人(垄断)资本本质。

  造纸术的发明离不开需求,如果没有感受到需求,造纸术不会被发明出来。从这个角度看,先有需求D1(t1),再有供给S1(t2),其中,t1、t2分别表示时间,t2>t1。我们把这描述为演化关系:D1(t1)→S1(t2)。即供给滞后于需求。值得注意的是,在对造纸产生需求到造纸术发明的过程中,价格没有起到任何明显的作用。这与计算机芯片的发明并不是取决于半导体的价格,也不取决于人力成本,而主要取决于相关的技术是否成熟一样。瓦特发明蒸汽机同样也不是受价格的激励或压迫,而是受为了使这种机器发挥其可能具有的潜在功能的想法的支配。这也就是说,在产品生产中,价格只是一个维持性变量,就如同吃饭对人维持生命不可缺少,但吃饭无法让人更聪明一样。

  中国曾长期使用竹简等非纸产品来记载文字。这意味着,甚至t2>>t1,即供给远远滞后于需求。可以想象,那些阅读竹简的皇帝、大臣一定认为,这些竹简太笨重,为了减轻他们个人的负担以及行政成本支出,他们愿意出足够多的价格来支持造纸术的发明。但是,这种潜在的高价格也并没有很快地催生出造纸术。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对于任何一种产品,必定有D1(t1)≠S1(t2)以概率1成立,即供求相等只能是偶然现象。在这个供求非均衡的过程中,价格根本不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变量。按照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算,假设1911-1949年和1978-2013年是市场经济,那它在中国的历史不过是1.46%。也就是说,市场价格对于中国的资源配置决定只起到非常微小的作用。

  即使在需求引致了供给并且确定了一个价格P1,这也不是市场经济的全部内容。实际上,需求引致供给,即D1(t1)→S1(t2)

  一般不是演化的终结,而只是开始。就造纸术而言,在接下来,就开始了另一轮的演化。这轮演化可以称为“供给创造出自己的需求”,即先有供给,再有需求。[3]用与上面类似的符号,我们可以把它写为:S1(t2)→D2(t3)。在这里,t3≥t2。之所以这样,这是因为需求可以对供给做出迅速的反应(而有了需求,生产需要花费时间)。比如,造纸术改进了,就催生了印书的需求。这时,会产生一个P2。

  有了第二轮的演化之后,接下来的演化就是在形式上重复第一轮的演化了。[4]但是,第三轮演化在内容上可能与第一轮演化有所不同。毕竟,由于需求的数量和内容在变化,可能引起供给的变化。比如,中国历史作品的增加会引起对书的需求的增加,人口的增加也会引起对书的需求的增加。于是,就会产生一个价格的无穷序列。请注意,在所有上述的演化中,价格的作用都是微不足道的,都不是价格在决定资源配置,相反,是资源配置的需要决定价格。这应该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对交换(对象和条件)的决定。

  造纸术的发明史告诉我们,ti+1-ti 本身实际上也是演化的。随着技术的进步,ti+1-ti 在缩短。这些道理对于所有的商品都是适用的。比如,在计算机产业中就有摩尔定律。[5]

  以上演化过程都是在供求非均衡下发生的,而且,考虑因素越多,供求的非均衡性就越强。比如,今天的计算机可能包括了购买者永远不会使用的功能,而购买者需要为此付出代价。这叫作供求均衡吗?也有许多消费者购买产品出现这样那样问题之后,并不能退货,或者勉强使用,或者丢弃,这叫作供求均衡吗?答案是否定的。这种演化分析的结果印证了马克思关于“世界充满了矛盾,平衡是暂时的,矛盾是绝对的”的基本观点也适用于分析市场价格:一般来说,不存在什么均衡价格。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分法,任何一个市场由供给者和需求者构成。一个市场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在这个市场中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吗?不是的。需求者,特别是作为家庭消费者的需求者,由于处于极为分散的状态,无法与高度组织的供给者平起平坐。这样看来,在日常消费品领域,一个市场就是由这个市场的供给者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在这个情形中,市场决定就是供给者决定了。如果这个市场的供给者已经形成垄断,那就是垄断供给者决定了。而如果这个垄断者是私人资本,那就是私人垄断资本决定了。在中间产品的市场上,有可能需求者起主导作用。但这个需求者也是生产者。如果这个需求者也是私人资本,那么,中间产品市场的决定也可以说是私人(垄断)资本决定了。[6]这根本不是那个看似匿名的、公平的看不见的手的机制。更何况,现代西方社会的需求者与中国造纸术发明时期的需求者的最主要的经济差别就在于他们是现代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大生产的产物,即他们是由供给方所决定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决定消费观点的应有之义。

  在私人资本决定之下,一切都服从于利润的需要。不管是劳动力的廉价、资源的耗竭、环境的污染、收入的分化还是国家的入不敷出、整体经济的比例失调。这就难怪市场经济不是什么令人称道的经济模式了,这样也就难怪苏联解体,而中国市场经济出现两极分化、资源耗竭了。也因此,本节我们无需考虑私人(垄断)资本企业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会成为中国企业交换的合理模式了。

  二、西方的市场失败

  马歇尔开给大实业资本家的只是一个空头支票。马歇尔对自己的理论其实并不抱有太大的信心,否则,也不用花费二十年来写出它的第一个版本了(亨特,2007,239页)。而在他写完前后,就意识到,垄断的存在对于他的实体市场均衡经济理论是一个巨大的无法克服的障碍。生产者不断扩大其生产规模(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讲的资本积累、集聚),也就必然遇到产品无法销售的问题,因而市场均衡、市场出清是无法保证的。因此,马歇尔自己提出了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反例,因而他自己反对了他自己。

  在马歇尔开出那张支票之前和之后,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就意识到,那(将)是一张空头支票。在20世纪30年代,众多的经济学家说,在《经济学原理》中叙述了基本理论以后,马歇尔“就在书中放烟雾,为的是不让人们看清他是在推卸责任,不对所有其他的问题加以证明。”[7]庇古(1920)使用了死于1900年的西奇维克(Henry Sidgwick)所提出的外部性概念,[8]给出了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第二个反例。斯拉法(Sraffa,1930)基于更为深刻的方法论和自己的价值理论明确提出,马歇尔的理论应该被废弃。凯恩斯1936年提出有效不足和政府干预理论,更是直指市场的普遍失败(即马克思早就着重研究的经济危机)。科斯(1937)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后来被认为指出了市场不能有效运作的另一种情形。萨缪尔森(1954)提出了公共产品的概念,指出它是不存在市场交易的。而到了70年代,信息经济学提出了不对称、不完全信息的概念之后,市场机制的无效性就更为严重了。在阿克勒夫(Akerlof,1970)的文章中,市场由于不对称信息的存在就完全消失了。

  在中国翻译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上述现象被统称为“市场失灵”。而其实,“market failure”不应该被翻译成“市场失灵”,而应该翻译成“市场失败”。就第一次在经济学领域提出这个概念的学者(Bator,1958)而言,它是指“市场失败”。就上面所讨论的垄断、外部性、交易成本、公共物品、不完全信息理论来说,它们也是认为市场是失败的。就英文权威字典来说,“failure”一词只能翻译成失败。其实,所有这些西方理论都是针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及其现代代理人马歇尔的市场均衡论的。如果它们所研究的不是市场失败,而只是“市场失灵”,那么,把教科书的巨大的篇幅用于讲授它们和把诺贝尔奖授予它们的提出者,不是典型的名不副实吗?当然,中国学者在把“market failure”翻译成“市场失灵”时可能是有着种种的考虑的。[9]

  阿克勒夫(1970)的文章应该被看作是对哈耶克等人信息理论的反击。哈耶克之流难以否定公有制企业的平等优势,[10]就找到了信息这个名词,并用信息处理优势来否定公有制企业的效率优势,这是因为实行公有制的国家还处于经济劣势,以效率为借口来攻击公有制企业才有浑水摸鱼之机。而斯蒂格利茨、阿克勒夫等人则论证了微观上的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处处存在,以至于可能导致垄断私人资本支配下的市场严重失败(市场消失)。而且,即使没有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垄断、公共物品、外部性也会导致市场失败成为常态。有许多的资源配置问题(如收入分配不公、公共品供给过少等)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而从生产对市场的根本性决定作用看,市场如果能够解决信息问题,那么,生产也能。可见,信息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是无关紧要的。下面的数理分析则证明,即使不考虑信息、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等传统的市场失败因素,马歇尔的市场机制理论存在致命的数理逻辑缺陷,从而是无效的。

  让我们先列出马歇尔的市场调节机制如下:

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对中国有参考价值吗?

  首先,正如王今朝、龙斧(2011)所指出的,由于需求和供给实际上取决于包括价格在内的许多变量,新古典经济学所识别的公式(4.14)、(4.15)并不存在。也就是说,科学识别出的需求和供给应该是如下一般性方程:

  D=D(P,A),S=(P,B) (4.17)

  其中,D、S、P分别表示需求、供给和价格,A、B分别表示影响需求和供给的收入、天气、预期或者收入分配、制度等非价格向量。所谓一般性,指公式(4.17)只是涉及变量之间的映射关系,我们并没有要求需求、供给作为价格的函数。于是,供求平衡可以表示为:

  D(P,A)=(P,B) (4.18)

  根据公式(4.18),我们得到如下价格的决定公式:

  P=P(A,B) (4.19)

  (4.19)表明,供求只是决定了价格与其它非经济变量之间的一种对应,而不能决定价格数值,制度也构成决定价格数值的一个关键机制。

  公式(4.17)中如果涉及的是函数关系,并且函数性质良好,在A、B固定的情况下,它就是供求决定价格的含义。这个时候,公式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D(P)=S(P) (4.20)

  作为公式(4.19)的简化版的公式(4.20)是产生供求决定价格假意识的根源。这一公式把许多本来可以变化的变量都看成是静止不变的,把许多本来影响供给和需求的变量看成是与它们不相关的因素,因此就是一种经济理论上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产生假意识的方法论根源。[11]这种方法论上的探讨在许多人看来简直就是空洞的说教,因此,我们需要对它作进一步分析,以明确它切实的内涵。

  当新古典经济学在(4.14)-(4.15)中把需求和供给看作仅仅是价格的函数的时候,它就预设了只可能是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调节机制了。而本来,其它的调节机制,比如,实行公有制(可以用A或B代表),比价格机制要有力得多。西方国家强调再分配,尽管不如所有制优化来得有用,但也是试图在价格调节之外找到另一种调节机制。样看来,新古典所推出的供求机制就不可信赖了。

  其次,只有在公式(4.14)-(4.15)、(4.20)所表示的系统中,价格调节机制才能让经济达到供求均衡,才能得出公式,否则,也可能是得出如下方程:

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对中国有参考价值吗?

  当然,更一般的情况是公式(4.16)、(4.21)所表示的调整过程同时发生,即当供求失衡时,将会既有市场调整,也有政策调整、企业(技术)调整等。这样来看,新古典供求分析所蕴含的市场调节资源配置只是资源配置调节机制之一了。西方的经济危机表明,这种市场调节既可能过慢以至于导致经济危机,导致资源配置的危机。而这时,政府就可能发挥市场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第三,实际上,由于不可能识别出所有影响供求的变量,供求的真正相等也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公式(4.18)中还包括一个随机误差项,并且我们并不知道这个随机误差项的概率分布,更无从知道它的期望和方差的确切值(这个值本身可能都是一个随机变量,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条件期望)。这种不确定性就是奈特所说的那种真正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公式(4.17)应该写成如下公式:

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对中国有参考价值吗?

  这里,随机误差既可能来自供给方面,也可能来自需求方面。我们为了简单,没有作出这样的区分。(4.22)说明,市场价格更不是由供求决定了。

  三、西方市场经济与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关系

  如果西方所谓主流经济理论错误而不值得借鉴,更不值得遵循,那么,其经济发展模式是否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具有参考、参照价值呢?对此的答案是否定的。英国已经决定性地衰落为二流国家,因此不足为凭。那么,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对中国具有参考、参照价值吗?

  首先,实际GDP增长率是对美国经济发展模式优化性的一种较好的衡量,根据这种衡量,美国在过去200多年中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具有优化性。从1774-1909年,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75倍,年均仅增长3.9%,由于在这期间人口增长近40倍,人均GDP的增长率只有1.1%。而在整个20世纪,美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则降为约3%的水平。[12]美国经济增长率固然不高,但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率更低。比如,从1770年到1913年,英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2.2%。1774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英国的1/3强。到1913年,美国的实际GDP就是英国实际GDP的2.5倍了。这就说明,美国经济的成功不过是在别的国家停滞不前时,它像蜗牛一样慢爬取得的。如果我们如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3%作为西方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那么,中国今天能够忍受这种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代价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其次,美国在建国前后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经济发展得天独厚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优势”是中国等国所不可能享有的。美国经济是欧洲移民凭借美洲土著人、非洲土著人完全陌生的生产方式等等众多有利条件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在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对美洲土著人的统治权、土地,甚至在人身上消灭了他们大部分人之时和之后,[13]开始了自己的经济发展。通过奴隶贸易进入美国的非洲土著人成为美国最大的人口红利。[14]对于欧洲移民而言,美洲土著人甚至不是劳动力,是完全的成本因素,因而遭到屠杀。对非洲土著人而言,他们的幸福之处在于他们被欧洲移民当作了劳动力,尽管作为极为廉价的奴隶。通过从其他国家购买领土,如购买路易斯安娜州、佛罗里达州、俄勒冈州、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州,[15]美国不仅增加了自己的人口数量、劳动力数量,而且为容纳欧洲移民等的高生产率经济活动提供了条件。在20世纪前半叶和中叶,美国经济发展还受益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其带来的欧洲甚至苏联的高级科学家。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它还享受到中国等国大量高素质劳动力移民带来的好处。移民的人力资本的成本由国外承担,而收益由美国人享受。中国等国不可能享有类似美国那样的全世界最先进的劳动力资源。

  第三,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西方国家18、19世纪开始所谓现代经济增长的时候,中国等国经济却停滞着。因此,尽管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率很低,但其长达一两百年的经济增长率的些微优势在20世纪造成了中美经济水平上的决定性的差异。可以设想,如果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如果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达到很高的技术水平,美国的技术再好,其经济也不可能那样领先世界。这就如20世纪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的兴起挑战了福特公司,几乎使它破产一样。反过来,今天中印等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就与西方国家当年的经济发展条件迥然不同了。它们想要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不能不突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上的围堵。这种外部条件上的差异也决定了中国等国不可能采用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

  第四,美国不仅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经济增长率极低,在各个较短时期,也都没有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16]与之相比,苏联经济则表现出巨大的经济发展绩效。斯大林对苏联的经济发展起点和任务有这样一个表述:“我们落后于这些发达国家50~100年。我们必须在十年内消除这个差距。不这样做,它们就会把我们碾得粉碎。”[17]在斯大林做出这个判断后,苏联发展的成就怎样呢?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兴起看,苏联的这条道路是成功的;从苏联在二战中所取得的胜利看,这条道路是成功的。它至少证明,存在一种增长模式,在经济分配比较平等的前提下,能够实现远比西方更快的增长。在战争条件下,更快的增长对于一个国家可能是生死攸关的,[18]而在和平条件下,更快的增长也可能是一个国家合理配置资源所要求的。[19]至于在这个阶段较快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产生的其它问题应该可以在下一个阶段得到解决,从而使一个国家不至因沿用一个经济发展模式而解体。

  第五,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似乎在耗尽其原有的经济发展优势。其开始于21世纪之初的低利率政策以及次贷市场及衍生品交易的发展表明,美国经济在过去十余年中失去了经济增长点。本来,按照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理论,资本家在对未来的利润具有乐观预期时进行投资,投资使得资本家未来赢利预期变得悲观。而美国次贷市场的长时间极大的发展表明,世界头号国家已经很难找到新投资机会了。这种投资机会的丧失既与美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基本制度有关,又是其生产力长期发展的产物,与资本全球化配置资源也不无关系。但不管怎样,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美国经济失去强劲增长动力都是事实。如果中国学习美国经济发展模式,能够得到多少经济增长率呢?

  第六,美国不仅经济失去原有的增长动力,而且国家陷入到一种两难困境:其经济下行,需要国家干预,但国家财力受制于生产资料私有制陷入要么无法干预要么陷入债务危机的。[20]如果无法干预经济,由于雇佣工人失业,危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稳定。如果干预经济,必须能够偿还或者转嫁债务。这样看来,如果美国不能在未来十年和二十年中出现新一轮的产品创新,其资本主义制度模式将会对世界其他国家失去影响力。随着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的崛起,即使美国出现新一轮的产品创新,也不可能如20世纪90年代享受IT技术创新利益那样享受新技术的利益了。中国如果因学习美国模式而陷入到与其类似的两难境地,由于中国人均GDP水平依然很低,而且人口众多,中国经济的困难将会比美国大得多。这也反证了中国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不可能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

  以上分析表明,把市场机制上升为一个社会的基础资源配置方式,甚至唯一配置方式,就把它推到假意识的地步了。而把这种假意识奉为正统经济学、主流经济学,那就是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宗教了。在西方,这种宗教不仅表现在即使1929年发生大危机后,依然坚持依靠市场自身稳定机制上,表现在主张用私人机制解决公共物品供给上,还表现在当资本主义一时稳定后,就宣称经济危机产生机制已被驯服上,还表现在通过宣称资本主义是历史终结而排除社会主义机制上。那些批判新古典的人,如果在兜了一个圈子后,却又回到市场机制上,那就不管他们是否得诺贝尔,只能是带着教授、博士头衔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教宗中的僧侣罢了。

  注释:

  [1] 该节第二、三部分的部分内容取自王今朝、龙斧(2016、2011b)。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rket_(economics)。

  [3] 请不要把这里的这个说法与萨伊定律混淆。

  [4] 如果没有接下来的演化,这就不是经济学问题了。

  [5] 著名的摩尔(Gordon Moore)定律认为: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见韦尔(2007,第216页)。

  [6]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程恩富教授最先依据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于2016年夏天指出了这个结论。

  [7] 杰弗里·哈考特、普吕·科尔:《琼·罗宾逊》,苏军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26页。

  [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xternality,2016年1月13日。

  [9] 根据对中国期刊网的搜索,题名包含“市场失灵”一词的最早文献是一篇译文:卢肯巴赫:《市场失灵与国家失误——起因及经济对策》,《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2年第6期。第二篇则是宋涛、张邦辉:《市场失灵和国家干预》,《经济学家》,1993年第4期。1995年,胡代光教授沿用了同样的译法。参见胡代光:《西方经济学者论如何矫正市场失灵》,《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5年第1期。我们的未经仔细考证的推测是,经过宋涛教授的使用,特别是由于他把失灵又解释成为“市场运作的失误和偏差”,于是,中国学界就接受了把“market failure”一词翻译成“市场失灵”的译法。本来,这些学者是好意,提醒中国政府决策者不要忽视使用宏观调控。但相对于这里的分析,这种译法已经给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让步了。这种学术上的让步可能与中国社会今天对于市场的普遍迷信有一些关系。

  [10] 哈耶克等攻击计划经济是集权、是奴役。而实际上,计划经济只有一部分决策和章程由中央和最高领导人决定,其他都委托给了其他等级和部门来制定,尽管对于不同决策和章程,二者权力配置比例有很大差别(希克斯,1987,p. 12、14),为了有效运作,运行、管理模式也在不断变化之中。

  [11] 在哲学上,形而上学这种方法论产生的根源则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12] 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高德步、王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10、18页。

  [13] 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一卷,高德步、王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3页。

  [14]《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一卷,第67页。

  [15] 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高德步、王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16]《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第17页。

  [17] Stalin, J.. Problems of Leninism,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47, p. 356.

  [18] 一些人认为,苏联解体证明这条道路是失败的。但这些人没有想到,苏联解体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苏联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制定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事情。中间的50年的时间差就为解释苏联解体提供了其他依据。毕竟,你不能用一个人40岁因为疾病或车祸去世来证明他在娘胎里就是一个错误。

  [19] 如果一个国家放弃其本来可以享受的高速经济增长,就意味着其经济发展模式存在一种重大的可避免成本。

  [20] 因为西方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的政府,无法对资产阶级征税。资本全球化也导致资本可以通过用脚投票来避开国内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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