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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强大的公有制和自主制药能力保障下的公益性医疗

作者:鹿野 发布时间:2018-07-13 10:50:14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鹿野: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强大的公有制和自主制药能力保障下的公益性医疗

  近日来,看病难看病贵,尤其是人民群众在重大疾病面前的困难,引发了各界极大的关注。有人借机大谈印度政府顶住了国际垄断资本的巨大压力,采取强制许可迫使国际药厂就范,让本国药厂可以生产廉价的仿制药。甚至有人开始带节奏,说印度医疗体制的优越,就更是与事实相去甚远了。

  一、印度的医疗体系并不优越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均预期寿命是不如印度的,但是在1955年便反超了印度,此后差距迅速拉大:

  【中国首先在教育水平和预期寿命上超过印度,之后才是经济增长。中国教育指数在1951年超过印度,寿命指数在1955年超过印度……在营养改善和生育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传染病的控制是影响预期寿命的核心因素。中国在1968年前后基本消除了危害人类最严重的疾病,而印度只是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传染病。

  李钢 张建英:中印两国人类发展指数比较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8年第2期】

  现在,中国的人均寿命76岁,印度只有68岁。如果要是印度的医疗真的那么优越的话,为何人均寿命被中国反超,并且现在已经相差八年之多?

  事实上,印度人均寿命一直较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印度一直实行的是医药私有化产业化的体制。就以制药行业来说,印度仿制药看似便宜,但是对于人均收入只有中国1/5的印度家庭来说大多数人仍然无法承受。而且西方对印度仿制药限制相对较松也是印度允许西方的大型药企在印度进行临床试验的结果。印度的药厂卖力的生产仿制药,出发点并不是为了印度人民的健康,而是廉价的仿制药可以赚钱。还有,印度制药行业的产业化与私有化导致监管混乱,很多仿制药药效低、副作用大,甚至假药充斥。在这种体制之下,尽管印度政府顶住了国际垄断资本的巨大压力,采取强制许可迫使国际药厂就范,但最大的受惠者只是印度国内医药资本,而非民众。

  相比之下,新中国之所以在成立初期就能够实现人均寿命超过印度并且迅速拉大差距,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因为那时候拥有一个真正需要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公益性医疗制度。

  二、贫穷不是原罪

  当下特别流行一句台词,“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然而,这只不过是私有制之下的理所当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之下,贫穷从来不是看不起病的理由。

  比如说,妓女要算社会底层了吧?在新中国初期要治疗妓女当中普遍存在的性病需要青霉素。而当时旧中国留下的摊子太烂,根本没有生产青霉素的能力,导致进口青霉素的价格要比黄金还要贵,甚至由于美蒋封锁,花钱也很难进口到药。但是新生的政权仍然集中了一切人力物力,迅速的帮助这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免费治好了病:

  【妓女中患性病十分普遍,在第一批收容的515名妓女中,患性病的占88.3%,收容后必须从速治疗。市卫生局抽调了全市各大医院的性病专家和皮肤科,妇科医师数十人,在所内建立了临时医院和简易病床。治疗性病需用当时被称为“贵重药品”的配尼西林(青霉素)。一个早期梅毒病人,每灭要注射60万单位,10天一个疗程,最少要3个疗程。一个2期、3期病人则要用100万单位,反复十几个疗程。那时国内还不能生产,需由外国进口,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封锁,进口也很难。仓库里只有从国民党手里缴获和接收下来数量不多的配尼西林,那是专供朝鲜战场志愿军伤病员用的。没有配尼西林,已收容的妓女的性病就无法治好。对此,陈毅市长果断地作出决定,亲笔手令各个解放军纵队后勤卫生部,“把这些配尼西林集中起来,先供妇女教养所使用,志愿军另想办法”。所有性病患者都得到突击治疗。私娼何金宝梅毒严重到下身全部腐烂,大小便失去控制,医生为她作了人工肛门,挽救了她的生命。在她们教养期满离开教养所时,全部治愈了性病.

  《上海解放四十周年纪念文集》编辑组编,上海解放四十周年纪念文集,学林出版社,1989年04月第1版,第173页】

  再比如说,农村相对于城市来说是弱势群体,但是新中国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在农村,取得了全世界公认的巨大成就:

  【党中央和政府直接要求城市医药卫生系统从医疗、教育、防疫、科研等机构支援人力、设备,由城市延伸到农村。组织巡回医疗队或其他形式的临时医疗组织,到农村工作,强调为农民服务,并帮助培养基层农村卫生人员,帮助建立和完善农村基层卫生组织。

  就这样,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中国在卫生医疗事业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曾经被世界卫生组织赞誉为“用最低廉的成本保护了世界最多人口的健康” (WHO,1978)。与此同时,1976年,全国农村实行合作医疗生产大队的比重从1968年的20%上升到90%,由合作医疗担负的卫生保健服务覆盖了全国85%的农村人口。

  曹春著,中国社会保障筹资机制改革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04,第142页】

  还有,在边疆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等最贫困落后的地区,“神之手”更是显示出了惊人的威力。仅以内蒙古为例,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性病患病率高达59%,人口数量不断下降。然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与重视医疗向贫困地带倾斜的情况之下,其到1977年时已经基本消灭了性病:

  【20世纪50年代,政府多次组织医疗队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防治性病工作。内蒙古自治区于1950年成立性病防治所,人员50人。1956年各盟成立性病防治站,人员增至530人。但专业医师很少,靠短期培训的初级医技人员担负性病防治工作。1960年各盟站并入防疫站,在性病防治所基础上成立内蒙古皮肤性病研究所,设临床、检验等科,有12人,负责全区皮肤性病防治研究指导工作。1950~1965年,全区累计检查出性病患者130万人次,治疗病人18.7万人次,性病患病率由最初的59%降到1965年的0.5%~2.4%。1977年进行性病复查时未再发现新患者及先天性梅毒儿。

  邓铁涛主编,中国防疫史,广西科技出版社,2006.11,第599页】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公有制基础上的公益性医疗制度并非胡乱浪费资源,而是极为重视降低医疗的成本。比如说,建国之前天花泛滥,夺取了大批民众的生命。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普及了牛痘,但是成本仍然较高。后来在国家集中人力物力攻关的情况之下,研制出的成本只有牛痘几十分之一的鸡胚痘苗,从而用极低的成本战胜了天花:

  【1965年始,各生物制品研究所开始生产鸡胚细胞培养痘苗,鸡胚细胞培养痘苗的成功,是牛痘苗划时代的革命,使得当时200个鸡胚的痘苗产量相当于一头牛的痘苗产量,当时流行“200鸡蛋一头牛”的说法。不仅使得痘苗的质量得到控制,而且成本大幅降低,而且从此痘苗跨入了无菌痘苗的行列与现代疫苗接轨。1966年,推广试用鸡胚细胞培养痘苗,在山西进行人群接种后的反应及效果现场试验。1969年,鸡胚细胞培养痘苗被批准正式生产。1970年,由于使用了鸡胚细胞培养,仅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就生产了1200万人份痘苗,使痘苗的产量上了一个新台阶。

  中国医药报刊协会,中国医药工业科研开发促进会编写,新中国药品监管与发展经典荟萃,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10,第143页】

  至于血吸虫病的消灭,结晶牛胰岛素和青蒿素等世界先进水平的药物研制成功这一系列成就,大家都耳熟能详,笔者在这里也就不再重复了。这种体制显然不知道比印度医药体制优越出了多少倍,也是支撑新中国人均寿命超过印度并且迅速拉大差距的根本原因。

  三、新自由主义的医疗私有化浪潮冲击下,中国医疗面临困境

  近几十年来,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医疗私有化浪潮的冲击,国际医药资本垄断了中国医药市场,中国的人民尤其是劳动人民和工薪阶层深受其害,有些人可以说处于水深火热的煎熬之中,一些身患重病的病人们被高价进口药折磨的生不如死。一段时期以来,医疗领域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新自由主义之风的影响下,曾经拯救中国亿万穷苦人民的公益性医疗,被国际垄断资本及中国的自由主义西化派学者们给排挤走了。仅以农村合作医疗为例,其在80年代就迅速瓦解,并且带来了严重后果:

  【农村合作医疗也被作为“左”的产物受到排挤.国家未曾出台过关于农村合作医疗.甚至是农村医疗保障工作的政策文件,社会舆论的偏差.与政府放任自流的管理方式.促使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迅速解体。数据统计资料展示,“1985年全国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行政村由过去的90%猛减至5%;l989年继续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行政村仅占全国的1.8%。到了90年代初期。中国仅存的合作医疗主要分布在上海和苏南地区”。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衰落与瓦解,直接对农民的就医问题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农民失去医疗保障。退回到自费医疗的初始状态。受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发展停顿的制约。农民没有能力承担昂贵的医药费.往往是“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再度陷入困境.医疗卫生状况持续恶化。

  胡宏伟等著,公共政策分析视阈下的中国医改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08,第293页】

  医药产业化私有化的后果也体现在人均预期寿命这个整体指标。据统计,从1980年到2010年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超过了中国,甚至有一些原来人均预期寿命不如中国的国家在这30年中实现了寿命反超:

  【中国2010年出生时预期寿命73.3岁,和1980年相比增加了6.3岁,同期世界上有11 1个国家增长年限超过6.3岁,占全球国家和地区总数量的52%,我们应该更多的思考为什么近三十年我们相对落后了,虚心一些,认真学习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我们的邻国泰国和越南在近三十年中做的比我们好,这两个国家1980年出生时预期寿命分别为65.5岁和55.7岁,都比我们的67岁低,到了2010年他们分别为73.9岁和74.8岁,都比我们的73.3岁高。再看看同属于亚洲的韩国,1980年出生时预期寿命65.8岁,也低于我们的67岁,2010年更是达到了80.8岁。

  简棣著,论新医改和扩大内需,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08,第32页】

  以印度为例,1980年时人均寿命要比中国短12岁,2010年则要比中国短8岁。虽然没有反超中国,但是也已经缩小了差距。

  四、公益性的医保也并非万能,治本之策在于掌握制药业的核心技术

  这世间没有什么东西是不用付出代价的。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公益性的免费医疗显然并非不需要消耗资源,只不过,一方面消耗的资源由整个社会整体承受,另一方面医药研发作为国家项目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即使在人力成本、科研消耗跟资本主义国家持平的的情况下,也会节省大量的被资本家攫取的利润(剩余价值),更何况人力成本、科研消耗甚至专利壁垒会因为制度优势而大量节省。之所以西方的制药企业研制出一种新药就需要消耗几十亿美元,而新中国六七十年代时可以用很低的成本研制出来结晶牛胰岛素、青蒿素等一系列国际领先的药品,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并没有那一小撮通过医疗行业获得巨额利润的资本寡头,其次是在当时这种体制之下把科研行业、医药行业一些精英得工资压得很低,尤其是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这些在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大潮面前,必然会引起一部分人的不满。

  公有制医疗虽然可以廉价化医疗的成本,但是这成本必然需要有人承担,只享受权利不履行义务的好事是不存在的。有一个生动的例子,一方面古巴每年有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羡慕美国的高工资而向美国跑,另一方面美国有大量看不起病的弱势群体往古巴跑。这固然显示了古巴对于弱势群体关怀的伟大之处,但是如果边境所设限制的阻拦,最后的结果就是健康的青壮年劳动力全都到了美国,老弱病残全都到了古巴。然后,古巴还能存在下去吗?

  过去,我们曾经拥有世界领先的公有制医疗制度,但是后来遭到了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医疗市场大潮冲击,造成了如今看病难看病贵现状。正是党和国家看到了医疗市场化的危害,习近平总书记才提出,公立医院系统是我国医疗体系的“主力军”,改革不仅要破除公立医院逐利机制,建立起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运行新机制,也要构建起布局合理、分工协作的医疗服务体系和分级诊疗就医格局,有效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近几年来,由于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日益突出,国家又加大了在医保方面的投入。可是只加大医保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持续发展下去,未来,公共医疗支出太多会不会拖垮财政呢?要挣脱国际医药垄断资本绑架,我能看到唯一的破解方法就是,着手做优做大做强中国的国有制药企业,将医药领域被新自由主义冲击垮的自主研发能力再重建起来,形成和掌握自己核心技术,才能不受制于人,才能用最小的成本保障人民的健康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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