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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与极右翼联姻:一个充满矛盾的组合

作者:尼尔·戴维森 理查德·萨鲁 发布时间:2018-07-11 08:17:37 来源:批判社会学 字体:   |    |  

  本文考察了新自由主义与极右翼政治之间的矛盾关系。首先,我们力图指明和解释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经济领域与社会、文化领域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在当前极右翼政治中是如何呈现出来的。其次,本文试图考察极右翼政治通过向保守主义右翼施加民粹主义压力并造成下等社会阶层之间的隔阂,给新自由主义的巩固和长期稳定制造了何种程度的麻烦。最后,我们以国际层面上新自由主义的机构组织和法定组织在政治表现上和问责机制上的广泛萎靡为背景,对极右翼政治进行界定。

新自由主义与极右翼联姻:一个充满矛盾的组合

  一、引言

  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中的主流模式,包括中左翼、中间派和右翼在内的诸多政治力量及其代理人都为其发声。因此,它逐步地从根本上重塑了世界范围内讨论和理解社会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所涉及的领域,产生了与政治新的决定因素和限定因素有关的新形式的“常识”,并使民主的政治协商和决策具有了可能性。本文着重探讨危机日益突出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与极右翼政治之间的具体关系。

  新自由主义将政治重新描绘为集体和民主协商的社会空间,以及由这一社会空间衍生出来的并由其推动的各种设想,这为极右翼的发展创造了史无前例的重要机遇。因此,尽管极右翼并不等同于新自由主义,但是极右翼势力的重新抬头体现了当前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存在的政治弊端,并且极右翼是其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此情况下,极右翼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一方面,它表达了社会各阶层在应对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变革、不稳定和社会紊乱时的愤怒和不满——有人将其称为“被遗忘者的政治”( politics of the left - behinds); 另一方面,它是民粹主义反叛浪潮的重要推动力,为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各种转型,特别是1945年之后兴起于欧洲(西欧)的福利国家的重组(如果实际上没解体的话)披上了民主的和大众的“外衣”。极右翼在宣传和选举策略上所做的很多努力指向的目标是揭露社会的某些矛盾和政治缺陷,以便使新自由主义作为社会统治形式能得到长期的巩固。本文将重点讨论这些矛盾。

  二、矛盾的根源

  有学者认为,极右翼可以被定位为新自由主义统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例如,杰里米•恩格尔斯(Jeremy Engels)在讨论美国的“怨恨的政治”(the politics ofresentment)时曾表示,像堕胎和同性恋婚姻这样的“楔子议题”,“同效率、放松管制和自由贸易等说辞一样,都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一部分”。但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采取的所有措施都一定有利于该制度的运转,恩格尔斯所提及的那些政治说辞也不例外。与极端功能主义或经济决定论的立场相反,统治阶级的代表实际上并不是无所不知、永远正确的。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曾经指出的,我们得容忍可能会犯错,但是不能简单认为“错误”只是一种“失误”:

  【“错误的原则”是一个复杂的原则:人们所涉及的可能是建立在错误计算的基础上的个人的冲动,也可能是特定的集团或派别在指导集团内部接管领导权的不会成功的尝试。[1]】

  在下文的讨论中,我们将极右翼视为一种“特定的集团或派别”。如果想要弄清楚它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矛盾关系,首先必须明确新自由主义、极右翼等术语各自的含义。

  对新自由主义有三种不同的合理解读。第一,它是一种1930年代形成于中欧的、反对所谓的社会主义(即国家计划和国有制)的意识形态,随后传至芝加哥大学,形成了芝加哥经济学派。第二,它是由国家管理层、政客和企业雇主形成的联盟所采取的一种策略,形成于1970 年代中后期,首先在英国、美国和智利实施,旨在应对经济危机的又一次侵袭。毋庸置疑,新自由主义策略力求将工作场所中的权力从劳动者手中转移到资本所有者手中,首先表现为削弱工会力量;但这并不等于作为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的全部策略方案得到了实施。一旦西方统治阶级因为政策不奏效而将凯恩斯主义或其他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拒之门外,他们的选择就十分有限了。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了相同的应对措施也就不足为奇。第三,新自由主义是指资本主义历史中新自由主义策略开始实施以来所涵盖的整个阶段。1973年之后的历史阶段烙上新自由主义的特征这一点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在大部分主要国家中都曾出现过选择其他结果的可能性。然而,到了198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形成了一个更加有利于资本的解决方案。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即作为一种策略的新自由主义以及这一策略所带来的、现已根深蒂固的各种政策。

  当代极右翼所涵盖的意识形态光谱以法西斯主义为一端,以极端保守主义为另一端。换言之,在英国,从英国国家党(British National Party,BNP)到英国独立党(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UKIP);在美国,从美国纳粹党(AmericanNazi Party)到美国共和党( Republican Party)中的“茶党热潮”(Tea Party currents),这些政党都持极右翼的立场。所有这些极右翼政党实质上都具有两个共同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以中产阶级内部的一股或者多股势力(如小资产阶级、传统的中产阶级,或者由技术管理人员组成的新中产阶级)作为成员基础并建立在他们的支持之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一定会缺少工人阶级的支持;第二个特征是它们总是在种族和民族问题上、大多数情况下在性别和性取向问题上持有极端的社会保守主义的态度。极右翼的政治目标始终都是推动民众的态度和相应的法律权利恢复到“人民”的同质性未受到移民“沾染”之前的状态。如果真的存在这种保持着种族纯洁性和文化纯洁性的黄金年代,那么通常被默认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某一时期。

  非法西斯主义极右翼政党和法西斯主义这两种极右翼组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迈克尔•曼(Michael Mann)认为,前者在以下三个方面区别于后者:(1)它们参与选举并力图通过民主的方式在地方、国家和欧盟层面掌权;(2)它们不搞“国家崇拜”,虽然它们试图利用国家来为其“客户群体”谋求福利,但一些政党(例如奥地利自由党[Austrian Freedom]、瑞士人民党[Swiss People's Party]、茶党等)已经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小政府”的说辞;(3)它们并未试图“超越”阶级。其中第一个区别是最重要的,即坚持自由主义民主,因为这指出了法西斯主义与非法西斯主义极右翼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正如彼得•梅尔(Peter Mair)所指出的,非法西斯主义极右翼“并不想挑战民主政权本身”。政治活动家和评论家通常会在法西斯主义与其他形式的右翼政治主张之间进行绝对的区分,其依据就是前者依靠准军事组织和暴力行动等手段来获取权力。在此意义上,希腊的金色黎明党(Golden Dawn)和匈牙利的由比克党(Jobbik) 更接近于传统的法西斯形式,而意大利的北方联盟(Northern League in Italy)则不然。这种对非法西斯主义极右翼和法西斯主义极右翼的划分很重要,不仅表现在确定对手的策略方面,而且指出了定义法西斯主义不能仅仅根据其是否采取了议会外的或者非法的行动。

  直接从第一个区别衍生出来的第二个区别在于两者对于想要建立的社会分别持有何种态度。正如罗杰•格里芬(Roger Griffin)所指出的,在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和纳粹德国,“右翼革命”都在各种运动中运用国家力量在全社会以“新价值”锻造“新人类”。这是一种改造计划。与此相反,非法西斯主义极右翼倾向于认为,民众已然具备同质性和道德观,只不过他们被围困在上层社会的“精英”与社会底层的“危险异类分子”之间。他们的目标是将人们带回到这两股压迫势力出现之前的幸福状态。这是一种复兴计划。

  极右翼的这种非革命性的复兴政治恰恰就是它与新自由主义的矛盾所在。在新自由主义兴起之前,所有的极右翼政党都倾向于去适应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资本组织形式。例如,在1929—1973年间的拉丁美洲,右翼军事独裁政权(历史上最常见的一种极右翼政权形式)在很多方面都与非洲和中东地区名义上的左翼后殖民政权一样,致力于推进政府主导的国家干预主义发展战略——1964年到1968年的巴西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然而,后来发生在智利的情况却与此有所不同,智利军政府一开始不确定要采取何种经济政策,早前他们原本有可能效仿弗朗西斯科•弗朗哥(Francisco Franco)在1939年引入西班牙的天主教会社团主义模式( Catholic Corporatistmodel)——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拉丁美洲几乎所有的独裁政权都基本上充满信心地遵循着这一模式。

  巴西的军事独裁和智利的军政府本质相同,只是后者更为残暴。但是二者对于国家在经济的所有权、控制权和管理权上应扮演何种角色持有完全不同的态度。极右翼经济政策中存在的差异并不仅仅反映了各政党、运动和政权产生时所处历史时期的不同。如果我们集中关注新自由主义时期的第四个十年这一阶段,我们会发现依然存在这种显著的差异:一方面,茶党和荷兰自由党(Party for Freedom)这样的反映主流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极右翼政党的支持者要求削减福利、降低税率;另一方面,匈牙利尤比克党和希腊金色黎明党的拥护者主张加强国家干预,以减轻全球化的影响。后者的政治主张与新自由主义的目标可能存在冲突,但他们之所以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恰恰是因为作为策略的新自由主义在1980年代后期风头正劲的时候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

  到198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第一个阶段”所特有的对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中有组织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全力的正面攻击总体上停止了。新自由主义出现了从笔者所说的旨在重新确立发展方向的“先锋型”(vanguard)政权向旨在加强团结的“社会型”(social)政权的转型,即从撒切尔、里根主政时的政府模式向布莱尔、克林顿主政时的政府模式的转型,因而,这需要从葛兰西所说的“运动战”转向“阵地战”。前者需要正面打压工人运动,并废除先前地位稳固的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机构,即“革故”;后者更像是分子式的渗透过程,需要对众多社会生活领域逐步实现商品化,并建立以新自由主义为信条的新的机构,即“鼎新”。尽管这些新自由主义模式是依次出现的,但是眼下它们都可以作为国家治理的替代方式,对当今时代的传统政治主张作出一定约束。

  因此,为了达到现实目标,西方国家中的统治阶级和中左翼、中右翼政党一致认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唯一可行方案就是推行新自由主义;但是对于作为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他们的意见并不统一,其结果就是他们在同性恋权利、环境保护以及本文尤为关注的反种族主义等方面存在着切实分歧。

  “先锋型”新自由主义与“社会型”新自由主义二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它们如何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社会型新自由主义的很多反种族主义主张主要是形式上的,其政策在很多方面反而助长了种族歧视的不良风气。即使我们认真对待这些反种族主义的官方说辞,其影响也主要还是使中产阶级受益。正如沃尔特•本•迈克斯(Walter Benn Michaels)在奥巴马战胜希拉里•克林顿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后所说的,这是新自由主义的胜利,“这是因为只有受益人和受害人一样在种族和性别上是多元的,政府承诺的正义才不会引发有关不平等的争论”。社会仍然是不平等的,但是“在治理不平等现象时,没有歧视什么事儿”。

  不平等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改善,而且还日益突出。新自由主义的胜利使得西方的工人阶级变得越来越四分五裂、混乱无序。对于一些工人来说,诉诸“血统和民族”似乎是现存的唯一可行的集体主义形式,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替代方案似乎已于1989年至1991年全部破产的情况下。民众也许不会将个人的不满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或身为制度参与者的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需要找一个问责泄愤的对象。这个对象是谁?如果真的像撒切尔夫人在1987年接受采访时所声称的,“事实上根本就没有社会这么一说”,只有“独立的男性、女性和家庭”,那么也就不存在社会集团、社会阶级、乃至社会冲突了。然而,随着冲突的不断爆发,必须有人对此负责并被追责。

  政客和媒体人在解释中突出了两种分类,“犯罪者”(Criminal)和“不称职者”( Incompetent),以说明这两类罪人之间的明显区别。打个比方,如果一个全副武装的抢匪伏击抢劫了受到惊吓的《每日邮报》的读者,那他就是“犯罪者”;而如果一个社工莫名其妙地把一个孩子从原生家庭带走,或是该把孩子救走时反而不可思议地没有这么做,那么对于异常愤慨的《太阳报》的读者而言,这个社工就是“不称职者”。

  但是,还存在着第三个类别——“闯入者”(Intruder),其典型代表是寻求政治避难的人、非法移民甚至越来越多的合法移民。“不称职者”一方面给“闯入者”扣上“犯罪者”的帽子,另一方面却又在“政治正确”原则的束缚下给闯入者安排居所,对他们加以保护。因此,移民是本文的一个中心论题。过去40多年来,新自由主义通过其实施的全球性和结构性变革,尤其是如下两点的共同作用,推动了极右翼势力的重新抬头,一是国内的社会经济变革,体现为福利救助政策的重新调整,二是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增加,与之伴随而来的是工人个体化的社会不安全感。于是,新自由主义依靠着成熟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其劳动力市场,以应对社会工资的竞争压力,这一方面是通过将生产外包给低工资地区,另一方面是通过鼓励移民进入劳动力市场,从而不断施加工资下行压力,提高剥削水平。同时,通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包括欧盟委员会)监督下的多轮结构性调整,新自由主义政策大幅加剧了众多国家的经济不安全和不平等,从而迫使大量人口移民到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富裕地区,以谋求生计。

  追求经济效率和自由竞争市场的新自由主义范式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经济移民(economic migration),但这必然与一些受到文化和种族主义侵染的观点相矛盾,这些观点影响了新自由主义计划中与福利国家重组有关的那些方面,特别是不再以公开和民主的方式来监督和应对种族不平等和种族歧视问题。移民问题助长了公民权利方面的种族歧视,新自由主义的潜在种族主义假定暴露了这一点,即福利不再是公民的普遍权利,而是属于那些通过效仿新自由主义者的主体性来积极证明自己应该享有福利的人。

  因而移民挑战了普遍存在的白人意识(whiteness),特别是工人阶级中各群体的白人意识。在工人阶级中日益蔓延的社会不安全感是如下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传统就业岗位的外包,二是他们感觉到(即使并不总是事实)移民使本地就业岗位的竞争更加激烈。工人阶级尤其是男性工人阶级的白人意识往往与就业有关,就业给他们带来了社会价值感和道德价值感;白人意识还与公民权的基础有关,

  随着构建了战后政治经济秩序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调解达成的劳资社会合同被废止,这一公民权的基础如今看起来正在消失。相比于被认为是不希望融入白人社会和接受新自由主义思想、进而被认为是存在文化缺失的有色人种,白人更加“理应”获得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这一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说法根源于当前所发生的如下情况,即就业机会越来越少,获取社会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压力越来越大。这加剧了白人的身份认同危机,由于植根于阶级的实现社会团结的结构和制度被破坏,这种身份认同变得越来越种族化。

  1945年后,在成熟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许多白人工人的阶级身份认同与各种受种族影响的白人身份认同尤其有关,而这一点又与战后福利国家的建立有关,因为福利国家建立在工人阶级内部的种族划分和潜在的社会等级基础之上。因此,在很多方面,阶级构成实际上也就是种族构成。随着战后种族化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方案在许多西方国家、特别是盎格鲁势力范围内破产,尤其是1980年代早期以来的破产,许多白人工人、特别是白人男性工人的带有种族意识的阶级身份认同变得岌岌可危。这些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解释大量白人工人在政治倾向上所发生的转变,即从“传统上”在政治上忠诚于社会民主主义左翼转向支持右翼政党和极右翼政党(尤以英国为例)。

  这样,工人阶级的白人身份认同危机被极右翼势力所利用,构成了反叛分子和民粹主义者参与的“反体制”政治的基础。极右翼一方面赞同并推动了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反对普遍主义福利国家的主张;另一方面攻击那些持“精英主义”和“世界主义”立场的新自由主义的吹鼓手,他们笃信移民能够提升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并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正如安迪•琼斯(Andy Jones)所指出的,这为诸如英国独立党的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这样的政客披上了保护英国白人工人的外衣,其理由是移民“对富人而言是好的,他们会有更便宜的保姆、司机和园丁,但这对普通英国人而言是坏消息,……移民实质上使白人工人阶级沦为底层阶级,这将是一场灾难”。

  凭借着这一对移民问题的看似合理的回应,极右翼势力登上了政治舞台。如果以他们的观点主张不合理为由拒斥极右翼,这只不过是一种逃避。正如奇普•波莱特(Chip Berlet)和马修•莱昂斯(Matthew Lyons)所指出的:

  【传统的政治主张认为总统选举是人民意愿的体现,认为经济的健康发展可以通过资产数百万的公司的获利情况来衡量,还认为美国对海地、索马里、科索沃等地的军事干预旨在推进民主和人权。与这些主张相比,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主张既没有更加合理,也没有更加不合理。】

  大众并不认为这些极右翼看法是愚蠢的,接受这些主张的人比相信圣经《创世纪》中的故事真正存在的人多得多。布莱特曾探讨指出,这个问题反映出的不是“个人的病症”,而是“集体的绝望”。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获得相当多的白人工人阶级的支持似乎与此有很大关系。极右翼运动是如何产生的?它们针对真实存在的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错在哪儿?思考这些问题更具有启发性。实际上,正如乔•巴金特(Joe Bageant)对美国的描述:

  【新保守主义和左翼运动的兴起方式非常相似,二者的兴起过程大致相同,兴起的原因也类似,即工人阶级认为美国的传统生活和价值观遭到侵蚀,这引发了他们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广泛存在,却被当局所忽视。】

  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在更一般的层面振振有词地指出,极右翼运动不仅在获取支持方面借鉴了左翼的做法,而且其兴起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1968年极翼运动的回应。

  一个威胁资本主义制度稳定性的潜在问题是,尽管极右翼政党本身凭借一种(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破坏资本主义需求的施政纲领上台执政的可能性较小,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这些极右翼政党对主流的右翼或左翼政党施加影响,最终会给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制造各种麻烦。这种易被忽视的情况最明显的例子发生在新自由主义的心脏地带,即盎格鲁-撒克逊的美国和英国。自196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共和党人越来越依赖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团体,利用其激进主义将其动员起来,以获得其选票。这种以宗教为核心、或者说至少在宗教领导下的投票,必然也会要求实施有利于他们的政策以回报其支持。对于共和党人而言,问题不仅在于原教旨主义基督教的极端主义会导致共和党与在美国大选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中间选民”的疏离,而且还使政治家们在实施那些美国资本主义长期健康发展所必需的政策时受到诸多限制。

  然而,会给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制造麻烦的不仅仅是宗教信仰,公然反对移民的种族主义也会制造麻烦,这种种族主义在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及其支持者阵营中表现明显。茶党提议的《比森-哈蒙阿拉巴马州纳税人和公民保护法》(Beason - Hammon Alabama Taxpayer and Citizen Protection Act)就是一个具体实例。阿拉巴马州议会于2011年6月通过该法案,规定移民必须随身携带移民文件,否则将被视为非法移民。同时规定,非法移民将无法享有阿拉巴马州提供的任何必需品,包括供水。该法案原本旨在阻止和遣返拉美裔非法移民,但其结果却导致阿拉巴马农业部门中的主要劳动力大量流失,其影响甚至还不止于此。在该法案推出以前,据估计,阿拉巴马州有4.2%的劳动人口即9.5万人属于非法移民,但是这些人口却缴纳了1330万美元的州税和地方税。他们离开阿拉巴马州或撤回到非正规经济活动中,可能会给当地带来40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此外,雇主不得不花费更多的资金来筛选应聘人员,雇用人力资源方面的人员来检查移民文书,以及为因疏忽而违反该法案所产生的潜在法律责任购买保险。

  英国保守党也在欧洲问题上遭遇了与美国共和党类似的困境。1997年之前,在欧洲问题上英国保守党放任英国国内帝国式民族主义的肆意发展,这种帝国式民族主义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欧盟对新自由主义怀有任何敌意,而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转向出现的,它源于新自由主义未能成功改变英国资本主义的命运。由这一目标所引发的民族主义当前已成为英国的政客们和国家管理层意图实施更大程度的欧洲一体化战略的主要障碍,尽管无论是在这些政治家们看来,还是从英国资本中就算不占主导地位但也是具有相当分量的资本力量的长期利润出发,欧洲一体化都是非常合理的战略选择。2013年,英国商会对4387家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只有18% 的调查对象认为完全退出欧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占大多数的64%的调查对象支持收回一些权力但仍留在欧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真正反对欧盟的主要是小企业,因为相对于大型企业而言,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加强监管和增加工人权利给小企业的利润空间造成的损失都要大得多。

  英国独立党是反欧盟情绪大爆发的主要受益者,其取得的进展反过来又鼓舞了保守党内部的右翼势力,尽管这两个政党的政策并不一致。政治主张上的矛盾在政治权力斗争中未必多重要。英国独立党重点关注的一系列问题体现在“欧盟”这一半虚构的机构身上,与之相似,茶党重点关注的一系列问题体现在“政府”这一半虚构的机构身上;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在前者中,该机构是国外的而非本国的,因而本土精英的罪名变成了对这些外国机构的顺从,以及“背叛”和“出卖”自己的国家。不过,英国独立党的民众支持至少部分是以数量可观的选民作为其基础的。对该政党进行过最深入研究的学者指出,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当前这个实际收入下降、经济前景不明朗的时期,来自更加贫困和不安全感更加强烈的群体的选民将会力挺能够为他们提供最佳的经济支持和帮助的政党,而不是去支持一个经济政策几乎没有连贯性和可信度的政党,一个从未帮助过弱势群体的政党,一个拥有许多宁愿公开支持自由市场也不愿意帮助弱势群体的自由主义激进分子的政党”。对这一“悖论”的解释虽然令人沮丧,但并不难理解。

  三、新自由主义的种族化效应、白人政治和极右翼

  新自由主义不单单是通过劳动力市场机制(极右翼可以将其转变为导致人们不满的根源)来加剧种族主义。尽管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声称,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后种族的”( post - racial)、“种族中立的”(race - neutral)或“肤色色盲”(colour - blind)式的政治经济,它也推动了其发展,这种政治经济建立在被剥夺了文化影响下的身份认同并实施竞争性市场行为的个性化主体的基础上,但是种族主义的病症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中不断反复出现。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特别是其对“福利依赖”和“政府臃肿”现象的攻击所带来的种族化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这体现在福利受领者广为流传的、种族化的刻板形象上,同时也体现在福利供给私有化和削减公共开支造成的不公正后果上,这些后果对少数族裔群体的影响更为严重。此外,用以推动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移民治理依赖于对可接受的移民和难民类型与不可接受的移民和难民类型所作的种族化划分,也依赖于与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并行发挥作用的刑事制度的形成,这一制度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种族化特点,最突出的体现是非裔美国人的高监禁率及其在拘留期间的非正常死亡,这是普遍存在的警察暴力导致的结果。

  新自由主义为极右翼势力的重新崛起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极右翼却通过将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种族化来集中攻击他们所认为的新自由主义的种种弊端。当前的极右翼的种族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假设更为吻合,这是因为主流的极右翼思潮不再是官方宣传“血与土”这一纳粹口号所体现的、先前的极右翼所支持的那种种族主义。因而我们可以将新自由主义的种族主义和极右翼的种族主义概念化为一种新的种族主义:有学者称之为“新的种族主义”(new racism),也有学者称之为“新种族主义”(neo - racism)、“文化种族主义”(cultural racism)或“排外种族主义”(xeno - racism)。这一意义上的种族主义助长形成了某些类型的具有等级性和排他性的社会秩序,这些社会秩序建立在受压迫群体本身具有的某些内在特征或者缺陷的基础上。这种种族主义关乎一种长期存在的观念,该观念同样关注文化或行为特征,而不只是生理特征,例如,在19世纪的盎格鲁地区,种族主义者就将爱尔兰信奉天主教的白人描述为“非白人”。从这方面来看,种族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种族排斥和种族歧视源自如下观点,即认为种族和文化少数群体的文化行为无法融入“民族的”和“本土的”文化。种族之间的排斥是有理由的,但这并不是基于白人至上论(即旧种族主义,old racism),而是因为某些特定群体(尤其是穆斯林)的行为与我们对社会团结和公民权利赖以存在的基础的理解截然相悖。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新自由主义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维度上导致了潜在的种族主义行为持续存在这一严重后果。正如大卫•古德伯格(David Goldberg)所指出的,新自由主义产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后果就是他所谓的“种族私有化”(privatization of race),这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在美国尤其突出。古德伯格认为,种族私有化这一趋势是私有化的普遍逻辑的构成要素。它是如下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支持私有财产持有者享有的特权,二是剥夺了社会中大多数民众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而后者是过去几十年来社会和政治斗争的结果。因而,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重构导致了其在推动种族平等和解决现存种族主义问题上的作用和能力不断地被削弱,并且越来越失去合法性。

  这些变化带来的后果是,对私人领域存在的种族排斥行为和种族主义影响进行的民主和法律监督遭遇阻碍。古德伯格特别列举了美国的例子。美国“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mes)的废除以及通过公共服务私有化和削减公共部门就业岗位对民主国家进行的拆解所造成的种族化影响,使得少数族裔受害尤为严重。极右翼利用了这些政策变化,因为它们实际上使极右翼的种族主义获得了制度上的、得到主流认可的合法性。极右翼宣称,之所以出现这一系列后果——包括少数族裔的边缘化和无法实现同化、对福利国家的依赖以及有色人种入狱率过高,其原因在于这些群体内部固有的文化认同和行为方式。接受民主审查的公共权力和规范的缺失,加上新自由主义国家及其市民社会的吹鼓手所宣扬的新的意识形态共识,这些意味着会越来越多地依据与特定的种族化群体有关的文化认同和行为来对经济边缘化这样的“社会问题”进行因果解释。在解释那些与“精英政治的”新自由主义主体性明显不符合的行为特性时,文化成为了唯一的解释因素,由此导致的新自由主义与极右翼的交汇可能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和理论家所承认的目标,但却是无法避免的政治产物。

  但是,新自由主义也使白人的身份认同成为了问题,并强化了这种身份认同。由此,至少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一个心照不宣的假设是,由于在有关社会形态和社会病症的解释中抹去了阶级身份、性别身份和政治身份,因此白人意识仍然被默认为是决定社会成员资格、社会参与权利和社会贡献程度的解释因素。这意味着即使再掩耳盗铃也不言而喻的是,社会成员资格和社会参与权利与白人的种族化属性密切相关,什么种族决定了谁有权享受社会福利。

  极右翼得到了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机会,因为这允许将一种明确被种族化的公民权概念融入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真空”(social vacuum)之中,这种社会真空是重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方案所带来的结果,借此那些先前致力于反对种族主义的各种机构和场所(以及与之相关的反种族主义构想)要么被彻底消除,要么被极大地削弱。就种族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意义而言,这并不是说新自由主义导致了种族主义,而是说新自由主义建立在一种集体的社会经济不安全感的基础上,而这种不安全感有助于重新唤起那些业已存在的旨在实现社会团结的种族化构想,这是因为它是在新自由主义政治中保留完整的旨在实现社会团结的政治制度框架之一,还因为致力于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政党利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说辞来动员“民主的”选民支持新自由主义——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就是典型例子。

  这样,新自由主义在多种不同的层面上带来了种族化影响,这加剧了极右翼政治的鲜明的“反抗性”和“民粹主义”特征。由此,尽管新自由主义政权欢迎并鼓励(某些)移民,但是与此同时,与新自由主义瓦解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的举措有关的社会政策以及新自由主义对新形式的个性化主体的表述,巩固并重新阐释了各种种族主义,这些种族主义又反馈到极右翼政党长期以来所持有的观点之中。这些情形是在社会经济危机的背景下重获转机的,并且在其根源(国际的/非本土的)和表现上都呈现出种族化的特征。同时,根据极右翼的煽动性言论,新自由主义移民政策使危机变得更加严重。正是通过这种矛盾作用,极右翼势力看起来站在了新自由主义的对立面,但与此同时,它又支持了推动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种族化的基本观点。

  四、国际化、极右翼和民主政治版图的重绘

  一直以来,新自由主义都对民主持有怀疑态度,特别是它认为那些体现民主国家公民集体意志的机构和制度干预了市场经济的运行。由此,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之一就是在制度上重新建构、在政治上重新组织民主架构和民主进程的运作方式,尤其是它们与经济的组织和运行之间的联系方式。在大多数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中,上述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伴随着前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和随之而来的左翼势力的破碎和迷失方向,大众民主政治的时代似乎正在走向终结。这些发展变化与极右翼有何关系,又对促进极右翼政治的发展起到了多大作用?在公共政策的关键领域出现的向国际化和专家治国化发展的各种趋势,以及由此造成的民主政治从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的领域撤离,在很多方面都为极右翼的民众动员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来源。

  从内部来看,主流政党之间与日俱增的可互换性(interchangeability)给极右翼政党带来了争取选民的可乘之机,它们将自己定位为社会政策方面的异议者。马格纳斯•马斯达尔( Magnus Marsdal)指出,在丹麦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1998年实施削减养老金政策到2001年丹麦大选期间,公众的愤怒值有所降低,这是因为不同的政党和政治评论家之间几乎在这些政策的必要性上达成了完全一致。他强调:“经济的去政治化造成了其他一切方面的政治化。”

  从外部来看,在类似欧盟这样的组织中,伴随这些发展形成的制度框架为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尤其是在应对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和2010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背景下。简单来讲,经济危机波及了存在严重的民主赤字的欧盟国家,而国际社会的应对措施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的巩固和扩张;在这样的背景下,极右翼获得了有利的政治机会。

  就针对欧元区危机所作出的各种政治回应而言,很多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的评论都强调了现有的“反体制”运动和政党表现出的民粹主义色彩,其中包括西班牙的“我们能”党( Podemos)和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代表的左翼思潮。但是,另外一种同样重要且根基深厚的“反体制性”的回应是作为主要的反欧盟势力或疑欧势力的极右翼的重新抬头。其原因在于,极右翼能够以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煽动性的方式向传统右翼势力施加压力。这部分也是因为,尽管极右翼攻击欧洲一体化,但并未像激进左翼那样,威胁到新自由主义近些年来所拥护的财产权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核心原则。因此,从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共同体内部来看,极右翼可以被视为“内部反对派”或是发泄愤怒、不安和不满的内部渠道。通过其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煽动和蛊惑性的故作姿态,极右翼试图为大众提供一个“民主”的宣泄口,这威胁到了新自由主义共识,即新自由主义即使不能完全消除民主大众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影响,也要试图限制其影响的范围。不过,极右翼将重点放在了新自由主义的空间维度和机构组织层面,这意味着它并未从根本上挑战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前提。因此,极右翼可以、也应该被视为新自由主义危机的产物,正如法西斯主义是1918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物一样。

  我们从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的研究中也可以发现,欧元区的组织架构,尤其是它与新自由主义金融化(这种金融化以欧洲中央银行的“超国家主权”为中心)的联系是如何在充斥着与极右翼有关的象征符号和语言符号的政治运动复苏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欧盟正式出台了推动中央银行(政治)独立的举措,这可以被视为是“新自由主义共识”最重要的胜利之一。取消对这些机构及其运作的民主监督,也可被理解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被金融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所占领。事实上,虽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 Alan Greenspan)没有明确提及金融新自由主义(及欧盟),但其在2007年9月发表的言论使我们能够了解统治阶级中的政策制定者和理论家们是如何看待这些变化的:“令我们感到幸运的是,由于全球化,全球市场力量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美国的政策决断。如若不考虑国家安全因素,谁成为下一任总统都没有任何区别。整个世界都是由市场的力量在决定。”

  虽然格林斯潘的言论显然有点言过其实,但也的确就重要的经济决策中民主进程与各种机构之间的关系指出了某些要义。各国经济之间的紧密联系及其一体化大幅提升,欧盟和欧元区尤其是如此,这催生出了精英层面的外交博弈和国际层面的专家治理制度的建立,以便管理这些日益复杂、相互联系的经济关系网络。因此,尽管资产阶级仍然程度不等地受制于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司法管辖权,但是在几乎不受公众民主监督的欧盟或欧元区的制度框架中,有利于资产阶级实现集体再生产(collective reproduction)的条件已经形成并越来越明朗。

  因此,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家阶级与底层阶级之间的社会联系和政治联系同以往的时代存在着本质不同。在社会层面上,这意味着统治阶级的再生产与其所处国家的经济和阶级关系之间的联系不再那么紧密。在政治层面上,这意味着维护私有财产权和核心市场规则的政治法律和制度框架是在制度化背景中决定的,是通过基本不受民主制度监督的法律安排来建立的,这些民主制度在本质上仍然扎根于民族国家的土壤之中。与过去相比,资产阶级对右翼和极右翼从底层发起的“民主”动员的依赖性大幅下降,也不再同过去一样,要依靠建立跨阶级联盟来抵挡来自左翼的民主威胁和挑战。正如本文在分析矛盾的根源时所指出的,在国家模式下对于民主可能性的持续关注和相关机构设置,会导致占据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利益与极右翼的政治主张之间出现矛盾和对立,后者仍旧把国家视为实行政治协商和彰显政治权威的独立的实体空间。

  极右翼势力与资产阶级(至少是资产阶级中占主导的/国际化的部分)之间的关系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欧洲和欧元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在空间、制度和政治层面的组织方式使得极右翼政治在政治和动员方面获得了独特优势。正如施特雷克强调指出的,在新自由主义金融化出现危机并亟待治理和解决的背景下,“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体现在民族主义的政治话语和政治构想中。施特雷克指出:

  【其结果是,利用具有巨大煽动力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措辞,公共债务政策进行了格外受人欢迎的重新阐释,同时,国际政治话语迅速实现了重新本土化和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道德化( moralization),然而,对一国国家主权的尊重与否却取决于该国在全球金融市场和国际组织中是否具有良好表现以及是否遵守行为规则。】

  表现在公共外交和国内政治姿态中的对外关系以及有关国内政治和社会的描述都强调了参与国在国家(或民族主义)层面的同质性,就如同德国、芬兰等“债权国”在处理与希腊、爱尔兰等“债务国”的关系中所体现的那样。这有助于掩盖新自由主义在这些具有“政治同质性”的民族国家中形成的基本阶级关系。因此,民众之所以对极右翼产生政治情感,其中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民族主义叙事构成了政治认同、又基于此形成了政治,这个必要条件决定了政治语言,尤其是出现在传媒领域的政治语言。这一点的重要意义在于,这种语言和情感也影响了很多左翼力量,2015年初激进左翼联盟上台后在其国内政治战略中的诸多说辞都证明了这一点。

  新自由主义实行的财政紧缩政策在使政治顺利运转时形成了有利的形势,考虑到应对经济危机和实行财政紧缩的政策得以在其中形成的民族主义、仇外主义、民粹主义框架,这一有利形势为极右翼的发展带来了制度性机会。掩盖阶级差别是新自由主义的必要基础,也是其走出危机实现重组的必要基础,鉴于此,极右翼为维护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支持债权国和债务国国内的危机应对政策提供了民众动员和国内政治合法性方面的重要资源。面对欧元区危机,公众生成了“民粹主义”和“反政治”的情绪并对相关运动持有起伏不定的支持态度,这导致选举格局发生诸多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当前不同政治势力中都普遍滋生出了极右翼力量(以福利本土主义、仇外主义、反自由主义、反世界主义和反穆斯林种族主义为基础),它们在众多西方国家——从美国(此前是“茶党”,现在明显表现在“特朗普主义”中)到瑞士、法国、英国,甚至到以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uer Deutschland party)为代表的德国——都获得了大量支持。现在讨论这些趋势是否会演变成为一种更加持久的政治格局还为时过早,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一方面民族国家的民主构想显示出政治局限性,另一方面社会经济不安全感广泛存在而精英阶层已然名誉扫地,因而看上去,“准法西斯”(quasi - fascist)时代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近。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过分夸大推动极右翼政治发展的因果关系:正如激进左翼联盟和西班牙的“我们能”党所表现出的,民粹主义的土壤并不会自动产生极右翼。尽管如此,在国际层面上进行组织管理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与限定于一个民族国家的民主政治构想,二者之间存在的结构性和体制性失衡还是为极右翼势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助力。一旦这种失衡与要求具备牺牲精神、承受财政紧缩阵痛的所谓“国际团结”理念结合在一起,这就相当于对一国民众的近乎公开的羞辱,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民粹主义可以产生如此巨大的政治吸引力。

  五、结论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隔期,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需要通过法西斯主义实现“政治救赎”,与此不同,当前新自由主义对极右翼政治力量的需要并没有那么迫切。但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实践后果这两个重要方面与极右翼政治有着密切联系。进一步来说,尽管极右翼的确给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再生产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但这仅仅出现在特定的国家和地区,影响范围也相当有限。特别是在欧盟问题上,新自由主义塑造的空间框架及其(国际)制度框架尤为重要。

  我们不能低估极右翼势力的重新抬头所造成的影响,它推动了民粹主义热潮的发展,形成了与西方福利国家重建有关、并且受到了近期关于移民问题讨论影响的新的“常识”。实际上,在后一种情况中,对移民的“支持”存在着诸多矛盾。一般而言,西方资本主义支持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但是更愿意让劳动者处于廉价和不安全的状态。就极右翼反移民的观点并未降低劳动者的不安全感而言,这反而在无意中迎合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然而,这也正是矛盾的开端:一旦极右翼想要去实现其阻止移民的现实目标,那么它将以同样意想不到的方式招致更严重的恶果,正如美国和英国发生的情况。至于左翼政党应该采取何种应对措施,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左翼对待欧盟的态度不能以单纯反对极右翼的立场作为出发点,即不能说是因为极右翼反对欧盟,我们作为左翼就要支持欧盟。左翼政党的出发点应该针对资本的核心要素,在欧盟问题上,即着眼于欧盟在维持新自由主义秩序中扮演着何种角色。

  [1]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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