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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兼评某些人对所谓党文化的批判

作者:冯虞章 发布时间:2018-07-05 08:10:44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字体:   |    |  

  中国共产党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是内在于党的科学理论、崇高理想、光荣传统、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与规矩之中的“党魂”,是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实践中和对优秀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基础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奋斗、创造凝练而成的传家宝。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作为党的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原则,在推进“结合”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领悟、维护党的文化基因,揭露、批判某些人抹黑、诬蔑党的文化品格的错误倾向,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和深远意义。

  国外关注中国发展的学者,有感于中国共产党屹立百年而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试图总结“即将迎来建党100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的长寿秘诀”,探讨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得到民众拥护,长期执政和具有独特的适应能力。虽然其中的一些分析并不准确,但实际上涉及中国共产党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这个问题,显然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近些年来,有人掀起了所谓对“党文化”的批判,对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品格罗织种种罪名,试图通过对我们党进行文化批判的途径,从根本上诬蔑党的性质,诋毁党的宗旨,否定党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对此,也必须加以评析。

  一

  在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中贯穿着精神层面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中也是如此。这种精神文化在长期历史实践的锤炼中形成,又给予历史发展以重大影响。体现积五千年之精华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由优秀文化孕育而成的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脊梁,是无形而无不渗透于整个中华民族及其先进人们的气质和精神世界中的“民魂”。作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和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斗争中,给我们的民族精神注入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书写了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崭新篇章,从而也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中和对优秀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形成了熔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深厚的民族性于一体的中国共产党生生不息、继往开来的文化基因,成为内在于党的科学理论、崇高理想、光荣传统、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与规矩之中的“党魂”。

  这种文化基因的本质特征、根本取向和基本功能,首先是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作为党的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原则,在不断推进“结合”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开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唯其在革命事业挫折和胜利的磨炼中,在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和人民利益奋斗血与火的洗礼中,孕育了这种以推进“结合”为本质特征、在“结合”中开辟正确道路的文化基因,中国共产党才能紧紧依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解决了许多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和解决过的问题,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各种政治力量所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

  比如,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国内政治局势陡然逆转。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对革命力量发动突然袭击。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对此失去防范能力。仅自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革命者就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大革命高潮时党员人数曾达5.8万人)。一批党的著名活动家也惨遭杀害。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员队伍中出现严重的思想混乱。少数不坚定分子脱党,以至变节叛党。坚定的革命者决心坚持斗争,但什么才是正确的革命道路?“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中国革命进入危难时期。

中国共产党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兼评某些人对所谓党文化的批判

  南昌起义、八七会议,对挽救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树立了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但在革命道路上,还仍然囿于首先占领大城市的外国模式。秋收起义开始时,中央和湖南省委的计划仍是首先占领省城长沙,并指派毛泽东去组织领导。但此时革命形势已走向低潮,敌我力量的悬殊使起义队伍遭受重挫。毛泽东清醒判断了革命的潮起潮落,认为,必须改变原来的计划,并通过召开前委紧急会议,经激烈辩论,否定了一部分人主张继续攻打长沙的意见,决定从占领大城市转到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和山区进军,辗转来到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为什么在这里能够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并成为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呢?切合中国情况的新的革命道路,必须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奋力开拓,同时还必须在理论上给予阐明和论证,以武装革命队伍,自觉地指导和推进实践。毛泽东1928年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1930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已经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深入分析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作了初步的阐明和论证。这就是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全新革命道路。在短短四年中,我们党领导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一片片根据地建立起来,成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在党的建设、革命军队建设和根据地政权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井冈山的斗争为全国各地的武装斗争树立了榜样。由于在实现“结合”中开辟了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人才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风暴,使革命形势走向复兴。

  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正确道路,关键在于要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思想路线是哲学世界观、思想方法论问题,引领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毛泽东在提出中国革命独特道路的同时,把革命实践中的思想倾向问题提到反对主观主义的哲学高度加以分析,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自己了解中国情况,必须注重实际调查,洗刷唯心主义,并首次提出了思想路线的概念。

  由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极为严重,中国革命面临方向和道路的抉择。而王明“左”倾路线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为了开辟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遵义会议确立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用了很大力气从事思想理论建设。十分重视从帮助干部端正思想路线、搞通思想方法入手,来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路线、政治路线上的大争论,以使广大干部从世界观上真正理解这些付出惨痛代价的经验教训,认清和清算“左”倾教条主义否认“结合”的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进而为在科学的思想路线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不断推进“结合”中开辟正确道路,奠定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邓小平曾高度评价说:“在战胜了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失败的王明‘左’倾路线以后,毛泽东同志总结了这次斗争的教训,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不朽著作,奠定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实践论》和《矛盾论》精辟阐明的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和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联结的唯物辩证法的精髓,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角度,为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了科学的哲学论证,也为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供了科学的哲学论据。这种文化基因的深远意义在于,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为党和人民事业的继续发展提供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指导,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党的文化基因的又一本质特征和基本功能,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胸怀远大理想和为当前阶段性任务而奋斗的担当,这也就是为把人民利益放到最高位置而矢志奋斗。并使这种以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为标识的革命精神、革命传统融入党的历史、党的血脉和生命,内化为激励全党和广大人民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不竭的精神动力。

中国共产党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兼评某些人对所谓党文化的批判

  我们党能够在坚持“结合”中开辟正确道路,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从根本上说靠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以及由此产生的顺应历史潮流、勇担历史重任、敢于作出重大牺牲的革命精神。对于这种革命精神,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回顾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者在反动派的突然袭击面前英勇奋起时说:“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这是何等坚贞的革命气节和令人动容的崇高精神!

  就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转折点长征的胜利来说,红军将士在长征途中经历的困难是世所罕见、难以想象的,甚至有50天没饭吃,靠吃树皮、草根、野菜的经历。然而面对凶恶、强大的敌人和严酷、险恶的自然环境,红军将士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描述的那样:“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年轻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决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说到底,是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红军一路向前。长征路上的苦难、曲折、死亡,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坚不可摧的。可以设想,如果没有遵义会议以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决策,没有红军将士把人民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没有严守纪律、敢于担当和战胜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艰苦奋斗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没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鱼水情谊,没有革命大家庭中紧密团结、官兵一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同志关系,长征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成的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从根本上说,长征诠释的就是崇高信念的力量,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红军将士的革命精神铸就的不朽功业。

  这种革命精神的丰富内涵,在党领导的长期革命实践中,凝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代代相传的革命传统、红色基因,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同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同呼吸共命运的人们,都会感受到它的浩然正气、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所给予的催人奋进的力量和导向。这种红色文化基因继承、改造、发展了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又在新的实践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气息,生动地体现在中国人民十分亲切的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到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马兰精神、抗震精神和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奥运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女排精神等为代表的中国精神之中,使得我们民族的精神脊梁更加充实和坚强,也成为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和继续前进的精神动力。

  邓小平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

  为了适应领导伟大斗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必然把党的自身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无愧于世界上最重视自身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把党的自身建设作为保证整个革命事业胜利的一大法宝,以高度的自觉伴随事业的发展不断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而斗争,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生生不息文化基因的一大特征。

  党的建设是在党的事业的曲折发展中走向成熟,在环绕解决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中前进的。从历史经验看,贯穿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互相联系的基本方面,构成了党的建设的传统优势。一是以端正思想路线为中心,帮助各级干部和广大党员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总结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教训,坚持推进“结合”,在远大理想指引下为当前阶段性任务而努力奋斗。二是以增强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锻炼为重点,解决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矛盾。在党员成分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的情况下,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三是以健全的、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为依托,环绕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建立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开展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和积极的思想斗争,进行思想交流,提高党性修养,增强相互团结,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复杂的环境中,党的建设需要及时纠正可能出现的偏差。但就总体而言,在与整个事业同步的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实事求是的传统确立起来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逐渐形成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机制也内在地生成了。这是我们党极为珍贵的优良传统。如果没有这种传统优势作保证,在中国革命中就不可能战胜比我们强得多的敌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也就不可能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

  在新形势下,党的自身建设面临更大的挑战和考验。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腐败问题。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应对国际敌对势力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挑战,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历史课题,严峻地摆在全党面前。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抓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起来,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出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的重要思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在总结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

  “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长期的实践中,我们党坚持把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来抓,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等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为巩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生机活力积累了丰富经验,为保证完成党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心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适应新形势下完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需要、深入全面治党的需要、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需要,党的建设要在继承、发扬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形势、任务和实践要求加以创新。为此,十八届六中全会对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总结,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这是在新形势下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起来的重要制度安排,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为推动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党的建设,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制度保证。

  二

  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表明,中国共产党生生不息、继往开来的文化基因,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努力奋斗、开拓创新凝练而成的传家宝,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融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于一体的党的文化旗帜之魂。它激励、引领全党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始终为人民群众现在和将来的利益而奋斗;引领和保证我们党能够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时局和形势发展具有独特的适应和引领能力;也引领党能够胜任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党和人民在这一文化基因的沃土上,奋力开拓创造的必然成果和取得的根本性成就。我们理解的坚定文化自信,其核心是对于历经千锤百炼、熠熠生辉党的生生不息文化基因的自信。坚定这种文化自信,对它的价值、力量和未来具有坚定的信念与信心,以文化自信支撑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必将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不移地推向前进。

  但是,近些年来,有些人不断掀起对所谓“党文化”的批判,企图通过肆意抹黑、诬蔑反映党的奋斗业绩的文化品格的途径,否定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荣历史,从根本上否定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这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深刻化的表现,必须引起我们高度警惕。这里,试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予以揭露和评析。

  1.所谓“党文化”扼杀“独立人格”论

  有人称:“‘一二·九’运动和抗战时期入党的大中学校的学生……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和独立人格。”但是,这种“独立人格”同“以毛泽东思想为正统意识形态的‘党文化’产生了内在的龃齬”。结果,在党文化的“严厉改造”下,“失去独立人格,蜕变成附庸。”因此他呼吁,要“回归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他还把五四以后几代进步知识分子,从追求旧民主主义到追求新民主主义,进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说成“早已褪去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中国共产党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兼评某些人对所谓党文化的批判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之所以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是同党的文化基因孕育的一代又一代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骨干队伍奋斗和奉献密不可分的。这样的骨干队伍具有同党的理论、信念、纪律相一致,同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相一致的高尚人格和丰富的个性。只有同党的理论、信念、纪律格格不入的人、站在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相反立场的人,才会认为是“失去独立人格”。用所谓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标杆来抨击“以毛泽东思想为正统意识形态的党文化”的实质,是用坚持信奉五四以前流行的西方自由主义、拒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人的所谓“独立人格”,来否定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以及由此必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规律,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所谓党文化“扼杀独立人格”论,不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痛斥的资产阶级所称共产主义“消灭个性”论的变种。所谓“丧失独立人格,蜕变成附庸”,也是对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道路上顺应历史潮流,出生入死、英勇奋斗的革命先辈和优秀知识分子的恶意诬蔑。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所谓人格大体上就是社会的人的品格的总和,是基于一定的经济、政治之上的一定的文化,在人的品格和个性上的凝聚和体现,是在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人的独立性、人格、个性同人的本质密切相关,都是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不是抽象的。因此,不同社会关系(在阶级社会中主要是阶级关系)中的人们,会有不同的人格。马克思在《对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的审判》一文中说:“共和党人的良心不同于保皇党人的良心,有产者的良心不同于无产者的良心,有思想的人的良心不同于没有思想的人的良心。”恩格斯在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后还说,就思想观念、习俗道德等而言,资产者和无产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

  关于如何看待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应该发展什么样的独立性和个性,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结论时曾有针对性的分析:“有两种个性,即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创造性的个性是什么呢?比如模范工作者、特等射击手、发明家、能独立工作的干部……它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另一种个性,是带破坏性的、个人主义的,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越出了无产阶级轨道,同党性不一致”。他又说,“马克思讲的独立性和个性,也是有两种,有革命的独立性和个性,有反动的独立性和个性”,“我们要使许多自觉的个性集中起来……有统一的意志,这是我们的党性所要求的。有些人所谓的发展个性就是说,我们拥护新民主主义,就必须有另外一批人反对新民主主义,才算是发展个性;我们主张打日本,就一定要有另外一批人反对打日本,才算是发展个性;我们反对汪精卫,就一定要有一批人拥护汪精卫,才算是发展个性。这种发展个性,是我们坚决反对的”。那种企图否定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拒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独立性和个性,是我们坚决反对的具有破坏性的、危害人民利益的独立性和个性。

  2.所谓党文化“反人性”“反人道”论

  有人以“人本思想和党文化的分歧”为题撰文说:“现在的政治制度是按照党文化……建构起来的”,是同他推崇的“一位与众不同的伟人”的“以彰显人性为指向的人本思想”是“完全不同的”。他称,把无产阶级专政同文明联系起来,是“囿于党文化的藩篱”,“实际上,只要是专政……都不是文明的”。并鼓吹必须改革党文化的政治制度,“回归人性时代”,“沿着由普世价值铺就的世界文明大道”前进。这种说法的错误,不仅在于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借否定“一般专政”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还在于借鼓吹“普世价值”论,而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吹捧为终极式的“世界文明大道”。值得注意的是,此文一出,有人即以此为论据,歪曲邓小平同“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斗”的某领导人的分歧,是所谓“两种文化和信念的不同”,即党文化的信念同人本主义信念的不同。有境外敌对势力网站更是借此大加炒作,援引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头面人物的观点,来颂扬他们所称“伟人”的“人本主义文化”的高大,抨击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党文化的“党派立场”和“反人性”“反人道”,进而攻击说,“中国至今不是一个正常国家,依然是党文化大行其道”,并且散布要在中国“彻底结束共产极权制度”的政治幻想。

  这种内外呼应,对中国共产党的恶意歪曲、猛烈抨击和怀有敌意的现象,超出了通常理论斗争的范围,只能从他们的政治目的来解释。

  百年历史昭示的结论是,中国产生了共产党,有了共产党执政,才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使中国顺应了时代潮流,使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肆意抹黑党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领导,诋毁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精神标识,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这种荒唐的所谓文化批判,目的是拔“根”去“魂”,颠覆四项基本原则,否定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

  认清了这个实质,我们就无须在有些人借任意解释人本主义等概念的手法上多费笔墨。譬如,崇尚所谓“回归人性时代”,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来抨击党文化的人,竟然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关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观点,也横加指责和否定。这就足以说明,他们根本不是站在其标榜的所谓的人民的立场上,而是实际上站在否定中国人民革命的立场上,站到被人民革命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来大放厥词的。

  3.所谓“颂圣文化”“政教合一”论

  有网媒着重推出的文章,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来的文化、新中国的文化,诬蔑为“颂圣文化”,称“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已初步建立的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说什么“六十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等等。由此,宣扬者把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诬蔑为“政教合一”体制,称“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犹如欧洲中世纪的教会统治一切”。因此,此人呼吁“要坚决抵制颂圣文化”,宣扬要“理直气壮弘扬普世价值”,“掀起一次再启蒙”,“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等错误言论。

  这种论调的政治尖锐性同前面分析的观点如出一辙,其思想要素亦大致雷同。令人惊讶的是,一位“资深文化人”,竟然对中国近代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性、基础性成果的毛泽东思想,持根本否定的立场;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文化觉醒、道路选择的历史逻辑和新中国的历史持根本否定的立场。这不仅毫无科学态度可言,而且由于其对时代和历史认知的严重错位,实际上荒唐地发出了要在中国重新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诉求。

  所谓“颂圣文化”论,是沉湎于西方自由主义立场,歪曲我国革命历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为了有助于当今的青年学子群体澄清谬误,把握正确方向,这里仅就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基础性问题做一些讨论。

  先进的中国人首先是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中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经历多次奋斗的失败和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才经过俄国十月革命的介绍,而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崭新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指明了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道路。但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中国人民所掌握,才能发挥作用。由于中国的国情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之在每一表现中都必须具有中国特性,并以中国老百姓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是一件有特殊困难的伟大事业。

中国共产党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兼评某些人对所谓党文化的批判

  从理论逻辑上讲,要解决实现“结合”的重大历史课题,至少可以说,一是要科学认识中国国情,这是“结合”的起点。这就要把唯物史观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正确解决中国社会的历史定位和搞清楚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状况,以找到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最基本的根据,确立解决中国革命中一切复杂的问题、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和方针政策的客观前提。毛泽东在第一次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系列著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国情的认识,达到了真正科学的高度。二是要从引领和推进“结合”的高度,总结中国革命中前进和失败,曲折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要把在重大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升到辩证唯物论的哲学高度加以分析总结,帮助广大干部在端正思想方法论的基础上理解这些经验教训,以自觉投入到“结合”的实践中。三是为了从根本上保证“结合”的成功和在“结合”中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还要深入进行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创新,以清算否认“结合”的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为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实现和推进“结合”,奠定科学的思想理论基础。这一点和前一点,前面已经论述到了。还必须指出,《实践论》和《矛盾论》作为哲学专著,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即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活的灵魂,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种立场、观点、方法,是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基因中的“精、气、神”,为中国共产党生生不息、继往开来的奋斗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四是与以上各点相联系,在整体推进“结合”中,都贯穿着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具有新鲜活泼的中国气派和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的问题。只要尊重基本历史事实和注意学习,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出色、成功地开创了这个具有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这一伟业的开创,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提供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指导奠定了宝贵传统。对这一伟业的恣意否定,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传统的恣意否定,充满无知和偏见,已经超越了政治和道德的底线,也超越了法律的底线。所谓要“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理直气壮弘扬普世价值”,“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等错误说词,岂不是公然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人民民主专政,颇有积极响应当年艾奇逊的所谓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之嫌吗?

  综合以上所论,本文认为,领悟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努力保持在党的精神旗帜上的政治定力,坚定文化自信,弘扬党独特的传统优势,同时警惕某些人对所谓“党文化”的批判,同这种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认清它的实质、危害,并消除其恶劣影响,应当成为在加强党的建设和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的实践中一个必须十分关注的重要课题,也应成为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并切实做好思想理论准备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2]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2日。

  [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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