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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杰:深读《矛盾论》分清敌我友

作者:陈俊杰 发布时间:2020-11-19 20:04:49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矛盾论》是毛泽东继《实践论》之后为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本文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涉及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与次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与斗争性以及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这个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思想。

  《矛盾论》引言部分罗列了研究事物的矛盾法则的重要性与不得不涉及的广泛问题,然后分六个部分全面、系统而深刻地论述唯物辩证法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原理,最后是结论。本文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而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并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具体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从宇宙观的高度发挥列宁关于两种发展观的思想,指出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世界是形而上学的,即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其发展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主张的事物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进而阐明了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而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第二,全面论述了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的原理,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包括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与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存在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进而从五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辩证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也就是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二者相互区别、相互联结又相互转化 ,进而提出“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的重要论断。

  第三,论证了主要的矛盾与次要的矛盾方面的原理,认为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主次矛盾与矛盾主次方面的客观依据,规定了主要的矛盾与次要的矛盾方面的定义,说明找出主要的矛盾与次要的矛盾方面的方法论意义,进而论述了矛盾对立双方相互转化的根据与条件。

  第四,具体阐明了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认为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与相对的,对立的互相排斥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与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第五,分析了矛盾斗争的两种基本形式,即对抗性的矛盾和与非对抗性的矛盾,进而指出二者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可能性与过程性。

  如何运用毛泽东的《矛盾论》分析当今世界、进而是当今中国的基本矛盾?姑且不谈抽象的哲学思辨部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包括主要的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发展过程有何规律?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原始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类与自然界(包括猛兽)的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人类原始的生产力;奴隶社会的主要矛盾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劳动力的不自由;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土地的垄断性;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资本的垄断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发展生产力的渐进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而未能经历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中国历史最大的特殊性,由此也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的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特殊性。运用《矛盾论》分析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抑或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的最重要的方面,其结论将直指“中国向何处去”的重要命题如何破解。

  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指出,“当著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当著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用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当著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的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就往往采取上述方法以外的方法,企图维持其统治;或者分化革命阵线内的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国内反动派。这时,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个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矛盾,而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发展状态”:“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去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结解了。”

  对近代中国的基本矛盾的分析当然不可能跳出近代世界的基本矛盾的框架与走势,而其中的主要的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足以决定近代中国的基本矛盾的框架与走势。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近代世界的主要的矛盾是殖民地与帝国主义的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殖民地的依附性。具体地看,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封建主义政权对资本主义列强的依附性是先递进后递减的,其转折点无疑是在1949年。准确地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洋人的衙门)成立之间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1861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间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前者的主要的矛盾是封建主义社会的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后者的主要的矛盾矛盾是殖民地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前者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土地的垄断性,后者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资本的垄断性。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间的中国则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由此决定了“三座大山”的排序应为“封>帝>官”)社会,因此毛泽东在1925年写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及时而关键,根据其对彼时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农民的土地问题的重要判断足以推论新中国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具体地看,新中国“一化三改造”的重头戏应是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次才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帝国主义靠几艘军舰就能让中国割地赔款的时代则“一去不复返了”。自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从1915年袁世凯复辟失败、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到1975年蒋介石在中国局部(台湾)变相复辟封建主义世袭制止于“二世”,中国解决土地垄断性问题(封)的经验(从“唱红打黑”到“扫黑除恶”)越来越成熟但解决资本垄断性问题(帝)则随着“美国特色”帝国主义的不断“改良”而越来越跟不上形势,改革开放后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官)的复活更在1989年达到顶点,此后解决资本垄断性问题即以反击帝国主义为主而以反击官僚资产阶级为辅了。尤其是2020年华尔街金融集团仗着垄断资本发行权而超发美钞(超过欧盟GDP总量)应付新冠病毒“全球化”危机,在华尔街股市十天内四次熔断的基础上对全世界“剪羊毛”变本加厉,从而使帝国主义与“半殖民地”(所有依附于美元外汇的开放型经济体)的矛盾达到一个新的顶点,中国当然也不可能例外。

  自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以来,华尔街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排名全球前列的金融机构,尤其是五大投行(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美林、高盛与摩根)实力遥遥领先于其他同行,其中雷曼兄弟与贝尔斯登在2008年金融风暴中倒闭,美林被收购,高盛、摩根则被改组。当然,金融风暴激化的“资本内部矛盾”不可能从总体上瓦解华尔街金融集团,2020年华尔街股市四次熔断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摧毁华尔街金融集团。具体而言其精简版清单如下:华尔街1号纽约银行大楼(原欧文信托银行大楼);华尔街14号美国信孚银行大楼;华尔街23号原摩根大通大楼,现改为公寓;华尔街37号原美国信托公司,美国大通银行,现改为出租住宅;华尔街40号川普大楼,曼哈顿信托银行;华尔街45号原多伦多道明银行,现改为住宅;华尔街48号原纽约银行总部,现修改为美国金融博物馆;华尔街60号德意志银行大楼,摩根大通大楼;华尔街63号原布朗兄弟哈里曼信托大楼,现改为住宅;华尔街111号花旗银行大楼。2020年华尔街十大金融大鳄清单如下:沃伦·巴菲特,彼得·林奇,本杰明·格雷厄姆,约翰·邓普顿,乔治·索罗斯,约翰·内夫,约翰·博格尔,麦朴思,朱利安·罗伯逊,詹姆斯·希尔。

  至于中国自近代以来对帝国主义的资本依附,从1911年清朝政府筹建川汉铁路的“四国大借款”、1913年袁世凯镇压地方军阀的“善后大借款”、1919年段祺瑞投靠日本的“二十一条”到1949年蒋介石投靠美国的内战借款,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一去不复返了”,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发展为美国的头号债权国,问题的要害则是中国能否要回美国欠的债?其次是中国为什么买了那么多美国上市公司的垃圾股?比如亏损数万亿的“两房”(房利美、房地美),亏损数千亿的黑石、雷曼兄弟、摩根士丹利等等,罄竹难书。都是万亿买进而亏损后百亿卖出,这其实就是中国残留的官僚资产阶级在巧立名目给其美国主子送钱。中国垄断外汇储备的一小撮买办资产阶级把官办垄断企业中利润最高的优质资产拿到美国去低价上市送给美国人,而且其上市价格只是其在国内的非优质资产上市价格的零头,但每年给美国主子的分红却是百分之几百的分红,而给国内老百姓的分红连银行利息都不够。如果能把这笔账(帝)解决了,国内残留的官僚资产阶级(官)也就“失血”过多而不得不从买办化(1949年蒋宋孔陈式买办资产阶级的极端)转向民族化(任正非式民营企业的楷模)了。“习近平新时代”如何“让中国人民强起来”?反击帝国主义的资本垄断进而将国内残留的买办资产阶级垄断的资本从买办化转向民族化是关键,至于“扫黑除恶”合适走完“最后一公里”则要看农村“土地流转”会否导致新的土地垄断了。

  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土地兼并(垄断)是导致地方豪强坐大而“问鼎”中央的王朝更迭的先兆,21世纪的中国依然有必要警惕封建社会土地垄断恶性循环的巧立名目(比如私有化的“土地流转”)的悲剧重演,直至新式地主(村霸)复辟封建世袭制,进而勾结残留的官僚资产阶级配合帝国主义的资本渗透(比如蚂蚁集团在国内上市)而复辟“三座大山”。当然,截至目前资本(以西方资本为主而以国内官僚资本为辅)的垄断性较之于土地的垄断性对“中国梦”的威胁更大。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指出,“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著,事物的性质也就随著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则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如果中国政府对国内残留的官僚资产阶级不够警惕而使其有机会对人民民主专政喧宾夺主,比如主导蚂蚁集团上市而挟洋自重,1949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式官僚资产阶级的坐大上升为当今中国的主要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在所难免了。“旧中国变为新中国,还包含著国内旧的封建势力和新的人民势力之间的情况的变化。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将被打倒,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这个阶级也就会要逐步归于消灭。人民则将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如果中国政府对国内残留的村霸不够警惕而使其有机会对人民民主专政喧宾夺主,1915年袁世凯式地主的坐大上升为当今中国的主要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在所难免了。“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在相反的情形之下,顺利也能转化为困难,如果是革命党人犯了错误的话。”当今中国的农村“土地流转”的公有化与私有化的各自的困难条件与顺利条件之比,注定将决定着1975年蒋经国式地主会否在中国大陆问世并迅速蔓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著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能否通过“土地流转”将“包产到户”转化为改良版“人民公社”,注定将决定着各种“三农”合作组织姓“封”姓“社”。“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此时“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毋庸讳言,当今中国的农村“土地流转”(新一轮土地革命)迫切需要改良版“人民公社”理论的指导,这是当今中国的农村的主要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当著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最近的“十四五”规划对农村“土地流转”的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调整,注定将决定着中国未来“三农”问题能否在“老路”与“邪路”之间“闯出一条新路”。“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能否在破解“三农”问题的“顶层设计”(上层建筑)上践行辩证唯物论,注定将决定着土地的垄断性会否取代资本的垄断性而上升为未来中国的主要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同理,能否破解蚂蚁集团式喧宾夺主问题的“顶层设计”(上层建筑)上践行辩证唯物论,注定将决定着买办资本的垄断性会否取代流转土地的垄断性而上升为未来中国的主要的矛盾的主要方面。“革命党人犯了错误”将是“十四五”规划要避免的主要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人民群众“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的促进则是该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

  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指出,“当著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和非主要的区别;当著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在各种矛盾之间与矛盾的诸方面之间,教条主义者与经验主义者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达到实事求是。如前所述,资本的垄断性是当今中国的主要矛盾而土地的垄断性是次要矛盾,执政党如何看待西方资本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国内残留的官僚资本是次要方面。执政党的具体对策应直指如何消解美元霸权与异化“家企”化“国企”,由此导致的斗争的对抗性与非对抗性应视具体的利益攸关者的实力与态度而定。比如对手的实力与态度都很强硬(比如西方资本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渗透)则应渐进式消解其对抗性,对手的实力与态度都很软弱(比如村霸的“韬光养晦”)则可激进式消解其非对抗性。面对实力较强硬但态度较软弱(比如官转商的资本垄断者或土地垄断者)或实力较软弱但态度较强硬(比如商转官的资本垄断者或土地垄断者)的对手,耐心地“一事一议”的就事论事就是必要的了,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教条与经验都要清零,都要在这种兼有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的斗争中基于复杂多变的事实判断而随时随地相应地调整价值判断,当年得多于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资参考。

  拜登上台后即便重操基辛格等民主党智囊式“金融创新”旧业也很难扭转美元霸权不断被若干新兴经济体削弱的大势所趋,除非亚投行等中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工具被西方资本李代桃僵乃至被蚂蚁集团式买办势力偷梁换柱。当然,“扫黑除恶”还有必要继续强调“永远在路上”,对“苍蝇满地爬”防微杜渐才有可能集中精力一致对外。“双循环”以内循环为主而以外循环为辅是对2020年新冠病毒“全球化”因时因地制宜的产物,“苍蝇”也好“蚂蚁”也罢都应在这个大政策的框架与走势里对号入座,二者在未来中国的主要的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角色转换将随着拜登执政而加速,中国执政党的政策调整当然也要跟得上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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