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转基因作物的生态风险与生态农业对策

一、什么是转基因作物？

　　在介绍转基因作物之前，先来看看什么是物种。美国著名科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欧·威尔逊指出：“每一个物种就是一个封闭的基因库——一个不能与其它物种交换基因的生物集合体。如此程度的种间隔离，使每一个物种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各自的遗传特征，并占据独特的地理分布范围。在一个物种内，特定的个体及其子子孙孙与其它生物个体之间的差异不会太远，因为它们必须进行有性繁殖，与其他家族进行基因交换。经过若干时代，属于同一物种的所有家系以其鲜明的特征联系在一起，这一脉相承的全部生物个体及其未来时代，会共同向着同一基本方向进化”。

　　从上面的陈述不难理解，经过约40亿年的漫长自然演化，物种的基因搭配是最合理的，少一个会进化出来，多一个会淘汰出去。人类举全球之力，利用最高的技术，并不能制造一个结构非常简单的物种，但人类却能够利用转基因技术毁灭一个物种，因为转基因打乱了物种进化轨迹。

　　转基因技术是当今生命科学前沿领域之一。它将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某些生物的一种或几种外源性基因，转移到其它生物细胞中去，改变其遗传物质(DNA)，并希望表达特有性状。具体地，转基因就是把A生物比如昆虫、动物、细菌的一部分基因，转移到B生物比如蔬菜、水果、粮食中去，改变B生物的自然特性，以达到人的某种要求(更多的是商业需求)。如将北极鱼体内有防冻作用的基因抽出来植入西红柿里，制造出耐寒西红柿；把细菌中的有毒基因植入水稻中，水稻就能产生抗虫毒素，杀死水稻害虫。

　　人类正在进行的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开发，对生物尤其长期栽培与驯化的物种来说是个灾难。这是因为，转基因商业公司及其科学家通过转基因技术，是对物种某个特征进行强化，最终通过专利技术实现对自然分布的物种强行占有。转基因将一个好端端的物种，变成一个只有少数利益集团能够操纵的特殊怪物。转基因作物的特点是不能留种，即不再是传统的物种，随着时间的延长，那些被转基因的物种因农民不再留种而逐步消失。

　　为了打消消费者对转基因作物的顾虑，转基因鼓吹者故意混淆转基因与杂交的概念。实际上，转基因与杂交是完全不同的技术。以水稻为例，杂交水稻只能在同种和近亲种间的水稻之间进行，而转基因技术可以将基因跨界转移。生物分类级别为界、门、刚、目、科、属、种，界最高，种最低，如水稻和苏云杆菌分别为微生物界和植物界，人类则为动物界。杂交稻是在栽培稻之间或栽培稻与野生稻之间培育的杂交品种；而转基因技术则不然，科学家可将某个基因从任何一种生物中转移到另一生物中去, 使受体生物出现一些特殊性状，如抗虫、抗除草剂、抗旱等，最常见的将苏云杆菌的上的产毒素基因转移到棉花、水稻、小麦、大豆等作物上去，是建立在基因的某种功能是静止的这一逻辑基础之上的。

　　从上面的介绍看，转基因生物是实验室中改造过的生命。但是，不论怎么转，人类都不能让杆菌和棉花、小麦、水稻、大豆等来交配生育后代。杂交在自然界本身就存在，在近缘种之间可能自然发生，属小概率事件；而跨界转基因，在自然界根本就不存在，是零概率事件。两者都可以通过人工措施实现，但它们有本质的区别，即前者并没有打破大自然的遗传规律，而后者则严重违背了生物进化规律。

二、转基因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尽管转基因技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人类的一些愿望，但该技术长期发展，则对生物多样性了不利影响。试分析如下：

　　第一，转基因生物对非目标生物尤其有益生物产生危害。释放到环境中的抗虫和抗病类转基因植物，除对害虫和病菌致毒外，对环境中的许多有益生物也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甚至会导致一些有益生物死亡。一些转基因作物，如抗草甘膦大豆，为了保证产量使用更多的除草剂，这一技术仅保护转基因大豆，但对转基因大豆外的其它物种一概灭杀。同样的道理，如果某种作物转了抗杀虫剂的基因，那么将会使用更多的农药，虽然保护了抗杀虫剂转基因作物，但喷洒大量农药，短期内控制了虫害，但同时杀死了天敌物种，造成生态系统物种失衡。

　　第二，转基因作物作为“新物种”侵占新环境，表现不折不扣的入侵性。自然界里从来没有过转基因生物，这是按照人的意志合成的“怪物”。它们因其体内有特殊基因，具更强的竞争性和入侵性。植入抗虫基因的作物，比一般的作物更能抵抗病虫害袭击。长此下去，转基因作物将取代原来的作物，造成品种(系)丧失。除此之外，转基因公司为了强化转基因作物的“入侵”能力，还发明了专用除草剂、化肥，将别的作物视为杂草“除之而后快”，更加剧了转基因作物入侵危害。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农业，一旦发现了转基因大豆的危害后，想恢复原来的传统种植体系“已基本不可能”的根本原因。

　　第三，降低生物多样性和食物多样性。保持食物多样性是减少疫病侵袭的重要措施。1864年，爱尔兰土豆枯死病，造成了100多万人死亡，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原因就是当地人只种植两个土豆品种，而这两个品种又特别脆弱，发生意外后无法挽救。与此相反，1970年在斯里兰卡、巴西和中美洲地区，咖啡作物爆发了咖啡锈，而在咖啡故乡埃塞俄比亚却发现了一种具有抵抗性的品种，从而挽救了全球咖啡农业全军覆没的命运。遗憾的是，由于转基因作物的入侵性和污染性，大面积推广转基因作物将导致生物多样性尤其是食物多样性降低，从而加大食物安全隐患。

　　第四，转基因导致“超级杂草”和“超级害虫”。农业是从自然生态系统演变来的，长期以来，作物与杂草就形成了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传统农耕方式控制杂草是“斩草”而不“除根”的，因为杂草也能发挥控制水土流失、保持土壤水分的生态作用。但抗除草剂作物是要消灭杂草，这样杂草就与人类发明的这一技术产生强烈的抗争。生存是一切物种最初本能，消灭一个物种不付出残酷的代价是做不到的。事实上，杂草并不会按照人类的意志自愿消失，而是采取更强有力的对策进化。令转基因科学家想不到的是，杂草将人类转入作物中的抗草甘膦基因“俘获”过来，武装了自己，成为人类难以去除的“超级杂草”。在美国田纳西州西部，“超级杂草”长芒苋，生长最快的时候每天能长七八厘米，高度可达两米多甚至更高，把农作物全都盖在底下。它非常结实，收获时还会损坏收割工具。为了在长芒苋长大之前杀死它们，农民们被迫翻耕土地，往土壤里施加更多的除草剂。

　　从虫害控制来看，转基因生物增加了目标害虫的抵抗性，刺激害虫进化，这就加大了害虫控制的难度。如转基因抗虫棉在第一、第二代时，对棉铃虫有很好的抵抗作用，但在第三代、第四代后，棉铃虫就对转基因棉产生了抗性。具有转基因抗性的害虫变成具有抵抗性的“超级害虫”，就需要喷洒更多的农药，对农田和自然生态环境造成更大的危害。

　　第五，转基因造成“不明生物”病原体形成。因为转基因是在很短的时期内打乱了物种进化规律，在人类对自然规律还没有彻底了解的前提下，以人类意志为出发点进行的跨动物、植物、微生物界进行的转基因，可能造成未知病原体形成。2011年1月，美国高级土壤学科学家、美国普渡大学名誉教授、退休上校顿·胡伯博士，写信给美国农业部长发出警告，在孟山都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与转基因玉米中，新发现了一种不知名的病原体，该病原体具有造成动物不育与自然流产的潜在可能，对人类健康也可能造成影响。胡伯博士提到的不明病原体非常小，在电子显微镜下放大3.8万倍才能够看到，在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玉米及其饲料与流产家畜尸体中均发现了这种“不明生物”。

　　由于种植转基因作物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土壤中没有了“杂草”根系，涵水功能严重降低，造成耕地质量的严重下降。因此，转基因技术是在除草剂、大农药、大化肥基础上，按照人的主管愿望采取的农业“懒人”技术，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具体体现，这对于农业生态系统的影响将是“雪上加霜”。

三、转基因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第一，转基因作物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任何环节遭到破坏都会危及到整个系统。例如，一些盐碱地、沼泽地、热带雨林以及某寄生虫分布的区域，以前原本不适合农业种植，但由于转基因作物出现，科学家向作物中转入了耐盐碱、耐高温、耐高湿、抗病虫害的基因，在这些地区种植转基因作物，就使原本生活在这里的生物栖息地丧失，从而造成物种减少、退化乃至灭绝，使原有的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遭受破坏。

　　第二，转基因打乱了生态平衡，造成物种之间关系紊乱。中美科学家对中国481户棉农，经10年跟踪研究发现：农户种植转基因棉第3年经济效益最大，杀虫剂平均用量比种植普通棉花者低70%，收入高36%；但情况从第4年开始发生逆转。转基因棉尽管抑制了棉铃虫，但它无法杀死盲蝽象等害虫，导致盲蝽象、烟粉虱、红蜘蛛、蚜虫等侵害棉田，小虫成大灾。当年的转基因棉花种植户杀虫剂用量不降反升，投入成本比普通棉花种植户高3倍，收入却低8%；到第7年，转基因棉花种植户所使用的杀虫剂，已明显高于普通棉花种植户，加上转基因棉花种子成本较高，棉农收入大幅度下降。早先科学家曾认为转Bt基因棉花，可能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棉铃虫产生抗药性，但他们的研究结果却表明，转基因棉花无法对付的“次要害虫”造成了更大的危害。这就是转基因科学家为了前3年的商业利益，牺牲生态环境、农民健康和经济收益的“反面教员”。

　　第三，转基因造成基因污染。由于转基因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强行让不同物种之间的基因产生“结合”，基因转进去容易，逃逸出来也容易。1998 年，美国环保局批准星联转基因玉米商业化生产，用作动物性饲料，不能用于食用，因为它对人体有过敏反应，可能产生皮疹、腹泻。 2000 年，市场上 30 多种玉米食品中发现了星联转基因过敏成分，美国政府下令把所有的星联转基因玉米收回。除了同种植物之间发生基因污染外，不同植物之间也会出现，如美国药用转基因玉米污染大豆事件就是一例。一家公司开发了给病人吃的药物玉米，结果在种了这种药物玉米的土地上种大豆，在收获大豆的时候，把转基因药物玉米也收在了一起，整个大豆就都被污染了。于是美国政府下令把仓库里面混装有药用玉米的所有的大豆都销毁，总计有约 100 万蒲式耳。

　　转基因植物通过花粉进行基因转移，也可导致非转基因植物受到污染。东南亚是大米基因多样性的故乡和中心，加利弗尼亚大学专家指出，世界上最重要的13种粮食作物中有12种与其野生的近缘物种进行了杂交。在加拿大，被用作实验的油菜，开始只具抗草甘磷、谷氨酸磷或咪唑啉酮其中一种功能，后来发现了同时具备这三种功能的油菜，这说明这三种油菜之间产生了“基因交流”。既然人类轻而易举地将基因转入了目标作物，那么，这些基因会不会轻而易举地逃逸出来吗？答案是肯定的。

　　第四，对水环境造成污染。2010年9月，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美国中西部玉米带周边很多河流都受到转基因玉米毒蛋白的污染。美国有超过85%的玉米通过转基因技术驱虫或耐受除草剂，转基因玉米可以驱赶玉米螟，还能产生一种具有杀虫功能的Cry（12A)b毒蛋白。在玉米地周边500米以内的河流中，科研人员在植物残屑中检测到这种毒蛋白；在抽样调查的217条河流中，86%的河流中有玉米叶、壳、秸秆或谷物穗轴；13%的河流含有可检测出的Cry（12A)b蛋白质。这项研究发表在权威杂志《美国科学院院刊》上。

　　第五，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的动物异常现象可能与疑似转基因作物种植有关。据新华社记者报道，在中国山西、河南、山西、吉林等地，种植疑似转基因作物先玉335玉米几年后，大老鼠消失, 喂养这类玉米的母猪爱生死胎、狗肚子里都是水，此外，羊也出现异常情况。在河南全国闻名的生猪集散地，很多村子养猪业变得萧条起来。而这些出现异常的动物，几乎都吃过同一种玉米——先玉335。先玉335是美国先锋公司选育的杂交玉米，其母本为PH6WC，父本为PH4CV，含有转基因成分。

　　在生态平衡下，如鸟类数量足够多，又有大量益虫捕食害虫，非转基因植物和转基因植物不可能在产量上有太大的区别，转基因植物本身未必适应生态失衡的环境，甚至可能更加差，他们只能抵御一种害虫，而其它不受分泌毒素影响的虫类可以因为竞争减少而肆无忌惮繁殖。人类打乱生态平衡，然而试图通过高科技维持产量，完全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造成的生态灾难却让那些弱势的群体来承受，这显然是非常不合理的。

四、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迄今为止，已有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挪威、奥地利、瑞典、比利时、芬兰、德国、新西兰等国科学家，证明转基因食品对实验动物、人体和生态环境具有多种潜在不利影响。转基因作物大面积推广对人体健康产生的不利影响，将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虫子不吃的作物对人体同样有害。转基因作物到底能不能产生有毒物质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植物中转入能生成对人体有害的蛋白质基因，并且表达出来，即这些有毒蛋白质能顺利地生产，人吃了就会中毒，著名的巴西坚果事件就能说明这个问题。美国先锋种子公司在对大豆作品质改良时发现，巴西坚果中有一种蛋白质富含甲硫氨酸和半胱氨酸，并将这一基因转到大豆中去。但后来他们发现一些人对巴西坚果有过敏反应，而且引起过敏反应的正是这一蛋白。他们随即对带巴西坚果蛋白的转基因大豆也进行检验，发现对巴西坚果过敏的人对这种转基因大豆也过敏。

　　那些转基因鼓吹者声称对能够让虫子毙命的毒蛋白对人体无害，这是个严重的误导。毒蛋白并非对所有生物有毒，这倒是不假，但对其它生物无毒的蛋白可能对人类就是个噩梦。蛋白质可以变性，一些有毒蛋白高温可失去生物活性，但是并不是所有蛋白质都如此，如疯牛病朊病毒，高温对这类蛋白就毫无效果。疯牛病毒蛋白不具有遗传性，也不是生物，而是蛋白质，只是和我们神经元中普通蛋白质构型有点变化，多折叠了几次，就能把我们的神经元淀粉化，致人于死地。转基因技术暂时可能不会产生如此可怕的蛋白质，但以后数量多了谁也不敢保证。如果那些黑心科学家为了某种特殊目的需要，转入能够产生类似朊病毒的毒蛋白，则人类命运就岌岌可危。

　　第二，转基因作物对人类消化系统造成不利影响。这是普通消费者最担心的，也是最为敏感的话题。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作为食品进入市场，对人体消化系统将会产生某些毒理作用，主要通过污染人体肠道内的微生物群落而实现。2002年，英国科学家对转基因食品DNA进行人体残留试验，有7名做过切除大肠组织手术的志愿者，吃了用转基因大豆做的汉堡包之后，在他们小肠肠道的细菌里面检测到了转基因DNA的残留物。尽管如此，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可能还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逐渐表现和检测出来。　

　　第三，食用转基因食品后孕妇血液中发现转基因毒素。2011年4月，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国家健康研究所发布《加拿大魁北克东部小镇的母亲与胎儿暴露于转基因食品相关的农药》(Maternal and fetal exposure to pesticides associated to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in Eastern Townships of Quebec, Canada ) 揭示：在加拿大魁北克省30位当地中产阶级怀孕妇女血液中，有93%可以检测出Bt蛋白Cry1Ab，而其所生出的孩子的脐带血中有80%可以检测出该蛋白。不仅如此，在当地非怀孕的妇女血液中亦有69%的样品中，检测出Bt蛋白。从优生学的角度看，胎儿发育过程中，对于有毒物质是非常敏感的，有些对成年人无害的物质，则可以引起胎儿严重的畸形。北京大学免疫学博士王玉丹根据这个实验提出警告：今后应关注孕妇食用转基因食品可能对胎儿发育带来的问题；Bt蛋白可以以完整形式进入人体，而不是像那些转基因鼓吹手所说的“只能被消化为氨基酸才能吸收。”加拿大科学家的实验有力地表明，Bt蛋白可以经由消化道吸收，进而通过胎盘进入胎儿体内，孕妇不适合食用转Bt基因大米。

　　第四，转基因作物农药残留超标，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为了控制杂草，对许多作物转入了抗草甘膦基因，以保证施加更大量的除草剂如草甘膦，农药就会在转基因作物中残留，最终进入人体。1982年，美国环保局对一系列食品项目设定最高草甘膦水平：用于直接食用大部分食品最高残留量，无论肉类、水果或蔬菜，大约为0.2ppm，食用谷物产品为0.1ppm。1997年，美国环保部将大豆草甘膦残留量耐受水平从1982年6ppm提高达到20ppm，这显然是为维护生物技术公司通过推销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扩大抗草甘膦专利除草剂商业利益，是以牺牲人类健康为代价的政治性标准。

　　中国国家标准(GM2763-2005)规定“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107种除草剂、杀虫剂、杀菌剂、生物生长调节剂中，对粮食类农作物产品，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允许达到3~5 ppm水平的有6种，允许达到8ppm水平的只有1种，对于绝大部分粮食类农作物产品“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限定在2 ppm以下，甚至绝大部分在1 ppm以下。根据国外披露的数据，阿根廷转基因大豆中的草甘膦除草剂残留量高达17 mg/kg，是美国标准的170倍，中国标准17倍。遗憾的是，卫生部仅对中国的粮食有农药残留要求，但对于进口转基因大豆，卫生部却没有规定草甘膦含量标准。中国消费者糊里糊涂吃了好几年的转基因大豆，混入其中的草甘膦，也成了我们的“美味佳肴”。美国转基因大豆草甘膦残留量达10-17mg/kg，我们取其平均值13.5mg/kg来算，2010年中国进口转基因大豆5480万吨，洋人免费“赠送”给中国339.8吨草甘膦，13亿人均569毫克。

　　低草甘膦浓度即可导致生育畸形，阻止雄性激素发挥，扰乱雌性激素形成，损伤人类胚胎细胞。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分子胚胎实验室实验表明，向青蛙胚胎与鸡胚胎注射2.03 ppm草甘膦即发现畸形。有人在非常低浓度草甘膦除草剂处理过的人类细胞中，发现造成DNA的损伤。

　　第五，科学家已经掌握了杀人的转基因技术，一旦失控是非常危险的。为了防止农民留种，转基因科学家发明了“终结者” 基因，并于 1998 年获得专利 , 该基因能产生一种叫 RIP( 核糖抑制蛋白 ) 的细胞毒素 ,从而导致种子无法存活。这种基因运用约束技术是强迫发展中国家农民变成“生物农奴”的一种工具。更为阴险的是，2001年9月，位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宣布发明了转基因玉米的终极版本——避孕玉米，预计该杀精玉米可于2007年前投入市场。值得高度关注的是，美国农业部支持和资助了该项研究。从此以后，“杀精玉米”话题从媒体消失，变得讳莫如深！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则意味着人类已经掌控了通过食物控制人口的高科技，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第六，转基因次生代谢产物对人体的潜在威胁。次生代谢物为生物的各种分泌物，可以理解为DNA编码合成蛋白质，最终形成次级代谢物。譬如色素，就是次级代谢物的一种，由此出现红色或黄色蘑菇，以及植物的各种色彩等。青霉素作为抗生素也是最常见的次生代谢物。然而，次生代谢物并非都是天使的代称，激素也是次生代谢物。大多数菌群都能分泌各种复杂成分的毒素，来抑制其他菌群生长，扩展自己的空间。这些菌群就与转基因有关，那些专门从事商业菌种开发的科学家，对很多野生菌种不管有没有毒都被采集来做基因库，然后从里面来分离基因作为商业用途。一些和产次生代谢物有关的基因组可能会混入。如果大面积推广，最后表达成功，那很可能是个巨大灾难。

五、转基因作物既不能提高产量也不能减少化肥农药用量

　　转基因作物能够提高产量是支持转基因技术人士手中的一张王牌。据华中农业大学介绍，他们研发的“华恢1号”和“Bt汕优63”品系主要优点是控制导致水稻减产的主要害虫，可减少80%化学农药用量，提高约8%的产量。这是他们与全国水稻专家共同实现“绿色超级稻”构想的第一步。“绿色超级稻”构想的基本目标是：不打农药、少施化肥、节水抗旱、优质高产，使水稻生产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然而，事情并不会朝着科学家预料的那样发展。在转基因种植最多的美国，杀虫剂和化肥的用量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转基因作物种植使美国农业农药施用量，从1996年到2008年增加了3.83亿磅，2008年施用量比2007年增加了46%。自2006年以来，美国三大转基因作物玉米、大豆和棉花农药需用量，都持续上升，且已大大超过天然作物的农药需用量。转基因玉米施用农药2.27磅/英亩，而天然玉米2.02磅/英亩；转基因大豆1.65磅/英亩，天然大豆0.49磅/英亩；转基因棉花2.72磅/英亩，而天然棉花2.07磅/英亩。可见，无论哪种作物，转基因需要更多的农药才能保持其优势。转基因大豆用药更多，是因为大豆同时转了抗除草剂基因，除草剂用量是猛增的。

　　2008年，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业界观点一致认为转基因(GM)作物的主要目的就是摆脱贫困和饥饿，但遗憾的是，这一点在评估报告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相反，根据同行审查中对经验论据进行严格的分析之后，国际评估报告并没有特别对转基因作物进行支持。取而代之的是，转基因作物所带来的疑虑和不确定因素越来越显示出来。对于贫穷的农民，该报告的结论是，转基因作物无法真正地解决他们的需要。转基因作物的另一个关键性问题是，生物技术产业在当前的农业研发领域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而牺牲了其它农业科学。此外，农民还面临着由转基因作物带来的新债务，尤其是对传统农作物和有机作物进行转基因作物筛查时引发的专利侵权诉讼，还会被取消认证。目前的知识产权制度存在缺欠和不平等现象，比如在遗传资源领域，对遗传资源知识产权的有力保护严重地影响了公共研究，并剥夺了农民获得种子的权利。

　　上述评估由政府间多个相关部门共同发起，赞助方包括FAO(粮农组织)、GEF(全球环境基金)、UNDP(开发计划署)、UNEP(环境规划署)、UNESCO(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WBG)和世界卫生组织(WHO)。400多名作者参与了报告的起草工作，世界各地的数以千计的专家以最全面和严格的程序进行采证评估。评估草案经过了两个相互独立的同行评审，参与评审的专家分别来自研究机构、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和行业。因此，他们的意见还是很权威的。

　　转基因技术能否提高产量，看美国的例子就能知道。美国是掌握转基因技术最早、最多的国家，其技术远比中国先进，但该国粮食总产量仅3.63亿吨，远低于中国5.01亿吨；而美国的耕地还比中国多11亿亩；中国粮食单产为278公斤/亩，美国只有125公斤/亩。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其核心秘密就在于中国打赢粮食战争是靠9亿勤劳的农民。“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死”、“治田勤谨”(墨翟)。美国就不具备这个优势，才发明了化肥农业、除草剂农业、无机能农业、转基因农业等，来解决吃饭问题。中国耕地能够连续利用5000年还不退化，所仰仗的就是“人勤地产”的生态循环农业技术，这样的技术在全球都是最先进的。

　　到目前为止，几乎还没有转基因作物能够直接提高产量，一般只是通过抗虫抗病而间接增产。转基因技术应该有直接增产的潜力，将来直接能够提高产量和品质的转基因作物品种，随着科技的进步也可能会出现，但是现在还不具备条件，还离不开大化肥、大农药、除草剂的呵护。因此，抛开转基因增产的客观条件，单强调转基因能够增产是不科学的。

　　目前大部分转基因作物其目的是为了减少虫害或者草害，而转入提高产量的基因是比较困难的。决定粮食产量的是“农业八字宪法”的8　　个方面，种子是其中一个方面。即使在种子方面，控制产量的基因并不是单基因决定的，而是由非常复杂的基因组或者基因群决定的。转入某种控制虫害或者除草剂的基因可以，但转入提高产量的基因很难。目前制约中国粮食的是生态和人的因素。中国农业的基础正在受到破坏，这是很令人揪心的。

六、中国粮食产量降低原因分析

　　通过转基因技术提高粮食产量并非治本的措施。那么，影响中国粮食产量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根据多年的观察和现场调研，我的解释如下：

　　第一，因种地效益差，农民纷纷改种经济作物或干脆撂荒。在南方农村，有人算过一笔账，农民种植一亩水稻，毛利只有区区234元。以每个劳动力年投工300个计(相当于种10亩田，复种指数为1.5)，一个劳动力年收入不足3600元。国家虽然对农业实施了倾斜政策，但实际落实到农民的粮食直补每亩约为80元，10亩田全部种水稻也只有800元，即使加上此项，每个工日也不足15元。这都是按正常年景和正常市场算的，如果年景和市场稍有不顺，就成了负数。而外出打一天小工收入70元，免税又补贴，种田一天只有15元，谁还愿意种田？

　　在北方农村，笔者实际调研发现，以每亩计算，化肥需要200元；机械耕地100元，浇水100元；农药20元；除草剂10元；机器收获80元；种子50元，总共种地成本560元。那么，农民能够收入多少呢？山东中产田小麦玉米大约都是800斤，价格0.95元/斤。我们就按最高的产量和最理想的价格计算，每亩地净收入也只有960元。如遇天旱，化肥、农药、地膜涨价，收入只有500～600元。“种两季只收一季，还不如出去打工一个月挣得多”。种植大蒜、西瓜收入高些，农民纷纷弃粮种菜种瓜。即使如此，风险也很大，2008年大蒜只有5分钱一斤，连本钱都收不回来。 　　

　　蒋高明，男，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64年9月出生于山东省平邑县，1985年在山东大学生物系植物专业获得学士学位，1988年和1993年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91年至1992年在英国的Liverpool University进行访问研究， 1995年至199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圈二号研究中心高访学者。现任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城市组委员、联合国大学SUMAMAD计划国际咨询专家、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中国植物学会植物生态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植物学会常务理事；《植物生态学报》、《生态学报》编委，《植物学报》副主编。迄今发表论著200余篇(部)，SCI收录刊物论文8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