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化信：请关注“医改”

　　本人有将近50年的一段时间没有和医院打过交道。所以对“医改”一向漠不关心。偶尔在网上看到诸如“医改改得老百姓看不起病”之类的议论以及穷人宁可在家里等死也不去看病之类的新闻，也没有认真探究思考过。但是，最近一次看病住院及其随后的报销医疗费用的经历给了我一次深刻的教训。使我认识到应该关注“医改”，体弱多病的应该关注，身体健康的也要关注，谁也不能保证永远不和医院打交道。这是一件关系我国13亿国人健康、福祉和切身利益的大事。对于各级领导来说，则不仅要关注，而且要高度重视。下面我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这个问题。

　　本人近六十年有两次住院看病的经历。一次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次是在今年三月份。时间跨度大约是50年。这50年不论中国还是世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目共睹。但是，从广大人民群众所享受的医疗服务来看，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差了?两次住院看病的亲身经历让我感到困惑。在此谈谈个人感受供大家参考。

　　一、工作效率之差令人费解

　　第一次住院看病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地点是新疆医学院附属医院，当时我工作单位是新疆农业科学院。手术是体内脂肪瘤切除。出院之后到单位报销医药费，也就十几分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麻烦。第二次住院看病是今年三月份，地点是北京市通州区潞河医院。本人所属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手术是膝关节置换。出院之后，医疗费拿到单位报销。三月下旬拿去，几次催问，竟然到五月底还没有结果。这种低效率确实让人费解。作为中央直属的一个国家事业单位的职工医疗报销问题，是年年有、月月有甚至天天有的例行公事。审查单据，照章办事。效率比较高的单位，二十分钟够了。差一点，两天也还可以。效率再差一些，两周咱也不会说什么。竟然超过两个月，就让人费解了!这到底是个别案例还是普遍现象?本人曾就此询问，给出的答复是：“你这个手术是本单位第一例，领导特别重视，有些问题还要请示卫生局领导-------”。住院时感到做这些手术的人相当多，在我们单位却成了第一例?果真如此吗?就算是如此，我们的医疗报销制度能精准到一种病一种规定吗?病有千百种，规定也要堆积如山了!还是让人费解!

　　二、报销比例之低出人意外

　　五十年前的那次住院治疗费用报销比例是100%。记得当时单位的规定是不住院门诊报销80%。住院治疗报销100%。全单位职工都是如此。这次报销情况前两天才有结果：实际支出单据6万8千多元，实际报销3万零9百多元。也就是说报销比例不足50%。自费3万7千多元。这个比例之低超过本人预料。本人知道的信息是本单位实行的是国家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这一点在住院期间使一起住院的病友羡慕不已。大家都说现在享受公费医疗的单位已经很少。在住院二十天接触的病友当中本人是唯一一位还在享受公费医疗的病人。本人也曾为此感到有点自豪。本人还得到的一个信息是一般报销90%(精英们除外)。为什么实际却不足50%?本人虽然是中央直属研究单位的具有高级职称的所谓高级知识分子，住院期间，完全是与普通工人农民在一起的普通病房、享受的医疗服务也完全跟大家一样，用的药品也从来没有任何特殊要求，为什么会有50%以上要自费?规定自费的药品或医疗服务医院应该事前告知。是非接受这种药品和医疗服务应该由患者决定。医院完全不告知强加于患者而后让患者自己付费这是什么规矩?是强迫消费，还是乘人之危强行讹诈?

　　三、“获得感”在哪里?

　　2015年2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指出，要科学统筹各项改革任务，推出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由此可见，群众有没有“获得感”是衡量改革成败的一个最重要指标。我对比这两次住院看病后报销的真实经历，坦白地说不仅没有任何一点“获得感”，反而产生了不少“挫败感”、“失落感”甚至“遭歧视受压迫感”。

　　50年前住院治疗全部报销到现在住院治疗自己要掏钱近四万，严重影响近一年的生活，是产生“挫败感”的一个方面，但还不是主要方面。主要方面来自与周围人群的比较。50年前单位规定住院报销100%，门诊报销80%，全院都一样包括院长所长在内。普通职工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而现在说是报销90%，也只是针对普通研究人员，拿上“绿卡”的“精英”从来就是100%报销。而这些拿上“绿卡”的人如果真的靠突出贡献倒也无话可说。但事实却是靠“溜须拍马”和“弄虚作假”。基本上都是“体制内新生资产阶级”的走狗。在这种形势下，即使能报销90%也会感到低人一等，甚至低“狗”(新生资产阶级的走狗)一等。更何况这些走狗们还能想方设法让你报销连50%都达不到!怎么可能不产生“挫败感”、“失落感”甚至“遭受歧视压迫感”?

　　本人是国家最高学术殿堂的研究人员，1980年全国社会科学人才公开招聘选拔出来的人才。本来应该从1980就获得高级职称，由于混进最高学术殿堂的贪腐官僚和学术骗子无法无天、蔑视中央、胡作非为被拖到1985年。就算是1985年获得高级职称，又曾两度担任研究室副主任，发表专著五本书、论文十几万字、译作近百万字，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也应该属于中层。应该能代表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比起工人农民和普通市民的境遇好得多。国内生产总值(GDP)1968年才26.06亿元，到2017年上升到82.71万亿元。增长了三万一千七百多倍。而我们享受的医疗待遇却下降了50%。如此“医改”，“获得感”从何而来?我们尚且没有“获得感”，广大工人农民能有多少“获得感”?我们这几十年的“医改”真的该认真反思一番!

　　四、该不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单位告知6万8千多元的单据只报销了3万零9百多元之后，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本人住院期间，完全是与普通工人农民在一起的普通病房、享受的医疗服务也完全跟大家一样，用的药品也从来没有任何特殊要求，为什么会有50%以上要自费?规定自费的药品或医疗服务医院应该事前告知。是否接受这种药品和医疗服务应该由患者决定。医院完全不履行告知义务而强加于患者，而后让患者自己付费这是什么规矩?是强迫消费，还是乘人之危强行讹诈?

　　为了把这些问题搞清楚，本人向单位提出要一份标明到底哪些能报销，哪些不能报销的“清单”。有这样一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清单”。不仅本人需要，而且有如下四个方面的都需要：

　　1、单位财务工作的需要。单位负责人已经说我是本单位做这种手术的第一个。当然会成为以后的样板。作为“样板”只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才能供以后学习和效法。哪些可以报销?哪些不能报销?依据哪些规定才不予报销?都应该一笔一笔搞清楚说明白。只有清楚明白才能使以后财会人员准确高效办理报销手续，别再一拖就是几个月!

　　2、广大群众的需要。作为享受公费医疗的职工，作为不能报销的自费药品或医疗服务，应该不是必须的。医院应该有告知义务。患者应该有知情权和选择权。本人自费三万七千多元，是在医院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本人被剥夺知情权与选择权的情况下发生的。是一个教训。本人要把报销明细账向全所职工公开，就是要把本人的“经验教训”变成大家的“财富”。我想这种信息没有一个普通职工不需要。我只花几元钱的复印费，却能让我的同事省下几万元，值得，我情愿。只有清楚明白，并且让大家都知道才能让大家以后看病少花冤枉钱。别再像我一样稀里糊涂让医院捞走几万元。这是一件真正为大家着想的工作。

　　3、医院及其领导机关的需要。导致本人自费三万七千多元的支出医院肯定是有责任的。是医院自己不清楚享受公费医疗的范围?还是部分医务人员为谋利故意为之?还是医院的领导机关没有要求医院应履行告知义务?这关系到广大患者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千千万万患者及其家庭的燃眉之急和救命钱之急需。应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此，把本人的经历作为一个具体案例反映到医院和卫生局领导，对于改进医院及医疗系统的工作，不仅特别需要，而且非常重要。

　　4、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从上述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中我们已经看到，群众有没有“获得感”是衡量改革成败的一个最重要指标。如果把全国人民的医疗待遇分成上、中、下三个档次，每个档次再分为上、中、下三等，本人作为国务院直属的最高学术殿堂的具有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应该属于上档中等。也就是说，在九等当中，本人属于第二等。第二等尚且没有“获得感”，有“获得感”的也就只能是占全国人口不足10%的“精英”。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值得党中央和国务院认真研究。所以，本人报销的“清单”作为一个具体、鲜活的典型案例，应该呈报给党中央和国务院，特别是作为全国全面深化改革总指挥部的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因此，把本人实际经历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清单”呈上，供各位领导参考。无疑是一个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值得解剖的一个“麻雀”标本。还是不仅特别需要，而且非常重要。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样一件费力不多、受益很广的事情，要办成却也很难。本人得到单位通知6月11日报销款已经转入本人账户。6月12日本人提出要求报销“清单”，至今已经两周尚未拿到。难道这件事也很难吗?我想一个普通百姓的看病报销经历不是党国机密，也不是单位商业机密。本人要“清单”并愿意把它公开应该是一件并不违背党纪国法却利国利民的好事，是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事，是关系全国深化改革成败的大事。作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参谋部和智囊团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向中央领导呈报具有参考价值的具体详细的典型材料，是神圣使命。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请单位党委书记闫坤同志本着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督促有关人员尽快做好这项工作。

　　五、必须严惩医疗腐败

　　这次看病报销的实际经历引起了本人对医疗系统的关注，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便是对医疗系统的腐败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主要是如下“四风”：

　　1、“精英特权”歪风。“医改”之后，不仅整个社会医疗待遇分三六九等，在完全是国家事业单位职工内部也分三六九等。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医疗资源向少数“精英”高度集中。住高干病房、走绿色通道、100%医疗费用报销。这种“精英特权”不仅浪费了大量医疗资源，侵害了广大群众的就医看病权利，而且诱发了为了获得这种“特权”而溜须拍马、弄虚作假之风，严重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在最高学术殿堂的农发所为了获得这种“特权”，在职称评定上搞弄虚作假、欺蒙诈骗已经长达二十年之久。(详见：《最荒唐的代表作评审》与《再论最荒唐的代表作评审》)。更有甚至，在人事处工作的LRH不仅伪造“选票”获得连续两年“先进”而晋升工资，还伪造档案获此医疗“特权”，隐瞒全所多年，直到他去世才真相大白。像LRH这样利用手中权力骗取、窃取医疗“特权”的到底有多少?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2、“因人施策”邪风。把做同样工作、同样贡献的公民的医疗待遇分成三六九等本身就已经荒谬。更严重的是即使按现行规定在同一个档次的职工，因为与领导个人的关系不同，实际报销结果也会因人而异。这里面的“猫腻”很多。本人就是一个很具体的案例。按照明规则应该报销90%，实际却不足50%。有没有不足40%，甚至30%的?有没有超越90%的?弄虚作假暗箱操作之风不除，一切皆有可能!所以，信息公开很重要。弄虚作假、暗箱操作、信息封锁使医疗待遇也成了以权谋私的当权者培植奴才、排斥异己、扼杀人才的卑劣手段。

　　3、“药品回扣”怪风。买药品拿回扣的怪风在中国至少已经有二十几年以上的历史。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有一位同事的侄女从乡下来到北京打工。一开始当保姆，辛辛苦苦不过每月挣钱不足二百元。因为她曾经在卫生学校学习过两年。后来通过关系安排到某医院药房当了一名临时工。工资倒是不高，但拿到的“药品回扣”却是工资的几倍乃至几十倍，实际收入比最高学术殿堂的教授还高许多。许多药品出厂价几元钱到医院患者那里就变成几百元甚至上千元，就是层层“药品回扣”的必然恶果。

　　4、“过度医疗”恶风。不管你有病没病只要你到医院看医生，就会给你开药打针，少则几十元，多则数百元甚至数千元，已经是非常普遍司空见惯的事实。十年之前已经有记者假装有病去医院尝试，竟然所去几家医院都是如此。近些年已经发展到如果有良心未泯的医生不这样干就在医院待不去的怪事。原四川省绵阳市人民医院超声科主任兰越峰，2012年3月，因举报过度医疗被“待岗” ，不能再为患者看病，只能在走廊里转悠，被称为“走廊医生”，就是铁证。

　　诸如此类的医疗腐败之风，使医生由“救死扶伤的天使”变成了“谋财害命的恶魔”。

　　六、全民免费势在必行

　　能不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是反映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程度、人民权利、福祉水平最基本的一个指标。社会主义国家，古巴、朝鲜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俄罗斯也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绝大部分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我国的许多专家如北京大学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教授从2003年就反对医疗市场化，呼吁全民免费医疗。我国2017年的GDP已经达到82.71万亿元，现在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每年大概需要6千亿到1万亿人民币，肯定“不差钱”。 让医疗回归公益本性，尽快实施全民免费医疗，是当前深化改革中亿万民众泣血以求的头等民生大事。希望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特别是中共中央全民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领导同志高度重视、痛下决心、果断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