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英丨大寨第一个女党员：咱们大寨是干出来的！

　　我父亲是从山东逃荒到大寨的，我1930年阴历十月廿八出生在大寨。家里穷，吃了上顿没下顿，十来岁时我就到有钱人家当使唤丫头。当时贾进财也在这家干活，他从小没了爹娘，就在这个二奶奶家长大、当长工。我13岁那年，他叔做主给了我家一石玉茭，父母就把我许配给了比我大20岁的贾进财，他家又用一斗米把我娶过门。1945年共产党在解放区搞土改，我俩才有了出头之日。

　　我是大寨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秘密入的党，连丈夫都不知道。那是1947年10月的一天，负责大寨片区党组织活动的共产党员邢玉琴悄悄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加入共产党。

　　当时我才17岁，不太清楚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她就给讲，“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是打坏人、解放穷人的，只有穷人才能入党”。我小时候听说过不少游击队的事儿，也明白不少道理，一听共产党是救穷人的，就很坚定地回答说：“我愿意加入！”

　　那时党员的候补期只有半个月。这样，半个月后我就入了党，成了大寨村的第一个女党员。入党第一次参加组织活动时，我才发现老贾已是党员了，心里一直觉得好笑，但同时也有一种神圣的感觉，这不就是党的组织纪律吗？自己入党不是也没告他吗？

　　入党不久，我就当了大寨妇救会主任，是村里第一任妇女主任。当上干部后我把心思全部放在工作上，样样事情都走在前头。为支援前线，我组织妇女动员丈夫、儿子参军上前线；为填补男人们走后出现的劳动力不足，我又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带领妇女做军鞋、送公粮、支援前线作战。

　　过去大寨的妇女很少下地干活，为把姐妹们从锅台、磨台、炕台前解放出来，我组织村里年纪较大的妇女办起了托儿所，让她们在家照看孩子，这样一来，年轻妇女就可以放心地走到生产第一线。

　　老贾1946年入党，他是大寨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一开始叫政治主任。1948年，他介绍陈永贵入党，三次让贤，去找了县委书记几趟，硬是把支部书记让给陈永贵，自己当副书记。后来我作为妇女主任也成了支委，一直跟老贾、老陈他们一起工作。

　　1952年搞合作化运动，1953年搞初级社。当时，大家牵着牛、骡、驴入社，没大牲口的就几户合起来买个驴入社。成立合作社带领大家做什么？那个年代，吃饱肚子是最当紧的事。

　　大寨的土地条件不好，全村有800多亩地，4700多块，你想想有多零碎，都在半坡坡上挂着，一分地一块，二分地一块，不下雨旱个死，一下雨冲得乱七八糟，人们叫“三跑田”（跑水、跑肥、跑土），亩产100来斤，累死累活，粮食不够吃。所以说，造地是头等大事。

　　那是1953年，支委开会研究了“造地规划”，计划用10年时间把“七沟八梁一面坡”改造好。

　　“10年造地规划”从1953年冬天就干开了，打坝、填沟、造地。狼窝掌沟最深最难修，可是又非修不可。

　　一开始打上坝，造上地，到春天赶紧种上庄稼，到夏天一场大雨全冲垮了。陈永贵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了咱们再修。

　　从1953年到1962年，大寨的“10年造地规划”就差不多完成了，1963年那么大的洪水，狼窝掌经住了考验，没有给冲毁。

　　那时粮食亩产要“达纲要，过黄河，跨长江”。400斤达纲要，500斤过黄河，800斤跨长江。大寨把“三跑田”都变成“三保田”，后来又变成“海绵田”，到1958年，大寨的亩产超过500斤，实现了“过黄河”。

　　大跃进、浮夸风，大寨没有放“卫星”。1958年大跃进，各地刮浮夸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寨亩产500多斤，俺们就觉得不错了，比过去提高快三倍了。可报纸上登这里亩产几千斤那里亩产几千斤，不知人家咋产那么多。

　　我和陈永贵到太原开会，好像是模范会、先进会，咱晋中是一组，大家在一块讨论，轮流表态发言。讨论来讨论去，积极分子很积极，浮夸风很厉害，说他们亩产1000多斤、2000多斤的都有，有的地方种莜麦还亩产1000斤呢，咱实在理解不了。

　　有领导说，大寨是农业的典型，怎么不报啊。陈永贵说，听了听你们那1000斤2000斤的亩产，俺是打不了那么多粮食。

　　人家问，那你大寨亩产多少？他说，500多斤。

　　人家说，大寨报500多斤可不行！他问，那你说大寨报多少合适？

　　人家说，至少还不报2000斤？他一听就摇头：2000斤？大寨连1000斤也打不下。俺可不敢报那么多，大寨就是500多斤的亩产，是多少就报多少。

　　在那次会上报的高就奖励解放汽车。大寨没虚报也就没得奖。

　　陈永贵说，就是奖飞机咱也不敢说假话呀。后来上面派人到大寨核实产量，实际是做他的思想工作，希望大寨“跟上形势”，国庆节就能上天安门观礼。他说，宁肯不上天安门咱也不弄虚作假。

　　走了一个旧大寨，再建一个新大寨！

　　1963年，大雨连下7天7夜，大寨地毁房塌，人们都挤到会议室，使劲抹泪。村里在大柳树下支起大锅，给大伙做饭。

　　洪水来的那几天陈永贵正在县城参加会议。想给村里打电话，洪水把电杆冲倒了；想回村里，松溪河暴涨过不去。直到8号才绕山回到村里。

　　他对大家说：这么大的灾咱们没死一个人，就是最大的胜利！土地刮了，我们重新修起来，窑塌了，我们盖起来。

　夜战狼窝掌沟

　　大寨遭了灾，县里还专门拨出1000元救济款给大寨，他安排退回。村里很多人不理解他的做法，对他议论纷纷。我当时也不理解，现在理解了，他就是要锻炼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他主持大寨党支部一连7天召开了7次座谈会，动员大家自力更生、生产自救。就这样，大寨人响亮提出了灾后“三不要三不少”口号：社员口粮、劳动日分配、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不要国家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
 

　　经过两个多月的生产自救，灾后留下的550多亩秋庄稼长势喜人，40多间危房危窑全部进行了修补，还新建成40间瓦房和20孔石窑洞。特别是新建的那个地下排水涵洞，现在还是用它排洪，真是一个百年大计的事情。

　　前后三年时间，真正实现了陈永贵说的：送走一个旧大寨，迎来了一个新大寨。

　　1973年，陈永贵当了政治局委员，后来又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就不再当大寨党支部书记了。郭凤莲接任党支部书记，后来又成了中央候补委员。我积极配合她工作，能做什么做什么，生怕大寨的事业落下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寨成了极左路线的代表，村里一下子冷清下来了。

　　陈永贵有时回村望着七沟八梁半天不说话。他后来就搬家到北京了。临走前他叫上老贾坐上小车转悠，这个村走走、那个村看看，一路上有说不完的话。　　陈永贵还说：“我先死了，你给我送个花圈；你先死了，我给你送个花圈。”全村人把他送出村口，心里很不是滋味。

　　大寨失去主心骨，不知接下来该咋办。

　　全国都搞以户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寨党支部想不通，群众也想不通，觉得走集体化道路就挺好，大寨就是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一路走过来的，大寨的成绩就是集体化创造的。

　　县里把大寨看成老大难，反复做工作，说大寨必须搞，若不搞，全县工作都推不开。党支部书记贾长锁说，做不通群众的思想，完成不了土地承包任务，这个书记不当了。但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还是服从上级要求搞了联产承包。

　　大块地又以户分成小块地，机械化耕作又变成人种牛耕，家家户户又要买牛、买骡、买农具。当时，我感觉就是“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集体的企业也承包了，果园、砖窑、煤矿都承包给个人了。承包的人倒是发财了，但没实现先富带后富，让群众富裕起来。

　　过去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那时候人们说，小河有水大河满，可是小河有水，它不往你大河流啊。

        陈永贵不当副总理后就一直住在北京，后来闲不住给北京郊区一家农场当顾问。

        1985年冬听说他病了，气紧哮喘下不了床，老贾就去北京看望在医院陪了半天，两人都流了泪。本指望过年开春天气暖和了能好起来。没想到1986年3月26日就去世了。

　　1986年清明节，陈永贵要“回来”了，凌晨4点就从北京出发了。村里男女老少早早赶到阳泉至昔阳的二级路上等候，我和凤莲坐村里的解放车，到平定跟昔阳的交界接灵车。

　　下午，披着黑纱的灵车开进大寨村。村里村外都是人，全跪着哭成一片。把陈永贵的骨灰盒从车上捧下来，开了追悼会。我和老贾都讲了话，回忆了陈永贵。老贾给他做了个最好的花圈，他两人六年前就有约定。

　　老贾一直念叨：“永贵走的时候是个健健康康的人，回来就成了一个骨灰盒，好好一个人怎么就没了？”

　　随后，大寨干部群众便着手为他修墓、立碑。后又修整了坟墓，用藏青色石灰岩在墓前修了台阶，72级那组台阶代表着他享年72岁，38级那组代表他党龄38年，8级那组代表他在中央工作8年，石阶底头小广场是他的雕像。这算是大寨人对他的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