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要有斗争精神

　　作战理论创新作为思想争鸣的主战场，不应该一直风平浪静，起码得有“火药味”。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着新的伟大斗争，其实质，就是以敢于斗争的革命胆识和善于斗争的科学方略，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排除障碍和干扰，化解危机和风险，增强动力和活力。

　　作为对未来战争的预实践，军事学术的牵引和指导作用愈发重要，然而，它面临突破的阻力亦不容小觑。通常讲，战争阻力主要来自敌方，变革阻力主要来自内部，来自狭隘的观念、传统的思维、权威的定论。这种无形的力量犹如一道道雾障，使一些人吹着创新的号角，迈出的却是徘徊的步伐。鉴于目前军事学术创新的现状，有意识地把斗争精神引入其中，就如同把鲇鱼投入沙丁鱼群引发的“鲇鱼效应”，对于排除和消解安于现状的惯性和种种阻碍，非常有益。

　　事实上，任何新的学说、新的论点一开始并非都完美无缺，不可避免要经过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奥地利哲学家波普尔说过：判断一个陈述(假说)是否科学，就是要看它能否被“否证”。一个关于未来战争的理论或观点，如果可以被反驳，可以被否定，也就是说它可以被“否证”，那么它的真实性，就是一个可以讨论与斗争的真问题。正所谓问题越争越清、真理越辩越明，通过思想争锋、观点争鸣，就相当于提前将作战理论置于战场经受洗礼和考验，可以把理论的偏颇和缺陷化解于初始状态。

　　人类科学的发展史，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斗争史、革命史。恩格斯曾指出，科学上的发明创造既需要“友好”又需要“敌对”。毛泽东在谈到认识和发现问题时提出过设置对立面的思想，认为“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爱因斯坦讲：“为了科学，就必须反反复复地批判这些基本概念，以免我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它的支配。”这些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烙印的伟人、巨匠，之所以取得常人所不及的功勋，无不与他们富有斗争精神密切相关。

　　海湾战争中，美军对伊拉克军队实施的“左勾拳”行动，被人称为了不起的军事杰作。然而，在《顽敌——阻力重重的美军转型》一书中，作者将其视作与50年前隆美尔指挥“非洲军团”包围英军的“左勾拳”行动并无二致。而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所推崇的军队转型理论，同样被海军退役中校杰夫·休伯等人公开指责为“了无新意的旧东西”。相较之下，我们的作战理论或学说提出之后，却很少出现类似的争论，难得有人发表“不可行性”意见，也许这正是目前我军军事学术不够活跃与深入的原因之一。

　　一位俄罗斯将军说过：站得住脚的作战理论必须具有“血腥味”，起码得有“土腥味”。作战理论创新作为思想争鸣的主战场，不应该一直风平浪静，起码得有“火药味”。只有把斗争精神贯穿到学术探索之中，对创新学说敢于质疑、善于批判、长于争鸣，才能最终抵近对战争本质规律的把握和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