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新社会主义文学”的可能性及其探索

——读刘继明的《人境》

　　李云雷，1976年生，山东冠县人，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现任职于《文艺报》。著有评论集《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重申“新文学”的理想》、《新世纪底层文学与中国故事》、《新视野中的文化与世界》、《70后批评家·李云雷卷》，小说集《父亲与果园》等。曾获2008年“年度青年批评家奖”、“十月文学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提名奖等，部分文章曾被译为英文、韩文。

　　正文：

　　刘继明的长篇小说《人境》以马垃与慕容秋为核心人物，以神皇洲和知识界为主要场域，书写了40年来人和社会的沧桑巨变及“中国往何处去”的重大命题。在马垃和慕容秋身上承载着知青上山下乡以来的城乡生活史，具有一种深邃的时间感。《人境》是对《创业史》等社会主义文学的继承与重新思考，体现了作者对长篇小说艺术的创新，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是对“新社会主义文学”的探索。

　　“社会主义文学”的传统与新变

　　在当代中国文学界，有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创作界与研究界的分裂。在研究界，1990年代以来，成果最为丰富的是对左翼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的研究，无论是洪子诚、蔡翔的著作还是更年轻一代学者的探索，都对左翼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有着深刻的阐释，走在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最前沿，也更突显出了赵树理、柳青、丁玲等作家的重要性。相比之下，创作界似乎尚未走出1980年代的精神氛围，在“走向世界”的视野中，他们可以借鉴西方作家，借鉴拉美作家，借鉴东欧作家，在“中国故事”的讲述中，他们又可以借鉴《红楼梦》的传统，《聊斋》的传统，《山海经》的传统，但唯独对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传统视而不见，尤其是对其中的左翼文学传统，更是避之唯恐不及。我们可曾听说过有谁要继承鲁迅的传统、茅盾的传统、柳青的传统的么？似乎并没有。而之所以如此，在我看来，主要在于创作界仍沉浸在“以洋为美”的感觉结构中，而缺乏文化自信，缺乏面对历史、面对现实、面对自身的艺术感觉与思想能力。

　　在这个意义上，刘继明的长篇小说《人境》的出现可谓意义重大。《人境》最鲜明的特点在于它在新的环境中对社会主义的探索，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马垃在新时期对乡村“合作化”的坚持与创新，二是慕容秋在知识界自由主义泛滥之时对社会主义思想的重新认识与思考，这两个方面在小说中是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

　　小说中的马垃并非一开始就认同于“合作化”，他也有自己的思想曲折，少年时他在哥哥马坷与知青慕容秋的影响下，具有一种理想主义气质。1980年代，他追随精神上的导师逯永嘉下海创业，在商海中沉浮，最终身陷囹圄。出狱后他重新思考人生道路，重新回到了神皇洲，回到当年马坷未竟的乡村建设事业之中，以合作社的方式建设美好家园。在马垃的身上凝聚了一代人的思想历程，和大部分出生于60年代的人一样，他少年时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青年时转而信奉强人哲学与自由主义，但和大多数人不同的是，在经历了人生的重大挫折之后，他在痛苦思索之后又重新找回了少年时的信仰，并且在乡村的现实中进行实践。马垃的探索既是对人生道路与价值的寻找，也凝聚了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在马垃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梁生宝、萧长春等“社会主义新人”的影子，但又有着鲜明的不同。同样是走“合作化”道路，梁生宝等人是在有利的大环境中顺势而为，他们面对的是“旧式农民”的落后意识，在他们身上有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而马垃则不同，他身上有一种沉静的气质，这是因为他在环境中是逆流而上，而且面对的是更加复杂困难的环境，乡村土地撂荒，劳动力流失，资本下乡，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挫折，等等，在这种种不利的环境中，他坚持自己的思考与探索，坚持自己认定的新的“合作化”道路，在他身上虽然有一种英雄主义，但也带有悲剧性色彩。在这个意义上，他也很接近于《古船》中的隋抱朴，他们同样都是沉郁的思考者，同样在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探寻乡村的未来，但1980年代的《古船》思想更混沌，隋抱朴更多感受到的是矛盾与否定，而在30年之后，马垃对历史与现实的判断更清晰，对自己认定的道路更加坚持，更加自信。另外需要强调的一个维度是，无论是接近“社会主义新人”，还是接近“沉郁的思考者”，马垃都有自己的主体性与独立性，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与内在追求，这和当前文学中大多沉陷于物质、欲望或日常生活的小说主人公判然有别，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对人的理解，以及作家对文学传统的继承。

　　如果说马垃更多是在乡村的实践中走向“合作化”，那么慕容秋则主要是在知识领域通过批判与自我批判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思想转折，作为一个旧家族的女儿和一个知青，她的生活经历有自己的独特性，而回城之后，她从学生到教师，一直在高校与知识界生活。置身于社会学学界各种问题的讨论之中，她越来越感受到知识背后的立场与情感的重要性，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她自身也面临着选择——是站在资本与权力一边说话，还是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上发言，这不仅是一个道德或良心问题，而且是一个实际的生存问题，资本与权力威逼利诱，力量巨大，影响无所不在，甚至会深入到一个人的家庭乃至“自我”的内部，在这样的情形下，要想为民众发声，不仅需要勇敢与良知，而且需要韧性的战斗，不仅需要清理知识与资本、权力的关系，而且需要知识上的批判与自我批判，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触及到个人生活与内心的过程。在小说中，慕容秋在复杂的矛盾中最终选择了与马垃站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了知识界的一点希望。

　　在结构上，小说的上半部以马垃为主，下半部以慕容秋为主，两个人的联系主要是情感与精神联系，作为哥哥马坷的恋人，当年的知青慕容秋在马垃幼小心灵中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马坷为抢救公社的集体财产而丧身火海，在马垃和慕容秋的内心都烙下了长久的伤痕，这是他们共同的疼痛与难以言说的隐秘。此后两人虽然走向了各不相同的人生道路，置身于不同的领域，但马坷之死作为一个精神性事件，却深深地影响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让他们在新自由主义泛滥之时能够回到初心，重新以马坷的眼光观察与思考，这也是他们最终能够超越自我、超越时代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境》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对社会主义倾向的坚持，而且在于它充分写出了在当前语境中坚持这种思考、选择的复杂与困难之处，让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在今天的承续与新变。在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刘继明所面临的是比当年柳青、赵树理更大的困境，但我们可以看到，在《人境》中，刘继明以深邃的思考和巨大的勇气，坚持现实主义精神，恢复了小说作为“思想形式”的传统，重新探索“社会主义文学”在今天的可能性。这不仅和洪子诚、蔡翔的探索一样，走在了当代思想学术的前沿，而且让我们看到，文学必须重新思考我们的历史与现实，只有在最为切身的生命体验与时代经验中，才能真正实现艺术上的创造。

         作为“思想形式”的小说

　　《人境》的出现，让我们重新思考小说作为“思想形式”的命题。小说的社会功用有很多种，其一是娱乐消遣功能，这多表现在通俗小说中，在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学风起云涌的今天，这一类型的小说在当代中国最多，发展迅速，风格多样;其二是记录功能，是对历史或现实的书写与记忆，将某些重要事件、典型人物、生活与情感方式以小说的方式记录下来，在这个意义上作家也被称为时代的“书记员”，在这些作家的笔下，读者可以对历史与现实有更加清晰、形象而深刻的认识;其三是思想功能，作家不仅记录历史或现实中的事件、人物，而且对一个时代的重要思想命题做出自己的回应与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便成为了一种“思想的形式”。在文学史上，作为“思想形式”的小说不仅大大提升了小说这一文体的价值，让小说也能参与重要思想命题的提出与建构，而小说的独特性也更呈现出了现代思想的丰富性、复杂性及其内在矛盾，拓展了我们感受和理解世界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及其突围的方向与努力。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萨特、加缪等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为“思想形式”的小说的魅力。

　　在当代中国，真正具有思想能力的作家并不多，而刘继明就是其中一个。多年来，他不仅以小说的形式表达对当代社会的观察与思考，而且撰写了大量思想文化随笔，他创办的《天下》杂志也是一份思想文化杂志。在他的思想文化随笔中，刘继明视野开阔，思想敏锐，他所关注的既是现实问题，也是理论问题，既是中国经验，也是世界问题，或者说，他有一种对当代中国问题的敏感与自觉，也清晰地意识到是在一种什么样的语境中讨论，在此基础上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问题意识、思想方法与言说立场，那就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经验，重视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及其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他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同，也与简单地批判或赞扬体制的作家不同，而是在经历了历史的曲折与环境的剧变之后，重新认识左翼思想的力量，以及社会主义经验的价值。

　　与在思想随笔中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同，在《人境》中，刘继明将思想的表达放置在一种叙述与思想结构中，放置在对人物的塑造与故事情节的安排中，作者不仅仅是在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且将自己的观点放置在一种辩论性视野之中，在与其他立场、观点、看法的矛盾冲突中，在主人公的自我矛盾及其思想的生成过程中，将思想的整体倾向与内在的不同层面充分展示出来。这样的书写方式，既让我们看到了思想的丰富性，也与小说这种形式的独特性相关，即对于小说来说，读者更关注的或许不是某种观点的表达，而是其内在的矛盾与曲折，及其对故事、人物的影响。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我们对其中涉及东正教及19世纪俄国思想与现实的部分并不完全了解，但是当这些思想与主人公的命运及其内在矛盾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便具有了一种吸引人的魅力，我们也正是经由这些人物及其思想辩论，进入了19世纪俄国以及人类思想的深处，在重重矛盾中探寻人类未来的出路。

　　在这一点上，传统的左翼文学—社会主义文学也有着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需要在历史与理论的脉络做出梳理与思考。我们可以发现，在1920—40年代，中国的左翼文学充满了批判性与活力，而在进入“人民文学”时期之后，情况便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一方面“批判性”转化为“建构性”，另一方面思想矛盾转化为具体的路线斗争(如《创业史》、《艳阳天》中的主要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削弱了思想本身的复杂性与重要性。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主人公取得的胜利是较为轻易的，而这主要来自于作家本人对历史本质及其发展趋向的认同，但正因为这种胜利来得较为轻易，没有触及到更深刻的生活与思想矛盾，所以在时过境迁之后，他们的认同也被轻易否定了。在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中，“真实性”与“倾向性”是一对重要的范畴。不过在十七年时期，在作家的具体创作实践中，对“倾向性”的重视有时会忽略甚至取消“真实性”，这是十七年文学出现公式化概念化现象的根源。但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在于，如果没有“倾向性”，没有对于历史发展及其趋势的整体性认识与认同，我们的文学很容易陷入自然主义式的“真实性”泥淖之中，将此时此刻的生活及其细节的价值无限放大，而不能在整体上对历史真实有一个宏观的思考与把握。1990年代以来，作家们对于表现日常生活、私人生活乃至下半身的热衷，对于技术性“细节”的极端强调，都在于失去了一个更加宏阔的视野。

　　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出现的《人境》，恢复了一种宏阔的思想视野，恢复了文学作为一种“思想形式”的功能，也恢复了文学作为思想论辩方式的重要价值。在文学史上，文学通过对重要思想命题的提出与讨论，在不同思想艺术派别的争论、争鸣、争辩中，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曾是文学最为重要的社会功能之一，也是文学在社会领域受到重视与尊重的原因。但在中国，大众文化兴起之后，文学的这一重要功能却衰微了。《人境》让我们看到了作家介入思想论辩的激情与勇气，这种论辩既存在于文本内部，也存在于文本与当代文化语境之间。

　　在文本内部，马垃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合作化”的探索，既是一种历史的论辩，也是一种现实的论辩，关系到中国乡村乃至中国该走一条什么道路的问题。“合作化”问题是20世纪中国乡村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围绕合作化，不仅在1950年代有着各种观点、看法的分歧，而且这种分歧一直延续到新时期，延续到新世纪的今天。但不同的是，在1950年代，坚持走“合作化道路”是当时舆论与思想的主流，《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等经典作品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的，而在1980年代以来，反思“合作化道路”则成为了舆论与思想的主流，这既与现实政策的调整有关，也与文学界、学术界的主流倾向有关。1990年代后期，伴随着“三农问题”的突显，社会学界对中国乡村问题的讨论更加激烈，也有不少针锋相对的观点，在这样的讨论中，对“合作化”的认识、理解与态度也是争辩的一个焦点。在《人境》中，刘继明将马垃置于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探索之中，并与慕容秋在学术界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历程联系在一起，以一种复杂的、包容的态度回应了“合作化”所涉及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等不同层面的问题，并在书写中逐渐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在刘继明对马垃、慕容秋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隐含的态度。同时在文本之外，《人境》也与当前文学界、学术界的主流构成了一种思想论辩与紧张关系。

　　在新时期以来形成的“纯文学”语境中，以及19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的娱乐氛围中，《人境》不仅讨论重要的思想与社会问题，而且探讨“合作化”道路与社会主义新的可能性，这可以说是对某种既定的审美原则和“集体无意识”的冒犯，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刘继明的开创性恰恰就在这里：他在新的语境中激活了社会主义文学的传统，恢复了小说作为一种思想形式的力量。

　　“中国故事”与新现实主义

　　在创作方法上，《人境》最引人注目的是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在这里，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现实主义。现在我们生活在21世纪，当我们在世界视野中重新反思20世纪文学时，可以发现它并不如19世纪文学浩瀚、丰富与广博，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主流脉络及其对技巧、内心与创新的专注，使其丧失了广阔的视野与艺术的雄心，而变得日趋精巧、琐屑与平庸。如果我们不再求新求异，而用一种新的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是否描绘或揭示了人类生活与内心世界的丰富性，是否为新的人类经验创造了新的典型人物，是否在历史进程中对人的精神有着重要的影响。那么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文学远不如19世纪文学成就辉煌，即使在20世纪文学内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也逊色于现实主义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

　　“现实主义”是一个丰富的理论体系，也有着曲折复杂的历史。今天我们谈论现实主义，既要面对理论与历史问题，也要面对现实问题。在历史上，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的一座高峰，可以说20世纪欧美的现代主义和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是试图超越批判现实主义的努力，前者将探索的触角深入人类的精神与内心领域，后者则试图从建构而不是批判的角度，重建现实主义与生活的关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由于教条化而出现了公式化概念化，在具体实践中遭遇了挫折，无论是中国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还是西方的“无边的现实主义”，都试图在理论上对之做出纠正或扩展。在1980年代，新的文艺思潮蜂拥而来，现实主义一度被视为落后、过时的创作方法，来自西方的现代主义催生了中国的“先锋文学”，成为当时占据主流的文艺潮流。但时过境迁，30年后重新去看，我们可以发现，当时风光无限的先锋文学已经很少有人问津，而被视为“落后”的现实主义作品，却仍然能打动今日读者的心，《平凡的世界》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不仅可以让我们反思1980年代以来的美学规范，也让我们看到现实主义的巨大生命力。而《人境》的出现，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现实主义的内在活力。

　　在后现代主义理论中，消解“宏大叙事”曾对中国文学产生较大的影响，先锋小说、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的背后都有这一思潮的影子，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一思潮消解的是对历史发展规律及其动力的关注，而将文学的注意力转为对个人欲望、情绪与日常生活状态的描绘，这在新时期的历史情境中有其合理性的因素，但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问题则转化为另一个方面，即深陷于个人欲望、情绪与日常生活状态的当代人，是否能够触及到大历史的发展脉络，是否能够说清楚自己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在这个意义上，从宏观角度思考与把握历史，便成为了一种需要。我们所倡导的讲述“中国故事”，其内在含义之一便是从宏观的中国视野关注个人的生命体验，将个人故事与中国故事结合起来，重建一种新的“宏大叙事”，从整体上思考与把握个人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在这方面，当代作家需要从个人生活经验出发，去触摸历史与时代的脉搏，而在这方面，《人境》以现实主义的笔法深入时代精神的深处，在对时代重大问题的回应与思考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故事的一种讲法。小说中的马垃、慕容秋乃至逯永嘉、何为、辜朝阳、鹿鹿、旷西北等人，虽然都是一个个“个人”，但他们的故事相互交织，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面影，作者没有陷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碎片化叙述，而是以现实主义的方式，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人物形象，也从整体上表明了他对时代问题的思考与态度。在这个意义上，《人境》所讲述的正是“中国故事”，它也让我们看到了现实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及其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拯救。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探讨，就会发现《人境》中的现实主义，并不是批判现实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既不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现实主义，也并不是完全以人民为立场的现实主义，《人境》的现实主义中弥漫着浪漫主义气息，其中的风车、猕猴桃、刺猬，颇有象征性与意境。作者所描写的主人公是知识分子或“思想者式的农民”，作者所重点关注的是他们摆脱金钱、权力与既有的知识系统，逐渐接近人民立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既需要克服外在的重重阻力，也需要克服自我的精英意识与思维惯性，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小说的结尾，这一过程仍没有完成，甚至刚刚开始；“慕容秋惶然不已。但正是这种惶然，激活了她心里沉睡已久的冲动：不能在散发着腐朽气息的‘学术圈’里继续待下去了。她忽然冒出一个念头：下个学期就带研究生去沿河，去神皇洲，回到那座她曾经生活和劳动过的村庄，做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在这里，作者所展示的并不是结局，而是一种开放式的未来。 或者我们可以说，《人境》中的现实主义是一种有理想、有未来，有意境的新的现实主义。

　　“新社会主义文学”的可能性

　　刘继明在《人境》中的探索，让我们看到了“新社会主义文学”的可能性。在这里，我们将1940—70年代的中国文学称为传统社会主义文学，而将新世纪以来在新的语境中产生的带有社会主义思想因素或倾向的文学称为“新社会主义文学”。在当代中国，可以被视为“新社会主义文学”的作家作品并不多，但这样的文学作品在当代中国诞生有其必然性，也有其独特性。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思想学术主流对传统社会主义文学，主要持一种质疑、批评、反思的态度，但是在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逐渐进入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以及内部贫富、城乡、区域差距的增大，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重新认识到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在文学研究界，左翼文学—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在创作领域，底层文学等新的文艺思潮风起云涌。　　如果我们返观“底层文学”，可以发现在其代表性作家中，曹征路、刘继明的小说中或多或少带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在曹征路的《那儿》、《霓虹》、《问苍茫》等小说中，在刘继明的《茶叶蛋》、《我们夫妇之间》等作品里，作家不仅仅关注底层，还联系着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传统，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上探讨社会问题的出路。而在《人境》中，最为集中而鲜明地表明了刘继明在当代语境中对社会主义文学的思考与探索，我们可以将之视为“新社会主义文学”的开拓者。

　　如果将传统社会主义文学与“新社会主义文学”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二者所处的历史环境与文化语境不同。传统社会主义文学诞生于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既有自发的人民立场，也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在创作方法上也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美学原则的限定，但“新社会主义文学”与之不同，19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之后，以苏联为首的传统社会主义阵营瓦解，所谓的自由世界不战而胜，冷战结束，历史走向了终结——这是自由主义对历史的描述，但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却在迅速崛起，而伴随着2001年的911事件、2008年的金融危机，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也遭遇到了危机。在这个时候，重新反思资本主义及其世界体系，成为了学术界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中国也是如此，在1980年代“告别革命”的声浪中，中国学者的主流曾经将社会主义的经验、思想与历史视为一种负面资产，但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却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需要重新认识并肯定社会主义经验与中国所走过的道路，虽然在全球化、市场化、私有化的整体知识格局中，这样的声音较为微弱，但却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与力量。在这样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中，“新社会主义文学”与传统社会主义文学，相同的是坚持人民立场与社会主义理想，但不同之处在于：（1）“新社会主义文学”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或者说是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低潮的时期坚持探索社会主义的文学；（2）“新社会主义文学”并非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而是作家与知识分子自发、自觉的一种创作趋向；（3）“新社会主义文学”在创作方法上并没有特别的限定，但需要从正反两方面借鉴、反思、总结传统社会主义文艺的理论与实践。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对于《三里湾》、《创业史》、《艳阳天》等经典作品，《人境》中的“合作社”并不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道路，主人公马垃也与梁生宝、萧长春等“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有着较大的差异，但如果我们将新时期以来的历史经验与文学经验纳入进来，便可以看到作者正是在新的语境中重新讲述与探讨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而在这里，恰好可以为我们打开一个新的思想文化空间，在传统社会主义文学的脉络中，“新社会主义文学”可以尝试更加丰富、多元的继承方式，将更加复杂微妙的生命体验与时代经验容纳进来。

　　当然“新社会主义文学”只是一个尝试性的命名，在中国尚未成为一个具有潮流性的思想艺术流派，但刘继明、曹征路的创作实践以及《人境》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新社会主义文学”的可能性。任何一个国家文学的发展，都必须建立在对自身历史与文化的深刻了解之上，20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而且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中国革命可以说是人类史上的一大奇迹，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人类史上的一大奇迹，我们只有深刻理解了社会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的历史，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我们自身。在这个意义上，“新社会主义文学”只有中国作家才写得出，也将是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之所在。在《人境》之后，我们期待更多“新社会主义文学”的出现，我们也相信，“新社会主义文学”必将为中国文学带来更多生机与活力，让我们超越消费主义的文化氛围与格局，看到人类在艰险曲折中探索前行的脚步，以及闪耀在未来的理性与理想之光。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