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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流:企业文化论

作者:寒流 发布时间:2017-10-06 22:50:15 来源:新浪博客 字体:   |    |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大家好。

  我今天谈话的题目叫《漫谈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个并不陌生的领域,但这个领域里存在一大堆问题需要解决,起码需要说明白。关键是人类到现在没说明白,产生了不少错误看法。首先说,在这一领域我并不在行,充其量算“半调子”,但我愿说出我的观点,请各位批评指正,更欢迎平等的商讨和争论。

  我的谈话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企业文化——力图从文化学的角度下一个定义,顺带说明一下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的区别,之间区别非常大,不能混淆;第二部分:如何建设企业文化——力图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找出建设企业文化的一般途径;第三部分:该建立怎么样的企业文化——这是我谈话的重点;第四部分:强化自律意识——通过文化比较的方式,找出我们中国人身上共同的缺陷并予以分析,好剔除我们性格中的悲剧因子;第五部分:五.承认求异思维、逆向思维,催生创新精神——通过历史追溯,分析我们身上创新精神丧失的原因,建议适当提倡求异思维,认可逆向思维;第六部分:现状文化批判,催生人的理想——通过对现状社会文化的分析,建议理想回归,重塑人的世界观,改变国民文化的鄙俗化状态,拯救灵魂、拯救家园;第七部分:现状道德观刍议——伦理道德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拯救文化,必先拯救道德;第八部分是结束语:建设企业文化是企业领导与员工的一个长期磨合的过程,不可能一觑而就,可更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个话题很长,我尽量长话短说。时间一到,请予提醒。

  首先说点题外话:我们知道企业文化决定企业前途,企业文化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核心的核心,企业文化的重要性超过企业的一切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非常重要,不可偏废。但什么是企业文化、该怎么样建设企业文化、该建设怎么样的企业文化,却很不简单。以至于人们在这一领域之内一半不着调、一半半调子,于是,乱象百出,挺聪明的人领导个挺大的企业一接触这个问题就犯糊涂,就会走调、变味。比如:有些企业的企业文化居然是”立足海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之类的,我认为那是经营方针,不是企业文化;还有些企业的企业文化是“团队精神”、“凝聚力”之类的,不错,这是企业文化,但却是策划人员埋头编出来的,编完就不管了;有个朋友胆量大,反复教导员工“阿谀奉承拍马屁是第一生产力、适当吹牛是第二生产力、企业资源的有效组合是第三生产力”,我说这是企业文化,但不是正常的企业文化;还有个公司更笑话,一提建设企业文化,员工立即提议:“多活动、多喝酒,老板拿钱来吧”,整个一位下三滥嘴脸,不着调,把企业文化异化、扭曲、庸俗化了。很悲哀。

  但这个悲哀却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认识论原因。

  我是说在企业文化领域“不着调”也好、“半调子”也罢,并不丢人,因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实在太多太多。

  认识论原因:如果说一个企业的厂房、设备是硬件,人就成了软件;如果说人是硬件,管理就成了软件;如果说管理是硬件,文化同样就成了软件。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说法:一个企业的厂房、设备是实实在在的实体,人——包括出资人和员工就成了符号,成了这些实体的“影子”,对这些人的管理就成了“影子的影子”,企业文化势必也就成了“影子的影子的影子”。这“影子的影子的影子”看不见、摸不着,所进行的是纯粹的太极运动,很容易把人绕进去、搞糊涂。

  历史原因:企业文化的提出至少比企业管理晚了140年,至今处于萌芽期,很多东西尚无定论,让人无所适从。现代管理形成的标志是1841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火车大碰撞,据今160多年了。当时,五个老板各自为政,我动不了,你也别想动,堵塞交通长达83天,才在联邦政府的协调下五家合为一家,各自以出资额承担企业亏损的有限责任,并聘请“外来者”当“头”,负责企业实体的日常经营管理。渐渐地,人们发现了这种经营模式的好处,争相模仿,并于生产实践中不断完善,直到美国于1925年成立了管理协会,现代管理制度才初具雏形。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生该以马萨诸塞州火车大碰撞为标志还是以美国管理协会的成立为标志,现今理论界存在争议。但是,即便以美国管理协会的成立为标志,距今也长达80年之久,以后又经过50年的发展期、30年的完善期,应该说非常成熟了。但企业文化却不是这样。企业文化首先发端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日本,当时日本刚刚走出战后危机,以松下、本田为代表的一批大企业对员工实行终身制,重视企业价值观的培育,使得老板与员工站在了同一条船上,于是乎“团队精神”上来了,“凝聚力”强化了,老板当的上心,员工干的有劲,企业效益获得大幅度提高。这一现象引起了美国理论界的兴趣,觉得这东西好啊,通过研究,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企业文化,不过这已经是世纪80年代的事了。我这么阐述,即是说企业文化的萌芽充其量也不过二、三十年时间。以至于什么是企业文化、该如何定义这一重要因素的基本涵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概念。

  社会原因:由于企业文化的研究至今尚不成熟,我们平日见到的都是一篇篇的讨论文章,至今尚没见过有关专著,这也造成许多认识混乱。企业文化,现实中是个忙去,众说纷纭,咋摸索咋行。

  但是必须指出:尽管我们在企业文化这一领域内“不着调”或“半调子”并不丢人,但却不要不懂装懂,应该以谦卑的态度诚恳面对,以踏踏实实的态度认真研究,多多讨论、反复商榷。

  一.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企业文化

  什么是企业文化?欲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什么是文化。

  有一个古老的比喻,说一栋房子着火了,里面有老娘、老婆和钱袋。如果中国人去救,一定先救老娘;如果法国人去救,一定先把老婆抱出来;如果换了犹太人去救,一定先抢出钱袋。为什么啊?中国人孝顺、法国人浪漫、犹太人看重金钱,而这所有的一切均决定于文化,是文化不由自主地支配着行为。可见中国文化也并非一无是处。

  还有一个例子,说一个能容纳100部车的停车场,交日本人使用,至少能停110部车,因为日本人规矩,做事一丝不苟;把停车场交美国人使用,至多停90部车,因为美国人财大气粗,房子大大地、马路宽宽地,停车当然也要舒舒服服地;可是如果把停车场交中国人使用,就热闹了,或者给你停上120部,或者只给你停90部,甚至高兴的时候只停两部,入口一部、出口一部,谁都别想进来——这一切均也决定于文化。可见中国文化也并非一好百好。

  文化无形,可无处不在;文化无声,可作用很大。

  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说,文化是人类所存在、创造、改变或认识的一切物质和意识的总和,是我们人类所创造和认识的一切。比如说古文化、现代文化、河姆渡文化等等,所指都是广义的文化。在这个概念中,除去人类尚未创造、改变或认识的一切被黑格尔称之为“自在体”的那点东西,都属于广义的文化范畴。

  狭义的文化就是我们存在、创造、改变或认识的这个世界除去有形那部分的总和。它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相比广义的文化,抠出了物质元素。亦即:狭义的文化指一个群体的习惯和思维定势,是支配一个群体之所以这样做而非那样做的意识形态,比如儒教文化、西方文化、湘潭文化等等。我们所说的企业文化明显属于狭义的文化。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中有一条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所说的文化也是狭义的文化。但这里萌生了两个问题:①我们发现,既有“先进文化”,想必也有”落后文化”——有没有呢?有。比如“战争文化”、“森林文化”、“帮会文化”等等。②我们还发现,作为两个词,“文化”比“文明”的外延要大一些,因为文明标志的是人类社会的开化程度,有好无坏;文化标志的是人类社会的影响程度,有好有坏。从这个角度上,我们也可以说文明就是人类社会的先进文化。

  在这里,我们既然弄懂了什么叫文化,就可以尝试着用种加属差的老办法给企业文化下一个定义了。所谓企业文化,是指企业人的习惯和思维定势,是支配企业人之所以这样做而非那样做的意识形态。

  这样下的定义虽合乎逻辑,但却不符合企业环境和人们的语言习惯。我们试着顺一下,把建设企业文化的目的和手段加进去,就是:所谓企业文化,指的是企业人的习惯和思维定势,是支配企业人之所以这样做而非那样做的意识形态,是指企业在市场竞争环境中,为保证企业获得持续发展而倡导、选择或努力营造的以适应外部竞争的生存方式,以及决定选择这种生存方式的一切理念的总和。

  建设企业文化的目的,是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建设企业文化的途径只能是倡导、凝聚,而不是规定。

  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的对立统一关系:文化是水,管理是山;文化是舌,管理是牙。水依韧性,山依硬功,谁先消失?舌头很软,牙齿很硬,为什么牙齿掉光了,舌头还完好无损?其实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的关系与此类似。管理可能虚化,文化却不可能消失。

  一方面,企业文化决定企业管理,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企业管理。一般说来,在企业发展的最初阶段,企业文化就是老板的“文化”,是体现在老板身上的一种优缺点混杂的东西,那时侯,一个老板,带个马仔,空手套白狼,挖“第一桶金”,谁也贪污不了。但是,伴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人多了,一双眼睛看不过来了,尤其是企业进入突破期(往往几千万)之后,贪污的有了,教训有了,就要追求”有序”就要强化制度——搞泰勒式管理,这时的企业文化,老板身上的味道多一些也未尝不可,但有些素质高的老板,已经开始自觉地“扬弃”自身,抛弃那些不好的东西,同时吸纳员工身上的闪光之点,有意识地倡导企业文化,但是,决定搞泰勒式管理而不是原始管理的也是企业文化,只不过它不是老板个人的文化,而是全体文化的集成。再往后,当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往往是几个亿)的时候,就遇到了高原期,需要“平稳分蘖”,这时候,泰勒式管理不够用了,就要大力建设企业文化,追求人本管理,否则,其后果不可设想。纵观中国的企业,能突破高原期的并不多见,既有“七年之痛”,也有“二十年之痒”,为什么?答案是:在国民的伦理道德素质大面积滑坡、心理素质大幅度鄙俗化的人文环境下,要建设积极、健康的企业文化,并不容易,或者说案列的社会大环境决定了企业小环境。

  上面是企业文化决定企业管理的第一个层面,现在讲第二个层面:好的企业文化能辅佐企业管理,杀死制度;坏的企业文化能糟蹋企业管理,使制度形同虚设。可以想见,如果能有企业文化的理想状态,让诸葛亮、周恩来、朱鎔基这类人组成个公司,大家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处世方法形成了一种习惯,大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境界形成了一种誓约,那这个企业根本就不需要管理、不需要制度,当年解放军300万,也不过才三大纪律八项主义十一条制度,海尔员工70万,总部也不过大而化之的14条制度,而不是创业初期的一大本,因为当初规定的绝大部分成了习惯,已变作企业文化,或者说被企业文化杀死了,没必要专门强调、监督执行了。还有一种相反的情况,比如:有的企业制度很多,执行不下去;领导很多,说话没人听,这时的企业文化不但杀死了制度,而是连管理一同杀死,一同虚化了。

  第二方面,企业管理对企业文化具有极大的反作用。处理好了,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互补充、相互制约;处理不好,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则相互倾轧、相互残杀,形成怪胎。可以想见,再好的员工、再好的企业文化,骗他一次,他就会后退一步,企业文化就会下一个台阶,骗的多了,老板说话没人信了,企业文化就糟蹋了。

  企业管理对企业文化的反作用不可低估,但企业管理也没必要因此过分拘谨,过分看夏季脸色。古人有句话:“柔即取束,刚即取柱”,意思是说太柔弱了会束缚自己,太刚强了会被折断,容易遇到挫折。这里所说的“刚”、“柔”都是文化,是渗透管理者性格和血液中的做事习惯。这做事习惯太“刚”或太“柔”都不是常态,都必须改变。

  说到这里,我想到一点:在企业文化领域里,不着调和半调子的区别主要集中于分不清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不知道我前边讲清楚了没有。没听清楚也没关系,有兴趣,你可以读我的文章。

  我写过两篇文章:一篇叫《企业文化纵横谈》,是一篇虚拟的与董事长、章主任的谈话,网上有;还有一篇,是学习《没有任何借口》的心得体会,有些同志读过。前一篇从实践出发,剖析了企业文化领域的四个点,虽失之通俗,但也还算全面;后一篇以历史和现实为切入点,专题探讨了一定的文化思想。关于这两篇文章中包含的有关观点,这里不做重复,感兴趣的到网上看看就行了。

  二.如何建设企业文化

  前面提到建设企业文化的途径只能是倡导、凝聚,有时候也可以提取,但不能规定。什么意思?在这里我想讲的更实用些。

  针对组织,首先要确保自身的公平、正义。失去公平,组织的锐气就会钝化;失去正义,就会培养出组织自身的“掘墓人”。因而说确保组织的公平、正义是建立企业文化的最基本要求。另外,组织还要有目的、有意识地引导,还要善于挖掘个人身上的闪光点予以集纳提纯,以便形成健康的企业文化。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伴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企业文化也会日臻成熟与完善,这时候,最高领导人的办事风格倒不一定能够修正,但企业文化却必然在工作实践中得到扬弃。道理是:只要最高领导足够明智,他必然会吸纳广大员工身上的闪光点进入企业文化,以完成整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就象吸纳广大员工身上的失误体现于规章制度一样,最终诉诸文字,形成文案——这一过程即是标准意义上的 C I 策划,而不是闭门造车,几个人关在屋里瞎蒙。

  针对个人,建设企业文化的要求就是加强修养、惩恶扬善。这里有三个论断:人性中有恶的一面,也有善的一面,此其一;其二,人是一种非常脆弱的东西,可塑性很强,有的时候一件事、几句话,有可能改变人的整个一生;其三,建设企业文化就是不断矫正、消灭人性中“恶”的部分,同时不断充实、挖掘人性中“善”的部分。

  第一个论断,人性中有恶的一面,也有善的一面。对于人性的善恶,古今中外都存在争议。在西方,有以阿里斯多德、黑格尔、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学者持性善说,就有以柏格森、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性恶说,甚至到戈培尔疯狂发展到了“火车头”理论,他把人类社会比作火车,杀掉劣等民族劣等人就等于丢掉车厢,而车厢丢得越多,火车就越快,最好是全部丢掉,只剩下火车头——只剩下日尔曼民族,火车速度将达到极限,后来,这一理论被希特勒的纳粹政权拿来运用,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灾难;在中国也是这样,有以孔孟、老庄为代表的性善论者,也有以李斯、荀况为代表的性恶论者,有以“人之初、性本善”开篇的三字经,就有以“焚书坑儒”开始的封建社会。

  那么熟对熟错呢?我认为都不对,都片面了。正确的见解应该是:人性中有恶的一面,也有善的一面。我认为这是客观的,动态的。

  我们必须承认人性中有恶的一面,贪图享受、追求利益、好嫉妒、爱热闹就是这一方面的集中表现。走在大街上发现汽车相撞,我们的第一个念头是惊喜,不是悲哀;跑去广场蹲下来,吐口唾沫盯着看,很快就会有人围过来看热闹,这是个疯子还是生病了?大年初一,我们小区1号楼3层失火,正在我家对面,把我两岁半的儿子高兴得手舞足蹈,我也兴奋异常,但转念一想,不对啊,这才下楼帮忙救火。其实人就是这么一种东西,高兴了不敢开怀大笑,悲哀了不敢放声痛哭,本质上自私、嫉妒却不得已带上面具、把握分寸。想想吧,“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都是些非常刺激、非常有意思的事,人——怎么都觉得它刺激、有意思呢?这本身就证明了人性中有恶的一面。

  我们同时也必须承认人性中有善的一面:发现汽车相撞,我们的惊喜闪过之后就是同情,说不定马上就会过去帮忙;跑去广场吐口唾沫蹲下来,也许很快就有人关切地询问,是不是病了;人人都觉得“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非常刺激、非常有意思,但绝大多数都不会去干。在西方有人做过一个实验:选一些人每人一间屋子,让他面对黑板进入设定的情景状态,那黑板上写着“事业”、“名誉”、“权力”、“荣誉”、“金钱”、“健康”、“朋友”、“爸爸”、“妈妈”、“爱人”、“儿子”、“女儿”、“生命”等选项。差不多后,在某实验室里,教授进去很权威地告诉一个女大学生:“条件所限,你必须舍掉两项”,女大学生梢一犹豫,虽不情愿,但还是很快划去了两项;教授又说:“再舍掉两项”,女大学生难过了,随之又划去了两项;教授又说:“再舍掉两项吧”……如此几遍下来,女大学生的速度越来越慢,表情越来越凝重,终于,当被命令从仅存的“妈妈”、“儿子”、“女儿”中“舍掉两项”时,终于忍不住放声痛哭,“这……太残忍了!”而其他人的选择也大同小异,区别也不过有的早哭、有的晚哭而已——而每个人痛哭之前尚未舍弃的选项,被心理学上称为人性的核心地带,也可以理解为人性中善的那一面的核心地带,一般情况下不要侵犯。

  必须指出的是:在一定条件下,善、恶也会相互转化。据国外某刑事研究机构调查,重刑犯或死刑犯之所以犯罪,一半以上被人侵犯了自己人性的核心地带——不过这已经是第二个论断的问题了。

  第二个论断,人是一种非常脆弱的东西,可塑性很强,而且年龄越小、读书越少的人可塑性越强——据此,我们可以惩恶扬善、可以优化自身、可以改良社会,具体到企业,就是我们可以倡导、凝聚一种健康的、适应自身发展的企业文化。人到底有多么脆弱呢,前苏联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将一个身强体壮的死刑犯绑上靠墙的手术台,再把他的手穿过墙上的洞伸进另一个房间,然后大声告诉他要割脉放血了,隔壁的人听到这句话,立即用刀背在他手腕上轻轻一画,另一个人则拿起水壶,不紧不慢地往盆里倒水,结果一盆水还没有倒完,犯人就突发心脏病死了——可见人有多么脆弱、多么没用。

  正因为人是这么脆弱、这么没用,所以老天赐予人一个宝贵技能——意识,人类可以通过意识来改造世界,而且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自己。这里也有个故事,美国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对一个身强体壮的死刑犯进行体检后告诉他:腹部有个肿瘤,他闷闷不乐了;再次体检又告诉他:腹部有个肿瘤,他发愁了;下一次体检还告诉他:腹部有个肿瘤,他痛苦极了。不出四个月,他腹部确实长了一个肿瘤……什么原因?这叫“想狼,狼就来了”。我想:通过思考,连我们的身体都能改变,意识还不能改变吗?肯定能。

  意识能改变、信仰能改变、办事习惯也能改变,而且年龄越小、水平越低的人越容易改变。小时侯,听一遍狼来了的故事,半夜醒来睡不着,现在40岁,别说听故事,喝醉酒打一架回来照样打着呼噜睡不醒,不一样了。前一段时间,有个朋友见我读圣经,骗我做了一次礼拜,听基督徒们讨论一下午,感觉好笑。人家让我谈心得,我有感于场面的热情友爱才没有胡说八道,没有吐个“象牙”给他看看。我想:稀里糊涂这么多年,信过黑格尔、信过尼采、信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后,现在连自己都不信了,我还信谁?从这个角度讲,张春桥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并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更何况,在座的有些现在就是领导,还有些做过领导,应当有所体会:管农民、管工人可比管知识分子容易多了。如果把话题推到极限,影星赵薇有句话耐人寻味,她说“交男朋友不如养动物、养动物不如养植物”,我讨厌这个人,但喜欢这句话。可以比较一下,交个男朋友,运气不好时,丢财丢色弄不好还要去医院妇产科丢人,养个小猫小狗就不会丢人。而养个小猫小狗虽不会丢人,但嗷嗷乱叫到处跑也烦人,养盆小花就不会烦人。对此,李鸿章说“当官比杀猪容易,猪会跑,人跑不了”。这话说得矫情,是表白自己权术的高超,能力的自负,不能当真。从这里看,正因为知识分子的可塑性较差,而知识分子又在企业中占据有利位置,所以说建设企业文化不是件容易的事。

  第三个论断,建设企业文化,就是尽可能不断矫正、缩小、乃至消灭人性中“恶”的部分,同时不断充实、挖掘人性中“善”的部分。

  向雷峰同志学习是惩恶扬善。

  为人民服务是惩恶扬善。

  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也是惩恶扬善。

  “惩恶扬善”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成为每一个集体、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人的一种追求、一种意志、一种重要的行为准则。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矫正、缩小、乃至消灭人性中“恶”的部分,同时不断充实、挖掘人性中“善”的部分。古人说“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也就是说,当你的“善”被被高扬到一定程度,推己及人,以致于高扬到了爱身边的每一个人的时候,你也就具备了“圣心”、成了“仁者”——“仁者爱人”吗?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具备了“圣心”、成了“仁者”,那我们这个集体的凝聚力、团队精神就会得到大幅度提升。这样,也就形成了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

  用“圣心”武装起来的团队不得了。

  用思想意识武装起来的团队不得了。

  这“圣心”、这思想意识,就是文化。具体到团体,就是团体信仰;具体到社会,就是社会意识形态;具体到企业,就是企业文化。法轮功的信奉者以及传销分子为什么连老爹老娘都敢骗?巴勒斯坦“人体炸弹”为什么能够放弃生命、放弃妻儿老小视死如归?日本作为资源极端匮乏的弹丸小国怎么就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所有这些,都值得深思。

  三.该建设什么样的企业文化

  该建设什么样的企业文化?很大程度上说,这个问题也就是21世纪的企业人该建立怎样的世界观的问题。

  首先分析一下21世纪的社会形势。

  现在,谁都知道中国富裕了,但人民幸福了吗?整个的中国都在反思。我们党正在进行“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说明党在反思;总书记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之后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进而又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说明总书记也在反思。现今有了上万元一夜的无星级总统客房,也有上无寸瓦、下无插针之地的盲流;现今有8.8888万元一桌的饭菜,也有垃圾桶拣东西吃的老妇;现今有腰缠万贯的大巴依,也有不知道明天怎么办的穷苦人。东北人贞操观念极强,偏偏就有人做一会妓女,赚几张钞票给孩子卖奶粉。“父母在,儿不远行”,可就有上亿农民背井离乡,到城市挨白眼,打工。中国怎么了?中国人怎么了?难道我们的发展路径逆天了吗?

  1999年在江西九江曾发生了一件憾人心魄的事件:老公数年前工伤瘫痪,吃了几年救济之后,厂子倒闭了,老婆也是这家厂子的职工,也没有了生活来源,于是,老婆只好卖菜,小孩上不起幼儿圆,只好天天跟妈妈去菜市场。一天,小孩被卖猪肉的屠夫狠狠地打了,因为偷肉,恰巧屠夫也是下岗工人,气愤不已,打完一拳又一拳,踢完一脚又一脚,才四、五岁的孩子号啕大哭。母亲闻声赶来,当场跪下,“大叔啊,他爸工伤瘫痪,厂子倒闭,好久没有补助了,我也是这个企业的,也下岗了,买点菜……孩子苦啊,我们家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吃过肉了”。几句话说得屠夫悔恨不已、热泪盈眶,说什么呢,只好拿起刀子,割一块最好的瘦肉双手递过去,“大妹子,我也……下岗,没什么帮你,这块肉……拿回家给大兄弟、给孩子炖顿吃吧”。

  这女人接过肉,拉过孩子一步一步地慢慢回家,边走边哭。

  第二天,一家三口死在了家里……原来,女人想想一家人的处境,越想越悲哀、越想越凄凉,竟买来老鼠药煮肉,让全家犒劳犒劳……

  弄清真相,乡亲们唏嘘之余,抬起一家人的尸体去市委市政府游行,引起很大的社会震动。

  这几年,类似的事情相信还有很多,可关键的问题是:它给了我们什么启示?中国正处在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同时又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发生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城市化步伐大幅度加快、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印度前10%的富裕人群的收入是后10%的贫困人群的7倍,美国是11倍,中国已高达19倍,而且社会平均恩格尔系数长期徘徊在46%左右,其中城镇约40%,农村约50%,倒是基尼指数早就超过了4.5%——这意味着我国的经济,搞好了会稳健突破3000美元,本世纪中期超过美国,搞不好,“陈胜”、“吴广”们揭竿而起,就麻烦了,就会陷入“低就业、多动荡”的“拉美泥潭”。请看巴西、委内瑞拉等国家,二十年前人均GDP1000多美元,现在还是1000多美元,等于二十年没动,倒是人民的痛苦指数不断上升。

  具体到实际生活中,前年的SARS危机使我们看到了日益增长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使我们认识到某些社会危机因素对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与此同时,也使我们反思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何在。尽管中国经济保持了25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但是联合国去年公布的社会发展指标中,中国是排在100位之后的;世界卫生组织2002年发布公共卫生公正化指数,中国在18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倒数第三位;世界较科文组织来中国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教育公平程度低于乌干达。所有这些,都令人泄气。

  其实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历来就存在“重大道”与“重功业”的区别,类似于毛泽东重思想,所以“思想挂帅”,邓小平重经济,所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其实这个问题的实质今天已被西方社会学家明确提了出来,他们建议衡量社会进步与开化的标准不要只局限于GDP,而应该把人民的幸福指数放在首位——我同意这个观点:要那么富强干吗?生活幸福最重要。

  可人们为什么那么重视经济指标呢?说到底是人的异化。异化是马克思提出的,他在自己用英语写成的第一篇文章——《1844年哲学经济学初稿》里有过极其深刻而独到的论述。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也不难发现:学者以学术为生命,不由自主地认为学术最重要,本身也就异化成了学术的奴隶;干部以权力为荣耀,不由自主地认为权力最重要,本身也就异化成了权力的奴隶;商人以赚钱为业,不由自主地认为钱最重要,本身也就异化成了钱的奴隶……值得指出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血泪史、战争史,欲在历史中取得强势地位就只有发展经济,于是,人类本身也就异化成了经济的奴隶。

  当然了,在此,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经济不重要,而是人民的生活幸福更重要。而欲使人民能够过上幸福生活,就不得不建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使人们树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建立健康向上的世界观。

  那么21世纪的企业人该建立怎样的世界观呢?

  我们生活在市场经济社会,就应该承认合理的利己主义。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提倡集体主义,并适度提倡先公后私。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人类社会从产生到现在,经过了渔猎采集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等经济形态,从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渔猎采集经济是人类最早的经济活动形式,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只能靠猎捕现成动物和采集天然植物生存,所以经济学上叫做渔猎采集经济,这种经济形态对应的世界观只能是集体主义和平均分配。可以想见,离开集体主义,势单力薄的原始人根本就打不过大野兽,弄不好还会被野兽吃掉;舍弃平均分配,就会有人饿肚子,就会打破人类生态的最基本平衡。

  后来,原始人在长期的狩猎生活中,发现可以驯服和经过驯服后可以繁殖的动物,于是有些部落逐渐专门从事饲养牲畜,成为游牧部落,这是人类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同时,经过长期的采集,人类逐渐选育出适合自己需要的栽培植物,慢慢出现了种植,“尝百草”、“播五谷”就是这一过程的反映,这样就产生了原始农业。农业文明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人们可以吃饱了,而且有剩余了,原始社会道德中的平均分配土崩瓦解,有的成了奴隶主,独占生活资料的剩余部分,有的成了奴隶,专门为奴隶主服务,毫无人身自由——社会也就进入了奴隶社会。与奴隶社会经济形态对应的世界观只能是铁的纪律:我管你、拥有你,你就得听话,无条件听话,否则不但受处罚,而且有生命危险。

  以后是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创造了农业文明的顶峰,鼎盛时期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甚至近三分之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使后来与农业生产结合在一起的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出现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大分工。众所周知,封建社会是以一家一户的经济形态进行生产的,由原始社会萌生、在奴隶社会尚存的集体主义协作精神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封建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忠孝礼义信,在西方则是政权与教权充分结合——统治者需要用这一套拴住人们的思想,以利于统治。

  随着社会生产力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更加频繁,于是出现了商人,出现了城市,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大分工。18世纪六十年代在英国发生了以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的工业革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到十九世纪世界上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发生,使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财富有了巨大的增长,也为资本主义最终战胜封建制度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进程的影响是巨大的,工业革命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人类在这个时期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大。正是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长达200多年。目前世界上发达的国家基本上是工业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是典型的市场经济社会,所对应的主流道德只能是“三不朽主义”、“言必行、信必果”、克己修身精神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合理的利己主义。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信息化革命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的第四次大分工,但第四次大分工将对应什么样的道德,还看不出来。

  公正地说,尽管我们批判资本主义批了多年,实际上资本主义的好多价值观还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我们应该借鉴。如果不含偏见地去看资本主义社会,留意一下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人本主义的基本精神和新教伦理之教义,那便可以发现:对公平原则、契约精神以及角色规范的强调倡导是与资本主义共生的。比如,霍布斯的契约论强化了人的规则意识,英国的功利主义包含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康德把道德本体化的实践理性学说虽在哲学上可以驳难但却具有强化民族自律精神的文化功用;俄国和德国的“合理利己主义”中的“合理”二字包含了相当多的带自我约束色彩的戒律和劝谕;至于新教伦理,不仅有一套调整人际关系的规范规则,如诚实、守诺等,而且还有一套带有禁欲色彩的宗教哲学用以引导人的灵魂抵御物欲的肆虐并提供精神上积累的动力。如果说终极价值上的人本主义革命激活了每个个体身上潜在的源泉的话,那么可以说,力求建立行为规则的理性化努力则疏通了“百川归海”的渠道。

  值得指出的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个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这个自然发展过程是有规律的,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我们只能认识这个规律,掌握这个规律,利用这个规律,而不能违背这个规律,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教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按照“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产品经济”的轨道进行的,自然经济一定要发展到市场经济。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的需要不再通过“交换”来实现,而是通过“按需分配”形式来满足的时候,就不再是市场经济了,而是别的经济形态了,那时工作已成了莫大的需要和享受,社会道德也必将让位于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的共产主义道德。所以,我们建国后一开始就搞计划经济,试图跳过市场经济阶段,结果计划经济搞了四五十年还是搞不下去,最后还得回过头来搞市场经济,当然,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想跳过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直接搞计划经济,是走不通的。

  同样的道理,我们生活在市场经济社会,就应该承认合理的利己主义;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提倡集体主义,并适度提倡先公后私。但是,我们决不能将先公后私当作主流世界观。做不到。

  尤其是企业,如果我们连合理的利己主义都不承认,就会出现唱着高调攫取不合理利益的小人,就会出现“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家贼;但是,如果我们不倡导集体主义,我们既分工又协作的社会化工业大生产就无法进行;如果我们完全拒绝先公后私,就无法建设社会主义。

  四.强化自律意识,剔除我们性格中的悲剧因子

  我们该建设一种什么样的企业文化?最朴素的说法,是套用胡锦涛总书记最近的话——“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做到“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我们的企业文化将有极大的改观。我们建设企业文化,最通俗且最高雅的说法是要求我们每个人加强自我修养,自觉追求真善美。什么是真善美?马克思说:

  真是人类本质精神的客观显现;

  善是人类本质精神的感性体现;

  美是人类本质精神的自我关照。

  这里,什么是人类的本质精神?马克思没有说,留下一道世界难题,让人们至今解决不了。依我看,性质上类似老子的“道”。求道最可行的途径是进行血淋淋的自我批判,追求一层层的自我突破。

  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经历、都有其出生、成长、发展的具体环境。我们经常说“经历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我们的性格中有没有妨碍自身发展的因素以及与企业发展不相适应的因素呢?有。每个人都有,不可避免,无一例外。其中有些是家庭带来的,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吗,可每一个家庭都有局限,有的家庭出来的人特吝啬、有的特虚伪、有的特阴险,对此,如果我们有所认识,就要改正。其次,我们性格中的悲剧因素也有地域色彩,“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不到深圳不知道钱少、不到海南不知道身体不好”,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句顺口溜说的更透彻:“北京人看谁都象下级、上海人看谁都象乡下人、广州人看谁都象打工仔、海南人看谁都象嫖客、河南人看谁都该骗、东北人看谁都该削、山东人看谁都该训”……这话不一定全面。但也有些道理。我是山东人,山东人有海蛎子味的,这是胶东人,形成了鲁国文化;还有地瓜干味的,这是鲁西北的人,形成了齐国文化。齐国文化不好,最典型的四个特点是“粗野简吝”——粗鲁、野蛮、简朴、吝啬,除简朴之外,无一优点,所以我要有意识的注意,有针对性地慢慢改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是东北人,就要注意“说实话、办实事”,千万不要“说大话、办小事”;如果你是河南人,就千万不要骗人,还要尽可能的大方一些,前几年打击假冒伪劣,各地都销毁了一些假烟假酒假商品,其他地方没出问题,唯有驻马店,刚一点火,就听到一片心痛声:“可惜了、可惜了”,“可惜”之后,一场混战,大家把假货抢了,甚至有的执法人员也近水楼台,抢了一些……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结论是无论我们出生在哪里,性格中都不可避免的沾染上这一地域的一些负面的东西。对此,如果我们有所认识,就要改正,现在没有认识到的尽快认识。其三,更为重要的一点,我们民族的劣根性是一种不宜发觉的非常糟糕的东西,需要深刻批判,同时也只有深刻批判,才能自觉改正。

  但这又很不容易。在文化领域,除去正面引导外,我始终认为文化批判是文化建设的前提,用批评学的术语讲,就是先解构,再建构,才能找准目标,有的放矢。这就象大街上走着一个瘸子,如果我们跟着屁股后面喊“瘸子、瘸子”,固然不道德,但他会认识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会主动医治;如果我们告诉他”你真健康漂亮。比谁都棒”,他就认为真的比谁都棒了,那么这个人也就完了。

  我的意思是建设企业文化,应该要“亮出你的舌苔与空空荡荡”,不要有一丝姑息、不要有一毫隐瞒,应该首先进行血淋淋的自我批判,找出自身的局限性、找出自身所欠缺的东西,一点点予以克服,使自己臻于完善;同时也要找出我们自身的优点,发扬光大,使我们更加完美。前面说过,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局限性很多,有民族性的、地域性的、家族性的、个人性的。而且对其中的大部分我们都了如指掌,多年来不予改变的原因不外三个:懒惰、自负、君子吃亏论。

  我们懒惰,是因为一得自衿、浅尝辄止,不想找这个麻烦;我们自负,是因为认为一俊能遮百丑,自己很有价值了,有点毛病没关系;我们不想改,是因为如果我改了,别人不改,就吃亏。

  我们身上共同的局限性有哪些呢?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缺陷:缺乏自律精神、缺乏是非感。无论如何我们应该知道: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有历史因素、地理因素,也有政治和人文思潮的因素。综观整个人类社会,有两个现象很难理解,或者说离开了文化层面,就不可能找到答案,一个是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反差,在古代,沿海地区天灾人祸,极端贫穷,内地则因其适宜人类生存而成了兵家必争之地,而今在现代社会,正好翻过来了,这是一种现象;再是资源与社会发展程度的反差,资源越是丰富,社会越是落后,如中东地区,而资源越是匮乏,社会越是发达,如日本,当今世界,似乎只有美国是个例外。为什么?只有从文化层面找答案。

  下面我们就从文化比较学的角度,找一下原因,为什么中国人普遍缺乏自律精神、缺乏是非感。

  在人类社会,比较典型的有五种文化:以日本为代表的耻感文化、以印度为代表的苦感文化、以欧美为代表的罪感文化、以中东阿拉伯国家为代表的情感文化,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乐感文化。

  ① 耻感文化:日本是岛国,大和民族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民族,地少人多资源少外加自然灾害是其显著特点,决定了日本的封建社会不会太长。由于是岛国,地理上就那么长长的一条,地震、海啸、台风的自然力难以解释,衍生为神,地少人多资源少容易饿肚子,也就强化了人们的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否则就完了。在神户、飞鸟、奈良时代这种矛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单凭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已远远解决不了吃饭问题了,于是产生了两个阶层,一个阶层是浪人,属于低级社会的成才捷径,在浪人阶层的努力下,重荣誉、重功业的外向型文化形成了,“没有,可以去抢啊”,抢不到就是耻辱、退缩也是耻辱——耻感文化初露端倪。与此同时,产生了另一个阶层,类似于中国晋朝门阀制度的士,三大家族是其代表,至幕府时代,两大家族相对衰落,只天皇一家独领风骚,于是,封姓时大家都有姓,唯天皇一家没有。为什么?天皇一家是神啊——于是耻感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神道合一。每个人都是神的子民,子民干下的事神都知道,因而每个人的耻辱也是神的耻辱,每个人的荣耀也是神的荣耀——类似于中国《红楼梦》的《源氏物语》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耻感文化讲究为神争光、为天皇争光:在神的关照下,大家向神负责,获得了心的交托。他们的神叫光照大神,类似中国的老天爷。

  但无论如何,耻感文化都不是一种先进文化,好在19世纪中期与英国展开的鹿儿岛战役,催生了世纪末期的明治维新,使日本以十年时间走过了英国用200年时间走过的路程,工业基础得到迅速加强,93%的人获得教育,人民素质得到提升。

  ②苦感文化:古代的印度称为“天竺”、“身毒”。《西游记》写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就是到那里取经。那可是个好地方,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因而人们极其浪漫,也极其懒散,产生了很多神话传说。传说一旦走向极端,就闹笑话,他们认为自己的富足拜神所赐,于是最好的东西也要献给神,于是产生了砉那教,代表教义是《大乘》。砉那教中很多人节日活动中自愿被车碾死、被大象踩死,还有许多女孩把生殖器割掉献给神,为的是给家人祈福。这种残暴的宗教直到莫卧儿王朝才有变革。当时印度有18个小国组成,其他国家不思进取,只有莫卧儿王国励精图治,最终以一只绣花鞋征服了其他国家。可莫卧儿王朝有两大缺陷:一是统治残暴,一是穷兵黩武,人民民不聊生。重压之下,砉那教变成了博大精深的佛教,代表教义是《小乘》。

  在《小乘》中,一个令人震惊的术语是“定数”,其中几乎包含着全部的辩证法思想、包含着现代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观念,甚至也包含了博大精神的现代科学理念,因而即便我国,也有许许多多的学者将此奉为神典,视为人世间最伟大的学说。

  信佛的人不得了,我在云南石窟见过老和尚坐化的干尸,很安详。老和尚听到神的召唤,不等生病,就自觉升天——第一天少吃一口饭,少喝一碗水,第二天少再吃一口饭,再少喝一碗水……用不了多久,人就完了、干了,多痛苦啊!这完全靠苦感文化提供的精神动力。

  苦感文化讲究普渡众生:在佛的关照下,大家向佛负责,获得了心的交托。遗憾的是,佛教之后,印度有过圣雄甘地领导过的不抵抗运动,却没有人文运动相补充,因而印度文化虽能自律,却不先进。

  ③罪感文化:产生于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大约相当于中国春秋时代,犹太民族的国家被巴比伦灭了,也就是说,以前的以色列被以前的伊拉克灭了,耶鲁撒冷全城居民做了俘虏,老弱残疾全部杀死,青壮年被长长的绳索拴着去巴比伦做苦役——这就是惨绝人寰的“巴比伦之囚”。远在“巴比伦之囚”之前,在犹太民族中就已经萌生了太阳教,面对“巴比伦之囚”的巨大痛苦而又因民族弱小无力反抗,于是产生了《旧约全书》,作为心灵的慰济,有教义,有艺术,甚至有游记,以后又发展为《新约全书》。值得指出的是,“巴比伦之囚” 为时60年,直到巴比伦被波斯征服,波斯王释放了以色列人。以后,基督教成为世界第一大宗教,风行欧美,对人类影响很深。

  罪感文化讲求原罪与宽恕:“人生是苦海、人身是毒器”,犯了错误不可怕,向上帝忏悔,改过自新,会得到神的宽恕。

  其实基督教也不先进,但西方国家有启蒙运动予以补充:“以人性代替神性、以人权代替神权、以人道代替神道”,从此,基督教的红衣大主教走下世俗政权的舞台,专门统治人的思想,世俗政权回归本位。很多学者认为“天赋人权”观念的提出改进了基督教。这话不对。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以人文主义为宗旨的启蒙运动改进了基督教。

  “天赋人权”第一次提出是在埃及。公元前约1370年,埃赫那吞在埃及强制信仰一神教太阳教。依据新的教义,太阳神“阿吞”是普天之下的唯一的神,取代旧神“阿蒙”。任何人不分民族都受太阳神的庇护。而此时以色列人被掳至埃及,接受这种教义。出埃及后,以色列人创立犹太教,相信上帝与人订立的契约。而后,犹太教长老被囚巴比伦,又吸收古巴比伦的神秘主义,信则有,不信则无。失家园后,流散到古希腊的以色列人汲取当地的理性主义,为自己表达的一切思想寻找合理的解释。于是,在吸收三大文明成果后,又在古罗马征服古希腊后,从犹太教中分裂出基督教。基督徒皆为兄弟姊妹,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然而,在古罗马,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只能幻想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们缺什么,就盼望什么,要求什么。于是,推翻罗马帝国的日尔曼人剥夺奴隶主的财产,把奴隶主的土地收归国有,按人口管辖权分配,建立人身依附关系。依据宗教信仰,基督徒皆为兄弟姊妹,但依据世俗的社会秩序,领主管辖臣民。在宗教纠纷中,领主选择哪一种教义,臣民就属于那一个教派。彼此不同的教派所争论的是如何信仰上帝。每一个教派都把自己的教义视为真理。而领主支配国家的土地,领主的政治权力使领主获取经济利益。臣民也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于是,公元十二世纪,在城市工商业的支持下,最高封建主收回领主的人口管辖权,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封建领主转变为土地贵族。依据宗教信仰,“天赋人权”作为城市工商业的口号,就是对抗土地贵族,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愿望。

  ④情感文化:情感文化又叫爱感文化,产生于生活最富足、资源最丰富、历史上最强盛的中东阿拉伯国家,强调爱心、情感、面子,也强调真诚,正好应了中国“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古话。穆斯林之间的友爱是出了名的,节日前,穷人家的院子里往往被扔了很多钱或物品,也许是阿訇、毛拉扔下的,也许是其他有钱人扔下的,之所以不露面是因为怕伤了穷人的脸面,所以不让主人知道。那么谁会知道呢?真主。真主爱憎分明,穆斯林也爱憎分明,请看巴勒斯坦的人体炸弹。被伊斯兰教义武装起来的穆斯林不容小觑。

  情感文化讲求情、爱和感恩图报,人们在真主关照下,获得了心的交托。与佛教类似,中东阿拉伯国家也没有人文运动相补充,甚至到目前还有伊朗等国家政教不分,因而情感文化虽能自律,也不先进。

  ⑤与上述四中文化相比,我们中华民族的乐感文化很有特色:我们只对自己负责,不必对彼岸世界的神或上帝负责,因而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缺乏自律精神,少有是非感。王润生在《我们性格中的悲剧》一文中曾将此称为“良知麻痹症”。但国人的耻感精神却曾经是世界上最强的,所以鲁迅先生说“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怕丢脸”、要“面子”的心态迫使人们就范于传统的道德轨道,构成了中国人抵御恶之诱惑的心理防线。当然,仅靠耻感精神来维系的道德文化自有它的弊端,耻感若要转化为遵循道德的动力,必须以熟人社会和外在监督力强为前提,一旦同陌生人打交道,耻感就不复奏效,所以中国历史上既多有表面的循规蹈矩者也多伪君子。但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有耻感为“他律”总比没有任何约束强,最可怕的莫过于“罪感”、“耻感”皆无。然而,今天的中国社会一方面未能普遍形成商品经济所需要的是非感、自律精神,另一方面,传统的耻感心理也渐趋淡化。例如,腐败和不正之风并非今天才有,但过去的腐败者也仅仅限于偷偷摸摸地干些避人耳目的事情,表面上还得装出一副道德君子的嘴脸来,不善固然不善,但还不至于无耻;今天可就不同了,某些人不但“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碰、烟酒基本靠送”,而且还堂而皇之理直气壮地说出很多道理,这就悲哀了。现成的例子如灿坤集团,该企业是老华侨创办的外资企业,改革开放后来中国设立分支企业。该公司历来恪守一种“见利哲学”,即卖产品一定要收现金,买东西一定要欠半年款。“我做工厂库存永远保持在45天以下,但我收90天定单的钱,所以我永远有45天的现金流,而且生意做的越大,现金流就越充裕”。对于自己的经营之道,老板不乏得意,这种经营哲学让灿坤屡屡得手、百试不爽,如今灿坤已经是世界产量最大的煎烤器和产量第二大的电熨斗生产厂家。然而,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同样的生意经,在大陆念不出财源,譬如说老板被一个东北人一气灌了12瓶啤酒,回来后就给对方发了12个货柜的小家电产品,结果烂账也收了12年。当然,我们的东北大哥也不会因此得到上帝惩罚。

  但这毕竟很不正常。

  我们建设企业文化,首先应强化自律精神。

  我们应该有起码的是非观念用以自律——管住自己。

  尽管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的所作所为不用向冥冥中不可知的神灵交托,但我们总要向组织交托、向同事交托、向公理、正义和自己的良心交托。说的更彻底一些,要向我们信仰的一种思想交托。

  我们党,正是有了这种自觉,才不怕砍头颅、洒热血,建立了新中国;我们的军队,正是有了这种自觉,才以“小米加步枪”的装备打败了拥有飞机、大炮的蒋介石军队,赢得了胜利。

  可以想见,如果哪家企业建立的企业文化使所有员工有了这种自觉,想必管理非常轻松。

  五.承认求异思维、逆向思维,催生创新精神

  谁都知道中国人缺乏创新精神,原因是中国文化缺乏创新精神。

  可是,为什么中国文化缺少创新精神?这个简单的问题其实很不简单。欲搞清这个问题,必须搞清中国历史上几个相关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有2000年之久?为什么中国没有形成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为什么中国没有准确意义上的启蒙运动?为什么中国的历次变革均为土地革命?除自律精神、是非感外,中国文化还缺少了什么?先秦重道,所以有了“百家争鸣”的喜人局面,所以发明了围棋——输不是绝对地输,赢不是绝对地赢,程度不同而已;而汉唐重功业,所以走向强盛,所以发明了象棋——不是“1”就是“0”,吃掉老将就完了。这是个巨大变化。中国的法治,完全囿于两者之间。

  外国是求异思维,中国是求同思维。外国人讲话,往往第一句最重要;中国人讲话,拐800个弯,最后一句重要。

  我有个外国朋友,在海大4年,现在回去了。有次他告诉我:“我发现你们中国人一半老奸巨滑、毫无信义;另一半反应迟钝,明显低能”,我一听差点儿骂他。其实他说的第一种人好理解,就是前面所讲的中国人缺乏自律精神、缺乏是非感;第二种呢,我们听外语或外国人说的普通话往往在脑子里有个翻译过程,就象有些小店里海南妹听普通话一样,有个先翻译成海南话的过程,看上去就象迟钝,除此之外呢,也不能否认外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思维习惯差异。

  可问题是中国的这种思维习惯是怎么形成的?或者说中国文化中的创新精神是怎么被扼杀的?这个话题恐怕还要从先秦说起。

  春秋战国重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际是掀起了一场思想大讨论。尽管这场讨论局限于奴隶主贵族层面,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一串闪光的名字照亮了整个历史的天空。比较而言,那时的学术氛围异常宽松,统治者对社会意识形态采取包容态度,与此同时,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人也不过是“传道、受业、解惑”的老师,既没有受到过分的尊崇,也没有受到太多的奖励。

  秦朝(15年)的建立结束了这种宽松的思想状态。“车同轨、书同文”,实行严苛的法家统治。“焚书坑儒”更是中国文化史上亘古未有的一大灾难。如前所说,读书人比文盲难管,人一旦具备了思想,就能分清是非,就不那么听招呼了。秦始皇容不了,才“焚书坑儒”,把识字的儒生活埋,把书烧掉,就天下太平了,他幻想自己当秦始皇,儿子是秦二世、孙子是秦三世,排到现在应该是秦万世了,没想到“坑灰未冷山东乱、原来刘项不读书”——才刚刚传到秦二世就乱套了,刘邦也好,项羽也好,都不怎么识字。不识字不意味着不能思考啊,尤其是始作俑者陈胜、吴广,白天往鱼肚子里塞“陈胜王”,半夜里学狐狸喊叫“大楚兴”,是不是有点农民式的狡猾?现今,这点狡猾早已经渗透了我们的血液,所以诗人说“出徙了大泽乡的那声祖传狐叫,山上山下,都是狐狸,狐影幢幢,泊成一滩物质不灭定律”。

  秦朝以法立国,偷东西割手、逃跑剁脚、通奸的割生殖器、识字的活埋。汉朝(422年)充分吸呐教训,初入长安时“约法三章”——刘邦才订了三条法律,比“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少。立国起初,信奉无为而治,有点回归先秦的味道,实际上是君权不大、妇权不小、男女之间也没有那么多忌讳。说的更明白一些,分封诸王架空了皇帝,吕后、窦太后带娘家人也来分赃;被王权、妇权夹在中间,皇上的日子并不好过,权力也没有后来那么大;那时侯更没有伦理纲常之说,娶姐姐娶妹妹甚至娶后妈的贵族数不胜数。这时候聪明人出现了,他就是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军事家刘彻——谥号汉武帝。在封建秩序中,能称帝就不得了啦,一般的规矩是:裂土开疆的开国皇帝称“××祖”,以后的皇帝称“××宗”,只有贡献相当特殊者相当巨大者才有资格称“××帝”,少有例外,他得开创帝国。有资格称“××帝”者,刘彻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功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休养生息、恢复国力;2,打败匈奴,安定边境;3,削藩;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给全国人民找了一个“精神皇帝”,也就是孔丘、孟轲,因为孔丘、孟轲的儒术讲求的是规范和秩序,要求人民“克己复礼”,还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训诫,还有“民能载舟、也能覆舟”的平民思想,其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类似于耶酥的“要人怎么对待你,你就要怎么对待人”,只是比耶酥早了500年,“民能载舟、也能覆舟”论断则一定程度上包含了民主意识。以此为基础,被刘彻起用的落魄文人董仲舒大加发挥,才有了“三纲五常”等忠君意识,到明朝,理学大兴,朱熹、程颐再次大加发挥,有了伦理、贞操观念,儒家学说才最终成型,孔孟被套上炫目的光圈,成了圣人。以后,学子们几乎都不用思考,寻经据点地进行阐释就可以了。

  我们重温这段史,就为说明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及文化史上,儒教其实起到了训导、劝戒的作用,实际上也就成了中国独有的人格化的宗教,所以中国历史上始终没有形成占主导地位的宗教。

  细究起来,汉朝的兴盛缘于文化,汉朝功业的衰颓也缘于文化。在中国特有的文化生态中,最容易产生的是循规蹈矩的老实人,这种人毫无创意;另一种人是貌似忠厚实则奸诈的大胆的狂徒,这种人有创意,但剑走偏锋,心眼歪了。西汉末期这样,东汉末期也不例外,几个阉党、几个将军就把主子“办”了。当然这其中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但也不能否认主子“己不合”的因素,东汉末期,一个个都是儿皇帝,每人几天、几个月,最多几年,能不出事吗?

  之后是三国、魏晋南北朝(361年),乃至于隋(37年)。本期值得一提的是晋朝,在门阀制度倾轧下,出身低微的读书人很不得志,于是,以老聃、庄周为代表的道家风靡一时,陶渊明、谢灵运等自己认为还有两把刷子的则隐居南山,整天盼着当权者来访,此所谓“终南捷径”是也,读书人,至此丢人到家。从此以后,以老聃、庄周为代表的道家也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互补,深深铭刻于中国人脑海,走运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信奉孔孟,背运时讲求“清净”、“无为”、”和谐”,信封老庄——这一现象几乎存在中国的每一个知识分子身上,而知识分子无形中把这种观念传给其他人,至此,个人遭际、世间万物用这些道理就能解释了,要宗教干嘛?

  孔孟的儒教与老庄的道教形成的体系本已完善,再经历朝历代的多次阐释,更有教化意义。在其巨大的教化意义之下,中国的封建社会绵延2000年之久也就不足为怪了。只可惜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养成了求同思维,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创新精神被大幅度扼杀。

  在这里,如果把国家比做企业,那么法律相当于制度、统治子民相当于管理、统治思想就相当于文化。秦朝重管理轻文化,吃了大亏;汉朝管理与文化并重,建立了千秋功业。晋朝的管理失之于机械,文化只能走向老庄,走向玄学。

  正是为了抵御晋朝门阀制度的副作用,隋朝开始了科举制度。

  唐朝(289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玄宗时期,安史之乱之前,中国的国民经济收入接近全世界国民经济收入的三分之二,足见强盛。唐朝是我国继汉朝后又一个重功业的朝代,几乎是四面出兵,直到把版图打成四四方方的正方形,才停下来,因为交通工具的限制,再打就不好统治了,没意义了。唐朝的经验在于用人,失策也在于用人,权太重了,尾大不掉,终至沦亡。

  唐朝后是五代十国,总共72年,没什么建树。

  宋朝(319年)充分吸取了唐朝的教训,授权有度,官员间互相牵制,尤其是武官,更是将不见兵、兵不见将,有战事则临时派大将点兵出征——这是一种管理上的小人心态,是无为而治的一个变种。又省力、又省事,就是国家不发展。宋朝文化上继承了传统的孔孟儒学和老庄道学,但却把它进一步庸俗化、工具化了,真正获得大力发展的却是诗词、书法和政治。关于宋词,路人皆知;宋朝的书法,别说民间,单单最高统治者群体,就涌现了秦桧的宋体和宋徽宗的瘦金体;在政治上,则出现了集古今政治、权术之大成的《资治通鉴》。或许宋朝太保守、太讲究政治了,所以宋朝灭亡于不该灭亡的时候,北宋覆亡时国民经济收入依然占全世界国民经济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起码是对手的好几倍,依然抵挡不住蒙古人的数万铁骑。

  元朝(89年)从奴隶社会蜕变而来,乃外来政权,铁木真以武立国,四处屠城,一直打到匈牙利,野蛮凶猛之极,西方谓之黄祸,至今谈之色变。对内,则人分四等,号召把庄稼铲去,改种牧草,妄图把封建社会拉回奴隶社会,实际上不可能办到。待他们醒悟过来,才纳入汉族官吏,倡导儒家文化。但是,元朝毕竟是外来政权,整个朝代里汉朝文化发展缓慢,只有元曲尚值得一提。

  明朝(276年)把孔孟儒学推向了登峰造极的高峰。朱元璋的三大特点,一是务实,事事先调查研究,然后拍板定夺;二是节俭,立国之初胡惟庸上书建造宫殿,他居然批示“建你娘个头,造你娘个头,滚你娘个头”,深恶痛绝;其三,大力倡导程朱理学,尽管他认不了几个字。在明朝官权与皇权对立尤甚,体现的其实是道统与法统矛盾。

  朱元璋尊崇儒家思想的实际内容,其实只限于程朱理学。早在洪武三年,朱元璋就下令在科举制度的乡试、会试中,一律采用程朱一派理学家对儒家经典的标准注本,竭力提高程朱理学在官方学说中的地位,致使程朱理学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正如陈确听说,“世儒习气,敢于诬孔孟,必不敢非程朱!”永乐年间,明统治者接受儒家学者的建议,下令由官方出面,编修有关程朱理学的著作,由此开启官修理学书籍的先声。1415年,由明成祖朱棣亲自主持和作序,由胡广、杨荣等人具体负责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开始编修,这明显标志着程朱理学官学化的完成和确立。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尽废古注释不用,程朱理学不仅成为明朝八股取士的唯一学术根据,而且成为牢笼天下人心的唯一凭借。程朱理学的官学化一方面提高了理学的地位,有助于统治者利用程朱理学进行政治统治;然而另一方面,这种官学化过程,对于儒家思想的发展实际上是弊大于利。因为任何思想一旦定于一尊,都势必导致其活力的减弱和式微。其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当时的学者不仅缺少思想的创造,而且在学术上也极少创新,划地为牢,一依程朱的范围。如明初名儒宋濂、方孝孺、曹端、薛瑄、吴与弼、胡居仁等,虽然名气颇大,但其思想和学术贡献却极少,他们不怕杀头,杀头即成全“名节”,却不敢创新。

  至此,应该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创新精神遭到了比较彻底的剥夺。

  明朝的天下是朱元璋率领农民军从蒙元统治者手中夺取的,打天下不易,守天下更难。大约到了明朝的中期,明代的帝王已远没有当年朱元璋的那种气象和勤政精神,他们除了知道整天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外,对于国家政事久已无心过问,加之类似于东汉末期的”己不合”现象,这个皇帝活不过29岁,那个皇帝活不过8岁,好不容易有个活过20岁的,还天天做木工,国家大事落到了奸人和宦官门的手中。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也开始发生相当重要的变化,人心不古,崇尚奢靡,公开追求物质享受,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这种精况尤为突出,于是一股强烈要求摆脱儒家思想传统的束缚、要求个人意志自由展开的思潮便油然而生,不可遏制。但这种求异思维竟被再次压制。

  清朝(265年)的清世祖皇太极活了58岁,熬死明朝4个皇帝。而且他想江山想到发狂的程度,明朝大将祖大寿假降后再次被捉,皇太极居然单腿跪地,脱披风亲自给他披上;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为明朝干掉李自成主力的洪成畴,一世英明,被手下出卖被俘,心里憋气、绝食,这时皇太极的皇后大玉儿居然以国母的名义陪他睡了一觉,以示信任,这样的君主不成事才怪。可关键是成事后清承明制,毫无改革,依旧崇尚程朱理学,继续扼杀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创新精神。

  之后,多尔衮、同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一共14个皇帝均承继下来。值得指出的是,清14帝个个好学上进、勤政爱民、苦学汉族文化,几乎每人都不乏佳话。可是,他们对中国的贡献却是政治、经济,而非文化,康熙开创了盛世,禁锢了思想;雍正工作狂,堪称典范,但也写了一篇《朋党论》,把政治琢磨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乾隆把经济推上又一个高潮,然而他不但大搞文字狱,而且闭门锁国,埋下了中华民族从鼎盛走向落后的祸根。

  通过以上分析,得知中华文化尤其是孔孟之道一直熏陶着国民,久而久之,国民就变成顺民,不饿肚子不造反,而最先饿肚子的往往是社会下层,社会下层主要是农民,农民离不开土地,有明显局限性:目光短浅。所以中国的封建社会才长达2000年之久,所以中国没有准确意义上的启蒙运动,所以中国的历次变革均为土地革命。

  这是我们整个国家的悲剧;

  这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剧;

  无论如何,创新是前进的动力;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而我们所缺乏的恰恰就是这一点。所以公元后稳坐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达18个世纪的中国人,在最后的100年里被打的屁滚尿流。

  六.现状文化批判,催生人的理想

  由于100年被打的屁滚尿流,近代的中国实际上是一盘散沙。

  一百万日本鬼子进中国,打得八百万国民党部队到处跑,接下来不出两年,伪军人数比鬼子还多。据说日本鬼子打江西的新余,一群汉奸用滑竿抬两个日本鬼子大摇大摆进了城,就算占领了。难怪人家把咱叫做东亚病夫。一提“东亚病夫”就想到鸦片,其实不止鸦片。

  东亚病夫的病根在于文化。中国文化被柏杨先生形容为“大酱缸”,有一种过滤性病毒,有一定道理。表面上看,“克己复礼”、“三纲五常”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没有错啊,但历史地看、长期地看,就不行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近代史以及现代史上,几乎所有的仁人志士都无不立志于文化改良。比较典型、比较突出的人物有:林则徐、李鸿章、康有为、蔡元培、鲁迅、毛泽东。

  林则徐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是我国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首先提出了“变法图强”的口号,主张效法西方,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因而才有了以后郑观应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才有了中国社会的第一次改革开放。

  李鸿章是晚清伟大的人物,他继承老师曾国藩的事业,开启中国看世界的眼光,他是一个真正具体看世界的中国文人与官吏。他的看世界当然比林则徐来得伟大。林则徐也是看世界的文人与官吏,但他属于旧时代的文人与官吏,所以他所开启战争的目的是企图将外人全部驱逐出中国,最后以失败告终。李鸿章所要进行的事业是想让中国工业化、军事化、教育化,但他只成功了一半。中国确实在他的倡导下进步了,而且进步非常大。在实业方面并不比日本小。到一八九O年时,中国海军在东亚领先于日本,工业也领先于日本,这在西人当时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对他的热情评价。日本之所以领先于中国在于立宪,在于常备军制,在于国民的热情,和国内政局的二十多年的稳定。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更热衷于向西方学习,并以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为主要武器,兼取黄宗羲等的启蒙思想,打着“孔子改制”的招牌,主张“变法维新”,要求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以实行“君主立宪”,虽以失败告终,但对解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特殊意义,总体上是正面的。

  孙中山、黄兴、章太炎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在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和美国总统林肯 “民有、 民治、民享”等思想影响下,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与“法治”和中国原有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民为邦本”的重民思想揉合起来,提出了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内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主张实行“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法治”。这一切无疑都有进步意义。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对北京大学进行了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北京大学从此日新月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以及鲁迅、胡适等一批杰出人才都曾在北京大学任职或任教。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作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发祥地,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北京大学为民族的振兴和解放、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代替的贡献,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锋作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精神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在这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但蔡元培其人,在国民党四·一二大屠杀时留下了污点。

  本来,五四运动作为启蒙运动,它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锋芒直指腐朽的封建文化,第一次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从而第一次为我国提供了改造文化的伟大契机,只可惜时间只有短短的30天,便爆发了六·三事件,启蒙运动遂之堕落为政治革命。

  鲁迅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叫《摩罗诗力说》,主论文学,渗透文化;鲁迅的第二篇文章叫《文化偏至论》,直面批判传统文化,提出了“剖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重要论断,说白了,就是倡导个性,倡导创新,那时他是自由派,信奉无政府主义。毛泽东在《论鲁迅》中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毛泽东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方向。”不但无产阶级革命家看到了鲁迅的最大影响,即使是反动文人也不得不承认鲁迅的影响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没有哪一位其他作家如鲁迅这样,在生前生后获得如此多的花环和掌声,当然也没有哪一个作家像鲁迅这样,在生前生后遭受如此的亵渎、谩骂。他的最大魅力就是对人心灵的征服,是张开双臂主动欢迎也好,是反戈一击主动投诚也罢,是迷恋崇拜五体投地也好,是竭力辱骂恐吓威胁也罢。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鲁迅是中国文化由传统文化革新为现代文化转型的主帅,如果没有鲁迅,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将会黯然失色。正因为他是中国新文化的主将,因此,激烈的反抗、反扑,全盘的否定在所难免。

  再其后是国民党政府(37年),口头上虽说“本党遵奉总理(孙中山)遗教,负民国建国之重任”,表示要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要以 “三民主义为法学最高原理”,创设“三民主义法学”, 重建和复兴中华法系。但蒋介石本质上乃是传统儒生与地痞流氓结合体,他领导下的国民党只吸取孙中山思想中一些对他们有利的东西,却完全背弃革命性、民主性精华,特别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再以后便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毛泽东的功绩妇孺皆知,但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伟大在哪里?它发端于农民运动,却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摆脱了土地革命的影子;它开创新中国,绝非普通意义上的朝代更叠,而是彻底埋葬了封建社会;它彻底打乱传统秩序,实现了社会各阶层地位的重新洗牌,想想吧,历史上的历次革命之后,除少数站在最前台的失败者被杀被关外,绝大多数上层人物还是上层人物,下等人还是下等人。可是,这一套在毛泽东这里失效了,他把上层人物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翻过来让下等人当家作主。这一招不得了,为毛泽东以及共产党赢得了崇高的威望。

  但是,毛泽东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却难以评判。他以彻底的革命性以及崇高的威望第一次把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他彻底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形象。如前所说,抗日战争时期,一百万日本鬼子进中国,打得八百万国民党部队到处跑,接下来不出两年,伪军人数比鬼子还多;而抗美援朝战争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志愿军几乎没有叛徒,多么难得!新中国正是靠了这种精神,赢得了朝鲜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时期,据说日本鬼子打江西的新余,一群汉奸用滑竿抬两个日本鬼子大摇大摆进了城,就算占领了,现在,派一个旅团拭拭?百年屈辱,羼弱的中国象是菜板上的羔羊,谁愿宰就宰一刀,可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不但打倒美帝国主义,还要打倒苏联修正主义,这是何等气魄?

  毛泽东确实伟大,以至于全国人民把他当神,事事按毛主席的教导教育自己,“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拥护我拥护、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一句话,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归,全国人民获得了心灵的交托。暂时获得了自律意识。那时侯人的思想很好、很单纯,“狠斗私字一闪念”,真的就开始检讨;说搞运动,真的就互相揭发;刚学完英雄人物的先进事迹,就开始在池塘边转悠,看看有没有落水儿童。毛主席威望很高,所以官当的很大。由于儒学传统的关系,中国的皇帝都比外国的大,可是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不如毛泽东,他把人们的思想彻底征服了。1974年已病得不能起床,无法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邓小平感觉机会来了,跟叶剑英、李先念商量好要跟王洪文、张春桥、江青斗一斗,谁知刚占上风,秘书来报:“叶副主席,毛主席批准你病休”,叶剑英懵里懵懂站起来,还真的“病休”去了,结果让邓小平挨了一顿狠狠的批评。换别人谁敢?

  毛泽东恰恰是有了这种崇高的威望,想发动文化大革命,还真的发动起来了,对错很难评价。文化大革命的祸端在于搞乱了经济、搞乱了人心,也搞乱了社会心态,所留下的遗毒恐怕短期内无法清除;但我们长远来看,无论对反修防修,无论对实现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两个“彻底决裂”,都意义重大,实际上它标明了人类出路。

  但文化大革命造就了一批人,“说帮话、办帮事、帮声帮气”,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还一不小心就露出来。关于这代人,学术界存在争议,有的认为他们吃过别人没吃过的苦,经历过别人没经历过的事,因而心灵感应半径超长,可堪重用;另一种说法则认为,这代人基础差、品质差,苦胆扒出来比西瓜还大,根本不能信、不能用。我认为对这批人不宜评价过高,但也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事实情况是这代人在乡镇、县市两级占有相当的比例,目前已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有生力量。更何况,小一辈是他们教育的、我们这一代是在文化大革命启蒙的,而“老三届”已接近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老五七”们即便在世,恐怕也爬不动了。我们不能把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仅仅让文化大革命造就的这一批人来背,这不公平,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更何况真正造成社会道德滑坡的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还有我们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的失误,还有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负面作用,还有理想去魅化,实际上邓小平指出“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时候,已经晚了。一句“不争论”,把事情完全办砸了。当我们比较前后两个三十年并不难发现:第一个三十年民间秋毫无犯、秩序井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承认这些是不对的,真正倒霉的是当权派,是官僚、领导;第二个三十年恰恰相反,官僚抖起来了,富起来了,威风了,可老百姓惨遭掠夺欺骗,生不起,养不起、读不起,医不起,住不起,死不起。这是道人心比较题。

  正因此,我认为真正给传统文化致命一击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三十年,官场上人人禽兽,民间诈骗成风。

  七.现状道德观刍议

  二十几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物质文明突飞猛进的同时,我们一直为传统道德殿堂的坍塌拍手叫好,以历史必然论和所谓“代价意识”为理由,心安理得地注视着“代沟”、“信仰危机”、“金钱拜物教”等思潮。诚然,近年来价值选择上的变化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意味着新的生机和发展的可能性,但是,无情的事实也捉弄了抱着某些天真的哲学信条的人们: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未自发地带来一套崭新的价值体系和与之相应的道德观念。事实上,人们的心态和行为在背离了传统的轨道之后,并未朝着健康的商品经济所需要的合理秩序的方向发展。今日中国的道德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浑然无序、无规则、非理性的状态。无论求职、提拔、调动、出差还是购物、日常交往、利益分配等,凡在需要与人打交道的场合,几乎所有的中国公民都不同程度地品尝了非道德主义的苦果;困惑、焦灼、孤寂、失望、满腹牢骚等消极情绪,驱赶不尽地弥漫在我们的社会中。很明显,道德是影响文化的最重要因素,但我们的道德生活却呈无序状态。

  状态之一:几乎无规则可依的道德观念。换句话说,时下之中国正暴露出道德准则上的文化失重现象,文化失重,必导致整个社会走入道德真空。这个大判断是建立在三个具体的小判断之上的:

  第一,老传统基本消逝。这里所谓的老传统,主要指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儒家伦理和以儒家伦理为主干且又融入了佛、道文化精神的家族道德、市民道德、行会道德、集团道德等等。改革前30年,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中,仍然渗透着儒家精神,而习惯的力量又使得传统的世俗道德还保留了一定的感召力。然而,这些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赏罚方向的变化和文化领域对儒学的摧毁性批判,不仅为专制社会所需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被唾弃,而且连同一些未必被商业社会所不容的道德劝戒(如“三不朽主义”、“言必行、信必果”、信誉、共赢、克己修身精神等)也一并成了人们嘲弄玩耍的对象,在倒洗澡水时连婴儿倒了出去,昔日的父子、夫妻、师徒、朋友之间的角色规范所剩无几。

  第二,新传统未能继续发挥作用。所谓新传统,是指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所竭力倡导和宣传的“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如利他主义、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爱国主义等等。虽然上述字眼仍然频繁地出现在报刊、出版物、红头文件和学校讲坛上,但事实上不少中青年表示怀疑,老一代中也有一些人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违背。曾有一度,它还作为主流理论界打击对象被讨伐。

  第三,在传统道德残缺、破碎之后,并无新道德取而代之。无论在社会公德方面还是在职业道德领域,除了某些由人类种族传递下来的道德良知(如勿偷盗、勿杀人等)还能获得法律保障和人们在道德观念上的认同之外,其他方面缺乏共同遵循的新规范、新原则。生意场上,人们经常怀疑合作伙伴的诚实与守诺;企业之间,背信违约之事屡见不鲜;人们很少去谈论教师的仪表、服务员的态度、工人的规矩和干部的风貌,角色意识及由角色意识而生的自我感召力、约束力非常脆弱。一句话,道德伦理被清空后,并没有新东西补进来。

  状态之二:既缺乏是非感也缺乏耻辱感的道德心态。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缺乏自律精神,少有是非感。比如,请客送礼、行贿受贿成了带有普遍性的行为模式而几成规矩,分房子调工资提职晋级乃至送小孩入托上学进工厂进饭店,如果你因未送礼而未能如愿,许多旁观者不但不由此而生义愤,反而会嘲笑你的吝啬你的小气你的不通情理不懂世故不会打点。再如坑国家坑集体坑他人的事情,过去也有人在肚子里打算盘或少数几个人合伙策划,可今天这类事情早已超越了密室策划阶段而成为日常经验交流的话题。听说在某些堂而皇之的会议上,头头们交流的竟是如何巧计成本、如何偷税漏税、如何设两本帐簿、如何对付检查等“技巧”,至于熟人间关于送礼术、行贿术、囤积居奇术、买官卖官术的讨论更是司空见惯,甚至连泡妞都能拿出来交流。如果有哪位社会学家乐意,能够如实地把各类公司的坑蒙拐骗术、教育领域的巧卖文凭和敲诈勒索术、企业间的讨债逃债术等等统统描述出来的话,那肯定是一部“违法乱纪方法大全”。

  状态之三:莫衷一是的道德评价和软弱无力的舆论监督。

  社会性道德评价及其效用是衡量一个社会的道德观念之强弱和道德约束力之大小的外显的尺度。中国人喜欢使用“道德法庭”一词,虽然就科学性而言这个概念极不准确,且带有浓厚的他律文化色彩,但用来借喻外在的道德批评对个人的规范约束作用仍有它的贴切之处。“人们之所以这样做而不那样做,并非出于对法律的畏惧,而是出于对同伴舆论的畏惧”,赫胥黎的这句话,便道出了“道德法庭”的旨趣。然而,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无所不在的所谓“法庭”今天已失去了它向来的尊严,今天的中国人不喜欢别人对自己指手画脚、说长道短,不喜欢道德化的规劝、赞美、贬斥,你说他“能干”,他由衷感激,你说他“规矩”他恐怕像吃了只苍蝇;因而识趣的只同别人谈论真假谈论美丑谈论风花雪月谈论生财之道谈论男人女人,就是不谈善恶不谈好坏不谈是非。此风一起,几年下来,许多人都变得很识趣,昔日在团体内部曾经起过作用的道德化批评消逝了,家庭内部和朋友之间的道德劝戒相对减少或往往失效,对于报刊影视中出现的道德楷模宣传,相当多的观众反应冷淡,反倒出轨和打打杀杀受热捧……

  另一方面,过去为了维护正统的道德,还实行了一整套硬约束手段,如在就业、工作分配、调资提干、入党入团中加进道德审核标准从而使道德同个人利害得失挂钩;虽然这种道德行政化的办法有诸多弊端而有待改革,但完全寄希望于人们的“自律”精神恐怕在现实中未必能行得通,硬约束总还是需要的,问题是怎样找到合理的约束手段,否则就会失去道德的外在制裁力。现在,这一套也弱化了。

  状态之四:道德教育失当。

  表面看去,似乎学校的道德教育较之从前更引人注目了,比如高校的德育课被列入正式课程,但是或由于内容不够新、或由于与社会赏罚方向背离、或由于老师本身有问题,致使相当多的人内心惴惴。在家里,家长们各自的生活经验和混乱的道德观念,难免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下一代。通过随机性的闲聊和观察,我发现指望孩子出人头地的愿望在这一代父母中是何等强烈,有些父母为了孩子成“龙”竟不惜纵容孩子贪婪、吝啬、霸道、自私。这种畸形的人格塑造难免在下一代的心灵里埋下相互间虎视眈眈、不能和平共处的祸根。

  现代化建设需要勤劳进取、宽容善良、既具有独立创造气质又富于合作精神的健康人格得不到鼓励,而那种胡作非为、损人利己、投机取巧、反文化反科学的人格因其在无规则状态下有着强得多的生存“竞争力”反倒被普遍效法。一代不如一代,似乎正被验证。

  ——这,真是一幕十成的悲剧。

  造成道德无序状态的原因很多,这里仅择其要点进行剖析。

  一,社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确失和漏洞

  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可以促人向善,也可以诱人作恶。从道德方面看,衡量一个制度好坏的标尺之一,是该体制是否提供作恶而不受处罚的机会和缝隙。过去我们搞的是计划经济,在这种体制下,作恶者机会不多;现在我国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经济体制下,官员鱼肉百姓的机会亦少。但是,我们现在一方面权力依然高度集中,另一方面,资源、财富和各类机会的分配因无严格程序而带有随意性,于是,贪污、受贿、揩油、大吃大喝之风盛行。也许在传统体制向新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实行“双轨制”可能是难免的一环,但在这里仍有个问题,一是一旦条件成熟便应尽快结束这个过度期,改变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二是应当在过渡期内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措施以防患于未然,用法律、党纪、行政手段强化惩治性力量从而加大官员对诱惑的抵御力。这两点或许由于条件不够成熟而未能解决,或许本来能够解决却做得很不自觉很不得力,以至时至今日,腐败现象成了社会公害。中国人本有“以吏为师”的传统,这样以来,“精英阶层”的道德示范作用不仅趋于弱化而且呈现出大面积的负面效应。官场与民间,类似传染病传播。

  二,广义的利益分配体系中的不公平现象普遍存在

  对公平标准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时下的中国人部分仍抱着传统的“平均主义”的公平观,另一部分则接受了“机会均等”的公平观,然而这里所说的不公平则是指无论以哪种公平标准为尺度都无法言及公平的情况,如“爱哭的孩子有奶吃”的乞讨效应、“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的人情效应、“有权就有一切”的权利效应、“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金钱效应、“一个好汉三个帮”的团伙效应、“床上一躺,胜当县长”的妓女效应、“谁活到最后,谁活的最好”的熬年头效应,等等,由这一切产生的强烈不公平感都无不印证了“君子吃亏论”,鼓励了“八仙过海、各显灵通”或龟缩在个人的小天地里防止别人以求自保的行为定势,从而造成对道德的厌弃和鄙视。这说明:不道德的人产生于不道德的社会环境,昭明太子好文,门下多墨客骚人;西方中世纪尚武,世上多剑客骑士,同样,奖懒罚勤当然会鼓励普遍的怠惰,做“妓女”的高报答力岂能不促使“全民皆娼”?结论是:只要劣币驱逐良币,只要现存体制不能使手持劣币者受到惩罚,人们便永远不会奉公守法。对党和国家政权而言,允许劣币驱逐良币,就是放手让混蛋驱逐自己,之间不带余地,没弹性,乃是必然结果。

  三,文化发展中的非理性主义、反文化思潮

  这些年来,无论文艺创作、人文理论研究还是文化比较研究,占主导地位的倾向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人本主义+自然主义+自由主义+相对主义。以小说为例,从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开始,继而到《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你别无选择》、《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进而到轰动文坛的《红高粱》、《习惯死亡》、《绝对隐私》、《上海宝贝》,呈现出一种倾向,呈现的一条主线是为人的自然本性辩护,是自由颂。这固然对人们告别传统文化中非人化的严苛的一面具有积极作用,但由于缺乏建构新文化的内容,从而出现了反传统文化走向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的思潮,即非文化主义。本来作为价值规范和行为规范的狭义文化系统其本质是在实有的事物、心态和行为中区分善恶、美丑、是非,是要求人们在为所欲为和无所作为之间寻找一个中庸,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总会要求人们有所约束,要求人们放弃部分自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面在于禁忌过多,造成人的活力的丧失,这些自然会遭到唾弃;但是以自由为理由完全放弃一切规则却必然反过头来为自由所累。可惜我们文化界的方方面面的生力军对此却缺乏自觉,这些民众价值的导航者们吹奏出来的和弦往往有迎合人的本能的趋向,整个文化有鄙俗化之嫌。例如人们大都乐意为奇装异服正名、为现代诗歌正名、为个性自由正名、为性解放正名,甚至为惟利是图正名等等,也乐于填平善与恶之间的鸿沟或者在两者之间搭起桥梁,就是不愿意讲那些要个人付出代价的品质和行为,如讲角色意识、讲责任义务、讲合理秩序、讲英雄主义、讲契约精神等等。

  结束语: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的灵魂无家可归。

  我们理想的家园早已迷失。

  我们应该怎么办?

  中国的社会科学向来不重操作性问题的研究,伦理尤其如此。本文对道德无序极其原因的揭示,虽然意在“揭示病痛,引起疗救者注意”,但仅止于诊断而不探求疗救之途,似乎是不够负责任的。

  事实上,道德无序状态不仅给人们带来精神苦难,而且于新的经济、政治体制的运行是一种破坏力;它破坏公平竞争,增如成本交易,阻塞创造精神,使许多人处于遗憾、失望、心灰意冷的境地。如果说这也叫“代价”,人们禁不住要问:哪些代价是必须支付的?哪些代价是可以避免的?即便是必须支付的代价,又是为着什么而付的?

  针对企业,怎么办的问题还好回答,那就是首先培养员工的集体意识,再以集体意识为平台培养忠诚,继而培养自律精神、契约精神、角色意识、使命感、荣誉感等等。但忠诚确实双向的,培训员工的同时,它不但要求企业重视员工的个人发展,关心员工的个人问题,而且要求我们的领导具备四个“信”:诚信、自信、相信、威信。

  失却诚信,根本就无从建设企业文化;

  失却自信,不可能建设好企业文化;

  失却相信,事事亲历亲为,则是糟蹋企业文化;

  失却威信,根本就没资格建设企业文化。

  针对整个社会,要解决目前社会的文化低俗和道德无序状态,则需综合治理,仅止于悲天悯人的道德说教是无济于事的,这里只能提出一个粗线条的构想。或许,这个构想能抛砖引玉,给大家启发。

  第一,进一步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及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的建立以杜绝腐败之源。经济体制的改革是要解决政府与社会的权力分割问题;政治民主化是要解决权力机构的权力来源问题;监督制约机制的建立是要解决社会惩治性力量的有效性问题。虽然上述三项不具文化意义、道德意义,但其文化价值、道德价值也不能低估。令人欣喜的是,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已开始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且已跨出了极其可喜的一步。

  第二,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调整社会赏罚方向,使其与道德要求相一致从而保证道德对个人的报答力。这里需要确认的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行为取向追随着社会赏罚的方向。因此如果我们抱怨人们的某些行为取向,就得反省社会赏罚机制在什么地方出了偏差;如果我们认定某种利益分配方式是对的,那么对于由此而来的行为定势就不得不予以承认。勿庸讳认,倘若我们不改变至今犹存的“大锅饭”方式,勤劳品质在中国人身上将日趋弱化;倘若我们仍不调整行业利益的级差,我们就得接受民族素质鄙俗化的事实;倘若“近水楼台”者老是“先得月”,我们也就不必对蔚然成风的”痞子运动”感到惊讶;倘若假货源源不断,那么真货便只好饿死。简言之,该赏的不赏,是对社会主义的亵渎和嘲弄;该罚的不罚,是对恶的姑息和怂恿。这一点,当前应该最可行,难度最小。

  第三,加强法制建设,把部分道德诫律法律化,这是耻感文化失效后的主要补救途径。熟人社会的消逝使大众监督鞭长莫及,观念上的相对主义难以形成大体一致的道德舆论,自律精神的培养又非一朝一夕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借助立法的形式以树立规则的权威性和借助司法的力量以保证规范的约束力。这在西方已有先例。

  第四,将文化发展战略转移到以建设为主、批判为辅的轨道上来。有一点我们应有一个清醒的估计,那就是:虽然传统伦理文化向现代伦理文化转型的过程尚未完成,但传统的感召力已经相当有限了,人们更多地不是受到传统的束缚而是受损于在无规则状态下活力的彼此抵消。我承认在直面人生或自我批判中产生的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某种合理性,我也主张对人生终极价值的选择不可强求一律,但我认为,倘若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成为当今中国文化的主潮并渗透到文化中的各个层次的话,那是极为有害的。任何一个有序的社会至少需要在行为规则这一层面有着近乎全民族价值上的共识,西方当代的相对主义事实上也不像一些人所夸张的那样玄乎。因而道德文化的建设应成为文化界的重要使命之一。至于新的道德文化该是什么样的,可以展开讨论,我个人以为应为应该以中华民族向来缺乏的的契约精神为核心。

  重要的是端正态度,廓清认识,解决问题,我们既不能因出现了负面影响而否认改革,又不能借改革所产生伟大功绩,而否认负面影响的存在。

  就谈这些。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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