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中国知识界存在新帝国主义的帮凶

　　以笔为旗的别样人生

　　与张承志的交流中，记者发现他有异于其他作家的是他的生活选择。他有强烈的信念，有理想主义色彩，还有不媚强权和金钱的人格力量。他说：“我曾就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海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室、日本爱知大学，但是均以退职为结束;因为生命的本质，不能玷污和束缚，哪怕放弃公职，意味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1989年夏天，张承志辞掉公职，离开了海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室，成为一位靠稿酬生活的自由撰稿人。虽然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但他还是惜墨如金，捍卫一个作家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他坚持：“一位优秀的作家应该轻量而重质。”接受首届爱文文学奖时，他说：“一个作家的文学质量，在于他对中国理解的程度，以及他实践的彻底性。”

　　每年，张承志拿出稿酬的十分之一，捐给西海固的农民;自己长年乘坐没有空调的公交汽车，混入上下班的人流之中浑然不觉委屈。然而，在这种经济状况下，他仍没放弃远行，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大洲。每年他都有一半时间四方游学，扩大自己的观察范围，用心灵感受着异乡生动的历史和文明。他说：“我们盼望富裕，但不能幻想十二亿人都变成财主。基于这种认识，我希望自己的文学中，永远有对于人心、人道和对于人本身的尊重;永远有底层、穷人、正义的选择;永远有青春、反抗、自由的气质。”张承志的作品是中国文坛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迄今依然撼动着一代人的心灵。

　　张承志说，从清华附中毕业后，1968年~1972年间，到内蒙古乌珠穆沁插队当了四年牧民。其间，他学会了蒙古语，并用蒙古语写诗发表。1978年，张承志发表了第一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从此走上了文学道路。《黑骏马》、《北方的河》等系列小说，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标志性作品，也是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的代表作。1998年张承志获得了首届“中国爱文文学奖”，其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

　　早在1978年，张承志已经得到主流文坛认可。1984年，王蒙以《大地和青春的礼赞》为题，盛赞张承志获奖小说《北方的河》，他说：“五十年内，大家不要再写河流。”言下之意，张承志已经把北方的河流吃透，写绝了!

 

　　写作是对文明的解释

　　广州日报：您的作品一直在竭力表达什么?

　　张承志：我竭力想表达的，大概有这么两部分：一部分针对如今天下的大是大非，做一个作家必须的发言。哪怕再难，也要坚持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批判，这是我在自己的微渺作品中一直坚持的。一切能抓住的题目我都在写，一切能发表的机会我都不放过。这样的写作带来的一种对文明的解释作业。

　　另外的第二类散文，是描写自己熟悉的一些体验，表达自己怀着的感情。在中国的西北，在内蒙古草原，存在着我依靠的基地，储蓄着我半生的知识教益。凡能成形为文的，我常把它们随意写出。它们涉及的文化背景丰富，北与西、红与绿，从各种民族的文明，到革命和历史的积淀。这本书，以及我的写作究竟在社会和读者中获得什么样的反应，我不可能预料太多。对我来说，只是生命不息，坚守不弃，一年年这样工作下去。

　　广州日报：有评论文章认为您和鲁迅“是二十世纪两位交相辉映的文学大师和‘真的勇士’”，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张承志：这反映着一部分人希望有人站出来，对他们愈来愈失望与孤独的生存给予支持。

　　广州日报：近年来，文学界受到商品经济大潮的猛烈冲击，许多作家的创作中都出现了“商品化倾向”。您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未介入任何商业性创作的少数作家之一。请谈谈您这种独立不群的艺术选择。能透露一下您现在的经济收入来源吗?您认为您的读者群分布在什么范围?

　　张承志：自1989年以来，我没有工资、医疗和依靠工作单位获得的经济利益，已经整整18年。出版是我取得生活费的基本方式。这种状况，成全了我不愿堕落、追求真知和文学的理想。

　　“我追求真知灼见的优美表达”

　　广州日报：取得如此巨大的文学成就，您是如何走上创作之路的?

　　张承志：巨大的文学成就，我认为说得不准确。当年的我就很清楚，《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顶多是一篇中学生作文，完全谈不上什么文学素质和水平。它虽然获了奖，但如很多人的获奖一样，只是社会给予的机缘而已。只不过，也许我和许多作家的区别是，我敢于对机缘进行回报，必要时主动粉碎既得利益。

 

　　我的写作开始于自己对内蒙体验的激动。对文化回味的兴奋是非常强烈的。后来因为各样的原因，我离开了蒙古草原题材的小说写作。在这些原因中最本质的，或许可以说是我这个人不能在一个文化范畴里被限定，我注定是要接触更多的文化，把它们变成自己内心的参照体系。

　　满足于狭窄生活的人不懂得：学会了或沾染了一种底层的、他人的、不是小圈子的、第三世界的声音、立场、感情，是多么宝贵。

　　1981年在新疆做研究生毕业实习，我制定了走伊犁阿勒泰的路线。在天山深处，在哈萨克的毡房，我的毕业实习，如一次美丽的梦游。

　　那一次，我发生了微妙的改变。这使我更趋于向一名作家的方式倾斜。苍白无力的论文，没有见解的散文，不是我渴望的。我追求真知灼见的优美表达。

 

　　“我蔑视那些流行网络中的低能儿”

 

 

　　广州日报：有批评说您有“神化人民”的倾向?

　　张承志：插队之后，我与内蒙古维持了30年的关系。我不仅一趟一趟重回草原，也把牧民请到北京家里来。我与我的蒙古哥哥通了20多年信，一直到草原有了电话。于我而言这很自然，没有想到什么“神化人民”。更多的是一种感情的行为，不过是想念他们。二三十年弹指而过，我没预料到收获来到了：与一块大陆一个民族的二三十年的联系，造就了我这个作家。

 

　　我蔑视那些流行在大学、文坛、网络中的，生活中的低能儿。他们没本事与百姓交往，虽然没吃过几顿西餐，却忘了怎么蹲着上厕所。而我们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养育的江湖浪人，在与人民百姓的纠缠交往中，丰富自己的阅历，锻炼自己的本领，最终还将投身于改造农民、改造人民的伟大事业。只不过，那是太大的话题，不必来与鼠肚鸡肠的小人浪作议论!

　　今天是个浮躁的时代

 

　　广州日报：您在文章中曾提出，中国知识界中存在着一种“全盘媚西”的倾向，并对此进行严厉批评。有学者提出反驳，认为向西方学习绝不意味着文化姿态上“媚西”。相反，只有正视现实，继承“五四”传统，以健康的心态向西方学习，才能真正摆脱中国当前落后、耻辱的现状。反之，则易重新陷入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心态中。你对这种说法怎么看?

　　张承志：如果说15世纪“全球化”殖民主义是使用奴隶船和皮鞭子的话，今天的“全球化”使用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资本主义列强的利己的世界秩序。在这样的形势下，全世界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在投入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在中国，也有如《读书》杂志近十年来坚持的批判。

　　以上，是一个极其简化了的观点。站在这个批判的观点反面的，已经不仅是文化姿态的媚西，而是新帝国主义的帮凶。向西方学习的“最健康的心态”，就是敢于批判西方的劣行。看过上次世界杯的土耳其队的表演么?要踢败它们!而不是病态地追着人家舔屁股。

　　广州日报：有人认为，您的观点与新近兴起的“国学热”——有人也称之为“后国学”，有暗合之处。您作何感想?

　　张承志：说这个话的人不会多。今天是个浮躁的时代，人不读书，书不细读。我在自己的作品中悄悄做的一点学术，不至于成为话题。

　　原载于《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