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立金：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场（三）

【第二章 参加志愿军】

　　毛泽东对毛岸英说：你是共产党员，又是毛泽东的儿子，到了朝鲜战场上，就更要吃苦在先，牺牲在前！

　　彭德怀：你在工厂当副书记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去参加志愿军呢！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中国人民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一面加紧恢复和发展国内经济建设，一面对朝鲜战局保持高度警惕，为反击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作好准备。

　　在北京机器总厂担任党总支副书记的毛岸英，也利用各种机会，向全厂职工宣讲国际形势和朝鲜战况，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他和厂里的其他领导同志一道，发动全厂职工开展“一件事”等各种竞赛活动，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为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作好准备。

　　在北京机器总厂，工人们只知道那位身穿旧军装、腰扎大皮带的“进城干部”姓毛，只知道平日最苦最累的地方都有他的身影，如给机器浇冷却油，帮铸工抬砂箱、装砂子等等，他总是抢着干，却没人知道他的名字，更不知道他是毛主席的儿子。

　　为了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毛岸英搬进一个靠近职工宿舍、由浴室改造而成的十五平方米的简陋房间，中间用木板隔开，外间放一张桌子办公，里间支块床板睡觉。他不在干部食堂吃小灶，坚持和工人师傅一起在大食堂吃饭。在生产劳动中，他和工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大家有什么困难和思想问题都主动找他谈，有什么建设性意见和合理化建议也愿意向他提。

　　作为党总支副书记，毛岸英对干部职工的政治学习抓得很紧，经常组织大家学习政治经济学，进行思想教育和形势教育。并主持召开职工诉苦大会，激发他们的阶级仇、民族恨。在抓好全厂政治教育的同时，毛岸英对职工的业务学习也很重视。他采取各种方式组织干部、工人学习技术，创造条件保证大家的学习时间，引导大家钻研业务。还利用出差的机会，买回两大箱科技方面的书籍，供大家学习。

　　在主管宣传工作期间，毛岸英还花了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办好厂里的《机器职工》小报。他亲自组织和认真修改稿件，力求文字准确、鲜明、生动。小报出版的时间性很强，为了不延误出版日期，毛岸英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国庆一周年庆典前夕，《机器职工》小报要出专刊，但是因为印刷厂人手少任务重，不能按时出版发给大家。毛岸英知道后，在九月三十日晚上带着几个同志到印刷厂帮助干了一个通宵，终于使小报按时出版。第二天清晨，他们高高兴兴地跑到东长安街找到本厂的游行队伍，把散发油墨清香的小报分发给全体职工。

　　毛泽东曾经嘱告过岸英：“你也要学一门技术，做一个普通劳动者。”他谨记父亲的教诲，来到基层后，以身作则，带头学习业务。他身上带着一个小本子，随时记录生产情况和业务知识。他的朴实、勤奋、平易和热情，很快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情况和感受，毛岸英曾写信告诉了当年在苏联一起留学的同窗好友、鞍山钢铁厂的冶炼专家蔡博：

　　我和你现在几乎是同行了。半个月前，我离开了社会部的上层工作，达到了自己一向所追求的目的，转为群众工作，做党的工作了，我现任北京机器总厂党的副书记，工作的内容要比过去机关工作不知丰富多少倍，缺点是我不大懂技术——从工具机、动力机、技工理化、工艺数学、机械制图学起。

　　工厂的人数比起鞍钢来少得可怜，仅一千六百余人，如果党不调动我的话，我准备在这个工厂连续不断地做十年工作，随着它进步而进步、发展而发展，搞出一套完整的工厂中党的工作经验来。以上就是我的雄心大志，不知你同意否？

　　你近来的工作如何？有些什么心得和意见？你们工厂党的工作做得如何？是怎样做的，有些什么经验教训，一切请多告诉一些。

　　同志，不久前我很幸运地得以重游旧地，那里的朋友（除大强、娟娟外）都见到了，许多人问到你……

　　形势的发展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前两天，毛泽东还说“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没想到战争又从它的终点一下子回到了起点。正当毛岸英想在工厂里安下心来干出一番事业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战鼓就敲响了。

　　与父亲心心相连、息息相通的毛岸英知道，抗美援朝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自己对父亲的支持，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带头上前线！于是，他抱定一个决心——去朝鲜参战，抗击美帝，保卫祖国。

　　这是一个月明风清、星光灿烂的晚上，毛岸英被父亲召到中南海菊香书屋。看着身体黑瘦、满头大汗的毛岸英，毛泽东既心疼又高兴。他抚摸着儿子的肩膀问：“岸英，你在工厂的工作还满意吗？”

　　“满意！”毛岸英简明扼要地向父亲汇报了自己在工厂的工作情况，兴奋地说，“最令我满意的是工人们对我都很好，他们非常关心我，支持我的工作。”
“工人满意就好！”毛泽东认为，儿子虽然不是朽木，但还是根毛材，距离栋梁之材还差得远呢！于是意味深长地说，“岸英啊，你回国以后，在陕北当过农民，而今又当了一段工人，就是没有当过兵、打过仗！”

　　“我也感到很遗憾！”毛岸英叹口气说，“真没想到，蒋介石竟然这样不经打，很快就溃退到台湾去了，害得我这一生没有在国内当成兵。”

　　“今天，我让你回来，就是想和你谈谈当兵的事。”

　　“当兵？”毛岸英十分敏感地问道，“爸爸，是不是决定出兵援助朝鲜了？”

　　“你猜对了。”

　　“好!我去朝鲜，我和德国鬼子较量过了，现在再和美国大兵较量较量。”

　　“这才像我的儿子！”毛泽东看到一个磨砺后的男儿正在成熟，满意地笑了，“只是你们刚刚结婚，思齐还在住院，让你到朝鲜去是不是太不尽人情了？”

　　“看您说到哪儿去了！请爸爸放心，我打过仗，而且是在国外战场和洋鬼子打过仗。美国大兵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会像斯大林的儿子那样，绝不给您、给我们的祖国丢脸！”

　　“有你这句话，我就不需要再说什么了！”毛泽东既有英雄气，也有儿女情。当知道自己的儿子即将踏上不知归期的征途时，他又以父亲的身份和口吻说，“记住：共产党人平常吃苦在先，战时牺牲在前。你是共产党员，又是中共主席毛泽东的儿子，到了朝鲜战场上，就更要吃苦在先，牺牲在前！”

　　在毛岸英的心目中，毛泽东既是自己的父亲，又是中共的领袖。因此，他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变换自己的身份——儿子或同志或部属与毛泽东对话。今天，他听了父亲的嘱咐，几乎是下意识地站起身来，破天荒地像下级对待上级那样向毛泽东行了一个军礼：“爸爸，您的话我全记下了，我懂得这个道理，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毛泽东微微颔首，看着眼前这个身材高大而又略显稚气的儿子，不禁露出了赞赏、期许的神色。

　　毛岸英辞别父亲，走出丰泽园大门，正巧碰见前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彭德怀。毛岸英知道彭老总正在着手组织部队赴朝作战，便拉住他的手恳求道：“彭叔叔，您是来和我爸商量出兵朝鲜的事吧？我求您办一件事行吗？”

　　“什么事？”彭德怀是个不苟言笑的人，除了毛泽东外，很少有人敢和他说句玩笑话。此时只见他两腿直立，双手叉腰，像一座巍然的铁塔竖在面前，令人肃然起敬。

　　“听说您要招兵买马，我第一个报名参军，您把我带到朝鲜去行吗？”

　　“你？”

　　“我个子高，扛枪、扛炮有力气。”毛岸英此刻像个撒娇的孩子，扯一下彭德怀的衣袖。

　　“你现在哪里工作？”彭德怀反问道。

　　“在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总支副书记。”

　　“工人同志对朝鲜战争有什么反应？”军人三句话不离本行。

　　“群众被真正发动起来了，坚决要求支援朝鲜人民……”

　　“不是‘发动’，是正义战争的召唤！难到你要去朝鲜是我动员的吗？”

　　“这……不是，不是！”

　　“你在工厂当副书记不是很好吗？现在经济工作非常重要，我们党非常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型人才！你有国外留学的经历，又精通外文，应当在这个岗位上好好发挥作用，为什么一定要去当兵打仗呢？”

　　“不，现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朝鲜要亡国，我们要挨打。”毛岸英振振有词地说，“彭叔叔，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这种情况下我怎能看着朝鲜亡国而不救呢？我还能有心思躲在办公室里工作吗？您还是带我去朝鲜吧！我一定服从命令听指挥，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好战士。”

　　“‘举起招兵旗，就有吃粮人。’我的招兵旗还没举呢，你就来报名参军了。这件事你老子知道吗？”

　　“知道知道，爸爸也赞成我的要求。彭叔叔，您就批准了吧！”

　　“这事让我好好考虑一下。”

　　彭德怀说完，沉思片刻，然后摇了摇头，转身向菊香书屋走去。毛岸英看着彭德怀的背影，攥紧拳头，暗下决心：不管阻力多大，一定要跟彭老总去朝鲜打仗！

　　毛泽东：老彭啊，我看你就收下他吧，我替岸英求个情！

　　十月七日，天高云淡，金风送爽，菊香书屋更显得清幽典雅，呈现出一派少有的闲适。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走到窗前，对着一盆金黄色的菊花凝眸沉思。在缭绕升腾的烟雾中，他喃喃自语：“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读过古代兵书的人都知道，这是吕尚名篇《六韬》中的一句话。

　　中午，毛泽东设家宴为即将赴东北就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壮行。毛泽东没有专门的餐厅，宴会就在办公室兼客厅的菊香书屋东厢房举行。

　　毛岸英把彭德怀接到餐厅。毛泽东一边和彭德怀握手一边说：“老彭啊，明天你就要去东北走马上任了，今天中午有时间，咱们吃个便饭。”

　　饭菜不算丰盛，只是比平时的四菜一汤多了两个菜。彭德怀看了一下桌子上红红绿绿的家常菜，有苦瓜炒腊肉、辣子火焙鱼、肉末酸豆角等，高兴地说：“好菜，一看就是湖南风味!”

　　“都是岸英探亲时从家乡带来的，好多年没吃到这么地道的湘菜了！”毛泽东身为开国元首，仍不改简朴之风，他对饮食质量的要求可以说是非常马虎，对孔老夫子那套“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说法深不以为然。

　　“是啊，我也有很长时间没吃过湖南的腊肉、腊鱼、辣椒了。”彭德怀说。

　　席间，毛泽东作为东道主频频举杯劝酒，彭德怀虽有海量，因肩负着天大的担子，不敢开怀畅饮。毛岸英则跑里跑外，端菜斟酒，添茶递烟，格外殷勤，惹得彭德怀不由得多看他几眼。

　　宾主喝过几杯酒，毛泽东笑吟吟地说：“老彭啊，我有一事相求。”

　　“主席，你请讲！”彭德怀放下了筷子。

　　“我这个儿子不想在工厂干了，他想跟你到朝鲜打仗去！”毛泽东指着岸英说，“抗美援朝，是政治局同志集体讨论决定的，儿子报名想当志愿军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要我批准，我可没得这个权力哟！你是司令员，你看要不要收他这个兵呢？”

　　彭德怀闻言一怔，连忙对毛岸英说：“你在单位负有重要责任，恐怕离不开吧？去朝鲜可有危险呢，美国飞机到处扔炸弹，你还是在后方吧，在国内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对抗美援朝的支持嘛！”

　　听彭德怀这样一说，毛岸英有些着急：“彭叔叔，这不是开玩笑，我考虑好几天了，你就让我去吧，我要亲眼看看美国鬼子这只纸老虎是个啥样子！我在苏联的时候，进过军事院校，当过坦克兵，和德国鬼子打过仗，参加过苏联的大反攻，还一直打到柏林呢！”

　　“好，有勇气！你这位参加过二战、打败过希特勒的坦克中尉，人不大，现代化作战经验还是满丰富的嘛!”彭德怀说完转过头去面向毛泽东，用征询的目光看着他，似乎在说：我哪能到主席家里招兵买马，这件事还得你这个当老子的做主呀！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

　　然而，高深莫测的毛泽东未作反应，只是拿起筷子简单说了一句话：“有话慢慢谈，民以食为天，先吃饭要紧。”

　　毛岸英给彭德怀斟上满满一杯酒：“彭叔叔，我爸爸喝酒不行，您多喝一点，我敬您老人家一杯，这可是您喜欢喝的茅台酒啊！”

　　“对了，岸英，你小子结婚快一年了，我还没喝过你的喜酒呢！”

　　“这次补上，这次补上！”毛泽东一边用筷子往彭德怀碗里夹菜，一边笑着说，“抗美援朝我是积极分子，你老彭百分之百地支持我。不过这个决心可不容易下哟！一声令下，三军出动，那就关系到数十万人的性命。打得好没得说，打不好，危及国内政局，甚至丢了江山，那我毛泽东对历史、对人民都没法子交代哟！”

　　“请主席放心，既然我们要出兵，就一定要打赢这一仗。”彭德怀坚定有力地说。

　　“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哟！”毛泽东沉默一会儿，接着说，“美国不仅财大气粗，而且兵多将广。我国钢产量只有六十五万吨，而美国的钢产量为九千八百万吨，是我们的一百六十三倍；美国有八十五年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武器装备上也比我们强得多，美国一个军有各种炮一千五百门，我们一个军才三十六门，差距太大了。”

　　彭德怀虎目圆睁：“差距确实很大，风险也确实存在。但朝鲜有难，不论就国际主义来说，还是就爱国主义来说，我们都不能坐视不管。”

　　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但是帝国主义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美帝国主义也不例外，我看捅他一下子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关键是能不能打赢，打赢了，风险就小；打不赢，风险就大。我看最多无非是他们进来，我们再回山沟去，就当我们晚胜利几年，有么子了不起！”

　　“老彭啊，这是一场比保卫延安更艰苦复杂的战争，如何能战胜敌人，你想过没有？”毛泽东知道他们面对的不是腐朽不堪的国民党军队，而是历经二战洗礼的世界上最强的军队。对付这样一个拥有更多、更先进武器的强大敌人，实在是太难了！

　　“据了解，麦克阿瑟这个人恃强骄横，目空一切。我们就以骄而乘之，正如主席您说过的‘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发挥我军的优势，最终是能够打败敌人的。另外，还有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他们在道义上、精神上会支援我们的。”

　　“说得好，说得好！”毛泽东重新点燃一支烟，“老彭啊，我看第一仗先把恐美病打掉。你的小名叫石穿，我叫石三伢子，我这块石头投向杜鲁门，你那块石头投向麦克阿瑟，我看即使不把他揍扁，也能吓得他尿了裤子！”

　　彭德怀听得开心，哈哈大笑说：“主席，有你这块金刚石领头，我这块冥顽不灵的顽石也就跟着一块打过鸭绿江去了！”

　　这时，毛岸英端着两碗稀饭走上来，毛泽东笑着说：“岸英，你刚才不是对彭叔叔说打仗有你一份吗？”

　　“是啊，我刚才已经和彭叔叔说过了。”毛岸英向彭德怀身边跨进一步，“彭叔叔，现在可以批准了吧！”

　　彭德怀见事已至此，只好依从：“那好吧！我就收下你这位第一个报名入朝参战的志愿军战士。”

　　“岸英，跟这个老总打仗可非比一般，他是不钻地洞的，哪里打得激烈他就在哪里露面。你做过洋学生，他是阳司令哟！”毛泽东分外高兴，兴致勃勃地调侃起来。

　　“是啊，打仗钻地洞心里就不宽敞了，听不到炸弹声心里就别扭，指挥员的眼光盯在战士的刺刀尖上，心里才踏实。”彭德怀说完又看看毛岸英，“不过，你得听从我的安排。”

　　“行，保证服从您的命令，干什么都行，只要能去朝鲜！”毛岸英高兴地答道。

　　“你不是会俄语吗？那你就留在我的身边当翻译官吧，将来少不了和苏联方面打打交道。”

　　“谢谢彭叔叔！”

　　“哎——”彭德怀把后音拉得很长，“以后不要再叫叔叔了，我是你的司令员，你是我的参谋。你要再叫我彭叔叔，我就不带你去朝鲜了。”

　　“是，彭总！”毛岸英举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这就对了！”彭德怀又面向毛泽东，表情严肃地说，“主席，你亲自把儿子送往前线，去抗美援朝，这件事要是让记者知道了，那可是头条新闻哟！”

　　“我看还是不让他们知道为好，否则传到杜鲁门的耳朵里，又要说我毛泽东好战喽！”善战而不露兵气的毛泽东说完爽朗地笑了起来。

　　彭德怀嘴上答应了带毛岸英赴朝，但心里着实有些不放心。头一次和美国佬作战，国内亲美、崇美、恐美的人不少，而毛主席送子从军，这本身就是一种示范的姿态。但是，彭德怀深知毛泽东对岸英的喜爱，他毕竟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长子呀，战争不是儿戏，真要有个三长两短，他彭德怀是没法向毛主席交代的！

　　两眼盯着酒杯的彭德怀此时想起一首唐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他的心里嗖的一声冷噤了，于是抬起头来望着毛泽东，婉言劝阻道：“主席，这件事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毛泽东脸色一沉，目光严峻地说：“刚才你老彭不是答应了吗？怎么现在又变卦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嘛！”

　　“主席，你听我说……”

　　毛泽东打断彭德怀的话，转用低缓平和的口气说：“老彭啊，我看你就收下他吧，我替岸英求个情！打仗是要有人上战场的，也一定会有人牺牲。既然我是军委主席，就应该首先把自己的儿子送上前线。岸英会讲俄语和英语，你到朝鲜免不了要跟苏联人、美国人打交道，有他在你身边，同各方面联络都方便些。”

　　听了毛泽东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彭德怀不再作声，只是两眼盯着天花板，眼眶泛着亮光，任凭泪水往下流。毛泽东为了中朝友谊，为了世界和平，把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自己的政治生命，甚至家庭都押上去了，足见他为打赢这场战争的勇气和信心！想到此，彭德怀猛然一拍桌子：“好，我收下了！岸英，我带你去朝鲜！”

　　毛泽东举起酒杯，朗声说道：“那么，这杯酒……是为你们两个人壮行的啰！还是那句老话，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说完，很少喝酒的毛泽东破例地一下子把酒倒进嘴里。

　　毛泽东：那就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

　　十月六日上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了军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军队入朝方案和更换装备、后勤供应及组建抗美援朝指挥所等问题。朱德、彭德怀及军队的有关高级将领参加了会议。林彪也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发言继续反对出兵援朝。

　　中央关于抗美援朝的决策形成以后，立即着手研究以什么名义出兵的问题。开始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研究，想用“支援军”的名义出兵，即派出“中国人民支援军”去支援朝鲜人民，大家都认为用这个名义比较合适，因此就作为初步意见定了下来。

　　然而，用“支援军”名义出兵毕竟是初步意见，一旦真的要公之于众，付诸实施，毛泽东又慎之又慎，思忖再三，未能作出最后的决断。他认为，以什么名义出兵不是个小问题，兵家最忌“师出无名”，尤其是在国际事务中，一个行动以什么样的名义来实施，是至关重要的。

　　就在毛泽东等人为“出师之名”颇费踌躇的时候，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就“支援军”一事主动登门求见。

　　开国之初，无论大事小情，毛泽东都特别注重听取资深年迈的民主人士的意见。这种从谏如流的民主作风赢得了党外民主人士的普遍赞誉，也逐渐形成了一种政通人和、言路畅达的局面。毛泽东、周恩来对黄炎培先生了解颇多，知道他有一些真知灼见而又敢于直言，所以很尊敬他，经常就国家大事的决策问题征询他的看法。因此，听说黄炎培造访，毛泽东非常高兴，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命人通知周恩来赶快过来一起听听黄老先生的高见。

　　黄炎培，字任之，生于一八七八年，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清末举人。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建国会。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关于出兵朝鲜，有个问题需要考虑呀！”白髯飘飘的黄炎培刚一落座，未及寒暄，便开始向毛泽东建言献策。他诚恳而又关切地说：“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出兵朝鲜，虽然是正义之师，但是名字若起得不好，这个仗就不好打。”

　　“我们打算叫中国人民支援军。所谓支援军，既是支援朝鲜人民，也是卫国自救！”周恩来的苏北话富有音乐感。

　　“这样的叫法是不是师出无名？”黄炎培微眯双眼像测字先生那样充满着玄机，“我看需要再斟酌斟酌。”

　　“支援朝鲜人民打击美国侵略者，怎么能说是师出无名呢？黄任老有何高见，快快请讲！”周恩来谦逊地微笑着，满怀期待地看着黄炎培。

　　“‘支援军’，顾名思义，那就是派遣出去的军队。谁派遣出去的？只能是国家。‘中国人民支援军’，就是中国政府派出去支援朝鲜打美国人的军队，但我国政府并没有向美国公开宣战呀！”

　　“哦，有道理，有道理！”毛泽东伸手从脱了漆的小学生用的旧铅笔盒里抓起一支粗大的铅笔，将面前稿纸上的“支援”二字嚓的一声画掉，改写成两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志愿”。然后掷笔于案，欣然道，“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嘛！这是民间的事儿，中国人民志愿去帮助朝鲜，他们不愿看到朝鲜人民挨打。这不是国与国的对立，是民间的互相帮助。”

　　周恩来恍然大悟，连声说：“好好好，‘志愿’二字好，世界上有许多志愿军的先例，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各国的志愿兵，连美国独立战争都有法国的志愿军参加。”

　　其实，三十年前，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组织过志愿军，他用几支老枪、木枪以空城计慑退了打算进城洗劫的王汝贤残部，还缴获了他们的洋枪洋刀，避免了一场兵火之灾。

　　“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年过古稀的黄炎培满意地笑道，“你们领导人时光珍贵，我没意见了！”说着就出了门，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把他送上车。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称正式确定下来了，毛泽东一道命令，集结在东北的几十万解放军正规部队，都换上了那种像偏大襟女装一样的黄军衣，当时有人称之为“国际服”。后来在土黄色“国际服”的胸前，又佩戴写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字样的长方形标志。

　　由于出兵时间万分紧迫，彭德怀临时指挥所的军事、机要、通讯、秘书、翻译等人员都还没有完全到位。也就是在十月六日这一天，总参代总长聂荣臻指示作战部部长李涛马上选调几名参谋人员充实到志愿军临时指挥所，同时选调一名俄文翻译，以便同苏联派到中国和朝鲜的军事顾问互通情报。

　　李涛当天就从总参作战部选调一名处长（成普）、两名参谋（徐亩元、龚杰），另由军委办公厅外文处调来一名俄文翻译刘某。十月七日，李涛当面询问了刘某的个人历史和家庭情况后认为，此人刚从外语学院毕业不久，尚未经过严格的政审和考验，而我国出兵援朝和苏联军事顾问之间的联络是绝对保密的，万一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向聂荣臻建议：此人不宜在彭老总身边工作，是否考虑另选一名俄文翻译。

　　聂荣臻经再三考虑，认为刘某在志愿军指挥所做翻译确实不太合适。可是彭德怀第二天就要出发去东北，到哪里去找可靠合适的俄文翻译呢？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聂荣臻忽然想起第一个向彭德怀报名参加志愿军的毛岸英。岸英会俄语和英语，从事过机密情报工作，又经受过血与火的考验，是个非常合适的人选。时间紧迫，聂荣臻来不及向毛泽东请示，便命令李涛马上通知毛岸英到作战室面谈。可是李涛不知道毛岸英在什么地方，经多方打听，有人说他在天津。

　　在这种情况下，聂荣臻不得不向毛泽东询问毛岸英的联系地址。他拨通了菊香书屋的电话：“主席，有一项工作要向您请示。彭老总明天就要带他的一班人马去沈阳开展工作了，可是他的俄文翻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毛泽东打断聂荣臻的话，爽快地说：“那就不用找了，让岸英去吧！”

　　聂荣臻大吃一惊，没想到事情竟然这样凑巧，毛主席也想到了让毛岸英当彭德怀的俄文翻译。于是说：“岸英现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

　　“他在北京机器总厂工作，我通知他。”

　　这天傍晚，毛岸英去中南海看望父亲。李银桥的爱人韩桂馨在丰泽园门口看见了毛岸英，赶忙叫住他：“岸英，你过来！”

　　毛岸英笑着走近韩桂馨：“韩姨，有事吗？”

　　“你干什么来了？”韩桂馨明知故问。

　　“我来看爸爸。”毛岸英直说。

　　“没别的事儿？”韩桂馨又关切地追问一句。

　　“想和爸爸谈一谈去朝鲜的事。”毛岸英知道韩桂馨问话的意图，便说，“韩姨，你放心吧！我上过战场，打过德国鬼子！”

　　韩桂馨靠近毛岸英，谨慎而又含蓄地说：“你李叔已跟我讲了，我总也不放心。今天见了主席，你就说思齐舍不得你去，你爸爸会重新考虑的。”

　　毛岸英笑了笑：“思齐她同意呢！她还鼓励我……”

　　“傻孩子，你怎么不明白我的话呢？”从战争中走过来的韩桂馨有些着急地说，“我是说你得找个借口……”

　　“这个借口我可不能找。”毛岸英安慰韩桂馨说，“我知道韩姨和李叔对我好，但请你们放心，我跟着彭叔叔，不会有事的。”

　　“话可不能这么说，那是战场呀，美国的飞机天天在扔炸弹！”韩桂馨看到毛岸英的态度坚决得十八匹马儿都拉不回来，就关切地说，“你爸爸决定了的事，别人也难改变。你到了朝鲜可千万千万要小心，处处机灵着点儿，多打胜仗早点回国……”

　　韩桂馨走出丰泽园的楠木大门，到中南海北门收发室上班去了。她边走边怅然自语：毛主席有这样一个好儿子，真是前世修福，后继有人啊！

　　身着驼色毛衣、脚穿黑色布鞋的毛泽东正在叶影斑驳、杨柳婆娑的庭院甬道上散步，看见毛岸英过来，连忙招手说：“岸英，你来一下，秘书正要去找你呢！你去朝鲜的事组织同意了，你赶紧去居仁堂一趟，作战部长李涛同志正等着要和你谈话呢！”　　毛岸英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振奋，顾不得给父亲请安，就从水波摇曳的南海侧畔快步走向那座被称作“白虎节堂”的作战室。李涛直截了当地向他交待了工作任务：“岸英同志，志愿军指挥所需要一个俄文翻译，我们研究由你担任，你看怎么样？”

　　“我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我是学俄语的，也懂英语，我认为我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毛岸英也以军人的口气满怀信心地说。

　　“不过，时间可能紧了一些，你明天就得跟彭老总乘飞机去沈阳。”

　　“没问题，我家里没有什么牵挂。再说，革命战士哪里需要哪里去，我随时作好了战斗的准备。”毛岸英像一艘升火待发的战舰，随时准备起锚。

　　“那你明天上午就到这里来集合，和你一起去沈阳的除了彭老总之外，还有几个人，到时见面你们就认识了。”

　　“请李部长放心，我明天准时来这里报到。”

　　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几十年后曾这样回忆道：

彭总入朝时，为了和驻朝鲜的苏联顾问取得联系，确定带一名俄文翻译，原先确定从延安时期就担任中央领导俄文翻译的张伯衡同志，但当时张已担任军委外文处处长。由于大批苏联顾问来到北京，张伯衡工作很忙，难以离开，后来又挑选了一名年轻的新翻译，可是军委作战部长李涛同志提出，入朝作战非常机密，应选一名经过政治考验和可靠的翻译，当时时间很紧，我立即向毛主席请求怎么办。主席立刻就说：“那就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就这样，毛岸英就随彭总一起入朝了。

　　离开总参作战部以后，毛岸英又去拜访了帅孟奇老人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回到家中已是凌晨一点了。当时刘思齐还在医院养病，因时间太晚了，不便去医院向她告别。毛岸英从书桌的抽屉里取出前两天写好的一封信，加了一句话，写上日期，投进了邮筒。信是写给湖南的舅舅杨开智的：

　　舅父：
上次给你们的信不知收到没有？你现在好吗？许经理不在，大概很忙，还能抽出一定时间学习吗？
我在北京机器总厂工作近两个月，这工作很适合于我，是一个最好的实习大学，可学到很多东西。最使我愉快的是，我与干部、职员、工人同志都还搞得来。做群众工作，团结人，工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还想加紧学一门技术，不料因有别的工作，暂时把我调走了，又离开北京了，请你们不要挂念。这封信望你看完后转给外婆和舅母看看，她们的信我都收到了。岸青很想给外婆写信……他近来颇有进步，身体也还好，就是老问题还没有解决，是一个问题。
思齐近来连开了两次刀，扁桃腺割了，不久又犯了急性盲肠炎，一个礼拜前开了刀，现在住在医院。
父母亲身体都还好，两个妹妹也都很好，勿念。
不多写了，出差回来后再给你写信。
岸英
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

　　这是毛岸英赴朝前也是在国内写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提到的“把我调走了”和“出差”，指的是他要去朝鲜参战。因当时出兵朝鲜还处于保密状态，故未在信中说明把他调到哪里和去哪里出差。

　　忙完这一切，毛岸英躺在床上略作休息，天一亮就急忙赶往中南海居仁堂报到去了。

　　帅孟奇：你要去朝鲜打仗，我不同意！

　　夕阳西下，红霞满天。北京的大街上，车流、人流，永远地川流不息。

　　毛岸英骑着一辆自行车，精神焕发地来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帅孟奇家，向这位长期关照他疼爱他的老妈妈辞行。

　　帅孟奇，曾用名帅光、湘纹，一八九七年一月三日生于湖南省龙阳（今汉寿县）一个书香之家；一九一七年，由双方长辈做主，帅孟奇与表弟许之桢结婚，婚后第三年生下女儿许端一；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参加革命的帅孟奇，曾被誉为当时汉寿县“四大金刚”之一，由于詹乐贫、陈刚、毛觉民等三位战友先后牺牲，党中央以为久无音信的帅孟奇也不在人世了，因此张闻天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竟把帅孟奇的名字也列入了被悼念的烈士名单里。

　　一九二八年一月，帅孟奇在莫斯科中国劳动党共产主义大学度过了两年；一九三二年十月，她在领导上海丝织厂工人罢工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长达五年的监禁中，敌人对她施用了种种酷刑，牙齿被敲掉了，腿骨被压断了，眼底被刺伤了，但她宁死不屈，保护了党的机密；一九四二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代理书记等职；一九四九年七月，她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任中央组织部处长、副部长。后来又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帅孟奇为革命失去了家庭，丈夫在苏联学习期间，听说帅孟奇已经牺牲就另组建了家庭，活泼可爱的十三岁女儿也被国民党特务毒害致死。帅孟奇一生虽然无儿无女，但却关爱和抚育了一大批烈士遗孤和革命后代，包括郭亮、黄公略、彭湃、李硕勋、李大钊等烈士的子女，被烈士子女和晚辈们尊称为“帅妈妈”。因此她常对别人说：“我这个没有孩子的家倒经常成了孩子最多的家。”心底无私、慈母柔肠的帅孟奇正像后人所评述的那样：没有孩子却儿孙满堂，没有视力却心明眼亮，没有权力却深受崇敬，没有享受却活得最长。

　　毛岸英从苏联回延安不久，毛泽东就叮嘱他去看望老革命、老前辈帅孟奇。毛岸英懂事理、体贴人，帅妈妈长帅妈妈短地叫得她心里热乎乎的。毛岸英跟帅孟奇拉起家常来没个完，经常给她宽心解闷。在所有的干部子女中，帅孟奇尤其喜爱小老乡毛岸英，自幼失去母爱的毛岸英也从帅孟奇那里得到了母亲般的温暖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毛岸英在回乡探亲之前，曾去看望过帅孟奇，问她有什么信要捎回老家去。帅孟奇百感交集：“我这个湖南人呀，已经没有湖南的特点了，我离开家乡比较早，那里也没有什么亲人，你回去就代我问候你的外婆吧，祝她老人家健康长寿！”毛岸英从湖南回来后，又兴致勃勃地来到帅孟奇身边，向她讲述探亲的感受及家乡的变化，并送上家乡的土特产。

　　帅孟奇非常关心毛岸英和刘思齐的新婚生活。看到毛岸英出差较多，这次去南方时间又很长，小两口不常在一起，帅孟奇曾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岸英，看到你和思齐离多聚少，就想起了我的当年。那时我和自己心爱的人见面的机会极少，即使有机会，每次短短的相会之后，就是天各一方地长久等待，谁也不知道下次何时重逢。起初，我也曾为此痛苦过，但是不久以后就习惯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觉得宋人秦观《鹊桥仙》中的这句词，就像是为我而写为我的心情而咏叹的。现在的情况和过去不一样了，你要多关心体贴思齐呀，不要让她太孤单了。”
然而，毛岸英和他父亲一样，是一个“先大家，后小家；舍小家，为大家”的热血青年。现在，他要把自己即将赴朝参战的喜讯告诉帅妈妈，让老人家也高兴高兴。所以他一走进帅孟奇的家门就兴奋地说：“帅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要去朝鲜了，去打美国鬼子！”

　　出于对领袖之子的关怀爱护，帅孟奇对毛岸英赴朝参战自有她自己的想法。她对毛泽东一家人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贡献和牺牲太了解了，她考虑的是，毛泽东身边只剩下岸英和岸青两个儿子了，岸青身体又不好，万一岸英在战场上有个什么闪失，对晚年的毛泽东来说，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什么好消息？”帅孟奇故作不悦地说，“你要去朝鲜打仗，我不同意!”

　　“为什么？帅妈妈。”毛岸英脸上的笑意一下子被赶跑了。

　　“那里很危险！”

　　“危险？”毛岸英不以为然，“进城时我负责的扫雷任务危险不危险？不也没有什么事吗？帅妈妈，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

　　提起扫雷，那还是一年前中央机关刚刚进城时的事情。正在中南海扫雷的毛岸英接到李克农的一个紧急电话，说第二天下午中央领导同志要进北平，准备在颐和园休息并宴请民主人士，命令他们火速转往颐和园排查场地。

　　军令如山，时间紧迫，用常规办法扫雷已经来不及了，毛岸英急中生智，与工兵排的同志一起手挽着手在颐和园周围、庭院内外用步行脚踩来排雷。毛岸英以身探雷的勇敢精神鼓舞了全体战士，他们说，毛主席的儿子能虎口拔牙，我们也敢拔老虎须子！

　　毛岸英对帅孟奇说：“帅妈妈，我本来就是军人呀！再说去朝鲜是在志愿军总部工作，和彭老总在一起，总比扫雷排雷安全多了吧！”

　　“不管你怎么说，就是不能去。我是组织部的人，没有我的批准，你就去不成！”帅孟奇语气坚决。

　　“帅妈妈，美帝国主义打到咱们国门了，好多青年都在报名参军抗美援朝，我是一名党员，怎么能落后于群众呢？”毛岸英越说越激动，“保家卫国是全党全民的事情，国难当头，我应该带头去朝鲜才是！”

　　“你在工厂工作也很重要，也是对抗美援朝的支持呀，不一定非去朝鲜前线！”帅孟奇知道他们兄弟俩长期不在毛泽东身边，现在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刚刚过上稳定的日子，毛岸英又结婚不久，正是父子、夫妻尽享天伦的时候，怎么能再分开呢！

　　“可我是毛泽东的儿子，党中央发出了抗美援朝的号召，党中央主席的儿子应该带头参加，带头到前线去，到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去。我连这点牺牲精神都没有，怎么能对得起去世的妈妈呢？”毛岸英情绪激昂地说。

　　“那你爸爸同意吗？”

　　“他不但同意，而且还认为我应该去。”

　　其实，毛岸英要求上前线的事，不只是帅孟奇一个人反对，也曾引起毛泽东周围许多人的议论。大家都说毛岸英在单位里负有重要责任，离不开，不赞同他去朝鲜参战，周恩来、李克农等都曾劝阻过。可毛泽东历来有支持亲人勇赴战场的气概，他解释说：“岸英有要求，我应当支持他。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能去！他应该像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而且还要做得更好！”

　　帅孟奇已经知道了毛泽东的态度。就大道理而言，她当然明白毛家父子是对的；但是讲“小道理”，讲感情，她真是担心毛岸英的安全。谁都知道战争是要死人的，枪炮伤人，绝对没有领袖儿子和平民子女的区分，更何况毛岸英此次要面对的是拥有世界上最强火力的美军，要“锻炼”也不能选择这种死神恣肆的地方啊！

　　一念至此，帅孟奇不禁心急如焚，她还想作最后的劝阻：“就是你爸爸同意你去，彭老总也不会带你去。我看你还是在工厂老老实实地当好你的副书记，不要胡思乱想。”

　　“唉……”毛岸英非常了解帅妈妈这份母爱情怀的真挚，他也更了解帅妈妈感情上不愿意自己上前线、道理上又不好太过阻拦的矛盾心境。面对这份诚挚的母爱，他知道自己无法解释，也无须解释，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他抬腕看了一下手表，准备起身告辞。

　　“哪里去？吃完饭再走！”

　　“我不饿，帅妈妈您不要忙活了，我这就走。”毛岸英没有心思吃饭。

　　“吃饭的时间早过了，哪有不饿之理。”

　　“我还有不少事要办，许多地方都要打招呼。帅妈妈，再见！”毛岸英不忍再看老人家那充满了关切和忧虑的眼睛，起身出门，说走就走。

　　帅孟奇跟在后面，看着毛岸英远去的身影喟叹不已：毛主席已经失去了五位亲人，可以说是血洒全国，英烈满门。他有太多的理由不让岸英赴朝，或者至少可以待战局稍微稳定后再让岸英赴朝。但毛泽东没有这样做，为了保卫世界和平，为了反对侵略战争，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最疼爱的大儿子送上刀光剑影、枪炮轰鸣的朝鲜战场，这是多么无私的领袖情怀啊……

　　十月十四日，跟随彭德怀去沈阳、安东做出征准备工作的毛岸英又回到北京。他在北京只能停留一天，然后返回东北，再从那里出境去朝鲜战场。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毛岸英挤出一点时间，去跟亲友、同事们告别。

　　毛岸英骑着那辆旧自行车，风风火火地又来到帅妈妈家。他拉着帅孟奇的手说：“帅妈妈，我这次来是向您辞行的。”
“岸英，你真的要走？”

　　“是的，前几天我和彭总去了一趟东北，明天就要动身去朝鲜了。”

　　帅孟奇知道毛岸英决心已定，泰山难移，就没再多说什么，只是心里一阵酸楚。她拉住毛岸英的手说：“既然你明天就要离开，以后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帅妈妈给你做饭去，吃了饭再走！”

　　“行，帅妈妈，我就喜欢吃您烧的菜。”

　　别意依依，帅孟奇做的湘菜很适合毛岸英的胃口，但饭桌上的气氛沉闷。帅孟奇不再像以往那样喜笑颜开、问这问那，她除了不时给毛岸英添饭夹菜，让他多吃一些外，很少说话。毛岸英也没有过去的话多，只顾闷头一口一口地往嘴里扒饭。

　　临别时，帅孟奇要即将远行的毛岸英靠到她身旁，像慈母一样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他，那粗黑的头发，那高挺的鼻梁，那轮廓分明的面颊，还有那酷似乃父的宽阔饱满的天庭……

　　“岸英啊，我是不同意你去的！唉——”帅孟奇叹了一口气，“可你和你爸爸一样，决定了的事情就非要去做不可。既然你爸爸同意你去，我也拦不住你，那就去吧!”

　　毛岸英动情地说：“帅妈妈，您放心！况且，我也不是直接到前线去，是在彭总的司令部工作。”

　　现在的战争不是冷兵器时代了，我们又没有制空权，在这种情况下，前方和后方、空中和地面、安全和危险是没有绝对界线的。帅孟奇叮嘱道：“上战场可不是儿戏，枪弹无情，你要当心啊!”

　　“帅妈妈，您放心好了！再说，人总是要死的，只要对人民有利，为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去死，为抗击美国侵略者去死，也是死得其所！我是个共产党员，共产主义革命是不分国籍的，而且有几十万人都去，也不是我一个人孤军作战。”毛岸英神情坦然地说。

　　明月当空，繁星闪烁。帅孟奇把毛岸英送到大门口，一直到听不见自行车的响声了，这才依依不舍地回到房间。那天晚上，这个久经战火考验的老共产党员失眠了。

　　彭德怀：这次率兵出征，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们必须打好这一仗！

　　十月八日，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向北朝鲜大举进犯之后，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气壮山河地下达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础，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就在下达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命令的当天早晨，一架苏制伊尔－18型飞机冒着潇潇秋雨，从北京西郊机场轰然起飞了。根据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命令，彭德怀带着毛岸英等临时指挥所人员乘飞机前往沈阳。从此，彭德怀离开了大西北，转往东北，投入到紧张的赴朝准备工作中。

　　飞机平稳地往东北方向飞去，在迷茫的云团里发出嗡嗡的响声，机舱内一片寂静。彭德怀仰坐于舷窗前，微闭双目让自己纷乱的思绪随着云海飘游。他忽然想起了他的新对手麦克阿瑟——都说这个老家伙是员虎将，我看他是一个“牛”将：牛气的牛，吹牛的牛，犟牛的牛。也好，我就当一回斗牛士，与这个牛魔王斗智斗勇斗气……

　　同行者中，多数人都是初次见面，相互不知姓名。旅途寂寞，这本来是个彼此认识的好机会，但由于这几天的世事变故太多，事情又来得如此突然，所以谁都觉得在这非同寻常的时刻，在不怒自威的彭大将军身边，还是三缄其口，少说为佳。

　　“啪——”坐在机舱前排的一位苏联专家不小心掉下一支铅笔。毛岸英探身拍拍专家的肩膀，指着地板上的铅笔说：“喏，格尔瓦斯！”

　　“西巴西巴!”苏联专家一边道谢一边把铅笔捡了起来。

　　坐在毛岸英旁边的张养吾在大学里学过俄语，他好生惊奇：这个同志年轻轻的，怎么懂俄语呢？于是就开始注意上这个年轻人了。

　　飞机在沈阳上空画了一个半圆，校正方向后，安全地降落在北陵机场。走出机舱时，张养吾指着前面的毛岸英问彭德怀：“彭总，那个同志不简单，会讲俄语，他是谁？”

　　出于对自己秘书的信任，彭德怀看看周围没人，小声说：“他叫毛岸英，是毛主席的大儿子，原在北京机器总厂当党总支副书记，主动要求上朝鲜。今后你要多关心他，注意保密！”

　　“毛主席的儿子！”张养吾心里一惊，毛主席居然把自己的儿子也派到前线来了！他看着毛岸英高大沉稳的身影，顿时感到心里一阵阵发热。

　　汽车停在沈阳市和平街一号。这是一栋青砖砌就、环境幽雅的两层小楼，为日本人所建，原是东北军阀万福临的公馆，后来国民党驻沈阳的特务机关“励志社”设在这里，解放后为中共中央东北局交际处。

　　彭德怀一行刚刚在各自的房间安顿好，外面就响起了刺耳的防空警报，随后电断灯灭。服务员打着手电跑过来说：“首长，真对不起！这些日子敌机老是飞到东北上空侦察，昨天又轰炸了安东。”

　　彭德怀在黑暗中攥紧了拳头：“看来，麦克阿瑟还给鼻子上脸，非得狠狠教训他一顿不可。”

　　说话之间电灯又亮了起来，服务员欣喜地说：“今天还不错，防空警报很快就解除了，不然还得钻防空洞呢！”

　　“沈阳离边境这么远，也钻防空洞啦？”不等服务员回答，彭德怀又接着说，“麦克阿瑟，你要打就明里来嘛，不要扔了几个炸弹就跑，我彭德怀打仗就不愿钻洞子。”

　　“彭德怀……”服务员睁着两只大眼睛，盯住这个久闻大名的老爷子发呆，心里头一阵惊喜，“彭德怀，原来他就是横刀立马的大将军彭德怀！”

　　防空警报刚刚解除，彭德怀就被东北局党政军各方的领导围住了，他们几乎同声说道：“彭老总，真对不起，没到机场去接你。总理催得太急，他要我们和老总一见面，就得报告粮草的准备情况……”

　　“是啊，兵书上写得很清楚嘛：兵马未动，粮秣先行。”彭德怀说，“大家都回去休息吧，让我想想明天向你们讨要什么，你们也想想应该给我点什么。并非是我老彭的口气大，这可是毛主席、周总理给我的特权哟！”他的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饭菜准备好了，工作人员让彭德怀到小餐厅和邓华、洪学智等十三兵团的领导单独用餐。彭德怀说：“不必了，大家都在一起吃。坐同一架飞机来的，哪能各端各的饭碗！”

　　众人来到餐厅，各自落座。彭德怀坐在饭桌前向左右扫了一眼，不无感慨地说：“咱们这几个人，只有毛岸英是真正的志愿军，我来东北可不是志愿的啰！”

　　洪学智不解地问：“彭总，那你是怎么来的？”

　　“我是毛主席点将点来的。集结鸭绿江边的都是你们四野的部队，按理说林彪来指挥最合适，但他说他病了。三野有解放台湾的任务，二野有进军西藏的任务，主席就命令我来了，看来也只有我来了。”

　　“照你这个说法，我也不是志愿军。”洪学智爱开玩笑。

　　“哦，你怎么也不是志愿军了呢？”

　　洪学智指着邓华说：“我是他鼓捣来的，硬逼着上轿，连换洗的衣服也没带。”

　　“听你这么说，邓华还是挺有办法的嘛！”彭德怀大笑。

　　“你们两个呀，说的都不是心里话，其实你们都是最志愿的志愿军了。让你们来，你们谁含糊了？谁讲价钱了？不都是高高兴兴地来了嘛！”有儒将之称的邓华严肃认真地说。

　　当天下午，朝鲜人民军次帅、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与高岗、彭德怀会谈。朴一禹曾在华北太行山当过八路军的中层领导干部，抗战胜利后才返回自己的祖国，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介绍了朝鲜目前的局势和人民军的情况，并转达了金日成要求志愿军迅速出动，首先控制咸兴和新安州的意见。

　　军情紧急，双方不事寒暄，简单明了地谈完了，朴一禹立即告辞离去。

　　毛岸英见彭德怀送走了朝鲜客人，便笑着说：“彭总，我向你请示一个问题，你不是说指挥所要成立一个党小组吗？”

　　“是啊，那就成立吧！”

　　“我去通知党员，让他们到你的房间来开会。”

　　“好，去通知吧！”

　　不一会儿，毛岸英、张养吾、郭洪光来到彭德怀的房间。彭老总见人都到齐了，便放下手中的文件说：“现在咱们开个党员会。党中央决定派志愿军出国，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打击美国侵略者。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的决定！从今天起，我们四位同志就是一个党小组。你们看谁来当党小组长合适呢？”

　　“岸英同志在工厂就当过党总支的副书记，他当小组长最合适，我选他。”张养吾第一个发表意见。

　　“小郭同志，你的意见呢？”彭德怀问郭洪光。

　　“我赞成，同意张秘书的意见。”

　　“那好，我也没意见，我同意毛岸英同志当小组长。可以说这是我们志愿军的第一个党小组。你们都知道毛岸英的情况了，今后要多支持他的工作，还要注意保密。”彭德怀把脸转向毛岸英，“岸英，你说要起个化名，我看不必了，今后总部的老同志多，想保住这个密是不大容易的。你在山西跟康生下乡搞土改的时候化名小曹，说是曹轶欧的侄子，后来不还是被乡亲们看出来了，说你不姓曹，是毛主席的大儿子。我看这样吧，平时不要叫名字，就叫秘书吧，对外也可以叫参谋。”

　　毛岸英看了看彭德怀，腼腆地笑着说：“大家选我当党小组长，我就不客气了，在这非常时期，恭敬不如从命。不过，以后有事大家多商量。不管怎么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党员都要听党的话，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志愿军党委的决定。养吾同志，你是老大哥，经验多，你可要多帮助我哟！东北我还是第一次来呢！”

　　“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听说东北人和西北人的性格差不多，粗犷、豪爽，都能吃辣子。岸英同志，我一出学校门就搞行政工作，不懂军事，现在要从头学起，我们互相学习吧！”张养吾毕业于张学良兼任校长的北京民国大学，到彭德怀身边当秘书前是西安市教育局局长。

　　党小组会刚刚结束，毛岸英就找郭洪光谈心。郭洪光汇报思想时，流露出不愿在机关工作、想回部队带兵的想法。毛岸英当时想批评他几句，但考虑到刚刚认识，对他的情况还不太熟悉，所以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第二天，他找张养吾商量：“小郭的思想好像不对头，你看我们该怎样帮助他呢？”

　　“郭洪光原来是廖汉生部队的一个连长，也许当警卫员不太习惯。再说，这次跟彭总出来，谁也没料到要出国打仗，他可能感到太突然，就有了点想法。”张养吾沉吟着说。

　　“彭总事先没给你们讲清楚？”毛岸英不解地问。

　　“嘿，中央派飞机到西安接彭总，我们还以为是去北京参加经济工作会议的呢，脑子里装的还是如何开发建设大西北。”张养吾笑着说，“彭总把我这个行政秘书给带来了，反倒把军事秘书留在了西安，到了北京我们才知道是要去抗美援朝。”

　　“哦，原来是这样!”

　　“是啊!”张养吾点了一下头，“所以，小郭有点想法也不足为怪。你再跟他好好谈谈，多做些开导工作，我也找他聊聊，我想他的思想疙瘩是能够解开的。”

　　毛岸英接受了张养吾的建议，像老朋友似的再次找郭洪光谈心。他首先就这次战争该不该打、愿不愿打、能不能打、敢不敢打谈了自己的看法，接着又结合自己在苏联当兵驾驶坦克打到德国的经历，谈了打赢这场战争的信心和决心，最后谈到自己刚结婚一年，妻子生病正在住院，为什么还要坚决请求参加志愿军……

　　郭洪光听后非常感动，他握住毛岸英的手十分真诚地说：“毛翻译，我想通了，你是地方同志，还主动要求到朝鲜来。我本来就是军人，理应服从命令听指挥，党员在关键时刻不能后退，请党组织看我今后的实际行动吧!”

　　以后的事实证明，郭洪光没有食言，他尽心尽职地照顾和保护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熬过了最艰难的阶段，一直到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才回国。

　　虽然还是仲秋季节，但是沈阳的十月已经十分寒冷，瑟瑟秋风，挟裹着几分严冬的肃杀。夜已经很深了，毛岸英仍无倦意。因为是头一次来到祖国东北，又很快就要投入抗美援朝的战争中去，他的心情格外激动。看了一会儿书，他坐在床上开始写日记。火热而又激荡的年代，人们的语言也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他的日记第一句就是：我又全身心地投入为正义而战了……

　　挂钟的时针指向凌晨三点，彭德怀背着手踱进毛岸英的房间，看到他背靠铺盖卷还在写东西，不由心疼地说：“岸英，天不早了，怎么还没睡？”

　　“彭总，你不是也没睡吗？”毛岸英要穿鞋下地。

　　“别动！你我都该睡觉了。”彭德怀走到窗前把窗帘拉严实，然后走回自己的房间。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初升的太阳像一个羞涩少女，正红着脸向他问好。毛岸英不禁心中自责：“日上三竿我独眠，太不应该了。”他赶忙起来洗漱，冰冷的凉水振作了他的精神。他悄悄来到彭德怀的房间，只见彭老总正面对地图凝眸沉思，不时用铅笔在地图上勾来画去，于是问道：“彭总，你一宿没睡？”

　　“我想你也不会睡好的，打仗差不多都是这样，没打之前不饿不困，等打完了仗，饿得胃翻滚，困得连衣服都不想脱。”彭德怀指着地图说，“岸英，朝鲜是个狭长的半岛，三面环海，纵长约九百公里，横宽约二百公里，北部山高林密，地形狭窄，峰峦起伏，沟壑纵横，我一直在想这个仗该怎么打呀！”不待岸英回答，他又吩咐，“听说国民党军队败退时扔在沈阳不少图书资料，你发挥一下你的优势，去看看有没有用得上的。”

　　“是！”毛岸英挺身立正，领命而去。做这种案牍工作，毛岸英可说是驾轻就熟。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岸英很快就找到了国民党败退时未及带走的大量英、俄文军事资料，他淘沙拣金，挑出有关二战以来美军的发展变化、麦克阿瑟其人及作战经验等方面的内容，直接对着原文翻译给彭老总听。彭德怀听得很认真，每每听完一份资料介绍，他都会慨叹不已：“哎！我老了，不然我也要学外文。”

　　在沈阳，彭德怀夜以继日地同东北的党政军领导同志研究后方的粮草、军械、医疗救护、民工担架等问题。他对岸英等人说，这些工作，本来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了，但我们是领兵率将干具体工作的，对各个环节都要了解透彻，胸有成竹才敢排兵布阵。这出国打仗，要说粗就得像榴弹炮出膛那么有劲儿，要说细就要看得清士兵刺刀尖的颤抖。

　　在东北军区第三招待所会议室，彭德怀和高岗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洪学智、副司令员韩先楚、参谋长解方、政治部主任杜平以及该兵团所属的各军军长和政委。邓华介绍了参战部队各军的领导，彭德怀与他们一一握手。会议由高岗主持，彭德怀宣布了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

　　彭德怀在讲话中首先阐明了当时形势和我国出兵参战的必要性，接着说：“这次率兵出征，不同以往，美军海、陆、空三军都是现代化装备，而志愿军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加上异国作战，朝鲜幅员狭小，不像我们国内活动余地大。而且地理民情不熟，语言不通，部队作战所需物资绝大部分要靠国内补给，这就加重了后勤方面的困难。但是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们必须打好这一仗。”

　　最后，彭德怀提高嗓门以洪钟般的声音说：“敌人的进攻速度很快，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中央派我来到这里，也只是三天前才决定的。现在我命令：所有参战部队从现在起，十天之内作好出国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要保证一声令下，立即跨过鸭绿江！”彭德怀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震撼着参战将领们的心房。

　　短短几天的时间，临时指挥所的同志就领教了这位彭大将军工作起来的拼命精神。所有人员都在彭老总的指令下陀螺般地飞快旋转着，那种大战将临时的紧张节奏和严肃气氛，使他们的神经始终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每个人都忘记了疲劳。直到快离开沈阳时，彭德怀才抽出时间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乘吉普车参观了一下沈阳市容。说是参观市容，其实只是在铁西区转了转。只有这个时候，人们始终绷紧的神经才得以舒缓。

　　吉普车开出不久，奉命刚从西安赶到沈阳的彭总的军事秘书杨凤安指着窗外惊奇地喊道：“你们看，沈阳的房子和我们西安的房子不一样，都是四四方方的像个火柴盒。”

　　彭德怀也显得兴致勃勃：“你看那房顶，大大小小的烟筒多像大西北的树林子，沈阳不愧是重工业基地。咱们走出国门在外打仗的人，也要时常关心祖国的经济建设呀！”

　　彭德怀非常羡慕这块黑烟滚滚、机器隆隆的风水宝地。他的思绪从即将挥兵杀敌的紧张状态中游离出来，忽然又想起了几天前还在为之殚精竭虑建设大西北的蓝图。

　　身为统帅千军万马的战将，彭德怀约束部队很严，对自己的约束更严。离开沈阳时，地方领导送给他一件挡风御寒的上等貂皮大衣，说它是关东“三宝”之一，在上面落个雪花立刻就化成水珠，吹口气能烧干嘴皮子。彭德怀撇一下嘴说：“老伴儿刚给我捎来毛线背心，你这东西太火了，我这身子骨恐怕抗不住烧，你还是拿回去吧！”

　　彭德怀并非完全拒收“礼物”，他把貂皮大衣退回去了，却欣然接受了军区首长配给他的一个警卫连。因为这是军事需要，又是军委批准了的，他不得不破例接受这个对他来说既实惠又及时的最“珍贵礼物”。

　　沈阳的夜，静谧、安详。久经战阵的军人们却敏锐地嗅出，这里的空气中仿佛浸透着一种血腥与硝烟的味道。

　　张养吾：彭总，我看你会成为打败美国军队的第一人。

　　十月九日，麦克阿瑟在对北朝鲜劝降无效的情况下，又通过无线电波发出最后通谍：“为了以最少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贯彻联合国决议，我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最后一次要求你们及你们指挥的军队，不管位于朝鲜什么地方，都放下武器，停止敌对行为。……否则将马上着手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以实施联合国的决议。”

　　其实，麦克阿瑟对北朝鲜的军事行动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他发布第二个声明的时候，西线沃克所属各师正在向朝鲜首都平壤进军，东线的韩国第三师也在快速向元山接近。

　　第二天，作为答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拒绝了麦克阿瑟的要求，并向他的军队发布了一份挑战性通报：命令朝鲜人民军战斗到底。

　　在中国的东北大地，一列火车如蛟龙出窟，自辽宁省城沈阳向中朝边境呼啸而去，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向中朝边境挺进。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征的第一列火车，车上所有官兵都各就各位，紧张而有序地工作着。

　　彭德怀临窗伏案，戴着紫边老花眼镜，正在聚精会神地批阅文件。戎马生涯几十年的老将军，此时忽然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仓促上阵的紧迫感，方方面面的工作在他脑海里奔来涌去，各种必办的事情纷至沓来，让他应接不暇。

　　作为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毛岸英一直守侍在侧。彭德怀有点见老了，他脸上的纹路就像他曾经在那儿长期战斗过的黄土地。看着被岁月黄沙打皱了面额的彭总，毛岸英几次想提醒他休息一下，但又怕打断他的思路，影响司令员的工作，只好埋头看自己的外文资料。

　　毛岸英与彭德怀虽然接触时间不长，但对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前辈一直心怀敬意。在苏联学习时，他就听说过彭德怀的传奇故事，还知道父亲曾写诗赞扬过这位骁勇善战的猛将，诗中“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的名句在军内外广为传颂。苏军的将领们对彭德怀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把他列入世界著名军事家行列。

　　彭德怀一会儿翻阅地图，一会儿翻阅师团干部花名册。警卫员悄悄走过来为他斟水，他端起杯子，眉头拧成一个疙瘩：“岸英，麦克阿瑟自称是登陆将军，是不是有点吹牛？”

　　毛岸英放下手里的书：“麦克阿瑟是美军五星上将，一八八〇年一月生于军人世家。他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有五十二年的军事生涯，被西方军界称为‘两栖登陆作战之父’。二战时他曾运用‘跳蛙战术’成功地指挥过数十次两栖登陆作战。”毛岸英身边带着一套资料，随时等候彭德怀提出各种问题。

　　“他凭的是空军、海军，还是陆军？”

　　“当然是陆军啰！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的空军、海军威慑力量很强，可麦克阿瑟愣是瞧不起他们。麦克阿瑟依仗资格老、战功大、地位高而变得极为主观、傲慢，目空一切。”

　　“再加上这次仁川登陆成功，麦克阿瑟就更牛了，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彭德怀思忖着说，“也好，咱们就利用他的骄傲情绪狠狠教训他一下子，把他打得谦虚一点儿，不让他过好今年的圣诞节。”

　　听到他们的对话，张养吾也放下手头的工作走了过来。连日来，他跟随彭德怀从西安到北京，又从北京到沈阳，眼看彭德怀把全身心都扑在了这场战争上，非常感动，于是满怀信心地说：“彭总，古人云：骄兵必败。我看你会成为打败美国军队的第一人。”

　　彭德怀摆手笑着说：“哪里哪里，我是受党和人民之命，要把这一仗打好！毛主席说‘骄傲使人落后’，尽管如此，我们对这位傲气十足的‘登陆将军’还是不能等闲视之，在战术上要重视他，把他当真老虎打，只要老子和他过上一招，就知道他究竟是大熊包还是亡命徒了。”

　　列车在沈安铁路上急速行驶，滚滚向前的车轮和钢轨摩擦，发出咯咯噔噔的响声，好像在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专列在第二天早晨开进中朝边境重镇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彭德怀刚刚走进镇江山下一栋日式小楼，山上就拉响了防空警报。最近敌机正如麦克阿瑟所说的“鸭绿江不是不可逾越的界限”那样经常飞过江来轰炸我国的东北地区，仅八月二十九日这一天，美军四架飞机就炸死安东居民四人，炸伤七人。

　　钻进防空洞，彭德怀见里面电不断灯不灭，如同白昼一般，不解地问：“防空警报都拉响了，这里的电灯怎么还亮着？”

　　“这是自发电，敌机就是把咱的发电站给炸了也不怕，这里照样灯火通明，咱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工作人员自豪地说。

　　“哦，原来是这样。”彭德怀点点头说，“我看警报经常响响也未必是坏事，也算是有点战争气氛，好让我们的部队早一些进入战争状态。咱们就在这里开个短会，我快被时间给挤垮了！咱们的千军万马已经开动，过江以后的事要一一部署。”

　　听完十三兵团各位首长简短的汇报后，彭德怀吩咐：“马上给我安排一个朝语翻译，我要尽快接见人民军派来的高级军事代表，关于作战计划还要征求金日成首相的意见。然后，我再把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传达给大家。”

　　接着，彭德怀听取了四十军军长温玉成关于参战部队准备情况的汇报，并视察了部队。他还是多年征战时养成的老习惯，枪炮未响先看战场，不顾连日奔波的疲劳，来到鸭绿江北岸勘察渡江地点。汽车开到鸭绿江大桥边停下，看到大铁桥像从两国土地上伸出的一双手臂在江中相拥，老将军一腔铁血豪情顿时化作无限感慨——这是真正的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啊！

　　毛岸英站在彭总身侧介绍说：“对面的城市是朝鲜平安北道的首府新义州，美军飞机经常过来轰炸，你看这哪还有一点城市的样子！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加上李承晚的伪军，总兵力已达四十余万，拥有各种飞机一千余架，军舰三百余艘，其先头部队约十三万人已越过‘三八线’，兵分多路向北推进，他们狂妄叫嚣要在感恩节前占领整个朝鲜。”

　　“敌人不是宋襄公，绝不会愚蠢到等我们摆好阵势才来。他们是现代装备的机械化部队，有空军掩护和海军支援，进攻速度极快，我们必须注意这一点。”彭德怀说完又陷入沉思。

　　“如果我们不马上出兵，他们很快就能打到这里。”

　　“我要有诸葛亮那两下子就好了，我不是去借东风，我要借北风、借寒风，使鸭绿江冰冻三尺，我们的大队人马好从冰上一跃而过。”彭德怀望着滔滔江水若有所思。

　　虽然这是彭德怀的一句戏言，世上谁也没有呼风唤雨的本领，但令人惊奇的是这一年的冬天却比历年都来得早，据说北朝鲜的天气还超过了莫斯科最寒冷的一九四一年冬天……

　　离京前，军委向彭德怀交待过，计划两个军作第一梯队过江，顶住敌人后，再出两个军。眼前的情景和军委的作战计划，同时在彭德怀的脑海里翻腾：万一大桥被炸，后续部队将如何过江？集中优势兵力就成了一句空话，后果不堪设想。

　　“干脆，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也不失为一步好棋。对！必须尽快把参战部队都集结到鸭绿江以南，改变原来先出两个军的部署，就这么办！”彭德怀大呼一声，“上车，我们马上回去！”

　　回到四十军军部，彭德怀直奔办公室，挥毫起草了向毛泽东请示的电报，然后交给毛岸英发往北京。电文如下：

　　毛主席：
志愿军各项出动准备不充分，对美帝坦克尤其空军顾虑很大。炮兵进入阵地运动时无空军和高射武器掩护，顾虑更大。请设法速调一至两个高射炮团。安东、辑安两铁桥无任何高射设施，战斗开始两桥将完全被毁坏，交通将发生困难。按你预定指示十五日出动，二十日至迟二十二日四个军、三个炮兵师集结下述地区，相机适时歼敌一部。四十军集结在熙川，三十八军在江界，炮兵司令部率两个师集结前川，与一师集结北镇、温井，原拟先出两个军、两个炮兵师，恐鸭绿江铁桥被炸毁时不易集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定全部集结江南，改变原定计划。
彭德怀
十月十一日二十时三十分

　　作为抗美援朝最高决策人的毛泽东，已有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了，他的办公室一直灯火通明，烟雾弥漫。自决定出兵朝鲜后，种种忧虑袭上心头，最令他牵念的还是周恩来与斯大林的会谈能否顺利。

　　周恩来这次去苏联，带去了中共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心，也带去了向苏方提出装备中国军队、派空军支援中国出兵的一系列要求。斯大林的态度会是怎样呢？最要紧的是他会不会同意派出空军配合志愿军作战。中朝边界只一江之隔，来往交通全靠安东至新义州大桥和冬季江面上的浮冰层。如果敌人凭借空中优势，严密封锁大桥和江面，那问题就严重了，两个军不足以打歼灭战。

　　正在毛泽东苦苦思索之际，秘书送上彭德怀发来的急电。毛泽东看完电报，脸上露出了笑容：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作为军事家，毛泽东所思所虑正与彭德怀不谋而合。他盛赞彭德怀把准备参战的四个军二十六万人全部集结在鸭绿江南岸是个好主意，于是把战略决策“先站稳脚”改为“运动中歼敌”，从而奠定了后来志愿军入朝旗开得胜的基础。

　　彭德怀：苏联不出动空军，我志愿军还是应该入朝作战。

　　苏联，阿布哈兹区索契市。

　　位于黑海东岸的索契是苏联的避暑胜地，海滨除了有良好的天然浴场外，还有过去的沙皇行宫、新建的高级宾馆和大大小小的疗养院。这里的青山碧水，蓝天白云，还有那悦耳的涛声，拂面的海风，总是给人一种心清气爽的感觉。因此，苏联国家领导人常来这里度假休息，各种国际会议也愿意在这里召开。

　　五年前，美苏两国首脑曾在这里商讨过对朝鲜的托管问题。在那次会谈之前，罗斯福边往烟嘴里插烟边调侃道：“斯大林元帅，您那个赫赫有名的烟斗哪儿去了？据说您就是靠这个烟斗熏跑自己的敌人的！”斯大林抖动一下他那牙刷般的八字胡，微笑着说：“总统阁下，在会见老朋友时，这个烟斗还是不出现为好。”就这样，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达成了一笔交易。

　　今天，在索契市区一家富丽堂皇的宴会厅里，斯大林正兴高采烈地举着一杯红葡萄酒，给周恩来敬酒后，又来到林彪跟前，没想到却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滴酒不沾的林彪拒绝喝酒。“酒里没有毒药，稍饮无妨。”斯大林见他的激将法对高举免战牌的林彪不起作用，便扫兴地摇头叹道，“不知这位将军是如何在前线指挥打仗的！”

　　十月十一日，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之滨的会谈结束了。中苏双方在会谈中就抗美援朝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斯大林答应提供武器装备中国部分军队，并同意派空军进驻安东一带沿海城市布防。

　　周恩来和林彪是根据中共中央事先与苏联方面的协商，在彭德怀出征的同一天秘密访问苏联的。这次出访的目的主要是商谈购买苏方武器装备和苏联出动空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问题，周恩来见斯大林已满足了我方提出的要求，便立即返回莫斯科住所，向毛泽东报告这一喜讯。

　　不料，当天晚上苏方又改变了主意，他们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给周恩来打电话说，苏联不赞成中国立即出兵，也不准备派空军支援。理由是：苏联的空军还没准备好，要暂缓出动。斯大林对中国派志愿军赴朝作战疑虑重重，担心中国出兵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斯大林甚至主张，如果朝鲜失败了，可以让金日成到中国东北组成“流亡政府”。

　　当晚，毛泽东接到周恩来发来的最新消息后，既吃惊又气愤。他一生信守诺言，痛恨出尔反尔，友好的国与国之间哪有这样的事情，已经达成的协议怎么能说变就变呢？

　　他感到问题严重，不得不再次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出兵问题。第二天晚八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命他们立即返京。

　　彭高、邓洪韩解：
（一）十月九日命令暂不实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
（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

　　对岸烽火连天，军情紧急；这边箭已上弦，枕戈待旦，却为什么引而不发？彭德怀手捧电报，双眉紧蹙，目光冷峻。看完电报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一边踱步一边沉思。十三兵团的领导焦急地说：“兵贵神速，赶快出兵吧！我们再晚几天入朝，人民军就更难有组织地撤退，过江后我们的立足点也就更少了。”

　　彭德怀未作回答，只是大手一挥说：“你们都回去待命，我要回京一趟。出兵的事等我回来再说，你们要利用这段时间抓紧进行准备。”言毕立即收拾行装，带着毛岸英等人乘火车去沈阳，拟于第二天早晨从那里乘飞机返回北京。

　　十月十三日上午，坐在飞机上的毛岸英向窗外望去，只见长城内外，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不禁想起父亲写过的一首词《沁园春·雪》。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那首词使风云诡谲的山城平添了几分风雅，也提高了他的声望。蒋介石要共产党人交出枪杆子、交出解放区去他那里做官。毛泽东在词里写道：“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没想到在四年之后，“风流人物”齐聚北京，开始了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

　　彭德怀靠在座椅上，脑子里还在转悠毛泽东发给他的电报：“命令暂不执行”、“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什么意思？哪里又出了问题？中央决策又有了重大变化？他一连打出几个问号，又一个个把它否掉。

　　彭德怀用迷惘的目光瞟一下舷窗，顿时他被破窗而入的雪景深深吸引住了：“好雪啊，瑞雪兆丰年！”紧接着他又长叹一声，“唉，大西北要是有这场大雪就好了！”

　　“彭总，您‘身在曹营心在汉’，人在东北，心挂西北呀！”

　　“大西北是我的第二故乡，那里的父老乡亲对中国革命贡献大哟，我们是用西北人民生产的小米加步枪打败了鬼子和老蒋，我怎能忘记他们呢！”彭德怀说，“对了，到了北京你小子赶快回家去看看，不然思齐对你就有意见啰！”

　　“你也要到大西北去看看浦阿姨……”

　　“那倒不必，我们是老夫老妻了。不过，我出来后曾给你浦阿姨发过电报，末尾有‘征衣未解，又跨战马’八个字。所以她看我人不回，就知道我是去打仗了。”

　　一场西北风把秋天真正地吹到了北京。北方的风有时就和北方人的脾气差不多，说来就来，而且也没有一个从弱到强的过程，一来便拿出凶猛的架势。大风过后，被染成黄色和红色的树叶就开始冉冉飘落，飘落在千年古都的马路上，飘落在红墙大院的花园里，飘落在菊香书屋的房顶上。

　　身着宽大睡衣的毛泽东从木板床上下来，在他那并不宽敞的卧室里烦乱不安地来回踱步，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工作时，一般都穿睡衣，就是在菊香书屋开会的时候，也常穿着睡衣。他习惯于靠在床头，半躺在床上，似乎这种姿势特别能触发他的灵感。床前围着半圈沙发，中央书记们来此开会，久坐成习，便都有了自己固定的位子。最左边的沙发是列席人员坐的，那里有个书桌，可以记录。

　　见彭德怀和毛岸英风尘仆仆地走进来，毛泽东朝摆成半圆形的沙发挥挥手，让他们坐下，不事寒暄就把刚刚发生的情况述说一遍：“在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刻鸣金收兵，后果不堪设想！苏联方面这个暂缓的动机是什么呢？”

　　“还会是什么？是恐美！斯大林说没有准备好，并不是真正原因。”毛岸英对这个曾经接见和嘉奖过他的霸气十足的苏联最高领导人甚为不满，他被气得面部痉挛，热血在太阳穴里翻滚。

　　“我看真正的原因是斯大林对我们能不能打赢这场战争持怀疑态度。他看到我们真的要出兵，而且美国准备宣布全国进入战争状态，他就犹豫了。”彭德怀若有所思地说。

　　“杜鲁门帮助李承晚打北朝鲜，没有犹豫，也没有暂缓，一犹豫、一暂缓，李承晚就完蛋了！”毛泽东接着说，“苏联人称斯大林是‘当家的’，我看他这次就没有当好家哟！”

　　彭德怀顾不上感慨，抓紧时间向毛泽东汇报了朝鲜战争的最新动态：“昨天朴一禹同志到安东介绍了朝鲜的最新情况，撤至‘三八线’以北的人民军仅有五万余人，美、英及南朝鲜军四个师一个旅正准备进攻平壤，五个师从元山地区准备向鸭绿江推进。我们原来设想在元山至平壤以北地区建立防线已来不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危在旦夕，朴一禹代表金日成首相和朝鲜党中央再次请求我国尽快发兵支援。”

　　“中朝两国世代友好，每当朝鲜危难之时，我们都会出兵相助。”毛泽东是政治家、军事家，同时又是充满激情和豪情的诗人，他的思绪一荡，忽然想起明朝抗倭援朝的事来。一五九二年，日本丰臣秀吉派小吉行长率二十万大军入侵朝鲜，明神宗帝应邀派李如松大将军领兵援朝，在中朝军队的并肩战斗下，终于将倭寇赶出朝鲜半岛。战争胜利后，明朝下令全部撤兵回国，尽管丧师数十万，耗资数百万，但对朝鲜毫无任何利益方面的要求。一念至此，毛泽东眉目一展，决心已定——连封建帝王都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难道我毛泽东还不如他们吗？

　　当天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出兵朝鲜问题。毛泽东首先将周恩来从苏联发来的电报递给与会者传阅，全场哑然，每个人都面带焦虑。相比之下，毛泽东反而显得异常镇定。因为他的希望、计划、设想，从来是把基本点放在自己的力量上，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办事，他把这叫作自力更生。

　　“形势发生了变化，我军在一个时期之内不可能有制空权，志愿军还要不要入朝作战？参战与不参战的利害关系如何？请大家再议一议。”毛泽东的开场白简单明了。

　　大家都以尊敬和征询的目光投向来自中朝边境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也觉察到大家的这种期待，于是他面带挑战性的微笑说：“苏联不出动空军，我志愿军还是应该入朝作战。现在不入朝，等美军到了鸭绿江边，封锁了江面，那时再打就被动了，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既然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还是那句话，晚打不如早打。”

　　“我支持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毛泽东具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凡事他下了决心就很难再改，“现在敌人已围攻了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北岸了。等敌人打到鸭绿江边，唇亡已无法挽救，齿寒也变成了现实。尽管情况有些变化，我看志愿军入朝参战还是必要的和有利的。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一波三折中，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最终敲定了二十世纪新中国最重要的战略决策：志愿军定于十月十八日或十九日分批渡江，先头部队步行二百公里至德川需七天，休息一两天，可于十月二十八日到德川、宁远线以南地区构筑工事，待机歼敌。全军二十六万人渡江需要十天时间，即十月二十八日完成渡江任务。

　　刀出鞘、箭上弦，共和国的领袖们谋定后动，从而揭开了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战争序幕。

　　毛岸英：明天我要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出差，所以急急忙忙赶来告诉你。

　　十月十四日下午，北京。

　　抗美援朝的决策虽然已经定了下来，但外界尚无人知晓。工人该做工的做工，学生该上课的上课，士兵该操练的操练，京城气象还是一派祥和，战争毕竟在邻国，离人们还远。

　　从东北回京的毛岸英，考虑到第二天还要飞往东北，此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回来，于是利用这个短暂的空闲时间，骑上自行车赶往北京机器总厂，向厂里的领导和同事们告别。

　　由于时间紧迫，毛岸英一见到厂长胡光就开门见山地说：“胡厂长，我是来向你告别的。你也知道，我的工作关系还在社会部，我有紧急任务，马上就要出发，而且一时半会回不来。关于我负责的那块工作，请党委安排别人来负责吧！”抗美援朝的事还没有公开，毛岸英不好说明自己的公干是什么，只能含糊其辞。

　　“说走就走了，这么快……”听毛岸英说要较长时间离开工厂，胡厂长甚感诧异，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和大家相处时间虽然不长，但都熟悉了，有了感情，真舍不得离开同志们。”毛岸英接着说，“开始来厂时，我曾决心在这里干上一辈子，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没想到美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不让我们安心搞建设。没办法，只好等我完成这次任务再来和大家一起干吧！”

　　朝夕相处已经处出了感情的工人听说毛岸英马上要走，都感到突然，纷纷聚拢过来为他送行。他们拉住毛岸英的手，无限感慨地说：“毛书记，我们等着你回来！”

　　“好，完成任务我马上回来。你们要抓好厂里的工作，搞好生产，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我还有别的事，在这里不能耽搁时间太长，咱们再见吧！”毛岸英与他们一一握手。

　　大家恋恋不舍地把毛岸英送到厂门口，看到毛岸英推着自行车就要离开，突然想起他的被褥、衣服、书籍还在办公室，于是问道：“毛书记，你的行李不带走吗？”

　　“先放在这儿吧，工厂就是我的家，我还要回来的。”毛岸英跨上自行车，挥了挥手，“再见，大家请回吧！”

　　离开工厂，毛岸英又看望几个同事和亲友，在帅孟奇家吃完晚饭天就黑了。从帅妈妈家出来，毛岸英又去北京医院看望住院的刘思齐。

　　大街上车水马龙，熙来攘往，老式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忙个不停。毛岸英用力蹬着自行车，在行人中穿梭飞驰。电力不足、电压不稳，路灯昏黄的光在秋风中瑟瑟着，短短长长地摇曳着他的影子。现在，岸英满脑子都是新婚刚满一年的妻子刘思齐……

　　刘思齐，又名刘松林，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生于上海，是中共早期党员刘谦初和张文秋的女儿。“思齐”是刘谦初在狱中给女儿起的名字，她的家乡山东自古为齐鲁之地，父母曾在那里工作过，意思是要她记住那个地方，记住那里的人民以及父母在那里的遭遇。

　　当年在延安，孩提时代的刘思齐，同毛泽东有过一段干父女的关系。那是一九三八年初春的一个晚上，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在延安中央大礼堂观看话剧《弃儿》。当演到一对革命夫妻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女孩在寒风中奔走呼喊着“妈妈”时，被剧情感染的毛泽东想起了自己的孩子，他的三个儿子在杨开慧牺牲后曾流落街头，其中最小的儿子岸龙再也没有回到他的身旁（因细菌性痢疾死于上海广慈医院，即现在的瑞金医院）。看着这样的剧情，父爱的情怀在毛泽东心头鼓荡，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小演员，脑海里不断幻化出儿子们饥寒交迫流落街头的惨状……

　　闭幕了，毛泽东把小演员叫到身边，抚摸着她的头，亲切地问她几岁了？叫什么名字？父母亲是谁？当得知这个七岁的小女孩叫刘思齐，是老战友刘谦初和张文秋的孩子时，毛泽东激动地说，谦初同志为革命牺牲了，这是烈士的后代，我们有责任好好教育抚养她。并说刘思齐不是“弃儿”，是革命的宝贝，要认她做自己的干女儿。

　　从此，刘思齐认识了毛泽东，并成为毛家的常客。“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从苏联回到延安的毛岸英对“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非常喜欢，经常和她在一起交谈，还一块参加过土改。那时候，有多少个安详的月夜，他们望着天上的“牛郎”、“织女”，依偎在一起讲述自己过去的悲惨遭遇、憧憬未来的美好生活。

　　开始，刘思齐对她和毛岸英之间的这段感情还有些疑虑，认为毛岸英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高材生，精通俄语、英语和法语，而自己因为被敌人关押耽误了学业，只有初中文化。她总觉得两人之间有一些差距，曾直截了当地问毛岸英：“岸英哥，你为啥不找一个女大学生做朋友？”

　　毛岸英看着刘思齐，知道她心里想什么，但却避而不答刘思齐的问题，而是无限感慨地说：“你还没出世就同妈妈坐牢，我是八岁和妈妈坐牢；你的父亲为革命牺牲了，我的母亲为革命也牺牲了。其实咱俩没有差距，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啊！”共同的遭遇使得岸英和思齐的眼泪流到了一起，他们在工作中产生了爱情，确立了关系，即便分开时也常有鸿雁传书，彼此倾诉心中的牵挂。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北京街头到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这时，毛岸英和刘思齐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自己的喜事。十月十五日下午，毛岸英用自行车把刚刚放学的刘思齐接到中南海。在菊香书屋的西厢房，毛泽东准备了三桌酒席。晚七时许，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怀着喜悦的心情，陆续前来参加婚礼。大家欢聚一堂，谈笑风生，都夸岸英和思齐是一对郎才女貌的好夫妻，祝愿他俩婚姻美满，白头偕老。

　　年过半百为儿女操办喜事，心情无疑是愉快和满足的。毛泽东举杯走到亲家母张文秋面前，感谢她教育了思齐这个好孩子，并为岸英和思齐的幸福干杯；张文秋则感谢主席在百忙之中为孩子们的婚事操劳费心，并说思齐年幼不大懂事，希望主席多批评指教。

　　婚宴结束后，毛泽东拿出一件半旧的黑色夹大衣，这是他四年前去重庆谈判时穿的。毛泽东对两位新人说：你们结婚了，我很高兴，可我又没有什么贵重礼物送给你们，就这么一件大衣，白天岸英穿，晚上盖在被子上，你们俩都有份。爸爸欠你们、欠亲人的太多了，只要你们幸福，我也就别无遗憾了。

　　毛岸英抱着父亲赠送的“贵重礼物”，带着参加婚礼的宾客来到东城区朝外大街的新房。那是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特意为他们腾出来的一间办公室，就作为毛岸英夫妇的新婚洞房了。新房门上贴着大红“喜”字，房里主要的生活用品就是一张木板床，上面有两条被子，其中一条是刘思齐作为嫁妆带过来的。

　　这就是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儿子的婚礼，比一般平民百姓更为简单、朴素、大方。他们没有婚礼服，毛岸英穿的是在外事场合当翻译时的制服和一双半新的皮鞋，刘思齐身着灯芯绒上衣，半新的裤子，穿一双新买的方口布鞋。但是，这两个从小受苦受难的孩子都很满足，因为他们毕竟有了稳定的生活，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屈指算来，小两口结婚才不过一年时间。而在这一年里，他们经常是“山复水转走天涯，异地相思两牵挂”。刘思齐不是住校，就是住院，不常回家；毛岸英则去湖南、住工厂、出长差，东奔西忙，不分早晚，他们难得见上一次面。

　　本来就是聚少离多，现在却又分别在即，毛岸英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是缱绻的离愁，难言的愧疚，还是舍小家为国家的慷慨？他一时也理不清楚。他一边步履匆匆地往病房大楼走，一边琢磨着见到思齐后如何向她解释自己的这次“出差”。出国作战是军事机密，不能随便透露。但这次分离的时间肯定会很长，这对一个家庭来说又是一件大事，不能不告诉妻子啊！

　　住院部静悄悄的，不时有一两个身穿白大褂、头戴白帽子的护士脚步轻盈地走过。迎面扑来一阵阵杀菌消毒的来苏水味儿，令人感觉到确实置身于救死扶伤的医院之中。

　　来到病房门口，毛岸英敲了敲门，不等里面搭腔便推门而入，朗声喊道：“思齐，我看你来了！”

　　正躺在床上读书的刘思齐看到毛岸英走进来，亦嗔亦喜地说：“都这么晚了，你还过来？”

　　“下午有个会议，我又到工厂去了一趟，看了几个朋友，来得晚了一点。”毛岸英坐在床前的凳子上，拉着刘思齐的手问，“这两天怎么样，伤口还疼吗？”

　　“前两天有点疼，今天好多了！”

　　“气色还不错。”毛岸英端详着刘思齐的脸说，“你连做两次手术，身体肯定虚弱，要多吃东西，补充营养啊！”

　　“对了，这里还有水果，你吃吧！”

　　“刚在帅妈妈家吃过饭，不吃了。”毛岸英顺手从病床上拿起书，问刘思齐，“你在温习功课？”

　　刘思齐点了点头。

　　“现在全国解放了，再也不会过颠沛流离的生活了，你一定要珍惜这个学习机会，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完成自己的学业。”毛岸英掏出手绢擦一把脸上的汗，接着说，“思齐，这段时间我的工作特别忙，前两天出差一趟，刚刚回来，明天我还要走。”

　　刘思齐苍白无力地躺在病榻上，听说心爱的丈夫还要离她而去，不能陪伴自己，心里挺不是滋味。良久，她才无可奈何地问：“你又要出差了？”

　　“是的。”毛岸英紧紧握住妻子的手，“这次出差可能时间长一些，所以急急忙忙赶来告诉你。”

　　“到哪儿？”从恋爱到结婚，聚散匆匆，已成习惯，刘思齐从来没在意，这次她却禁不住问了一句。

　　“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通信不方便，如果你没有接到我的信，可别着急啊！”

　　“那是一个什么地方呀？”

　　“嗯，这你就别问了！”毛岸英略作沉吟，接着说，“哎，你知不知道有个朝鲜半岛？”

　　“怎么？你……你问这干啥？”刘思齐两只本来就大的眼睛睁得更大了，露出了一丝惊疑。

　　毛岸英知道刘思齐手术后身体虚弱，怕她过分牵挂而影响伤口恢复，就急忙岔开话头掩饰道：“啊，不不，我随便说说而已，是想考考你的政治，没有别的意思！”

　　“朝鲜不是在打仗吗？这两天报纸登的都是这些消息，广播里讲的也都是这些事儿。”

　　“是啊，朝鲜是我们的邻国，美帝侵略者在那里打得很厉害，他们已经打过三八线了。”

　　“你要去的地方离这儿远不远？”

　　“说远其实也不远。你放心就是了，不会有事的。”

　　“什么时候回来？”

　　“办完事就回来。”毛岸英脸上露出稚气的笑容，像一个淘气的大孩子在哄一个小孩子。

　　刘思齐走下床来，沏了一杯茶递给毛岸英，看到他军装的左侧口袋上有一块墨迹，就指着问：“这里怎么有一块污点呢？”

　　“哦，是钢笔裂了，漏了一点墨水。上次坐飞机没注意把钢笔给压破了，不碍事，还能用。”

　　“拿我那支派克笔用去吧，在我妈妈那里，那还是咱结婚时客人送的。”

“正好，一会儿我还要到妈妈那里去看看。”毛岸英看看手表，发现表针一动不动，这才知道手表出了毛病。

　　他依依不舍地站起来，正要告辞，突然想起了自己亲爱的父亲，想起了从小相依为命的弟弟。明天就要离开他们奔赴战场了，毛岸英的心情一下子激荡起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用尽量平和的口吻叮嘱爱妻：

　　“思齐啊，你出院后每个星期六要去中南海看望爸爸，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不在家你就不去了。”毛岸英郑重其事地托付刘思齐，“俗话说‘长兄为父，老嫂比母’，我不在的时候希望你这个当嫂子的多关照一下岸青。对你我是放心的，因为你还有妈妈照顾你，岸青就不同了。能答应我吗？”

　　“嗯……”刘思齐温顺地点了点头，咬住了嘴唇。

　　毛岸英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告诉了刘思齐他为什么叮嘱这两件事：“江青她只顾自己，根本不照料岸青，她也不爱爸爸。我曾经骂过她，既然你不爱我爸爸，滚开就是了，何必赖在这里？你也得小心，她这个人心胸狭窄，是很爱记仇的……”

　　毛岸英的这番话，曾使刘思齐在此后几十年漫长的岁月里刻骨铭心。她望着毛岸英高大魁梧的身影，听着他语重心长的嘱托，不禁热泪盈眶。

　　“好了，我该走了！”毛岸英按住刘思齐的肩头，“别动，你就待在这里，不要出去送我。”

　　刘思齐一边穿病号服，一边调皮地说：“你把我当成重病号了！没那么娇气，过两天我就出院了。”

　　走到病房大楼门口，毛岸英用身子挡住冷飕飕的秋风，劝阻道：“思齐，就送到这里吧！快回去，当心着凉。”

　　“我不冷，走吧！”刘思齐没有停下脚步，挨着毛岸英的肩头继续往前走，她要把即将远行的丈夫送到医院大门口。

　　秋风萧瑟，夜色深沉，医院里幽暗和冷清的氛围越发令人孤寂伤感。这一对举案齐眉的恩爱夫妻，相依相伴地默默向外走去。这无声的交谈，无声的问候，无声的祝愿，代替了千言万语，胜似千言万语。毛岸英突然拦住思齐，弯下腰来深深鞠了一躬，抬头看了一会儿愣怔不语的妻子，然后转身大步离开了医院。

　　今日一别，何时相见？毛岸英仰望星光灿烂的夜空，想起了苏联作家西蒙诺夫的一首诗：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但你要耐心地等着。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我要故意对一切死亡为难。
……

　　张文秋：哪有姑爷子跟丈母娘借表的道理，就算我这个当妈的送给你一个纪念物吧！

　　夜已经很深了，小船似的上弦月早已划向天穹的另一面，星星像从水里刚洗完澡，又清爽又明亮。舒卷的秋风把树叶吹得沙沙作响，不时送来沁人心脾的阵阵清凉。

　　从北京医院出来，毛岸英又行色匆匆地来到前门外李铁拐斜街张文秋家，向岳母大人辞行。明天就要出征远行了，就要离开亲爱的父亲、妻子和弟弟了。毛岸英心中十分清楚，出国打仗可不同以往的出差出访，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回家团聚的。一念及此，淡淡的离愁悄悄涌上心头。

　　从小失去母爱的毛岸英非常敬重他的丈母娘，把她当作自己的亲生母亲。张文秋也非常疼爱在苦水里泡大的岸英和岸青，把兄弟俩视同己出。就要出国打仗了，尽管他不想把这一令人担心的消息告诉岳母，但又不能不打声招呼。除了父亲外，岳母是他最亲近、最尊敬也是最信赖的老人了，平时有什么事情，他都与岳母商量；有什么困难，也都向岳母求教。这次来岳母家除了辞行外，毛岸英还要向她交待几件心事。

　　张文秋，原名张国兰，曾用名张一平。生于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一日，湖北省京山县孙家桥青树岭张家湾人。她出身于一个封建色彩极浓的举人之家，十五岁时就勇敢地冲破封建家庭的樊篱，考入新式学堂——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一九一九年五月，张文秋参加了恽代英、李求实、林育南在武汉领导的五四运动，一九二四年三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六年一月转为中共党员。新中国成立时，她在司法部工作，一九五〇年一月任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人事室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毛泽东在武昌中华路红巷十三号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典礼，参加典礼的张文秋和她的未婚夫刘谦初不仅一睹了毛泽东的风采，还聆听了他那雄辩有力的演讲。典礼结束后，他们又到都府堤四十一号拜访毛泽东，还见到了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及其身边的两个小孩毛岸英和毛岸青。

　　张文秋和刘谦初是在暴风骤雨般的大革命时代相识、相爱、相结合的。刘谦初早年在北京燕京大学读书，后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任第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的社会股长，在北伐途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随北伐军到达武汉，结识了正在湖北女子师范读书的张文秋。

　　四月二十六日，张文秋和刘谦初在风云激荡的武汉举行了婚礼。三天后，刘谦初即辞别新婚的妻子，投入新的战斗。当时，毛泽东正在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听说张文秋已经完婚，双手抱拳祝贺道：

　　“新娘子，恭喜，恭喜！”毛泽东说罢一皱眉头，故作生气状，“不够朋友，不够朋友啊！连杯喜酒也不给喝。也罢也罢！不过，你要告诉谦初，等你们有了孩子，可别忘了送给我红鸡蛋吃啊！”
张文秋只觉得心里一热，赶忙解释道：“你工作忙，没敢打扰！不过，添了女仔，一定遵命报喜。”

　　听张文秋如此说，毛泽东哈哈大笑：“既然你想生女儿，那就最好生两个，你不是很喜欢我的儿子吗？到时候我们就结成个双亲家，岂不是喜上加喜！”

　　一九二九年三月，张文秋调到山东工作，任省委执行委员兼妇工部长，当时刘谦初在山东任省委书记。他们当初新婚燕尔就作云水之别，直到这时候才终于团聚，在一起度过了蜜月般的一段生活。

　　不久，由于叛徒告密，他们夫妇俩先后被捕。在狱中，刘谦初受到严刑拷打，遍体鳞伤；身怀六甲的张文秋也被几次动刑，死去活来，但他们始终没有吐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不幸的是，由于叛徒的对质，刘谦初完全暴露了，张文秋则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共产党人。

　　当年冬天，在山东省委多方营救下，张文秋获释出狱。离开山东前，张文秋看望了关在男牢里的丈夫，让他给未出世的孩子起个名字。刘谦初想一想道：叫“牢生”怎么样？不管是男是女。张文秋点点头说：这是乳名，再起个大号。刘谦初感慨满怀地说：山东自古以来就是齐鲁大地，英雄辈出，礼仪最盛，让我们的孩子记住这个地方，就叫“思齐”吧！

　　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在国人祭祀亡灵的传统节日清明节的前一天，年仅三十四岁的刘谦初和另外十一位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临刑前，他给妻子写了一封催人泪下的遗书：

　　丽娟（张文秋搞地下工作时化名李丽娟）：

　　我在临死之前，向我最亲爱的母亲（指的是党）和最亲爱的兄弟（指同志）告别，并向你紧握告别之手，希望你不要悲伤，你要紧紧记住我的话，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孝敬母亲，爱护母亲，听母亲的话！你要保重身体，好好抚养孩子，重建幸福家庭。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

　　刘谦初为革命奉献了一切，慷慨就义时，连亲生女儿思齐都没能看上一眼。思齐出生时，刘谦初已经不在人世。

　　一九三七年冬天，张文秋和彭德怀的老部下陈振亚结婚。第二年秋天，张文秋又生一女，取名少华（小名安安），后来叫邵华。一九三九年春，中央安排因在战斗中失去左腿的陈振亚去苏联休养学习，不料路经迪化（今乌鲁木齐市）时，他们一家人被阴险狡诈的军阀盛世才扣留，年仅四十一岁的陈振亚被毒害致死。尚未从失去亲人悲痛中解脱出来的张文秋，又雪上加霜地陷入了新的灾难。

　　陈振亚牺牲后，张文秋生下第三个女儿少林。活下去才能战斗，要战斗就必须活下去！这位革命的老妈妈擦干眼泪，挺起胸膛，拉扯着三个女儿顽强地生活着，直到一九四六年夏天，在党中央营救下，她们母女四人才逃出苦海回到延安。

　　一九四九年，张文秋的长女刘思齐与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结婚；一九六〇年，其次女邵华与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结婚。两个女儿嫁给了毛家的两个儿子，毛泽东当年的一句戏言竟而成真，张文秋有幸两度成为毛泽东的亲家。

　　夜色已浓，街上空寂无人，只有路灯孤独地亮着，给人一种朦胧、幽沉、凄凉的感觉。毛岸英蹬着自行车，穿街过巷，不知不觉来到了岳母家。他按响了门铃，清脆的铃声把刚刚入睡的张文秋惊醒了。

　　“妈妈，开门……是我呀！”

　　“哦，是岸英啊，快进屋来！”张文秋关切地问，“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毛岸英走进屋来，坐在床沿上说：“妈妈，我明天要出国，一早就离开北京，我是来向您告别的。”

　　“出国？去什么地方呀？”

　　“苏联！”毛岸英怕岳母担心，故意撒了个谎，没敢说去朝鲜。

　　“哦，去那么远的地方。多保重，早些回来。”

　　“爸爸让我到苏联去，事情是保密的，我不便多讲。时间也不确定，多则半年，少则仨月。您暂时不要对思齐和岸青讲，我怕他们知道我出去这么长时间心里着急。”

　　张文秋看到女婿身体疲惫、神情恍惚，就问：“岸英，这么晚了，你还没吃饭吧？”

　　“吃过了。”毛岸英说，“我要走了，只是对弟弟放心不下。岸青的身体不大好，过去一直是我照顾的，我走了，只好把他托付给您了。”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他的。”

　　“妈妈，您没有儿子，我和岸青没有妈妈，我们兄弟俩就是您的亲儿子，我们会好好孝敬您老人家的。”

　　“好孩子，都是一家人，别说傻话了。”

　　“爸爸工作忙，无法照顾岸青。江青连我爸爸都不照顾，更不会管岸青的事。所以，我特意拜托您，请您看在我母亲和我这个女婿的份上帮我照顾他……”说着说着毛岸英动了感情，声音有些哽咽，“今后，如果他在经济上有什么困难，请您帮他解决。花了多少钱，您记下账，我回来还。我已经告诉过岸青，叫他仍和以前一样，星期六和思齐一块去中南海看望爸爸，星期天到您这里来过。希望妈妈接受我这个要求，我走就放心了。”

　　张文秋但见一向沉默寡言的爱婿如今倾诉衷肠，肝胆照人，深为感动，一种久违了的亲情在她心中升腾。于是连忙安慰道：“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岸青的！”

　　“那就谢谢妈妈了！”

　　“谢什么！既然是你爸爸叫你去国外办事，你放心去就是了。现在是工资制，我的钱也花不了多少。今后，岸青的衣帽鞋袜，包括零用钱，都由我管。你就放心吧，妈妈说话是算数的！”张文秋骤然想起岸英、岸青这两个从小没娘的孩子，二十多年里大部分时间是在颠沛流离、孤苦伶仃中度过，心里一阵酸楚，泪珠不由得扑簌而下。

　　毛岸英见岳母慷慨允诺，便倏然起身，恭恭敬敬地向张文秋行了一个九十度的大鞠躬礼，无比激动地说：“有妈妈这句话，我就安心报国走天涯了！”
“多保重，早点回来！”岳母从内心喜欢这个懂事的女婿，她非常疼爱他，理解他，祝福他。

　　“我走之后，会经常给妈妈写信的。如果有时交通不便，没有收到我的来信，请您和思齐千万不要着急，总归我会回来的。”

　　听毛岸英提到思齐，张文秋问：“岸英，你这次走，思齐知道吗？”

　　“知道。我刚到医院看过思齐，我只告诉她出差，没说去什么地方。我走后，一切都拜托给您了，妈妈。”

　　毛岸英站起来没再坐下，他心事重重地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张文秋看出他还有话要说，便耐着性子等他想好了再开口。

　　毛岸英终于止住脚步，沉吟着说：“妈妈，我还有一件心事，要向您谈谈。”

　　“你说。”

　　“我爸爸工作忙，希望妈妈对岸青的婚事多操操心，必要时就由您老人家为他做主吧，因为我们俩都是您的儿子。”

　　毛岸英对弟弟的一片真情，是常人所难以理解的。在流落上海的日子里，毛岸英自己不吃让给弟弟吃，自己不穿让给弟弟穿，他们共过患难、孤寂和痛苦。兄弟俩进京后，岸青的一切事情皆由岸英照料。现在自己要走了，最担心的就是弟弟没人管。

　　张文秋钦佩女婿“年少胸吞云梦”的高远志向，又为他这份义重如山、苍天可鉴的手足之情所感动。面对如此情深意长的重托，她，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烈士的遗孀，一个善良的母亲，岂能推辞？

　　“岸英，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留意的，岸青的婚事就包在妈妈身上了！”张文秋爽快地答道。

　　四十年后，九十高龄的张文秋在她的回忆录里这样记述：

　　我答应了岸英的委托，然而，当时我绝对没想到，这个承诺要用几十年甚至我的一生去完成；也没想到，这会引起江青的愤恨，埋下了她对我下毒手的种子。

　　“妈妈，您照顾我这么久了，一下子就要离开您，真有些舍不得。我走后，您要好好保重身体，我会尽快回来看您的。”毛岸英停顿一下，又试探着说，“现在北京很多机关干部都在报名参加志愿军，我从苏联回来后也想报名参加志愿军，去抗美援朝，您赞不赞成？”　　张文秋实话实说：“我不大放心你去朝鲜，你爸爸有许多重要工作等着你做，你还是好好地去苏联，完成任务后，赶快回来帮助你爸爸工作。”

　　毛岸英笑笑说：“好吧！妈妈，时间不早了，我要走了。”

　　“当——”座钟敲响了一下，此刻已是午夜过后一点钟了。

　　毛岸英抬腕看表，这才想起自己这块老爷表早已“罢工”，表针纹丝不动。他心想，到前线作战，没有一块走得准的手表是要误事的，遂想起岳母那里有一块新表，便不好意思地提出：“妈妈，我这块表不顶用了，我以前看到您有一块手表，是带日历的自动夜光表，因为工作需要，我想向您借用一下，回国后再还给您，好吗？”

　　张文秋确实有一块德国产的带日历的自动夜光表，是中国银行行长出访时从民主德国带回来送给她的，她平时舍不得用，一直当作传家宝珍藏着。现在自己的女婿提起了这块手表，她赶紧取出来交给毛岸英。

　　“岸英，这块表就送给你了，拿去用，不要还了。哪有姑爷子跟丈母娘借表的道理，丈母娘疼女婿，疼还疼不过来呢，就算我这个当妈的送给你一个纪念物吧！”

　　毛岸英接过闪闪发光的手表，看了又看，瞧了又瞧，戴在手腕上：“谢谢妈妈，我今后工作方便多了。真谢谢您，谢谢。”

　　“不谢，不谢！”

　　“妈妈，明天，不，应该是今天清晨，你听到空中有飞机响，那就是我离开北京了。等我回来再见吧！”

　　“回来再见！办完事就快点回来，别让你爸爸担心呀！”

　　“是，妈妈，再见！”

　　张文秋依依不舍地把毛岸英送到楼梯口，直到他的背影和脚步声消失后，才擦干眼泪回到房里。这一夜张文秋未能成眠，辗转反侧到天亮。

　　然而，张文秋哪里晓得，这竟是她与女婿的永诀。她更不会想到，自己送给毛岸英的那块手表连同斯大林赠送的那支手枪，后来竟成为辨认烈士遗体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