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美国霸权衰亡的回光返照

——从大国兴衰读历史定论

　　艾森豪威尔是资本主义的一面旗帜。

　　“斯大林说，如果不是由于艾森豪威尔，我们将不可能首先攻入柏林。美国军队是完全有可能先到达那里的。德国人一面集中兵力对付我们，一面准备向美国和英国投降。斯大林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请其缓进;他对艾森豪威尔说，根据与罗斯福的协议以及考虑到我国人民在战争中的巨大牺牲，我们的军队应当在西方盟国之前进入柏林。于是，艾森豪威尔把他的部队的进攻停了下来，这样就让我们的军队攻占了柏林。如果艾森豪威尔不是这样做法，那么在我们到达之前，柏林早就被美国军队占领了，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斯大林所说，德国问题很可能按照不同的方式决定，而我们的地位也将不利得多。这就是艾森豪威尔所表现的那种骑士式的慷慨品质。他忠于罗斯福的诺言。”(《赫鲁晓夫回忆录》)

　　罗斯福诺言掷地有声：“是红军和苏联人民迫使希特勒的武装力量走向彻底失败的道路，从而赢得美国人民衷心的永远的钦佩。”(见唐晋：《大国崛起》)

　　这是美国的良心;也是资本主义的良心。

　　任何国家的崛起，不能没有这个良心。

　　这是社会主义良心——

　　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宣告美国崛起：“我们正面对着有关财产和人类之间关系的新观念……每个人拥有的财产都必须屈从于共同体的整体权利，并且根据公共福祉要求的程度来限制其使用。”(见杰•里夫金：《欧洲梦》)

　　——制约特权!

　　20世纪中，山本七平指证日本崛起：“追求不含有私欲的经济合理性，以此为基础的劳动本身就是‘善’，具有珍贵的价值。……日本就是以这种观念形态迎来了明治时代，并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艰难岁月。”(《日本资本主义精神》)

　　——制约特权!

　　相反，国家衰落之时，必是“良心”暗淡之际。2009年，奥巴马为美国反省：“当一个国家只青睐富人时，它的繁荣将无法持久。”(《总统就职演说》)

　　历史上的大国崛起，秦帝国、罗马帝国、伊斯兰帝国……，无论是商鞅法的“奖励军功”，还是凯撒麾下的“公民军团”，抑或穆罕默德组建的“平民部队”……，无不是私有制形态下对公有制的认同，无不以公有观念的崇高制约特权，尊重民众，激励全民族，从而形成巨大的扩张力;而帝国的衰亡，则无一不是特权垄断以极端私有化践踏公有制和公有观念，制造贫富悬殊，撕裂社会和谐，导致民族活力的丧失。

　　国家认同人民的地位，所以兴;国家屈从特权的贪欲，所以衰。近代的大国崛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日本、苏联、美利坚，无不以自身的兴衰彰显历史的周期律——在弘扬公有制和公有观念中崛起，在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向特权集团的畸化里衰亡。

　　一定意义上，西欧文艺复兴拉开了近代大国崛起的序幕。

　　中世纪的欧洲是基督教的天下。

　　基督教的崛起源于耶稣《福音》中“公天下”精神对广大民众的强大向心力。依凭这个“向心力”，基督教会从一个备受迫害的群体，颠覆为罗马的国教;更经过千年扩张，攀上历史峰巅。“西方各民族在政治上四分五裂，但是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承认罗马的最高精神权威把他们聚合在一起，自10世纪后，对罗马教皇的权力便不再有异议。组织完善、等级分明的罗马天主教在各处都确立了势力。(德•加亚尔：《欧洲史》)

　　又过了300年，“教权在13世纪前半期达到顶点。……教皇被抬到基督代言人的地位，他集世俗与精神事务的权力于一身，教权是完整、不可分割的。”(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

　　然而，巅峰同时是衰落的开端。

　　教会一统，舍我其谁!教权垄断了“公义”，而“公义”的布道则掩盖着教会对耶稣精神的背叛。自教皇以降，教士们放纵私欲，腐败堕落，横征暴敛，乃至傲慢狂妄地以“宗教裁判所”的滥施酷刑，置自身为整个社会的公敌。

　　教皇体制的特权私有被严重质疑，教权依附关系成了生产力进步的严重障碍，基督教社会在贫富悬殊和两极对立中严重分裂。

　　14世纪，王权向教权展开了空前激烈的争夺，而蔓延欧洲大陆的饥荒和疫病更加重统治阶级内部及其与人民的矛盾，教会内斗白热化，人民起义此伏彼起，欧洲在剧烈动荡中。

　　在人民革命的洪流里，新兴资产阶级亮相，文艺复兴是其意识形态先声。

　　文艺复兴把人置于世界的中心。这是抽象的“人”，不分贫富贵贱;这又是具体的人，即为挣脱教权统治而觉醒的广大被压迫群体。它是在抽象“人权”的意义上反抗特权剥削的阶级斗争，是初具资本主义形态而含有社会主义内核(时人称为“欧洲世界主义”)的政治革命。

　　文艺复兴以对个体利益的坚定捍卫和对所有人私欲的热烈主张，表达对垄断特权极端私欲的强烈逆反和对人文主义的朦胧向往：莫尔以《乌托邦》诉说千古人类对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憧憬，马基雅维利则以《君主论》指明资产阶级在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现实中冲击教皇特权的自为路;而近代哲学对基督教思想体系的强悍冲击，更为近代科学展开了翱翔的翅膀。

　　文艺复兴精神鼓舞下的欧洲大陆，激发出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擂响了大国崛起的阵阵鼓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

　　14世纪，在人民的抗争中，葡萄牙最先挣脱教权桎梏，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生产力进步，人的解放产生巨大的凝聚力，葡萄牙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科技领先，尤以快帆船、地图学首屈一指的地位，助推这个当年只有200万人口的蕞尔小国，率先步入海外扩张之旅。葡萄牙人热血沸腾，以全体国民对私欲的追逐，聚拢成民族公利为扩张的同呼。扩张“成为全社会各阶层都支持的事业，持续时间长达上百年。”(唐晋：《大国崛起》)

　　葡萄牙在扩张中崛起。

　　15世纪，继葡萄牙后踵，西班牙实现统一。西班牙人民结束了四分五裂、相互残杀的内战，挣脱了教权束缚，赢得了独立，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新的社会关系促成在阶级利益趋同基础上的阶级合作，女王伊莎贝拉“典押自己的金银首饰以筹集军费，并经常亲临前线鼓舞士气，1485年她建立了欧洲第一所军事医院——女王医院，加强军事后勤工作。这些措施激发了西班牙军队的斗志。”女王甚至卖掉自己的首饰，筹措哥伦布远航费用。(唐晋：《大国崛起》)

　　哥伦布地理大发现为西班牙崛起拓开广阔天地。随后的三、四十年，西班牙很快在扩张中成为地跨欧、美、非的殖民大帝国。

　　16世纪，不堪葡萄牙与西班牙两个海洋霸权瓜分世界的重压，尼德兰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经过80年战争，荷兰独立。与葡萄牙、西班牙的资本主义崛起蜷伏在封建君主专制形态下不同，荷兰明确宣告资产阶级共和国诞生。

　　尼德兰革命是人民革命。它猛烈冲击封建专制和资本霸权的极端私有化，伸张人民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形态下对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诉求，创造了社会和谐;而宽容与自由的政体则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热情，推动了科技进步，也推动荷兰在欧洲商业革命的契机中捷足先登。“股份制和金融业的发展把广大居民的利益和海外贸易直接结合起来，荷兰全国从上到下各阶层都卷入海上贸易的大潮中。”(唐晋：《大国崛起》)

　　扩张，促成荷兰崛起。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相继成为资本主义精神辉光下最初的宠儿。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对立中同一。资本主义精神具有社会主义的深厚底蕴，即对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内在诉求。然而，资本世纪的大国崛起，只能是建立在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崛起。因此，

　　——大国崛起的动力：人民革命反抗腐朽统治集团的阶级斗争变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在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形态下，公有制和公有观念得到最大程度的生发，激发人民投身社会实践的积极性和创新热情。

　　——大国崛起的前提：新的生产关系实现对垄断特权的颠覆，阶级矛盾得以缓和，阶级合作得以实现，顺应民意而为人民所认同的民族统一与中央集权，推动综合国力在社会和谐中强力提升。

　　——大国崛起的巅峰：奠立在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基础上的民族“公利”，不过是民族私欲的公有形态。随着民族私欲膨胀，沙文主义蔓延，军国势力狂热地步入扩张侵略之路。大国崛起在掠夺与杀戮中攀上巅峰。

　　——大国崛起的衰亡：巅峰上的大国傲视天下，也便成了天下的“独夫民贼”。对内，全民族为私欲的疯狂最终导致弱肉强食下的贫富悬殊，而垄断特权集团的极端私有化则激起人民的普遍抗争;对外，特权统治者在榨取世界各民族中腐败堕落，丧失活力，成了寄生虫，加上巨大军费开支的自我蛀空，最终在世界人民的围剿中颓败。

　　这是资本主义崛起的宿命：源于私欲，不断指向更大的私欲;而无止境的私欲，也便把私欲竞争的优胜者——垄断特权集团和崛起的大国，拖入衰亡的深渊。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一脉相承。

　　英国也如此。

　　18世纪是英国的世纪。“日不落帝国”创造了人类史上骄人的业绩。

　　路德宗教改革，这个在16世纪震动欧洲的革命，分明以人文主义的基督教形态呼应文艺复兴。它创造了新教崛起，而且成为德国农民革命的先声;它甚至引发了英国革命，以及法国革命、美国革命。

　　17世纪，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然而英国人民以新教精神对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深沉诉求，赋予革命以社会主义内核。“内战导致的贫困使英国的第一次革命具有社会性质，表现为‘平均主义者’运动，它要求进行真正的阶级斗争，要求革命朝平均主义方向激化。”(《“平均主义者”的宣言》，见德•加亚尔：《欧洲史》)

　　1640年，人民革命将国王查理一世推上绞刑架，宣告了封建专制体系的覆亡;而赋予克伦威尔专制君主的权杖，则明确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暴烈属性。

　　随后，克伦威尔去世，斯图亚特王朝复辟。

　　1688年，重新集结的英国人民在造反的吼声里驱逐了代表旧势力的国王詹姆斯二世，申明“复辟不得人心”;而迎请威廉三世则明确对革命成果的捍卫，明确英伦大地在革命主导下的阶级合作与社会和谐。

　　英国人建立了一个“光荣”的政治制度：革命制约了特权，投身革命的人民争得了自身地位的提升，因而，阶级关系得到调整，阶级力量对比趋于平衡;相对宽松的社会结构激发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能力，生产力得到解放，经济长足进步，创造了第一次科技革命的辉煌：飞梭、珍妮机、蒸汽机、焦煤炼铁……，强大的经济实力使英国成为世界帝国。“它的工业生产能力比全世界的总和还要大，它的对外贸易额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唐晋：《大国崛起》)

　　英国在扩张中确立全球霸权。

　　然而，“日不落帝国”横行一个多世纪，便落日西沉，风光不再。

　　霍布斯慨叹：英国帝国主义是“国家生活中的一种让人堕落的选择”，从根本上迎合“自私的攫取欲和暴力统治欲。”(见唐晋：《大国崛起》)

　　殖民地的反抗、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及军备竞赛……，这些表象后面的实质，是帝国主义的腐朽性与寄生性;它已经失去了生命活力和生存意义。“英国的一些理论家尖锐指出，帝国为资本家创造了大量利润，却对殖民地和英国的普通百姓毫无益处。”(唐晋：《大国崛起》)

　　——说到底，特权剥削的极端私有化与贫富悬殊，导致大国衰亡。

　　人类文明史几千寒热，匆匆春秋陵替，数不尽过眼云烟里屡兴屡废。激情澎湃的革命一路奏凯，却总在自我异化中悲情沦落。或有迟速之别，却是轨迹略同。英国200年兴衰，一任法国大革命20年提纯;绝世英雄拿破仑以法兰西的骤兴骤衰，为英吉利百年霸权书写下一个巨大的惊叹号!

　　18世纪，法国大革命。

　　1789年，巴士底狱被攻克，贵族特权被废除，君主专制被颠覆，国王路易十六被押上断头台……法国人民支撑起雅各宾专政施向垄断特权集团的恐怖，《人权宣言》公然昭示资本主义革命勃发的社会主义崇高。

　　为着公有制和公有观念——

　　法国大革命作为人类历史进程的辉煌坐标，严厉地审视和批判资本主义在抽象民主、自由、人权下的沦落和资本垄断集团的特权剥削。

　　法国大革命作为千古人类精神的英勇实践，扬起了被压迫人民颠覆旧世界旧制度的高傲头颅，以分明的阶级阵线申明革命扩张的必然性和法理性。国民大会宣告：法国将援助世界上所有民族推翻统治者和压迫者的斗争。

　　法国在革命扩张中崛起。拿破仑，这个被黑格尔礼赞的“马鞍上体现出来的世界灵魂”，代言历史进步和人民意志，成为法国革命的象征。“拿破仑战争是大革命的继续，拿破仑帝国是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唐晋：《大国崛起》)

　　从1792年到1814年，22年的拿破仑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打落下数不清的封建王冠，横扫了欧洲的教权体制。人民欢迎拿破仑，“被征服的国家得到‘解放’并转变为法国式的共和国……，革命原则在那里得到传播，以削弱封建制度的教会力量。”(德•加亚尔：《欧洲史》)

　　然而，赢得欧洲霸权的拿破仑，很快兵败滑铁卢，瘐死科西嘉。法国浓缩了资本主义兴衰的周期律。“拿破仑欲壑难填。……他不仅自己兼任意大利国王，还将自己的诸多兄弟分封为自己卵翼下的众多国家的国王，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家族王朝。”(唐晋：《大国崛起》)

　　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贪欲下的霸主梦，陷拿破仑帝国于四面楚歌。德国、西班牙、俄罗斯……各国人民为民族解放而战，法国人民则拒绝为拿破仑特权家族做炮灰。

　　法国沉沦。

　　从扩张到霸权再到衰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相继演绎兴衰悲喜剧;而在角色轮换里，崛起了生机勃勃的欧罗巴。

　　德•加亚尔写道：“19世纪工业发展的特点之一是大不列颠在技术、商业、金融方面的知识转移至欧洲各国。”(《欧洲史》)

　　英国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涌浪扑向欧洲大陆，引发欧洲(连同美国)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欧洲崛起。

　　欧洲在人民革命中崛起。

　　19世纪，被法国大革命激励，资产阶级革命遍及欧洲，1830年，1848年，人民起义烽烟滚滚，血与火的热流灼烤着欧洲大地，君主专政垮台，封建制度解体，资产阶级在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烈焰中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与此同时，浴血奋战的工人阶级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在自己的旗帜上镌刻下“共产党宣言”的遒劲大字，将政治诉求坚定地指向社会主义。“从1848年起，社会主义便提上了政治争端的议事日程。”(卡•兰道尔：《欧洲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史》)

　　——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内在构成。

　　1871年，巴黎公社以震撼世界的壮举，宣告了社会主义在资本世界的历史地位，更宣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开端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终结。从此，人民主权诉求成为资本家们挥之不去的梦魇，社会主义成为推进资本世界变革的原动力。

　　傲岸不屈的“公社社员墙”，以成千成万人前仆后继的血的固化，挺立起巴黎人为着公有制和公有观念之崇高理想而英勇献身的巍峨丰碑。

　　整个欧洲，向着丰碑行注目礼!

　　在注目礼中，欧洲崛起。

　　欧洲在资本主义形态下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崛起。

　　德国是欧洲崛起的象征。

　　19世纪中叶，德国结束分裂，实现统一。

　　统一的德国以“民族私利”的形态聚焦对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诉求：制约特权，普及教育，变革生产关系，缓和阶级矛盾，解放生产力，调动民众的积极性。艾•福克斯指出：德国在19世纪崛起的原因之一是，“年轻一代从一开始就要学会不仅仅为自己活着，而是为了整个民族。”(见《大国崛起》电视片)

　　社会主义对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理性之翔，不能不从民族的土地上起飞。“民族私利”的总和——“民族公利”，推动德国崛起。

　　“民族公利”促成着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德国工人运动开展合法形式的阶级斗争，扩张民主，赢得普选权;利用议会讲坛，壮大自身队伍;制约资本特权，促进社会改革与进步。19世纪末，德国“在欧洲建立了惟一的工人保险制度”;“德国首先通过社会法案，实行老年与疾病的义务保险制并且建立老年抚恤金。”(德•加亚尔：《欧洲史》)

　　阶级合作与社会和谐激发民族能量，德国成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欧洲领军。从1870年到1913年，德国工业增长46倍，产值跃居欧洲第一，仅次于美国;德国工人的收入也直线上升。

　　崛起的德国引发德意志民族的狂热;而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整体崛起的欧洲也躁动着欧罗巴众多民族的狂热。德国代言欧洲：“灿烂辉煌的物质繁荣伴随着军国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大发展，对于政治和工业成就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对未来前景的乐观展望，成为当时德国社会的普遍心态。”(唐晋：《大国崛起》)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警告成为现实：工人政党的妥协使自身成了大资本家阶级的附庸，社会主义沦为民族扩张的“跟班”。德国青年们举着“民族崛起”的招牌，高呼着威廉皇帝的“英名”，热血沸腾，舍生赴死，一头滚入争夺资源、土地与财富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

　　为私欲的疯狂，淋漓尽致地演绎着民族的资本主义崛起的根性。《新观察》透视催动德国崛起的阴冷涌流：“现今的德国人变得非常耽于声色，实利主义，而且几乎完全成了头脑空空的专业人员。他们已逐渐变得冷酷而实际，对一切不能立即增强经济力量的活动都抱怀疑态度。”(见唐晋：《大国崛起》)

　　——中国崛起的一面镜子!

　　立足于全民私欲基础上的“民族公利”，在创造崛起辉煌的激情中，迅速被物质繁荣的诱惑所撕裂。全民在为私欲的剧烈碰撞与争夺中日益精神堕落，而严重的社会震荡则成就着资本的浑水摸鱼与投机勒索，最终形成资本聚敛与集中。德国在垄断特权对民众的盘剥下，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阶级和民族大分裂。

　　在私欲的扩张中，德国衰亡，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

　　然而，曾几何时，德国竟重新崛起。

　　一战失败，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将《凡尔赛条约》强加给德国人民：战争赔款、割让土地、强占领土……，苛刻的条款无情地羞辱了德意志的民族尊严，千钧重压将德国人民的民族情绪铸成复仇的怒火：“水晶之夜”迫害犹太人的全民狂欢，宣泄着德国人剥夺犹太资本家的畸形冲动;希特勒的纳粹叫嚣，则是德意志一个民族抗争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压迫与剥削的畸形“狮吼”。

　　德国人民再次以民族形态的公有制和公有观念“抟沙成钢”，推动德国崛起;而社会主义的朦胧则赋予“民族私利”聚合的“民族公利”以新形态的崇高。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于是昂首挺胸，向着千百万欢呼的德国人，挥手引航。

　　希特勒抨击特权腐败，向人民允诺就业和面包，允诺国家独立与强大。他的演说深深触动德国人的心弦：“我国人民必须从既无希望又无秩序的国际主义中解放出来，接受一种有意识、有步骤的狂热民族主义的教育。”(见德•加亚尔：《欧洲史》)

　　——冲破帝国主义世界体系!

　　德国人民不甘被资本大亨弱肉强食，强烈呼求挣脱基于垄断资本剥削的一战后国际秩序，重建民族平等、尊重德国主权的国际新秩序。

　　然而，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内对这个“体系”的冲击，不能不患染这个“体系”的全部痼疾，不能不导致民族私欲的膨胀，乃至滚入资本主义崛起的宿命——从民族扩张到霸权争夺。

　　德国在抗争国际垄断资本压迫中再度崛起，也再度畸化为垄断资本集团为极端私利的世界争霸。德国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在战争中再度陷自身于败亡的深渊。

　　战后，德国一片废墟，欧洲满目焦土。5000万生灵的血的积淀，成为德意志民族挥之不去的精神重负。德国人民从此醒悟：拒绝帝国主义。

　　德国崛起是欧洲崛起的象征，德国衰落宣告欧洲的衰落，而德国醒悟则代言着欧洲的醒悟：欧洲进入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成为欧洲的深沉脉动。

　　欧洲帝国主义终结;美国崛起。

　　欧洲衰落了;然而是欧洲帝国主义的衰落。衰落的欧洲走在人类历史进程的前列，它俯视着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兴衰路，预言着美国霸权不可规避的沦落宿命。

　　德国衰落了;然而勃兰特总理的沉重一跪，昭示了欧洲的良心，也向世界各民族，尤其向日本昭示着借鉴、启迪和警告——

　　难道大和民族挣脱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正义诉求和顽强意志，也一如曾经的德意志民族那样，以向军国主义的畸化和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内的扩张，陷自身于覆亡之险境吗?

　　大和民族是如何崛起的?

　　19世纪中叶，随着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以及日本“国门”被西方列强的炮舰轰开而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大和民族惊醒了。

　　1860年，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奠立在德川时代的思想基础上。

　　德川时代，日本生发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德川思想家们以公有制和公有观念鼓吹和规范新生资本主义，著名的鹰山“三论”明确对“公天下”的认同：“(一)国家者，乃先祖传至子孙之国家也，非为我所私有;(二)人民者，乃属于国家之人民也，非为我所私有;(三)有为国家人民之君，而无为君之国家人民。”(见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

　　鹰山遗产“缔造了现代日本”(山本七平)。鹰山家族的崛起预演了现代日本的崛起，鹰山理念规定了明治维新的资本主义精神。

　　明治维新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推动民主运动，在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形态下张扬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睦仁天皇申明：“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宦武一途，以至庶民，须使各遂其志”，“立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条誓文》)

　　明治维新顺应民意，尊重民利，以改良的方式落实革命的诉求：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剥夺领主特权，破除等级制;普及教育，惠及广大国民;“废藩置县”，推动中央集权和民族统一。明治政府激励日本人民的积极性，极大地开发了国民智力和科技潜力;而改革开放引来西风劲吹，则助推日本尽得资本世界第二次科技革命之利。大和民族踏上崛起之路。

　　然而，资本主义民族崛起的劣根性很快爆发，日本反抗西方压迫的英雄主义，迅速异化为对私欲最大化的追逐。“在被迫忍受并试图摆脱强权政治所带来的痛苦煎熬的同时，却又充满了将这种痛苦和煎熬强加于其他国家，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急切渴望。”(唐晋：《大国崛起》)

　　专制、扩张、掠夺、杀戮、军国主义……从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财阀们为着极端私欲的贪婪，踏着成百万成千万中国人、韩国人、朝鲜人、菲律宾人、印尼人、越南人……，以及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的尸骨，向着大国崛起的峰巅冲击。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日本帝国覆亡。

　　然而，仅用了30年，覆亡的日本再度崛起;而再度崛起的日本几乎亦步亦趋，重走着德意志民族曾经的兴衰路。

　　这是日本惯于模仿的民族性之必然轨迹吗?

　　黑格尔早就说过，历史事件总要发生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我们拭目：德国兴衰的悲剧精神，怎样以日本兴衰的闹剧落幕。

　　曾经，德国人民、欧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认同“慕尼黑绥靖”，助长了希特勒的法西斯狂焰;今日，沐浴着全球一体化之民主辉光的日本人民、亚洲人民以及世界人民，岂能纵容东条英机们阴魂下的军国主义爆发!

　　毋庸置疑，日本二战后的复兴与德国一战后的复兴略同：日本绝大多数城市被焚毁，工农业凋敝，民不聊生;战败的屈辱与正常国家地位的丧失，成为千钧重压，激发“民族私利”聚合为“民族公利”的雪耻救国;而广岛和长崎的蘑菇云，更使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痛尝原子弹灾难的国家，在人民心底埋下深深的恐惧与怨恨，形成着大和民族挣脱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强烈躁动和厚重动力。

　　多难兴邦。为着民族崛起，战后的日本以对每个个体私利的尊重表达对公众利益的认同，再次以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民族形态调动起人民的积极性;而罗斯福高峰的美国精神，也以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资本主义民主形态对日本半封建土壤予以改造。在资本主义大家庭中，日本再次幸运地融入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大潮，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

　　资本主义精神助推日本崛起。日本“从封建等级与君主制……一变而为平等主义和民主主义……，发展成为社会正义观念很强的社会，成为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杨铮：《2000：世界向何处去》)

　　“民族公利”规范日本的资本主义进程：日本“有强烈地复兴日本经济的民族意识。日本政府十分重视官员的素质和以身作则精神，对于那些贪污腐化、营私舞弊的丑闻，很难给予庇护。”(杨铮：《2000：世界向何处去》)

　　以公有制和公有观念变通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成为日本的自觉。“一位日本企业家坦率地说：我们好多管理方略，学自于中国的《鞍钢宪法》。”(徐厚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探索》)

　　——学自于《鞍钢宪法》尊重工人主权的社会主义理念。

　　上下一心，其利断金。日本再次以改良的方式落实革命诉求，变革生产关系，抑制垄断特权，形成阶级合作与社会和谐的政治体制，成就着生机蓬勃的全民创业与科技创新。70年代，日本中小企业占95%，从业人员占85%，“中小企业的主人，是战后经营管理的主要承担者。”(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

　　大和民族成为资本世界两次科技革命的宠儿，创下了令世界瞠目的惊人对比：1945年，日本人均GNP仅134美元，1988年达2.3万美元。日本崛起。

　　对于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给予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变通，山本七平归结为“道”之运行：“在实践‘道’的进程中获得良心的满足，并在节俭中获得极大的精神安慰，那么，这个国家的资本积累日益增多，作为结果的利润达到世界第一就没有什么奇怪了。”(《日本资本主义精神》)

　　何谓“道”?

　　——孔子儒学。

　　尽管德川时代的思想家们以“人天一体”的理性思维，对“道”做了“人类精神”的高度抽象，但“道”的践行，在日本的封建土壤上，只能被封建思想体系即儒学之“仁”具体解析。“仁”现实地承担“道”的使命。

　　山本七平写道：日本“明治时期模仿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模仿美国……。” 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即以“仁”为核心的儒学传统。“古代日本是一个仅以中国为典范的时代。”(《日本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民主之“枝”，嫁接在孔子儒学传统之“干”上;“中西”之“合”，成明治维新之“璧”，崛起了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而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也以儒学传统异变了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对立的同一体。资本主义对“人类精神”的抽象，耀动着社会主义人人平等的辉光。而明治时代，尽管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喊出“天不生人上人，也不生人下人”的强音，表达对“人人生而平等”的资本主义精神的认同，但这种“平等观”止步于书生激愤，并非日本各阶层的共识，更未如欧美那样经过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洗礼而深入人心。

　　革命的改良毕竟是改良。从封建泥潭中蹒跚拔脚的日本，未尝经历“拿破仑风暴”般对旧体制的横扫，则不过在资本主义形态下，以对封建专制的变通，张扬儒学大统;而天皇将“平等”赐予臣民的自上而下的关怀与臣民自下而上的报恩，分明是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善的等级制在日本的践行。

　　与此相应，战后日本企业实行的“终身雇佣制”，表明企业对职工承担责任的“善”和职工忠实于企业的“善”。双方立共识于儒学传统之“仁”：无须基于资本主义意义上的“人权”，亦无须签订资本主义方式的合同或契约。

　　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对于“人类精神”的抽象，停留在儒学传统和封建意识的层面上，其“平等”与“民主”之识见，与德意志民族差着一个层次。

　　德意志民族有着黑格尔哲学——现代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厚重内涵，更历经资本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血与火的洗礼，深刻感受了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危机以及欧洲帝国主义的裂变。德国人民脉动着生产力进步的科学曙色和“人类精神”的时代呼声，以认同历史指向的自觉：拒绝帝国主义。

　　大和民族尽管在“模仿”资本主义革命中实现了崛起，但实用性的“改革”和深厚的封建遗存决定其缺乏对资本主义革命的本质认同，尤其缺乏对资本主义内涵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领悟;而游离于大陆之外的岛国危机感，更使其“民族公利”难于挣脱“民族私利”的牢笼，难于实现“人类精神”的社会主义升华。日本不能摆脱“帝国梦”的魔魇。

　　日本期待挣脱二战后形成的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成为一个完全主权的国家;然而却自缚于这个“体系”之内，以帝国主义思维冲击“体系”。于是，膨胀的私欲发展着弱肉强食的两极分化以及资本巨头的特权专制，民主被践踏，民族被撕裂，军国主义复活，侵略扩张，虎视眈眈，争霸世界，蠢蠢欲动。

　　曾经，希特勒利用英、法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祸水东引”，在防范苏联的摇唇鼓舌中，突发“闪电”之击将英、法“体系”无情撕裂;而今，日本军国主义利用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亚太战略”，以向邻国扩张和战争叫嚣的畸形态，借助这个“体系”扩张自身，积蓄着撕裂“美国体系”的恶魔的凶狠。

　　日本能够成为新的世界霸主吗?

　　曾经，纳粹德国以一道畸形闪电的强耀亮，宣告了欧洲帝国主义的覆亡;今天，日本的帝国梦虽“色厉”却“内荏”，终将在冲击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癫狂中，加速这个“体系”的崩溃并为之陪葬。

　　公有制和公有观念不为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导航，民族崛起便一定畸形化而终归梦断黄粱。这是资本主义崛起的宿命：也是日本崛起的宿命。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日本!

　　不仅如此。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世界。社会主义是人类深陷资本危机中的希望之光。

　　社会主义曾经救苏联。

　　20世纪，苏联崛起。

　　苏联是人类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崛起。

　　十月革命赋予公有制和公有观念以至高无上的地位，资本主义“人人生而平等”的抽象被具化为社会主义“消灭特权”的实实在在的措施。苏维埃政权倾诉心声：“使技术人员、监工、会计以及所有公职人员所领的薪金不超过‘工人的工资’，使他们受武装无产阶级的监督和领导。”(列宁：《国家与革命》)

　　布尔什维克将资本主义形态的“民族公利”提升到社会主义层面;列宁关于“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电气化”的形象前瞻乘公有制生产关系的翼舞，激励苏联人民提升主人自觉，意气风发地投身第二次科技革命，他们迸发生产积极性和惊人的创造力，将满目疮痍的俄罗斯大地，迅速打造成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甚至纳粹侵略者的“焦土”式摧残，也阻挡不住苏联崛起的铿锵步伐。

　　共产主义扩张推动苏联步入巅峰;然而，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大潮前，巅峰苏联却被迎头劈碎。

　　为什么?

　　因为，资本世纪的民族崛起，不能不是资本主义崛起。苏联是社会主义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崛起。

　　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进步的重要推力，也是颠覆社会主义的危险敌手。传统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赋予资本主义的巨大向心力，已经在斯大林时代聚起一个红色特权集团，从内部销蚀社会主义;而赫鲁晓夫以降的几代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尽管一再试图褫夺特权，向人民利益倾斜，但最终败绩，自身也滚入特权集团之中。

　　国家资本主义成为官僚集团极端私有化的温床，特权阶层顶着社会主义的“官帽”将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异变为“伪公有制”的资本剥削关系，成为生产力进步的严重阻力。

　　在垄断资本的重压下，人民权益被剥夺，劳动者的创造热情被扼杀，整个社会的内在能量被压抑，苏联社会陷于停滞。戈尔巴乔夫作结：“国家充当了垄断所有者的角色，变成了官僚阶级进行绝对统治的工具，而生产者则失去了主动行动和表现事业性的可能。”(《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

　　苏联向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大潮，望洋兴叹。

　　任何民族，没有社会主义精神就没有崛起;而崛起的民族抛弃社会主义导向，必然滚入私欲泛滥和特权压迫的泥潭，陷自身于覆亡的绝境。苏联巅峰之攀，为“社会主义异变”生动写照：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社会撕裂;“民族公利”向“民族私欲”倾倒，“共产主义扩张”向“霸权扩张”畸变。

　　——中国崛起的前车之鉴!

　　苏美争霸，主宰了一个时代。而“苏攻美守”的咄咄逼人，也终于使苏联在世界人民的抗争中，从巅峰处跌落。

　　苏联解体，美国独霸天下。

　　美国走过一条怎样的崛起路?

　　18世纪，《独立宣言》以“人人生而平等”的社会主义抽象，给予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世界以恒久的动力。华盛顿、杰斐逊……，一代伟人，兀然挺立。

　　19世纪，《解放黑奴宣言》以“种族解放”的形态，表达人民的社会主义诉求。马克思甚至在为第一国际起草的祝词中，赞扬林肯总统是“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见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

　　20世纪，罗斯福制约资本特权，向人民主权倾斜，走出资本世界大危机，成为二战战胜法西斯的中坚。中国学者傅斯年从遥远的东方感知罗斯福“新政”：“温和而有效的社会主义成分。”(《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

　　公有制和公有观念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变通，激发美利坚整个民族的积极性。美洲大地生机勃发，不但与德国并行成为第二次科技革命的领头羊，而且成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策源地和领军。

　　美国崛起。

　　美国崛起代言整个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资本世界的崛起。

　　资本世界是如何崛起的?

　　二战，人民赢得了胜利，也赢得了主权的提升;人民对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诉求，开启了欧洲复兴之路;而罗斯福精神主导下的美国，则以“马歇尔计划”助推欧洲经济恢复的新模式，改变了一战后向战败国苛刻索取的强盗行径。

　　美利坚民族众望所归。联合国以对公正平等的共识构建“布林顿森林体系”和世界银行，将资本主义形态下的社会主义诉求，付托于美国对世界的领导。

　　美国如何领导世界?

　　东欧：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基于“实现最大的社会公正……东欧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均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刘吉：《碰撞三十年》)

　　西欧：“比利时、法国、意大利或英国的左派政府实施经济国有化政策，苏联变成了榜样。”(德•加亚尔：《欧洲史》)

　　苏联的共产主义实验“对欧洲国家在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对发达工业化世界内部的民主化以及社会福利提供的增强也同样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正是对布尔什维克‘传染病’和‘瘟疫’的恐惧才促使重要的西方国家引入广泛的改革。”(弗•哈利迪：《革命与世界政治》)

　　——资本主义改革：对社会主义的借用或变通。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提出了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十条纲领。西方国家在没有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情况下，依靠国家政权的干预，把这些纲领的大部分付诸实施，如征收累进收入税，实行交通、通讯国有化，提高企业国有化程度，实行教育机会平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等。”(赵敦华：《当代英美哲学举要》)

　　不仅西方国家;亚洲众小龙的腾飞同样彰显社会主义以别样形态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蓬勃生机。“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泰国发生的迅速变化，与其说是一套技术及经济管理政策的反映，不如说是对中国内地、北朝鲜及越南的革命共产主义的推进所形成的战略和政治挑战的反映。”(弗•哈利迪：《革命与世界政治》)

　　与此同时，风靡全球的民族解放运动争相向社会主义巨流汇拢。亚非拉新兴国家接连掀起国有化风潮，大批企业收归国有，私有制遭到重创。

　　资本主义模仿社会主义变革自我。公有制和公有观念促进资本世界崛起。

　　罗斯福在资本主义形态下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奠定了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地位，也规定了美国领导世界的“底牌”。

　　然而，“底牌”被抛弃。

　　在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框架内，无论美国崛起，还是资本世界崛起，都无法避开自身的宿命。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很快背离罗斯福精神，美国领导下的整个资本世界也很快开始了对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逆反。

　　在美国，国有企业大批地易手为垄断资本集团的私产，人民的膏血迅速育肥一个大资本家特权阶级。

　　在西欧，无论资产阶级政党还是工人政党，争相上演管理阶层借国有之名掠夺国有资产的丑剧。

　　在苏东，公然鼓胀起一个“公有制”名义下的红色特权阶层，以极端私有权侵吞全民财富。

　　在中国，毛泽东以忧郁的目光注视着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难以阻遏的“公有制”异变。

　　这是资本世界，哪怕你真诚地捧出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一片冰心”，抑或前仆后继地献身社会主义革命的英勇牺牲，都不能不受制于资本聚敛与集中的铁律，一任特权垄断与资本剥削在社会进程中坐大。

　　——“伪公有制”，难道是资本世界对社会主义胜利进军的强力报复?

　　这是何等阴冷与酷毒的“报复”!

　　利比亚总统卡扎菲狼狈饮弹，曝光这个“报复”：当他高昂社会主义之旗，以小国之躯抗争西方强权时，他赢得人民，成为阿拉伯世界的英雄;当他堕入“国有化”招牌下的专制腐败，沦为特权阶层极端私有化的卫护者，便无法规避资本主义崛起的宿命而终于失去人民，转瞬之际，灰飞烟灭。

　　卡扎菲悲剧的“豹”之“一斑”，足窥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之“全豹”的前世今生：从张扬公有制和公有观念中崛起，到向垄断特权极端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畸变中衰亡。美国及其领导的资本世界日益加深资本掠夺，扩大贫富悬殊，压抑世界人民的积极性，阻碍生产力进步，已经沦为人类发展的沉重桎梏。

　　历史呼唤革命。

　　20世纪60年代，革命蜂起。

　　从西欧、北美、日本的学生、工人运动，到东欧的“布拉格之春”，再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东、西方掀起了讨伐特权极端私有制的第一次世界性社会主义大革命。

　　毛泽东说：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演习;实际上，20世纪60年代世界性社会主义大革命同样是一个演习。

　　——这是资本主义形态下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人人生而平等”!资本主义革命原则的重张，成为个体权益激情躁动的原动力;每个人私利的总和，汇聚为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世界同呼，猛烈地冲击极少数人的特权极端私有，豪迈放飞了资本主义形态下的社会主义内涵。

　　欧美是这场大革命的现实写照——

　　大革命推动私有化运动，张扬对个体权益的尊重和鼓励，变革生产关系，促进阶级合作与社会和谐，从而解放生产力，激励人们创造财富的热情和创新精神，将萌生于美国的信息革命，迅速发展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大潮。资本世界崛起。

　　苏联是这场大革命的被动承受——

　　镇压“布拉格之春”，暴露共产主义光圈下“伪公有制”的僵化;只是人民抛弃苏联共产党特权体制并经历解体伤痛之后，才重新以对全民私有权的认同，融入第三次科技革命巨流。俄罗斯复兴。

　　中国是这场大革命的本质昭彰——

　　“文化大革命”公然申明人民主权对特权剥削的颠覆;然而，官僚体制和“伪公有制”却以对革命的销蚀，加剧生产关系的畸化及其对生产力的阻碍，只是改革开放果敢认同和鼓励全民私利，形成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别样形态，才激发中华民族的积极性，飞身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时代列车。中国崛起。

　　中国崛起是社会主义形态的资本主义崛起;是苏联崛起的火炬接力。

　　然而，中国崛起一开始便承受苏联解体之阴影的困扰：曾经，苏联从“伪公有制”之特权压迫的“虎穴”中脱身，却一头扎进“私有化”之强盗资本家血腥咬啮的“狼窝”……

　　中国如何为苏联解体破题?

　　毋庸讳言，人民革命推动了资本世界的私有化运动，私有化大潮则以全民私利对特权极端私利的冲击，变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促进了资本世界的崛起。然而，私有化大潮狂暴助推私欲泛滥，鼓动为私欲的残酷竞争和弱肉强食，迅速加剧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导致社会严重失衡。

　　资本世界将自己的丑陋面目大白于天下。“358名亿万富翁拥有的财产，相当于25亿人即几乎世界上一半居民的所有财产。据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关于人类发展状况的报告，世界上1/5最富有的人消费着商品的86%，而世界上1/5的穷人只消费着商品的1.3%，几乎只有30年前的2.3%的一半。世界上最富有的三个人拥有的财产，竟超过48个最不发达的国家。”(魏巍：《在新世界的门槛上》)

　　私有化大潮黄汤漫漫。“覆巢之下”，“国有化”的法理依据被颠覆，“公有制”的组织架构被拆毁，“公有观念”的精神主导被销蚀，社会主义全面退却……。随着“华盛顿共识”取代“布林顿森林体系”，以及“自由市场经济”敲碎“民族、民主、民生”的壁垒，特权阶层便“破蛹化蝶”尽得春风之舞，官僚集团则“潜龙出渊”纵享海阔之翔;大资本家阶级扯掉一切“装潢”，甩脱全部制约，重新做成了巧取豪夺的“强盗资本家”。

　　这是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悲剧!

　　“美国政府……竭力使自己原封不动地届届相传，可是每届却都丧失掉一些自身的诚实和正直。”(梭罗：《美国读本》)

　　美国政府羽翼下的大公司“CEO们的贪婪已达登峰造极，甚至无需任何经营业绩的虚饰，他们为自己支付巨额的薪酬。”(格•伊斯特布鲁克：《美国人何以如此忧郁》)

　　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已经堕落为剪径打劫的寄生虫。“旧金山商学院教授理查德•普提络指出，在美国证券法之下，上市公司应将股东视为他们的皇帝，董事会应是挥剑保护股东的骑士，而经理们则是执行命令的奴仆。而实际上，经理们反成了挥金如土的皇帝，董事会成了阿谀奉承来换取薪酬的弄臣，而股东们则成了其财产随时会被管理层掠夺的佃农。”(格•伊斯特布鲁克：《美国人何以如此忧郁》)

　　——资本世界的悲情写照!

　　——中国崛起的悲情写照!

　　现实呼唤革命!

　　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大革命的世界性演习，为21世纪留下深深刻痕;21世纪正在执行20世纪的遗嘱，扩展人民主权，制约资本特权，在科技革命之潮中，变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的世界性崛起。

　　18世纪，第一次科技革命，资本主义崛起，同时展开社会主义之旗。

　　19世纪，第二次科技革命，欧洲帝国主义崛起，随即宣告自身的终结，向民主社会主义迈进。

　　20世纪，第三次科技革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崛起，则开始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向社会主义全球化的转化。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对立中同一。全球资本化意味着全球社会化：资本主义输出资本垄断和资本专制，同时输出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及社会主义对民主、人权与法制的诉求;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政治体制、文化观念向全球蔓延，与其伴生的社会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政治体制、文化观念也在资本形态下向全球蔓延。

　　科技革命，强力助推全球一体化——

　　第一次科技革命，吹响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号角。

　　第二次科技革命，迈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军脚步。

　　第三次科技革命，形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向巅峰的冲击。

　　这是帝国主义霸权的巅峰冲击!

　　美国总统布什宣言：“美国人拥有并意图保持不可挑战的军事力量”;激进的美国政客们宣言：“美国宪法不容屈服于任何更高一级的法律，例如国际法;也不允许把主权转让、共享或委托给任何国际组织。”(见杰•里夫金：《欧洲梦》)

　　联合国安在?“所有的国际公约和承诺，沦为美国主权的附庸，而美国主权将成为其他国家行为的终极裁判。”(杰•里夫金：《欧洲梦》)

　　当美国不经过联合国侵犯一个国家时，它是不是恶意破坏了它曾立主确立的战后体系?而日本军国主义对战后体系的嘲弄和冲击，如何不理直气壮?

　　这种破坏和冲击，意味着二战后世界体系已经从勃勃青春进入垂暮之年。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放纵，事实上认同了二战后国家间规则的崩溃或濒临崩溃。

　　这是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危机。

　　列宁说：“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这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一国革命如此，整个资本世界的革命也如此。

　　今日世界，衰落的美国霸权已难于承受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之重，上层集团统治不下去的威胁已经频频出现;而被垄断资本集团残酷洗劫的世界人民同样难于承受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之重，各民族正以“地区一体化”、草根组织……的积极自为，争取和创新人类的未来。

　　布热津斯基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从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力量的状况越来越不相协调。因此，美国不仅是第一和唯一的真正全球性超级大国，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见唐晋：《大国崛起》)

　　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步入衰亡!

　　北京市写作学会 薛遒

　　【本文摘自美国学术出版社2015年3月版《中国：21世纪宣言(世界篇)》，manu@academicpress.us 标题略有变动】

　　中国能领导世界吗?

　　引言：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割让台湾、澎湖

　　等岛屿，赔偿白银约2亿6千万两，这笔款是日本年度财

　　政收入的4.87倍。“若非骤然暴富，日本所谓‘崛起’必不

　　知猴年马月，料应无力于40年后发动那场把中国搅得天翻

　　地覆的全面侵华战争。”

　　(李洁非：《生逢其世，身不遇时》)

　　20世纪中，日本侵华战败。中国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强索日本赔款，则为崛起奠基，是不用怀疑的。

　　然而，毛泽东、周恩来大手一挥。将赔款尽数抹掉。

　　八年抗战，被战火荼毒的是大片中国国土，也有大片日本国土;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是成千成万中国人，也有成千成万日本人;满目疮痍的是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也有日本的城市和农村。

　　谁制造了战争灾难?

　　是资本垄断特权集团和他们的军国主义战争罪犯。

　　谁承受战争的最大苦难?

　　人民!

　　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难道不能相帮相携，却要把自己的富裕与崛起建筑在对方的血泪和痛苦上吗?

　　书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世界人民大团结”不是招牌，那是共产党人心境的自白，那是中华民族灵与肉的承诺。

　　——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者独领此风骚，人类共产主义运动独领此风骚。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共产党宣言》)

　　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

　　列宁鼓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人民掉转枪口将子弹射向本国沙皇和特权统治者，废除民族关系中对俄国有利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甚至提出在边界争端中为各民族的团结而主动让步：“我们应该正是在民族这个比较不重要的问题上(对国际主义者说来，国界问题是次要的，甚至是极其次要的)实行让步。”(《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

　　这又是何等博大的胸怀!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彼得问：“我兄弟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70个7次。”(《新约•马太福音》)

　　释迦牟尼佛光普耀：“人心均平，皆同一意，相见欢娱，善言相向……人民大小皆同，一向无若干差别也。”(《弥勒经》)

　　马克思精神，列宁精神，毛泽东精神，岂不就是耶稣精神和佛陀精神?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岂不就是表现为无产阶级领袖形态的耶稣和佛陀?

　　这是人类精神。它燃亮历史进步的航灯，古今相续，砥柱中流。

　　然而，任何精神都不能不经受社会现实的洗礼并与之共振。

　　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兹•布热津斯基感受“共振”。他说：“20世纪下半叶，我们几乎所有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基督徒、民族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我们对此浑然不觉。”(《世纪之交：美国在信息时代的作用》转引自罗•麦德维杰夫：《俄罗斯向何处去》)

　　基督徒将“福音”寄托于崇高的空想和人类精神的抽象。

　　马克思将“学说”奠基于辩证史观和社会主义的科学求索。

　　民族主义呢?那是资本主义的政治表达。“现代政治的基本假定是，政治应该是民族的。”(米塞斯：《自由主义或和平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引自夏中义：《人与世界》)

　　三位一体!

　　历史与现实对立同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同一，全球化与民族化对立同一。具言之，马克思主义为基督精神展现科学之光，社会主义成为变革资本主义的强劲动力，全球化趋势则导引民族主义的升华。

　　然而，这一切却不能不蕴含于民族主义的能量爆发。

　　民族主义是资本世纪的主题，是一切民族基于深厚底蕴的强劲政治诉求;它规定着政治的资本主义属性：现代政治=资本主义政治=民族政治。

　　民族之间为资源为领土……的利益之争，一般地成为阶级斗争在资本世界的政治形态。周恩来曾以深刻的忧患意识道白这个“形态”：“你能设想一下吗?苏联军队直插黄河北岸，美国人打到长江南岸，同时，日本侵入并占领山东的青岛，印度也参加进来并占领西藏。……我们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同时迎击四面来犯之敌。”(见迪•威尔逊：《周恩来》)

　　人类社会不能从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脱身，民族国家便不能不肩着相互戒备、相互争夺的重负;资本世界不被颠覆，则精神无论怎样博大，都不得不向着民族的自我认同而垂首。

　　民族自我认同是资本世界运动的轴心，不管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怎样试图甩脱这个“轴心”，也不管工人阶级国际合作怎样试图超越这个“轴心”，都不能不受这个“轴心”的制约。

　　资本主义国家受“轴心”制约，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受“轴心”制约。

　　严格地说，社会主义国家不过是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社会形态。它无非“资本世纪”的构成，它不能不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捍卫民族利益乃至投身资源和领土……之争。

　　曾经，列宁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斯大林更以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助推各国人民革命，一度搅得资本世界寝食难安，以至引发丘吉尔的“铁幕”宣言。

　　毛泽东也不逊色。

　　青年毛泽东抒发“世界主义”激情：“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色彩的。……我以为固应该有人在中国做事，更应该有人在世界做事。如帮助俄国完成它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着南洋独立……”(《致蔡和森》)

　　晚年毛泽东付激情于行动。1965年，他“不顾脆弱的外交关系，积极支持起泰国、缅甸、马来亚等国共产党建立武装”，协助泰共建立根据地，鼓动老挝组织一支队伍打到泰国去，鼓动缅共来中国境内招兵，甚至中国军队竟与缅甸政府军发生战斗。(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然而，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红色扩张却终究难以为继，很快迈出了向一般民族国家回归的现实步履：苏联崛起成为斯大林生命的主旋律，中华崛起成为毛泽东深沉的遗愿。

　　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实现自我的进程，内在着一条向前延伸的民族国家与民族崛起的必然之链。

　　因为，只有一个民族乃至一切民族真正独立自主足以让世界听取它的声音的时候，它的生存呼求和正义主张，才不至于被强权狞笑的唾液淹没于无形。

　　毫无疑问，民族主义有着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民族运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运动，它的命运自然和资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只有资产阶级灭亡，民族运动才会彻底灭亡。”(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今日世界是资本世界，也是民族运动的世界。

　　曾经，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以向教皇体制的猛烈冲击，颠覆封建特权，推动国家独立，创造了资本主义政治的光荣。“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国革命所推动的。”(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

　　法国革命举起了人类精神的旗帜。“民族性原则最初并不是指向其他民族的利剑，它是针对暴君的……，民族性原则与世界公民心态之间没有冲突。自由的理念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主义的。”(米塞斯：《自由主义或和平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引自夏中义：《人与世界》)

　　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家为民族运动设定的世界主义底蕴，赋予民族主义鲜活的生机，源源不绝地生成着抗争特权剥削弱肉强食的冲击波，日益深重地动摇帝国主义世界体系。

　　显然，各民族为在资本世界的生存，不能不抗争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掠夺;而这个“抗争”也便作为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必然地“分有”帝国主义，即各民族为着自身利益，以“帝国主义”抗争帝国主义。

　　鲁迅曾以被压迫人民思想家的深邃和战斗者的决绝，尖刻地表达这个“抗争”：“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而已集•略说中国人的脸》)

　　鲁迅率先“带些兽性”，向着“吃人”的旧世界发出“旷野的狼嗥”。

　　——置身垄断资本集团的群“狼”围剿中，不“分有”狼的野性，如何有民族生存和民族崛起!

　　——直面帝国主义霸权为着资本全球化挥起的屠刀，谁能说民族抗争、民族运动、民族主义……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动力?

　　法国《科学与生活》月刊曾为各民族投身资本竞争的无奈而哀叹：“这场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较量中，已没有好坏之分、善恶之分，只有输赢之分。各国都想巧妙地从这种激烈而困难的较量中脱身，让其他的国家去厮杀。”(转引自陈乐民：《20世纪的欧洲》)

　　为资本世界的真实写照!

　　在私有制被资本垄断激发出最后疯狂之时，各民族国家被迫绷紧每根神经，卷入生存竞争。于是，人民福利让位于军备竞赛，和谐发展屈服于资源掠夺，生存危机感使民族与民族间成了几欲相互吞噬的狼。

　　然而，只有当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都分有了“狼性”，才能建立狼群世界的公正法则，才会有对平等善良的认同与确立，才可望“人性”的回归。因此，“没有好坏之分、善恶之分，只有输赢之分”的背后，分明是正义对邪恶的战争，是人民主权之“善”对垄断剥削之“恶”的战争，是民族独立之“好”对帝国主义掠夺之“坏”的战争。

　　——民族运动的本质，归根结底是阶级斗争。

　　民族运动是资本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对立同一体。它捍卫民族利益，明确资本主义属性;它以对人民主权、民族主权的诉求冲击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构成。

　　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向社会主义全球化转化的枢纽。确立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本质要求;而民族国家的内在指向——彻底的民族独立与民族平等，则是社会主义全球化的开端。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畸形爆发。它以畸形扩张和畸形掠夺催唤民族觉醒与民族独立，推动资本主义向各落后民族普及和彻底实现;反过来，资本主义普及和彻底实现，则鼓舞觉醒的民族合力敲响帝国主义的丧钟，唱响社会主义全球化的晨曲。

　　事实上，早在俄国十月革命之际，民族运动便开始从资本主义运动向社会主义运动转化。20世纪中叶，遍及欧、亚、非、拉的人民民主革命，以社会主义形态或资本主义形态乃至封建形态，汇聚成社会主义运动的世界之潮。

　　苏联解体，苏东的民族主义运动挣脱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链缚，以资本主义形态，演绎人民革命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自为。

　　西欧更走在人类历史进程的前列。它曾打碎自我，最大程度地张扬民族主权，随后又率先开始了“一体化”的探索。“西欧的‘民族国家’发展的最完备、最充分、历史最长，也最具有现代特征。这是‘一体化’得以在这个地区推行的不可缺少的条件。”(陈乐民：《20世纪的欧洲》)

　　西欧聚散离合，明确着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在一体化中的基础地位，为人类步入世界大同展示现实之路：“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普世的文明，有的只是一个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而每一个文明都得学习与其他文明共存。”(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不同文明共存与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彻底实现，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彻底完成。建立在各民族平等自愿基础上的“一体化”，意味着对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否定，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全球化向社会主义全球化的转化。

　　西欧启动这个“转化”。它开始了民族消亡的实验，它以一体化进程深化自身的“后资本主义”属性和对社会主义的诉求。

　　然而，社会主义不是一国、一个地区乃至一个洲可以单独实现的。“后资本主义”依然是资本主义。实验的西欧不能挣脱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有待于世界各民族的独立与崛起。

　　世界各民族以不同形式响应西欧。上合组织，金砖国家，阿盟，东盟，非盟……各民族平等合作自保自强，已成蓬勃之势。全球一体化进程蔑视霸权的猖獗，人民主权、民族主权以不可阻遏之势为自我实现开拓道路。

　　中华春秋时代，800诸侯向战国七雄聚合以战争征服为主;今日天下，各民族国家向地区一体化的进步则诉诸利益组合。这种组合尽管不乏战争征服和强权因素，但其深厚处，则是对个体、民族、国家的尊重以及在互相尊重中的融合。

　　民主大潮在资本主义形态下，强力变革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格局和竞争规则，并将摧毁旧体系，以新体系取而代之——社会主义全球化!

　　民族政治是资本主义政治。社会主义把彻底实现资本主义政治及民族政治看做自己的基本任务——民族独立!民族富强!民族崛起!唯如此，才有世界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的合作、协商与共同富强，才有世界一体化。

　　哈维尔剑指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我们必须思考，是否绝对有必要，允许一个国家——即使只在理论上——有权否决世界所有其他国家。”(《论国家及其未来地位》)

　　列宁昂扬着共产主义者的豪情：“任何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都打算使本民族取得特权，或者使本民族获得特殊利益，……无产阶级反对任何特权，反对任何特殊地位。”(《论民族自决权》)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特权或特殊地位，如何不令世界其他国家“道路以目”?

　　那么，中国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显赫，高扬列宁的豪情和哈维尔的思考，该是一项多么伟大多么急迫多么光荣的使命!

　　世界对中国寄托希望——

　　美国学者杰•里夫金说：“拥有丰富、多样历史的中国人民，能够……为全人类的真正世界主义梦想，做出怎样的贡献?……毫不夸张地预言：正在廓清的欧洲思想框架同中国思想框架之间的交融，将会对全人类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欧洲梦》)

　　英国学者汤因比说：“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因为中华民族有着逐步培养起来的世界精神。”(见余金成、王兰垣：《社会主义走向振兴的世纪》)他甚至说：“中国如果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见姜广辉：《理学与中国文化》)

　　匈牙利学者包•约瑟夫说：“今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命运如何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取决于中国能否在顺应人民意志的情况下，建立一种对其他国家人民也有吸引力的现代社会主义。”(见杨铮：《2000：世界向何处去》)

　　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说：“与其说中国人是有对外推行征服主义野心的民族，不如说是在本质上希望本国平和安泰的稳健主义者。实际上，只要不首先侵犯中国，中国是从不先发制人的。”他寄语：“从两千年保持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有资格成为实现统一世界的新主轴。”(见余金成、王兰垣：《社会主义走向振兴的世纪》)

　　——中国领导世界!

　　美国学者尼•盖耶特期待中国崛起：“这也许只是一个国家超越另一个国家的历史时刻;或许是一个机会，一个以真正平等的国际社会取代特权和霸权危险的机会。”(《又一个美国世纪吗?》)

　　美国学者彼得•圣吉展望“中华世纪”：“你们会不会步入工业社会的后尘?物质愈富足，就愈唯我独尊，傲视于自然秩序之上?你们会不会牺牲社会来发展经济?你们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不择手段的剽窃自然、以非永续性及危害后代的方式发展的社会?或者，你们会找出一条新路?”(《为人类寻找一条新路》见《北京晚报》2002年12月15日，35版)

　　中华民族如何“为人类寻找一条新路”?

　　——中华崛起!

　　中华民族置身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如果不能崛起为强有力的经济大国、科技大国、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就无从承担世界的希望。

　　因此，无论喧哗多少“谣诼”，拼搭多少“岛链”，乃至多少“威迫”、多少“封锁”……中华民族不能停下强民、强军、强国的前行步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马克思)

　　那么，“走自己的”什么“路”?

　　中华民族不能像曾经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苏联、日本、美国那样，在侵略扩张与争霸世界中崛起。

　　中华民族只能走社会主义崛起之路。它的唯一指向：发展并依凭强大的经济、科技、政治、军事力量，热烈地主张世界各民族的独立、平等和共同利益，引领世界各民族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崛起。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社会主义崛起之路：“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

　　2011年9月，中国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针对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博弈规则，以社会主义原则倡扬世界各民族互尊互重，创造“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和谐世界”，表达中国“为人类寻找一条新路”的坚定决心。

　　千金一诺!

　　那么，中国的诺言能够取信于世界吗?

　　事实严酷：中国不汇入资本世界，便不能崛起，甚至不能生存。改革开放是中国进步之路。

　　事实同样严酷：汇入资本世界，便不能不受制于资本弱肉强食的竞争铁律：“一旦垄断组织得以进一步影响和控制政府，并在实际上支配内政与外交时，就会强烈要求按资本和实力重新瓜分世界，促使国家走上向外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唐晋：《大国崛起》)

　　中国能够挣脱这一“铁律”吗?

　　有人担心：“在21世纪初期，美国可能面临的最大危险前景是中国成为东北亚的潜在霸权国。”

　　有人断定：“富裕的中国不可能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而将是一个决心获取地区霸权的雄心勃勃的国家。”(以上见唐晋：《大国崛起》)

　　有人论证：“浅显的现实政治表明一个巨大的前途无量的国家倾向于向其周边释放力量。”(英国《经济学家》，转引自孙恪勤、崔洪建：《遏制中国》)

　　这并非无的放矢。君不见，资本世界的民族崛起，哪一个大国没有踏上霸权争夺之路?

　　立足于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固然鼓舞一个民族为崛起的激情，也必然助推这个民族为私欲的狂热;而私欲膨胀和为私欲的竞争，则必然崛起资本特权集团，滋生霸权争夺的冲动，将扩张的魔爪伸向世界。

　　中国能够制约资本特权集团吗?

　　曾读到网络上一段话：我们常常会抱怨，美国为了维持霸权极力遏制崛起的中国，韩国狭隘的国民性格，日本不尊重历史，印度挑战中国的亚洲大国地位……但如果从反思自己的行为方式入手，我们得到的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

　　中华民族应该反思。鲁迅告诫：“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种族，祸哉祸哉!”(《热风•不满》)

　　“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和谐世界”的宣言，掩盖不了中国社会为资本的争夺，掩盖不了特权阶层向劳动人民发动的“战争”，也掩盖不了贫富悬殊对社会对财富对人的心灵的扭曲。

　　一个金钱至上、私欲横行的国家，如何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嘲弄?一个被两极分化所撕裂的民族，如何不饱尝资本特权集团所施加的侮辱与蹂躏?而中国人民的“人性”、“人本”、“人道”，又如何不被弱肉强食与巧取豪夺肆意压抑?

　　进而言之，一个剥削本民族同胞的资本垄断集团，如何不把贪婪的魔爪伸向别的民族?一个不能制约特权掠夺的国家，如何不把扩张的野心推向世界?

　　世界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你在国内都无法和谐，谁又相信你对于世界和谐的真诚?

　　马克思、恩格斯写道：“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共产党宣言》)

　　反之，人对人的剥削横行恣肆，民族对民族的剥削能够消灭吗?民族内部严重阶级对立，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能够消失吗?

　　事实上，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内，不会有“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和谐世界”，资本主义大国崛起也不会偏离两极分化、侵略扩张直至霸权衰亡的轨道——资本特权集团的扩张野心必然畸化民族崛起，将其引入夭折的危机。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世界!

　　今日世界，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呼求全球一体化的价值观;而以“自我”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严重阻力。冲破这个“阻力”，是历史进程赋予中华崛起的崭新时代特色：以社会主义价值观转化资本主义价值观，以提升人民主权、惩治特权横行、制约资本剥削、扭转贫富悬殊的真诚作为，向世界做出光辉的示范。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让中国取信世界!

　　邓小平说：“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邓小平思想年谱》)

　　邓小平说：“如果我们……是共同富裕，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无为而无不为。

　　中国领导世界是“非领导”的领导，是以“天下为公”的情怀和全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务实，引领对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变革。

　　反之，如果中国自身放任特权跋扈，社会严重不公，那么，让日本、美国、欧洲乃至世界人民相信你不扩张、不争霸，是不可能的。

　　应该说，无论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环境，中国已经不具争霸的条件。《人民日报》清醒断言：“横行过几个世纪的殖民主义已经寿终正寝，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也到处碰壁。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大国都要受到客观形势的制约，不可能为所欲为。所以，不称霸不单是中国真诚的主观愿望，也是客观环境使然。”(《中国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与进步》1995年12月12日)

　　什么客观环境?

　　曾经，中华民族春秋战国时代，新兴私有制以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全面取代衰落的伪公有制为自己“正名”，“霸权”作为私有制的极端形态逐鹿中原。诸侯争雄，五霸相凌，最终秦王朝荡平天下，四宇归一。

　　如今，21世纪尽管依然处于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不可一世的资本世界，尽管诸多国家尚未完成资本化，资本主义向世界的进军尚未完结，资本主义还有广阔的空间。然而，私有制衰落之势已成，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滚滚地火，已经在全球一体化的推动下，成为历史进步的强劲动力。民族主权、人民主权作为公有制为自身开辟道路的利器所向披靡。“霸权”强弩，势已成末。

　　顺势而事成。借用古语：“霸道”已矣，“王道”方兴。只是这个“王道”，绝非帝王、总统、首相、主席们自上而下的赐予，而是人民的自为。

　　世界各族人民“自主自为”，便为自愿互利的全球一体化创造了条件。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体化：“我们是彻底的国际主义者，我们努力争取一切民族的工人和农民的自愿联盟。”(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

　　中国领导世界，基于对社会主义的忠诚——

　　毛泽东嘱咐：坚持社会主义方针，坚持人民主权，真诚地尊重世界人民，“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见梁柱：《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

　　邓小平寄语：“衡量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要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做更多的贡献。”(《邓小平思想年谱》)

　　中国在资本世界崛起，不能不认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不能不发展资本关系，不能不尊重资产阶级的法理地位;然而，如果放纵资本，任由垄断特权制约人民主权，将社会主义主导畸变为资本主义主导，那么中国必然被资本扩张无止境的贪欲导入军国主义歧途，沦为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附庸，或者在全球霸权争夺中滚进衰亡的泥潭。

　　只有中国制约自身的特权垄断，才能让世界人民相信中国“和平发展”的诺言;只有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主导，才能以对人民主权的扩张赢取世界信任;只有世界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示范的认同，中国才能将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战略包围化于无形，引领资本主义全球化向社会主义全球化转化。

　　中国领导世界，基于对世界主义的忠诚——

　　邓小平以人天一体的宏观意识和大国胸怀的政治机智，具化列宁思路，将世界主义置放于资本世界的现实平台：“世界地图上，南沙群岛历来被划为中国领土，解决这些问题，一种办法是中国按照历史，收回这些领土。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是否可以避开主权，采取与南沙群岛有关的国家搞共同开发的办法。中国是一个大国，要解决这些问题总要有点新的办法。”(《邓小平思想年谱》)

　　从“一国两制”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邓小平开拓出“新的办法”;他期待中华子孙以平等友善待世界各民族之胸怀，为着社会主义的世界一体化，开拓出更多更好更实用的“新的办法”。

　　中国领导世界，自反思始——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宣言毛泽东主义：“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如果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必然会变成超级大国。过去的几年内，在中国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目前正在全国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都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保证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典》)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重申毛泽东主义：“我们在联合国正式声明过，如果有朝一日中国要称霸，世界人民就有责任揭露我们，指责我们，并同中国人民一道来打倒称霸的中国。”(《邓小平思想年谱》)

　　【本文摘自博客思出版社2015年11月版《文革在中国历史的定位》，books5w@gmail.com ,标题略有变动】

　　作者：薛遒，北京市写作学会